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的战争或竞争都是国家力量的比较。此次的抗战经验及近月来世界局势的发展，无不使我们觉得当前最宝贵的东西莫过于国家的力量。此后无论我们是规划政治制度、学校课程、交通建设、经济发展，或是文化指导、礼俗厘定，甚至于私人的恋爱、娱乐诸问题的解决，我们都应该以国力为我们最高的标准。倘若道德与国力相冲突，我们应该即刻修改我们的道德观念。假使某种最大的国粹阻碍我们国力的发展，我们也应该火速割爱，把那种国粹抛弃毁灭。我们希望我们心目中的“新经济”就是国力学。
提及“力”，国人免不了联想起“暴力”，因为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久已视文弱为自然，甚至于为高尚。为避免这些先生的误会，我先声明：国力不等于暴力，然而暴力是不可鄙视的，而且也是国力的元素之一。陈独秀先生多年以前曾说中国人应该野蛮化。我以为这是独秀先生的学术的最高峰。可惜他以后没有专心去推行野蛮化运动，否则我们今日的抗战力量尚可提高几分。不但抗战力量可以提高，就是我们的社会和私人生活也干净些、康健些。野蛮人有野蛮人的礼义廉耻，其所不同于文弱人，甚至于文明人的礼义廉耻者，就是野蛮人的礼义廉耻是天真的，文明人的礼义廉耻是虚伪的。野蛮人的勇敢是肉体的，是敢作敢为；文明人的勇敢容易流为口头的、笔头的，不是自己上前线的，是鼓励他人上前线的。
在九月下旬的欧洲风波之中，只有德国和苏俄表示不畏战，英法两国的人民至于谈战色变。这不是偶然的。苏德两国虽然好像北极与南极的对立，两国近年的教育方针和政治经济设施，正如前文所言，完全以国力为其最高标准和最后目的。苏俄的两个五年计划及德国现所推行的四年计划都是国防计划。两国的教育方针均企图预备青年的体智德为健全士兵。斯达林84和希特勒两人竭力鼓励妇女生育，其用意亦不外备战。英美法各国的人民则太贪图安逸了。虽然，这些民治国家还没有到不可救药的田地，他们还只到文弱的初期。譬如英国前外相艾登一面提倡国际的新生活，一面大声疾呼的主张扩军。他在未下野以前及在既下野以后，屡次警戒其国人说，民治的前途在于爱好自由的人民能否自动的守纪律，受劳苦，肯牺牲，如同全能国家的人民一样。此公把文化前途的问题看透了。民治的国家的任务莫大于发展国力。
三民主义的中国更应及时树立以力立国的标准。我们入手的工作是心理的改革。我们要承认弱是可耻的。无论是国家的软弱无能或是私人的软弱无能都是天下最可耻的事情。诗词、书法、风雅、理学、汉学这些东西都可以不要，惟独国力不可不追求。我们要承认力本身是宝贵的、高尚的。我们要看清国力包括暴力、野蛮力、战斗力。这种认识是提高国力的基础。
地大物博民众是国力的物质元素。这是常识所承认的，无须多加讨论。我们的地之大、物之博虽不及英美苏三国，却不在任何其他国家之下，而我民之众则又远超这三个国家。我们国力的物质元素是比较充足的，大可有作为的。不过物质元素必须配上种种的精神元素，否则国力仍不能发扬。甲午之战，中国以八倍日本的人口，三十倍日本的土地仍遭惨败。一九一四年帝俄以四十倍德国的土地，二倍半德国的人口尚不能当德国军力的三分之一。历史上同类的例子多极了。国力的精神元素或者比物质元素还重要。
精神元素不外文化程度和民族团结两种，从我国的需要观察，所缺乏的文化是近代的文化。抗战以来，有一件可慰的事情，那就是没有人提倡以大刀队来应战。足证国人对于时代的认识已有很大的进步。目前国内没有人不渴望军备充分的现代化。不过现代的战争不仅是军队与军队的战争，实是全民的战争。有了现代化的军队而没有现代化的工业、交通和政治，还是不济事的。要想政治经济的现代化又不能不有现代化的教育。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的说：一个国家，其政治经济教育不是现代化的，根本不能有现代的军备。同治光绪年间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之所以失败，正因为他们只企图局部的现代化。因为如此，连他们所希望现代化的局部都不能现代化了。帝俄之败于德是局部的现代化败于全面的现代化。一国的军备是一国全体人民的体力、智力、生产力、组织力的总集合。全盘生活现代化了，军备自然而然的现代化了。我们若要提高国力，我们不能不火速促进全体人民的全盘生活的现代化。
所谓“近代文化”的特征是科学。工程和机械都是科学的实用。我们所提倡的现代化就是科学知识、科学技能、科学的思想方法之普遍化。国内人士注重科学者日见其多，然而我国的近代化仍是很有限的。最大的阻力莫过于我们的重文积习。张君劢先生近在华中大学的讲词中说我们有“文字病”，往往把文字当作实物。他很尖锐的批评这种毛病：
“这个毛病，是渊源于几千年来士大夫过重书本与文字的结果。他们几千年来读书作文，或作经义，或作策论，或作八股文，都是以文字优劣，定人之优劣。此种毛病，传至他方面，则开会时专讨论章程，内容必求其详备，文章必求其雅洁，而开会后的实际工作，大家漠不关心，只多让一二热心人去干罢了。甚至国耻纪念，亦依例以一篇文字来了事。文字的好不好是必须争论的；事实究竟怎样，大家是不注意的。这个病根就是士大夫的兴趣只注重书本与文字，而忽略了真实对象。”
张先生还没有谈到这个毛病的流弊。因为重文的恶习尚存在，所以有许多人一面提倡科学，一面又要青年读古文、写古文，日夜在那里吶喊，要学校注重国文，殊不知科学与国文是不能并重的。我们虽废了科举，但一切入学考试及政府机关和社会事业的用人仍偏重文字的知识。所以青年们以及他们的父兄师长不能不特别注重文字的学习。青年们在这种环境之下只好牺牲身体的康健和别的科目或技能的学习。
我国的文字原来比欧美各国的字母文字困难，而社会又把文字知识的标准定得很高。青年的文字负担之重实在可怜极了。我国小学和中学的课程在国文一门上所费的时间比欧美各国要多一倍，然而我们的毕业生使用国文的能力尚不能赶上欧美的同等学校毕业生。这不是因为我们的脑力不及人，完全是因为我们的文字难，和我们的文字标准高。除国文以外，青年为求学的便利，不能不学英文或德文法文。我们学英文到能读书的程度比法国人（或其他国人）学英文到同等的程度上要多费三倍的时光。这种困难不但影响文人的教育，而且影响军官的教育！
到了抗战的时代，我们忽然发现，文字的能力究竟于国事无多大的补救。倘若此刻我们能把几百万能文的青年变为能驾汽车，或开飞机，或放炮，开坦克车，弄无线电，修路，修桥，造军火甚至于能救护伤兵的人员，我们的国力就能加增好几倍。在这一年之内，不知有多少热血青年懊悔自己专门技术的缺乏和身体的不强壮，致不能为国家出力。他们平日苦心苦力所学得的文字知识有什么好处呢？作宣传，如老百姓回头一问：“你为什么不上前线？”有什么话可回答？战时的宣传工作本来应该留给老年和妇女们去作。文弱的青年在这个年头的烦恼可想而知。我们祖先所造的孽，除了强迫女子缠足以外，莫过于重文。以后我们如不降低文字知识的标准，彻底的废用古文，那不知我们还要枉费多少青年的宝贵光阴和心血，消磨多少的国力。
有人要说：抗战时期文字知识的作用虽然好像降低，却是战事完了以后，岂不是又要恢复常态？我们要知道：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历史阶段之中，战争就是常态！所谓和平，不过是个备战时期，政治和经济斗争时期。时至今日，我们无法避免斗争。我们不能退守孤立，只能勇往直前的到斗争中去找出路。这是一整个历史阶段，绝不是三五年的事情。
国力的精神元素最要的莫过于精诚团结，而团结的最低限度和初步实现是政治统一。所谓统一，就是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政府和一个军队。于国府之外去另设政府，或是于国军之外去另组军队：这是最毒的减杀国力的方法。在民族生死关头之际，无论这种行为假借的名义或主义是什么，都是绝顶的罪恶。处今日而回想民国以来军阀及党派的割据，我们能不痛心吗？过去不必说了，以后我们应该记得凡破坏统一者，无论是彰明昭著的破坏，或是掩饰的破坏，都是民族的敌人，其罪恶不下于汉奸卖国贼。
我们此刻不但须从政权和军权统一之中去追求国力，我们更须进一步的谋经济的统一。以往经济的割据也是国力不能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美国所以能富甲天下大半靠她的四十八个联邦能组成一整个的经济单位。欧洲先知先觉的人们久已提倡学美国的先例，组织泛欧联合国。现代的经济必须有较大的地域单位始能发生效能。新经济与旧割据是势不两立的。现在我们的领土能资为国力的源泉者既大缩小，我们更须通盘筹划。举凡一切货币的、税收的、交通的、资源的把持，我们应该火速的调整。
政治和经济的统一尚不过是精诚团结的外架，其内心是民族一体不可分离的精神。这是国力的中坚，也是国防的最不可破的一线。上次德国大败以后，法国亟谋莱因85区的脱离德国而独立。彼时德国已无抗战的能力，莱因区又在法国驻防军队的严密统制之下。法国在那个地方实能为所欲为。法国允许了莱因区经济合作的优待条件，并且答应莱因区的人民不负担任何赔款的责任。假使当时莱因区的德国人愿听从法国的指使，他们事实上能避免许多战后德国人所受的困苦，享受许多一时的便宜。但是在那种情形之下，法国的阴谋依旧失败了。因为什么？因为德国人不愿作外国人的傀儡。就是自己能占便宜，他们尚且不愿意。他们要继续作德国人。他们要与祖国同甘苦，不要离开祖国去享短期之福。萨尔区的德国人亦复如此。战后该区名义上暂归国际共管，实由法国统治。临到一九三五年公民票决的时候，无论法国如何利诱，无论区内的人民（多半是矿工）如何不满意希特勒及国社党，百分之九十七仍投票表示要回到祖国的怀抱。因为德国人有了这种民族精神，即使作战惨败了，国家的复兴是外人无法阻止的。我们在国力未充分发展以前，免不了有一个危险的过渡时期。在此过渡时期之中，最能维护民族生存的莫过于民族的精诚团结。这种国力全靠我们自己去发展，外人不能助我，亦不能阻我。
——选自《新经济月刊》第一期（二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重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