正德登位不久，就特别欣赏钱宁的俊秀和武技，后者擅长风情迎合，受到特殊的宠幸，可以随便进出豹房，与皇帝同卧起，陪同游乐狎玩，甚至群奸群宿，成为最亲近的娈童班头、豹房总管，自称“皇庶子”，招摇于朝野，逐渐干涉政治，揽权纳贿。文武朝臣和亲藩大吏，对他多有逢迎依附。建立义子府后，首先赐给钱宁国姓，改称朱宁，充当义子府的首领。他广招同伙，地痞流氓，三教九流，只要合乎自己需要，便荐入义子府，成为他的死党，横行霸道，以国姓爷自居，组成具有硬实后台的邪黑团伙。他们不但都被恩赐朱姓，而且都被委任实权职位，其中的朱铎、朱福、朱安、朱清、朱秀、朱通、朱达、朱祥、朱铭、朱锐等人被传升为锦衣卫正千户；朱玺、朱文、朱聪、朱忠更被委任为卫所的镇抚。正德以为，赐给这些人最尊贵的朱姓，又升官晋位，一定能使他们怀恩报德，誓死效忠，成为自己最忠诚可靠的铁杆卫队。
但是，义子们并不这样想。首先是钱宁，他本来和正德最为亲昵暧昧，是狼狈为奸的同伙和随从，但亦因此对这个皇帝的品性和丑态有着最真切的了解，又看到臣民群情汹涌，反对的声浪日高，反侧的讯息屡有传闻，思忖皇位并不那么稳固，担心一旦出了大事，后台崩倒，自己必然会首先遭到问罪诛戮，更目睹正德爱恶不常，情绪多变，不少人朝为宠儿，暮投黑狱，也害怕自己一旦失宠，也会遭到不测的危运。因此，他总是留着心眼，准备后路。
他环视内外，认为最有实力的人是远在江西的宁王朱宸濠，亦观测到宸濠早有篡位造反的野心，认为暗通宁王是最可取的盘算。如果正德在位，就力求保住现有的宠信，享受大富大贵。一旦形势变化，就立即见机而作，引虎自卫，利用自己的关系，率领义子府的难兄难弟窝里造反，取宠于新主。几年来，他不断在御前为宸濠说好话，又将最机密的信息潜报给宸濠，还为宸濠出谋划策。宸濠也认为，钱宁是他埋藏在正德身边最有用的卧底。不时馈送金银珍宝，以为赏励，并许诺一旦建立新朝，便请他入阁拜相。正德蠢蠢不疑，一直对他保持宠信，这次御驾南征，仍然命他随行，任为左都督之职。
但是，随着宸濠就擒，机密文书悉被缴获，钱宁通敌谋反的秘密便揭开了盖子。正德在涿州收到确实情报，才知道钱宁的奸狡凶险，立即下旨将钱宁及义子府随行的干儿子们全部逮捕审讯。
钱宁事件的暴露，极大地刺激了正德隐秘的神经，引起了特别强烈的情感反应，愤怒的程度远远超过郡王寘鐇和亲王宸濠的兴兵造反。他认为，戡平这些叛王逆谋，不难得到广大臣民支持，而且倾全国之力镇压地区性的叛乱，必然能操胜算，绝无碍于皇位得失，自己反而可以借名“亲征”，攫取英武的光环。但对于钱宁谋叛，则具有另一种不可言宣的深痛。这一个长期最受信任和宠爱的首席义子，竟然是宁王的同谋，甚至甘当暗害皇帝的杀手。他想不通，钱宁为什么已被恩赐国姓，身任显职，连女婿和幼儿都被封为高官，可说阖门富贵、鸡犬俱仙，却不知感激，竟然会成为对自己鄙视和倾覆的奸细？他更想不通，皇皇国姓，竟然起不到一点收买的作用，朱氏皇姓难道就一钱不值吗？
审讯义子府随征各人的口供，更令正德痛心疾首。他亲自审讯朱铎、朱福等人。据这些人供称，钱宁早就串通好，要他们做好准备，等待时机一到，就和逼近北京的宸濠叛军内应外合，控制住豹房，制止正德匿藏或者逃亡，将他挟制，胁迫他下逊位诏书。必要时，还可以借乱兵之际，将他一刀了结。
朱铎还供称：“钱宁还多次对义子们说，如果不是因为这个人身居皇位，不是为了利用他的权势，谁愿意窜秧儿变为姓朱的人，给他当干儿子？我们各有祖宗血脉，有世代留下的姓氏，只要等到瘟皇倒台，就奏准新主子，解散义子府，各自认祖归宗，扔掉那个臭根儿的朱字！”
正德气得全身颤抖，骂道：“你们真是忘恩负义，贼胆包天！钱宁更是长在朕身上的疔毒恶疮，贴身的豺狼毒蛇，朕一定要揭他的皮，将他零剁细剐，碎尸万段，才解心头之恨！”
为了留着钱宁和这些“逆子”，等到在南北两京举行受俘祝捷盛典时才开刀示众。正德又命将钦赐给朱姓的一干人犯，都披戴大枷重镣，押随大军之后，每到一地，就牢锁在当地监狱，让他们受尽痛苦才就死。
从涿州往保定的路途上，正德一方面盛怒不息，痛心于被出卖被侮辱；另一方面，又寒心于众叛亲离的状况，连亲自收养的义子们都是埋伏在身边的杀手，义子府变成逆子府，还有什么人可以信赖依靠？皇驾安全还有什么保障？危机重重，正德的内心变得脆弱而焦虑。
他坐在金辇上，一直心绪不定，神思恍惚，忽然听到一个女人大声吆喝：“你这头瘟猪哪里跑？咱一定剥了你的皮，宰你喂狗！”
正德震惊，认为“瘟猪”实指“瘟朱”，这还了得，怒命：“什么人胆敢在御前咆哮，污蔑国姓，加害于朕？速速拿来，待联亲自审讯！”
侍卫们毫不费力就将这个老婆子扭捉前来，还将她执的一把扫帚作为“凶器”，送到金辇之前。
老妇吓得魂飞魄散，她也不知道审问她的是皇帝本人，只是哀求：“大老爷饶命，民妇从未犯法，是地道的良民！”
正德厉声问她：“你连声喝骂‘瘟朱’，岂不知朱字是当朝国姓？你冲撞御驾，又声言要杀朕，是什么道理？从实招来！”
老妇人更是大惊失色。原来她是居住在驿道旁的农民，当地农户蓄养猪只，大都采取放饲的办法，让猪在近旁野地采食野果野菜。这一天，不知哪一家的猪竟撞破篱笆，闯进她的菜园，将萝卜白菜乱拱乱咬，妇人气恼，操持一把扫帚出来驱赶。猪只逃命奔突，竟冲过了御道，老女人不敢冲撞队伍，便停歇在道旁持帚吆骂。
“你知道朱字是国姓吗？你怎么敢污蔑是‘瘟朱’？”正德怒问。
老妇惶恐回答：“民妇无知，咱骂的是一头闯进来祸害我家菜园的野猪，绝对不敢谩骂国姓。”
正德蓦然想到，猪、朱同音异字，此猪非彼朱。他还算明白，未再追究，只命侍卫将她责骂放走了事。
驾临保定，对于北直隶巡抚和保定地方官预先准备的奢华行宫和诸多供应并不在意，一心只是忖度猪和朱的同异，及对运道祸福的重大关联。不由得越想越疑，越疑越怕，认定是亟待处置的大事。
他还认为，这对于本人还特别具有切身利害。因为他出生在祖父朱见深在位时的成化丁酉十三年，按生肖计算，当年正是猪年，由此认定，一切养猪、杀猪、吃猪都是有碍本命人的吉凶祸福，不能不严加禁止。
其次，朱、猪二字同音，社会上总是将用牛耕田、用马供役、以羊为吉祥，认为是固常，只有对猪，向来不过是作为育肥供宰的畜物，总是使用诸如猪猡、贱豕、蠢猪、瘟猪等卑贱的称呼来叫唤，这样的孳畜，岂能和最尊贵的朱字混同？
最重要的还在于近期的政局发展，以钱宁为首随朱姓的义子们居然合议谋反，真是猪狗不若，给他带来极大的刺激。朱字岂容他们作践？
正德在保定行宫内深夜不眠，蓦然起卧，亲手动笔，以钧差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后军都督太师镇国公朱寿的名义，向全国下达了一件实为御诏的钧帖：“照得养豕宰猪，固寻常通事，但当爵本命，又姓氏字异音同，况食之随生疮疾，宜当禁革。为此通谕地方，除牛羊等不禁外，即将豕牲不许喂养及易卖宰杀。如若故违，本犯并家房老小，发极边永远充军。”
这是一篇愚昧无知、滑稽可笑的诏谕，却被强制施行于全国。远近流传，人心惶骇，造成了极大的震荡和祸害。
广大地区的农户都将饲养猪只作为生计的一部分，而且也供作日用饮食和年节吉庆必备的祭祀品。一旦奉诏禁养，十日之间，各地居民畏避极边充军的重罪，有的便将本户饲养的猪只宰杀贱卖，更有的竟将小猪掘地活埋，城乡秩序大为紊乱。甚至按照朝廷原来的礼典，凡祭祀历代先帝和孔孟圣人，例必供奉牛、羊、猪“三牲”敬礼。现在禁猪，只好将“三牲”改为“两牲”。北京内阁的杨廷和与随驾在旁的梁储、蒋冕等人，都一再谏阻，甚至指出，这样做不但会影响千万户生计，而且流传于天下，恐们会被后世视为笑料。但是，正德总不能解开心中死结，一直南行到达扬州，仍然固执重颁禁猪之命。
八月下旬，正德率领大军驻在涿州时，便接到了报捷军书，知道江西之乱已告平定，罪魁宸濠也已就擒，梁储、蒋冕等大臣一一再陈奏，说亲征已无必要，请求即日回銮北京。这显然违背正德借机下江南的本意，因此对他们的意见坚决驳回，声称余党未除，南征的使命还未结束，要继续进行征伐。但另一方面，正德既已洞悉宸濠之党已经就擒，无须急促行军，正好慢悠悠地行进，边行边玩乐，从涿州往保定就走了三天。
保定是北直隶的大邑重地，巡抚都御史伍符和大小官员为皇帝驾临早作了充分准备，建立了辉煌的行宫，并设盛宴行酒。当时正德正处在为钱宁等的叛变盛怒未息、怏怏不乐的情绪当中，便拿伍符开涮，发泄自己的烦乱。他知道伍符等人有酒量，就要和他抓阄比输赢，输者喝酒。伍符偶然赢阄，惹得正德大不高兴，发脾气将手中的阄子扔到地下，叫伍符下阶捡拾。伍符当然知机，以后每抓到阄就自报是输家，连声称颂皇上洪福齐天，甘喝罚酒。这样才稍为淡化了正德心中的憋闷，觉得舒坦了一些。
由于已逮捕了钱宁一伙，又想出了折磨痛惩他们的办法，又因为颁布发了禁猪诏，还是赢得到一些慰藉和胜利感，正德便发令离开保定，继续南下，走了五六天，到达山东临清。临清虽然是南北商货汇集之处，是一个水陆码头，但终究只是一个中等城邑，没有太多玩乐之处。奇怪的是，正德却严令大军停步，在这里留驻了二十多天。
原来他沉迷于对刘良女的畸形情爱，为了表达殷勤体贴，竟做出一件完全背离常理体制的风流艳事，留下了一桩绝无仅有的千古笑谈。
自从在太原晋王府夺取到刘良女，不论在西北边塞还是在北京豹房，正德总是偕她同行，把她看作最亲密的伴侣。他虽然仍然纵情声色，不断奸占各种类型的女人，但对这些受害女子，不过当成发泄变态淫欲的用品，霸奸之后便驱赶出去，或者着家属备价领回，从不放在心上。他甚至在霸占了别的女人之后，还赶快回到良女身边，与她依偎缠绵。
此次兴师南征之初，正德原来估计总会遭遇到一些战争，怕一时照顾不便，嘱咐良女移住北京近郊通州张家湾的行宫待命。他告诉良女：“一等形势稳定，朕就会派人来接你前来，和朕同下江南，饱览江浙名胜。”
“不知道要派什么人来，臣妾才能确认是皇上钦派的信使呢？”良女问。
正德思考了一下，答道：“你说得也是。宁王诡计多端，不择手段，毒辣已极，也可能已经侦察到你是朕最关爱的人，说不定会派人来诈骗绑票，用来要挟朕的。”
他突然看到良女发髻上斜插着一根金簪，计上心来，一手拔下，说：“这样吧，朕派来接你的人必须拿着这根金簪为证，这是唯一的信物。你只有见到金簪，才可以放心随他而来。如果来人没带金簪，切不可受诓随行。”边说边将金簪放在贴身口袋，体贴地说：“你可以放心了吧？朕会尽快派人来接你的。”
正德兴师出京，骑马过了卢沟桥，才换乘金辇。但还在道上，尚未到达涿州，便怅然发觉衣袋里的金簪竟然失落了。他大吃一惊，回忆起是在策马过卢沟桥时，一时兴起，曾纵马疾驰，直到汗流浃背，衣履紊乱，才停鞍下马，金簪很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丢失的。在他心目中，这根金簪无比贵重，因为体念着对良女的笃情挚爱，是绝对丢不得的。他也不管行军秩序，下命全军停步，吩咐几十个内侍立即返回卢沟桥沿途仔细检索，掘地三尺也要把金簪找回来。但实如大海捞针。内侍们奏报查找无着，受到一顿申斥鞭打，责令再找。内侍们只好折回，不敢放过分寸之地，不论高阜低洼、大道曲径，寻觅过每个孔隙，筛验过每颗泥沙，但还是无法寻觅到这一根具有神奇价值的金簪，只好再据实回奏，再被打得皮开肉绽。正德本人在离开保定前往临清的道上，也一直悒郁不乐。
到达保定之后，他派一个近身内侍赶回张家湾，向刘良女说明已经丢失了金簪，请她随同来人径往临清会合。但良女仍然坚定信守正德的叮嘱，必要见到金簪才敢动身。内侍无奈，只好赶赴临清向正德奏报。
这一下，却真让正德焦灼了。他惦念良女，不能想象远离良女而能够惬意南游。他苦苦思索，像着了魔一样，断然决定要亲自迎接良女同来。他密令立即准备好一艘轻便快船，要连夜沿运河北上，在张家湾和良女相会，偕同南下。
他只带一个内侍，登上快船，嘱命船夫日夜兼程，尽快到达张家湾。可惜碰到了顶风逆浪，急催紧赶，还是无法张帆快驶。一直到第六天，才航行了四百余里水程，傍晚终于到达张家湾码头。他心急火燎地赶到行宫，见良女正静坐上房，不禁激情涌动，一把搂抱住她，声音颤抖着说：“良良，朕来接你了！朕亲自乘快船来接你了！”
良女见他衣履不整，未戴冠冕，既兴奋又疲惫已极的狼狈样子，又惊惶又感动，哽咽道：“皇上龙体尊贵，岂可为贱妾微躯乘船远来，万一有什么闪失，臣妾即使碎尸万段、化为灰烬也担当不起啊！”又解释道：“臣妾不敢违背皇上临行的嘱咐，必得见到金簪才能动身，想不到反累皇上圣心焦急，又冒着风浪辛劳，亲自回到张家湾。臣妾万万承受不起，真是罪孽深重啊！”
正德并无丝毫见怪，说道：“这是朕的失误，那天纵马奔驰，没有妥善保存好信物，你未见金簪不肯轻率而行，是应该的。何罪之有？”
次日曙明，北直隶的抚按、北京府尹和卫所镇抚等文武百官，都闻知皇帝已驾回张家湾，赶忙到行宫门外，叩请圣安。巡抚伍符本来就是一个老滑官僚，深知皇上秉性，又知道刘良女具有非同寻常的地位，便大声加上一句：“恭候刘娘娘金安！”请内侍务必转奏上去。他遂被准晋见，看到正德面有喜色，心里的石头放下来，小心请示皇上的行止。
正德并无多话，只是说要立即偕同刘良女沿运河返回临清。伍符等遵命，连忙备好一艘轻快龙舟，配备了随行的护卫船只和侍从人员，当晚启航。
这一次由北而东南的航行，却是顺风顺水，河清江晏，波涛平静，第三天便回到临清。临将靠岸，只见梁储、蒋冕和副大都督朱（江）彬等人为首，早已在江边跪接。正德点头示意，领着刘良女回行宫休息。
原来正德私自乘轻船北上，在臣工间引起过一阵混乱，丢失了皇帝，不知皇帝的行踪和意向，岂不是天大的要紧事？经向随身内侍细问，才知道皇上已经轻装北上，大伙才稍稍放心，又怕违忤了皇帝的意图，不敢通示沿河地方官布置迎候。有一个山东监察御史姓黎名相，自作聪明地说：“皇上孝思诚笃，一定是因为离京多日，想念皇太后，要赶回去侍候尽孝，真是足为全国臣民楷模啊！”
江彬、许泰等人早就洞知正德和张太后母子交恶，不通询问已经多年，近日京内外又纷有传闻，说张太后已流露出对皇上的严重不满。母子互为戒备，岂有专为这个老太婆赶回问安之理！对黎相的美言嗤之以鼻。江彬对许泰冷笑道：“黎相虽然名字曰相，但实在是不识相。他求宠躁进，却不知道拍马屁竟然拍到马腿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