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政治大部分是利益集团的斗争。在马克思学说未风行以前，西洋的政论家，无论是左倾或右倾，都公开的承认这一点。美国开国时期的领袖甚至故意设法使资产阶级能永久把握政权。许多马克思的理论，在马克思以前，就有人宣布过，而且有些是右倾分子宣布过的，马克思对于政治运动的特殊贡献是劳工阶级专政的学说。这种鼓动引起了不少的心理恐怖，于是有许多言论家讳言政治与经济的密切关系，好像政治，尤其是民主政治，是超阶级利益的。其实在民主之下，利益集团的斗争是日夜不停的。
在英美社会里，知识分子并不独自成立阶级。各种职业，连买卖业在内，都能吸收知识分子。靠知识吃饭的公教人员，因其所得待遇的优裕，实是中产阶级，其利害关系与一般工商界是打成一片的。英美教育的普及和文字的简明使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之间不能有清白的界线。
学者和专家，在英美社会里，并没有政治的号召能力。除非他们把学问掩饰起来，故意操老百姓的腔调，他们是不能得选民拥护的。英美政客的技术之一种在使老百姓把他们当作自己人看待。至于工商界的巨头，他们自以为经验丰富，遇事都有办法，更不要请教于“不切实际的书虫”。
在我们这里，无论是老百姓或是工商界的人士，对于学者尚保存几分传统的尊重。究竟几十年后，知识阶级的社会地位将演变到什么田地，此刻尚不能预料。我们的社会已开始变动。工商界已开始吸收知识分子。而出身知识界的商人与工业家有些不但自己丧失书生的面目，并且对于学者已带几分鄙视之意。在我们这里，如同在英美一样，久而久之，各种利益集团必会有组织的企图把握国家的大政，目前的一二十年或者是知识分子左右政治的最后的一个机会。
谈政治，最忌凭空创设乌托邦或假定某一部分的人是天生圣贤，人情并无国别的或阶级的天生差异。我们为什么迷信知识分子在现阶段的中国能够而且应该负担特殊使命呢？
士大夫耻言利。这是我们的传统。历代的圣贤讲究立功立德立言，却没有半句话讲发财的。时至今日，这种传统尚有几分效力。一般知识分子并不梦想作煤油大王、钢铁大王，或任何其他金钱大王。他们祈求的是适当的工作机会。他们的生活目的是事业的成就，而不是金钱。当然他们希望生活安定，衣食有着落，子女能受较好的教育，工作的设备和环境要适当。这些物质欲望是自然的、合理的，而且所费是有限的。这种人生观是事业的人生观，不是金钱的人生观。这是从工作本身找乐趣，其出发点和原动力是工作欲，不是收获欲，是匠人心的发挥，不是商人心的表现。
中外古今文化的进步发源于匠人心者远过于发源于商人心者。这种匠心（Instinct of Workmanship）是文化的源泉。文学美术的创造以及政治经济制度的创造只能靠匠心而不能靠金钱。杜工部和白乐天的心目中并没有稿费或版税。莎士比亚把戏剧作为他的玩意儿，也就是他的性命。乐圣斐蒂欧文应内心的驱使而编乐谱。巴斯得81的研究细菌，居里夫妇的研究镭质，都是匠心和工作欲的发挥，与金钱欲没有关系。孙中山的革命、罗斯福的新政是想治国平天下，不是想个人发财。
英国经济史家唐恩82教授（R.H.Tawney）常说尚利的社会（Acquisitive Society）是近代文化的产物。在中古，生产能力虽有限，生活状况虽很苦，个人发财既不是通行的人生观，也不是社会习惯及制度所许可的。自宗教革命以后，各种保障社会的传统逐渐废弃，而个人发财的自由及风气遂成为近代文明的特色。学者及一般人们甚至认定自由争利是一切进步的原动力。聪明才智之士也以聚财的多寡为一生成败的尺度。
循尚利的路线走到尽头以后，西洋的社会已经有人发现前面是死胡同。近二三十年来，不仅有些科学家和工程师觉得自由争利不能充作高尚文化的基本动力，就是企业界的巨头也有人觉悟。现在英美社会的聪明才智之士走事业的路线者逐渐加多，走金钱路线者日形减少。三年前我参观T.V.A.的时候，发现其中有不少的技术专家及管理员情愿接受较低的薪津而继续为佃列西河流域的开发努力，不愿改就私公司的职务，纵使公司可以给他们数倍的金钱报酬。他们觉得工作的愉快及工作的社会意义是他们最大的收获。至于金钱，T.V.A.虽不能使他们成为富翁，一切合理的欲望也都能满足。83
在我们这里，如果知识分子能保存士大夫传统的气节，我们可能超度西洋近三百年的历史。孙中山之所以坚持民族民权民生三种革命要同时并进，就是要缩短历史的过程。现在工程师在国内所干的事业都带几分缩短历史的性质。在制度及机械方面能作的事，我们在道德方面应该也能作。何况事业的人生观是中国书生的本来面目呢？
在长期抗战的阶段之中，知识分子，除少数市侩化以外，大多数概普罗化了。他们对金钱势力的横暴及民众生活的困难均得了更深刻的认识。原来想洁身自好者，现在知道在这种社会之中自好无从好起。知识分子传统的人生观及传统的社会地位，加上最近十年的磨炼，使他们对新国家的建设能有很大的贡献。
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数来自小资产阶级的家庭，富翁在我们这里本来是极少数的极少数，而富门子弟又多不愿出知识的代价。国人现在尚不了解我们知识分子求知的困难。一个中国人在国文上所费的时间要三倍于一个英国人或法国人费在英文或法文上的时间然后能得同等的程度。因为新知识出版品的缺乏，我们不能不学一种外国文，而我们在英文或法文上所费的时间又要三倍于一个英国人在法文上或德文上所费的时间始能得同等的程度。除非文字有很大的改革，知识分子必是人民中的极少数。他们虽不是劳动阶级的子弟，却知道稼穑的艰难。他们自己求知所受的痛苦就不亚于种地的乡下人。
这种知识分子踏出校门以后，百分之九十九并无家庭资本可以自办工商业。他们大多数还是作公务人员，投身事业界者仍是以参加国营事业者居多数。换句话说，知识分子的出路在于作官，教育官、行政官、事业官。名义虽不同，靠公家薪津吃饭则是一致的。所以在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是切身的。
事实虽是如此，知识分子却不肯充分承认。他们中间至今尚有人在作梦。一种梦是教育清高而作官不清高。另一种则以为惟独作官是光荣。其实教学可以清高，普通也是清高，但作官也可以清高，应该清高，作官可以得光荣，也可以不得光荣，并且教书，作工程师，行医，当律师，都是光荣的。
中国的官僚百分之九十来自知识界，却是知识分子最喜欢骂官僚。在朝的知识分子和在野的知识分子形成两个对垒。其实在朝的与在野的，无论在知识方面，或在道德方面，是不相上下的。据我的观察，官吏百分之九十想奉公守法，努力作事，百分之七十能与环境奋斗，只有百分之二十为环境所克服而作违心的事情。如果环境改善，中国的官吏在工作效率上及操守上，可以不落在任何别国官吏之下。社会感觉官吏的压迫，殊不知官吏深感社会的压迫。社会总是说政府的赏罚不公，其实社会的舆论对公务人员也是赏罚不公的。政府与社会就是难兄难弟。两者都是不够近代化。
沙学浚先生在本刊的第十六期提到开明分子组织政党的困难。他说：
在团体活动中他们（开明分子）往往胸襟狭、气量小、有学问不一定有能力，尤其是领袖能力和组织能力；他们往往过于自信，过于自尊，因而漠视纪律，轻视旁人，这就成了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人。
沙先生所指出的毛病当然是实在的，而且是可叹息的。这种毛病是各国文人最容易犯的。“文章都是自己的好。”不过学问与技术，虽没有显明的尺度，究竟比文章要客观一点。所以现在知识阶级领袖的产生比以先实在容易多了，自然多了。
近来经济学者对世界经济前途大体上是抱乐观论的。他们觉得有了近代的科学，全世界的生产效能及生活水准均能大大的提高。他们并且相信一国的穷困间接是其他各国的祸患，反过来说，一国的富庶直接间接能使其他国家受益。在经济上，这是一整个共存共荣的世界。如果各国的外交政策全凭经济元素决定，国际的合作应能顺利的实现。
在一国之内，各种事业也是互相依赖的。我们如以事业的人生观为出发点，我们必感觉中国可作应作的事太多了。我们彼此之间只可用加法乘法，绝无用减法除法的必要。据我个人的经验，朋友们对我们用加法乘法者远多用减法除法者。士大夫的传统在这方面已起始改善。
沙先生所举的困难虽然是实在的，我仍觉得事在人为。
中国现在最急需的还是近代化，加速的近代化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毫无疑问的，知识分子应该居领导地位。
在政治上，中国正图从武力政治过渡到舆论政治，这种过渡亦应该由知识分子加以推动。
在经济上，中国的资源亟待开发，而开发的后果亟应设法使其能为全体人民所享受。这种使命尤其要知识分子负担。
——选自《世纪评论》第一卷第二十四期（三十六年六月十四日南京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