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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一章 侯府沧桑(上)(1 / 1)


家庭、儿女、亲故——对子孙的教育:“耕读为业,断不可令做官”

曾祖父左宗棠的一生已写完了,剩下的一点篇幅将记述他(也就是作者)的家庭情况、姻亲关系以及他对子孙的教育,遗留不多的遗物和故居的下落等,也许能为近代史研究者提供一些有用的史料,也许广大读者会感兴趣。在前面的章节中,作者是以一个普通中国人的身份,一个研究这一段历史的业余工作者的立场,客观地、实事求是地来撰述一位历史人物的生平。现在却要回到自己的家庭位置,回到左家的一员,以左宗棠的曾孙这个特定的身份,来写这后面的几章。当然,我仍然会力求保持客观、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叙述家庭中的种种情况。

我们这一辈(景字辈)在家中称曾祖父为老爷爷、曾祖母为老奶奶。当我们和不同辈的父辈或子侄们谈及宗棠公时,常称为文襄公,亲友间也如此称呼。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社会上也习惯用文襄公尊称,不过常在前面加一“左”字而已。直到现在,一些了解历史的老人还如此称呼他。我的写作身份既已回到家庭中,下面文章中也就用文襄公的称呼。对其他长辈,也都用平日在家中习用的敬称;书中出现的许多近代史中著名人物,如陶文毅、林文忠、曾文正、胡文忠、李文忠等都是我的长辈。对长辈用尊称是中国社会传统的习惯,也是一个良好的习惯吧,这不涉及褒贬的意思。

我出生于1918年,距文襄公去世已33年,祖父子建公(讳孝勋)也早已去世。当我七岁(1925年)正是有比较清晰记忆的时刻,父亲南孙公(讳念恒)也去世。那时祖辈中只有祖母健在。家中掌故和故旧情况,除了少数出自《年谱》《家书》等外,主要是从祖母、母亲、伯父良孙公(讳念惠),以及兄姊等在闲谈中听来的,另外就是我亲身的经历。大姊 如(景芬)在她去世前一年(1984年),因知道我准备写文襄公事迹,用已经颤抖的手给我写了几封长信,提供了一些极有价值的家中史料。她比我长15岁,她见到和听到的家中人和事比我多得多。可惜她已去世,见不到书成了。文襄公墓木已拱,和我讲述家中故事的亲人大都已去世多年了,当我提笔追述往事时,心头不免有无限苍凉之感。

道光十二年(1832年),文襄公20岁时,入赘给湘潭周家。当时家中很穷,周家却很富。岳母王太宜人据说精于人鉴,有识人之明,她看中了这个穷书生。婚后两年,老奶奶(我们也称她周太夫人)一连生了两个女儿——大姑奶奶和二姑奶奶。婚后第四年,王太宜人以为女儿子息艰难,她看中了随女儿陪嫁的女侍,倒是有福相,定能多产几个男孩,因此命文襄公纳她为妾。周太夫人身体羸弱,她和女侍感情又好,也竭力劝文襄公从命。这位女侍就是我的生曾祖母,家中后来称为张太夫人。所以我们有两位老奶奶。

文襄公在年轻时,身为寒士,就有一妻一妾,这是由于岳母命令、夫人相劝而促成的。他后来官居高位,长年在军中过独身生活,直到逝世前一年,没有再纳过妾。两位老奶奶相处非常好,张太夫人将家务事一力承担。周太夫人在世时,家中称张太夫人为“姨”,后来称“老姨”。周太夫人逝世后,张太夫人扶正。二位老奶奶都被赠一品侯夫人。

道光十七年(1837年)八月,张太夫人生了第一个女儿,也是文襄公第三个女儿,同年九月,周太夫人生了第三个女儿,即文襄公第四女。又隔了九年,直到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八月,周太夫人才生下儿子孝威(子重)公,那年文襄公已35岁了。以后周太夫人没有再生育了。张太夫人则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咸丰三年(1853年)、七年(1857年)先后生下三个儿子,即二伯爷爷孝宽(子栗)公、祖父孝勋(子建)公和四叔爷爷孝同(子异)公。这样文襄公共有四子四女,周太夫人生了三女一子,张太夫人生了三子一女。中国社会是崇尚多子的,王太宜人会看相的本领于是传说开了。

文襄公疼爱儿子,但却不希望他们做官。对他们能否考上科举也不在意。相反,他多次告诫儿子,只要能读书、耕田,就是好子弟。他说:“吾生平志在务本,耕读而外,别无所尚;三试礼部,既无意仕进,时值危乱,乃以戎幕起家。”以不求闻达之人,后来做了一番事业,封侯拜相,取得了极高的荣誉地位,“此岂天下拟议所能到?此生梦想所能期?子孙能学吾之耕读为业,务本为怀,吾心慰矣”。

他认为自己的遭遇只是一种奇迹,是时势造成。而封建官场中的黑暗一言难尽,想要在官场站住,就必须做违心的事,说违心的话,官场中谄上骄下、钩心斗角、卑鄙无耻的事应有尽有,他实不愿儿孙们再陷进去。他告诉周太夫人说:“霖儿(子重公)兄弟总是读书家居为是,断不可令做官,致自寻苦恼。”给子重公的信也说:“我生平于仕宦一事最无系恋慕爱之意,亦不以仕宦望子弟。”

他对儿子们都很了解,父亲性格“孤梗刚直”,儿子们也差不多,都不是做官的材料,而且天分也都不太高。大伯祖父子重公书读得较好,也很孝顺,年纪轻轻就中了举人,但27岁就病逝了。二伯祖父、祖父和四叔祖父都只考上秀才。子栗公因年长,一直在长沙管家,另外两位老奶奶在家,需要侍奉,家乡墓田、房屋要管理,文襄公经常将养廉金寄回家,分赡给族中穷苦本家,这些事都要人照管,所以子栗公也很忙,他终生未做什么官,只恩赏了一名郎中。祖父子建公恩赏了主事,曾在兵部学习行走,后来也未做什么大官,40多岁就去世了。四叔祖父子异公赏给了举人,但后未考上进士。他后来做过江苏布政使(藩台),是一名中级地方官员,算是儿子中官做得较大的一个了,他的寿命也最长,于1924年在上海去世,享寿68岁。

文襄公对几个儿子虽不要求做官、得科名,但在为人处世、读书明理等方面则要求严格,常常教导、批评他们。有一次子重公托一位抽鸦片烟的朋友为周太夫人买人参,文襄公知道后,狠狠批评了一番。又一次子栗公将司马桥旧宅加建了后栋,又改建了轿厅,多花了600余两银子,文襄公认为正当西事未宁、廉项将竭之时,兴办这种可办可不办的事,又不禀命,妄自举动,还说是要为他作60岁生日(同治十一年即1872年事),也狠狠批评了他。还有一次祖父母去浙江外家祝寿,文襄公认为祝寿无关紧要,不必夫妇同行,数千里航海省亲,尤非稳便;事前并不禀告老父,于礼不合,批评一番。祖母曾向我们谈起,对文襄公的批评,全家都怀着敬畏的心理。

我家和陶、胡、曾、李等家都有姻亲关系,和湘军中一些将领的家庭也结了亲,这也是很自然的事。家长是同事和朋友,彼此家庭间都较为了解,也是旧社会崇尚“门当户对”的习俗。最早是陶文毅公幼子少云公与大姑祖母结婚,这次倒不算门当户对,而是“齐大非偶”。文毅公任过两江总督,当时文襄公还只是乡村教师。后来文襄公老师贺公庶龙去世前遗命,将季女嫁与子重公,这次也还不能算门当户对。胡文忠公是文毅公女婿,已和我家沾了亲,后来文忠公妹同芝又嫁与文襄公二兄景乔公长子癸叟公,可谓亲上加亲。其他几位祖父母和姑祖父母的婚姻情况如下:

二伯祖母(子栗公夫人)是文襄公表兄余明珊公(讳东安)的女儿,也就是高祖母余太夫人的内侄孙女。同治年间明珊公曾去浙江看望文襄公,文襄公未留他在营工作,不久回湘。因为是母家亲戚,文襄公对他很照顾,常周济他。同治十一年明珊公两位儿子曾先后到甘肃来找文襄公,文襄公都没有委给差使,只是各分送40两和50两银子作为路费,遣送回乡。

祖母是夏憩亭(讳廷樾)的女儿。憩亭公原籍江西新建,曾随曾文正公在江西作战,后任长沙知府,与文襄公交情很厚。子重公去京会试时,即住在夏家。后来大姑母(讳又宜)又嫁与祖母的内侄剑丞公(讳敬观)。剑丞公是清末民初有名的诗人和画家。大姑母也有诗词集《缀芬阁诗集》问世。大姑母早逝,剑丞公于1953年在上海去世,留有《吷庵诗、词、画集》《忍古楼词话》《随笔》等多种。

四叔祖母(子异公夫人)是王壮武公()的女儿。壮武公是罗忠节公(泽南)的学生。文襄公于咸丰元年(1851年)在长沙初识罗公时,同时结识了壮武公和李勇毅公续宜。壮武公后来在长沙办团练,守城防,与文襄公共事,不久在与太平军作战中阵亡。文襄公筹建楚军时,邀请壮武公弟开琳统率壮武公旧部,开化(贞介公)则总全军营务。

周太夫人能文能诗,留有《饰性斋遗稿》、古体诗8首、近体诗131首,几位姑祖母禀承母亲遗传,也都能诗,倒是几位祖父没有留下诗集。大姑祖母慎娟公(讳孝瑜)是文襄公应文毅公遗命遣嫁与少云公的。她颇有才干,又孝顺父母,留有《小石屋诗草》近体诗14首。二姑祖母静斋公(讳孝琪),因自幼有病,终身未婚,年四十时去世,留有《猗兰室诗钞》,收古近体诗79首。三姑祖母湘娵公(讳孝琳),嫁与湘潭黎尔民公(讳福昌),尔民公的父亲吉云公(讳光曙),比文襄公长18岁,二人为忘年交。中英鸦片战争时,吉云公正以翰林入台谏,上疏直言:“夷不可纵,款议不足恃。”弹劾主和大臣。文襄公当时是一名乡村教师,为他出了许多主意。和议成后,吉云公告病归家,咸丰初年去世,也是位直率敢言、忧民忧国的人。尔民公于同治二年曾想到杭州来,想请文襄公给他一个差使,但文襄公认为“无可位置”,去信阻止。同治四年他终于来到福建漳州大营,然而文襄公仍然认为“无可位置”,没有给他官做。他后来到江西任知县,境遇不很好,文襄公常接济他们夫妇。三姑祖母也能诗,留有《琼华阁诗草》近体诗5首。四姑祖母少华公(讳孝瑸)是与周太夫人内侄、王太宜人第二孙周公翼标结婚。翼标公英年早逝,四姑祖母忧伤而亡,时年34岁,留有《淡如斋遗诗》近体诗13首。

在四位姑祖母中,文襄公最喜欢二姑祖母,这不单是因为她自幼有病,而倍加怜爱,更因她言行举止极有周太夫人遗风。文襄公曾多次叮嘱几位祖父,要“善事二姊”,“敬之如兄”,可惜她死得过早。大姑祖母很能干,在家中威信也最高;二、四姑祖母都早逝去,三姑祖母随三姑祖父远仕在外,家中只有大姑祖母能做些主。当文襄公发脾气时,阖家上下谁也不敢说话,只有大姑祖母的话文襄公还能听得进去,大姑祖父少云公又是文襄公的爱婿。但是文襄公也常批评大姑祖母,说她“专尚其才”,即是有些恃才而骄,有些专断的意思。

文襄公不赞成儿子做官,也不赞成女婿做官。当他听到少云公捐资做道员时,很不满意,写信给子重公说:“少云光景原可不必做官,尔大姊不知外间做官苦楚,一意怂恿,将来必有懊悔不及之日。”对四女婿尔民公“一意想做官”,后又捐了道员,也很不满意。他认为“做官原无好处”,“尔民捐升道员,自趋窘境”,“将来生计当日益窘迫”。

文襄公去世前几个月,在福州纳了一“妾”,姓章。文襄公去世后,她随家人回到长沙,一直住在司马桥宅中,阖家称呼她为“姥姥”。我幼年和少年时常见到她。文襄公纳“妾”时年已74岁,身患重病,姥姥才18岁,这是怎么回事呢?几十年来,文襄公南征北战,戎马倥偬,一直独身住在军营中。如有心要纳妾,早就纳了,何以到病危之际,却纳一妾呢?许多人觉得奇怪,因此也有各种传说。大姊 如在去世前一年(1984年)给我的信中,有两次谈到姥姥的情况,大姊是听祖母说的。真实的过程原来是这样:

光绪十年十月文襄公抵达福州,张太夫人因年老没有同去前线,儿女们都回到长沙,只有子异公陪侍在身边。这次是大姑祖母的主意,她最孝顺老父亲,心疼他老人家在外任重事繁,又年老多病,身边没有体己人服侍,于是在民间买了一个年轻女子,大姑母亲自送她到福州,说明是为老父更衣、洗脚。当时的社会风气,官宦人家买侍女姬妾是平常的事。文襄公正当前线战事紧张之时,自己身体很坏,生活已不能自理,除了关注国事之外,对家庭、生活等琐事已没有精力照管了。大姑祖母虽是番“好心”,实在却也是多此一举。

世人都相信文襄公的品德,几十年独身在外,官居督抚侯相,不再娶姬妾。德国人福克到哈密拜会文襄公,和他同住了一段时期,赞叹说:“爵相年已七旬,身在沙漠之地,起居饮食,简省异常。内无姬妾,外鲜应酬之人。……尤旷代所罕见也。”何至在去世前几个月,身体状况据他自说已是:“食少事烦,羸瘦不堪,手腕颤摇,心神彷徨,头晕眼花,浑身痛痒,时常咯血,气喘腰痛。”到了这种境地,倒有兴趣娶起妾来呢?曾看到一篇文人笔记,讥评为“老年德衰”,这显然是不了解其中经过,也真是厚诬古人了。

由于娶妾在当时是一件平常的事,家中人也没有必要把真相公布,因此引起了社会上一些传说。有一说姥姥是维吾尔族,是文襄公入新疆时娶的。这自然是无稽之谈。文襄公于光绪五年(1879年)五月到达哈密,十月离开,只住了五个月,福克于六月底到哈密,和他同住了几个月,亲眼见他一人独居,“内无姬妾”。他由哈密回京师后,尽管同僚中有些人对他揶揄备至,但也从未记载有纳妾的事,我看到的姥姥是一口长沙话,一生长斋拜佛,外貌也全无维吾尔族特征。

还有一个更是“有凭有据”的传说,有一份材料说,姥姥原是西安章知府的女儿,为次母所生,有兄弟二人均被豺狼咬死。她由于才貌出众,被选妃晋宫。光绪七年(1881年)文襄公进京,慈禧太后“怜他鳏老”,将这位妃子赐给他做侍妾,云云。这也当然是谣言,尽管做了一番不高明的编造。清朝一般满汉不通婚,清宫并不选汉女入宫做妃,既选入了妃,就不会外赐了。慈禧也并未赐宫女或妃子与汉人大员,如曾文正公、李文忠公等都未听说过有宫女为妾。如果真有其事,当时京师同僚文人很多,一定会有所记载。宫廷赐妃是皇上恩典,在当时是公开的“荣誉”,不仅文人笔记、会有记载,就连《年谱》《家书》等中也不会避讳,但是所有的公私文籍中都没有记载,只能说是子虚乌有的事了。可能是一些好心人为文襄公“老年娶妾”做出解说。祖母告知大姐的情况自然是真实的。祖母去世于1932年,那个时候根本不会想到为“娶妾”避讳,即使现在也用不着为此避讳,因为那是清朝的事。我现在不过是把事实讲清,也解除一些人的疑惑。

我少年时看到的姥姥,是一位和蔼的老人,面容清癯,身体瘦弱。她比祖母小十余岁,祖母那时近八十了,她六十余岁。她住在“湘山旧望”北大门内侧的一所小独院内,领了一个女孩子带养,就取名“带带”(或“待待”),比我大四五岁。姥姥长斋拜佛,只在喜庆节日到祖母房间来坐坐。祖母是祖辈中唯一仅存,也是阖家年事最高的人。祭拜祖宗仪式之后,她和姥姥以及家中吃素的人共进一桌素席。祖母平日不吃素,但在节日吃素,以示对佛的虔诚。阖家对姥姥都很尊敬。

1937年,我离开长沙正在北平清华大学上学,家中来信告知,那年是姥姥七十寿辰,全家庆贺了一番,还请了戏班到家中演戏,很是热闹。那次是司马桥故宅的回光返照、最后的一次盛大庆典。那年夏天七月七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次年秋长沙大火,司马桥宅子烧毁了。家中有些人早已离开,有些人则仓皇逃走。那时带带已结婚,姥姥已先期逃到湘阴左家塅老家,避居在太傅祠内。有一天晚上遭到一伙强盗抢劫,多年留下的一点积蓄全被抢光。姥姥七十余高龄,经不起这样惊吓,身心受到极大打击,恹恹成病,于1947年去世,年八十岁,安葬在太傅祠后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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