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前：誉多毁少——“绝口不言和议事，千秋独有左文襄！”——西方舆论：“足令吾欧人一清醒也”
左宗棠度过了极不平凡的一生。他生于中华民族饱经忧患的时代；去世时，民族灾难仍在继续，而且还不断加深。
当他青年时，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第一声炮响，英国发动了鸦片战争。他开始认识到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阴谋，不顾及自己卑微的地位，潜心研究对付西方侵略的策略，写出了《料敌》《定策》等六篇抗英策论。对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失望已极，叹息“天下事败坏至此，古今所未有”！
当他38岁时，太平军革命爆发，他以同情和观望的态度，“遁迹深山”，在长达九年间，多次辞谢清政府地方大员的邀请，在亲友的强劝下，为了“保卫桑梓”，虽曾二度出参湘、鄂幕府，但遇有机会就辞谢回山。据传他曾会见过洪秀全，因政见不合而离去，这虽不一定是事实，但太平军确实曾在他隐居深山中时去寻找过他。当天京大变乱后，太平王朝内部大分裂，荒唐的神权统治和政治上的腐败充分暴露，败局已定。
左宗棠始于48岁时由胡林翼、曾国藩等推荐，正式加入清军行列。其后参与了平定太平军、捻军、回民起义的战事，统一了中原，收复了肃州和河西走廊，打通了进军新疆的要道，实现了“欲靖西陲，必先清腹地”的战略决策。由光绪二年（1876年）二月率兵出关，至光绪三年十一月，仅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收复了被英俄走狗阿古柏侵占达13年的新疆，不久又以武力做后盾，协助外交顺利解决了伊犁的回收。在他去世前一年，亲临福州前线，指挥抗法战争，加强福建海防，派遣王诗正渡过台湾海峡，安定了台湾战局；派遣王德榜率领恪靖定边军到中越边境，配合冯子材军打败了法国侵略军，获得镇南关—谅山大捷。然而清政府却在战胜之后签订了屈辱的和约，使他在忧愤中逝去。
他的一生贯穿了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一方面和外国的侵略者，一方面和国内的投降派——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的经历。
作为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为祖国立下了重大功勋的英雄人物，理应是盖棺论定了，却又并非如此。在他生前身后，既有许多赞誉，也有不少批评甚至诽谤。特别是身后近百年间，国内史学界曾有过各种截然不同的评价。这显然是因为中国正处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期、一个革命的时代。国内既存在复杂的民族矛盾，又存在复杂的阶级矛盾，如果脱离了历史条件来评价历史人物，或者带着偏见，自然就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文革”时期对于封建时代的历史人物几乎全盘否定，就是一个极端的、鲜明的例子。
在左宗棠生前和死后一段日子里，和他同时代的人几乎一致给他以崇高的评价（除了少数投降派以外）。他为人民做过不少好事，办事公正，自奉俭朴，为官清廉，养廉金大部捐输公益，这些都得到人民的好感。尤其是收复新疆的功绩，更博得全国人民的一致赞扬和尊敬。他在陕甘和两江总督任内每当赴各地视察和出行时，汉、回、维等各族人民都自动到道旁排香案迎接。离任时，士民夹道攀留。去世后，福州城中巷哭失声，江浙关陇士民奔走悼痛，如失所亲。封建时代的人民难得遇到一位好官，尤其是正当中华民族遭受西方列强侵略瓜分的危急存亡之秋，朝廷内一片妥协投降之声，左宗棠以大无畏的精神，面对强敌，战胜侵略者，保障了国家领土的完整、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的安居乐业，人民敬爱他，并寄予热切的希望，这是很自然的。他去世后，有多副挽联说他“系天下安危者数十年”，代表了当时朝野上下的看法。翁同龢在日记中长叹：“伤已，不仅为天下惜也！”张一麟说：“吾国咸、同以后，对外用兵，唯公之收复伊犁（新疆）与战胜谅山，为空前绝后之举。”章太炎也说：“左氏横于赤县者尚二十年，当是时，白人虽觊觎，犹敛戢勿敢大肆。”左宗棠青年时以诸葛亮自况，后来收复160万平方公里的新疆，时人誉为周秦汉唐以来所未有，他对中华民族做过的贡献其实远远超过诸葛亮。当时人说：“文襄勋绩，南平闽越，西定河湟，过于六出祁山远矣！”（刘体仁：《异辞录》）
左宗棠坐像
中国人收复新疆，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巨大反响，素来瞧不起中国的外国人也改变了看法，对中国军队的胜利和中国将领的能力表示钦佩和赞扬。英国人包罗杰（D.C.Boulger）说：“中国人克复‘东土耳其斯坦’，是从一个多世纪以前乾隆征服这个地区以来，一支由中国人领导的中国军队所曾取得的最光辉的成就。”“中国人的所有军事行动都有他们的非凡的深谋远虑特点，表明中国将军们的非凡才干，也表明他们士兵们的服从、勇敢和耐力。”（《阿古柏·伯克传》）西方舆论又说：“当初陕甘总督左钦帅募兵于关外屯田，外国人方窃笑其迂。乃今观之，左钦帅急先军食，谋定而往，老成持重之略，决非西人所能料。……计二十日中经过一千二百里荒野沙漠，而得三城一大捷，由是叶尔羌、和阗各城先后克复。中国至喀什噶尔一律肃清，可谓神矣。……使欧人当此，其军律亦不过此。平时欧洲轻料中国，谓中国人不能用兵；今观中国之恢复回部，足令吾欧人一清醒也。”（《西国近事汇编》）
左宗棠晚年几次经过上海租界，外国兵弁执鞭清道，换升中国龙旗，声炮十三响，以表示敬意。据说租界洋人从来没有对中国官员这样尊敬过。外国人不仅尊崇他收复新疆的功业，对他廉洁、朴素的生活作风和为国为民的爱国精神，也十分敬佩。曾到哈密大营与左宗棠共同生活过一段时期的德国人福克赞扬他说：“爵相年已古稀，心犹少壮，经纶盖世，无非为国为民；忠正丹心，中西恐无其匹。爱民犹如赤子，属员禁绝奢华，居恒不衣华服，饮食不尚珍馐。非有古大臣亮节高风，曷克臻此？”“老臣蹇蹇，砥柱中流，不特清廉寡欲，硕辅朝廷，凡一切爱民敬事之诚，尤旷代所罕见也。”（《申报》光绪六年十二月初十日）
长沙城内左文襄公祠内的假山
和他同时代的人对他的赞扬是主流，但也有骂他和批评他的人，不过仅是少数。以李鸿章为首的投降派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如塞防、海防之争和收回伊犁、中法之战等，与左宗棠的意见尖锐对立。在公开争论之余，李鸿章也不时在背后进行诽谤。如当左宗棠进兵新疆之际，李鸿章给刘铭传写信说：左宗棠“拥重兵巨饷，又当新疆人所不争之地，饰词欲战，不顾国家全局，稍通古今者，皆识其奸伪”。这支冷箭很恶毒，如果不是清朝廷当时不为所动，恐怕左宗棠将被撤职拿问，新疆也将收不回来了。
光绪十年五月，正当中法战争紧张，“主战”“主和”又在激烈争论之时，李鸿章写信给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大臣张佩纶说：“闻有请恪靖南征者，此老模糊颠倒，为江左官民所厌苦。若移置散地，固得矣。然夷情大局懵然，必有能发不能收之日。”给左宗棠扣上一顶“模糊颠倒”的帽子，然后将他“移置散地”（即“靠边站”），国家不用他，人民无从倚靠他，左宗棠的主战论就从此休矣。
和李鸿章同声相应的还有郭嵩焘。郭嵩焘不仅因曾被左宗棠参劾，对他记恨在心，在诗、文、日记、书信等中，经常骂左宗棠“忘恩负义”，发泄对他的不满；在对外交涉、主和投降方面，也和李鸿章一致，与左宗棠格格不入。在收复新疆的战争中，他曾反对左宗棠继续用兵，代英国为阿古柏政权“乞和”；在中法战事方面，他更是深恐战争蔓延，终日惶惶不安，对主战的左宗棠、彭玉麟、奕 怨谤备至。他在日记中写道：“吾自醇邸与左相竭力图开海衅，日夕忧惶，至于眠食不安，而于朝廷反复参差，尤见朝政之乱。”他认为：“中国无可战之机，无可战之势，亦无可战之理。”总之，绝对不能打仗，只能投降退让，才可以苟延残喘。
李鸿章、郭嵩焘的这派议论，其实是代表了从慈禧太后以下所有投降派的观点。不过投降派当时不得人心，对于左李之争，时论认为：“左素主战，以未得一决雌雄为憾事，清议归之；李最不欲战，而中日之役，迫其一试，竟丧令名，为士大夫所唾弃。……李尝为清议诋以卖国，拟为秦桧。”（徐凌霄：《凌霄汉阁笔记》）所以李鸿章、郭嵩焘和投降派的攻击，并没有损及左宗棠的声誉。
曾、左失和，在当时是一件有影响的事，官场和社会中议论纷纷。由于左宗棠是曾国藩部下，又曾受曾国藩推荐，突然反目，舆论可能会倾向曾国藩，其实却又不然。争议之始是有关小天王洪福瑱的下落，后来事实证明左宗棠所说是对的，洪福瑱确已由天京逸出，曾国藩所报洪福瑱已被俘获是不实之词，所以一时议论都认为二人失和，曲在曾国藩，尽管曾左失和的内幕时人并不了解。加之曾国藩后来在处理对外事件中有委曲求全、忍让屈辱的表现，如处理天津教案，又如对收复新疆曾率先提出“暂弃关外，专清关内”之议，这些都引起人们的不满，一时舆论大都“抑曾而扬左”。曾国藩的门人僚属中有许多有名文人，他们都为此不平，如薛福成（字叔耘）在《庸庵笔记》中虽承认：“余尝怪世之议者，于曾、左隙末之事，往往右左而左曾。”但提出两条理由为曾国藩辩解：“一则谓左公为曾公所荐，乃致中道乖违，疑曾公或有使之不堪者，而于其事之本末则不一考焉。一则谓左公不感私恩，专尚公议，疑其卓卓能自树立，而群相推重焉。”两条理由都很牵强，他的结论也很矛盾，既说：“夫公义所在不顾私恩可也。”却又说私恩不可背：“既受其荐拔之恩，复挟争胜之意以求掩之。……是人何惮而不背恩哉！”世人不了解曾、左失和真相，却妄加评议，无怪乎左宗棠感叹说：“同时纤儒妄生揣拟之词，何直一哂耶！”
曾国藩的一些文人门生为曾、左失和事，始终对左宗棠不满，在“失和”一事本身做不出文章，就寻找左宗棠的缺点和不足进行讥评。另外，左宗棠曾参劾过一批下属，其中也有一些文人，如史念祖（字绳之）曾随左宗棠西征，任按察使，因杀降回为左宗棠劾罢，一直怀恨在心；又如林寿图是位诗人，曾任陕西布政使，并主持甘肃后路粮台，也因事为左宗棠劾罢。林寿图的福建同乡诗人郑孝胥等均对左宗棠不满。这些人批评左宗棠“骄倨、专横、狂妄自大，气度褊狭”，“年老糊涂、颟顸”。对他没有考中进士，也时时加以讥讽。文人笔记流传较广，影响颇大。其实对左宗棠性格和修养上的弱点的批评，也不是全无根据的，不过常渲染过分。左宗棠年轻时有骄傲自大的毛病，他自己就说过：“每一念及从前倨傲之态、诞妄之谈，时觉惭赧。”他中年以后受“师友箴规之益，乃少自损抑”，说明后来改了一些。到老年时，可能又有些故态复萌。总之，当时人的种种批评都还不属大是大非的问题，也无损于他对国家民族做出的巨大贡献。
对于左宗棠的用人，曾有过一些批评。如著名文人王闿运（字壬秋），他所写的记述湘军和太平军作战史实的《湘军志》，曾受到当时和后世的推重。他不满意左宗棠，也不满意曾国藩，曾批评胡、曾、左三人都不能善用人才，说：“胡文忠能求人才，而不知人才；曾文正能收人才，而不用人才；左季高能访人才，而不容人才。”以王闿运在文坛的盛名，这几句话流传很广，有些人没有详考事实，很容易轻信这几句外表显得漂亮、似乎言简意赅的话，其实内容却并不符合实际。
就胡林翼说，世人均赞他“荐贤满天下”，林则徐和左宗棠都是他极力推荐，而后才建功立业、名扬中外的，怎能说不识人才？曾国藩手下用了大批人才，包括左宗棠、彭玉麟，以及后来随左宗棠西征的一些部将，左宗棠就称他有“知人之明”，自愧弗如，怎能说他不用人才？
至于左宗棠，他也善于识人和用人，并非不能容人的褊狭、专断的人。以他远征西北的事功为例，当时条件极为艰苦，朝野攻讦不断，如果他不是团结了一大批出色的人才，怎能期望在短短的两年内取得那么大的胜利呢？他不仅团结了湘军将领如刘锦棠、刘典、刘松山、杨昌濬、王德榜、王诗正等，也团结了满军、豫军、川军等将领如金顺、张曜、徐占彪、金运昌、陈湜，以及旌善五营的回军将领崔伟、禹得彦，和陕甘、新疆地方军领袖董福祥、徐学功等一大批人。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有时几个月发不出薪饷，但是将士们不畏艰险，英勇奋战，团结一致，视死如归，若说主帅左宗棠不容人才，这是无法解释的。
左宗棠手下也有些文人，但被他重用的有名文人则很少。这因为他是重实际、讲“经世致用之学”的人，他肩负的重任决定了他所需要的人才，如刘锦棠、张曜、王德榜这样能征善战的武将，或是刘典、杨昌濬、魏光焘、饶应祺等能筹粮、筹饷、治理后方的文臣。即使如“东南大侠”胡雪岩，他能筹借军费，又能采办军火，对于左宗棠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至于王闿运，虽然名重一时，文章写得很好，却既不为曾国藩赏识，也不为左宗棠所重。《湘军志》是很有名的，但史实多舛误，郭嵩焘、郭昆焘兄弟曾为之订正。同治十一年左宗棠看到他写的《篁邨（丁果臣）传》，颇为不满，认为：“将胡文忠（林翼）说得极庸、李忠武（续宾）说得太愎。”“徇一家一时私言，乱天下古今视听，文士笔端，往往有此。”可见左宗棠和王闿运在对人和事的判断方面，并不是志同道合的。
左宗棠生平不喜“华士”。所谓“华士”，是指华而不实的文人，缺乏实际本领，虽会写文章，但却常常言过其实。王闿运也是他所认为“华士”之列。周夫人曾笑他：“你不喜华士，日后恐怕没有人为你作佳传。”他笑答道：“自有我在，求之在我，不求之人也。”他死后果然没有有名的文人为他作“佳传”，但是死后12年湘潭罗正钧编写的《左文襄公年谱》，却是一本史料丰富，客观、公正的很好的“史传”，可以代替“佳传”了。
同治十一年，楚军在西北取得决定性胜利，指日将出关收复新疆，湖南著名文人吴敏树（号南屏）、郭昆焘、罗汝怀（字念生）、曹镜初诸人准备编写一部《楚军纪事本末》，详细记载楚军的战绩。楚军是左宗棠首先兴建的，这本书显然会以左宗棠为歌颂的主角。吴敏树等写信给左宗棠，告知此意，并请他将有关军务的历年奏折稿和咨文寄给他们。左宗棠不以为然，认为是多此一举，复信婉言谢绝，信中说：“楚军战绩在奏章图史中已有详细记载，非悠悠之口所能增损，更无须自为表暴。”他在给儿子的信中，谈到此事，一方面对诸公的好意表示感谢：“欲辑《楚军纪事本末》一书，意在表章余烈，用心周至，陈义甚高，实为佩慰。”一方面也表示了他的疑虑，直率地说：“意在表章，实则赘说；且令同时之人多议论，不如其已。”他还表明了他对“名”的态度：“士君子立身行己，出而任事，但求无愧此心，不负所学，名之传不传，声称之美不美，何足计较！‘吁嗟没世名，寂寞身后事’，古人盖见及矣。”
左宗棠诞辰200周年纪念
由于左宗棠的反对，《楚军纪事本末》没有成书，其实也是件可惜的事。如果能写好这本书，后人对楚军的战绩将会有更详尽的了解。以吴敏树等人的文学造诣，定将会写成一本文史兼优的书。当然，左宗棠对浮名的看法也是正确的，人的历史是自己写就的，历史最终总会有正确、公正的评价，“非悠悠之口所能增损，更无须自为表暴”。左宗棠不喜欢“华士”，没有一批文人为他广泛宣传，身后也没有人为他作佳传，然而他的功业已铭刻在广大人民心中。
有两句挽左宗棠的诗，当时脍炙人口，一直流传至今，诗句内涵和它的流传表明了人们对他面对外国侵略者时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和斗争精神的崇高敬意！诗云：
绝口不言和议事； 千秋独有左文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