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乱了，我就顺了，朝廷内部正因归责问题乱作一团，起义大军趁机兵分三路，再度汇聚至河南。一时间，几十万人马踏入中原大地，浩浩荡荡，势不可挡。
正所谓“杀不死你的会使你更加强大”，劫后余生的起义军焕发了新的生机，更强了，也更胆大了，部分部队已经敢于在官兵面前行军，官兵竟也不能拿他们怎么样。
形势变化得太快，朱由检既肝疼又头疼，让兵部尚书张凤翼赶紧抽调些人手去河南。
张凤翼扒拉扒拉册子，从北边抽调了约五千人入河南。五千人，相对于起义军的二三十万人，还不到人家的零头。朱由检看了感觉这就是明摆着的敷衍，要求再加七万人。张凤翼立马联合户部的人给皇帝算了一笔账：再增加七万人，等于两个月的饷银要花掉七十七万两，负担太重，户部和兵部都承受不起。言下之意：皇上您自己从内帑发点儿钱出来吧。
朱由检没有办法，从内帑里挤出二十万两发往前线，让他们在六个月之内解决起义问题。朱由检要穷疯了，这几年，内外战争早就把国库掏空了，他的皇宫开支是能减就减，饭不是少吃几样，是只吃几样，奢侈品金银器皿，不是和身份相关的，能当的都当了，身上衣服也是打补丁的。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朱由检衣服上的补丁不是五十两银子打一个的那种，是皇后给补的，不用花钱。只不过在巨额的军费面前，他这点儿节省根本就是杯水车薪，再省吃俭用也省不出每月数十万计的军费。
但好歹，燃眉之急是解了，官兵开始行动，准备在河南组织包围圈。
起义大军侦察发现官兵的动向，认为万不能坐以待毙，必须要在官兵汇集来之前搞点儿大的动作。他们把目光瞄向了一个极具战略意义的城市——凤阳。
凤阳在南直隶地界（今天在安徽省），是明朝的中都，地位仅次于南北两京，原因无他，此处有开国皇帝朱元璋父母的陵墓。该皇陵气势宏伟，配置豪华，其下有八卫、一千户所，有不同兵种在编六千人。
这样看起来，凤阳好像是个富庶的地方啊，应该易守难攻才对，起义者怎么喜欢挑硬柿子捏呢？其实真实情况是，凤阳徒有其表，一点也不富庶，而且很容易攻打——你能想象这个被称为“中都”的地方竟然没有城墙吗？它真的没有，据说当初是怕影响风水，就没建设城墙。我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城墙的都城，它的风水好在哪里。
并且，凤阳不光没有物理屏障，还特别穷。穷，固然有天灾的原因，但更多的是人祸。凤阳沾着点皇室气息的事物也就这座墓了，不像南北两京有皇城还有官僚班子，因此基本上算是个（官员的）养老地带。没什么本事又有点儿后台的，就喜欢往这种地方扎，不用干什么具体工作，每天闲云野鹤般游荡，就能吃到皇粮，而且吃得光荣、吃得自豪：反正朝廷也是要养废物的，多我一个又怎么了？
这样的官员带出来的下属自然也是腐朽不堪，凤阳的官差们特别喜欢敲诈勒索平民百姓，为富不仁。当地百姓敢怒不敢言，只好暗戳戳地编小曲。比如著名的《凤阳花鼓》：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这曲子我在小学的时候就学过了，至今还会唱。不得不说，凤阳的官僚真是“恶名恒久远，一曲永流传”。
对于起义军来说，攻下这样一个地方不仅难度不大，而且能获得的好处更是不计其数。就好比现在有一个宝库近在眼前，它的安保人员都是脑满肠肥之徒，更令人兴奋的是，这个宝库还没有上锁，甚至把门大开在那里。简直是不抢白不抢！
凤阳当地官员眼看敌军将至，如梦方醒，忙给朝廷上疏，让赶紧派点儿人来帮场子。兵部尚书张凤翼可谓是深谙“无为而治”的大道，他什么也没有做，只留下两句话：“你们这些南方人担心个啥？贼兵起自西北，不吃稻米，他们的马也吃不下南方的草。”意思就是起义军会水土不服，打不过来的。
这真是令人震惊的言论，竟如此敷衍！是万万不敢如此写的，只有现实才能这般超越想象。
朝廷如此不靠谱，地方怎么样呢？更不靠谱。
凤阳巡抚杨一鹏是个“老病号”，因为和内阁辅臣王应熊是师生关系，搞到了这个职位，常年“称病赋闲”，在官位上养老。此次出事，他甚至不在凤阳。巡按吴振缨就更有意思了，他是阁老温体仁的同乡和姻亲，仰仗着温大首辅的权势，连病都不用生，常年在凤阳刮地皮。
就这样一支充斥着尸位素餐之徒的班子，能指望他们干什么好事？
崇祯八年正月十五，造反大军突袭凤阳，此时正值元宵时节，城内一片歌舞升平。
入城抢劫和把大象装进冰箱一样，需要三步：
一、摸清情况：与城内居民联络，把谁家有钱，哪处有岗哨统统打探清楚，然后趁黑摸进凤阳城。
二、制造混乱：在皇陵碰头，点燃火把，开烧。
三、浑水摸鱼：趁城中大乱，开抢。
达官贵人们正觥筹交错，喝得微醺，眼底开始模糊。月儿明，风儿静……等一下，月亮怎么跑到地上去了？不对，那好像是皇陵的方向。月出皇陵？大吉。继续喝。
“不好了，皇陵着火啦！”突然有人冲入大喊。
大家这才反应过来，那不是月光，是火光。等赶到现场，一切为时晚矣，城池已然陷落，皇陵也笼罩在了火光烟雾中。
这焚毁皇陵的领头人，便是张献忠，他怕自己不够出名，还打出旗帜，说自己是“古元真龙皇帝”。一下子，他超越了所有一同进入凤阳的队伍，在史册上被大书了一笔。
张献忠这事办得既不合法更不道德，对他自己很难说会有什么好处。封建社会，讲究一个“继承”，规矩是继承的，皇位是继承的，说到啥都是一个“祖宗之言不可违”，要是谁不认祖宗了，那他的言行就失去了合法性。烧别人家的祖坟并不能使自己家的祖坟就此冒上青烟，口实倒是会百分百留下来。
再说朝廷方面，平民百姓都要为了三尺祖坟地争得头破血流，皇陵那更是“国本”一样的存在，现在被人动了国本，在职官员的罪名不可谓之不大。
天大的罪名没有人敢承担，怎么办呢？官员们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不上报不就好了嘛！天高皇帝远，咱不告诉他。
还别说，这帮亡国之臣干正事没有什么效率，欺上瞒下却是得心应手、十拿九稳，这事儿一瞒就真瞒了将近一个月。直到二月十二日，朱由检才收到吴振缨的报告，知道了真相。此事一出，举朝震动，给事中许誉卿连上数封奏疏，弹劾首辅温体仁（这事儿后来被温体仁利用，挤走了辅臣文震孟）。
牛人倪元璐也再次大显才华，称皇陵被毁这种事，古往今来这是头一遭，过去那些皇朝再衰微，也没在当时遇到过这种事，这简直就是奇耻大辱。牛人之所以是牛人，自然是看问题的角度和广度与别人不一样，在他人仅把目光放在朝廷需要整顿这一点上时，倪元璐还注意到了别的。他认为此刻需要德政和宽政，欠税要免，考核要宽，欲速则不达。
倪元璐这话并非是活稀泥或者什么厚黑学，他是一个很现实也很悲观的人，他不相信明朝的官场还能澄清，因为法度与执行早就稀烂了。在此基础上，你的明察秋毫、大力整顿只会让真正办事的人两头为难。想矫枉振颓已经太晚了，不如放宽一点，留点余地。其间，他还大力劝说皇帝下一封罪己诏，以安人心。
好的奏疏，自然是得到了不一般的重视，三日后下发讨论实行方式。
随后，各种分析时弊和弹劾主事人员的奏疏越来越多，事发如此之大，不掉一两颗脑袋是说不过去了，当初压下事件隐匿不报的杨一鹏和吴振缨被抓出来问罪。
但吴振缨没死。
前面说过了，吴振缨和温体仁是同乡和姻亲，为了保住吴大人这颗没什么用的脑袋，温体仁煞费苦心，据说没少向司礼监太监屈膝，膝盖肯定是没保住。
丢掉一副膝盖，换来一颗人头，这对温、吴二人来说太值了，对朝廷来说却是血亏了，这样的内阁，不得不说，真还不如不要了。
死罪虽免，活罪难逃，按道理，这般事态完全是人祸，不杀人也是要换个人的，特别是内阁，尤其是首辅，直接的决策层。
但是温体仁实在是太厉害了，他上下其手，左右逢源，一番打点，这锅居然真就给他甩了出去。杨鹤、陈奇瑜等人要是有温阁老哪怕一半的手腕，都不至于掉丢乌纱帽。
那么，温体仁的锅甩给了谁呢？甩给了皇帝和六部。当年十月，朱由检颁布了罪己诏，将皇陵被毁的责任大包大揽，说祖陵被惊、民怨沸腾都是他的错：“及至今年正月，复至上干皇陵，祖恫民怨，实责在朕。”
到这里，凤阳事件算是平息了，温体仁等人也安心地坐了下来。不得不说，温体仁真是个高手，能化腐朽为神奇，不，化神奇为腐朽。别人办不到的事情，温阁老都能办到，别人参不了的人他能参，别人甩不了的锅他能甩，别人坐不稳的位置他很稳，因为他办事不利，皇帝的祖坟都被烧了，皇帝也替他挡刀。
正是这样一个由亡国之臣组成的班子，愈发地加速了明朝的灭亡，他们不关心民间疾苦，不操心国家安危，只知道党同伐异、中饱私囊，全不顾大厦之将倾也。
九年后，当朱由检在遗诏上写下“臣皆亡国之臣”后，如果他坐下来再想一想，为什么朝堂上全都是这样一帮人，他或许会有新的想法，虽然这并不能挽救明朝，但至少心情可能会好点。毕竟，我们并不能让大臣去反思自己为什么是“亡国之臣”，因为他们不觉得这是亡国，他们只觉得自己会马上有一个新的差事。同样地，光让末代皇帝反思为什么亡国也是不够的，毕竟悬崖勒马也得要在冲下悬崖之前， 所以盛世的时候，就应该开始反思了。只可惜，盛世的时候，谁在乎呢？没人在乎，居安思危，人类学不会的。
虽然现在讲到的是崇祯八年，但我不觉得说这个为时过早，且当是个阶段性总结。接下来，我们将看到许多熟悉的身影：卢象昇、杨嗣昌以及孙传庭等等。虽然大多数人以悲剧结尾，但这不妨碍我们称那是“他们的时代”。
“人创造历史”的说法或许不够准确，人本身就是历史，或者说：人，才是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