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士成和袁世凯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老袁是军事加政治，真正厉害的军政人物，而聂士成更像是一个纯粹的军人，他奉行“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只考虑战场、士兵和战斗，然而，他的悲剧似乎也从此开始。
5月底，义和拳逼近丰台时，慈禧急需要一支八旗军以外又战斗力强的军队去“剿匪”，她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聂士成。慈禧调他去“剿匪”，聂士成率军就去了，然后慈禧让他保护好津芦铁路，聂士成就奉命去保护铁路，剿杀破坏铁路的拳民几百人，于是聂士成背上了“帮洋人打清国人”的骂名。京津间的拳民和百姓称呼他为“鬼子聂”，甚至有谣传：他是收了洋鬼子的钱才对义和拳痛下杀手！
端王集团也把所有的明枪暗箭对准了聂士成，他们奈何不了奕劻，奈何不了荣禄，奈何不了李鸿章，但对付聂士成这样的军事将领是不在话下的，也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刚毅甚至直接就来到过聂士成军中，“警告”聂士成要小心！他们还给裕禄下过暗令：要设法除掉聂士成。好在裕禄还很明白他需要这样一员大将帮助他守天津，聂士成这才逃过一劫。
从这时候起，聂士成就感觉自己处境不太妙，但是，“剿匪”是慈禧的军令，要违抗军令这对聂士成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四顾茫然之中，聂士成只好多次发电给荣禄，希望能够得到这位直接领导的帮助。
6月7日，在落垡完成清剿破坏铁路的义和拳行动后，聂士成立即给荣禄发电——“现因落垡村民从乱，柴草均无从购买”。短短一句电文，道出了聂士成对他自己军队的担心：一支朝廷的军队，却得不到百姓们的支持，反而引起了他们的仇视！
荣禄接电报后没有任何回复，他怎么回复呢？正是因为他不愿意冒着得罪端王集团的风险出头，慈禧不得已才把他的这位手下将领推到前台！
荣禄也曾经委婉地提醒过聂士成：你军队的军服是西式的，“不为人所喜”，还是换过来为好。荣禄还委婉地暗示聂士成要注意朝廷政治风向，注意端王集团，而聂士成是不会理解这看似平常的一句话背后的“深刻含义”的，他没有那么敏锐的“政治嗅觉”。对于聂士成来说，他不会懂得一件衣服的颜色和式样竟然还有什么别的含义，他只知道听令，研究战略战术，刻苦练军！（“事必求实，练必求勤，将必无贪心，兵必无空饷，日演两操以习阵法，岁演行军以熟地势。”——
聂士成）
6月10日，在奉裕禄之命将西摩尔军放行之后，聂士成又一次感受到了忐忑不安，他立即给荣禄发电。在这一封电报里，聂士成直接向荣禄挑明：他不想剿杀拳民，最好还是回到他原来的驻地，干他的老本行——回天津去抵御外敌（“本军逼处洋兵拳匪之间，尤犯兵家之忌，一身不足惜，为大局何？再四筹思，唯有率军队移驻天津，恭候朝命，乞代奏。”）。
荣禄接电报后还是没有答复，当然，“代奏”的事还是办了。就这样，6月13日，慈禧颁布“著裕禄迅将聂士成一军，全数调回天津附近铁路地方，扼要驻扎”的上谕，聂士成率军离开津芦铁路，开到天津，参加天津的战斗。
6月21日，慈禧发布战争总动员令，就在同一天，军机处的廷寄也到达了天津：
聂士成著即革职留任，仍著严督所部各营，迅将紫竹林洋人剿办，并速恢复大沽炮台，以赎前愆。如再因循致误戎机，定将该提督照军法从事，决不宽待！
聂士成并不知道，慈禧收编义和拳时，拳民们提出了接受收编的唯一条件——杀聂士成。而端王集团更是请求慈禧“杀聂”，慈禧无奈，只好发布这道上谕。
大沽口炮台失陷明明是裕禄的责任，也是慈禧自己的责任，租界之战打成这个样子，明明是裕禄指挥无方。可是慈禧是没有错的。裕禄是官二代，是满人，是代表朝廷脸面的高官，详细战况又是由裕禄写奏折向朝廷报告的，裕禄也是没有错的，慈禧的板子只能打到聂士成身上。
裕禄估计是内心有愧，他特意发电安慰聂士成：将军英勇！
聂士成无言，他默默地摘去顶戴，回电：“士成在一日，天津有一日，天津如失守，士成不见大帅。”（《庚子剿办拳匪电文录》）
而部分拳民仍然没有放过聂士成，现在聂士成革职留任，正是他们“报仇”的大好时机，在与聂军相遇时，聂军必须让路，拳民们甚至要杀聂士成（“大刀直奔其马首，聂士成见状无言以对，只得以大局为重，避入路旁衙门内。”）。
而许多不明就里的人仍然在不断地骂他：“鬼子聂”“聂等死”“聂找死”，就这样，聂士成前方杀敌，后方挨骂。
聂士成终于明白了，他的错误竟然是不该听军令！他事事听令，最后却身陷困境，可是，这是他作为一个军人的意义。六年前的甲午战争中，他率军在摩天岭取得了清军对日军的唯一一场胜仗，终甲午一战，被阻截后退的日军始终没有再踏进摩天岭一步，但是这个国家的人们对自己人的苛刻，似乎总是会超过对待敌人！
7月9日凌晨5时，八国联军分两路先攻西机器局的前沿阵地——八里台。正面的是以俄英军为主的近6000名联军，500名日军第五师团精锐绕到了后路，进行包抄。而聂军在八里台总兵力是5500人，其中还有1000多人的伤员，真正能够参战的人员只有4000人。八国联军分两路攻的意图很明显：先用远距离的炮火消耗聂士成军，然后再寻找机会包抄。
这是对付强军的战术。
果然，战斗打响之后，八国联军并不像往常那样一上来就发动冲锋，长驱直入，而是先进行远距离炮战，开动猛烈炮火。后路在包抄的日军也一反常态地没有死冲，而是配合发炮，步步推进，6年前在摩天岭的惨败，第五师团还是心有余悸的。
这种打法对聂士成军是最致命的。天津保卫战以来，从租界之战开始，聂士成军已经经过了多日激战，士兵疲累，伤员增加，而八国联军却大多是刚刚增援而来的生力军，士气和战斗力尤猛，军火充足，这个损招估计是日军想出来的。
联军依靠炮火逐步缩小了包围圈，聂军独力难支！前方将士请求增援。
“没增援。”聂士成苦笑。
不仅没有从南方来的增援部队，就算是从天津城内来的都没有，在裕禄的总指挥下，天津城内的各支军队其实从来没有作为一个整体作战过，都是分散驻守，各打各的。而八国联军一旦进攻受挫，就会立刻派军支援，直至形成局部优势。
包围圈越来越小，炮火也越来越猛烈。“突围吧！”聂士成命令部将，看到部将们领命而去，聂士成穿戴整齐，披上了黄马褂，骑上了战马。
着拦在马前，不让聂士成冲向敌阵。
“你不懂。”聂士成苦笑，打马向四面是炮火的八里台桥冲去，宋占标追赶上，一把拽住马，拼死不放！
“此吾致命之所也，逾此一步非丈夫矣！”聂士成大喝。
他挥刀向宋占标的手腕砍去，宋占标只得放手，聂士成的战马箭一般冲向战火中。
“你不懂。”聂士成到底是指什么？是不懂曾经的英雄背负罪名和骂名的内心绝望，不懂毅然以死而证清白的决心，还是不懂大清还有一种比战场残酷百倍的东西——党争？
八里台桥上，敌军的炮火对准了黄马褂这个鲜明的目标，聂士成战马中弹倒下，再换一匹，一块弹片划过他的小腹，肠子流出。
宋占标等人哭喊着冲上来，恳请聂士成下火线，聂士成回答：
“吾未瞑目，必尽吾职！”
敌阵里的一名德军指挥官曾经在聂士成军中担任过教练，他发现了聂士成，赶忙命令士兵停火，用中文向聂士成喊话：只要放下武器投降，即可免一死！
听到这话，聂士成突然拽住马头，直立身体，圆睁双目，用尽全身气力回敬了一个字，然后冲锋向前，用手中的枪射杀敌阵炮兵！
对面枪炮齐鸣，枪林弹雨中，聂士成的两腿被打断，脸上左右两腮被打穿，颈部被打穿，脑门被打穿，胸部被打穿，血水横流，肠胃溃地，聂士成倒于马下，却是面露微笑！
在6年前的平壤之战中，聂士成的战友左宝贵身披黄马褂，战死沙场。
6年前的夜晚，在平壤的营帐中，聂士成和左宝贵把酒言战，商讨对付日军的办法，“我等须以持久之战对之”，何等睿智，何等豪气干云，何等快意人生！
一切似乎又回到了6年前的那个夜晚，6年时间只不过是短短的一瞬，却也会让人觉得无比漫长，眼前的景象就像那年那夜漫天的星光，将军卸甲，岁岁年年！
宋占标号叫着冲向联军，中炮牺牲。
八国联军用红毯裹住了聂士成尸体，将尸体送还。然而，附近仍然要“报仇”的某些拳民准备夺走聂士成尸体辱尸，被八国联军开火击散，裕禄在天津城里向军机处上报聂士成战死，要求给予抚恤，端王集团坚决不肯，最终慈禧以两宫名义下诏“准予恤典”，但上谕中仍有一句：“聂士成误国丧身，实堪痛恨！”
聂士成就这样“戴罪阵亡”了，连死后都不得安宁，但这是大清最后一位淮军将领之死，是最后一位传统名将之死。聂士成自幼父死家贫，在母亲的严格教育下长大，喜好习武，好行侠仗义。初入河南籍将领袁甲三（袁世凯叔爷爷）的平捻团练，后入李鸿章淮军。在淮军后期的腐化堕落中，唯有聂士成坚守原则，他曾与各营营官立誓相约，刻苦训练，英勇抗敌，并对朝廷忠心耿耿。
自聂之后，那些马背为生、热血尚武、能征善战而又始终忠诚不贰的中华传统名将，再无一人！
在聂士成牺牲两年后，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聂士成突然成为了朝廷的英雄，受到各种追捧和表彰，袁世凯领衔北洋各军统领上奏，要求为聂士成“追恤加恩”。朝廷颁布上谕：追赠聂士成为太子少保，照提督阵亡例赐恤，赏正四品骑都尉兼一等云骑尉世职，其后代世袭罔替！聂士成三个儿子均由朝廷录用，其83岁的老母由原部将杨慕时奉养，准于立功省份直隶、牺牲地方天津八里台及原籍安徽合肥，为聂士成建立专祠，谥“忠节”，朝廷到处号召各级官员和武将学习聂士成的忠节。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袁世凯下令将八里台桥改名为“聂公桥”，桥旁修建一座两米多高的石碑，上书七字——“聂忠节公殉难处”。
对于这身后的荣耀，聂士成永远无法知晓了。那么，当时面对德国军官“投降即可活命”的喊话，聂士成到底回敬了一个什么字，让联军方面万炮齐发？
聂士成的话在正史上没有记载，这个字只在个别史料和八里台当地人流传的故事里出现，这个字也有可能教坏小孩子，但我仍然把它记录了下来。因为在我看来，这才更像真正的聂士成，也是我们更加愿意接受的聂士成，它让我们对那个残酷而荒诞的世界有了更多的感受和理解。
聂士成怒喝了一声：“屌！”
攻占八里台和西机器局之后，7月11日，八国联军继续进攻。聂士成已经阵亡了，日军第五师团再也没有什么好怕的了，他们迅速成为了八国联军的主力——并且接下来一直是主力，攻向马玉崑驻守的陈家沟至天津火车站一带的防线。
这是天津城墙前的最后一道防线。
日军正准备发起冲锋，英军指挥官来到日军阵中，说：“别急，给你们两炮。”
给你们两炮不是打他们两炮的意思，而是给他们两门炮——英军运来的这两门4英寸口径的大炮是刚刚从南非的战场运到大沽口的。不远万里到来，一定有缘由。
日军好奇地朝陈家沟阵地发射这个神秘武器，紧接着，人类历史最恐怖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一股股从未见过的黄绿色烟雾飘过，闻到的人头晕眼花，随即倒地立死，陈家沟附近上百名士兵、600匹战马，以及附近村庄里的部分百姓倒地而亡。
这是人类战争史上第二次大规模使用毒气弹。以前人们一般认为，毒气弹是一战中德军对英法联军首次使用，而实际上，早在1900年，天津就成为了继南非之后第二个遭受毒气弹的战场。
这几发炮弹打过来时，马玉崑的士兵还是像往常一样躲到掩体后面。没想到躲得过炸，却躲不过毒，大家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厉害的炮弹，更加不知道如何应付，于是惊慌失措，丢弃防线，慌忙撤向天津城内。
日军就这样轻而易举地突破了天津城墙前的最后一道防线。不过他们更兴奋的是拥有如此致命的杀伤性武器，这两门毒炮引起了日军极大的兴趣。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将他们专门研发毒气弹和细菌弹的机构搬到了哈尔滨，并成立了专门的部队——代号731。
天津城已经门户大开。7月13日，八国联军对天津城发起总攻。
天津城内，裕禄和退守的马玉崑集结了1万人的军队，这么多人守城，再加上高大坚固的天津城墙，应该是能守住些日子的。
而裕禄的预料再一次错了，因为他面对的是日军。
问：世界上哪支军队最喜欢在凌晨发起进攻？
答：日军。
7月13日凌晨，日军向天津南门发起总攻，其他七国军队分布在两翼或后路进行策应。在炮兵的掩护下，日军步兵排成长队，猫着身子拼命往前冲，而城墙上清军守军火力十分猛烈，机枪手和炮手躲在垛口后面，对着没有掩体的日军，居高临下练习打靶。而神奇的是，日军虽然一次次进攻受阻，但他们一次次轮番发动冲锋，不需要休息，不需要清点伤亡人数，也不需要吃饭，直把一旁的欧洲人看得目瞪口呆。
傍晚，日军伤亡人数已经达到了惊人的四五百人，这是开战以来八国联军的最高伤亡纪录，伤兵源源不断地从阵地上被人背下来，又用平底船运回租界。在船上，这些伤兵全都沉默不语，没有一个人出声。更令人恐怖的是有些截肢锯骨的手术就是在船上进行的，然而，即使是被手术的人，也没有一个号叫或者出声。巨大的疼痛竟然被生生忍住，气氛十分阴森。
而在南门前线，其他日军士兵仍然在轮番冲锋。
在一旁的英国人和美国人终于要崩溃了，兄弟，这哪里是打仗，简直是白白送命啊。美军指挥官一边嘀咕：“自内战以来就没有看过这么可怕的战斗了！”一边跑到日军指挥部，要求撤退。
日军指挥官福岛安正冷冷地回答：“我军继续进攻！”
没办法，大家只好佩服这帮战争机器，没等美军指挥官回过神来，新一批发起冲锋的日军士兵又冲出去了。此时天色已黑，日军正是在夜色的掩护下，冒着城墙上的子弹和炮火一点点地往前推进、推进，每前进一毫米都是他们的胜利！
午夜时分，日军终于冲到了城门底下（不容易），不过他们还没来得及欢呼庆祝，又发现一个问题：城门过于坚固，别说子弹，就连炮弹都炸不开。
城门炸不开，就无法进入城内，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提着满桶炸药的工兵上场，另外一些工兵开始吭哧吭哧埋头在城门底下挖土埋炸药。原来他们是要在城门下面挖个坑，然后把炸药放进去炸开城门。
还真当我们不存在啊！城墙上的守军把所有的步枪、机枪和炮火集中对准城门下，子弹竟然形成了密不透风的弹雨！接下来就发生了神奇的一幕。
远处的日军点燃了导火索，导火索竟然被子弹打断！
一名日军冒死冲过去，重新接上导火索，还是被打断，第三次接上点燃，仍然被打断！
导火索都被打断了，看来炸不开城门了，而炸不开城门就无法进入城内。
一名日本工兵不声不响地站出来，他不顾一切地冲向城门下方，就在大家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之时，他划燃火柴，扔向炸药！巨大的爆炸声立即响起，这名士兵瞬间被炸得消失，然而城门也被炸开了，日军潮水般地冲向城内！
外城失守，然而清军并没有放弃，他们退至内城，再次组织坚守，寸土不让，顽强阻击。更多的义和团民也赶了过来加入了战斗，他们穿着红衣服，捡起地上的武器，躲在城垛后面向外射击。
看来日军又得进行艰苦的攻城战，不过这次大家都猜错了。
日军推出了他们的新式武器——两门毒气炮。毒气弹在内城遍地爆炸，恐怖的黄绿色烟雾又出现了，坚守内城的清军一个个惊恐万分，但还来不及反应就开始倒下，他们依靠墙面支撑着身体，停止了呼吸，仍然紧握步枪，圆睁双目！
幸存的清军开始失控，他们无法理解这恐怖的“绿烟”，只好抓住义和团民，质问他们：“你们不是能刀枪不入吗？”清军用枪口逼着团民冲向烟雾，冲向敌军，要求兑现“刀枪不入”的神话！
可怜的团民们，挥舞着刀剑冲向日军，却被日军的枪炮疯狂扫射，后面的团民赶紧跪在地上，请神下山，但是这一切都是徒劳的，更多的人中弹，惊慌失措的团民又开始往后退。狂怒的清军在他们背后开枪。大面积的溃乱发生了，裕禄和马玉崑率领残兵从天津北门撤向北仓，然而，仍然有少量的清兵和团民坚守不退，他们是天津当地人，生在天津、长在天津，别的地方，他们不想再去了，他们不愿意随着大部队逃往北仓，就在这里与侵略军共亡吧！他们捡起了地上的枪，擦干脸上的血，慢慢地走到每一条街巷里面，爬到房顶，埋伏、持枪、上膛，等待着敌军！
日军特意等待了3个小时，等烟雾散尽后才进入内城，跟在他们身后的是其他七国军队，埋伏在巷子里和房顶上的清军和团民发起最后的攻击了，子弹从各个方向射向敌军，毫无准备的八国联军一时人仰马翻，纷纷倒地，而面对联军大部队，少量的清军和团民竟然发起了冲锋！他们冲到联军队伍中间，巷战！手刃！肉搏！步步抵抗，用最后一丝力气与敌人同归于尽！
“团民虽抵御不退，但苦无军火”“他们大多穿红衣服，躲在城巷后面，伺机向外射击”“我曾经见到过世界各地的战斗，但从来没有见到过像对付这些未经训练过的清国人更为艰苦的战斗了”。时为英军海军陆战队士兵吉普斯（G.Gipps）等在天津战后纷纷留下这样的记录。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进入一座空城竟然还会如此麻烦，从来没有想到在清军的大部队撤走之后，还会遇到如此顽强的抵抗！
八国联军士兵彻底疯狂，他们又拿出了他们的那一招——烧。他们看见房子就点燃，每前进几十步就用大炮将前方夷为平地，再用机枪扫射，整个内城一片惨烈，负隅顽抗的一个个清兵和团民头部被子弹打穿，胸腹被刺刀刺穿，死者的尸体仍然往外冒着血，他们被推运到白河里丢弃，白河为之堵塞！而在某个街巷的角落，重伤的人奄奄一息，但他们没有一句求饶，因为求饶也没有用，西方国家在天津的人道主义机构拒绝提供帮助，平日宣扬生命平等的教会组织也不见了踪影，这些人血尽而死。等他们一断气，野狗就会扑过来，吃着尸体，剩下的任凭虫咬蛆吃，在烈日下腐烂。
天津城的南门上，一个清军俘虏正盯着我的面孔，可怕而高大的身影，他的旁边是生锈的长矛和三叉戟，他的衣服成了碎片，双手反绑，胸口中央几英寸深的伤口正向外汩汩冒血，他没有一句求饶或痛苦的呻吟，无言端坐在那里。南门外，两个清国人的头用辫子挂在城墙上，那是两个义和团民，他们下面是抢满了东西而跑出城门的外国人。这种情景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引自时任英军随军记者萨维奇?兰德尔的记录）
7月14日，京东重要的屏障、建于明永乐年间（1404年）的天津古城，沦陷。
义和团两大首领张德成和曹福田均在城破后出逃，张德成后来在流亡中因与当地村民发生过节而被杀，自命为“天下第一团”首领的曹福田在逃亡近一年后溜回家乡。此时战争已经结束，义和团在朝廷那里又变成了“非法”，曹福田被捉住送官、斩杀。
而更多的团民似乎是在一夜之间消失了，他们中的很多人，就是来自阻截西摩尔军的战场。在天津保卫战中，虽然作战的主力是清军，但他们始终协助作战，驻守二线据点，甚至亲自参与前线进攻。天津城的部分防守任务也交给了他们，而现在，天津城已破，他们似乎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天津谣传朝廷不再信任他们，要杀他们出气，很多人戴着红头巾，蹲在路边无声地哭泣。很多人来到白河边，看见一艘船跳上去就走了，从此远走他乡、杳无音信。此时天津地区下了几场雨，又可以回去种庄稼了，更多的人扯掉头上的红头巾，回到自己的村庄，回到自己原来的家中，官方正史记载这一现象时用了一个词——雨后归农。
“英勇”的日军终于以占八国联军总伤亡（750人左右）2/3以上的表现，征服了其他国家。由于没有联军总司令，日本便挤入了俄英两强阵营，成为天津城的“管理委员会”中的一员，“管理委员会”决定先在天津休整20天，再向北京进发！
八国联军似乎忘了当初他们的口号是“解救”公使，现在，既然已经攻破京东重要的屏障，为何不加快去“解救”，却在天津休整起来，一切的秘密即将在以后的故事中揭晓。
8月4日，八国联军留下1万日军守天津，2万兵力向北京进发。本来其他国家军队的指挥官认为，要成功攻进北京至少要有5万兵力，但日军告诉他们：2万足矣。八国联军分为左右两路，日、英、美为左路：
日军1万，英军3000，美军2000；右路军是：俄军4000，法军800，德意奥总计200，总计5000。
很显然，日军又是绝对的主力。在6年前的甲午战争中，日军曾制定了攻进北京的详细计划，被认为“时机不对”的伊藤博文阻止，现在，他们的心情有点急不可待了。
退守的裕禄和马玉崑已经在北仓组建了京津间的第一道防线，北仓防线横跨京杭大运河，分为主防线和次防线。主防线首先是地雷区，埋着密密麻麻的地雷。地雷区之后是又高又深的战壕，战壕后面才是一字排开的大炮方阵，大炮方阵后面还有临时修建起来的前后十多里长的土墙，土墙上分布着密密麻麻的射击孔，后面埋伏着步兵，并在各要隘再埋设地雷，炮队加上步队，总兵力1.4万人！
是2000人的预备队，主要由北仓附近的乡勇、团民和猎户组成。
这个浩大的工程是趁着八国联军在天津休整期间，由裕禄和马玉崑组织团民和民工队伍修建起来的，带有明显的德式色彩，密不透风，飞进一只鸟来都是比较困难的。面对如此精密的工事，八国联军的麻烦很大，不说别的，就是那些地雷都够他们喝上一壶的了——人一踩上去，它就得炸啊。
但日军有他们的独特武器——情报。
早在裕禄和马玉崑在北仓修建工事时，日军要求及时收集情报的建议就送到达了联军指挥部。于是，几十名教民混进了团民和民工队伍，他们几乎把所有的地雷点、炮位和战壕点摸了个遍，然后报告给了联军。
现在，这张地图，就是最佳探雷工具，八国联军指挥部重新布置了战术：由原来的两路改为三路，从右路的俄军中抽调一部分哥萨克骑兵，在正面发起冲锋，但这只是利用他们去制造声势，目的是把清军的炮火吸引到正面，然后再由左右两路大军同时发动偷袭！
从战术上看，这是典型的一点两面的打法，属于谨慎派的。在指挥部看来，虽然有了地图，但清军的工事极其精坚，不得不小心。
大家说这番话的时候，他们忘了一群人——日本人。日军第五师团长山口素臣对这群欧美人的小心谨慎轻蔑不已，清军的“牢固工事”可怕吗？他们真是没有见过六年前的甲午战争。
回到军营，山口素臣向大家嘲笑了一番其他各国军队的胆小。然后宣布：日军打头阵，提前发动进攻！
8月5日，冒着小雨，在我们熟悉的凌晨2点，1万名日军出动了，他们没有吹号，没有训话，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发出很重的呼吸声和脚步声，就像一群鬼魅一样安静，又像一群机器人那样整齐划一，向北仓防线摸近。一小时后，日军到达主防线前，每个士兵的手上都拿着那张标注地雷布点、战壕位置和炮位的情报图——也就是说，情报图被日军又手绘了1万份，山口素臣下令：小心绕开地雷，绕过战壕！全军又如鬼魅一般悄无声息地绕过地雷区和战壕，摸到了大炮阵地前！
山口素臣下令：全军注意炮位，冲锋！原来他们根本不需要什么哥萨克骑兵去“佯攻”，偷袭和出其不意本来就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裕禄和马玉崑苦心修建的地雷和战壕失去作用了，本来以逸待劳的大炮也没了什么作用，双方又变成了面对面的冲锋战和反冲锋战！而这又是日军最拿手的，反正他们也不要命。裕禄和马玉崑听闻日军已经摸进了阵地，大惊失色，亲自督战。然而，无论清军如何反击，日军总是保持着进攻的态势，他们的冲锋从不停歇！
双方苦战12个小时之久，天黑了，熟悉的一幕也出现了：久战不胜的清军信心终于开始动摇，有人开始逃离战场，接着就是大面积的溃逃！挤在清兵当中，裕禄和马玉崑也狼狈逃出。
日军仅仅以伤亡300人的代价，攻下北仓！其他七国的军队呢？他们的行动要比日军迟缓很多，基本就没帮上什么忙，只是来看了一场热闹而已。
而日军并没有停下来，他们是战争机器，是不要休整的，趁着夜色，又马不停蹄地攻向30多里以外的第二道防线——杨村防线。杨村防线是刚刚从山海关赶来不久的宋庆负责驻守，它自然没有北仓这样浩大的工事了，主要依靠津芦铁路路基作为天然掩体，阻截八国联军。
其他的七国军队见日军已经冲向杨村了，只好又上气不接下气地跟在后面。
在北仓之战中，日军的提前行动已经让其他七国军队大为不满。日军首攻北仓，头功自然也是属于他们，战利品也要分得多一点。不过其他七军最不满的倒不是这一点，而是他们也发现了清军极为坚固的防线也能如此轻易被击溃，这给了这些欧美人很大的刺激，他们也决定——抢功！八国军队都冒着大雨，争先恐后地向杨村进军。
他们又分成了两路，大家都知道日军太爱单独行动又神出鬼没，就连平时关系很好的英军美军也不愿意和日军在一路。就这样，日军成了单独的一路，而其他七国军队乱哄哄地挤在另一路。
这30多里长的路程，正印证了那句话：乐极生悲。
俄军中的哥萨克骑兵冲得最快，很快将其他各军落下了一截，而落在队伍最后面的不出所料是英军——也就是雇用而来的印度兵和孟加拉兵，拿钱来打仗的嘛，自然是将危险留给别人，安全留给自己。而他们的精神却是最紧张的，时刻都在担心清军和义和团会不会从黑暗中冲出来，结果自己的性命。
黑暗中，队伍最后的孟加拉骑兵不知道是精神紧张还是眼神不好，他们竟然把队伍前方正低头往前冲的哥萨克骑兵当成了清军，赶紧几发炮弹打过去，却没有击中目标（兄弟你能不能瞄准啊）。被溅得一脸是泥的哥萨克骑兵恼怒地冲回来，告诉他们：自己人，不要乱打炮！
孟加拉兵哇啦哇啦地说了半天，哥萨克兵还以为嘲笑他们满脸是泥，狂怒不已，抽出战刀要把孟加拉兵砍成肉酱。
一旁的美军只好出来当了个和事佬，强调“团结要紧”，“we area team，we are a team”。以冲动著称的哥萨克兵总算是止住怒火了，队伍继续向前。
接近杨村时，美军开始在侧翼行动，而早已杯弓蛇影的孟加拉兵竟然又以为侧翼出现了清军，于是又是几发炮弹打过去（大哥您真是无药可救啊），这次美军再没有心情说“team”了，因为这一次，孟加拉兵竟然——打中了！
美军当场被炸死8个！而他们还来不及发火，另一侧的炮弹又打过来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发炮的是在另一侧翼行动的法军，法军本来已经跑出去很远了，听到炮声，还以为遭到了清军的包抄，于是赶紧调转炮口向这边的美军发炮！唉，又死了几个。
倒霉透顶的美国人只好打出信号弹，证明自己的身份。刚刚强调了team，也不好发作，只好自认倒霉。
8月6日，进攻杨村的战斗打响了。在七国军队的这一路，他们也是分头行动的，俄军攻左路，英军居中，美军攻右路。右路的美军刚刚被炮击，一股气没地方撒，他们迅速突破铁路路基防线，冲进铁路后面的村庄里——这个时候，倒霉的事情又降临了。
就在美军冲进村子后不久，英军和俄军也先后爬上了铁路。不过他们并不知道美军已经冲进去了，都还以为自己是第一个呢。他们赶紧在路基上架起大炮朝里面轰，准备先把村庄夷为平地再冲进去。于是，已经冲进村子的美军只好又被“自己人”给炸了，他们一个个被炸得抱头鼠窜，而这次由于炮火太猛烈，战场上全是硝烟，连打信号弹都无济于事。
美军在战前是强调“team”的，但一再被打也不得不怒了，于是美军也架起大炮，朝对面的英军和俄军猛轰！英军和俄军一看对面“果然有埋伏”，于是炸得更加猛烈了。
大家就这样你一炮我一炮互相掐起来，美军不是对面英俄军的对手，对方毕竟占据铁路路基高地，炮也要多得多，但现在的问题不是美军想停止就能够停止了，英军和俄军忘乎所以地开炮，美军看来就要在友军的炮口下全军覆没了。没办法，他们只好锲而不舍地派出通信兵冲过去报信，有几个人刚刚冲出去就被炮火炸了回来，有一个人为躲炮跑得中暑倒在路边后昏迷了几天才醒过来，好在终于有人报信成功了，英军俄军这才发现是炸错了。赶紧停吧！
这一轮炮战，倒霉的美军又有20多人死在炮火之下，这不仅是他们参战以来最大的一次伤亡，也是美军在整个1900年之战中最大的一次伤亡，有苦说不出啊。
而霉运还没有完，正当美军和英军俄军互相拉着手慰问时，后面的炮火又响了！原来这是一直躲在后方磨磨蹭蹭的孟加拉兵，他们看战斗已经打得差不多了，本军铁定胜利，于是这才勇敢地发起冲锋，他们一边打炮一边冲到大家旁边，大声喝：“清军哪里去了？”“早跑啦！”美国人没有好气地回答，孟加拉人装作恍然大悟的样子，大喝一声，又向前冲了好几百米，这才停下来。
估计大家把他们撕了的心都有。
这就是杨村之战中八国联军的“误伤事件”。虽然杨村防线比北仓更加不堪一击，这里没有北仓那样坚固的工事，而从北仓溃退下来的清军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士气，宋庆大人又见到了他在6年前见过的那一幕：清军不战而逃。但是八国联军的内讧和内乱也是极不光彩的，这个事件在八国联军众多行军日志和回忆录中都只有躲躲闪闪和语焉不详的记录，这和他们标榜的“来自欧洲的文明军队”相去甚远，事实上不过是一支杂牌军，不过通过此事件他们总算达成了一个共识：必须设立一个统一指挥的总司令，他们都在等待瓦德西的到来。
随着杨村之战的结束，天津及其周边地区的战斗结束了，虽然在1900年我们熟知的一句话是“八国联军进北京”，但是，为了抵抗八国联军的进京，发生在天津及其周边的战斗，才是1900年之战的主要战斗，这里才是主战场。
战斗从6月17日罗荣光在炮台发起抵抗开始，持续时间近两个月——特别是在天津陷落之前，清军和协助的义和团民连续作战一个月。八国联军总共伤亡约2000人，这是甲午战争以来一场创纪录的持续时间最长、作战最激烈、歼敌人数最多的战役，甲午战争中任何一场战役都无法与之相比。可以说，自从1840年以来，这也是十分罕见的。它显示着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这个国度的人民每到危亡的关键时刻，总会有很多原本不声不响的人站出来！
而当八国联军进驻杨村之时，有一个人朝自己举起了枪。
在杨村，裕禄没有跟随宋庆和马玉崑往北京方向逃跑，也没有跟随手下的士兵溃散，他住在路边的一座破庙里，身边只有一个跟随多年的仆人，他哪儿也不想去，哪儿也不能去了。
自古疆臣有守土之责，他是直隶总督，而前面就是通州，就是北京地界，他还能逃往哪里？
慈禧早就发过上谕，如果洋兵进入北京，定唯裕禄、聂士成、罗荣光等是问！聂士成和罗荣光都已经死了，甚至都曾被他当过替罪羊，那么在他没有替罪羊之时，朝廷只怕只好拿他当替罪羊了。
是时候来为自己做出一个了断了。
别了吧，大清，别了吧，朝廷，疆臣不再守疆，因为山河已碎，满目疮痍！
裕禄选择了自杀。当时清军的状况十分混乱，关于裕禄自杀的情景并没有更多的记载，《清史稿》中寥寥七个字——“在杨村兵败自尽”。而我们能够找到的野史《奴才小传》的记载：裕禄拔出手枪，先对准自己的左胸开一枪，却没有打中心脏，倒在地上痛苦地满地打滚，他想再补一枪，但是已经没有力气了，这名仆人背起他想逃命，但没走多久，却发现裕禄早已经断气，于是只好找来几块木板裹住裕禄的尸体，草草埋葬在路边。
裕禄就这样成了找不到埋葬之地的人，他大概是大清开国257年以来，为数不多的找不到葬身之地的直隶总督。
2014年初，冒着凛冽的寒风，我曾前往杨村附近多次寻找，但仍然一无所获。
我原计划用大篇幅的文章来总结裕禄在天津之战中的错误和过失，总结他骨子里的怯战、在军事部署和兵力分配上的极大失误、指挥能力的低下、平时的不作为和战时的顾此失彼，并把他作为晚清庸碌官员的代表大加抨击。然而，就在前往寻找裕禄墓地的过程中，我似乎突然明白了裕禄，明白了他当年的处境。我突然更加强烈地感觉到我讲述的不再是一个“直隶总督裕禄”的符号，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我似乎看到了在6月17日早晨接到照会时那个惊慌胆怯、看着自己的顶戴官服茫然不知所措的老人，因为顶戴并非系于他一身，而是系于他一家！无论怎么样做，慈禧到最后都是对的，朝廷到最后都是对的，而他却是一点都错不得！
我深深地相信，那个早晨无论换成是谁，包括我们自己，做出的也一定是与裕禄同样的反应，甚至会不及裕禄。
有多少人，终其一生，只能在历史上留下几个字，更多的人连淡淡的一笔都无法留下。其实也只有尽可能地深入某一个具体人物的具体人生，我们才能从历史中发现更多。裕禄之错，是他的错，但更是环境之错、体制之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庸碌误国的裕禄和有心无力的谭嗣同、怀才不遇的聂士成以及悲从心来的罗荣光，他们是一类人，和丁汝昌、邓世昌他们也是一类人，在一个急剧下坠的年代里，他们不幸生在其中，然后极为不幸地用自己的小悲剧，去构建了历史的大悲剧。
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
8月11日，就在裕禄在杨村兵败自杀后不久，有一个人在通州也步他后尘了，他就是李秉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