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十三年七月，正德再度冲出居庸关，声言要巡幸边塞，亲征沙漠寻求决战，但事实上却是一直待在宣府、大同和太原之间，寻欢享乐。时间过得很快，不觉已到了十四年春节。这半年间，明蒙之间边防相对平静，一因蒙古内部小王子与朵颜争权内讧，没有发动大规模的南侵；二亦因正德虽然口出大言，但实际上也不敢轻敌挑战，乐于在新豹房里沉湎酒色，陶醉风月；更因为有了刘良女为伴，引为知己，结下一段畸缘，可以倾诉内心积怨，填补了不易为人察觉的惆怅和空虚。他虽然有时也驰马出游，但久了，对于三晋景物、塞北风情也觉得腻烦了。一出城圈，放眼便是硗瘠的荒原，使他意味索然，不羁之心渴望着新的刺激。
正德另有向往的，是山清水秀、美女如云、人文荟萃、花团锦簇的江南。
皇帝还未回京，决意要南巡江浙的讯息便已传遍朝野，当然又引起了一轮震动。因为从正德十三年正月开始，他屡次来往于宣府、大同、太原、陕西、榆林、延绥等处，又打了一次名为大捷实为惨败的战争，耗财伤众。他本人出巡在外，却封锁住居庸关，使得君臣隔离，朝廷中枢各部门陷于空转，几个老臣子坐困阁房，眼见乱政如麻，心急如焚，但插不上手，真正变成一个看守内阁了。大臣们反复思考，认定祸根就在于皇帝恣纵浪游，不以政务和民生为重，因此就在正德回到北京的第三天，以杨廷和为首的内阁就联衔上奏，这篇奏章言简意赅，中心内容就是一句话：“请明诏天下，自今后不复巡游。”
为了加强力度，杨廷和等还从皇家档案库里调出一件名叫《居守敕》的档案，奏进御前，吁求正德认真体会。
什么叫作《居守敕》？早在明太祖朱元璋缔建新朝之后，就逐渐认识到，要长治久安，必须奠立稳定的统治秩序，因此谆谆教诲继位的皇帝切不可轻率浪游，劳民伤财，招致政局动荡和民生不安，故此，亲笔撰写了这道《居守敕》，叮嘱子孙世世遵守。其后，明朝第四代的洪熙皇帝朱高炽、第五代的宣德皇帝朱瞻基，甚至正德的亲老子第七代的弘治皇帝，他们在位的时候，都一再奉《居守敕》为执政的圭臬，一再讲读诠释，奉守不渝。于是《居守敕》便成为历代先皇律己治国的最高守则，具有了神圣的意义。杨廷和等在正德北狩之风未罢，又扬言南巡的关键时刻，进呈这道敕文，用作“不复巡游”的依据。正德针锋相对，迅速传旨：“朕不时巡狩之意已决，御批《居守敕》其勿缴。”
一边是请“今后不复巡游”，另一边却是“不时巡狩之意已决”，迎头顶撞，已经没有调和的余地了。
正德从小就对于江南秀丽之地有着难以遏止的羡慕和向往。即使在北京或晋绥边陲，他也经常看到满城士女模仿江南衣饰的“苏样”打扮，欣赏珠围翠绕、吴侬软语的江南歌舞。更因为观览江南人士绘出的惟妙惟肖的春宫图画，更经常激起别样的情欲。南方美女的风姿绰约、娇柔窈窕，更是他急于要到当地享用的尤物。江南物华天宝，风情绮丽，土软水温，纸醉金迷，流淌着数不尽的风流韵事和美丽传说，早就铭刻在他的脑子当中。
有人对他说过一句传遍南北的谣谚：“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可见，到扬州充分享受，被看作人生最大的福气。而怂恿正德巡游江南最卖力的人，是钱宁，其中有他多方面的政治考虑。
钱宁虽然是正德御前最受宠幸之人，但他也别有机心，一是看到这个皇父放荡不羁，政治昏乱，饱受朝野诟责，隐约出现危机四伏，有猝然瓦解的征兆。他一方面极力引导正德骄奢纵欲，但又看出正德是一个扶不起的天子，在位之时还可用皇威震慑臣民，一旦驾崩，必然身败名裂，受到鞭尸追讨。而自己树大招风，一直倚恃正德的专宠，骄横跋扈，广为树敌，一旦宠衰爱弛，便会立即冷落为狗彘不若的弃物；而万一皇统见替，树倒猢狲散，为舆论不齿，众怨所归，必然会招引杀身灭族之祸。如不及早谋划，另寻出路和靠山，一日事到临头，就会噬脐莫及，不如狡兔三窟，另觅一个有可能继登大统的人物，作为候补的新主子。而现在这个新主子已经选定，并且也勾结成熟了，就是封藩在江西的宁王朱宸濠。他们之间的关系隐秘而亲密，早就有了变天夺位的近谋远略。
钱宁极力怂恿正德南巡，还有基于当前权势得失的重要考虑。那就是，要在和江彬的争宠中取得地利人和的优势。若论外兴军旅，力能控制边军，又熟悉边疆险要，自己都远不及江彬。江彬是晋绥地区的军头兼地头蛇，不论是在战阵交锋抑或在边城居停，不论在参谋军机抑或在当地寻欢导游，自己都输他一等，矮了半截，只好屈居其下。如果能成功耸动正德南巡，离开晋绥，又削减了随驾边军的数量，若能改为以京军为基本部队，就等于大大削弱了江彬垄断的地利和军力优势。更不用说，在导引冶游和征歌逐色方面，钱宁本来就是首屈一指的内行老手，必能赢得更大的欢心，夺回首宠的地位。
更为重要的是，他深知宁王朱宸濠举事夺位的计谋形迹渐露，各方面的准备已告成熟，而北京的朝臣士子们也渐有人嗅到这一惊天剧变的气息，不断提出戒备警告，要求及早扑灭，正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钱宁知道纸包不住火，更极力怂恿正德尽速驾幸南方。他建议从北京出发，先到山东的泰安，然后到徐州、扬州，再到南京，下苏州、杭州，遍赏江南名胜繁丽，更设法鼓引他驾临宁王藩地的江西，或者临近宁王势力范围的地方，以便乘势挟迫禅退皇位；必要时也可以借兵乱弑其性命，然后宣布因无皇裔，由宸濠继登大统。这样天大的阴谋，是经过仔细权衡，认真策划，然后定议并由京赣两方紧密配合行动的。钱宁发议后，特派密使送到南昌宁王藩邸，宸濠闻计大喜，一方面赶紧修表恭迓“翠华南幸”，以引诱正德自投罗网；另一方面，则选派精兵悍将密加训练，准备发动逼宫兵变，实现阴谋。他通过密使对钱宁大加奖誉，称赞他立下了缔建新朝的首功，事成之后，一定要拜爵封侯，入主中枢。
十四年二月，北京正处寒峭刺骨、滴水成冰的季节，但在豹房之内，却是热气腾腾。正德亢奋地想象南巡的欢乐，并为此做准备，大事铺张，大造声势，旌麾南指，皇上启驾在即，绝不动摇。十日之间，皇帝亲自以手敕的形式，连续给吏部、礼部和工部发出谕示。
给吏部的手敕是：“威武大将军朱寿宜加太师，镇国公，总督军务。其具仪以闻。”
这就是给自己再加了太师的尊号，并以这样的名义，执掌全部军权。
给礼部的手敕是：“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太师镇国公朱寿，今往南北两直隶、山东、泰安州等处公干，兼尊奉圣像，供献香帛，祈福安民，为国宣劳。所有文武大臣、地方官吏，一体凛遵教令，勿违。”
实际上就是正式颁布以朱寿名义统率南巡的决定。所谓南北两直隶，一指北京，称为京畿；一指陪都南京，又称为南畿。将南京列为“祈福安民”的重点，所谓南巡的范围主要着眼于江南，就显而易见了。
与此同时，又给工部下手敕：“为配合祈福盛举，着该部急修黄马快船备用。”
当然，急用的不仅是黄马快船，他还谕命户部立即解送白银三十万两，作为启程前的开支。以后，还要随时听谕，陆续输缴巨款，供应南巡过程的经费。率领南巡的头衔有了，出巡的“理由”颁布了，一切交通工具和经费也都下谕搜刮了。为了南巡，正德亲自发出手敕，内容周到，巨细无遗，是他在位十多年仅有一次的“勤政”记录。
士民对所谓南巡的抗争，不论范围和力度，都是空前的。
首先是对朱寿一再被加封尊号和加重权力，都认为是古今未见的邪门事，断难理解和接受。以礼部尚书毛澄为首的廷臣们便以质疑的口气上疏，大意是：“九州四海，只知道陛下有皇帝之号，但今日又出现了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太师、镇国公的称号，于法无据，于情不合，臣等更不知受此号者是何人，何不请出示于众，以便瞻仰尊严，恳请明示。”
这等于说，所谓朱寿其人以及他享有的奇异爵位职衔，都不过是别出心裁炮制出来的怪胎，是无法现身于天日之下的。
正德对于此类诘问，借了聋子的耳朵，既不批，又不答，置之不理。
兵部郎中黄巩、员外郎陆震等六人也忍不住。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干脆揭明真相：“陛下近日以来，忽无故自称威武大将军、镇国公，远近传闻，莫不惊骇以为怪事。夫陛下自称为公。谁则为陛下者？天下不以陛下事陛下，而以公事陛下，是天下皆公之臣而非陛下之臣。臣等窃实耻之。”
这段话痛责皇帝故弄玄虚，词锋凌厉，是对正德荒谬行径的严切谴责。
在这篇奏章中，黄巩和陆震等还对正德南巡之命进行力谏，说自决意南巡的信息传扬，南方各省的老百姓便争先携妻带子逃避，流离奔踣，敢怒而不敢言，不少人为谋生存，不得已流为盗贼。南巡实为当前的祸源乱阶，吁请正德切不可劳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财，伤百姓之心，必应停止南巡。
他们还指出，怂恿皇帝南巡的人，不外是掌权争宠之人，这些人簸弄威权，贪图富贵，企图乘机谋利。其中又点出了江彬、钱宁二人的名字，直斥此二人最是恶迹昭彰，俱有应诛之罪，要求正德大振朝纲，立置江、钱于法，以为奸邪小人导乱之戒。
这份奏章戳中了正德的痛处，当然引起雷霆盛怒。但更意料不到，黄、陆等发出的重话仅是开端，此后，逆鳞之言相继涌出，谏阻南巡、指摘昏聩乱政的活动竟在更大范围和深度广泛展开。
反对南巡乱命的人群，以在京各部、府的中青年官员和在翰林院、国子监等文教部门工作和进修的青年士子为主，向来不直接干涉政事的武职和杂职官弁也被卷进热潮当中。在京畿之地、帝辇之间、豹房之前，在皇帝眼皮之下，居然连续出现了大规模的集会，这些在不同衙门当差或读书的人物，竟然不约而来，有些人手捧疏文，长跪伏阙以死谏；更多的人则是三五成群相聚交谈，针对君聩世乱来日大难的危局，顾不上身份和禁阻，无不是义形于色，难以遏制担忧和愤慨，一吐为快。个别士子激情难禁，当众讲演，影射君王无道，说到悲愤之处，泪如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