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地区乱成了一锅粥，新上任的五省总督陈奇瑜被寄予了厚望，那么他能不能力挽狂澜呢？这里无须卖关子，他当然没有能够力挽狂澜，而且他不仅没有力挽狂澜，甚至还推波助澜。车厢峡事件作为一起人祸，使得明王朝的局势雪上加霜。
崇祯年号用了七年，内部战火也伴随燃烧了七年，起义遍布半个国土。但是经过几次讨论，朝廷对“招抚”策略仍然抱有想法。朝廷将起义者分为四类——乱民、驿卒、饥民和难民，认为对待不同的起义者应该制定不同的策略，那些因饥起变的、因灾落草的，还是应该给他们机会回家复业。
谁又不想安居乐业，可惜时代不允许，连年的天灾人祸，千里赤地，颗粒无收，多年前都办不到的“抚局”，如今又能奈何？时局若此，已经回不去了，事情注定了无法善终。
陈奇瑜作为一个空降的“五省总督”，看起来名位很高，他也充满了自信，自觉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上疏痛陈当时形势，直道“断断不敢重蹈往年之覆辙”。对此，现代学者樊树志评价为“陈奇瑜志大才疏，口口声声说不重蹈覆辙，却没有与众不同的韬略，不久还是重蹈覆辙”。
强龙难压地头蛇，陈奇瑜的雄心壮志根本不被五省当地官员放在眼里，没人理会这位总督大人的调令，一边说自己已经尽力了，一边又在踢皮球，卯足劲把起义队伍踢往别的省份，之后还美其名曰这是合作剿寇，直到挨了皇帝一顿骂，才变老实。
权力，常常不过是一种幻觉。大家认你，你是五省总督，不认你，你就屁都不是。这也是为什么袁崇焕继任蓟辽总督之后要把内外总兵都换成自己人，并且一定要除掉毛文龙；为什么温体仁要党同伐异，各种方法排挤优秀人才；为什么朱由检搞完阉党后连东林人士也不放过，一起整了。
手握大权，就能良好地统御调度下属，使自己的意志得到完美贯彻。然而，过度的揽权最终往往也会遭到强烈反噬，因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你的意志未必正确，要么你毁于自己的错误，要么你继续用强权压制他人。而继续强迫他人，最终只会让他人对你阳奉阴违，你还是会毁在自己的错误上。
在这条路上，袁崇焕坚持了两年，温体仁坚持了五年，朱由检坚持了十七年。《重写晚明史》曾言：“历史是复杂的，解读历史的头脑也必须复杂一点。”明亡的原因众多，间接的、直接的、积累的、突发的等等，天灾人祸各有占比，我们无须夸大某一方，更不可无视任何一点，既不可统统委过于某一个人，也不可把个人摘得太干净。不过，这不是本章话题，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清的，咱慢慢分析。
现在，我们回到陈奇瑜，这位老哥遇到的是相反的情况，他的手下是一帮“毛文龙”，这些“毛文龙”没有真毛文龙的本事，却有真毛文龙的脾气，并且十分油滑。陈总督也没有尚方宝剑，更没有直接砍人的勇气，自然是搞不定这些油条。
当然了，任何时候，都有真正愿意办事的人。我们来认识一个超厉害的新人物——“卢阎王”卢象昇。
卢象昇，字建斗，宜兴人（说起来还是周延儒老乡），天启二年的进士，虽是文人出身，却熟知兵法、长于骑射，张廷玉的《明史》记载他长得很白、力气很大，可以说是又帅又有才华。
崇祯二年，卢象昇在大名当知府，听说后金打到北京城下，立马就要去入援。入援就要有兵，他手上没兵，没兵就现场招募。东拼西凑，卢象昇整了万来人，直奔京城脚下。
崇祯三年，卢象昇升职了，自此开始带兵，手下兵称“天雄军”。
崇祯六年，山西的起义军被曹文诏赶得到处跑，一部分进入北直隶，本以为可以消停两天，不料此地正是卢象昇辖区。卢象昇带着人就冲了出来，直打了起义军一个措手不及。起义军慌乱逃跑，卢象昇紧追不舍，一路杀到西山，又在石城南设下埋伏，所战大胜，等打到武安，据说已经消灭了十余个首领。这些首领当初慌不择路，竟向京城方向进军，连名字和外号都没能留下来就结束了事业。
据《明史》记载，卢象昇作战相当勇猛，每战必冲在最前面，与敌人肉搏，哪怕摔落马下，也是一个起身，继续战斗。卢象昇刀法了得，起义军不敌，被赶着跑，直逼到悬崖边，他们一箭射中卢象昇额头（好在有盔甲），又一箭射死了一个随从。卢象昇更愤怒了，跑起来追着敌人砍，直接玩命。自此，卢象昇名号传开了，人皆称：“卢廉使（按察使）遇即死，不可犯。”
现在，卢象昇接替蒋允仪成为了新的郧阳抚治，他同陈奇瑜商量对策，认为驱逐不可，合击为上。二人分兵夹击，在乌林关、石泉壩、狮子山等处连战连捷，竟把汉南一带的起义军消灭了个干净（汉南寇几尽）。
陈奇瑜平息湖广有功，开始膨胀。身在陕西的洪承畴却开始担忧，因为起义大军为躲避锋芒，逐渐开始往陕西南部转移，现在他手上不少兵都在外地。据《绥寇纪略》记载，此时可用之兵不过三千，起义军却数以万计，来势汹汹，形势愈发紧迫。洪承畴上疏一封，请求将兵马和军饷调回陕西。
朱由检收到战报，分析了目前形势，发觉这是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刻：现在起义大军聚拢在此，正好四面夹击，围而灭之，省得将来他们又分散各处。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所谓富贵险中求，他立马做出指示，让陈奇瑜赶紧同各地官员协调，把事儿办了，一刻也不要拖。
或许是前面的征战过于顺利，陈奇瑜不知道是不是误会了什么，竟然认为现在已经掌握了主动权，把稍纵即逝的战机看作是最后的收工。富贵险中求，他光看到了富贵，忘了险。
同样地，目前的形势对于李自成等人来说也是危险和机遇并存，他们处于兴安以南的车厢峡，四面悬崖峭壁，进退一条道，若是遭遇夹击，基本上没有逃出生天的可能。更惨的是，连日暴雨，将车厢峡洗刷了个透，起义军的弓箭开始腐烂，刀枪开始生锈，粮食开始霉变，一群人病倒了，却连一粒药也找不到。
现在拼的已经不是谁更高明，而是谁先犯错。为了保住实力，起义军决定暂时投降，等待时机。李自成派人贿赂陈奇瑜的亲信，让他们为自己说话，称起义军已经做好了投降复业的准备。对此，陕西巡按御史傅永淳是不相信的，他觉得这是一个圈套，现在造反大军陷入了困境，进退无路，才以此麻痹大家，万不可相信，必须趁此机会一举歼灭才算是成功。
陈奇瑜已经很膨胀了，加上那群被贿赂的随从天天跟他鼓吹，他根本听不进去傅永淳的话，觉得既然能“不战而屈人之兵”，何必打打杀杀，这次定然是赚大了。
傅永淳直指真相，愤然道：“流贼十万大军，就是招抚了又能往哪儿安插？而且他们并没有遭受重创，怎么可能轻易投降，这事儿肯定成不了！”说得声泪俱下，陈奇瑜却并不感动，挥挥手表示：“好了，你不要再说了。”
李自成腐蚀完决策层又开始腐蚀执行层，拿出很多金银珠宝，送给陈奇瑜手下的军官，这些军官拿了好处，更不想出生入死了，也开始跟陈奇瑜大讲招抚的好处。渑池渡的事情刚过没多久，这帮金鱼们就已经忘却了曾经的失误。
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没有从历史中吸取到任何教训。更离谱的是，陈奇瑜的想法居然还得到了兵部尚书张凤翼的支持。
起义大军起义，本就是走投无路的举动，人家在拼命的事情，官员们却还想着不战而屈人之兵，不得不说，肉食者鄙。这些尸位素餐之人，家有田产库有金，花着不知道怎么得来的钱，老婆孩子热炕头，怎么会想去拼命。
内阁辅臣钱士升见此状况，大为忧虑，不顾个人安危给陈奇瑜写了一封私信，劝他不要行使招抚之策。曾经的辅臣钱龙锡，因为被诬陷与袁崇焕私下往来、暗通款曲而差点儿丢掉小命，钱士升一直引以为戒，从不和封疆大吏来往，此次写信，可见其确实心急如焚。
陈奇瑜对钱士升的规劝不感兴趣，一意孤行，为了招抚这四万余人，他给予了李自成等人从车厢峡撤离至安全地带的机会。饥饿困顿的起义大军一下子转危为安，甚至还换新了装备，每日与护送的官兵一起吃喝，用的自然也都是朝廷的钱。
被粉饰的太平撑不了多久，矛盾很快再起，一边是农民军小范围复叛，一边是地方官对招降大军的不信任，阻止其入城，局势瞬间土崩瓦解，再度混乱不堪。等陈奇瑜赶到现场，李自成已经攻破七个县城了。
中计了！陈奇瑜内心大为懊悔，这可如何是好？他自觉没脸见皇帝，便把责任推给了宝鸡知县，说这一切都是因为宝鸡知县杀降造成的。
这指控实在是离奇，宝鸡一名庠生上疏为知县申冤，揭露复叛是自起义军脱离困境第一天起就有的事实，任陈奇瑜巧舌如簧也掩盖不了真相。
陈奇瑜回答不了宝鸡庠生的质问，又把锅甩给了陕西巡抚练国事，试图再次混淆视听。练国事还没反应过来，人已经住在牢里了。
当初声泪俱下却不被陈奇瑜放在眼里的傅永淳愤怒了，他上疏揭发陈奇瑜的老底，列出八项罪状——溺职、玩寇、失机、助盗、嫁祸、党恶、辱国及欺君，直指这场混乱完全就是人祸，且都是陈奇瑜一手造成。他还大骂陈奇瑜人品低下，自己酿成大祸，竟还到处推卸责任。
骂完一遍不够爽，傅永淳又上一疏，再骂个痛快：陈奇瑜说是招降，把流寇安排进各郡邑，却不让地方官盘问，说什么“盗已革新”，简直是开门揖盗，对剿对抚都是妨碍，现在祸患的种子怕是已经不止种在三秦之地了！
在牢里住了几天的练国事越想越委屈，亦上疏自辩，称陈奇瑜才是罪魁祸首：陈奇瑜说要招抚的时候根本没告诉我们这些下官具体人数，他只让我们不要出兵。等我看到招抚人数达到四万余人的时候，我就知道要出事了。粮草饮食从何而出？怎么可能不继续剽掠？我们的兵不满两万，贼寇超过四万，出了事根本应付不了。如今事已至此，除了调大军征讨，别无他法！
纸终究包不住火，陈奇瑜再无话可说，最终于十一月被削职听勘，抓了起来。洪承畴兼职了新的“五省总督”。
绕来绕去，总督的头衔还是落到了洪承畴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