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朱厚照刚登上帝位，便全部接纳了刘瑾等人的献策，以最快的速度将兵权转移到宦官手中。
还在正德的年号尚未启用之时，他就在登极的第八天（弘治十八年五月二十六日），不恤尚在热孝斩衰期间，迫不及待地匆忙下旨，敕命太监张林堂负责警戍京畿的神枪营，掌握炮铳等锐利武器；敕命太监苗逵为监军，增加兵员六千归他统领。随后，更将京军中的三千营，改由“八虎”之首的刘瑾统率，神机营由“八虎”之中的张永统率，禁军中的腾骧四卫勇士由另一虎谷大用统率；再分遣亲信太监二十四人分赴全国沿边要塞充当监枪分守守备内臣，掌握实际兵权。兵权谁属是正德初元朝议冲突的焦点。
在大幅度改变军事统帅，大力加强宦官力量的同时，正德皇帝也彻底改变了御前的警卫部署。按照传统规定，宫廷内侍不准执持兵械，不得配备战马，不得穿戴武官戎装战袍，不得披甲，不得担任朝会的仪从警卫。皇帝上朝或出行时，一切卤簿、仪仗、禁卫、殿前警备，俱由兵部车驾司负责，为此专门设置的亲军卫和兼充仪仗性质的大汉将军等官兵，也俱由兵部管辖。但是，所有这些规矩，都完全被打破了。
这样的改变给社会带来极大的震撼。正德元年元旦，是皇帝亲祀天坛、行祭天祈谷礼仪之日。这是国之大典，更是嗣位皇帝头一遭出面主持，所以在年前便由礼、兵等部奏报一切礼节仪注，太常寺、光禄寺等部门准备好一切应用的祭文祭品以及奠馔、香烛等；鸿胪寺的司仪、鸣赞等官也早就齐集伺候，顺天府的府尹在前三天便派人沿途洒水、垫土、清道。按照规定，正阳门的正门是常年关闭的，平常不允许任何官员以及黎民百姓从正门出入，只有在皇帝御驾到天坛祭天，到先农坛“亲耕”的时候，才敞开大门，供御驾出入。等到御驾回宫，大门便立即关闭。每逢这样的特殊日子，一般官员勋贵和百姓们，才能邀恩进出正门，平常只能从城楼两侧的瓮城下的门洞出入。这一天，内阁、各部、院、寺、监、五军都督府及顺天府尹等文武百官，俱于典礼开始前便纷纷出城，肃立排列在圜丘、祈谷坛前，恭候皇帝亲临主祭。京城老百姓，也有专门赶到正阳门城门内外，瞻仰皇驾威仪的。
可是，正德皇帝并没有在辰时正点出发，直到巳末午初，才见皇帝御驾的队伍从宫城南面出午门，穿越端门、承天门、大明门，朝正阳门走来。队列刚出正阳门，百姓和众官便骇然发现，今年皇帝祭天的拱卫官兵，怎么全变了样？作为前导的御前警卫大汉将军的队列，竟然都改由宦官统领；靠近御辇前后，另由约三百名内侍带刀披甲，手持刀枪剑戟，金瓜铁钺，紧随护行；“八虎”则跨乘骏马，刘瑾本人更是神气活现，指挥和统率队伍，俨然是御前总承应官。这队宦官武装的衣着打扮也不伦不类，头上仍戴着乌纱描金曲脚的内使专用帽子。身上则披着武官校尉用的，绣有诸色辟邪、宝像图徽的战裙战袄，外罩盔甲护心镜。至于“八虎”，则杂穿明黄、柳黄、姜黄蟒服，前后绣有飞鱼、斗牛等官阶标记，蟒袍玉带，类似一二品武官的公服。原来已经把禁止内臣僭妄，不许擅服黄色蟒服的规制完全置于脑后了。内侍武装极力炫耀其威武雄壮，而兵部的司官和亲军卫官兵们，则尾随在后，垂头丧气，踽踽而行。
队列经过正阳门再往南，就到了北京的商业中心，人烟稠密，大栅栏和鲜鱼口，开张着许多绸布店、吃食店、当铺，以及专做首饰贡金的作坊、黑白铁店，也是全国客商云集的地方。由于当地是皇帝主祭天地坛必经之处，所以临街铺户的东伙和居民，都有聚拢在道路两旁瞻仰皇驾出入的习惯，有些老年人甚至能从正统爷、景泰爷、成化爷、弘治爷说起，从途经的路程、仪仗的阵势，皇辇的模式，各届皇帝的仪容风采，甚至天气阴晴雨雪，等等，如数家珍。他们是世代相传的老观众，所以熟悉老典故。但是从未看到过像今天这样一支以宦官为主体的护驾队伍，不觉惊讶错愕，互相交换着疑问的眼光，到底是新皇上立了新规章，还是什么世道变了？突然有一个愣头小伙子，冲口而出一句：“怎么今年保护皇上的，都是一些没有卵子的兵将？”他这样一说，周围一阵哄然大笑。一个老者惊惶不已，急手掩盖这个小伙子的嘴巴，另手紧执他的衣领，推他转身走开。
这样的御驾亲祀天地坛队列，当然引起文武百官们的特别注意。因微见著，他们都意识到，随着新旧皇上交替，宦官的势力正在异常急速地膨胀。在这样人品淆杂的公开场合，谁也不愿多言，只好相视以目。当即草草成礼，各怀心事而退。
刘健、李东阳和谢迁都是大典的陪祀官。祀礼结束，叩送御驾还宫以后，三人不约而同地聚在一起。只听刘健一字一顿地低声吐出：“不伦不类！”稍后，他勉强抑制怒容，用低沉的声调对李、谢二人说：“虽然正当新春佳节，看来我们还要到内阁议事哩！”
内阁值房设在午门东南角，文华殿侧，是南向的小房，规模很狭窄，阁门开在西边。进门有一小牌坊，上面悬挂着历朝皇帝有关设立内阁和内阁职责权限的谕旨。经过牌坊，阁内东、西、南三面放置有凳子，不设北面的正座，据说是因为宣德皇帝曾驾临内阁，并在北面坐过，所以臣下不敢再坐。阁内有一些简易的条桌和文房用品，是准备给内阁大学士们票拟奏疏和起草诏敕等文件用的。所谓票拟，就是内阁大学士对全国文武官员上给皇帝的奏疏，先通读一遍，然后对各奏章提出的情况或问题，草拟出一个初步的处理意见，另纸附在原奏上，供皇帝审批时参考。这样的票拟，实际上就是履行对军国大政的参议权，被认为是大学士实际拥有相当于丞相职权的体现。
元月初六一早，刘、李、谢三位大学士相约来到内阁值房，他们带着满脑子的困惑和忧思，无心互贺新禧，默然进入阁门，点头为礼，相视苦笑，一时无言。
他们过去从未估计到皇上登极后会有如此肆无忌惮的变化，也没估计到“八虎”猖獗嚣张的程度。数日之内，国家兵权基本落入宦官之手，传统礼仪典章尽遭践踏，还在京畿内外普遍搜刮民田辟为皇庄，将国家主要财政来源的盐税收入尽数拨归内府，宫廷费用直线上升，比以往膨胀十倍有余。刘瑾等还直接干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政务，尚书、侍郎若不甘为傀儡，即被驱斥。他们完全没有想到，新皇帝嗣统之日，亦是与以内阁为代表的朝臣们矛盾急速激化之时。
三人就座，刘健坐东朝西，这是内阁传统的首辅专座。李东阳和谢迁分坐两旁。一阵沉默，还是谢迁先发言：“晦公和西涯先生都知道了，元旦的祀天盛典，皇上即不守斋戒之规，大年除夕，还和刘瑾等率鹰犬打猎于南郊；致祀时，又未照太常寺卜定的吉时出发，卤簿仪仗等完全不遵照《洪武礼法》安排，改由宦官主导……这样的做法，实在骇人听闻！”
李东阳补充说：“宦官们身穿黄蟒袍，腰横玉带，披甲，是完全违背《兵部规制》和《内臣守则》的。行礼时，刘瑾和张永班列在兵部尚书之后、侍郎和五军都督之前，更是无法无天。”
刘健显得特别疲惫，他半闭双目但极着意地倾听谢、李的说话。好一会儿，他睁大眼睛，痛心地说：“两位应该还记得，去年八月，皇上登极才两个月，但在宫闱和政务各方面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朝野议论沸腾。当时我们三人也是上了一道公本，由西涯执笔，是从朝纲体制的利弊立论，登载在邸报后，内外朝臣纷纷表示赞同，各部堂司官、御史、给事中等言官受到启发，纷纷响应，各陈时弊，一时众议成潮，朝野本认为必能促使皇上猛醒，他一定会幡然觉悟，改辕换辙，更新政治。想不到，皇上不但对所有谏疏全不接受，反而下谕阁臣拟旨对上奏的官员给予申斥，指为出位妄言。我们没有奉命起草，拖着不办，这件事才搁置下来的。”
谢迁似有领会，说道：“我理解晦公的用意了，这一次我们把调门放低，尽量不触恼皇上，只望能收到实效。”
刘健没有答复他。他似乎在回忆着一场虽然炽烈但终归失败的战斗，过了一会儿，语调惆怅地说：“去年八月，新君嗣位两月，内阁就上了那篇针砭时弊、猛烈指出失误的奏章，在历史上确是不多见。此事不能以成败论，它将来总会在历史上留下记录，也可为我等三人表明心迹。西涯先生，能把疏文的主要段落为我们再朗诵一次吗？”
东阳答应，他从脑海中慢慢回忆，诵出：“……陛下登极诏出，中外欢呼，想望太平。今两月矣，未闻汰冗几何，省冗费几何。诏书所载，徒为空文。此阴阳所以失调，雨旸所以不若也。如监局、仓库、城门及四方守备内臣增置数倍，朝廷养军匠费钜万计，仅足供其役使，宁可不汰？文武臣旷职偾事，虚糜廪禄者，宁可不黜？画史、工匠滥授官职者多至数百人，宁可不罢？内承运库累岁月支银数百万，初无文簿，司钥库贮钱数百万，未知有无，宁可不勾校？至如纵内苑珍禽奇兽，放遣先朝宫人，皆新政所当先，而陛下皆牵制不行，何以慰四海之望？……”
七十三岁的刘健、五十九岁的李东阳和五十二岁的谢迁，在重温四个月前联署上奏的颇具檄文性质的奏稿时，心情既兴奋又失落。他们联手主持内阁十年，力求稳定政局，深得先皇信任，也得到群人士庶的好评，被称为“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辛勤劳瘁，竭尽了心力。可以引为自慰的是，自认为读圣贤书，虽身居高位，但还能恪守敢言直谏，务求致君尧舜上的教导；令人沉痛的是，这个由他们全心辅导的君主，不但无心当尧舜，而且迷溺邪道，愈陷愈深，对于什么“宁可不汰”“宁可不黜”“宁可不罢”“宁可不勾校”等尖刻言词，却是端坐在宝座上，充耳不闻，闭目不视，竟是一概“宁可不理”。今日，刘健试图改用比较温和的、就事论事的方法以“感悟圣心”，难道真会奏效吗？
正德元年的夏秋之际极不平常。以皇帝为后台，以“八虎”为代表的宦官势力，和以内阁为中心的朝官们展开了无比激烈的、决定着全国政治走向和相关人物政治命运的全面较量。其实，这一场斗争早在新春即揭开序幕，内阁刘、李、谢三人一开始就被卷进旋涡的中心。
正月间，内阁送上有关元旦祀天大典违背礼仪规制的谏疏，虽然语调还算温和，但明眼人都看到，其锋芒直指宦官，特别是其中的“八虎”。此疏送上后毫无下文，促使刘健等逐渐认识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狂悖固执、软硬不吃的皇帝。但是，每想到顾命之重，他们便不忍心目睹沉沦，不愿意回避矛盾，不肯缄默不言，不敢卸去担子。
一天，刘健巳时入阁，昨夜失眠，稍迟入值。进入阁内，看到李东阳和谢迁正在低低细语，几案上放着一厚叠文件。
“晦公，早晨安泰！”二人起身行礼。
还礼就座后，刘健问：“两位一早入阁，有什么事要商量吗？”
两人对视了一下，谢迁回答：“昨晚我到西涯先生府上，和他商谈了半宿，有些问题正准备今早向晦公禀告……”
“愿闻其详。”
“是这样的，朝廷和外地官员上的奏疏纷至沓来，都是经过内阁转递给司礼监，由司礼监再转给皇上贴身内侍上奏的。其中不乏言词恳挚、说理有据者，披沥血诚，以谏阻皇上登极以来的种种逾规违制的行动，但是，我们担心这些奏章会被搁置，未能上达天听。”
刘健颔首：“这是完全可能的。”
李东阳接着说：“昨晚我和于乔先生商量，可否由内阁将近日录存的重要奏章副本的内容摘要，写成一份奏疏，直接送达御前，或可有助于皇上体察臣下的衷情，了解当前形势的严峻。”他用手指着几案上堆放的文件，“有关的奏疏太多了，我和于乔先生只选出了十几份。”
“但不必过滥。要挑出最突出最重要的问题，文字力求简要明了。过长了，怕皇上无耐心看；深奥了，也怕……”刘健不愿深说下去，他提出的点子，表明他是支持李、谢的想法和做法的。他缓慢地站起来，踱到摆在阁房西边的几案上，拿起其中一份录副奏疏披阅，边看边说：“是兵部尚书刘大夏上的团营实数，三大营精锐原额十五万四千二百八十七人，现在实存六万五百七十四人，已耗失了九万三千七百一十三人。一旦有警，将无足够兵力可供防御，问题够严重的了。”
谢迁干脆请刘健坐下，准备把已选中奏疏的要旨向刘、李汇报，以便共同商量取舍。他逐一推荐：“这是礼科给事中周玺等六人联名上的，其中颇有警句。疏文说：‘陛下即位以来，今日饲鹰，明日饲犬，如此不已，则酒色游观，便邪辟，凡可以役耳目变心志者将日甚焉，宁止鹰犬哉！光禄寺九月内添席七十有奇，增费五千余金，兵荒财匮，将何取办？愿修身养德，放鹰犬，止浮办，节国家之财……’
“这是吏科给事中安奎的奏章，其中言：‘……中外冗员，奔竟贿赂，大为新政之玷，请加裁汰。’
“这是户部尚书韩文在奏疏中有关盐政的谏议，他力言盐政收入是国家重要财政，今有插上‘钦赐皇盐’黄帜的巨舟遍布江河，宦官贵戚各蒙特赐盐引十万、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关卡不敢问，税款无法收，官盐无法卖，如此下去，国家财政将难以支撑。请问何以为继？
“吏部主事孙磐的奏章激切尖锐，笔锋凌厉，真是铿锵之作，指出：‘今日庶政之弊，莫甚于内臣典兵。今镇守、分守、监仓诸内臣，诛求百计，役占健卒，或抑买弦缨，或扣减马料，或猎伤战马，或私夺耕牛。恶少聚敛，武职夤缘，遇警辄驱羸卒当之，故不能决胜。及有微功，虚捷报，甚至迹未离于京师，名已登乎奏牍，没者衔冤，创者抱痛，欲兵威之振，得乎？乞尽撤沿边内臣……’”
“孙磐年轻有为，国家的希望，就在这样的人身上。”刘健插话说，“我看不必再念诵其他奏疏了，就请两位将这些奏疏的主要内容尽快归纳为几个问题，不外是皇上德行修养、国家军事政治经济危机等，而重中之重又在于必须革除内臣典兵擅政，力求早日送呈御览……但也必须考虑到，这样没有前例的做法，也可能会引起皇上雷霆之怒。”
李、谢点头：“事态至此，是无法顾及一己荣辱的了。”
稍后，李东阳放低声线，郑而重之地说：“这份综合群臣奏议的疏稿，事关重大，又多是针对当权内宦而言的，绝不能仍交文书房和通政使司转奏。”
他站起身轻轻启开阁门，向阁外四周环视，然后关上阁门，转过身来对刘健和谢迁说：“御马监太监宁瑾去年十一月曾乞免将腾骧四卫勇士交付刘瑾辈兼领，深为朝官称赞，此人正直有血性，是司礼监掌印太监兼领东厂王岳亲近的人，而王岳为人正直，和刘瑾有过节，他也谏阻过皇上不宜溺于游猎，荒废政务。看来宦官们也不是铁板一块的，必须因人因事而异，分别对待，有些人还是可以加以联络。我的想法是，由我派人请宁瑾来寒舍一叙，转请他将奏疏交给王岳当面递呈给皇上。事实上，也只有东厂太监才有权不经文书房，可以有随时单独面觐的方便。”
刘健、谢迁完全同意李东阳的意见，他们还互相叮嘱，一定要保守秘密，见机而行。散值时，三人偕同走出内阁，经过文华殿侧的夹道出宫。宫门外，三人的轿班早在等候。刘健与两位同僚揖别上轿前，迎着北京初春凛冽的寒风，仰头望着黄沙阵阵的阴霾天际，深沉地自言自语：“孝宗皇帝英灵有知，臣等绝不敢辜负陛下顾命之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