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鹤是勤奋的，在任职总督的日子里，派出很多人手，大力推行招抚之事。
怎么做呢？凡是愿意接受招安的，就发放“免死票”给他们，表明已经洗心革面，回归生产。
要是能生产，谁还去造反？家里的地干得比石头还硬，凿都凿不开，种啥能长？难民举起锄头变成流贼，放下锄头拿起免死票变回难民，过两天锄头还得举起来。朝廷不能不管，就把他们安插往各处，一时间漫山遍野都是“降丁”。
杨鹤的报表很好看，皇帝看了很高兴，进而对他投资了更多信任，亲自为他力排众议。
有了皇帝的支持，杨鹤腰杆挺得更直了，说话也硬气了，哪个言官敢参他，他就强势回怼。
但这不过是人前的样子，在人后，杨总督是愁容满面。他十分清楚，招抚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现在招安了那么多人，免死票发了一沓又一沓，可是这些人表面称降，转个脸又我行我素，继续烧杀抢掠。而且因为有了来自朝廷的免死票，他们更加猖狂了。
得到降丁纷纷复叛的消息，杨总督抹了抹额头的汗水，决定隐匿不报。
杨总督不想报，自然有别人帮他报，有言辞激烈者，直接指出：“招抚过程中，贼寇都称降了，可是粮食问题依旧严峻，他们继续烧杀抢掠，这招抚简直是名存实亡！”他还分析了原因：“现在赤地千里，颗粒无收，粮价比金，士卒们近三年没有吃过饱饭了，再仁慈的母亲现在也保不住她的孩子了（易子而食的委婉说法），你们这些当官的，又能奈这些百姓、兵士何呢？更何况近年来官吏贪酷成风，不论是以征饷、剿匪还是别的什么名义，统统都要刮皮，老百姓能不从贼吗？”
这话说到点子上了。不患寡而患不均，天灾降临，整个中原都受灾，谁家都没饭吃，老百姓此刻未必想到要造反，顶多天天逛龙王庙，烧香求雨。直接激化矛盾的，是当地的官吏，他们的贪污风雨无阻，不受气候影响，不是说风调雨顺了多贪点儿，大旱三年了就少贪点儿，不会的，他们只会加法不知减法。朝廷加一分税，他们就要加十分，朝廷减一分税，他们还要加十分，就是这么牛。
明朝的税收主要是田税，从地主和自耕农手上收。税收本身其实没有很高，但是加上了“层层克扣”就不一样了，能膨胀到吓人。
为了具体且形象地体现这是怎么膨胀的，我们来做个角色扮演游戏：
现在你是朱由检，大明皇帝，很有权力，但是没屁用，你没钱了，内忧外患火烧眉毛。你和大臣讨论一番，决定加派一点点饷，就加一亩地六合（0.6升），折合银子大概0.0047两，不多吧。好，你把圣旨发下去了，朝中大臣去办了。
现在你是大臣，主管此事。你有权力了，还和收税有关，你发觉了，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发财机会。你决定捞一点好处，就几千两（或者直接分一半给监察官），和一百多万的税额比起来简直不值一提，没人会在意的，实在太清廉了。在你的暗示下，地方长官给了你贿款。与你一同办事的同事也效仿了你，你们彼此心照不宣，微微一笑，相信谁都不会说出去。
现在你是地方长官，薪水微薄事儿还多，刚刚那个京官居然借着公务敲诈了你，你很生气（如果你还没觉得这很正常的话），但是官高一级压死人，你没有办法。亏是不能吃的，你灵机一动，暗示了你的下属。
你的下属暗示了下属的下属，最终暗示了办事的小吏。
现在你是办事的小吏，官僚体系底层的底层，上升空间压根儿没有，每天就是干活。长官动动嘴，小吏跑断腿。本来已经很无望了，现在你还要打点各路大爷。你很生气，却没有办法。你正走在收税的路上，心中一团火气，但很快，你灵机一动，笑了起来。既然大家都在拿钱，为什么不直接收的时候就多要一点？你在秤上做手脚，你在米里掺沙子，但很快，你发现你的同行比你还大胆，直接明着收。你一脚踹在米袋子上，累死累活搞这些名堂干什么，下次也直接要！
现在你是一名陕西地主，家里没有余粮了，正在发愁，突然听见敲门声，开门一看，收税的官吏来了，告诉你：“官府要平寇，保护你们地主的权益，还不出资支持？赶紧把东西拿出来！”同时，他还搓了搓手，对你进行暗示。你拿不出粮食，却又无法与官府作对，你灵机一动，去敲了佃户的门。
现在你是一名陕西佃户，家里不仅没有余粮，连口粮都没了，正在发愁，突然听见敲门声，开门一看，地主收租来了，告诉你：“上面又加饷了，租子要提高，拿出来吧！”你拿不出粮食，地主把你家能抵债的其他东西拿走了，你灵机一动，抄起了锄头。
锄头砍向谁？砍向同样贫穷的百姓，砍向有钱的地主，砍向收税的衙门，最终砍向朝廷。
大致就是这么个故事，虽不细致，却也可以套用到每次颁布新政策上去，不仅仅是加饷，凡是该办事了，可以动用权力了，这一套都行得通。其实我还是说得太委婉了，已经默认大家都不想主动行贿，并且对法度还有敬畏，当时可不是这样，绝对不是。
这时候可能有人问了，这是整个明朝制度的问题，为什么说是小吏激发矛盾呢？因为“直接”二字。越往下层，监管力度越小，贪污愈发肆无忌惮，且因小吏人数众多，榨取数量简直不可估量。更重要的是，他们是直接办事人，吃拿卡要、欺上瞒下太容易了，有时候连当官的都奈何不了他们。
因此，当地农民未必想得到，就算想到了也不敢，也没法直接砍朝廷，难道去用凿子挖皇城的门吗？就算挖了也没用，因为皇帝也没钱。
所谓矛盾爆发，一定是从冲突最尖锐的地方开始，而不是最根本的地方。
在这种情况下，招抚有啥用呢？税收上来的时候刮一遍，发下去再刮一遍，就更少了！
那啥都不做行不行呢？也不行啊，农民的锄头已经抄起来了。总之，这事儿是做也错，不做也错。
很惨地，杨鹤面对的正是这种情况。
谴责杨鹤平贼无功、寇乱仍起的奏疏雪花一样飞上御案。朱由检也坐不住了，再力排众议也难敌这普天之下的悠悠众口，为了“抚局”，他决定孤注一掷，下点猛药。一封主张赈济的奏疏适时地呈了上来，说陕西危急、甘肃宁夏军心动摇，非拨款数十万不能解决。
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问题是没钱。要是有钱，当初也不会发生这种事了。
事情显然不能再拖了，朱由检咬咬牙，再让户部和工部勒勒裤腰带，挤出了十万两银子，拨往前线。
崇祯四年，御史吴甡带了这救命的十万两银子，前往了陕西。按照要求，吴甡在此次赈济中必须事必躬亲，绝不能委任给下属小官，防止贪没。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赈济见到了成效，十万两银子洒出去，七千余人解散了队伍，回到了家中。
赈济收到了效果，说明这是一条对的路线。但是，对于平贼才算是开始的钱款，对于朝廷却已经是很大的负担了。这正确的路线不是走不通，只是走不起而已。两大部门牙缝里抠出来的钱与陕西的情况比起来不过是杯水车薪。就连亲自前往一线赈济的吴甡，也对杨鹤的招抚政策不满起来，上疏一封，道：“当今局势，该是先剿后抚才对，要不然‘贼以抚愚我，我以抚自愚’，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朝堂上主抚和主剿的言论又开始分化，吵得越来越激烈，杨鹤感到了空前的压力。事情都是没钱闹的，想息事宁人根本不可能，杨鹤守着这烂摊子左右为难。
辞职，是时候辞职了，杨总督暗下决心。但在这之前，他还要赌一把，强行做出点政绩来，以便“功成身退”，他要招降陕西最有影响力的神一魁。
崇祯四年三月，神一魁前来称降。根据杨鹤等人的上报，他们要求神一魁等人对着龙亭叩头，高呼万岁，进入总督衙门后，杨鹤率己部对龙亭叩首，宣读圣谕，礼毕后再去关帝庙祭拜。整个过程得到了极大的支持，州民蜂拥，欢声雷动。七天后，神一魁再次拜见杨鹤，杨鹤赦免他的死罪，授予他官职，遣送其部下回乡。完美。
杨鹤漂亮的总结交了上去，感觉算是完成了一桩大任。但紧接着，他又上疏一封，说自己奉职无状，还请皇上另请高明，自己甘愿就捕法办。
他的公文写得很矛盾，明明刚刚还“州民蜂拥，欢声雷动”，怎么转头又“平贼无功，甘愿伏法”了？原因无他，招安现场根本就没有什么“州民蜂拥，欢声雷动”，招安神一魁和招安其他人没有什么区别，根本无法保证未来他们不会复叛。杨鹤不过是想趁此机会急流勇退，省得夜长梦多，日后横生枝节。
可杨鹤的总结写得太漂亮了，如此“盛况空前”的招安景象，治什么罪啊？要奖赏你还来不及呢！朱由检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杨鹤请辞的请求，发去了嘉奖谕旨，让他再接再厉。
皇帝当然不会着杨鹤的道，不管你是真的“州民蜂拥”也好，假的“欢声雷动”也罢，这个时候都不可能放你走的。你这做了一半的工作找谁去接你的班啊？要是事情真像你说的那么盛况空前，你不得再招降几个首领才是？若是招安名不副实，你想借机溜掉，那怎么能让你如愿呢？
杨鹤没得选择，只得继续奋斗在招安的前线，继续着名不副实的招安，时人评论其为“群盗自是视总督如儿戏矣！”。盗贼流寇都当杨鹤的手段为儿戏，愈发不把招抚政策放在眼里了。承办安抚降兵的执行人员更是满肚子苦水，每天眼一睁，这么多人，吃喝拉撒都要伺候着，上头又不给钱，这可咋整啊！
招安本身很容易，但是后续处理处处都要钱，让哗变的士兵回归队伍就要发饷银，让百姓回家置业就要发种子。钱不是问题，问题是没钱。
果不其然，神一魁的队伍等不来钱，再次揭竿而起。
前后仅一个月工夫，杨鹤最大的功绩就破产了。描写招抚现场“州民蜂拥，欢声雷动”的字词墨迹未干，对方就已经翻脸了。
神一魁很愤怒，觉得自己被骗了，说好了接受招安就给钱的，钱呢？一个月了，半个铜板都没看见。
总督杨鹤也很难过，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朝中让他推行招抚政策，却不给拨钱，不拨钱还不许他辞职，更过分的是，每天还有人参他，说他招抚不力、罪大恶极！
巨大的工作压力使得杨鹤患上了严重的焦虑症，每天喝不下水、吃不下饭，好不容易吃了点粥，还不消化，整宿整宿睡不着觉。杨鹤年纪不小了，哪受得了这个，他再次上疏辞职，甚至说自己是“不祥之人”，真的不行了，还请皇上可怜可怜他，留他一条老命，由儿子杨嗣昌再为朝廷效力。
杨鹤一再地上疏乞休都没得到应允，待神一魁复叛的消息传入京师，就连很多以前跟他一起主抚的人都纷纷跳出来指责杨鹤“主抚误国”。杨嗣昌见大事不妙，赶紧上疏，言辞恳切，为父申冤，说自己可代父亲承担更大的罪过。
杨嗣昌的话没能感动什么人，“误国”的杨鹤还是被抓了起来。
在狱中，杨鹤百思不得其解，说好了招抚的，怎么突然间大家就对自己“欲杀之而后快”了？他忙上疏辩解，说当初皇上任命自己的时候，自己就已经说了难堪重任，实在是圣恩难却，才勉为其难做这个差事，当真是“臣之自误”。而且招抚本就是权宜之计，朝廷天天从陕西往外调兵，陕西防务空虚，实在是形势艰难。
杨鹤的辩词一下得罪了所有人。首先皇帝看了就很不爽——你说你是圣恩难却才去的，结果还“自误”了，合着是你给我面子呗？其次朝中大臣看了也不爽——哦，你招抚不力，是因为我们工作有问题？后金都打到北京城了，你的形势还能比这更危急不成？
锅可以甩给某一个人，但是不能甩给所有人，否则，你就会成为那“一个人”。最终，杨鹤被发往江西袁州，洪承畴继任了他的位置，成为了新的陕西三边总督。
洪承畴，字亨九，福建泉州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他的字典里目前还没有招抚二字，他也绝不当第二个杨鹤，对于流贼，我管你是谁，一律剿杀，绝不赦免。起义者王左褂和王嘉胤纷纷被杀死。连着两个捷报使得朝廷愈发觉得剿寇才是好的政策，但是剿寇却也和饮鸩止渴一般，矛盾就此被推向了更加不可调和的境地，一个无解的问题愈发被激化了。
面对朝廷给予的荡平陕西贼寇的厚望，洪总督上疏请求拨饷。招抚要钱，剿寇难道就不需要钱吗？该没钱还是没钱，这件事拖到十二月都没有批复。
最终，迫于压力，兵部扣出了二十万两银子发往陕西。
就这点儿钱还想平定陕西？洪承畴再次上疏，希望能截留陕西二十万的税银。而且，为了保证后续工作还能开展，洪承畴开始提前要钱，明年的钱也要给他截留二十万两。朝廷批准了他的请求。
有了钱，办事就麻利了。崇祯五年初，洪承畴率军对西澳进行合围，进行了大大小小数十场战斗。五月，洪承畴与延绥巡抚会师，直逼不沾泥张存孟位于西川的大营，所战大捷，斩首了张存孟。七月份，洪承畴又在延水关斩杀了浑天猴，随后沿路攻打各处要塞，至十一月初，令曹文诏围剿环县庆阳一带，击败任喇嘛、刘黄莺、燕青、张千总等十数余起义首领的队伍。不可不谓之战功卓著。
洪进士，文人出身，上了战场竟成了战神，或许这就是天赋吧。
这个剿局看起来比抚局有效得多，才一年，就完成了这么多业绩，朝廷上下喜悦，决定嘉奖有功文武官员。但是吧，问题离解决其实差了十万八千里。洪承畴等人的“荡平”不过是个肥皂泡，看着光鲜，一触即破。流贼并没有被荡平，他们只是转移了阵地，去了山西。
“陕西三边总督”之所以叫这个名，是因为他只管陕西。对于洪承畴来说，他的责任是管好陕西，而非在全国范围内解决流寇问题。现在陕西的流寇去了山西，陕西太平了，他就算是功成名就了。
烫手的山芋交给了山西，洪承畴舒了一口气，进而请求客场作战，进入山西继续剿寇。剿的还是那帮人，但现在他却拥有了“大局观”，朝廷对他的评价又升温了。
沉浸在欣喜情绪中的朝廷没注意到，一场更大的风暴已然开始酝酿，这个事件标志着战事已经转移到山西，或者说“扩散到山西”。
洪承畴斩首了很多起义队伍的首领，然而擒贼先擒王的说法也不总是好使，初期的起义军，没战术、没资源、没人才，也没啥信仰和对组织、首领的忠心，毕竟起义的门槛比较低，只要敢纠集一帮人，你就是小头目了。大家今天跟着张三抢是抢，明天跟着李四抢还是抢，没啥区别，首领没了，推举个新的就好。少了一个王嘉胤，还会有赵嘉胤、徐嘉胤、×嘉胤接班的，这不，王嘉胤的残余部队很快就推举出了新的首领——紫金梁。且因着各种天灾人祸，起义的队伍是不愁没人加入的。
进入了新地盘的起义队伍呼啸各处，山西巡抚直接撂挑子，回家丁忧。一下子，山西巡抚又成了人人不愿上任的职位，山西成功取代陕西成为了“新虎狼之地”。不得已，朝廷又临时抓了许鼎臣去当巡抚。
时任兵部尚书的张凤翼是山西人，因着私心，他总想把起义队伍赶去河南，指定的战略统统以驱逐为目的，加上他的手下又互相掣肘，晋西北乱成了一锅粥。待得曹文诏等人出手，情况才略有好转。
然而，情况刚有所好转，许鼎臣就开始说梦话邀功了，他在奏疏中写道：“三十万的流寇，在山西一代流毒五年之久，借着皇上的威严，现在十分之五已经被消灭，十分之三已经被遣散。”
当时的封疆大吏都喜欢说大话“聊慰上意”，几年前的袁崇焕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但他是唯一一个把心里话说出来的人。
这些人，功劳越来越大，可是问题却越来越严重。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陕西的星星之火被甩到了山西，现在又从山西被赶到了河南河北，终于从一个地方性问题变成了全国性问题，愈发不可收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