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大战果然开始了。
蒙古首领鞑靼小王子亲率骑兵冲入长城杀虎口外的玉门卫，突破了边墙要冲，他的战略意图是要循此东下，直逼大同，进窥太原，占领整个晋中平原。
面临战讯，正德并没有惊惶慌乱，他“喜以雄略自见”，正急于乘此战局施展自己的军事指挥才能。立即升帐，作了迎战的部署：他估计蒙兵东进必首攻大同，故此决定以大同作为中心安排战阵，命令大同总兵官王勋、副总兵官张铭、游击孙镇以重兵严守大同城池，再以辽东参将萧琼驻守外围的聚落堡以为策应；大同东北的天成卫处在前哨地位，则由宣府游击时春驻守；大同西北的阳和，自古以来就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战场，严令副总兵陶杰、参将杨玉，延绥参将杭雄等驻守；大同西南至偏头关一线的平虏卫，指令由副总兵朱銮驻守；平虏卫西北长城脚下的威远卫，则由游击周政驻守。
这样以守势为主，围绕大同城布成口袋，大体上是按照江彬所说的铁桶阵部署，根据军事需要安排不同级别的战将和军队驻守接战，自以为周密稳当。再加以正德使用朱寿名义，挟皇威征集精兵强将和粮秣军器备战，自信必能一战功成。
但问题是，明军各部从各镇调来，摆开一字长蛇阵势，主客军队之间缺乏必要的联系配合，一切战守都要听从威武大将军的钧帖指示，而钧帖却往往未能切合战况的紧急变动；加以小王子老于战阵，洞知正德部署的谋略，绝不肯陷入袋形阵势之中。蒙兵冲入玉门卫之后，立即分道南下，一举打乱了明军的布阵。正德只好急令原来派驻大同的守将王勋、张铭、陈钰、孙镇等率所部抗御；再令时春、萧琼等赴援。但王勋等前锋在绣女村接近蒙古兵，正要接战，但蒙古兵却又扔开明军，南循应州而去。明军只好尾随其后，直追到应州城北五里处才得和蒙古兵交战，战况激烈。蒙古兵先行到达应州城郊，占据有利阵地，便以逸待劳，截击明军，而明军狼狈奔袭，喘息未定，便要投入战斗，这一来，在大同布置的铁桶阵等如空设，更由于守桶各部队都被迫调赴应州，桶底桶壁自行崩解。狼狈移师应州，又猝然交战，主客之势已易，优势转为劣势，处在被动挨打的地位。王勋等部反被蒙古军重兵包围，伤亡惨重，苦战才得突围，退入应州城内。
正德在阳和惊闻败讯，毫无畏怯，决定亲自率领太监张永、魏彬以及江彬、钱宁等人，带着禁卫军壮武营精锐倾全力来援，在应州城外与蒙古兵遭遇。正德身披战袍，黄旗紫盖，高擎威武大将军的高牙大纛，乘马阵前，不避弓矢以督战。明军将士见御驾亲临战阵，受到鼓舞，一时斗志旺盛，愿意殊死作战。但另一方面，蒙古军看到在对方阵上嘶喊指挥的，竟是明朝的皇帝，就像发现了最大的猎物，雀跃振奋。小王子挥鞭直指，连下口谕：“有生擒中原皇帝的，奖给人户三千、牲畜万头，赐给‘霸都’勇号！”重赏之下，蒙古劲旅更加奋力厮杀，骑兵连番冲刺，而且都扑向正德所在的方位，战况空前酷烈。几番交锋，明军挡不住蒙古铁骑的凌厉攻击，只能勉强抗御，失去了反击的力量，边战边退。正德和张永、江彬、钱宁等也只好撤退到应州北郊一座小山丘上，临时扎下御营，命令京边各军和禁卫部队负隅死守，将希望寄托在应州的守军来援，几次发射号箭，急令应州守军立即出援，实现内外夹击蒙军以解围。但是王勋等部虽然三度出城，但都被蒙古伏兵截击，被迫退回城内，无法和御营会合。困守在土丘上的正德君臣，只能依靠禁卫部队死力坚守，蒙古军才一时未能攻入。
入夜，正德和近臣们只好露宿在土丘之上。
第二天曙明，蒙古兵大军发起猛攻，为了配合骑兵冲刺，更施用了大量的火毬火箭，密集射击。土丘上几处起火，攻防战从清早激战到傍晚。蒙古兵逐步逼近，顺风纵火，杀声四起，齐声号嚷：“抓住蛮子皇帝，要留活口，不要让他跑了！”
正德退上土丘，保持镇定，颇有临危不惧的气概，步上前沿眺望督战。冒着矢箭如雨，再加上火攻，眼看难以守住土丘，不觉愤怒到极点，嘴唇咬出两道血印。他虽然也内心恐惧，害怕兵败被俘，更怕丧生于边塞，但仍然不露声色，愤然将刻绣有龙纹标记的头盔掷落在地，披发仗剑，吼道：“胜败兵家常事，有什么了不起！豹死留皮，人死留名，朕今天豁出去了，宁可死在阵前，决不让鞑子生俘。传话给小王子，有胆和朕单枪匹马对决吗？”
张永和魏彬知道这不过是撒泼的胡话，解不了被困之局，战况紧迫，也无暇和他搭话，只是让侍卫硬将他拖入低洼之处，好暂时躲开烽火。他们急切思量的，是怎样才能将这个好勇而狂妄，骄傲不肯认输，近似失常的皇帝救出险境。
正当此时，天际突然起了特大风沙，天色晦暗，伸手难见五指，视线模糊，明蒙两军在穿插格斗中时有混淆，辨认不清。张永和江彬等猛然醒悟，此正是突围逃生的最好时机。他们也不等奏准，便动手代正德脱卸下绛黄色龙袍，改穿军兵服装，又硬搀扶上马，由江彬率领禁卫军三百快刀手领头冲下土丘，君臣一行紧随在后，对面前挡路的，也不管是敌是我，一概挥刀猛斩，终于打开了血路。正德也是心惊胆跳，知道保命要紧，不敢再犟着性子，只好混在队伍之中，低头缩脖，策马而逃，朝着朔州方向急奔。蒙古军发觉中计，已经追赶不及。
这一仗，在战前经过充分征集军马钱粮，又用威武大将军朱寿的名义亲自调兵遣将，直接指挥部署，正德本以为必能一战功成，炫耀皇威，想不到却是一败涂地。将士死伤狼藉，辎重尽失，侥幸得到天公照顾，借风沙掩护才算捡回性命。明朝的史官不敢据实记载，只是在书上含蓄地说是“乘舆几陷”，给后代留下了想象的空间。
但是，这是正德绝不能承认的。
奔逃到朔州城郊，喘息方定，知道蒙古兵未有追来，正德才算放心，却是灰头土脸，痛惜丢掉皇威，气焰难平。入城之后，张永等请正德就地歇息，朔州知州也恭奉车马饮食。座中，张永将危急中不得不安排突围的过程奏报，本以为一力拯危出险，是立了大功。想不到正德未等奏毕，便脸色一沉，放下盅箸，大声呵斥：“都怪汝等庸懦之辈，无勇无谋，只眼见敌人一时猖獗便惊骇瘫软，就想仓皇退却，奔溃逃生，不知道气可鼓而不可泄。朕退守土丘，正是为了占据有利地形，用奇兵出击，本来胜算在握，实在无须突围溃逃的。此事未经奏准，便弃守阵地，挟搀朕躬转进朔州，谁出的主意？是要追究罪责的！”
这番奇论大大出乎张永等的意外，还是钱宁知机，忙说：“皇上神算，智谋深远，绝不是臣下等所能测度的。这一次突围，有损国威，有失战机，儿子未有劝阻在先，而又追随其后，不识宏谋大计，实在辜负了皇父的教诲。儿子羞愧莫名，甘愿请罪。”
边说，边跪下叩首。张永、魏彬，连同江彬等虽然想不开，也只好跪下请罪。
正德总算挽回了面子，也不再提追究的话了。
在朔州城休整了两天，气氛似乎已经平静下来了。
但是，正德心里却升腾着战败的屈辱，这是他从未想到、也是最不能接受的结果。他绝不愿背负覆军丧师的污名，不肯坦承狼狈溃逃的事实。他在行宫里徘徊，有时昏昏欲睡，有时恼羞成怒，虽然苦思冥想，但还是未想到对应州败战的合适解说。几个倒霉的内侍不知就里，如常进茶伺候，却被他找碴儿痛责，鞭打罚跪。
但想不到负责记注战报的兵部郎中却不知好歹，送上了一份记录战果的奏报。
这份奏报写道，在这一次应州大战中，共斩获蒙古兵脑壳十六颗，而明军阵亡的却有五十二人，重伤五百六十三人，战马损失八百二十匹，刀枪甲胄几乎尽失，等等。
本来，这些数字已经是大大打了折扣的，仅是为了核算和报销用的官式账目。但万万想不到，正德看到这份奏报，竟然像触了电一样，大发雷霆。他将奏报扔在桌上，连说“岂有此理！岂有此理！”随又传谕，着随驾的文官武将集合前来，听候训斥。朝官和内宦，以及各军各镇的将领等闻谕急促前来，看到皇帝脸容发青，盛怒形于颜色，都诚惶诚恐，莫测吉凶，低头屏息，静候发落。
正德怒视座前群臣，心中对他们也真有气，正是这批无能的窝囊货，没有体现朕的韬略战术，未能奔突战阵，奇兵出击，才会招来应州大败，责任全在这一伙奴才身上，却使朕躬蒙羞。看到这些人丧气无奈的样子，恨不得将他们逐一痛杖。
好一会儿，他才开腔说：“兵部郎中送上的战果数目，你们都看到了吗？”
谁也不敢应声。
正德又厉声质问：“这样的数目，是你们提供的材料吗？我军斩杀的虏寇成千上万，怎么只算砍下来的脑壳仅有十六颗，这不是成心长敌人的威风吗？”又追问：“我军怎么有这样巨大的伤亡和损失？是哪一镇哪一军报上来的？说！”
京边各军的将领面面相觑，都耷拉着脑袋，不敢答话。
正德终于说：“自古以来，整肃军令，只见有讳败为胜的，未见有讳胜为败的。畏敌如虎，还为虎添翼，你们安的什么心眼？”
锣鼓听音。正德这话再明白不过了。原来他是要将应州之战说成是缔立了大武功，取得了莫大战绩的胜利。
宦官、朝臣和将领们都挖空心思，思索该怎样妥当回应正德的问话，该怎样转换思路。首先接过话来，着重在军事攻防战守各方面论说正德的见解英明正确，既切合战况实情又具有烁古震今的神机卓见的，是江彬。
江彬此人出身边军世家，半生在军旅中厮混，表面上是一个久厕行伍的军汉，粗率好勇的武夫；但他其实心地刁诈，颇有机谋，由于长期与军内外上中层官吏缙绅密切交接，揣摩到其中错综复杂的微妙关系，并且认真估量其中的合纵连环关系和存在的把柄，知道及时操纵利用，居然屡试屡中，先后攫取到大利益，因此才能从一个低级军官迅速擢升为延绥一镇的统领。以后又因缘际会，极力迎合正德皇帝的癖好，受到破格宠用。他擅长观风改色，随机应变。在这次失败的战役中，他在战前参与谋划，诸如安排铁桶阵之类的馊主意都是由他建议的，其后又被迫尾随蒙古军，在应州鲁莽接战，几乎全军覆没，理应有难辞的罪责。作为败军之将，他内心忐忑不安，担心要被追究，受到军法惩办。但在当天，却意外地听到正德将应州的溃败说成是大胜仗，不但胸中石头即时落地，而且还可以跟风捞功，遂大喜过望。
他决定为正德颠倒黑白、圆谎摆好，不但要卖力把这些谎言论证为确凿无疑的事实，而且还要从军事角度提供所谓兵法和战例作为依据。
正德也担心过于强词夺理，深怕难以令人信服，有意观察众臣下的反应。众人还未来得及转辙，独有江彬神光焕发、气宇轩昂地大步跨出队列，躬身抱拳，抢先说话：“末将聆听皇上对此次战事的英明判断，真是沦肌浃髓，茅塞顿开。回溯此次大捷，皇师驰骋于晋北大地，聚歼北虏强敌于应州。实拜皇上洞瞩机先、神机妙算之赐。
“据末将所知，皇上早在战前即有周密的战略部署，设大同铁桶阵为疑兵，慑压住北虏，不敢进犯大同一线，从而确保大同要塞免于兵燹，此所谓保其险固，兵不血刃而却敌也。之后，皇上又选定应州作为会战之场，诱使小王子倾众而来就歼，此又所谓兵不厌诈，示敌以隙，然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神兵天降，终于大获全胜。之所以能取得这样震古烁今的武功，为我大明中兴作出典范，都是由于我皇上胸怀甲兵，韬略运筹于一心，用兵如神的缘故，这绝不是我等庸钝将兵所能窥测的。”
江彬极力拔高调门，使在座的文武官佐，包括张永、魏彬等老宦官在内，都觉得骇人听闻，亏他能脸不红、气不喘，刹那间就能够编造出这样一番诡论。大家虽对江彬怀有鄙视嫉忌之意，但还是叹服他的知机敏捷。他们都留意正德的态度，只见正德脸有喜色，听得津津有味，不断点头称许，知道江彬又押中了宝。
钱宁看到江彬得彩，深怕落在对手之后，也要炮制出一番既不捡拾江彬余唾，又能恰惬君心的言论。他有条不紊地说：“臣儿在这次大战役当中，一直紧随圣驾鞍前马后，亲眼目睹皇父英姿焕发，奋发蹈厉，指挥若定，终于取得大捷。尤其是皇父能当机立断，督率三军转战应州，挺身鏖战阵前，不惜亲冒矢石。土丘之上，掷盔仗剑激励将士，挺身前沿，直指小王子，迫使北虏头领战栗惶恐，不战而退。这真是自古圣帝贤王所未有，试问前此朝代，哪一个帝王能追企万一？在重创了北虏来犯之敌后，皇上又决策不再恋战，统率全军移师朔州，声东击西，避实就虚，完全符合古兵书所说的绝地无留，出敌不意，进锐退速，因敌而制胜的教言，彻底摧败了小王子的奸谋，使其只好溃逃北遁。这样的辉煌战例，必应铭勒在国史之上，让子孙万代永存钦敬。”
钱宁说得头头是道，极尽颠倒黑白之能事，却能洞透正德的心窃，等如再给这个轻浮虚荣的皇帝注入一剂强心药，使他昏昏自醉。正德之所以断言在应州打了胜仗，初意不过是用来压服议论，维持皇威尊严，说白了就是要保住面子。想不到江彬和钱宁这两个爱将宠臣，居然能言善道地编造出大量的所谓事实和大篇道理，有理有据地充实了自己的论断，使他似幻还真，相信自己的谎言原来是真情实事。
江彬和钱宁却绝不会相信自己编造的弥天大谎，不过是将这些话当作应景表演的台词，是为了迎合皇帝狂悖好胜、贪慕不世之功的心理。但是，这样以谎言论证谎言的荒唐事，却收到了极其美妙的效果，立即得到正德的嘉纳和称许，不觉窃窃自喜。卑鄙者总是以其卑鄙作为最实用的伎俩的。
正德得意忘形地转眼看了一下恭立在侧的老宦官张永和魏彬，心想，这两个老陈人也该助助兴，说点中听的话啊！
张永和魏彬二人的身份很不平常，他们早在二十多年前，便被派任陪护皇太子朱厚照的近身太监，而且都是以刘瑾为首的“八虎”之一，其后因为权力冲突和刘瑾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先后从“八虎”中分化出来。特别是张永，还因为同杨一清合谋诛灭了刘瑾，立有大功。虽然是一个宦官，但却经受过政治斗争的急风骤雨，见过大世面，常以匡扶社稷的大功臣自居。张永和魏彬自恃资历，本来就瞧不起江彬这样的军汉，更鄙视作为娈童班头的钱宁，也听得出他们的话无非都是巧滑的谄谀之词，是当不了真的；当然，也知道当前绝不是败皇帝兴的时候，更不是揭发江钱之短的合适时机，在这样的气氛下，还不能不作些表态和附和，称誉皇上的圣武神功。
张永略加思索，委婉说道：“这一次大捷功成，当然是皇上的神算，但也由于天遂人愿，天公作美。当我军决计突围的关键时刻，竟然天神庇护，风神鼓噪，天兵天将助阵，及时扬起连天蔽日的特大沙尘暴，掩护我军冲刺，保障了平安，亦使小王子等逆天犯顺之徒不辨东西，莫名方向，受到天人惩谴，落荒而逃。老奴忖量，这绝不是偶然的事，实在是蒙恩于上天感应，受到列祖诸宗的庇佑，说明皇上洪福齐天。古语有云：‘顺天应人，福履绵长，违逆天命，必为祸阶。’可见天道亦是民意，天心实在是人心。老奴切望皇上承天纳福，永葆吉祥！”
张永娓娓道来，入情入理，也颇见态度诚挚，正德并未听出他话中有话，也不断点头嘉许。只有钱宁觉察到张永言词中实有未白之意，其中隐藏玄机，实在是暗指俺等不是诚信的正人，心中暗骂：“这条老阉狗忒恶毒，竟敢暗箭伤人，对这些老瘟神还是不得不防。看来不论在外朝还是内廷，要和俺等作对的人物还真有不少呢！这些老狗不知量力，还未领教俺的厉害呢！”
正德君臣在朔州连日议论，取得了在应州会战中大获全胜的共识。正德本人更是心情酣畅、兴致勃勃，急着要将此次特大战功传播全国，激发出朝野震撼的效果，表明自己不但能够力摧强敌，成功保卫边陲，具有万夫不当之勇，是带头搴旗斩将，力能拔山扛鼎的神将；更是智勇双全、计无遗策、料敌必胜，胜过姜太公和诸葛亮的智慧元戎。皇帝而兼大将军，御驾而挂帅印，智勇双全，神人共佑，古今岂有第二？为了将虚构的胜利说成货真价实的大捷，让臣民信服和钦仰，他煞费苦心，作了周密的安排：首先谕命江彬，在败兵中精选五百人，重新整编操练，发给特制的华美服色和精良武器，配备骁骑骏马、鲜亮旌麾，装扮齐全，作为得胜雄师的样板，兼任侍从御驾班师回朝的警卫，务必军容壮盛，炫耀威仪。另一方面，他又急命钱宁偕同魏彬立即回京，传谕给内阁，特别直接指令兵、礼二部，必要遵照旨意，举行一系列盛大迎驾祝捷和庆功活动。
他从朔州转道宣府，在宣府过了正德十三年的春节，在正月上旬率领随驾将兵，浩浩荡荡地打道回京。
抵达北京之前，礼部派员来宣府奏告了预定的迎驾仪式，无非是在德胜门外矗立杏黄色大龙旗，京军官兵肃立列队，陈列香案牲帛，祭天焚香，众大臣按序跪迎，并且通知在京的官员人等届时穿戴朝服恭候迎谒，这是按照国家典礼进行的安排。但想不到，正德听后大发脾气，认为这样安排不够隆重，未能体会旨意，未能表现出皇帝师行绝域、用兵歼寇的丰功伟烈。他别出心裁，紧急传旨，命所有出迎的文武官员一律改穿特制的军装，不但原来习惯穿戴方心曲领赤罗裳乌纱帽的文官要大改其装，甚至连原来穿戴武官常服的军人，也一律要脱卸原来的冠冕，改用新款式，叫作“曳撒大帽鸾带服色”。所谓“曳撒”，是当时官员出差办事时的一种行役官服，意在表示，为了庆祝大捷，在京的文武官员也必须改变常规，要带有行军的色彩。为了改装易服，又下谕赐给为数达五千四百人的五品以上文武官员每人大红丝绸罗纱各一匹，用来制作袍服，还规定，一品官必须在袍上绣有斗牛标志，二品飞鱼，三品蟒，四品麒麟，五、六、七品虎彪。为了赶在凯旋典礼时服用，更严限必须在三天之内缝制好，如有逾限，未能穿着这样的大帽红袍的古怪服装出迎圣驾的，一律革官入狱。试问，北京城里有限的裁缝工匠，焉能在三日夜间缝制成五千多件袍服？官员们迫于无奈，只好由家中的妻女连夜赶工，只见宽窄长短不一，绣像歪斜倒置不等，总算在回师当日，这一大队怪模怪样的红衣队伍，能够齐集在德胜门前祝捷迎驾。
不仅在服饰方面，司礼监还联同礼部，传旨要在德胜门外搭成几十座彩帐，其中悬挂着几百副五彩贺幛，还有几千副绣有金字贺词的彩联，夹道建立在德胜门内外，内容不外乎庆贺大捷，称誉武功，但奇怪的是，所有颂扬文字，一概必须尊崇威武大将军朱寿。不得称及皇帝尊号，众官员在幛联之内列名于下，亦不得称臣，只是各自准备羊酒白金和彩币，手持红色手本称贺，完全违背了朝廷的典礼朝仪。
众官员一清早就赶到德胜门前，按照部门和职级排列好队伍，恭候皇上凯旋回京。但从凌晨站队，由朝入午再入夜，还未盼到皇驾到来。众人在寒风中饥渴瑟缩，引颈遥盼。将近午夜才看到城门外西北处，蓦地放射出光彩缤纷的礼花烟火，鼓乐之声也由远渐近，皇上总算驾临了。
只见正德神采奕奕，骑着一匹枣红骏马，头戴极品盔冠，身穿赤罗衣，玉带佩绶，腰佩龙泉宝剑，以威武大将军的幡旗开路，完全是贵爵元戎的打扮。随行的边军身披黄罩甲，驰驱战马，手执强弓硬弩、刀枪斧钺护驾，十分威武雄壮。正德顾盼自得，真真酷像一个百战功成的大将军。
群臣俯伏在德胜门道左，叩头齐呼万岁。正德也不理会，直到御帐前才下马，在帐内正位就座。内阁几个大学士首批入叩，依照祝捷礼仪，由首席大学士杨廷和举杯，次辅梁储注酒，蒋冕奉上果品，毛纪进上金花，完全按照得胜庆功的程序进行。正德兴高采烈，更未忘记自夸，作出阵前挥刀的样子，对各位大学士大吹其牛：“大胜仗得来不易呀！短兵相接，刀刃交锋，朕在榆河还亲斩一颗北虏的首级呢！”
大学士们闻言，不敢细问，叩头称贺：“皇上真是勇武无比，武技超群，臣民们都钦敬无极！”
正德摆出当之无愧的样子，接过奉上来的酒盅，扬脖干杯，哈哈大笑，然后起身出帐，上马驰入德胜门，穿过东华门宫墙，直奔豹房。
苦的是那一大群枯候一整天的文武群臣，由于天气突变，下起雨加雪，寒风凛冽，他们又冷又饿又湿，只好苦撑着，未等随驾官员走远，队列便哄然大乱，都要挣扎回家，但在黑夜中也难以找到自己的车马，只好踏着泥泞一脚低一脚高，互相搀扶着，狼狈散去。
为了尽情渲染，扩大影响，正德还亲自主持了许多活动，颁布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他罕有地出现在多年未御临的奉天殿，大会文武群臣，为的是要隆重举办大规模的祝捷仪式，颁布庆功典礼。然后，又谕命翰林院的文士们撰写纪述大捷的庆贺诗文，大力颂扬皇上的不朽功业。当天晚上又设褒荣宴会，除了文武大臣俱要参加宴会外，还特别邀集在京的各国使臣一概与宴，彻夜狂欢。再谕命礼部立即派员驰驿将大捷佳音知会各属国的国王，唯恐未及周知。
紧接着，他又命江彬布置，在奉天门前广场展览战果实物，精细挑选出一批称作是在亲征中缴获的战利品，陈列整齐，诸如蒙古兵使用的长矛砍刀、刀剑鞘套，穿着的衣裘革靴，骑兵马匹用的鞍缰，等等；还选派十几个参加过战役，而又口齿伶俐的军士现场讲解，绘声绘色地叙述一些动人心魄的英勇故事，摧锋陷阵而夺得这些战利品的艰险过程。有些官民目睹实物，又听到声容俱备动人心弦的言词，不觉半信半疑。为了更隆重，三天以后，正德又在左顺门亲自给文武群臣颁赐专门铸制的银牌，赐给一品大臣的银牌重三十两，二品、三品的重十两，额面都镂刻着“庆功”二字；赐给四品、五品官员以及都给事中的重五两，左、右给事中的重四两，一般给事中和御史重三两，牌额也镂刻有“赏功”二字。每个银牌都系有青绿色绶带，彩色簪花，在鼓乐声中，由群臣分班领赏，然后次第叩谢退出。正德以为，让官僚们都分沾到实惠和荣光，自必封了口，断了疑惑，皆大欢喜。
除了大量颁赐庆功、赏功银牌外，正德还下旨，命京边各军各镇分别提出有功将士，应该升官受赏和荫叙子弟的名单。这一来，各级将官无不高兴异常，提出本镇本军应受升赏的人员名单，又分别编造出这些人的所谓战功事例。京内外的官员闻知消息，也兴奋不已，认为这是意想不到的大喜事，是天上掉下来的官禄富贵，绝不肯失去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纷纷削尖脑袋，各找门路，各拉关系，向各镇将官请托行贿，彼此蒙哄糊弄，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于是名单就一再增长加宽，送上来的名单竟然达到五万六千四百余人，差不多是参战军兵的总数。有人认为，这是在古今战史中从未见过的大笑话，兵部议奏，请求削减受奖赏的人数，提出一个改为九千五百余人的方案。主管监察事务的六科给事中和十三道御史也看不过去，纷纷上奏，指出庞大名单中混有大量虚假冒充之徒，所谓战功都是胡编捏造的，还指出不少人是用金钱开路，才买得入选的名额。有些人本来安居在北京，酒食征逐于城邑，从未到过晋绥战地，焉有战功可言？请求加以审核革除，并处以刑罚，以昭显国法森严，不能姑息养奸。绝想不到正德却不以为然，他认为立功的越多，受赏的人越众，正可聚拢人心，受到拥戴，也证明确实打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大胜仗。他摆出宽宏惠众的姿态说：“朕这一次亲统六师，全捷而归，和一般将帅领军出讨，是大不相同的，能够得到上下一心，群协群为，是大喜事啊！只有大大奖赏，好好鼓励，才符合朕的意旨，应仍按照五万六千四百余人的数目录功颁赏。兵部和御史等识见浅陋，不识大体，所议不准。”
为了夸大应州之功，正德对于重要的得力宠臣，还要另加殊勋特赏。首先，他亲自下旨晋封都督江彬和他的副手许泰为伯爵，各食禄千石的勋位，这是仅次于公爵、威武大将军朱寿一级的显要爵位，还分领东西两厂的勇士和亲兵，赐给国姓，就是改称朱彬和朱泰，入序义子府，是有实力的重要“皇儿”。
钱宁当然也没有被忽略，其实钱宁家族的子弟侄婿等早就有了荫封，都已具有了锦衣卫的佥都督或千、百户的职衔。这一次，又将钱宁年刚六岁的幼子永安晋封为世袭锦衣卫千户，荫为右都督，赐给蟒袍玉带。于是，这个乳臭未干的六岁幼童便可以戴冠披蟒，前呼后拥，活模活样地扮演着二品高官的角色了。
正德以为，经过精心编造大捷谎言，又动用了巨量财富，普遍赏授功勋利禄，上演出连续的夸功和庆功好戏，已经成功地炒作出战无不胜的氛围，足可去真存伪，掩住下人耳目，达到非议不兴、谏劝不入，使天下臣民对“圣明天子”心悦诚服的目的了。
对于正德掩败为胜，耸动声势以表功的做法，朝野内外都有人冷眼观察，认定这样的做法，实在隐伏着莫大的祸根，必然会迸发难以弥补的灾难。
内阁大学士杨廷和、梁储、蒋冕和毛纪，虽然在迎驾典礼时举杯、注酒、进果和上金花，说一些祝颂的套话，但纯粹是依照礼仪行事。其实，他们对于正德劳师远征以及回京后大肆夸捷表功，心中都持有异议。又知正德在庆功之后，还准备再赴宣府，声言要重整甲兵，与小王子决一死战。不但要发动新战争，还要率领大队人马巡游天下。杨廷和等闻讯惊惶，瞻前顾后，对局势怀有极大的忧虑。他们虽然也收到了赐来的银牌、花红以及特赏的珍物，并且还特别增加了荫袭子侄官爵的人数和级别，但却高兴不起来，反而更加焦灼，认为危机逼迫眼前，是更大崩败的前奏。经过紧急商量，在百般无奈之中，打算先从拒领赐物着手，再引入主题，试图引起正德的警觉，能够临崖止步。为此，赶在正德再赴宣府前夕，上了一道奏章，开头即表示：“臣等蒙赐袭衣、猎品，又给花红、银牌，复破格对子侄辈增加荫袭，臣等奉职无状，受之实有愧疚。终夜思之，不胜踌躇。为恪守官常，惕励臣节，不敢邀特沛之恩，受逾格之赏，为特拜疏恳辞……”
疏文随即转入当前关系国脉民生的正事，指出，决不能单恃武功定天下，只有重视治道和文德才能致太平，还特别提出历史上的汉武帝穷兵黩武，弄到海内虚耗，晚年深自懊悔，但已经无法弥补，盼望正德能以汉武为戒。将正德比拟为汉武，当然是抬高了他，也实在不伦不类，但杨廷和等为了劝阻正德，不得已发出警告：“即今四方水旱相仍，饿殍载道，朝廷每差官赈济，犹恐不及，若复劳师费财，其何以堪！
“今有讹言传播以威武大将军名号宣布即将再兴师北伐，然后巡幸山陕、河南、山东、南北直隶之说，臣等闻言，栗栗危惧，内外人心亦转相告语，甚至扶老携幼逃避山谷……今陛下当无事之时，为有事之举，不知圣明之见，何以出此？方今邦畿远近，盗贼公行，各处灾异，奏报不绝，天变于上，人怨于下，窃恐朝廷之忧，不在边方而在腹里也。”
皇帝看到这份奏章，冷笑道：“这几个老帮壳，眼光短浅，头脑僵化，就会说些不识大体，不知轻重的老谱儿，只知败坏朕的兴致，阻障朕的宏谋，井底老蛙，还在叨叨瞎叫呢！”
如果说内阁诸老上的奏疏语气还比较含蓄，火力还不够凌厉，一些青中年的御史、给事中等人就耐不住性子了。他们认为，大撒银两功牌，大刮花红赏风，其实是越描越黑，丑上加丑。都给事中汪元锡、贵州道御史李润等十人，竟揭明真相，撩开皇上的遮羞布，将自己所得恩赐各物退回，拎送到礼部衙前，请礼部主官代为转呈，并且上了一道言简意赅的奏疏，疏中文情并茂，直捅要害：“前日颁赐赏功银牌，臣等实不敢受。窃念应州之役，杀虏人民，难以数计；六军之众，损折亦多，得失相较，实为悬绝，而君臣动色相贺。不知寇退之时，亦有此等重赏如中国作为者乎？民之拘系于北庭，南向而哭者，我君臣亦思何以救之乎？由此言之，则前项赐物，非唯臣等不敢受，抑亦不忍受矣！”
这道奏疏惹得正德大动肝火，咆哮道：“这伙狂悖之徒，不识天恩高厚，丧尽天良。他们不愿收领赏赐之物也就算了，还胆敢上言嘲弄朕躬，岂不是要反了！”
他当即谕命锦衣卫将汪元锡、李润等十人拘捕前来，重重杖责。正当暴躁发命之时，突见钱宁未经请准便冲撞入来，慌张奏报：“还有更可恶的呢！儿臣打听到，给事中刘济、御史张景蜴等多人正要上奏，揭发江彬在应州一战丧师失利，全无战功，屡违军法；而许泰一直安居京城，足迹从未到过前线，怎么竟得叙大功，受封为公爵？他们正在串联，联名要发动上百人签名联署，奏请皇上爱惜名器，立即收回对二人封爵和委领重兵的成命，并收监审办呢！”
正德怒道：“授职赐爵，是孤家用人的天职，大权独掌，是朕掌权用人的天职，哪容得这些乌鸦嘴妄加议论，更不许任何人侵犯，横逆君道，干犯大权。你即率同卫卒，将这些人全部抓来，和汪元锡等并案严办！”
但钱宁却没有应声而行，他这次急来报讯，原来是别有用心，怀有暗算之意，想抓住江彬和许泰的辫子，投井下石，借刀伤人。他静立了片刻，才说：“其实，江哥在应州作战也确有失机，而朱泰也实在未到过前方啊！”
钱宁边说边紧张观察，留心正德的反应。
正德道：“不管怎样，这些事绝不是臣子们该管的，歪风不容助长，邪气不得嚣张。更加以，朕刚面授机宜，钦命江彬、朱泰先遣到晋绥前线加紧调兵操练，随机接战，朕在日间也要驾临宣府，再举亲征。当此临敌应战之时，岂能轻率易将？将军岂可下马？”
钱宁借机献策：“据儿子所知，朝臣们对于皇父近日又要离京亲征，确有议论沸扬，人心不安。特别是御史、给事中之流，像疯狗一样，最会搜罗君上纰漏，有意造谣夸大，卖弄口舌以邀名誉。但他们哗众取宠，广受朝野瞩目，最能蛊惑人心。儿子愚意是，当前切不可坠入他们的奸计，反使这些家伙出风头，增加再次出关亲征的阻力。不如暂时不答理他们。见怪不怪，其怪自败。现下对于汪元锡、李润等一伙不逞之徒，不宜立即抓捕廷杖，免得又惹起一阵大风潮，贻误皇父出巡的大计；可以先详细记注恶迹，底下严加监控，等皇父班师之时，才将他们一律逮捕归案，新账旧账一起清算。”
正德颔首依议。
正德耐心听取钱宁的献计，从半信半疑渐转为信受，思忖当此急于出关再赴宣府前夕，正受到朝臣们又一波气势猛烈的谏阻风潮，置身在众议纷纭的困扰当中，实在没必要为急于惩处御史和给事中这些吠狗而致横生枝节。他鲁莽任性中也有间歇思虑，勉强抑制，粗中有细，虽然执意独断，但心理并不完全稳定，所有这些都是正德的性格特点，其复杂微妙处是不易被人觉察的。钱宁过人之处，就是对皇帝心理揣摩入微，并且敢于在适当时机适度挑拨利用，这是江彬等武夫远远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