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897年因为义和拳的问题在山东巡抚的职位上被撤职之后，李秉衡休养了一阵，于1900年复出，被朝廷启用为“巡阅长江水师”。这不是职，而是差，是朝廷对军队开展的巡视工作。李秉衡也就成了传说中的“钦差大人”，虽然无职，但他是代表皇帝的，在级别上比总督巡抚还要高。
作为由曾国藩的湘军水师改制而来的长江水师，慈禧和朝廷一直是比较忌讳的，放心不下啊。而作为曾经的帝党新锐，李秉衡跟李鸿章是死对头（甲午战争中没少给李鸿章苦头吃）。李鸿章说到底也是出身于湘军系，自然跟长江水师的关系也比较密切，虽然后来李鸿章自己有了北洋舰队，但对长江水师还是一直“关照有加”。事实上如果不是李鸿章等人一直力保，这支前湘军队伍慈禧早就给裁撤了。那么，现在派出死对头李秉衡去巡阅，实在是太合适不过的人选，巡阅的范围，正是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地盘。
李秉衡果然很猛，他巡阅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长江水师的最高直接领导——提督黄少春给弹劾了。应该说钦差大人弹劾一个提督并不值得大惊小怪的，问题就出在黄少春是刘坤一的心腹，李秉衡在刘坤一的地盘上办差，竟然一上门就给了总督大人一个“重礼”，这是过去少有的。在刘坤一的力保之下，黄少春最终涉险过关，不过，李秉衡在两江就显得比较扎眼了。
6月中旬，刘坤一和张之洞开始运作“东南互保”，这是东南区的一件大事，出不得半点差错，而有李秉衡这尊明显不合作的“大神”在东南区，大家更觉得扎眼。于是乎，李秉衡是非走不可了——也就是说，李秉衡是慈禧派下来巡阅水师的，但刘坤一和张之洞要把他给“送”回去。
也正因他是慈禧派下来的，赶是不能赶的，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巧送”。
刘坤一拜会李秉衡，小心翼翼地问：“李大人您辛苦了。现在中外开衅，我们都要响应号召派军北上，大人您是名臣（注意这句话），建功立业非大人莫属，我们愿意提供一支队伍，大人您能否先期带队北上，去解朝廷之危？”
李秉衡被说得动心了。
李秉衡何尝不知道刘坤一和张之洞他们的小九九，如果在平时，他是绝对不会“上当”的。但是，他也有自己的想法，他是曾经的帝党新锐，而现在帝党势力已经烟消云散，除了康有为一伙在海外闹的“保皇派”，基本只剩下他这个光杆司令，没人再去抱光绪的大腿。李秉衡更加不会去，他现在只想恢复他的“官声”，为自己出一口气，他是因为义和拳问题被撤职的，这是他“一生为官的痛处”，而现在，绕了一圈，朝廷解决这个问题不还是离不开他李秉衡么？所以李秉衡早就想带兵北上了，但是他无职无兵，不料刘坤一自己送上门来“借兵”，真是何乐而不为也！
7月26日，李秉衡带领刘坤一“借”他的500兵士抵京，此时正是八国联军已经攻下天津城，在天津休整准备攻向北京期间。北京城里早已经是人心惶惶，风声鹤唳，王公大臣想到自己的豪宅马车马上就要毁于战火，十分焦急，听说李秉衡大人带队前来“护都救驾”，大家似乎都发现了救星，他们对李秉衡夹道欢迎，把最多的赞美、最盛情的款待都给了李秉衡，并称李秉衡将是前无古人的大英雄！
而沉浸在“英雄”之名中的李秉衡也飘飘然了，他向慈禧上奏：
当前之计，我方战事不利，但朝廷应该先杀人立威（“不诛一二统兵大臣，不足振我国之势，而外人决不能除”）。
对于慈禧来说，她现在是能抓住一个算一个，别说李秉衡还带了500人来，就是他赤手空拳来，她也是蛮开心的，因为她好久没见到新面孔了。她立即令李秉衡帮办武卫军军务，作为荣禄的副手总揽保卫京城事宜。她也认为必须给这位生猛的大臣壮壮势，拿几个人头来祭旗，于是她记住了李秉衡的这句话，越是在危急时刻，越是要狠，不要怕杀人。
对于要杀之人，李秉衡没有点名，但慈禧和他都清楚谁是最合适的人选。慈禧想起了御前会议上那些令她讨厌的大臣，对，就是他们了。而太常寺卿袁昶和礼部侍郎许景澄跟东南督抚的关系最为密切（他们都是张之洞的门生，长期以来也是张之洞在朝廷的坐探），首先拿他们开刀吧。东南区的督抚不派兵，就杀他们在朝廷的亲信，让他们也尝尝敲山震虎的滋味，而杀这两个人相信李秉衡也是会比较满意的。
7月29日，在李秉衡抵京后第三天，袁昶、许景澄首先被正法，8月11日，兵部汉尚书徐用仪、内阁学士联元、户部满尚书立山也被处斩。这五位朝廷高官是历史上继“戊戌六君子”之后的“庚子五大臣”，他们死于“反战”——表面上死于“反战”。
李秉衡就这样以官场同僚的鲜血给自己壮了“势”，也达到了出气的目的，让他在感觉上更加像一位“英雄”了——李大人啊，人我也给你杀了，接下来就看你的了，你不要让我失望啊。
8月5日，北仓和杨村防线吃紧，李秉衡将前往坐镇指挥通州防线，这是京津间的第三道防线，也是北京城墙之前的最后一道防线，一旦通州失守，八国联军便可以沿平坦的京通大道一直抵达朝阳门，为了多要荣禄明确地拒绝了李秉衡：我哪有兵，连保护北京都不够！李秉衡又要求荣禄给他一些枪炮子弹，荣禄干脆利落地表示：没有。
作为私下里的“反战派”，荣禄对李秉衡有说不出的厌恶，其实厌恶归厌恶，荣禄更加清楚慈禧现在“宠”着李秉衡，但对他也只是抱着用一用的态度，聊胜于无嘛，其实并没有抱多大的希望。心里有了这个底，荣禄大人连装也懒得装了，他收起以往那份高深莫测却很少得罪人的面孔，直接浇了李秉衡一头的冷水。
李秉衡只好带着他的500“亲兵”悲壮地走向战场，他立下了“宁为国而捐躯，勿临死而缩手”的重誓。而等到了通州，李秉衡这才发现，自己把一切想得太理想化了。朝廷原本为组建通州防线理论上召集了1.5万名守军，不过他们都是“理论上”的，都还只存在于给慈禧的奏报中，这些军队大部分是各地派来的“北上之师”，其中连袁世凯派来的那3000人也算上了。他们原本就是消极怠战的，现在听说是李大人亲自上前线，就更加磨蹭观望了——怕惹恼了他被一道奏折给参了嘛。8月7日，李秉衡在前线召开军事会议，而这些“北上”的将领没有一个按时到达！
而前线士兵的士气却是如此之低迷，当李秉衡前去视察时，他们一个个无精打采、爱理不理，原因是他们已经很久没有领到饷银了，连吃饭都是问题，这仗怎么打？
“朝廷不是已经拨付饷银了吗？”李秉衡表示很愤怒。
这答案自然是不需要明说的，它们被各级军官截留了，其实这里面的秘密谁都明白，但李大人似乎就是迟迟不想面对，他也想管一管，不过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八国联军逼近通州，为了解决士兵的粮草问题，李秉衡只好先从百姓人家中购买点粮食，却发现通州附近所有的村镇早就被从北仓、杨村来的溃军抢光！
8月8日，李秉衡率军抵达通州与杨村之间的河西务，然后从河西务节节败退至通州马头、张家湾。8月11日晨，八国联军攻向通州，在李秉衡大喊“不要跑，为国效命”的呼声中，已经逃得差不多的士兵一哄而散、四处逃命。日军工兵用炸药炸开了通州城门，八国联军呼啸而入。
已经成为光杆司令的李秉衡绝望了，他是无法逃跑的，他就是来守通州的，并且还在出行前立下了誓言。绝望的李秉衡留下一份给慈禧的遗折，将各军指挥不力、步调不一、闻战即逃的情况报告给了慈禧——“就连日目击情形，军队数万充塞途道，闻敌则溃，实未一战，所过村镇则焚掠一空，以致臣军采买无物，人马饥困，无以为立足之地”，然后服毒自杀。
此时的李秉衡一定明白了那么多王公大臣一遍遍呼唤他为“英雄”，却谁也不愿意来前线当“英雄”的原因。当李秉衡在通州战事不利的消息传到北京城时，大伙迅速忘记了李秉衡这个人，新的“救星”是李鸿章李大人，大家再次盼星星盼月亮，只盼着议和大臣李大人能够早点到北京！
平时的李秉衡不贪财、不受贿、体恤百姓，很亲民，一身正气，表面看来，他是传统意义上的“清官”与“好官”。然而事情并没有如此简单，这个人在甲午战争中与李鸿章作对的情况我们熟悉了，他“不屑与之为伍”，厌恶李鸿章的“唯利是图”与“卖国”，看不惯李鸿章等人做官做到没有一点“读书人的操守”。但李秉衡并不知道，在李鸿章那边，他也是受到极端厌恶的。李鸿章等人并非不想“求名”，他们早期也是求名的，只不过在“经世致用”的过程中，他们早就幡然醒悟了，他们知道一味“求名”是虚幻的，“求实”才能名利双收。李秉衡大人豪情壮志，但他那500“亲兵”，还不是刘坤一借给他的么？
李秉衡就是那种有点理想化的官僚，他们宁愿关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守着那份能够感动自己的情怀，拒绝接受外面的事物，也没有能力正视现实，在官场孑然孤立。他们厌恶“求利型”官员的“流氓手段”，办事不讲程序，却不知道他们自己办起事来时，往往比其他官员更加不注重程序，一意孤行，因为很奇怪，朝廷中的“名”也是要以破坏程序为代价来获得的。他们为自己的“名”不惜拿一切去赌，国家、百姓、所有的一切都可以成为代价，连他们自己的生命都可以成为代价，他们经常发表一点名言，受人追捧，但他们所追求的“名”，与权臣死保权力、贪官猛捞银子，其实并没有什么两样，因为这样的“名”或许有益于自己，却未必有益于百姓。他们的做事方式或许是他们自己认为最好的，却不一定是最有利大局的——而这一点他们是不在乎的，他们沉浸在自我的悲壮里，来造成一种最不负责任的后果，包括害了他们自己。
误国之“忠臣”，误国之“名臣”！
荣禄没有给李秉衡派兵，并不是他真的挤不出兵，从6月21日起，武卫军中军一直在荣禄的率领下“围攻”使馆区，加上协助进攻的部分董福祥军，进攻的兵力有一万多，而他们却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都没有攻下一个只有区区几百“卫队”守卫的使馆区，这确实是不可思议的——而其中，有着荣禄最核心的秘密。
6月21日，慈禧发布战争总动员令的同时，命令武卫军中军进攻使馆区，并由荣禄亲自指挥。面对使馆区这个烫手的山芋，慈禧是绝对不能让荣禄再请“病假”了，慈禧无人可用，只好将荣禄大人推到一线。
而荣禄大人就面临真正的难题了：荣禄一直都是私下里的“反战派”，他是不愿意与洋人开战的。更加严重的是，此时如果真正放手让中军进攻，一旦结果掉使馆区里那些公使的性命，将来洋人清算，他荣禄岂不是在劫难逃？
但问题是如果他不放手让中军进攻，暗中监视的端王集团肯定不会放过他，慈禧一开战，端王集团的权势和声势就已经达到了顶峰。6月25日，他们连带领团民闯入皇宫企图谋杀光绪的事情都做出来了，还怕拿不下一个要跟他们作对的荣禄？更何况，即使荣禄自己不下令让中军放手去攻，端王等人肯定也是要插手的，毕竟进攻使馆是太后亲自下的令嘛，王爷插插手也天经地义。
果然不出所料，端王以“太后上谕”的名义调天津总兵张怀芝率开花炮队进京，炮轰使馆区。张怀芝自然觉得这是一个“立功”的大好时机，于是他也没多想就在使馆区外布炮。这时候荣禄大人也来到现场了，他亲自巡视、亲自视察，并且还告诉张怀芝，城墙上居高临下，最便俯攻，如果要炮轰使馆，将军你是可以将大炮布置在那里的。
视察完毕，荣禄离开了。张怀芝便带领大家把开花炮抬上城墙，将炮口对准使馆区，想到就要炸平所有的使馆，一举歼灭使馆区里所有的洋人，士兵们都很兴奋，跃跃欲试，大家就等着张怀芝一声令下，就要万炮齐发了。
“等一等！”张怀芝突然感觉哪里不对劲，然后他才突然发现：奉太后之命进攻使馆区的是荣禄，而荣禄虽然来“视察”了前线，却自始至终没有对他下达过炮轰使馆的命令。如果自己一声令下，炮兵开炮，使馆区被夷为平地，不说将来遭到洋人清算的就是自己，即使是在朝廷这边，自己也可能是替罪羊——谁叫你当初擅自开炮的啊？
张怀芝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于是他赶紧命令炮兵暂停发炮，自己一路小跑，跑到荣禄府上请示，到底要不要发炮，请荣禄给他一道手谕。
荣禄很客气地接待了张怀芝：“张将军，来来来，看座，看茶。”
做完这些，荣禄就微闭双目，无论张怀芝如何请示、如何请求，荣禄就是不开口，就像是入定的高僧。
不过张怀芝也不傻，他一边喝茶一边说：“大人您今天要不给我一明确指示，我就睡您这儿了。”（“中堂今日不发令，怀芝终不肯退。”）
荣禄怕的就是这种人啊，看来是一物降一物，高深莫测的碰上了泼皮无赖。见装睡对付不了张怀芝，此时的荣禄睁开双眼，徐徐说道：
“横竖炮声一出，里边总是听得见的。”
张怀芝明白了，荣禄大人要的只是“炮声一出”，只是皇城“里边”能够听见炮声。于是，神奇的一幕出现了：使馆区外百炮齐发，炮声隆隆，但使馆区内基本无恙，因为那些炮都是朝天炮，相当于放礼花——“很奇怪，清军总是很喜欢在晚上发动进攻，而那些炮弹基本都打向了月亮。”（美国公使夫人萨拉?康戈尔：《北京信札》）
如此一来，除了不能出去遛弯，公使们的生活还是蛮滋润的，其实和以往也并没有多少区别。月光之下，法国公使一边享受着牛排，一边咕咕哝哝：“Nous sommes perdus！”（“我们完了！”）公使们喝着事先储存的香槟，吃着牛排和鱼子酱，晴天打打板球，雨天去划划船，而夫人们以弹钢琴、唱歌剧、在遮阳伞下野餐来打发时光，在使馆区中央的钟楼底座，成了一面诗墙，各种格言、打油诗贴在上面。
只有跟洋人真的有仇的董福祥是真心进攻的，不过，正是因为他真的要攻，荣禄给董军的枪炮是有限的，董福祥向荣禄申请给董军开花炮，荣禄说没有，以土炮对付之。
也就是说，荣禄已经成功地将“进攻使馆”转换为“隔离使馆”，这叫围而佯攻，或者叫实围虚打。但“围攻使馆”毕竟是慈禧亲自下达的命令，荣禄大人难道就不怕慈禧追究吗？
对于这一点，荣禄也是很有自信的。
之所以能够成为慈禧最信任的心腹，荣禄靠的就是“善于揣摩上意”——请注意“善于揣摩上意”和“揣摩上意”是有很大区别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前者能够不留痕迹，一切自然而然，不仅能让领导放心，还能让领导舒心，而后者会死得很惨，比如著名的杨修先生。
经过多年的历练，荣禄已经不仅对慈禧的思想意识把握准确，对慈禧的潜意识都把握很准确！别的大臣在“紧跟慈禧”，对慈禧的上谕不折不扣地执行，而荣禄大人还要思考的问题是：慈禧为什么发这样的上谕？在上谕背后的真实目的是什么？这就需要对慈禧的真实想法和下一步行动做出正确的预判！总之，对于慈禧想做而一时不能做的，荣禄可以先替她做了再说；而慈禧不想做而又一时不得不做的，荣禄有限度地去做，以便不将慈禧推向火坑，给领导留个转圜的余地。
“围攻使馆”，就是慈禧不想做而又一时不得不做的事情。
虽说她的战争动员令慷慨激昂，誓死抵抗到底，但荣禄同志很清楚，那是慈禧拿给别人看的，去鼓动“天下军民”的，在她老人家的骨子里，真正要与洋人拼个鱼死网破，她可从来没有那样的想法。不管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比如和谈，比如签条约，比如其他什么办法，只要能保证洋人不再对她的权力安全构成威胁，与洋人的战争就会结束。慈禧也并不是想要几炮轰掉那些公使，“进攻使馆”也只是在已经开战的大背景下不得不做出的决定，慈禧对公使们还是那个老想法——做人质。
根据萨拉?康戈尔等人的记录，我们来看“围攻”使馆区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6月21至25日：使馆区遭到猛烈的炮击，巨大的炮响整日整夜在持续。“但奇怪的是，那些炮都打得很高，炮声隆隆，但没什么威力，只能打落使馆里的旗杆，他们也没有连续开炮，一旦炮打中建筑物，就停止炮击。”
这个就不需要解释了。慈禧的命令刚刚下达，端王集团也都在盯着荣禄，荣禄大人只好先响两炮。
6月25日至7月13日：只有漫无目标地零星开火。但是7月13日，清军对使馆防区发动空前猛烈的全线进攻，攻破了使馆前沿总共九道防线里的七道防线，几乎将法、德使馆全部占领。但“奇怪的是第二天，攻势明显减弱，真令人费解”。
7月13日正是八国联军总攻天津城的日子，荣禄第一次真正猛攻使馆，这不是对八国联军进攻天津城的报复，而是仍然执行慈禧“人质牌”的计划，企图将使馆里的公使和其他洋人挟持去救天津。因而，等到第二天天津城已经被占领，荣禄大军的行动反而停止了，并没有更加猛烈的“报复”。
而在7月14日，总理衙门给使馆区送去了荣禄大军“围攻”以来的第一封信，说的是现在使馆被围攻，外面也到处是义和团民，使馆区“很不安全”，请公使们离开使馆区这个危险地带，暂时去总理衙门“避祸”，朝廷将派大军严格保护他们的安全。
这一招我们很熟悉，慈禧老人家之前也用过——哼哼，只要先把你们骗出使馆区，那还不是“人质”？
自然，公使们也并没有上当。
禄的安排下，一批新鲜的蔬菜、西瓜和其他水果，还有十几大车的面粉和冰冻着的食品送进了使馆区。公使们简直受宠若惊，还以为这又是慈禧和荣禄搞什么花招，一开始还以为有毒而不敢食之。
此时天津已经沦陷，慈禧当然希望向洋人“示好”，目的只有一个：希望八国联军见好就收，留在天津算了，不要进攻北京，于是趁着武卫军中军的围困和警戒有所放松之际，使馆区派出密使将信送到了天津，告知使馆区里的一切，八国联军才放心大胆地在天津停留了20天——而在这20天里他们做了什么，我们接下来就知道。
其实按照荣禄的计划，送点西瓜青菜什么的还是小儿科，他原本是打算在使馆区围墙周边建一个菜市场的，派一批小贩进去，卖点鸡蛋、牛肉、黄瓜什么的。只不过后来考虑到这个行动对端王集团刺激太大，不得不放弃。此时的荣禄也不像刚开战时那样顾忌端王集团了，因为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坏，端王集团的权势也大大受影响了，朝廷的政治环境已经不再有利于他们，王公大臣们只有这样的想法——谁叫你们惹来与洋人的“战祸”，让我们在京城的安宁生活也受影响啊。
“菜市场”虽然最终没有建起来，但“黑市”却是形成了，成天包围着使馆区但又不真正进攻的武卫军中军士兵百无聊赖，他们和“使馆卫队”的洋兵搭讪——准确地来说是做点小生意。有的把鸡蛋藏在袖子里带过来卖给他们，有的是想办法给他们去弄洋烟，后来干脆是“卫队”的士兵先出钱，想要什么请中军的士兵“代购”，生意很火。
荣禄对这一切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除了慈禧希望向洋人“示好”，他个人更加希望中军士兵和使馆区搞好关系。因为和慈禧一样，荣禄从来不会相信这场战争朝廷会取得胜利，一旦将来战败，肯定是议和，一旦议和，洋人肯定要追究“开战元凶”，而他不仅亲自率领过中军“围攻使馆”，还是八国联军主要战斗对象武卫军的统帅，这是绝对会上洋人“黑名单”的，必须先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8月10日，武卫军发动了最后一次猛烈攻击，而这一天也是八国联军攻进通州之前，为了“保”北京，荣禄做了最后一次挟持“人质”努力，仍然失败。
在这近两个月的围攻时间里，使馆区共有66名洋人死亡，看上去伤亡也不小了，而了解一下清军发射的弹药就能说明问题了——清军总共发射了4000枚以上的炮弹，以及100万发以上的子弹！也就是说，在使馆四面被围、清军可以居高临下进攻的情况下，平均每发射60发炮弹再加上1.5万发子弹才能造成洋人方面一人死亡，既需要装作“围攻”的样子不断打炮，又要保持如此之低的命中率，荣禄大人也实在不容易啊。事实证明中军的炮弹基本上都是“打向月亮”，只有两个时候，荣禄动了真格。
一是当“使馆卫队”试图发起反攻，想冲出包围圈，这就没的商量了，出来一个杀一个，格杀勿论，那66人中的很大一部分其实就是这么被击毙身亡的。荣禄大人保证整个“围攻”期间，使馆区内没有任何人走出他的包围圈（给天津送信的密使是走的另外一条通道），当然，荣禄大人的军队也没有攻进使馆。
另外就是试图实施慈禧“人质”想法的时候，这个时候中军是有限度地进攻。
而除了这两种时候，平时的那些朝天炮其实也并不是那么好打的，它首先必须打在使馆区范围之内，但如果流弹落到各国使馆，同样可能误伤洋人，给他们造成更大的伤亡——也就是说，即使是“打月亮”，也需要有角度地去打。
中军打出的那些大炮，其实大部分都落在了同一个方向，一个很少有洋人的地方——肃王府。
在6月义和拳进北京时，北京城里5000名左右的教民紧急避难，其中大约3000名教民去了北京最大的教堂——北堂。而2000人左右在使馆区外打地铺，希望能够得到使馆的保护。
一开始，使馆区方面想赶走他们，但是后来，他们改变了主意。因为使馆区里也需要很多的苦力的，于是这2000人最终被允许进入使馆区。
肃亲王善耆的家正好位于使馆区四面围墙之内（英国公使馆对面），当时在使馆方面的逼迫下，善耆乖乖地搬了家，于是肃王府就成了2000名教民的“避难之地”。使馆区外武卫军中军的炮火就集中于此。
在“围攻使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这2000名左右的清国教民就承受了围墙外自己国家的军队——武卫军中军大部分的炮火，他们的死亡人数应该远远超过洋人（具体数字在史料上没有记录），而除了要躲避炮火，这些教民还要忍受其他的死亡威胁——饥饿和惊恐。
粮食被洋人拿走了，教民们挖壕沟、灌沙袋、修工事、灭火、背尸体、搬运枪支大炮，每天必须干各种繁重的体力活，才能领到一小块食物，当公使们享受西式美餐的时候，教民们常常饿得两眼发晕，马肉归洋人，马皮就被教民捡起来吃掉。臭水沟里的死尸引来了乌鸦，被他们捉来吃掉。教民们吃遍肃王府里的树皮、树根和树叶，最后开始吃泥土。
在使馆区外的围困有所放松之际，“使馆卫队”的士兵们就很喜欢在夜晚来肃王府游荡，他们当然不是来送粮食的，也不是来王府的花园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的，而是来搜寻教民中是否有容易上钩的女子，一些女教民被侵害的事件就在夜色下发生和被掩盖了。
教民们也许从来不会想到，跟他们有同样信仰的洋人，也同样保护不了他们！
这就是“使馆之围”的真相，虽然就连当时的洋人也对“清国一万御林军围攻近两月，竟然连一座小小的使馆都攻不下来”表示十分吃惊，但我们知道，这只不过又说明了那个在大清早已是见怪不怪的现象——清国的军事问题，往往是三分政治、七分军事，这次只不过是“政治”的成分占得多了点，让人无法从军事的角度理解。正如慈禧后来说的：“我若是真正由他们（指端王集团）尽意地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吴永：《庚子西狩丛谈》）
那么，既然慈禧一直有打“人质牌”的想法，荣禄指挥武卫军中军也尝试过好几次，为什么一万大军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都没有成功？
这就是真正的军事问题了，答案相信大家已经发现了——没有特种兵。
对于挟持人质这种高技术含量的活，并不是兵力越多越好的，它要求的是质量——既不能造成对方的伤亡，又要成功地限制对方的自由，这只有经过专门训练的特种兵才能做到。而武卫军中军虽然有一万大军，但他们总不能带着一个大炮去“挟持”人质吧？
使馆区就这样“炮口余生”了。洋人们虽然损失了66名弟兄，但这绝对是他们最好的结果了，因为他们原本有可能全军覆灭的，而对于北京城的义和团民来说，他们就是另外的结局。
在武卫军中军“围攻”使馆的同时，端王的虎神营和北京城里的一万多义和团民联合攻打北堂，北堂里只有原先从使馆区抽调来的43名洋兵守卫，此外就是几百名传教士、神父和洋人，另外还有近3000名逃难到此的清国教民。
北堂是一个规模宏大的建筑群，除了主教堂，附属建筑有孤儿院、修女院、教会医院、学校、印刷厂，甚至还有博物馆。这些建筑都无比坚固，洋兵和教民就将所有的楼房、塔楼围墙都修上了掩体和枪眼。
和荣禄在使馆区明攻暗保不同，这里是真正的进攻。不过，虎神营的那些八旗士兵是要团民先上的，团民虽然人很多，却没有什么有效进攻的武器，每当他们靠近教堂时，就会被里面的士兵开枪打死，他们放火，会被里面的教民扑灭，挖地道炸墙，由于教堂非常坚固，始终炸而不倒。
然后，虎神营的士兵和团民联军打着打着，他们自己先打起来了——火并。
前面我们说过，所谓的“义和团”从来就不是一个整体，内部也是有派别争斗的，有的很懂端王的意思，懂得“灭洋”只是手段，是端王集团实现废立的枪头，但也不排除某些“灭洋”热心过度的人“入戏太深”，他们一心一意地“灭洋”，就灭到了端王集团的身上。
导火索从八旗军将领庆恒开始。庆恒在神机营、虎神营、武卫军中军中都身兼数职，是个在八旗子弟中呼风唤雨的人物，他有不少结拜兄弟就是虎神营将领，甚至跟端王本人的关系都极好。而庆恒实际上是个“暗通洋人”的人，他倒不是出卖军事情报，主要是跟洋人倒卖点货物，发点洋财，毕竟庆恒朋友多，花销也大嘛。
而庆恒的秘密却被一部分团民发现了，他们十分愤怒，在捉住庆恒后先是公开殴打，然后将庆恒一家灭口。团民的这个举动可捅了娄子了，虎神营很多的将领当即就要找义和团去拼命，据说连端王都雷霆大怒，要亲自去跟义和团打群架（“操刀出欲与义和团长相斗，刚、赵诸人力阻之始罢”）。虽然最后被劝住了，但从此以后，虎神营的将领开始在北堂报复团民。在进攻北堂时，他们故意将团民引至绝地，甚至先令团民进攻，然后故意在后面发炮“误伤”。
进入北京的这部分团民本来就是打砸抢烧的流民群体，仗着端王等大臣要“依靠”他们，牛气冲天、横行无忌，最后竟然反过来要挟。他们要杀的人，连端王本人死保都无效（“王所遵者皇上，我们所遵者玉帝，如定须赦宥，团民等散去矣”）。而八旗军将士是多年的地头蛇，虽然端王等大臣要向团民“示好”，但这些人是不会忍气吞声的，都不是善茬，双方就在北堂这边经常打打群架，互相暗下杀手，等等。“联合攻打”北堂很快就变成了一场内斗，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两支敌对队伍。
双方火并，慈禧简直是乐观其成的，既然团民也让端王集团的人很恼火，那么也方便她出手了，而慈禧打击义和团的名义就是：没有在庄亲王府登记注册或者“注册不实”的团民——“伪团”。7月14日天津失陷，为了向洋人示好以求八国联军留在天津，在荣禄向使馆区送水果、青菜的同时，慈禧颁布上谕：以“伪团”名义在北京公开处死团民5名！
这是宣布义和团“合法”以来，慈禧再次把屠刀对准团民，不过这次谁都是没有脾气的，她老人家杀的是“伪团”啊，这就像在朝廷的军队里处死奸细一样，是可以光明正大的。
而后来，慈禧和朝廷渐渐可以大规模清理团民时，“伪团”的名义就不太好用了，毕竟也没有那么多人是“伪”的嘛，但这好办，给他们冠以一项罪名——白莲教教徒。义和团进入北京时，曾公开宣称他们不是白莲教，但朝廷说你是，你就是，甚至有的团民在被杀之前，惊问：什么是白莲教？
7月22日，慈禧干脆在廷寄中叮嘱各省督抚——在与洋人作战时，要让团民打前锋，朝廷的军队在后方（“各该省如有战事，仍应令拳民作为前驱，我则不必明张旗帜，方于后来筹办机宜可无窒碍”）。
看来天津沦陷之后，天津团民中流传的“朝廷不再信任我们，要杀我们出气”的传言，也并非空穴来风。
7月31日，慈禧再次发布上谕，开始以“赴前敌助战”为名，调团民出京，而一旦出京，那就是“令其为前驱”“少有退缩，迎以大炮，一炮休矣，升天矣，实露半抚半剿之法”（《石涛山人见闻志》）。
自从与洋人开战之后，如何调团民出京就是慈禧最重要的事了，因为这也是对她权力安全的极大威胁，慈禧一直没有找到好的时机。然而没有时机不等于不做这事，现在，慈禧终于等到这一天了，看来搞阴谋诡计也是需要时机的啊。
从这时候起，北京城里团民的数量开始明显减少。8月10日，八国联军进攻通州之前，“十万团民”只剩下了5万，并且仍然每天都在锐减。
又有和八旗军的内乱，又自身难保，那么攻打北堂的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和使馆区一样，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们从来没有攻进过北堂！
而北堂内的情况也十分惨烈，43名洋兵基本已经全军覆没，弹药用尽，教堂里只剩下最后一头没杀的骡子和400磅大米，但这是洋人的食物。教民只能吃遍北堂各建筑物间的树叶和草根，或者用少量谷物、切碎的麦秆和其他材料混合起来制成的难以下咽的粗糙面包，300名教民和75名孤儿在饥饿和疾病中死去。很显然，北堂已经再也无法坚持下去了，但他们盼来了救星——通州的八国联军即将进攻北京！
8月11日，八国联军进入通州，他们看到的是一座“繁华都会”，通州城有七八米高的城墙，有城门、有鼓楼、有十字街道，街道延绵数公里，人口接近十万，可以与欧洲大城市相媲美。
然而，它仅仅是守卫北京的门户。
在八国联军面前的，是“巨城”——北京。北京是多个王朝的都城，它第一眼看上去并不那么光彩夺目，因为它把一切都掩藏在平常淡定之中，对于攻进北京，八国联军的每一个士兵都跃跃欲试。
8月13日，联军指挥部在通州制订了进攻北京的计划：以通州城为大本营，德、法、意、奥四国部队因兵力太少而留守通州，以日军为主，日、俄、美、英四支部队共1.5万人攻城，分四路：日军主攻京通大道上首当其冲的朝阳门；其次的俄军主攻东直门；然后是美军攻东便门，英军攻广渠门（当时俗称“沙窝门”）。
为了又避免出现某支军队提前出发的情况，四军指挥官达成了一致意见：在8月14日上午同时出发，谁都不许抢先行动！
北京城内，荣禄的武卫军中军、董福祥的武卫军后军以及禁旅八旗从外城城门到皇宫进行了层层部署，总兵力共计6万多人，城门的守卫主要依靠董福祥，重点守护面向通州的朝阳门、东直门、东便门和广渠门四门；八旗军主要守护内城，同时作为机动部队随时准备增援董福祥军，当然，皇宫和皇城的守护也是重点；能够召集来的团民也召集到前线了，不过，他们的人数已经是每个时辰都在减少！
慈禧无比紧张，1860年英法联军进京，跟着咸丰帝出逃的往事历历在目，现在八国联军大军压境，北京能否守得住？她能否躲过再逃跑的命运？成败在此一举！
8月13日午夜，战斗首先在东便门打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