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的烽火越烧越旺，眼看就要燎原，面对如此严重的问题，按道理从朝廷到地方都应该齐心协力、共渡难关才对。但很显然，大家并没有组成一个联系紧密的团队，每个地方操心的都是自家的算盘。而且，大家不仅不想操心别人家的算盘，更不想自家的算盘被别人操心，每个人都想踢皮球，把起义队伍从自己这里赶到其他省份。
流寇之所以被称为“流寇”，就是因为他们“流”，没有固定位置，四处活动。这也好理解，但凡能安身立命，在家过得上日子的，没人会去起义。
最初的起义军没啥政治理想和组织架构，起义的目的很单纯，就是为了吃饱饭，具体方式就是抢，哪里有饭抢哪里。他们拖家带口，流离失所，日子过得非常非常苦，别看动不动就是几万、几十万人的部队，有战斗力的没多少，十之一二差不多了。但人多总还是有威慑力的，加上当地官员大多数没有打仗经验，被唬住也很容易。
当时，有个叫刘营嗣的人上疏道：“流寇行迹飘忽，常常在城郊抢掠，抢完就跑，而山西巡抚却在守城，表面看是在防寇，其实完全就是不作为，眼睁睁看着流寇做大。”
山西巡抚许鼎臣，常州武进人，进士出身，也是个文人。他和杨鹤一样，是被临时抓出来送到前线的，确实对兵法不甚了了。且因为兵部尚书张凤翼要求“分地责成”——也就是各管各的——许鼎臣和时任宣大总督张宗衡产生了很多矛盾。
矛盾具体体现在：我要打这里，你要打那里；我说守东边，你说守西边；我把人调到这边，第二天早上起来，审视军队，到地方一看，人全没了，再一打听，给连夜调到别处去了。这还能有好吗？
这些矛盾被监军太监看在眼里，转头就跟皇帝打了小报告，说：“现在山西的贼寇漫山遍野，到处都是，我就见着张宗衡和他的部下在打仗，从东边追到西边，顾此失彼，剩下的人都被许鼎臣按着呢，许鼎臣只派出贺人龙的千余人参与剿寇而已。”
朱由检听了很生气，下旨责问许鼎臣为何拥兵自重。
许鼎臣是冤枉的，上级让他们“分地责成”，地分了，人没分，为了完成自己的工作，除了抢人，没别的办法。
兵部尚书张凤翼见状，也不记得“分地责成”是自己要求的了，连忙一起跟着骂许鼎臣，上疏就说“流寇原无定向，二人怎可因责分东西而袖手旁观？”
被大领导和顶头上司联合起来责问，许鼎臣头都大了，这张尚书坏得很，不光不保他，还要让他背锅，怪不得几个月来没人愿意到这儿上任，这山西巡抚果然不是寻常人可当得的。许鼎臣分析了一下，再这样下去，可能要步杨鹤后尘了，不行，他要学洪承畴。
要学洪承畴，就要有兵。许鼎臣忙上疏诉苦，说自己屯兵是因为邻近陕西的临县实在危急，流寇靠诈降夺取了要地临县，现在自己正打算打回来，可是手上没有兵，本来调了点儿人，现在又给宣大总督张宗衡弄走了，这工作实在是太难了！要不然，就先放弃临县吧。
在朝在野，都要会辩论才行，许鼎臣立马得到了皇帝的支持，有了征调附近兵员的权力，终于可以攻打临县了。
但是吧，明朝和现在可不一样，那个时候没有电脑，没有电话，也没有发报机。一套军事政令从地方传到朝廷，再议论，最终发布，要花费巨长的时间。一个小小的临县问题，居然花费了整整四个月才解决，甚至要皇帝亲自下旨，这样的工作效率，不得不说，很难让人看到什么希望。
这边许鼎臣刚消停，那边张宗衡又有了苦楚。张宗衡上疏一封，说：“山西和河南接壤的地方形势危急，前任山西巡抚招的毛兵，现在居然被河南巡抚按在手里，没有道理！”
这里解释一下，什么是毛兵，毛兵又称毛葫芦兵，是招募的当地人组成的军队，因为没有军籍，不能算是正规军。
河南巡抚一看，张宗衡给他扣的帽子实在大，赶紧上疏辩解，说：“现在流贼天天打运动战，我只能重点把守，既然张宗衡有困难，愿意立马派兵约期围剿！”而且为了证明自己有想法，河南巡抚还在奏疏中说应该秦、晋、豫三省合力围剿，成功摘掉了“拥兵自重”的帽子，挂上了“有大局观”的标签。
这些官员的所谓合作大局观，常常就是一句空话，漂亮话大家都会说，但也就是说说而已。河南巡抚手上有兵，站着说话不腰疼，既然是三省合力围剿，他只要用手上的兵把流贼堵在山西境内就行了。回头皇帝问起来，他也好说这是“合力围剿”，自己已经全力以赴了。更甚之他还可以标榜自己本是河南官员，现在进入山西剿寇，已经大局得不行了。
这些大员，各个老油条，十分精通为官之道，每个人看起来都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并且具有“大局观”，说出来一身功劳，可是呢，问题好像不仅没有解决，还变得越来越严重了。
怎么办呢？朱由检下了一道旨，直接把这些人心里的小九九挑了出来，说谁要是“保境祸邻”，就以“纵贼”论罪。跟我来这套？少来！
纵贼这罪名就大了，三省官员立马行动起来。
在这次行动中，有一个人不得不提，就是曹文诏。他受命节制陕西、山西诸将，即将大展身手。
曹文诏，大同人，行伍出身，纯粹的军人。早年，他征战沙场，跟过一众大佬：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从辽东打到中原，是一位跟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对磕过的主儿。他在中原战场的战绩，用时人的描述就是：“军中有一曹，西贼闻之心胆摇。”
自去年年底——崇祯五年的腊月——开始，形势一直不太好。那时，张宗衡带兵追剿紫金梁等人，追至泽州、高平、长子、屯留等地，紫金梁入山躲避。李自成瞅准时机，即刻率部攻打辽州，迫使张宗衡放弃追击紫金梁，支援辽州。然而，张宗衡刚行至半途，辽州就失守了，仓库被劫，城乡被焚，鱼和熊掌都丢了。配合紧密的起义军取得了胜利，紫金梁等部也逃过一劫，进入了河南。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话有时候是错的，比如紫金梁。他大难不死，但是更危险的敌人正在前方等待，那就是曹文诏。
正月，曹文诏放弃休假，从霍州打到盂县，再追击至寿阳，连战连捷，二月，在碧霞村斩首混世王。混世王是谁，没太多人知道，毕竟不是什么大角色，但在这之前，他是有着响亮名号的首领，曾经呼啸一方。
仅俩月，曹文诏就达成了“五台、盂、定襄、寿阳贼尽平”的成就。余下的起义军慌了，拔腿就跑，但跑是不顶用的，曹文诏的部队跑得更快——毕竟是关宁铁骑。曹文诏一路驰骋，几乎横扫了太原，好似热刀切黄油那样顺利。
朱由检很高兴，下令各地方多备粮草支援曹文诏，还处罚了给曹文诏使绊子的地方官。曹文诏非常感动，打仗愈发勇猛，他决定干掉名气最大的紫金梁，报效朝廷。
可当时紫金梁有二十多万人，曹文诏才三千人。没关系，对方人多咱就一部分一部分切，反正咱脚快。
三月，曹文诏在泽州打了一仗，随后又在芹地、刘村寨打了几仗，所战皆胜。四月，曹文诏在润城遇到紫金梁，打了一仗，大破之。紫金梁、老回回败走武乡，过天星败走高泽山。
咱这短短几行字，流水账一样数地名，对起义军来说却是真正的噩梦，他们没有赢过一次，两个月来连安稳觉都睡不上。但曹文诏并不打算放过他们，继续追击，皆击败。
最倒霉的还是紫金梁本人，他在战斗中被流矢射伤，不得不败走。他人生的黑夜从去年年底降临，至今没有破晓。半年了，就算是极圈也该天亮了吧？
五月的某一天，紫金梁终于看到了光，来自天堂的光，那里没有饥饿，没有战争也没有伤痛。
现在，让我们记住这个人的名字：王自用。
他虽然没有像李自成和张献忠那样留名史书的列传，但他曾过着和李、张二人一样的生活，干过和二人一样的事业。并且，他未尽的事业也由李自成继承——他的两万残余部队归了李自成统辖。
紫金梁之死非但没有使其部队溃散，还化零为整了，这是让人想不到的。这下好了，流寇的实力反而变得愈发强大了。更甚之，进入河南后，中原大地平坦的地势更加适合他们的流动作战方式。局势的天平开始倾斜，向着起义队伍倒去。
这一事件在后世被认为是一个转折点，而在当时，亦有有识之士表达了悲观情绪，认为流贼是必定无法平定了，郑廉还总结了五个原因：
第一，流贼没有调兵遣将的问题，走到哪里都可以招募流民加入队伍。
第二，流贼没有军饷和运输问题，走到哪，抢到就是赚到。
第三，能打就打，打赢了进城，这里就是他们的天下，没有法律可以约束。
第四，打不过也没关系，抬脚就走，辎重也可以不要，反正日后也还是可以再抢回来的。
第五，官方也有问题，带兵打仗的读书人，不晓兵法，并且常常畏战，纵敌发展。
流寇赢了就是赚到，输了也没有亏很多，造反是利大于弊的买卖。但是对于朝廷来说，赢了并没有赚到什么，输了却亏很多，百害而无一利。所以，就算此前官兵打了些胜仗也于事无补了。
现在形势已经很明朗了，这样的局势持续越久对起义者越有利，对朝廷越不利。甚至只要拖的时间足够久，经济问题就能把朝廷拖垮。那么这个时间需要多久呢？历史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约为一个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