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面前，你不过是个人名
公元29年，东汉王朝刚刚建立不久，百废待兴。开国君主刘秀本着“再穷不能穷教育”的精神，勒紧裤腰带，大力压缩行政预算，裁减官僚机构，斥巨资在首都洛阳皇宫外八里处兴建了规模可观的太学。最初，太学生只有几千人；到了曹操生活的时代，太学已经集中了当时东汉王朝第一流的师资力量，经过几轮急剧的扩招，鼎盛时期在校太学生达三万多人，光教室、宿舍之类的建筑物，就有两百四十栋，接近两千个房间。（《后汉书·儒林传》）
这就是当时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师资力量最雄厚、办学条件最优越的高等学府，所有学子心目中的圣地——伟大的东汉洛阳太学。在这样一所学府里面读书的太学生，个个都是人中龙凤，人人的眼睛都往上看。这里根本没有人知道曹操是谁，更不会有人瞧得起这个宦官之家出来的毛头小子。
更加残酷的是，太学毕业并不包分配，任你自生自灭，强者生存，弱者淘汰。举个例子，东汉有个太学生叫孔嵩，在太学期间埋头读书，不参加社交活动；此人还是个贫困生，毕业以后，家里没钱给他拉关系、走后门，所以只能到新野县做了一名“街卒”，负责扫大街，维持市容市貌。（见《后汉书·独行列传》）
这样的前途显然不是曹操想要的。那么，怎样才能在三万多名出类拔萃的太学生之中脱颖而出呢？
中国古人讲究“名”“实”关系。一个人的能力、资源，这是“实”；他所获得的社会评价、荣誉称号，这是“名”。“实”的提升，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短时间内暴得大“名”，并非幻想。尤其在东汉时代，后者就是脱颖而出的最好办法。
要理解这一点，必须明白一个制度背景。东汉时代还没有标准化的公务员考试制度，例如隋唐以降的科举考试。当时的选官用人，主要靠推荐保送。地方政府看中你，觉得你具有相当的才华与能力，把你往上推荐，从县到郡，层层推荐到中央，最后中央给你派任职务。这就是当时的推荐制度，历史上称为“察举制”。察，就是观察、发现人才；举，就是推荐人才。
在察举制的大环境之下，一个人的品德、能力如何，缺乏量化的、可操作的客观标准。地方政府选拔人才，主要看口碑。这个所谓口碑，既不通过投票选举，也不进行民意调查，而是靠几位舆论领袖评论出来的。
譬如汝南郡有两位舆论领袖，叫作许靖、许劭，是一对堂兄弟。弟弟许劭，名声尤在其兄之上，他的品评，影响力早已突破汝南，扩及全国。许氏兄弟每个月初（月旦），都会召开一次人才评论大会，给乡里的人物进行排名。就连袁绍这种四世三公的公卿子弟，都十分忌惮许劭的影响力。青年袁绍从濮阳县令的任上退下来时，广率车众宾客，一路豪华铺张；临近汝南，却突然遣散宾客，撤去车马，只坐了一辆简朴的小车，低调入境。有人询问：“何以低调如此？”袁绍尴尬地笑道：“我怕许劭那张嘴。”
舆论领袖不仅对每个地方的人才品头论足，而且逐渐排出了一张全国人才排名榜。名列榜首的叫作“三君”，分别是当时的外戚领袖窦武、士人领袖刘淑和陈蕃。次一等的叫作“八俊”，以士人领袖李膺为首。再次的，还有八顾、八及、八厨等名目。这些榜上有名的人物，自然也成了知名的舆论领袖，在士人和青年学子之中，有着无与伦比的号召力。如果能够得到这些人的好评，原本不入流的人，可以跻身排行榜；原本在榜上的，可以迅速蹿升排名。用一个现代营销的术语，这叫“打榜”。
曹操想要在太学生中脱颖而出，就需要找人帮忙打榜。但曹操自己也知道，他就算踮着脚，也够不着这几位榜单上的人物。他在太学期间，掂量着自己的分量，找了一位自认为还算对口的次等名士。
《世说新语》注引《楚国先贤传》记载：“魏武弱冠，屡造其门，值宾客猥积，不能得言。乃伺承起，往要之，捉手请交，承拒而不纳。”
这段话是说，当时有一位社会名流，名叫宗承。此人虽然不够格进入全国人才排行榜，但也具有地方性的影响力。曹操自认为，自己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但好歹也算个太学生；宗承是个二三流的社会名流，与自己也算匹配。如果能够得到他的好评，名声多少能够涨一点儿，也许就能够着更高级别的舆论领袖了。
曹操想得挺美，可当他兴致勃勃来到了宗承家门口，一下子就傻眼了。
原来，和他抱着一样的想法来到宗府的人，不计其数。宗承尽管只是个二三流的名流，但仍然门庭若市，每日宾客盈门。不要说找宗承套近乎了，就算搭句话、要个签名都很困难。宗承就在人群簇拥之中，在客厅高座之上，与各路人士谈笑风生。曹操没有办法，找了一个角落蹲下，远远望着宗承，默默等候时机。他心想：我就不信逮不到一个空当，和你套上一句话。只要耐心够足、脸皮够厚，一定有机会。
功夫不负有心人。曹操等了老半天，终于等到宗承结束了一个话题，站起身往外走，看样子是去如厕。曹操一看，天赐良机，岂容错过？赶紧三步并作两步，一路屁颠屁颠跟了上去，绕到大堂背后，紧紧跟着宗承。
眼见宗承如厕结束，正在洗手，曹操腆着脸凑上前去。宗承见这个陌生人跟踪自己，十分警惕与反感，擦着手，皱了皱眉。
曹操没有察觉宗承的反感。他只是想到，终于有机会和自己的偶像近距离接触，心中无比激动，立刻流畅地背诵出那段在心中默念了无数次的开场白：“我是曹操，字孟德，我是沛国谯县人，我爷爷是曹腾，我爹是曹嵩。我非常仰慕您，想和您交个朋友。”边说着，边伸出手去，想要和宗承握手。这在汉代，叫“捉手礼”。
宗承看都没看他一眼，擦干手，走了。剩下曹操，伸着一只手，保持着打算握手的姿势，非常尴尬。
这里不妨提前交代一下宗承后来的结局。曹操成功之后，专门把老态龙钟的宗承找到，得意地问他：“现在，可以与我交往了吗？”曹操的心态是：昨天的我，你爱答不理；今天的我，你高攀不起。没料到，宗承还真是个硬骨头。他梗着脖子，黑着脸，说：“松柏之志犹存。”你还是当年那副模样，我还是当年那个态度。曹操又碰了一鼻子灰，拂袖而去。宗承两次令曹操下不了台，他是曹操生命中一个无法征服的人物。权力无法征服的傲骨，就是中国历史的脊梁。这是后话，且继续来看年轻时的曹操。
象牙塔外，是流血的仕途
投机不成，反遭受了一次羞辱，少年时就号称足智多谋的曹操，这次无疑是大大地失算了一把。那么，宗承为何会如此看不起曹操呢？原来，这并不是因为曹操生性顽劣、名声太差，也不是因为宗承自命清高、目中无人；曹操遭到冷遇，真正的根源其实在他爷爷曹腾身上，还和之前发生的一起著名政治事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宗承，是儒家名士；曹操，是宦官的孙子。在东汉末年，名士和宦官分属两个互相敌对的政治派别，形同水火，势不两立。照理来讲，名士和宦官，一个论政于朝廷，清谈于民间，一个内侍于宫掖，步不出禁中。二者本该井水不犯河水，为何却会结下不共戴天之仇？
要想搞清楚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还得回到曹操十一岁的时候，翻开一份曾经震动朝野的惊天大案的卷宗。
公元165年，李膺被任命为司隶校尉。东汉将天下分为若干行政区，其中之一叫“司隶校尉部”，包括首都及其附近地区。司隶校尉，就是这个区的最高长官。司隶校尉的权力非常大，不仅负责首都地区的治安，还对朝廷百官有监督之责。
李膺刚刚上任，就接到一份举报信，信中说：野王县县令张朔贪赃枉法、鱼肉乡里，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残杀了一位孕妇，令人发指。野王县是司隶校尉辖区内的一个县，离洛阳很近，可以说是天子脚下的首善之区。张朔区区一个野王县县令，为何胆敢在天子脚下如此嚣张跋扈？
因为他的背后，有人撑腰。张朔的哥哥，正是东汉末年第一大宦官，张让。
后宫的宦官，也有自己的晋升阶梯。阶梯顶端，叫作“中常侍”。能够做到这个职位的宦官，千里挑一。曹操的爷爷曹腾，就曾担任中常侍。但同样是中常侍，权力还有大小之分，威势还有高下之别。东汉末年最有权势的宦官，一共有十二名。《后汉书·宦者列传》将之统称为“十常侍”。张让就是这“十常侍”之首，可谓是宦官中的佼佼者。后来的汉灵帝曾公开宣称：“张常侍是我父亲，赵常侍（赵忠）是我母亲。”张让的威势，由此可见一斑。所以张朔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县令，却能在天子脚下横行无忌，甚至公然杀人，而多年来无人过问；李膺之前的历任司隶校尉，也都只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李膺和他的前任们不同。得知此事，李膺拍案震怒，下令缉捕张朔归案。张朔这边也已经得到了风声，知道李膺不好惹，是一块硬骨头，索性弃官逃跑。但他没有往境外跑，反而往首都跑，跑到哥哥张让的府上求助。
张让虽然势焰熏天，但也不敢与李膺正面冲突。他深知李膺名列“八俊”之首，是天下人才排行榜名列第四的人物。以张让的权力与手腕，迫害李膺并非难事，但他也害怕引起公愤。权衡之下，便让弟弟躲藏在自己的深宅之中。
没想到张朔前脚进门，后脚就有家丁来报：“司隶校尉李膺已率领兵卒上门搜查，小的们难以抵挡，眼看就要闯入！”张朔吓得六神无主，哭倒在张让脚下，求哥哥救命。张让也感到惊慌，但他很快镇定下来，命家人带领张朔，到一个绝密之处躲藏起来。
张朔刚走，李膺就率兵闯入，四处搜索，却不见张朔人影。李膺正纳闷，忽然发现家中有一根柱子，格外粗大；弹指一叩，是空心的；再看张让，已面无人色。李膺冷笑一声，下令劈开大柱。张朔早已在柱内吓得屎尿失禁，瘫软在地。李膺命手下将张朔从柱中揪了出来，一路拖回衙门，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很快，张朔那颗臃肿肥硕的人头，就悬挂在了衙门外的旗杆之上。
张让见弟弟被杀，立刻跑进宫中，向汉桓帝告状，哭声动天，样子十分可怜。汉桓帝，按说也是中国历史上出了名的昏君，但是一来顾忌李膺所代表的士林清议，二来也实在不好意思昧着良心包庇张让兄弟。此事实在是因为张朔太不像话，光天化日杀害孕妇，一尸两命，社会影响极其恶劣，本来就该当死罪。汉桓帝呵斥道：“你们这帮狗奴才，以后就算做坏事也别搞得这么明目张胆，朕想包庇你们都做不到！”痛骂一顿，让张让滚了。
回头再说李膺。
东汉一朝，宦官本与外戚轮流专政，到了末年，宦官更是后来居上、一手遮天。当时的天下，遍布着宦官的爪牙，横行乡里，为非作歹。天下之人，敢怒而不敢言。李膺刚刚上任，就不负众望，雷厉风行地处死了恶贯满盈的张朔，有力地打击了宦官集团的嚣张气焰，真可谓大快人心！
李膺本人，就此一举成名。当时天底下到处都是他的粉丝，还有统一的口号：“天下模楷李元礼。”（《后汉书·党锢列传》）李膺字元礼，所以叫他李元礼。李膺成为天下人争相学习的楷模，能够和李膺说上一句话都足够炫耀一辈子。得到李膺的好评，时人拟之为“登龙门”。中国古代传说，黄河中的鲤鱼如果能够跃过龙门，就能化龙升天；李膺的好评，能点铁成金，令人身价百倍，正如同鲤鱼化龙一般。
人们以为李膺的这次胜利是一个开始，没想到却是一个结束。这番令人鼓舞踊跃的情形，仅仅维持了不到一年。公元166年，又发生了一起案件：张成之子杀人事件。这起事件给李膺为首的士大夫们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宦官有个党羽，名叫张成，是一名方士，也就是算卦、炼丹、求仙之辈。这一年，张成从大内之中得到了一个绝密的情报：朝廷即将颁布“大赦令”。所谓“大赦”，一旦发布，所有罪行，一笔勾销。
张成得知此事，大喜过望。他不敢透露消息的来源，只能假称是自己预测所知。张成找来儿子，对他说：“我夜观天象，掐指算来，朝廷近来要颁布大赦令。你平时与谁有宿怨，尽管报仇。大赦令一下，包你无罪。”
张成的儿子非常高兴，出门就杀死了一个仇人，被李膺逮捕。张成的儿子气焰嚣张，在牢里放话：“等着瞧吧，你早晚得放老子出去。”李膺感到奇怪，此人为何如此嚣张。
没过多久，朝廷果然颁布大赦令。不仅张成之子得意扬扬，张成本人也放出话来：“违反大赦令处刑，乃是大逆不道、违抗诏书。我劝你乖乖把我儿子放出来吧！”这话传进李膺耳中，他勃然大怒，毅然违背朝廷大赦令，强硬执法，将张成的儿子处死。
弄巧成拙，儿子惨死，张成痛哭流涕，向他的宦官靠山求援。宦官一看，这确实是个好由头：李膺违抗大赦令杀人，这是不折不扣的犯罪行为。宦官们不满足于打倒李膺一人，他们还想借此机会摧折士林，打倒整个士大夫群体，于是向皇帝告发：第一，李膺目无王法，连朝廷的大赦令都敢公然违背，顶着诏书杀人；第二，李膺为什么敢如此嚣张？当然是因为他背后有一群人。李膺等人结党营私、党同伐异，勾结起来违抗君命，这对皇帝的专制大大不利。
后面这番话，戳中了皇帝的心病。
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党”绝非一个好字眼儿。《论语》有云：“君子群而不党。”君子是合群的，但不会结成固定的集团。《荀子》也说：“朋党比周，以环主图私为务，是篡臣者也。”结成固定的利益集团，互相援为声气，环绕君主，图谋私利，这种臣子早晚要谋朝篡位。所以，中国古代皇帝最忌讳朋党，必欲除之而后快。
汉桓帝闻言，立即下诏：将李膺等两百多名“党人”逮捕入狱。
李膺入狱以后，各方人士奔走呼号，积极展开营救工作，给皇帝上书请愿；太学生也不念书了，跑出来游行示威，搞太学生运动。中国历代每当朝政不清明之时，都会爆发太学生运动，抗争暮气沉沉的政客，彰显出青年人对国家和民族的担当。而太学生运动的发源，就在汉朝。
李膺在监狱之中，也想了一条妙计。不待严刑拷打，他就坦然承认了自己的罪名：“我们的确结党营私，党羽遍布天下，甚至侵入了皇帝的身边。”审讯人员大喜过望：“哦？快说，你们有哪些党羽？”李膺一本正经地说：“某某宦官的侄子，是我们犯罪团伙的骨干分子；某某宦官的外甥，是我们打入朝廷内部的奸细……”
审讯人员最后拿着一份“党羽”的名单，无奈地交给宦官。宦官们一看大事不妙：你再这么招供下去，我们可就得全体进监狱陪你了。此外，也迫于外界抗争声势逼人，宦官们生了妥协之心，劝谏皇帝：“李膺他们其实也没什么大罪，放了算了。”
汉桓帝哪有主见？他说：“当初是你要抓他，抓他就抓他。现在你们又要把他们给放了。反正你们自己惹出来的事，自己收场吧。”
最后，“党人”们死罪可免、活罪难饶，都被罢免职务，禁锢终身，上了朝廷的黑名单，一辈子不允许再出来从政，其子孙也严禁为官。这次事件，史称“第一次党锢之祸”。锢，就是禁锢终身。第一次党锢之祸，以儒家士大夫的全面失败而告终。
第一次党锢之祸刚刚结束，就传来了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一代昏君汉桓帝终于驾崩了！
坏消息是：一代昏君汉灵帝，继位了。
诸葛亮后来写《出师表》，说：“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他与刘备每当谈论汉代历史，总是叹息、痛恨汉桓帝和汉灵帝这对昏君。在中国历史上，“桀纣”是暴君的代名词，“桓灵”则是昏君的代名词。
汉灵帝和汉桓帝相比，谁更昏呢？汉灵帝本人也有这个疑问。曾经有一次，他问一个官员：“你看我比起先帝汉桓帝如何啊？”被问的这个官员很为难：说老实话，你们俩一对活宝，都是昏君，我很难比出来你们谁更昏一点儿。但是不能说实话，说实话要掉脑袋。这个官员于是很巧妙地说：“皇上您和先帝相比，就像舜和尧相比一样。”什么意思呢？尧舜，那是中国历史上名垂千古的明君，他们俩是一个层次的；您和汉桓帝，将来也是中国历史上遗臭万年的昏君，你们俩也是一个层次的。
不过汉灵帝刚即位的时候，年纪还小，没有能力独立作孽。照着东汉幼主登基、母后临朝的规矩，朝政掌握在汉桓帝的皇后窦太后手中。窦太后也照例封她的父亲窦武为大将军，又任命士林领袖陈蕃为太尉，协助她一起处理朝政。窦武和陈蕃，分别是天下人才排名榜上第一、第三的人物。其实窦武这个第一，是吹捧出来的，是士大夫们争取外戚支持的一种策略；而陈蕃这个第三，却是名副其实的。
陈蕃有一个故事，家喻户晓。他十五岁时，闭门读书，因为心无旁骛，自己的住处也无暇打扫。有个客人登门拜访，一看这屋里面太脏了，指责他：“你怎么搞得这么脏乱差呀？怎么也不打扫一下？你这是待客之道吗？”
陈蕃回答：“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我陈蕃，乃是堂堂大丈夫，从来不搞什么大扫除；我要搞大扫除，就要扫除整个天下，我要把天底下所有肮脏的、污秽的、丑恶的东西统统扫除干净，还人间一片清平世界、朗朗乾坤。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陈蕃此人虽然在生活中不拘小节，但是他有道德上的洁癖，不可能容忍宦官就这么胡作非为下去。
陈蕃上任之初，尽管已是七十多岁的老翁，但他拿起少年时代扫除天下的气魄，打算大干一番，彻底终结为害东汉百年之久的宦官之祸。他的策略是联合外戚领袖、大将军窦武，动用军力，一举铲除宦官。外戚、宦官，本来都是士大夫的对立面，但迫于汉末宦官独大的局面，剩下的两方也不得不联起手来。
但是陈蕃毕竟是一介书生，窦武也只是一个养尊处优的外戚，两个人都没有实际领导政治斗争的经验和能力，不能够当机立断。而当时的宫殿内外，到处都是宦官的眼线，所以消息很快就走漏了。要玩阴的、玩狠的，宦官可比陈蕃、窦武厉害多了。他们先下手为强，利用手头有限的兵力，围困逼杀了窦武。
陈蕃听说窦武已死，心知大势已去，决心以死明志。他率领属下和学生八十余人，挺剑杀入宫门，振臂高呼：“大将军忠心为国，何故杀之？”须发皤然，正气凛然。宦官迫于陈蕃的气势，不敢杀戮，乃命兵卒将之围困数层。陈蕃力斗被俘，死于狱中。
宦官干掉了窦武、陈蕃，还要秋后算账，拿出上一次党锢之祸的黑名单，把李膺等人重新抓捕入狱，严刑拷打。最后，李膺惨死在洛阳城的监狱之中。宦官们还不肯善罢甘休，继续扩大打击面。前前后后被判处死刑、发配边疆、终身禁锢的士人，共有六七百人之多。这次事件，史称“第二次党锢之祸”。第二次党锢之祸，又以儒家士大夫的惨烈失败而告终。
东汉一朝三大势力，分别是依附皇权而生的寄生虫——宦官、外戚，以及秉承孔孟之道的精神，凭借察举制度形成独立集团的儒家士大夫群体。两次党锢之祸暴露出儒家士大夫的一个根本缺点：只讲道德，不讲策略。两次党锢之祸，也标志着作为汉朝正统思想的儒家思想彻底破产。儒家思想只能空口标榜正义，却无实现正义的能力，反而被小人利用，成为禁锢君子的武器。以“党”为罪，正是《论语》《荀子》提供给宦官的武器。由此可见，从董仲舒以来唯我独尊的儒家思想，在政治黑暗、奸佞当道的东汉末年，已经落伍、过时了，不能适应时代的需求了。如何改造旧的儒家思想，引导新的思想潮流，成为当时的一个新课题。
窦武、陈蕃死的时候，曹操十四岁；李膺死的时候，曹操十五岁，刚刚进入太学。党锢之祸发生以后，太学之中早已风起云涌。太学生们“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太学的舆论也是一边倒，纷纷支持党人，反对宦官。现在来了一个曹操，竟然是宦官的孙子。可想而知，曹操刚来到太学的时候，同学们都孤立他、鄙视他、唾弃他，没有人愿意和他交往。而宗承作为儒家的名士，不愿意和曹操握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宦官和士大夫的势不两立，给曹操的仕途投下了浓重的阴影。出身宦官家庭的他，要想在士大夫眼里有个好名声，进而让社会名流举荐自己入朝为官，简直比登天还难；而此时，作为士大夫的死对头，宦官们却正把持朝政，作威作福。假如曹操投身宦官门下，凭借爷爷曹腾的名分，似乎更容易出人头地、飞黄腾达。在这个关键时候，曹操将会如何抉择？在敌意横生的太学之中，青年曹操又通过什么样的特殊手段才能让自己突出重围、一鸣惊人呢？
直达天听，给天子写信
曹操在太学里遭遇了同学们的冷暴力，谁都不愿意和一个宦官的孙子来往。现在不要说提高知名度了，就连改善形象，做一个普通的太学生都难。怎么办？在曹操面前，有两条路可走。
第一条路，和太学生唱对台戏。我就是宦官的孙子，我怕谁？你们不接纳我，我就跟你们死硬到底。反正现在宦官的势力非常大，我本来就是宦官的孙子，放下心理负担、不顾舆论压力，全身心投靠到宦官的阵营中去，做他们的爪牙。这样选择，虽然名声不好听，但是正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高官厚禄根本不在话下。
第二条路，和太学生同台唱戏。我虽然是宦官的孙子，但是我深明大义，我大义灭亲。你们游行示威，我跟着一块儿去，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出来现身说法，拿自己做一个反面教材，我作为宦官的孙子，受了多少委屈，见证了多少宦官的罪恶，现在我决定痛改前非、洗心革面。这样做，虽然有热脸贴冷屁股的可能，但也可能争取到社会舆论的同情，从而改善自身形象，重新做人。
曹操会选择哪一条路呢？曹操哪条路都不选。
首先，曹操没有选择与宦官同流合污。汉王朝独尊儒术，已有三百年之久。儒学所缔造的一套名分礼教、大义微言，早已深入人们的骨髓之中；即便曹操这样出身卑微、离经叛道之人，也不例外。宦官虽然势焰熏天，但一来他们的势焰只是一时的冰山，一旦日出天明，必将融化为一摊污水，从长远来看，不宜与之同流合污；二来宦官名声太臭，世人争以“浊流”目之，与这种人搞在一起，将来必成人生污点，洗都洗不干净。
其次，曹操也没有选择扎堆凑热闹，和太学生一起去搞什么游行示威。两次党锢之祸，儒家士大夫的全面失败，让曹操彻底认清了儒家思想的弊端。儒家标榜的是君子，君子坦荡荡；而宦官是小人，小人做事情可以不择手段。君子要和小人斗，肯定要吃亏。两次党锢之祸，几千个君子斗不过几十个小人，血淋淋的教训摆在眼前；现在太学生居然不吸取教训，还要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去直面宦官们的明枪暗箭，那就注定了只能以悲剧收场。以曹操的智谋，绝不屑于做这样的蠢事。
曹操从小熟读的是法家、兵家的著作，崇尚实用主义。哪种手段最有效，就采用哪种手段。现在既然太学生不带我一起玩，那正好，你们走你们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我偏要来个一鸣惊人！
太学生采用的斗争手段，主要是游行示威，在宫殿门口贴贴告示（《后汉书·宦者列传》）。在曹操看来，这种手段的效果非常差。无论是游行示威还是贴告示，虽然可以抓住老百姓的眼球，吸引社会舆论的关注，但是有一个关键的人物看不到；而如果这个人看不到，那么一切努力都是白搭。
这个关键人物是谁？大汉天子，当今皇帝，汉灵帝。
所以，与其在外围兜圈子，不如跳过一切中间环节，直达天听，上书汉灵帝。曹操以一名太学生的身份，给汉灵帝写了一封信。一来为党锢之祸平反，为陈蕃、窦武喊冤；二来将矛头直指宦官，指出宦官才是两次党锢之祸的罪魁祸首。当时朝廷已经给党锢之祸定了性，要想给这样一起政治冤案平反，需要冒极大的风险。从这里可以看出，青年曹操具有非凡的勇气和强烈的正义感，是一个对时代肯负责、有担当的非常之人。
那么，这份上书效果如何呢？史书给了五个字：“灵帝不能用。”汉灵帝不愧是一代昏君，果然没有采纳。
曹操一看A计划失败了，立刻启动B计划。合法的途径走不通，那就只好采用非法手段。曹操少年时代武艺高强。所以这个时候，曹操决定利用自己的一身武艺，策划一次“斩首行动”，刺杀当时最有权势的一个宦官头子。
讲到这里，先停一停，我来为曹操做一个小结。
曹操此时才十七八岁，他做的这些事情、采取的手段，和后来的曹操相比，还显得非常稚嫩。但是俗话说得好，三岁看到老，此时的曹操已经隐约表现出了几个被他贯彻一生的优点。而这些优点，可以说是他最后成功的秘诀。
第一个优点：善于总结历史教训。
《汉书·刑法志》记载了这样两句话，可能出自古兵书。第一句话是“善战者不败”。擅长打仗、擅长斗争的人，不会失败。这当然是很难达到的一个境界。百战百胜，即便古之名将，包括曹操本人在内，也难以做到这一点。作为普通人，更容易失败。那怎么办呢？
这就要看第二句话：“善败者不亡。”善于处理失败的人，不会灭亡。只要不灭亡，就总有翻盘的机会。所以历史上最可怕的对手，绝不是百战百胜的人。百战百胜之人，如剃刀般锋利；但剃刀锋利的刃口，极其容易崩缺。百战百胜之人，只要一次失败，就足以羞愤自杀。真正可怕的对手，是如蟑螂般顽强，如铁锤般坚固，反复击败却难以消灭的人。曹操正是这样的人。吕布、陈宫的兖州反水打不死他，张绣、贾诩的宛城惊变打不死他，袁绍的雄兵压境打不死他，周郎、诸葛的赤壁烈火打不死他，关羽的水淹七军、威震华夏还是打不死他。曹操最忌惮的对手刘备也是这样的人物，《三国志》称之为“折而不挠”，被曹操追着打了一辈子，最终仍能立国西南，功成鼎立。
如何做才叫善于处理失败呢？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不光是吸取自己的失败教训。古语有云：“吃一堑，长一智。”这是没错的。自己亲身经历的失败教训，一定是最刻骨铭心的。但问题在于，曹操吃了赤壁之败的堑，就永远错过了统一天下的机会；关羽吃了大意失荆州的堑，就踏上了走向死亡的不归之路；拿破仑吃了滑铁卢之败的堑，余生只能困于孤岛，无论长出多少智，都没有用武之地了。
所以，善败者关键要吸取别人的教训，尤其是历史的教训。
两次党锢之祸，给太学生带来的是义愤填膺。他们被愤怒蒙蔽了双眼，只想朝着宦官喷射仇恨之火，攘臂高呼：“宦官们太可恶了！兄弟们，跟他们拼了！”同样是两次党锢之祸，给曹操带来的却是难得的教训，活生生的失败案例。失败，不一定是成功之母。反思历史，吸取教训，避免走传统儒家士大夫的老路，避免低水平重复失败，这才是成功之母。
第二个优点：独辟蹊径，不走寻常路。
鲁迅说过一句话：“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我改一句：“地上本来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没了路。”这不是恶搞，这两句话是相辅相成的。
大家都在走的路，曹操不走。因为曹操看到：众人熙熙攘攘的那条路，看似是条康庄大道，实则“此路不通”。所以曹操要另辟蹊径，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路来。你们都游行示威，那我就直接给皇帝写信；写信没用，赶紧换个思路，刺杀宦官。如果还不成，再想办法，总之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尤其不能和那么多人一起在一棵树上吊死，死都死得毫无特点。
拥有以上两个优点的曹操，怀揣利刃，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孤身一人悄然潜入洛阳的一座深宅大院。斩首行动，就此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