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北京的局势恶化之后，从5月份开始，东南地区的汉人总督们就在做应急准备。刘坤一、张之洞纷纷上折子，请求慈禧立即“剿匪”，格杀勿论，否则一旦造成局势无法收拾，与洋人开战，朝廷将大祸临头。
总督们的意思是，既然和洋人的仗是打不赢的，那么就不能打，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避战。而他们不知道的是：这正是慈禧核心的指导思想啊，避战，她老人家一直在避；“剿匪”，她一直在剿，只不过，这些都要为权力安全服务的。
6月15日，刘坤一和张之洞二人再次联名上奏，这一次他们是豁出去了，强烈警告朝廷：如果再不速速“剿匪”，祸在眉睫！
在这次警告之后，刘、张二人开始为自己也为东南区打算：既然朝廷无法避战，那么东南区只好避祸。
这时候，有一个人发电报给他们，他是——盛宣怀。
太常寺少卿盛宣怀虽然在官场上的职务不算很高，但他却是李鸿章的绝对心腹，替李鸿章掌管北洋产业（电报、铁路、矿山等），著名的“红顶商人”。所谓“红顶商人”，就是说他们的生意是时局的生意，时局好的时候他们利用时局来赚钱，而时局不好、影响赚钱的时候，他们就会挺身而出，去影响政策和政治，保护能够赚钱的机会和环境。而对于盛宣怀来说，在李鸿章因签署《马关条约》而丢官的风头过去之后（大约从1899年起），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运作”李鸿章再次成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在别人看来，盛宣怀是李鸿章集团的利益代言人，他是背靠着李鸿章这棵大树，才把生意做得那么大，银子赚得那么多。不过只有盛李二人清楚，他们两人就是唇齿相依、相互扶持的关系。简单地说吧，如果李鸿章不再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盛宣怀的生意肯定要受到重大打击。于是，当李鸿章在仕途上出了问题、丢掉顶戴的时候，为了保护生意和产业，盛宣怀和他的“北洋班底”也必须利用可怕的财富和力量，让李鸿章官复原职。
在大清，有时候财富就是力量。
直隶总督是必须由慈禧亲自任命的，盛宣怀是一个连慈禧的面都没什么机会见到的“商人”，如何能够影响这项人事安排？不过，对于盛宣怀来说，这件事情也很平常，他并不需要去求见慈禧，并不需要等自己的官做到能被慈禧召见后再出手，他只需要去说动慈禧下面的心腹大臣。他也不需要去替李鸿章想什么新的施政纲领，“掌控北洋”就是他最大的资本，大清的经济体制既然是“官督商办、官商结合”的体制，官商官商，商离不开官，官也离不开商，政治可以影响经济，经济反过来也能够影响政治。
商人的嗅觉是最灵敏的，胆子也是最大的，为了达到目的是不择什么手段的。盛宣怀是大清电报局的实际控制人，官场上的很多电报其实都是盛宣怀第一个看到，借着这个有利条件，盛宣怀一直观察着北京的局势，观察着整个官场。义和拳进京后，他的机会来了。
6月10日，盛宣怀通过电报在第一时间得知了西摩尔大军正向北京进发的消息，立即给刘坤一和张之洞发电，要他们上折子力荐“李傅相重回北洋”。
而刘坤一和张之洞虽然极力反对朝廷与洋人开战，但让李鸿章“重回北洋”、引起端王集团强烈反弹，这么敏感的问题他们也是不想掺和的，于是两个老狐狸把盛宣怀的请求轻轻给放一边了。
盛宣怀锲而不舍，转而给荣禄上书：中堂，洋兵进京，局势更加危急，看来目前只有让李鸿章大人回京，让他重镇北门，与洋人和谈，才能解决问题啊。
荣禄迅速上奏，6月15日慈禧发布上谕：着李鸿章迅速来京，袁世凯（带兵）迅速来京！这就是荣禄上奏的功劳（同日，荣禄还向慈禧报告有“张翼、杜士兰约定”，促使慈禧下定决心和谈）。
由于电报线已断，天津局势紧张，朝廷外发的所有电报必须先用快马送到袁世凯的山东巡抚衙门，再由袁世凯转发各地，在广州的李鸿章接到这道上谕时已经是6月18日。
李鸿章和他的幕僚紧急商量：我是去，还是不去？
很显然，虽然上谕只要求李鸿章“迅速来京”，并未说明来京原因和目的，不过大家都知道，“李傅相”一出马，那意味着就是和谈，看来慈禧已经做好了和谈的准备。李大人此一去，看来必受重用，直隶总督的官位为囊中之物矣。
当然也有另外的担忧：朝廷现在是端王集团的天下，他们其实早就在防备李鸿章进京与洋人和谈，要不然拳民在北京也不会公开喊出“杀一龙二虎十三羊”了，李大人此去，如无政治风险，会不会有生命风险？虽然有盛宣怀的运作、荣禄的上奏，但端王集团权势冲天，会不会到时候连慈禧都无法保大人？
在乱局之中，这些是必须要考虑到的。
考虑良久，李鸿章还是认为机会比较大，于是李鸿章在他的两广总督衙门高调地宣布要立即进京（“君父急难，何敢延迟！”），不过此时，又有两封电报到了。
第一封是李经方（李鸿章之子）发来的，他强烈反对父亲进京：父亲大人，召您进京是让您和洋人和谈，但此次和谈的难度比以往几次都要大（不仅端王集团还在把控朝廷，洋人此时也绝不会和谈），和谈不成，您的结果会更坏，所以建议您谨慎行事。
而另外一封电报让李鸿章彻底打消了进京的念头：盛宣怀向他报告大沽口炮台已经失陷！前面我们知道，慈禧是6月20日才接到裕禄报告知道炮台失陷的——也就是说，坐镇广州的李鸿章竟然比坐镇北京的慈禧还要早知道大沽口炮台失陷的消息。而对于李鸿章来说，这个消息是对他北上“和谈”的沉重打击：如果洋人攻不下大沽口炮台，还有和谈的可能，炮台都已经攻下了，洋人更加不会和谈了。
于是李鸿章大人在广州的说法又变了，这一次他强调了北上的路程不安全，而且广东人民也对他极力挽留（“津沪路梗，粤民呼吁攀留”），连总督府的大门都没有出，告诉左右：不要急，等等看！
在整整一个月之后（7月17日），李鸿章最终离开两广总督衙门北上，而这时一切都已经万劫不复。这个故事我们以后再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盛宣怀。
此时的盛宣怀急坏了，他急的倒不是李鸿章复出的希望又一次破灭，他急的是由于裕禄向慈禧报告“洋人尚有续去之兵”，慈禧突然又由“和谈”转向“主战”。这老人家变得可真快啊，北洋产业中最赚钱的航运、铁路、电报等都是经受不住战火的，而且也基本上是离不开洋人的，一旦开战，将遭受致命打击。
“和谈”看来无望了，只能转而求其次：把战事严格限定在京津区域，保住东南区不开战，把损失降到最小。
对于这个异想天开的计划，盛宣怀是有把握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不是也有东南区“避祸”的想法么？盛宣怀坐镇上海电报局，为两位总督出主意、做策划，为他们和洋人牵线搭桥。
盛宣怀的主意是：刘张二人可以先和各国驻上海领事签署一项协议，双方承诺一旦将来朝廷和八国开战，洋人的军队不进入两位总督管辖的地方，而各国侨民和商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由总督们负责保护——这就是所谓“我保洋人商务，洋人保我领土”，大家“互相保护”。
对于“互保”，英国人最积极，自从1842年签署《南京条约》以来，他们在长江流域的财产最多，做生意发财的人也最多。而英国人担心长江流域一旦发生战乱，很可能导致他们最强大的竞争对手——俄国人趁机南下，染指长江流域，所以他们很积极。
美、日基本上站在英国这一边。
俄国人很早就有对长江流域趁火打劫的打算，不过，老毛子一贯是极为狡猾的，他们暗中怂恿德国出面，希望能够破坏“互保”计划，在长江流域也烧起战火。
德国人本来也想行动，不料北京发生克林德被杀事件，这给了德国在北方领衔八国联军作战，让德军军官最终出任八国联军总司令的绝好机会。而出任八国联军总司令，是会给本国带来巨大利益的。当然，这绝对离不开英国的支持，于是英德互相支持的交易达成了，俄国人的盘算落空。
意大利和奥匈帝国一贯跟随德国行动，德国人跟英国人交上了朋友，他们也和英国人交上了朋友。俄国只剩下一个不那么坚定的盟友——法国，孤掌难鸣，于是俄国人不再坚持反对“互保”，八国全部同意。
而“互保”对八国还有一个重大的好处：只要东南区“互保”，就可以腾出手来专心在大清北方进行战争，这对攻陷天津、攻进北京极为有利。于是，“互保”的谈判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大清方面和西方国家谈判速度最快的一次。
6月20日，正当大家很快就要签约时，一件意外的事情到来了。
我们知道，这一天，慈禧给各督抚发了一道战争动员的紧急谕旨，宣布大清与列强进入战争状态，要求各督抚积极备战，“通盘筹画于选将、练兵、筹饷”“接济京师不使朝廷坐困”“联络一气，共挽危局”。第二天，慈禧在北京向全国发布战争总动员令。
这对于刘坤一和张之洞来说就悲剧了，慈禧已经要求开战，而他们却在这里和洋人握手签约，先不说这已经是“叛国”，自古以来，人臣无外交，挑战中央权威的大员一般都没有好下场，抗旨不遵的下场不是砍脑袋就是砍九族脑袋。之前刘坤一和张之洞乐于躲在幕后，让盛宣怀这个“商人”去跟洋人谈判和运作，但与洋人“互保”协议的签字画押总要刘坤一和张之洞自己签的，这是明显抗旨，怎么办？
各国驻上海领事也在紧盯着刘张二人的态度，只要他们表现出丝毫的犹豫，签协议之事说不定就会泡汤，因为现在大家都很紧张。
关键时刻，又是盛宣怀站了出来，他给两位总督打气：上谕不是要求你们“联络一气，共挽危局”，你们联合起来和洋人“互保”，这正是“联络一气，共挽危局”啊！怕什么？
当然，光打打气还是不够的，大家又不是轮胎，“商人”的脑子果然很好使，盛宣怀的主意又来了：他建议刘坤一和张之洞先把慈禧那道给全国军民总动员令在各自的辖区里私自扣下来，并且严格控制在只有他们自己能够看到的范围之内，先把与洋人“互保”协议签了，然后再把它公开，这样生米煮成熟饭，也就自然没有“抗旨”的嫌疑了。
计划是不错，但这道总动员令是明发上谕，按规定，总督接到谕旨后要立即宣告，不然就是私扣圣旨的杀头大罪。想来想去，刘张二人想起了李鸿章大人：你李大人总不能老深居幕后啊，不能让所有的风险都让我们来承担，在这个节骨眼上，你老兄也应该发句话啊。
盛宣怀又及时给李鸿章送上了他的主意：大人，其实您只要说这份诏书是假的，不是太后的本来意思就可以了，大家又不是不遵守太后的旨意，只是不遵守这份“矫诏”嘛，将来还有谁敢追究责任？
这话简直说到李鸿章的心里去了，他对此深表赞同。6月25日，李鸿章当即向盛宣怀复电，一锤定音——“二十五诏（即6月21日），粤断不奉，所谓矫诏也！”
有了李大人这样的表态，刘张二人也就大胆干了，6月26日，两江和湖广总督衙门与各国驻上海领事团的《互保章程》终于签署，江苏、江西、安徽以及湖北、湖南进入“和平”状态。而在2天后（28日），慈禧的总动员令才在南清国的中心——上海公布。很多人都是在这一天才知道朝廷已经与洋人开战了，不过《互保章程》已经在“事先”签署，大家不必惊慌。
接下来就是“互保”的连锁反应。
在上海的浙江商人很多，而且多是有钱有业的富商，他们有意见了：既然两江和湖广可以和洋人“互保”，为何浙江就不能“互保”？于是浙江巡抚刘树棠代表浙江加入了“互保”阵营。
浙江一加入，福建又成了关键。因为浙江是属于闽浙总督管的，闽浙总督许应骙虽然很想加入，但他又不想让朝廷认为他是和刘坤一和张之洞抱团的（这是朝廷大忌，总督抱团的严重性甚于与洋人“互保”），于是福建方面仿照“互保章程”，最终与上海领事团单独签署《福建互保协定》。
湖南、湖北已经加入，与它们相邻的四川又成了关键，四川总督奎俊原本是很想加入的，不过由于四川历来是“教案”大省，战前洋人和传教士害怕被报复，早已经纷纷离开了四川，以至于成都和重庆最后只剩下了几个洋人，再签一份协议就没有意义了，四川最终就没有签。
而两广也没有签，“互保”是与洋人的“互保”，而李鸿章大人就是洋人中的金字招牌，洋人绝对相信李鸿章，而李鸿章也相信洋人，有李鸿章这块招牌在，签不签字都无所谓的。当然，对于李鸿章来说能不签就不签，老大一般是要深居幕后的——两广实施的是没有签字的“互保”。
就这样，“互保”的阵营已经扩展至了大清整个东南地区——史称“东南互保”。
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如何保障执行。
原本在正常修建的上海吴淞口炮台停工了，上海等地的清军原本正常的出操、阅操全部停止，不能让洋人认为有暗中备战的嫌疑啊。开战之后，慈禧原本要求各省停止向外国还款（各种条约欠下的借款），将该还的钱全部上交朝廷用作军饷，这一招狠，但也让总督们很难办。最后还是在李鸿章的带头下，大家拖了半个月，由李刘张三位总督联名上奏反对，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东南区仍然有个别针对洋人的教案，但各地的处理也是十分迅速和坚决的。
在著名的浙江衢州教案中，浙江巡抚刘树棠负有领导责任被革职永不叙用，而他就是在浙江“互保”协议上签字的人。三位省级领导（按察使、道台、总兵）被发配极边充军永不释回，具体主管的都司（正四品武官）、巡捕被杀头，而在另外一个著名的湖南衡州教案中，副省级的衡永郴桂道被发配，衡州知府被革职。
而洋人对“互保”的执行似乎就没那么上心了，这主要是个别国家想额外捞点好处。在厦门的一间日本佛堂起火，日军就要进驻厦门，破坏“互保”，而事实证明这并不是清国人烧的，大清的反教人士会烧教堂但绝不会烧佛堂，很可能是消防措施没搞好或者干脆是日本人自己放的火。他们不过是在甲午战争后得到台湾的基础上，想进一步染指福建，后来在事实和其他国家的压力面前，日本人才没敢出兵。
而英国人在“互保”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对他们最重要的利益中心——上海，还是不怎么放心，他们从香港调遣了近3000名印度兵进驻上海，既然老大有这一步，其他国家也纷纷派遣各自的海军陆战队在上海登陆。所以，虽然签署了“互保”协议，但上海仍然是有洋兵的。
对于洋人们来说，“东南互保”本来就只是拿来救急的合同，后来，当八国在北方的战局已占绝对优势时，他们对“互保”就没那么热情了。再后来战争结束，总督们都想再和洋人“续约”，以便让洋人的军队再也不能进入领土，不过各国政府也不傻，他们断然拒绝。
很显然，“东南互保”虽然是一群总督在前台唱戏，但它的主要策划人和主要推进者都是盛宣怀，无论是签协议还是保障执行，盛宣怀都起了“居中调停”的作用。其实在老盛的计划里，“东南互保”还只是退而求其次的方案，盛宣怀原本计划还是“全国互保”——和谈。只是在慈禧已经开战的情况下，新的和谈与过去的和谈有点不同了。
当慈禧开战之后，盛宣怀曾向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人建议：分三步。第一步，各省响应慈禧战争动员的号召，但以“矫诏”为出发点，组建“勤王之师”。刘坤一和张之洞等人坐镇东南，稳定后方，由山东巡抚袁世凯统率“勤王之师”进京“清君侧”（清除端王集团）、“护两宫”（其实就是把皇权抓到手里）；第二步，由李鸿章迅速北上，以朝廷的名义直接与各国政府和谈，实现停战和稳定。
这第三步，才是盛宣怀策划的关键核心，那就是到了那时，李鸿章就不再是什么两广总督、直隶总督了，而是取慈禧而代之，参照洋人的国体、政体，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总统”！
大手笔，绝对的大手笔，不愧为一个经天纬地、投入产出比无比丰厚的“商业计划书”，只可惜真正愿意当“风险投资人”的只有盛宣怀，刘坤一、张之洞和袁世凯都认为这个方案太冒险，北洋舰队和淮军覆灭前，李鸿章或许还有希望，现在还有多少人会接受一个签了《马关条约》的“总统”？刘张袁只是暗中约定：如果将来洋人攻陷北京而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遭遇不测，他们再行动，并推选李鸿章当“总统”。于是盛宣怀的“互保”也就只有东南区的“互保”，没有全大清的“互保”了，而其他各种势力促使李鸿章当“总统”的故事，我们还将在以后专门讲述。
这就是“东南互保”的主要过程。在我看来，如果站在“大清国”的立场，它既谈不上“爱国”，也谈不上“叛国”。“大清国”在这里是缺场的，汉党集团在另起炉灶，而端王集团通过义和拳之口高喊出来的“爱国”，只不过是政治野心和权谋。从本质上说，“东南互保”是汉党集团对疯狂的满党集团的一次强有力的反击，但这种反击不是为了要帮助朝廷渡过难关，而是维护自己的利益，区别只是满党挟义和拳以自重，而汉党是挟洋人和洋务运动以来的经济实力以自重。满汉两党内部都已经结成了更加牢不可破的利益集团，要撼动他们的利益，简直比要了他们的命还难。“东南互保”正是朝廷世袭权贵和经济新贵党争达到顶峰的产物，也将是朝廷权威走下坡路的分水岭！
在两大利益集团因面临战争而争斗最为激烈的时刻，慈禧终于再也无法以“大清”来维系他们了，虽然满党一门心思“向后转”，但其实一切都已经回不去了。而汉党虽然会竭力阻止“向后转”，但他们也不是真正“往前看”（1898年扼杀戊戌变法就是明证），从甲午战争、
戊戌变法到庚子事变，大清国走向的是另外一条歧路：它既不是新的体制，也不是旧的体制，而是一种非新非旧的体制。国家名器已失，法度已废，权杖不再——这是“不旧”的表现，而它的体制又与近代文明严重不适应，在这不新不旧之间，大清该何去何从？
皇宫里的慈禧比较郁闷了，她硬着头皮开战，东南却已经“互保”了。总督们自然不会派军前来京津接济，援军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刘张二人毕竟和李鸿章不同，他们没有李鸿章那么牛，又是在“互保”协议的白纸黑字上签了字的，如果将来慈禧追究，恐怕也逃不了干系。他们不能将慈禧的战争动员令违抗到底，他们自己不派兵，却“借”了一些兵（500名士兵）给朝中的另外一个大臣，鼓动他积极带兵北上，这就是因义和拳问题而被撤职的前山东巡抚——李秉衡。
李秉衡带兵北上的故事我们很快就会知道。现在，慈禧不能指望东南的总督们派援军，还有一个人是可以指望的，说起来他也是汉党阵营里的人，但他也是武卫军右军的统领——袁世凯。
其实在东南区的总督们运作“互保”的时候，袁世凯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急。
因为他在山东的局势要比东南难处理一百倍。
山东才是义和拳的热点难点问题，东南区基本上没有拳民，而山东正是义和拳的起源地。如果拳民不打压下去，即使与洋人签再多的“互保”也是没有用的，最终还是要引发骚乱和战争。而随着朝廷的开战，义和拳又“合法”了，也就是说袁世凯以前打击义和拳的那些政策统统失效了，原本清静下来的山东又有死灰复燃的迹象，怎么办？
而作为袁世凯本人，他是武卫军右军统领，在武卫军的前、后、中、左军都已经派上用场，唯独只剩下他的右军的情况下，慈禧明令他带兵驰援，他又有什么理由不北上？
老袁确实是有两把刷子的，跟东南区的总督们事到临头才被动反应不同，老袁很早就在考虑自己的出路。自从1900年2月宣布山东局势稳定，不再实行“日报制”以后，他其实一直没有放松自己的警惕，一直在盯着朝廷，因为他知道山东是义和拳的发源地，一旦时机合适，是会有反扑的，而自己仕途上的危险期并没有过去。史料记载，这一时期，袁世凯经常与他的领导荣禄保持密信联络。
到了5月份，袁世凯敏锐地注意到直隶的义和拳越来越失控，为了避免将来波及山东，袁世凯立即给荣禄写信：领导，我从小站带了近1万名新军过来，山东本省还有原来的驻军1万多名，我请求把他们都编入我的新军队中，作为右军的“先锋队”，扩大咱武卫军的队伍，如何？
老袁提出的要求总是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荣禄又同意了。就这样，袁世凯吞并了山东原有驻军，手下的军队已经达到2万人——请注意是“手下”，山东原有驻军自然也是山东巡抚袁世凯的手下，但此手下已非彼手下矣。
6月，义和拳进北京，正在北京打砸抢烧，袁世凯又“敏锐地”意识到慈禧很可能要命自己带兵进京，军队是自己“手下”的，无论是“剿匪”还是“灭洋”，老袁都不愿去折损兵力。于是，老袁又提前向荣禄大人打招呼：据我得到的情报，英、德两国对山东虎视眈眈，他们的军舰也可能开到胶州湾，进攻山东，如果太后命我带兵进京，您一定要在太后面前帮我说明这个情况啊。
这就是6月15日，慈禧命令“袁世凯迅速来京”时，还要加上一句“如胶澳地方紧要，该抚不克分身，著拣派得力将领统带来京”的缘由。三天后（6月18日），慈禧的上谕改了，不仅袁世凯不用来，他手下也不用带兵来（“惟山东海防紧要，胶澳事件亦恐不克分身，该抚著毋庸北上，并毋庸派令将弁带队来京！”）。慈禧这道上谕的发出，相信荣禄大人私底下起了关键作用。
接到这份新的上谕，袁世凯简直长出一口气，终于逃过一“劫”，不容易啊。不过，多年的官场“敏锐意识”也使他清楚“危险”并没有过去，还必须想个根本之法！
此时，盛宣怀大人正在积极运作“互保”，山东虽然不在东南区，但老袁手中有精锐重兵，老盛自然不能忘记老袁这个官场实力派。于是盛宣怀把消息也透露给了他，袁世凯大喜过望，立即与盛宣怀保持密电联系，抓住这根救命稻草——“公请随时教我！”
6月25日，裕禄、聂士成在天津苦战，慈禧再次发布上谕，令袁世凯“派军星夜赴津”，增援裕禄和聂士成。
这道明确的军令，要是在平时，借袁世凯一百个胆他也是不敢违抗的，但此时袁世凯已经明确知道东南区的“互保”即将签约。李鸿章还发电报说慈禧的战争动员令是“矫诏”，有了这些定心丸，袁世凯也有底气了，他当机立断：决定山东也要“互保”，“不派一兵一卒北上”（怕影响“互保”），虽然就官场级别来说，袁世凯不像刘坤一、张之洞和李鸿章。他们是多年的总督，官场的参天大树，而袁世凯刚刚当上山东巡抚，军事实力突出而政治根基未稳，绝对不能有任何闪失，慈禧的命令也不敢不从，但有了这三位大佬集体撑腰，还怕啥？
当然，老袁还是老袁，他的特色就是胆大心细脸皮厚，虽然明明是抗旨不遵，但他要给慈禧一个面子。袁世凯同志开始不停地写奏折，反正想各种原因拖延啊，什么“东省防务日紧，兵力难分”，什么军队染病了，无法行军，什么从山东到天津的路上到处是义和拳，军队路过都要受盘查，难保不生事端。最后，居然连“他很热爱山东，舍不得擅离的”这个理由都搬出来了（“臣守山东，如不顾山东安危，贪功驰援外地，臣实在是不敢！”——《袁世凯奏议》）。
老袁，你真行！
而袁世凯也小看慈禧了，在危难面前，她老人家是不讲面子的，东南区的协议已签，与洋人的“互保”成定局，慈禧的救命稻草就只剩袁世凯了。7月1日，慈禧再发上谕，7月3日，慈禧又发上谕，催来催去，居然有要撕破脸面的意思。
袁世凯再不“表示表示”，实在是说不过去了。
其实袁世凯最担心的倒不是派些兵北上损兵折将，而是从此与洋人结怨而把右军整体拖入战争的危险。既然慈禧不顾体面一催再催，他也只有明从暗抗，只说不做了。
袁世凯高调地宣布山东将“组军北上”，当然小站新军的精锐他是不会动的，就从“先锋队”里挑选了6营共3000人。7月7日，这3000人奉袁世凯之命“北上”了，不过不要以为他们是“驰援前线”的，老袁的命令就是要“北上”，但不要与洋人交战。7月19日——在出发12天之后，该部到达沧州，平均每天行军约40里，离到天津还有240里，而此时的天津是一个什么状况，还在不在大清的手里，我们以后就会了解。
不过，虽然在事实上和洋人“互保”了，但袁世凯一直没有在“互保”协议上签字，对于签这个字，袁世凯不得不慎重。
他的官场实力无法跟李、刘、张三人相比，他们都是总督，只有他是新晋巡抚，所以这个字才不能签。万一将来慈禧追究，按照官场上官小倒大霉的原则，他不仅要被开刀，还是那些总督的替罪羊，这一点袁世凯不得不防。
所以在“互保”问题上，老袁的做法既和两江、湖广不同，也和闽浙不同：他先是动用新军将山东本省所有的洋人全部护送到当时的通商口岸——烟台，派兵保护，然后让烟台地方官府出面和各国驻烟台领事签了一个类似“互保”的条约。
看来，老袁同志是在山东设了一个“政治特区”啊，既保护了洋人，其实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和戒备了洋人——这才是真正更好的“互保”。比起后来日本人在福建、英国人在上海违背“互保”协议的状况，山东的洋人始终比较老实，而袁世凯自己又没有出面，规避了朝廷问责的政治风险，如此高屋建瓴之手段，剑走偏锋之奇招，实在是高啊。
如果说盛宣怀的上海电报局是“东南互保”的中心，那么他老袁的山东巡抚衙门就是“东南互保”的另外一个中心。由于各地与朝廷的往来电报只能通过他的巡抚衙门电报房中转，袁世凯就一直注意地方官中是否有攻击“东南互保”的电文奏折，一经发现，及时截住。比如广西巡抚黄槐森的电奏就被袁世凯及时截住了，袁世凯及时通知李鸿章，李鸿章及时把黄槐森大骂了一通——虽然他不在东南区，但“东南互保”也不能少了他老袁啊。
而袁世凯的工作并没有完，接下来他要对付义和拳和教民。
在慈禧宣布“合法”之后，山东地区原本沉寂下去的义和拳组织自然又开始蠢蠢欲动了，他们已经准备大闹一场，出一口几个月前被“袁鼋蛋”打压的恶气。而袁世凯比较难办的是，之前他对付义和拳的清剿主要是依靠地方官府的力量，而现在即使他能和慈禧顶着干，地方官府也不会听他的命令去“剿匪”。
袁世凯手中有一支绝对听他命令的队伍——新军。
他先派人在各州县张贴给义和拳的告示：朝廷已经承认你们合法了，让你们杀洋人，那么你们都应该奉命“北上助战”，真正的“义和团”都已经去了京津，山东境内已经没有了，留在山东的都是“伪团”、乱匪，杀无赦！
老袁就是以这个连慈禧都无法反驳的理由，在山东开始了对拳民大规模的清剿。山东各地到处血流成河，人头满地，山东的拳民别说出来闹事，逃命还来不及。杀到最后，彪悍的新军甚至越过边界，进入直隶去杀！袁世凯就派人在直东边界石壁上大书“山东地界”几个大字，在直隶横行无忌的“义和团”硬是不敢回山东！
就是从这时候起，老袁有了一个令人闻之色变的外号——人屠。他这一时期到底屠杀了多少拳民，这在历史上是有争论的，根据9月袁世凯给张之洞的电报，“先后诛戮四千人”，这个数字应该比较接近事实吧。
对付完拳民，袁世凯接着就对付教民。为什么还要对付教民呢？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就是不了解老袁了。在袁世凯看来，教民并不等于洋人，教民说到底也是清国的百姓，只要是清国的百姓，只要是在山东境内的清国的百姓，都必须服从他老袁的领导！洋人不好对付，本国的百姓还不好对付？
于是在袁世凯的密令下，新军大规模地屠杀拳民的同时，也不失时机地去恐吓一下教民：现在朝廷都宣布“义和团”合法了，我们不能再保护你们，你们还不退教，等着被杀啊？于是大批的教民乖乖地退教了，重拳下来，山东地区不仅拳民的数量急剧减少，连教民数量也急剧减少——当然，“良民”的数量是成倍增加。
难怪就连李鸿章后来对山东的局势也赞叹不已——“幽蓟云扰，而齐鲁风澄”，袁世凯作为一个“空降型”的领导，竟然在短短几个月里将先后换过四任巡抚的山东“收服”，又将慈禧三番五次的调军命令轻轻化解，保存了武卫军中唯一剩下的精锐军队，大家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西方各国也纷纷赞赏和肯定，仕途从此有了洋人的支持，但大家都知道：
此人才不限一省，志恐怕也不在一省！
好吧，通过前面的讲述，我们已经知道天津待援的聂士成会面临一种什么样的状况了。其实大清19省中，除两广和新疆、云贵这四个边远省份外，其余14省——包括参加“东南互保”的多数省份都是“奉命”派出了援军的，太后的旨意也不敢不遵嘛。不过像李秉衡那样带500人北上也是派兵，像袁世凯军队走走停停也算是派兵，最后这14省派出的80余营（旗）“援军”4万多人，最终到达了前线的是1万多人，而到达天津参加最关键的天津保卫战的“援军”——基本没有。
与此同时，八国政府正在从各自的国家利益出发，将军队派往大沽口，战争打到这个程度，谁都清楚：必须扩大战争，只有扩大战争，才能扩大战果！
从本土派兵最方便的是俄国，其次是日本，一个可以从陆上直接进入，一个是隔海相望。但奇怪的是，这两个邻国对派兵一开始都是不怎么积极的。
俄国在大清并没有传教利益（东正教只在东北有几座小教堂，但不参与传教），如果说其他国家还有“保护传教”这一条理由的话，俄国人纯粹就是来捞好处的。正是因为如此，俄国对天津的战事表现得很低调，他们最终总共只派遣了6627人的兵力到达天津，却是“声东击西”，明攻北京，暗取东北！
在天津之战的同时，有接近20万的俄军开进清国东北！他们自然要在这里烧杀掳掠，攫取利益。这是八国联军京津之战之外的另外一场惨烈战斗，我们将在以后的时间里了解这个故事。
日本同样是八国中没有传教的，说起来他们信奉的佛教还是从中华帝国传过去的，佛教能够在日本正本清源、发扬光大，要感谢唐朝那个伟大的“传教士”——鉴真和尚。但日本人也有另外的盘算。
日本最感兴趣的也是肥沃的东北大地，但日本人暂时还不是俄国人的对手，需要时间来积蓄实力，而一旦八国与大清开战，俄国肯定就会对东北趁火打劫，把东北给先抢了去，所以一开始日本甚至不希望八国与大清发生战争。他们驻北京公使馆的政策就是安抚住各方，低调隐忍，“使馆卫队”中日本是出兵最少的，就连杉山彬被杀后都没事儿。
不过日本逐渐明白，各国追求利益的野心是很难阻挡的。是啊，六年前你们刚刚跟大清打了一仗，现在轮到我们来打了，你就不同意了，难道只能让你一个国家去抢掠大清？没办法，正是日本人“打开了世界的眼”，让别的国家眼都红了。
而日本又不敢太得罪这些欧洲强国，此时日本的国策正是“脱亚入欧”，六年前他们悍然进攻曾经的偶像“中华帝国”，这是“脱亚”的标志，而现在，如果参加八国联军，也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加入欧洲阵营，这又是“入欧”的标志。在重新面对现实和权衡利弊后，日本确定了战略——“必须下最大的决心和充分的小心”。所谓“最大的决心”就是派最多的兵出去，“充分的小心”就是要处处冲在最前面，以亡命徒似的打法“震撼”欧洲人，但要扮猪吃老虎，不要张扬，不要高调，甚至要处处注意在清国的军纪，不要抢太多东西，要成为联军中军纪相对较好的部队，以赢得欧洲人的好感（后来日军做到了）。
而日本人一向是精打细算的，虽然要派最多的兵，但如果能有别的国家帮忙出军费该有多好啊——这并不是异想天开，因为有一个国家正需要出钱。
它就是英国。
英国是老大，按照道理，它需要派出最多的兵力，领衔各国作战。但此时的老大正是很为难。英国还在南非殖民地进行和布尔人的第二次战争，在那里投入了40万的军队，无暇兼顾清国。
于是，日本人的办法来了：大哥，在大清的领导权不能让你们在远东最大的竞争对手俄国人给夺去啊，我们有个好办法，你们出钱，我们帮着你们出兵，怎样？
于是，在英国付给日本100万英镑的军费后，日本将打过甲午战争的精锐第五师团2.2万人全部派出！不算俄国在东北的20万大军，日本就是八国中派兵参战最多的国家，竟然占八国联军最终参战总兵力4.7万人的一半。此时的第五师团师团长是山口素臣，而东乡平八郎已经升为常备舰队司令，东乡平八郎亲自率领舰队护送第五师团到大沽口登陆。1900年之战，其实就是大清与它的两个邻国打的——与日本在京津，与俄国在东北。
接下来就是德国。新兴的世界强国德国原本在大清只有少量军队，一部分在青岛，而在天津的兵力只有大约100人。克林德的死讯传到柏林后，德皇威廉二世无比愤怒，他命令立即组建德国远征军，将德国开赴清国的总兵力增加至2.37万人。远征军从德国本土和海外殖民地出发，绕过大半个地球前往清国，德国就此成为向京津地区派兵最多的国家（参战最多的是日本），这也是一战以前德国最大规模的一次海上军事行动！
在出征前的阅兵式上，威廉二世检阅了军队，对着士兵咆哮：“你们应该对不公正进行报复。像清国人这样，悍然置千年固有的国际法于不顾，以令人发指的方式嘲弄外国使节和客人的神圣不可侵犯性，这样的事件，在世界史上还没有过先例……你们如果遇到敌人，要以1000年前入侵欧洲的匈奴国王阿提拉为榜样，绝不宽恕，不留活口，让清国人即使在1000年以后，也不敢对德国人侧目而视！”《科隆日报》也发表了社论：“所有的西方文明国家，现在必须武装起来报仇雪恨！一定要像消灭食人生番一样消灭清国人，将北京夷为平地！”
不过，实在是离得有点远，一直到两个多月后（9月27日），瓦德西才抵达天津。在瓦德西的大军到来之前，德军能够参战的就只有现有兵力——100人。
法国不用从本土动兵，十几年前他们已经把大清的藩属国安南（越南）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法国在当地征用了1500人的越南兵前往天津。
美国也是可以就近派兵的。在两年前（1898年）的美西战争中，美国从西班牙手中夺得了菲律宾，于是美国派出在菲律宾的第十四步兵团和第五炮兵团，再加上从本土派出了陆军第六步兵团以及一个营的海军陆战队，总兵力3100人。美军的参战多少也是“被迫”的（和“门户开放”政策相抵触），美军是继日军之后第二支强调要“注意军纪”的军队，他们也是后来军纪相对较好的军队之一。
意大利和奥匈帝国的兵力少到可以忽略不计——他们加起来还不足100人，总算能凑个数。
只剩下老大英国了，虽然雇用了日本兵，但老大也不可能一个兵不派，而英国本土是没兵了。通过七拼八凑，英国人最终派出的是一支真正的杂牌军。
首先还是老办法，从南亚殖民地国家——印度和孟加拉国征用雇佣兵，这是可以以假乱真的，印度有一种长得很像欧洲人的锡克族人，他们身材高大，高鼻梁、白皮肤，唯一不像欧洲人的就是锡克教的一个传统——蓄发蓄须，然后用红头巾包住。这些人一直被英国雇用到香港和上海租界做巡警，被称为“印度阿三”，英国就从这些“阿三”中挑选精壮者，加上孟加拉国雇佣军，终于凑齐了2000人。
而另外一部分雇佣军来自英国在大清的其中一个租界——威海。
1899年，为了管理好威海租界，英国招募了一支全部由清国人组成的军队，他们主要来自威海、山东其他地方以及直隶，总共400多人。现在就让这支清国的雇佣军在头上包上红头巾，打扮成“印度阿三”的模样，以英军“第一军团”的名义参加对大清的战斗。各地雇佣军再加上少量的英国本土军队，英国最终派出的兵力在3000人左右。
好吧，现在我们发现了，这支所谓的“八国联军”，其实是一支真正的杂牌军，里面竟然还有清国人！不过，杂牌军也是需要总司令的。第一批八国联军“使馆卫队”是分散进京，没有总司令，第二批八国联军总司令是英国的西摩尔，第三批八国联军总司令是俄国的勃兰特。现在，即将进攻天津的八国联军总司令，如果依据参战兵力的话，自然是要由日本人来担任，日本人也对此渴望已久，不过很遗憾，其他国家都认为总司令只能由一个欧洲人担任，日本也就只好忍了。
英国人本来是很有希望再次担任总司令的，不过西摩尔实在是影响太坏了，他带兵差点把大家带到有去无回，要再选一个英国人当总司令，大家只有一个词——NO！
英国人不当，俄国人也就不再当了，让勃兰特出任一回总司令本来就是为了抗衡一下西摩尔，俄国更大的利益在东北，京津这边要低调。
不怎么想参战的美国人就更加不想当，法国人本来是想当的，但他们一直和俄国勾勾搭搭，被英、美、日视为利益相反的国家，加上俄国人又不是真心希望自己的盟友出头，想当也当不上。
意大利和奥匈帝国出兵都只有几十个人，由他们的人当总司令，那真的是开国际玩笑。
这样就推出了一个气急败坏的国家——德国。德国虽然也只有100个兵，但他们还有大批的远征军没有到来，更何况克林德是唯一一位被杀的公使，这是大家无法反对德国人出任八国联军总司令的理由——就这样，八国联军把总司令的位置留给了那位还未到来的瓦德西，他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到，大家就不等他了，先开始进攻天津。
7月7日，作为主力的日军第五师团大部已经在大沽口登陆，八国联军能够参战的总兵力已经接近1.5万人，正好与天津地区所有清军的数量对等，他们开始准备总攻天津。在北京得知消息的慈禧于第二天颁布上谕，紧急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与各国“和谈”（在李鸿章到任之前，仍由裕禄行使职权），很显然，慈禧此举是临时抱佛脚，想保住天津，然而即使此时李鸿章就在天津，他也挡不住已经磨刀霍霍的八国数万大军。
7月9日凌晨，八国联军的总攻开始了。他们进攻的首要目标就是天津主城门南门前的第一道防线——天津西机器局。驻守在这里的，正是没有等来援军的聂士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