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的铜钱多被熔化铸了夜壶
一个王朝，新建之初大都朝气蓬勃，中间有的皇帝骄傲了，胡闹一气，惹出乱子来，即便平息下去也是元气大伤。
唐朝就是这样。安史之乱后，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唐朝可不是那个唐朝了。
玄宗以前，皇权相当巩固，国家是一个整体。唐中期以后，皇权就得了软骨病，藩镇军阀崛起，各霸一方，不怎么听招呼了。
中央的问题也很严重，宦官开始专权，到后来居然能够决定皇帝的废立，重演了西汉末年故事。
在钱币的问题上，也是积重难返，关键就是货币数量不够用。
唐德宗建中元年（780）时，国家调整了税收方法，开始实施“两税法”（夏秋两次收税），收税按户收取钱币，不再直接收稻谷和绢了。
本来铜料不足，钱币发行就不足，官家这一收钱，钱又都跑到国库里去了，民间流通的钱币就更短缺。
由于货币长期供应不足，就造成了单旗先生所说的“钱重物轻”，尤其农产品卖不起价钱。
按理说，通货紧缩之后东西便宜，商家不大高兴，但老百姓能得到一点好处。但是政府收税不按实物计算，而要按照市价折成铜钱来计算。这一来，农民生产的东西就越来越不值钱。
刚刚实行两税法时，一匹绢能折3300文钱，实施了14年后，一匹绢最多才能折到1600文。绢价跌了一半，就等于税率上涨了一倍。等到两税法实施40年后，绢价更跌得惨，跌去了四分之三！
百姓血汗创造的价值，这么一折成铜钱，就蒸发得差不多了——国家和老百姓进行经济博弈，国家没有不赢的！
中唐以后有几个著名的贤臣，如陆贽、韩愈、白居易、元祯等，都曾经上书反对两税征钱。他们说，既然农民是生产谷子和布匹的，国家就直接征收实物好了；无论你是折成钱算，还是让他们把东西卖了再交钱，无疑都是多剥了人家一层皮。
道理是简单得连傻瓜都懂，但皇帝有时候就装不懂。贤臣们的大实话，没人听。
不过皇帝也有他的苦恼：钱币越来越少，可绝不是我私吞了啊！像这样钱重物轻越来越甚，你要是让国家征税收取实物，没两天皇家就会穷死。
那么，钱是怎么越来越少的呢？
原来这是货币流通的规律——它有损耗。铜质货币就更是流失严重。
唐穆宗时有一位户部尚书杨於陵，对此有过分析。他说，过去钱是在四方流通，现在官府存的钱太多；过去是猛劲铸钱以供应用，现在是减少炉子“自废武功”；过去钱只流通于中原，现在有不少都流到外国去了。再加上市井百姓习惯在送终仪式上，让死人嘴里含钱，还有商人要存钱准备放贷，商旅翻车翻船又遗落了不少，所以钱币怎么能不少？
有人还向皇帝举发了铜钱大量流失的一个猫腻：原来是黑心商人把铜钱熔化了，铸成铜器，卖价是等量铜钱的三倍半！
如此厚利，傻瓜才不干。什么香炉、帐钩、镜子、夜壶，什么好卖就铸什么吧。
为了遏制铜钱大批退出流通，皇帝也是想疼了脑瓜仁儿，中晚唐时期，朝廷几次下令禁止铸铜器，但这种官样文章的法令大概没啥效力。
到了唐宪宗，索性禁止民间存钱，要求富户把所有的存钱都拿出来，投入流通。
他发现只下诏令没有用，就正式颁布了《禁蓄钱令》，规定私藏钱不得超过5000贯，超过的部分，限期一个月内全部购买物品来储存，违者按照官职大小，定不同的罪。平民就更不能饶，要杖死，杖死就是打板子致死。
法令实施14年后，下一个皇帝唐文宗又稍稍放宽了限制，规定存钱不得超过7000贯。凡是超过10000贯的，一年内必须花完；对拥有10万贯家产以上的大富豪，特别开恩，允许两年内处理完毕。
这样的法令，实际上是掩耳盗铃，怎么可能有效用？
货币本身就有储值功能，人家是合法收入，你怎能挡得住人家不花钱？大唐又不是秦始皇暴政，我就不花钱，你还能派侦缉队挨家挨户搜吗？
经过40多年的官民角力，政府终于让了步。唐穆宗听取了户部尚书杨於陵的建议，百姓上税、国税上交和地税截留都用实物计算，仅仅保留盐、酒两项专卖仍用钱计算。这等于承认了实物货币的存在。
有专家指出，唐朝之所以不能把官铸铜币贯彻到底，是因为当时的市场经济还不够发达，很多农民生活在自然经济状态中，与商品社会不接轨，所以实物货币还不能完全废止。
不过，这个缺铜钱的大问题，到了晚唐的唐武宗，差一点得到全面解决。
唐武宗是晚唐很有性格的一位皇帝。他是前一位皇帝唐文宗的弟弟，本来这皇位不属于他，可是宦官仇士良等人贪图拥立之功，把他给推上了台。
武宗身材高大，性情豪爽，即位之年已是27岁了。他多年来迷信道教，身边有一大批道士朋友，因不是在深宫中长大，对社会比较了解。
他还喜欢骑马游乐，常带着邯郸舞伎出身的爱妃到教坊饮酒作乐，好似寻常人家的家宴一般。
不过玩是玩，国家大事却没有耽误，唐武宗能够重用贤才，管理国家也没有什么书生气。如果做错了事，还能够虚心向宰相道歉。
他最重用的大臣是宰相李德裕，君臣俩相当默契。
武帝在位时间只有短短的5年，却干了一件名垂青史的大事，那就是“灭佛”。
灭佛是从他上台的第二年开始的。也就是从会昌二年（842）起，逐年加大打击力度。到会昌五年达到顶峰，在全国开始大规模扫荡寺院。
这次灭佛，史称“会昌法难”， 后世将其与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的灭佛合称为“三武之厄”。
这一年，全国共计拆毁寺庙4600多座，拆毁游方和尚招待所（招提）、修道院（兰若）4万多个，强令僧尼26万多人还俗，寺院奴婢15万人遣散。这些人回归社会之后，因自食其力，也就变成了必须给国家纳税的“两税户”。
武宗灭佛，显然是受了他的那帮道教朋友的鼓动，但是客观上却有力地打击了畸形的寺院经济，增加了纳税人口，还是让国家受了益。
他拆完庙后，把庙里的钟、罄、香炉、铜像等等搜罗一空，都拿来铸开元通宝——当年梁武帝白给你们的，今天我唐武宗也要白拿回来！
当时铸钱，是下令让各州分头铸的，在钱的背面或铸一个“昌”字，或铸一个州名作为标志。这批钱，俗称“会昌开元”，是唐朝最后一批合乎标准的钱。
这次铸钱，力度很大，基本解决了缺钱的问题。本来武宗准备在第二年停用其他所有的钱，全国只用“会昌钱”，可是第二年他忽然死掉，这个计划也就泡了汤。
就从他这种平时嘻哈、临事果断的的性格看，是个能成大事的人，要是再多活几年，没准儿唐朝也能多存活几年。
武宗死得可惜，是吃了太多道教朋友给他的丹药死的，于是他成了唐朝自太宗以来第四个死于吃丹药的皇帝。
想长命，结果偏偏短命。历史上很多人、很多事，都是这样。
泥巴捏的钱也可以用来买东西
到了唐朝倒数第二个皇帝唐昭宗时，中国钱币史上又出了一件搞怪的事。
有人用泥巴做钱，而且还正式进入了流通！
干这个事的，是卢龙节度使刘仁恭。这个人是武将出身，早年在一场攻城战役中，用挖地道的方法攻下城池，因此军中都叫他“刘窟头”。
他当的这个卢龙节度使，是他用武力抢来的，唐朝廷是没办法，事后给予追认。他的辖区，就在幽州一带（今北京）。
唐末的藩镇，实际上就是地方军阀，中央奈何不得他们。刘仁恭能在群雄争霸中夺得一块地盘，便啸傲蓟门，志得意满，渐渐地骄傲起来。当官的要是骄傲，有一个普遍标志，就是生活腐败，具体说是讲究奢侈，荒淫无度。
刘仁恭在幽州，就是老大，你皇帝享的什么福，我也要享什么福。
他嫌幽州城不够牢固，就在附近的大安山上，依绝壁筑起一座“别馆”，不仅有险可守，而且极其堂皇，酷似皇宫。
他又选了许多美女到“宫中”来服务，自己就待在这小天堂里，和道士们伙在一起炼丹药，以求长生不死。
这样的好日子，真的想再活500年啊！
我们读史读多了，能发现一条规律，凡有在上者穷奢极欲的时候，在下者的日子都不会好过。当时的幽州人民，连饭都吃不饱，只能吃黏土、食人肉，饿死的穷百姓无计其数。
就这样奢靡还嫌不满足，最令人瞠目的是，刘仁恭下令将民间的铜钱全部收缴上来，组织工匠在大安山顶挖洞穴（有地道战情结），把钱全部藏起来（有窖藏情结）。
就这也罢了，他还怕藏钱的工匠泄露了秘密，竟把他们全部杀死灭口。
钱都上缴干净了，民间怎么办？
亏得刘仁恭想得出，他让幽州人民用黏土造钱，在幽州境内强制流通（《新五代史》）。
这种泥钱什么样？不好想象。但我知道，它可不是橡皮泥那样软乎乎的，而是要经过烘烤，烤好后质地相当坚硬，不至于龟裂或者掉渣儿。
古代的时候，人死了后，家属要在墓中埋一些陪葬品。其中一种陪葬就是泥钱，这不过是一种象征而已，就像今日流行陪葬纸糊的汽车、电视机一样，算是儿女替长辈圆了生前的心愿。
刘仁恭竟然就把这样的“地府钱”，作为了正式的货币！
吾土吾民，勤劳勇敢智慧是没的说了；但是这智慧，有时候也会在坏的方向上达到极致。
泥钱当然保留不下来，所以今天已经无法考证它是什么形制，镌有什么钱文，币值是多少。
隋末有纸糊的钱，唐末又出了泥捏的钱，都说末世必有妖孽出，真不假！
到了民国年间，又有钱币学家考证出来，当年刘仁恭不仅藏了铜钱，捏了泥钱，还铸过新钱。现在人们所能见到的，一共有四类：铁永安钱。共有三种，即铁永安一十，铁永安一百，铁永安一千。这三种钱，也有铜质的，存世数量都不超过10枚。这种钱，形制厚重，钱文粗拙，在钱币史上别具一格。
铁货布。背面铸有钱文三百，其制式不是圆钱，竟然是仿照王莽的货布模式。
铁顺天元宝。也有三种，背面的钱文分别为：上月下十，上月下百，上月下千。其中的上月下百，是拿史思明的顺天钱作模本，上月下十、上月下千则是刘仁恭自创的模式，钱文字体近于隶书。后两种钱现在存世各有一枚铜品，那就比华南虎还要珍贵了。
铁五铢。此钱用的是隋朝五铢钱的模本。
这些钱，都使用了唐中期以后才有的翻砂技术，但是铸工不精，砂眼较多。
从钱形上看，刘仁恭是个怀旧派，连五铢钱、货布都弄出来了。从币值上看，他铸铁钱的目的，也是为了搜刮民间财富，因为全是大钱。
刘仁恭作恶多端，囤积了好几山洞的铜钱（不知留作何用），没想到现世现报，先是他儿子刘守光给他戴了绿帽子，睡了他的爱妾，父子俩为一个红颜闹翻。
这还了得，还有没有上下尊卑了？老子把儿子叫去，狠狠教训了一顿。
有其父必有其子，刘守光哪里吃这一套？什么上下尊卑，这年头还不是武力说话？他找了个机会派兵攻破大安山，把老爸给囚禁了起来。
这下子，美人就得交出来了吧？
在这之后，刘守光趁乱索性在幽州称了帝，按理说刘仁恭也就成了“皇帝的老爸”，可是这个尊贵的老爸，却仍然是个囚徒。
后来幽州被刘仁恭的死对头——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攻陷。李存勖将刘仁恭逮住，以刀猛刺其心，用他的血作祭奠，然后斩首。
——那几个山洞里的钱，究竟藏在何处，也就成了一个天大的谜。
还有一种说法是，上述的永安铁钱，是刘仁恭之子刘守光在幽州称帝之后才铸的。
永安钱流通时间甚短，在后来的1000年中，人们甚至不知它是何人所铸，在哪里使用过。加之存世数量绝少，就显得更为神秘。直到民国时，人们才基本搞清了它的来龙去脉。
刘仁恭，算是中国钱币史上最恶的一个恶人了吧。
他发明的泥钱，还有一个后话，也值得一说。
唐亡后，紧跟着的是五代十国，五代里面有个“后唐”政权，就是杀刘仁恭的那位李存勖建立的。
李存勖在战场上是一员勇将，治国却极为昏聩，常常面涂粉墨，穿上戏装，登台表演，朝政什么的干脆就不管啦；他还用伶人做耳目，去刺探群臣的言行，引起朝野怨恨。
李克用的养子李嗣源深孚众望，对这个戏子皇帝实在不能再忍了，就发兵攻击李存勖。在混战中，李存勖被哗变的亲军杀死，李嗣源在群臣拥戴下称帝，这就是后唐的明宗。
明宗是整个五代里最贤明的一个君主。他即位后决定铸新钱，便叫臣下呈送一个前朝钱币的清单上来，好做参考。
负责拟清单的鸿胪少卿郭在徽，在清单上竟然列入了刘仁恭的泥钱和铁钱。
明宗一见，动了肝火：你这是在咒我！刘仁恭是什么人，他造泥钱，绝不是搞经济建设，而是害人！
骂完了，又把郭在徽降了职。
可是这位后唐明宗，也没有忘记刘仁恭藏的那笔钱，曾大张旗鼓地在大安山掘宝。《旧五代史》上记载，当时幽州有个衙将潘杲，上书说他知道刘仁恭在大安山的藏钱之所，枢密院（国防部）立刻派了人去监督发掘，结果“竟无所得”。
大安山，就在北京房山西北80多里的地方。藏宝处，就在山上。
不过，喜欢看《盗墓笔记》的朋友们，且慢高兴。
因为这宝藏，已经在1000多年前的辽代，被辽圣宗派人去给挖出来了，所有掘出的铜钱，都拿去铸了新钱！
至于还有没有残留的，不详。有不死心的朋友，不妨也可以去探访一下。
老百姓就用鸡鱼鸭鹅做“货币”
刘仁恭死于非命，这是上天惩罚他。但是我们后世有玩钱币的人（雅号“泉界发烧友”），可能还是会感谢他为唐朝钱币史添了点花絮。
唐代的货币，除上面所说的那些之外，还有一些也要交代一下。
在晚唐，西域地区唐朝的管辖区内，曾经铸过两种“通宝”，一种是“大历元宝”，一种是“建中通宝”，这算是地方钱币了，主要就在当地流通。
当时西域还有一个突骑施国，是游牧民族政权，以前经常活动在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玛克），也就是李白的故乡。在武则天去世后，这个小国正式从属于唐朝，为唐朝守卫西部边境。唐中宗封他们的首领为“怀德郡王”。
这个突骑施国，铸过一种独特的方孔圆钱，与开元钱的形制一样，但钱文是粟特文。
这个粟特文，是中古伊朗东部的一种文字。现代中国能懂得这种语言文字的人，那就等于学界的“华南虎”了，大概就只有陈寅恪、季羡林、周一良等几位大师而已。
另外，在已经灭亡的高昌国旧地，唐朝时还活动着一支“西洲回鹘”，也是游牧民族。他们也铸了一种仿开元钱，钱文是回鹘文。
回鹘，在唐朝前期叫“回纥”，后来又改名叫“畏兀儿”——这名字有点眼熟吧？对了，他们就是今天维吾尔族人的祖先。
这两种少数民族文字的铜钱，意义可谓重大，从中可以看出，华夏文化当时对西域的影响是何等之深！
除这些钱币之外，唐朝的货币种类其实相当丰富。由于唐朝从头到尾都没摆脱“缺钱”的困扰，因此，唐中央政府特别提倡谷帛货币化。唐文宗甚至规定，在交易中凡是金额超过100贯的，所用货币，粮食或布匹要占一半才行。
到了灭佛皇帝唐武宗时，那就更厉害，他规定，交易超过5贯以上的，就要有一半的货币是谷帛。
在一些边远地区，因为流通的铜钱太少，那么不用政府提倡，老百姓也会自动用实物代替钱币。
那时候巴地的边缘地区，就是用盐和布匹充当货币的。巫峡一带，则用水银、朱砂、象齿、彩绸、头巾等充作货币（《唐会要》）。
汉中一带的风俗，就更具有乡土气息，不但现钱极少用，布帛也很少用。老百姓到市场，都是物物交换，比如要买盐的话，拿一斤麻或一两丝去换，再不然鸡鱼鸭鹅也都行。
这样的“原始贸易”，虽然看上去换算好像很复杂，但老百姓却觉得很方便（《元稹集·钱货议状》）。
——百姓们过的就是油盐柴米的日子，你政府解决不了的事情，他们自然有办法对付。
本书最前面曾特别提到过云南地区，在唐代那个地方叫作“南诏国”，也就是金庸《天龙八部》里“小王子”段誉的家乡。南诏国就一直不用金属货币，用的是贝币和绢帛。
虽然大唐的货币五花八门，但是政府却没把金银正式算在货币序列里。中唐元和三年（808），还曾一度下诏禁止开采银矿。
可是金银即便不再是法定货币了，它们在民间还是具有货币的功能。在岭南，因为外贸发达，人们甚至只把金银看作货币。
晚唐诗人韦庄写的著名诗篇《秦妇吟》，也说黄巢起义时，长安城里“一斗黄金一升粟”。看来在特殊情况下，黄金也可以用作支付。
这没有疑问：金和银，永远是和“财宝”连在一块儿的。
古今都一样！
有的东西，虽然号称是财富，但是很虚。比如股票、基金、期货、股指期货，那只不过是账面数字，你把钱投进去，它要是给你“虚”掉了，你是无论如何也搞不懂是怎么被“虚”掉的。
可是你买银行的金银币，即便价格再跌，也没有一种是跌到面值以下的。
如若不信，你今天就可以到银行去确认。
不是有一首歌说“太阳是一把金梭，月亮是一把银梭”吗？那我们不妨也可以这样理解：金银之价值，就如日月之永恒。
在古老的钱币上，铸有日与月的标记，其意义也在于此。
这是古人在向你暗示一个真理——钱，永恒也！
五代的货币政策各有高招儿
我们该向辉煌大唐挥手说再见了。读史，这大概是最不忍释卷的时刻。
华夏民族古代的面子，全都在大唐这里。
各位读者即使没到过日本、韩国，总该吃过日本料理或韩国料理吧？看到那种精致、那种彬彬有礼，我就能感受到大唐之风。
就更不要说那些衣袂飘飘的女性服装、那些白墙黑瓦的清雅宫殿了。
这本来都是咱们的！
“礼失求诸野”，我们现在还能说什么？
好好的大唐，被无数的野心家你一榔头我一榔头，给敲打完了。
毁坏自己的国家，就像毁坏无主财产似的，不知这些人脑袋是怎么长的？难道他们以为，自己的子孙后代都可以到火星上去生活？
唐一亡，果然就是乱纷纷的五代十国。就算是霸主、枭雄、草头王，也免不了人头滚滚，直闹腾了半个世纪。
其间出了无数的皇帝与“国主”，但没几个是雄才大略的，都是能玩一天算一天。
华夏这个经济上的务实民族，在政治上为何又如此虚无？还真是值得研究。
现在，我们来看五代十国的钱币。
先弄清五代是哪五代，我们好心里有数：按顺序是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这些国名之所以都有一个“后”字，是因为从周朝起，这些国名都有人曾用过，加个“后”是以示区别。
这些朝代的都城，除后梁是在洛阳外，其余的都建在开封。
五代的各朝，都铸过自己的“元宝”或“通宝”，形制和重量一般都仿照开元钱。
唐朝遗留下来的缺钱的问题，在五代仍然存在。其中后唐也曾经效仿唐朝，下过禁止蓄钱的诏令，同时还禁止商人携带钱币出境。后唐明宗时，还进一步规定，商人不准携带500文以上的钱出城。
有钱，你就在城圈里可着劲花吧！
这样的限制，简直没法让人做生意了，超出500文价格的城乡贸易怎么进行？
以往在唐朝，因为钱不够用，所以官方认可“省陌”的做法，不过有规定，一般是800文到900文为一贯。
到了后唐，每贯钱“短”得越来越厉害，朝廷不得不下令，必须维持在800文一贯的标准上。市场稽查员一旦查到在交易中以“短钱”支付的，所有钱币一律没收。
政府为什么要管“短钱”的事呢？——不涉及它的利益它怎么会如此热心？
原来，民间流行用“短钱”，实际上是市民自发地把手中的货币升值，如果不加以控制的话，皇家和政府的财富就会缩水。所以必须采取强制措施，让足够数量的货币在市面上流通，以抑制货币升值。
缺钱缺得各朝皇帝都抓了狂。
到了后晋，钱币发展史上还出了一个小小的逆流。后晋太祖皇帝、也就是那个著名的卖国贼石敬瑭，大概被缺钱现象困扰得太苦恼了，就颁布了允许自由铸钱的法令。当然他不是傻瓜，同时也规定了严格的标准，要求重量一定要与开元钱相同。
但这个法令是完全脱离实际的，各地都缺铜料，你让民间铸造足值的钱，怎么可能？结果法令颁布一个月后，就不得不放宽限制，说铸钱也可以略轻一点。
法律就怕没弹性，只要有弹性，人们就能钻空子。这个口子一开，各地豪门富商就开始动脑子啦，铸的钱，简直五花八门，轻重不一，大小不一。贪心之徒更是往钱里狠命地掺铅、掺锡。
后晋的钱币样式，成了万国博览会，在流通领域引起极大的混乱。石敬瑭的自由铸币政策，得不偿失，实行了还不到一年，就只好匆忙收场。
这样儿戏似的治国，国运想长久那是太难了。后晋传了两代就完了，接着的是后汉。
在“省陌”问题上，后汉有一位宰相王章很有创意，他规定了一项官库出纳制度，就是百姓缴纳官库的钱，以“八十为陌”，而凡是官库支付百姓的钱，则以“七十七为陌”。比值上虽然只有小小的差异，但官府就是要占你这一点便宜！
又来这一套。这样与民争利争到如此斤斤计较的政权，怎么能长得了？后汉也只传了两代就完了。
五代的最后一个朝代是后周。后周的第二个皇帝，是一位有名的明君——周世宗柴荣。他是后周开国皇帝太祖郭威的内侄和养子，后人习惯称他“柴世宗”。
柴世宗文治武功都有一套，所做的事当中，也有一件与钱币有关。那就是他也学唐武宗灭佛。
他下诏废止了全国3万多所无皇家执照的寺庙（非敕赐寺额者），从这个数字来看，他要比唐武宗狠得多。
考虑到各州县已经有好多年没铸钱了，而民间却大批销毁铜钱造器皿、铸佛像，于是柴世宗限令被撤销的寺庙，在50天内把所有铜像铜器拆毁，送交官府用来铸钱。
民间百姓有藏铜的，也要在50天内上缴，官府照价给予补偿。过期匿而不送的，要重罚，五斤以上的判死罪，一斤以下的判徒刑二年，还要株连邻里和“居委会”的负责人。
真是闹得鸡飞狗跳墙啊！
铸钱缺铜，害得佛寺屡屡遭殃，看来这个问题是越来越尖锐了。当历史再也无法负荷一个沉重的包袱时，甩掉这个包袱、变通一种做法的可能性，也就随时会出现了。
人们现在，还需要忍耐。
接下来再看十国。这十个小国，大都算不上什么像样的国，也没有统一中原的志向，割据一方，混一天算一天。先混个皇帝或国王做做，等到哪天天塌了再说。
这其中，有六个国家有自己的铸币。我在这儿给它们点一下名。
不过即使点了名，大家可能也不知道它们是在什么方位，那我就连它们的“首都”也一起点出来，这样就能明白个八九。
记住，铸了钱的六国，是成都的前蜀、长沙的楚国、福建长乐的闽国、广州的南汉、成都的后蜀，还有金陵的南唐。
它们都先后铸过各种“元宝”和“通宝”。
其中楚国的钱最“贪婪”，全是大钱。先是铸了“天策府宝”，有铜的和铁的两种。又铸了“乾封泉宝”，也是有铜铁两种，据说还有铅钱。
据宋人洪遵的《泉志》记载，楚国的铁钱面值极高，九文就是一贯。
我的天！那不是铁钱一当开元钱一百？
这铁，难道是造宇宙飞船用的吗？
这个“楚国”是什么来头？原来，黄巢起义时，木匠出身的许州人马殷投身军旅，东砍西杀十几年，凭借智勇占有了湖南一带。后来受了后梁之封，做了“楚王”，又建立了天策府，加封天策大将军，经营起了一个小王国。
马殷是乱世里难得的一个聪明人。乾化元年（911）时，他就铸了这个“天策府宝”大钱，有铜、铁、铅三种，以铁钱为多。
当时铁钱一推出来，人们不大认可，还是铜钱的购买力高。据《十国纪年》载，马殷铸的铅铁钱，只在城中流通，城外还是用铜钱。
“天策府宝”是为天策府开府庆典所铸，所以它既是一种通货，也可以说是古代的纪念币。此钱久为钱币学家所推重，声誉极好，伪造的也多，一般都是拿真钱做模子翻铸，表面很粗糙。
还有的伪钱在钱背添字，如楚、殷等，其实是画蛇添足，一看就是假的。
马殷后来又采纳了谋臣的意见，就地取材，铸“乾封泉宝”大铁钱，有大小多种型号，背文有天、天府、策、天策、策府等。乾封泉宝也有铜的，不过极为罕见。
历史上发行铁钱取得成功者不多，马殷可谓首例。
楚国的铁钱大而重，携带不便。马殷是怎么推广成功的呢？
原来他早考虑到这一点，对商人采取保护政策，允许商人以契券交易。
具体办法是：一堆铁钱，找个地方垛起来，商人之间交易只凭“契券”。比如，契券上写明“原张三所有铁钱百贯，堆放于龙门客栈，现因交易某货，归李四所有。特此证明”之类。这叫“指垛交易”，钱不动地方，就变更了所有权。
这种契券，还不能算作纸币，只是一种兑换券。
马殷到底是劳动人民出身的，知道爱护百姓。在他的境内，不收商税，于是四方商贾都如飞蛾扑火般的往他这儿来，把大批货物运入湖南。
商人们赚到了铁钱，出了“楚国免税区”就不能使用，所以又都换成当地的土产运走，这就大大加快了当地的商品流通，连带马殷“公营”的丝茶业也获得厚利，令他的楚国富甲天下。
另外还有闽、南汉、后蜀，都曾铸过大铁钱或者铅钱。南汉的货币政策也与隔壁楚国的相仿，规定铜钱归政府收藏，在城内只许用政府发行的铅钱，城外管不住，随便。但是，铅钱不许出城，铜钱不许进城，违者有死罪。
为什么有这样的政策？就是为了保证铅钱不贬值。
——把铜钱驱逐出城外，可以为铅钱制造一个“净空”。否则混用的话，没几天铅钱就会贬得一文不值。
凡是不开放的地方，都是怕外来的良币，驱逐了他们的劣币。
李后主的南唐对钱币艺术也有贡献最后我们来专门说说南唐。
南唐，打的是“唐”的旗号，所以在它发行的钱币中，有一种就是“开元通宝”，分大、小两种。
不过南唐尽管冒了前朝大唐的名义，毕竟只是个偏安之国。在与后周的实力较量中，屡战屡败，不得不放弃长江以北的土地，割地赔款，向后周屈服，还主动废了自己的帝号。
既然不是皇帝了，也就不能再冒用“开元”的名义了，再铸钱，钱文就成了“永通泉货”“唐国通宝”和“大唐通宝”。
新铸的钱，多少透着一股无奈。这时候南唐的“国主”，是中宗李璟，他在政治上不是很聪明。南唐败给了后周，赔了一大笔钱，政府的财政有了赤字。当时有个叫钟谟的官员提议“铸大钱，以一当十，文曰‘永通泉货’”，李璟想想没别的办法，就批准了（《新五代史》）。
这又是铸大钱的老把戏，其结果就是物价高涨，私铸泛滥。
老百姓用小钱兑换政府的大钱明显吃亏，“故民间匿币而不出”，甚至人们纷纷销钱铸器，以获厚利。
政府的钱还是不够花，从哪儿弄才好？南唐重臣韩熙载又建议：“铸铁‘永通泉货’钱，以一当二”，与铜质“永通”并行。
这一招狠！铸钱的材质便宜了，币值却翻了一倍，这就更是加紧抽老百姓的血了。果然，“铁永通”一出，“农商失业，食货俱废”。
南唐君臣铸钱虽然没安好心，但是他们的“永通泉货”，却开了钱币铸造艺术上的一个先河。
它是一种史无前例的“对钱”。
这又是一个新术语了，所谓对钱，有三个特征——一是钱文内容完全相同；二是两枚钱币使用的是两种不同的书体，其中篆书必居其一，另一种为隶书或行书；三是书体虽然不同，但两枚钱币必须是币值相同，形体对等。
也就是说，两枚“对钱”的钱形大小、钱身厚薄、穿孔大小、轮廓宽狭、钱文位置、字体大小、铜质等各个方面都完全一致，可以成双配对。
这种趣味钱币，又叫“对文钱”或“对书钱”，日本泉界称之为“符合泉”。这种花样儿，恐怕也就南唐的君臣才想得出来。
“永通泉货”的书体有隶书和篆书两种。其中的隶书钱，又有阔缘和窄缘之分、精字和细字之分。
当时韩熙载是南唐的户部侍郎，担任了此钱的监铸官。
“永通泉货”的铸期大约只有半年时间，所以铸造量极小，现今存世的数量就更少了。现在你要是能寻摸到一个，就可以当珍品收藏了。
此外，“唐国通宝”也是钱币中的一绝。这个钱，是为了应付战争赔款后的财政危机而铸的。当时南唐已答应奉后周为正朔，也就是使用后周的“显德”年号，可是铸钱的时候，还是写了“唐国”字样，可以看出南唐君臣的微妙心态。
“唐国通宝”有极复杂的版本差异，钱文有篆体、楷书、隶书三种。其中的篆书钱又有不同的版别，互相间仅有细小的不同，但是品级差别很大。
比如，篆书“国”字呈方形的，被称为“方国”。有一种方国的“唐”字篆法尤为独特，非常秀气，与普通品完全不同，是“唐国通宝”中的极品，存世极少。
诸位如果有幸得到一枚篆书“唐国通宝”，请务必找可靠的专家辨认，否则，很可能把极品当成普通品，而错过了稀世珍宝。普通品在现在的钱币市场上，价格是4元钱一枚，而极品则是4000元一枚。
说起南唐，大家一准儿都不陌生——李后主的国家嘛。
“春花秋月何时了”，李后主的那些事儿，现在几乎家喻户晓，这里无须多啰唆。可是在南唐，还有一个人，其传奇色彩、其知名度、其才情，一点不亚于李后主。
这人就是——这次铸钱中的重要角色韩熙载。
他是南唐著名的大官僚、大书法家、大作家。原是北方的青州人，为避祸逃到南唐，从政后，一步步做到了高官的位置。
他原本是个有远大政治抱负的人，所图者甚大，入仕南唐后曾多次进言，都能切中时弊。南唐君主要是按他说的办，没准儿能跟宋朝弄出个“南北朝”来，起码也能多出几十年寿命。
但是到了后主李煜执政的时期，南唐形势岌岌可危，李后主却只顾着享受风花雪月，不想有所作为，反而对韩熙载有所猜疑。
韩熙载知道自己命不好，这一辈子的报负都泡汤了不说，弄不好还要倒大霉。
为了避免李后主猜疑，他便纵情于声色歌舞之中，以颓废来表示自己并无野心。
纵情声色，那是需要钱的，韩熙载恰恰就不缺钱。他本来家财就厚，另外还有大宗的灰色收入。
由于他文章写得好，江南的贵族、士人、和尚、道士，都带着金帛来求他撰写碑碣（墓志铭），甚至有以千金求写一文的，再加上皇帝的赏赐，就更不得了啦！这些财富，让他成了南唐大臣中罕见的超级富豪。
有了钱，要想挥霍，那还不容易？
韩熙载在家中蓄养了伎乐40多人，广招宾客，终日宴饮歌舞。
五代的大画家顾闳中，曾经去他家领略过那盛大场面，回来后画了一幅超级长卷《韩熙载夜宴图》，那画面——极尽辉煌，气势非凡！
顾闳中当时是南唐的画院待诏，也就是李后主的美术顾问。据说，他是受李后主的秘密指令，去韩熙载家里刺探韩是否有异心的。等李后主看到这幅《夜宴图》，才对韩熙载彻底放了心——领导还是信任腐化一点的下属啊！
待到韩熙载的家财耗尽后，仍不改旧习，照样供养着歌舞小姐。每月一到发薪，就把钱散发给各位小姐，以致自己囊中羞涩。
每逢这时，他就会换上破衣烂衫，装扮成盲老头，手持独弦琴，让自己的门生用铜板伴奏，敲敲打打，逐房向小姐乞食，众佳丽都不以为怪。
有时碰到哪个小姐正与来他家凑热闹的知识分子私会，韩熙载就不进其门，在门外笑道：“不敢打扰你们的好兴致。”
一个国家重臣，精神虚无到这种程度，南唐的“落花流水春去也”，就一点也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