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抱有事业志愿而入政界者，十之八九在极短的时期内无不感叹的说：“在中国作官可以；作官而要同时作事，很困难；作事而又认真，很危险；认真而且有计划，那简直不可能。”为作官而作官的，只要人人敷衍，事事通融，反得久于其位，步步高升。官场最不可缺的品格是圆滑，最宝贵的技术是应付。这种自然的淘汰是淘汰民族中之强者、有能为者，保留民族中之弱者、庸碌无能者。
这种风气的盛行已太久了。在前清宣统年间，全国所认为罪魁的是盛宣怀。其实当时的权贵，哪一个作的事之多且大可以比得盛宣怀？社会对其贪污之厌弃，固是公论，但对其所创造之事业曾无一词的赞许，这岂算得公道？在光绪年间，权臣最受御史的弹劾及清议的批评的就是李鸿章。其实在光绪一朝，集其他人物的一切事业还不及李鸿章的事业的一半。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有几个人敢于大规模的改造传统的制度？这几个人的名誉又如何？秦始皇创造了大一统的中国而论者只知其“暴”；那班假托为封建诸侯复仇的反得着了二千余年的士大夫的同情。王莽及王安石乃我民族仅有的社会经济改造家，而二人之为奸，在士大夫的眼光里，只有程度的差别。这种空气只能培养高官达爵，不能产生事业家。
政界如此，其他各界亦复如此。最可痛心的是这种病态心理已深入教育界。现在在这界服务的人大多数只愿担任教学，不敢担任行政；担任教学的人大多数又只愿讲学，不愿督学。我国教育之宜改良，这是人人承认的。但是教育部长、校长、院长、系主任一动手改革，那就满城风雨了。若以报纸所载的为根据，中国人的理想大学是这样的：对教职员无论如何不裁人；对学生不收学费，津贴愈多愈好，按期发文凭。其实在我国的学术早已化成资格的造就。科举虽废了，科举的心理尚存在。
世界上只有一个民族，其注重个人主义可以与我们相比，那就是盎格鲁·撒格逊80人。但是他们以自食其力为荣，食人之力为耻；我们以自食其力为耻，食人之力为荣。他们崇拜英雄、事业家；我们不崇拜。在他们的社会里，不作事而说便宜话的没有立身之地；在我们这社会里，不作事者的骂人就是清议。英美是民治制度最发达的国家，但英美人民并不惜以重权付诸其领袖；我们号称几千年专制的国家，但在我们中间，有一人操权，就有百人忌他、骂他、破坏他。英美的个人主义是为个人谋创造的自由及机会，同时鼓励别人的创造；我们只有地位欲，没有事业欲，我们不图创造，亦不容别人创造。
前几年，有位青年朋友来找我，要我替他在南京政府里谋一差事。我问他能作什么，希望什么薪金。他说他能抄写，希望六七十元一月。我就告诉他，这六七十块钱也是人民出的，应该替人民作六七十块钱的事情。他的回答很愤慨：“在南京拿六七百元一月而全不作事的太多了，你何必计较这六七十元呢？”三十几年以前，中俄合办中东铁路的时候，俄国要保存合办名而实行独办，于是把位高禄厚无事的督办位置给中国人作；我们以为占了便宜，于是心满意足。近代在所谓中外合办的事业上，外人利用我民族这种弱点者还不仅俄国。
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几千年来一切的国难都敷衍过去，这一次也能敷衍过去。我们现在所处的局势是几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美国提高银价，我们的农工商业就受重大打击：只有国家积极的政策始能挽回万一。英国要联日以制俄，我们就成了英国送给日本的礼物：这也不是靠圆滑的无为所能阻止的。日本放弃金本位，我们的幼稚工业就受压迫：这不是各工厂各自努力所能抵抗的。日本要为大和民族谋万世安全，我们就发生存亡的问题？这不是我们“独善其身”的传统哲学所能补救的。这种外来的压力，如同黄河长江的洪水，非有强有力的政府，积极作事的政府，及全国的总动员，是无法抵御的。现在的世界是个积极的世界、事业的世界。
在这个当儿，我以为我们要首先改革我们的人生观。圆滑、通融、敷衍，以及什么消极、清高都应该打倒。我们要作事。我们要修路、要治河、要立炼钢厂、要改良棉种麦种、要多立学校、立更好的学校。我们要作事，吃苦要作事，挨骂也要作事。官可不作事要作。别的可牺牲，事业不可牺牲。作事的人，我们要拥护，要崇拜。说便宜话的人，纵使其话说得十分漂亮，我们要鄙视。对一切公私事业，只要大政方针不错，我们只有善意的批评，没有恶意的破坏。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所作的事业都是新事业，是我民族没有经验过的事业。作或者要作错；不作则永远作不好。作尚有一线之望；不作等于坐以待毙。
革除地位的人生观，抱定事业的人生观：这是我民族复兴的先决条件。
——选自《大公报》星期论文（二十三年七月八日天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