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也可以是一种成功
斩首行动瞄准的目标，是连司隶校尉李膺都动不了的汉末头号大宦官张让。
张让炙手可热，又是天下士林人人得而诛之的权宦。他深居内宫，日常出入都采取了最高的安保等级。要想刺杀他，谈何容易？
但是曹操不怕。
曹操一来年少轻狂，初生牛犊不怕虎；二来仗着自己实力高强，艺高人胆大。《三国志》注引晋朝人孙盛的《异同杂语》记载：曹操这次暗杀活动，使用的武器是手戟。这是一种近身格斗的武器，前面有个刺尖，旁边有个突出来的刃，既可以用刺尖刺人，也可以用刃斫人，杀伤力很强，而且属于短兵器，单手可以抓握，小巧轻便，方便携带。
曹操打探到，张让最近将会出宫一趟，在宫外的张府居住一段时间。他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偷偷携带着手戟，神不知鬼不觉地跃上张宅的围墙，穿过屋脊，潜伏于张让的卧室门前，寻找机会下手。
张让并不会武功。但他与一切德不配位的大权在握者一样，特别怕死，而且有过多次被刺杀的经历，十分警觉。这天晚上，他突然感觉不对，从睡梦中惊醒过来。虽然没有任何动静和异常的迹象，但张让仍感到心中一阵惊悸。宁可惊扰保镖、虚惊一场，也不能白送性命。张让用尖尖的嗓子，放声叫道：“有刺客！”
张让一喊，家中的护院、保镖蜂拥而出，乱哄哄地捉拿刺客。曹操一看情况不妙，此次斩首行动必然失败。没关系，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保命要紧。想到此处，曹操挥舞手戟，杀开一条血路，来到庭院之中，施展轻功，一纵身翻越围墙，飘然而去，安全逃离。唐朝诗人李白《侠客行》有云：“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曹操这一次刺杀张让，虽然没能“十步杀一人”，令张让血溅当场，但是做到了“千里不留行”，毫发未伤，全身而退。这也正是他武艺高强的一个体现。
到此为止，似乎可以说：上书皇帝和刺杀张让，这两次行动全都失败了。上书皇帝，灵帝不能用，失败；刺杀张让呢，张府一日游，虽然活着回来了，但是刺杀目标张让也安然无恙，失败。
但战术的失败，未必不是战略的成功。换一个角度，这两次行动都达到了曹操既定的目标，都成功了。在曹操看来，这两次行动结果如何并不重要。无论是为党锢之祸平反，还是刺杀张让，这两件事情本身并非目的，只是手段而已。曹操真正的目的在于：
第一，自我炒作，吸引社会舆论的关注，得到士林的认可。
第二，表明立场，我曹操虽然是宦官的孙子，但我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绝对不会和宦官同流合污；恰恰相反，我还要杀死宦官头子，与宦官集团划清界限，彻底决裂。
事实表明，曹操的目的都达到了。他成功了。
通缉犯和绑架终结者
曹操自己给自己打的这两个广告，果然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得到了社会舆论的一致好评。很多以前对曹操不屑的明星，现在主动跑过来给他做代言了。
第一个明星，是名士何颙。何颙是党锢之祸中的一个党人，是宦官黑名单上的通缉要犯，也是太学生心中的偶像。此外，他还是袁绍那个游侠组织的核心成员。何颙对曹操的评价是：“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后汉书·何颙传》）大汉王朝要灭亡了，我们这些党人曾经做过努力，试图去挽救它，结果归于失败，大汉王朝还是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那么将来谁能够安定天下呢？你曹操就是不二人选。从后面事态的发展来看，这是一个非常准确的预言。
第二个明星来头就更大了，太尉桥玄。关于桥玄，有一件逸事。
桥玄堪称是东汉时期的绑架犯罪终结者。他的小儿子，十岁时被三个绑匪绑架了，要桥玄拿钱赎人。因为桥玄是高官，这件事情闹得很大，司隶校尉、河南尹、洛阳令带人把犯罪分子团团包围。可是对方手上有人质——桥家的小公子，吏卒都不敢轻举妄动，只好远远地喊话：“你们已经被包围了，请放下武器，立刻投降！”
桥玄毅然道：“怎么能因为是我儿子就放纵犯罪呢？”他催促解救人员立刻进攻绑匪：“不要管我儿子的生死安危，先打死绑匪再说。”一场混战下来，结果可想而知：三个绑匪都被绳之以法，而桥玄的儿子也被当场撕票。桥玄强忍丧子之痛，上书天子，请求修改法律：
第一，今后再有犯绑架罪的，一律不允许拿钱赎人；第二，今后再有犯绑架罪的，一律不允许考虑人质的安全，以惩治犯罪、消灭罪犯为第一要务。据说这条法律通过以后，再也没有谁敢冒着生命危险从事这一无利可图的高风险犯罪了。绑架，这样一种令执法者无比头痛的犯罪形式，也就在东汉王朝彻底地销声匿迹了。
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桥玄此人手段狠辣、行事坚毅果敢，思想倾向具有浓厚的法家色彩。二人结识之时，此公已经六十多岁了，曹操才十几岁。但是桥玄对同样具有法家色彩的曹操非常欣赏，两个人一见如故，结成忘年之交。
桥玄预见到天下即将大乱，而曹操肯定是平定天下的那个人，就把儿女后事托付给曹操，并说：“将来我年老死了以后，麻烦你代为照顾我的小孩。”
这句话不一定是认真的遗嘱，可能是表示器重的客套话，曹操后来是否真的承担了桥氏儿女的抚养之责也未可知。不过，《三国演义》根据这句话，演绎出了这么一段剧情：
乔玄有两个女儿——大乔、小乔，这两个人都是倾国倾城的大美女。汉末战乱，大乔、小乔流落江东，后来分别许配给了孙策和周瑜。曹操发动赤壁之战，就是为了完成乔玄的遗愿：我要亲手帮你照顾这两个女儿，我要“铜雀春深锁二乔”，绝对不能让她们两个被孙策和周瑜糟践！这当然只是家的艺术虚构，并不符合历史事实。首先，历史上无论大桥、小桥还是桥玄，都姓“桥”而非“乔”。其次，历史上大桥、小桥的父亲桥公究竟叫什么名字，史书并无记载，但多半不是桥玄。桥玄死于184年，享年七十五岁。以常理揣测，他的女儿至少应有二十多岁。等十五年后孙策占领江东时，早已经是半老徐娘，不应该再有“国色”之称。自从《三国演义》虚构、清人沈钦韩《后汉书疏证》又将桥公坐实为桥玄以来，这个说法流传颇广，故稍做辨析如上。
能臣和奸雄
为什么何颙和桥玄都会给曹操这么高的评价呢？我想，是因为他们在曹操的身上看到了两项非常可贵的品质。而这两项可贵品质，在当时一般的儒家士大夫和那些太学生身上，是很难看到的。
第一，实干精神。太学生们虽然嘴皮子厉害，说起来夸夸其谈，动辄以天下为己任，以扫除天下、澄清宇内自诩，但是缺乏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与魄力。而曹操恰恰相反。曹操不是理论派，他是实干派。他这个人能文能武，拿起刀子就敢去杀人，这是太学生比不上的。就在太学生都在想着怎么给东汉王朝挑毛病，怎么提出问题的时候，曹操已超前一步，他想的，是怎么解决问题，而且已付诸行动。
第二，谋略。太学生们虽然道德品质无可挑剔，但是在残酷的政治斗争面前，他们显得很傻很天真。与工于权术的宦官稍一过招，就纷纷败下阵来。而曹操从小熟读法家、兵家的著作，将权谋法术掌握得炉火纯青；无论是政治斗争还是军事艺术，都是高手中的高手。所以桥玄和何颙才会给他这么高的评价，认定他就是将来平定天下的那个人。
不仅如此，桥玄还给曹操推荐了第三位重量级的明星。桥玄说：你要想真正出名，光找我还不行。我一个糟老头子，说话不管用。我推荐你去见一个人，这个人讲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你如果能够得到他的一句好评，那你的名声一下就上去了。
这个人是谁呢？许劭。前文讲过，许劭主持的“月旦评”，名闻天下。以前，曹操既不够格入许劭的法眼，也没有这个底气上“月旦评”。现在，曹操拿到了桥玄的推荐信，底气十足。他几次三番“卑辞厚礼”来找许劭。卑辞，就是说好听的话，拍马屁；厚礼，就是准备了非常丰厚的礼物。曹操试图通过言辞贿赂和实物贿赂，双管齐下，拿下许劭。
谁曾料到，许劭此人作风正派，根本不吃曹操这一套。不仅如此，他还“鄙其人而不肯对”，看不起曹操的为人，不肯给他评价：“你给我送这些东西，你把我许某人当成什么人了？不要说好评了，就算一句差评我都懒得给你。”许劭之所以如此，既是段位在那里，确实瞧不上曹操这种不入流的小角色，也是因为曹操出身宦官之家，清流、浊流势不两立。
曹操被拒绝以后，他骨子里那种叛逆的游侠精神和强硬的法家手段立马就被激活了。好你个许劭，敬酒不吃吃罚酒，那我就先礼后兵！
根据史书的记载，曹操“伺隙胁劭”，也就是逮到个机会，对许劭进行威胁。具体是怎么威胁的呢？史书没有提供细节。根据曹操的性格和他早年间的游侠经历，很有可能是一种暴力威胁：你给不给我好评？你不给我好评，我很难保证你本人和你家人的人身安全。
许劭被逼无奈，只好送了曹操一句话。这句话，根据《三国志》注引孙盛《异同杂语》的记载，是这样的：“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你这个人啊，是太平盛世的能臣，是乱世的奸雄。
据说曹操听到这句话以后，非常得意，哈哈大笑，扬长而去。
这句话在《后汉书》中，有另一个版本：“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很多学者认为《后汉书》这个版本是原版，我不同意这个看法。我认为《三国志》注引《异同杂语》的才是原版，理由有三。
第一，《异同杂语》是晋朝的书，成书在先；《后汉书》是南朝的书，成书在后。在没有其他佐证的情况下，先优于后。
第二，许劭这个人，是非常有骨气的，威武不能屈。虽然他受到曹操的暴力威胁，被逼无奈地给了他一个评价，但是这句评论，也应该是实事求是的，不可能纯拍曹操的马屁。当时天下已有乱世将临的征兆了，许劭如果说曹操是“乱世之英雄”，那就变成拍马屁了；许劭说曹操是“乱世之奸雄”，有褒有贬，比较符合事实，比较客观。
第三，“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更符合曹操的思想倾向。《剑桥中国秦汉史》中把东汉时期的精英阶层分为三类：
第一类，儒家内部的儒家。这种人，太平盛世治国平天下，乱世时即使颠沛流离，也能弦歌不辍，不改儒家之本色。
第二类，儒家内部的道家。这种人，太平盛世兼济天下，乱世来临独善其身。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以一种相对消极的姿态，应付乱世。
第三类，儒家内部的法家。曹操就是这一类的典型。这种人在太平盛世，呈现出儒家的面貌，是治世之能臣；一旦天下大乱，就会露出法家的面目，成为乱世之奸雄。这才是曹操思想倾向的本质所在。
不管怎么说，曹操先后得到了何颙、桥玄、许劭三位重量级明星的代言，知名度一下子就提上去了。他轻而易举地从三万太学生中脱颖而出，迎来了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
孝廉和权势
曹操二十岁太学毕业以后，立刻就被地方上推举为孝廉。所谓孝廉，顾名思义，就是指非常孝顺父母的儿子，非常廉洁的政府公务人员，孝子廉吏是也。孝廉是一种荣誉性的资格，也是汉朝选举制度常设的名目之中，等级最高的一种。取得孝廉资格的人，在仕途上前途无量。从此往后四十多年，曹操一步一个脚印，在官场之上不断奋进，创造了很多奇迹。
比如，汉朝的丞相这个官职废除已久。为了曹操，汉室破例封他为丞相。又比如，汉朝有项规矩，非刘姓不王，一个人如果不是汉室宗亲，就算立下天大的功劳，也没有资格做诸侯王。为了曹操，汉室破例封他为魏王。可以说，曹操在仕途上能够取得这么多辉煌和荣耀，起点就是孝廉。被推举为孝廉，是曹操人生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
但是如果仔细地考察一下历史，就会发现，从东汉王朝的制度来讲，曹操被推举为孝廉这件事情，是违法的。
举孝廉这项制度，由董仲舒首先提议，汉武帝首先采纳，在汉朝实行了好几百年。无论你是平头老百姓，还是基层公务员，只要你孝顺父母、品行端正，从理论上讲，就都有机会被选为孝廉。但是实际上，孝廉的名额非常少。现代人考公务员，录取比例百里挑一，就觉得竞争非常激烈了；那孝廉的选拔比例是多少呢？大概是二十万比一。到了东汉的时候，又设置了一道年龄上的门槛：必须年满四十岁，才有资格成为孝廉的候选人。“四十岁”这个年龄，不是随意设置的。《论语》有云：“四十不惑。”一个人差不多到了四十岁以后，就不大会犯糊涂了。
但这样一项举孝廉的制度，到了东汉末年，已经完全被破坏了。
晋人葛洪的《抱朴子》，记录了东汉末年的一首儿歌：“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秀才与孝廉，是汉代察举的两个重要名目。秀才，偏重考察学识；孝廉，偏重考察道德。这首儿歌的意思是：推举上来的秀才，大字不识一个，文盲；推举上来的孝廉，把自己的老爹赶出家门，逆子。
举个例子。汉末青州境内，出了一个著名的“孝子”，名叫赵宣。此人的孝顺之名可谓轰动天下。根据汉朝的规定，父母去世要守丧三年。但实际上，民间守丧常常偷工减料，能够守满三年之丧，已经称得上是孝子了。而这位孝子赵宣，为他的父母守了多少年丧呢？二十多年。这还不算什么。一般人服丧，是在父母的坟墓附近盖一个小茅屋，在这座茅屋之中守丧。而赵宣在哪儿守丧呢？坟墓里。父母的坟墓之中有墓道，他就在这暗无天日的墓道里面长年居住，一住就是二十多年，很少冒出地面。
这种事情，不管放在哪朝哪代，那都得上新闻的头版头条。所以赵宣的名气非常大，各级政府给他送来的荣誉称号不计其数。郡县将这个人作为先进人物，推举到州里，请求表彰。当时的青州刺史，刚好就是那位名列“三君”、志在扫除天下的陈蕃。陈蕃经过调查，发现赵宣在服丧的二十多年间，在墓道之中寻欢作乐，前后生了五个小孩，这才戳穿了这个“孝子”的假面具。
举孝廉的初衷，本是表彰道德高尚的君子。发展到末流，竟然培育出赵宣这种制度的怪胎。何以如此呢？
第一，以利益驱动道德，这是举孝廉的内在矛盾。举孝廉的本意，是奖励有道德之人。但是发展既久，人们为了能被举为孝廉，拼命表现自己的道德。为了利益而道德，这在儒家看来，并非道德的表现，这叫“义利之辨”。
第二，道德品质无从量化，这是举孝廉的操作缺陷。举孝廉，主要考察一个人的道德品质，而道德品质偏偏是没有办法量化的，是可以装出来的。人的道德，只应当恪守底线，而不宜苛求卓越。要从二十万人之中，挑出一个道德品质排名第一的人，这怎么选呢？根本不具备可操作性。而当一项制度不具备可操作性的时候，它的可操作空间就很大了。
第三，道德竞赛将造就畸形的道德观念，脱离人之常情。要想在二十万人之中脱颖而出，必须出奇制胜，以奇奇怪怪、骇人听闻的“道德”行为博取眼球。赡养父母不算什么，必须埋儿孝母、卧冰求鲤、割股啖亲，乃至墓中守丧，才有炒作的价值。陈蕃怒叱赵宣时，曾经说：“圣人制定礼法，依据的是普通人的道德观，也就是常情常理。”而举孝廉往往造成恶性的道德表演竞赛，脱离人之常情。
因此，“举孝廉”这一鼓励道德的制度，反而会造成不道德的后果。
以曹操为例。第一，法律明文规定，必须年满四十岁才可以被选为孝廉。曹操才二十岁，凭什么被选为孝廉？第二，法律明文规定，孝廉最起码的条件，得孝顺父母、品行端正。根据现有的史料，没有哪一条能证明曹操小时候孝顺他的父母；反而有多份证据表明，曹操小时候最喜欢欺骗他的老爸。
曹操这样一个人，能被违法推举为孝廉，一方面，何颙、桥玄、许劭这些名士的推荐，肯定起了很大的作用；另一方面，我认为更关键的，应该是曹操的家族势力在起作用。
曹操家族是一个官宦之家，是一个宦官之家，在沛国谯县地方拥有很大的势力。现在曹家的大少爷，太学毕业要出来找工作，这对地方官而言，是一个巴结曹家的大好机会，当然不肯放过。所以这二十万分之一的机会不给别人，偏偏给了曹操。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曹操被幸运女神撞了一下腰；可实际上，仍是金钱与权力运作的结果。
讲到这里，可以做一个总结。汉朝的旧体制其实已经非常腐败了，而曹操，既是旧体制的受益者，也是旧体制的受害者。
一方面，曹操利用当时喜欢评论人物的风气，为自己攒够了名声，还通过开后门、拉关系，成为孝廉；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曹操本身明明有着出类拔萃的能力，却不能够通过公平竞争，堂堂正正获得社会的认可，而只能够通过这种歪门邪道，挤进公务员的行列。如果一个社会中，连真正的人才都要通过歪门邪道，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那么这个社会肯定是出问题了。
这其实不仅是曹操一个人的遭遇。历史上很多人都会面临同样的两难困境。人们会抱怨，社会为何如此不公平，为什么这么多潜规则；而抱怨过后，却往往会选择适应这个不公平的社会，去适应既定的游戏规则。适应以后，也就在这套规则体系之中如鱼得水，成为一个既得利益者了。既然媳妇熬成了婆，那就赶紧折磨新来的媳妇，利用这套潜规则去获取私利，去刁难他人。
那么，曹操呢？曹操的选择非常独特。正因为曹操深受其利，从旧体制之中捞到了很多好处，所以他才能够深刻地认识到旧体制的弊端所在。这样一种深刻的认识，在他今后成长的过程中，还会不断发酵、不断成熟，为他将来进行全面改革埋下伏笔。
我觉得，从这里正可以体会到曹操的真正过人之处，体会到他最后成功的原因。
当然，这是后话。现在曹操才二十岁，相较于汉朝的制度规定，提前二十年成了孝廉。同一年，他也得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官职——洛阳北部尉，也就是京城洛阳北部地区的治安长官。就在曹操踌躇满志，准备开始仕途生涯之时，一个来头很大的人物在曹操的辖区公然触犯法律，给他带来了官场之路上的第一个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