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初识卢汉
二、与卢汉成为 “朋友”
三、奉命暗杀卢汉嫡系
四、只身入虎穴
五、“打草惊蛇” 放走进步人士
六、智设 “鸿门宴”，起义成功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智设 “鸿门宴”，敦促各路人马起义。而今他已逝世20多年了，我时常怀念他，怀念和他那段由朋友到生死冤家、最后又成为朋友的曲折离奇的过程。
我第一次与卢汉先生见面是1938年夏天。那时他率领滇军六十军，参加台儿庄战役后，受到蒋介石的嘉奖，晋升为集团军总司令。当时，他带着紧随左右的副官长邱开基到武汉去见蒋介石。戴笠经邱开基介绍，与卢汉认识，立即设宴招待。正好我从湖南临澧带一批特训班的学生去武汉，戴笠叫我参加，使我有机会认识了他。
1948年春，我由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总务处处长改任保密局云南站站长，并由国防部任命为该部驻云南区专员。目的是有个公开合法的身份，便于和国民党驻云南的 “中央军” 联系，相互配合，统一行动，对付云南的地方武装。我到昆明后，必须与地方党政军负责人见见面。当时卢汉是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主任委员和省政府主席。邱开基是省警保处处长，负责全省警察和各县保安队的工作。我便请邱开基陪我去见卢。军统过去在云南的负责人都是云南人，和他的关系一向处得不错，而这次突然派我这个湖南人去，他自然要有所警惕。邱开基在陪我去见他的时候，特别向他说明，我调云南是自己的请求，因我喜欢这个四季如春的地方。还说过去在云南工作的一些云南人常闹不合作，影响工作，蒋介石和毛人凤才同意派我去的。他听了这些话，便对邱半开玩笑地说：“我们云南人在一起工作，不像有些省的人那样讲团结，易出内讧，这一点是差劲。” 我插嘴说：“湖南人也不大会照顾同乡。” 卢汉才转变话题同我谈了起来。他谈到军政之间不协调，致使地方上的 “不法” 武装活动没有能彻底肃清。第一次谈话中，他便暗示出他和当时掌握云南兵权的云南警备司令何绍周之间的矛盾。
卢汉
当时我的任务是了解云南省各方面的情况，并对云南地方负责人暗中监视，经常向保密局提供情报，重要的情报蒋介石都要看。所以一些地方负责人对保密局派去的人都有点敬鬼神而远之。但也有人想利用我们达到升官发财、排斥异己的目的，因而愿与这些人紧密勾结。
云南省警备总司令何绍周，是国民党的重臣何应钦的过房儿子。这位 “衙内” 早就想把卢汉撵走，一手抓住云南省的军政大权，所以他和卢汉一向明争暗斗，几乎无所不用其极。我这个湖南人一去，正合他的心意，加上他爱好打猎、打网球、打牌，前两样我都是能手，很快便成了他的 “两打” 朋友。我们每次去郊外深山幽谷中打猎歇息时，他都和我商量如何才能把卢汉赶出云南，由他来兼任省主席。这也正合我的意。因为他当了省主席，对我的工作就方便多了。他想通过我去倒卢，是因为我掌握了不少卢的材料，如卢对地方人民武装不但不派保安团队去围剿，而且在许多地方几乎是和平共处。最有把握使卢去职的是他居然暗中派他的副官处长朱家才，私送枪弹给中共领导的滇黔桂边区纵队司令朱家璧。
当我把卢、何两人之间的矛盾和我主张支何去卢的意见给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去电请示时，毛人凤却一再表示，不能去卢，因何无法使云南局势安定。至于卢暗中接济 “边纵”，他认为这是卢作为向 “中央” 要挟的本钱，决不是希望 “边纵” 壮大起来来取代他的地位，只不过是他经过权衡利害得失的一种策略。我也清楚，何绍周这个公子哥儿绝对治理不好云南，只会更加激起云南人民对蒋介石集团的反感和仇恨。但出于个人私情，我还是主张由何兼任省主席，另派有才能的人协助他。直到毛人凤表示，暂不能去卢，这是蒋介石的意见，我才放弃原来的主张，对卢表示亲近。特别是1948年冬，卢、何摩擦已达到互不相容的地步，卢准备以辞去省主席的职务来要挟，我便暗中把中央支持卢的情况告诉了卢的副官处长朱家才。朱转告了卢，卢即决定亲自去见蒋介石。
朱家才在行前来找我，说卢希望我能在他去上海、南京见蒋时，对地方军统检查机关多加关照。因当时上海等地航空检查所对什么省长一类的地方官满不在乎，有时还故意刁难。何况从出产鸦片烟的地方去的人，大都喜欢带上一些鸦片烟等土特产去送礼。卢汉当然也少不了带一些去送人。我便在他们临走的前一天打电话嘱咐上海航空检查所，卢汉和朱家才下飞机时，不要怠慢。卢汉从南京回昆明的第二天就请我去吃饭。其实我早已得到消息，蒋介石已同意了他的要求，撤销云南警备总司令部，调走何绍周，把军政大权都交与卢汉。我一进门就向他道喜。他笑着说：“你们真是消息灵通。” 他诚恳地向我表示，希望我能与他合作。他还感谢我在他去上海时，我在上海的手下人对他的照料。朱家才悄悄告诉我，卢汉认为我这个人够朋友。
每隔两三天，卢汉便叫他的副官朱家才来看望我，问我有困难没有。这种关切，颇使我感动。但我想，他对我再好，若不听蒋介石的话，我也不能真正相信他。
1949年夏天，云南人民民主运动高涨，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云南各校学生、工人和民主人士强烈提出驱逐国民党及其派驻云南的一切机构，包括特务机关。一些进步报刊一再呼吁全省人民要一致行动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反动政策。蒋介石对此极为愤恨。毛人凤给了我一封亲笔信，要我立即去西安见胡宗南，把他的老婆、军统特务叶霞翟接到昆明，并让胡宗南抽调两三个军开赴云南。当时有许多人纷纷把家眷送往台湾。由于胡宗南和陈诚的关系一向不好，当时陈诚又是台湾的负责人，所以毛人凤就想利用这种关系让胡宗南把家眷留在云南，从而对云南感兴趣，就可以不必再让他的家眷去台湾了。
我离开昆明的前一天，去看了卢汉，请他对保密局在云南的工作多加照顾。我刚走，他便把我在昆明查获的 “边纵” 一部手摇发动机的无线电台和送电台来昆明修理的人下令释放了。被我扣押的在东北被解放军俘虏后释放回到昆明、又到处宣传解放军优待俘虏政策的原营口市市长也被卢汉释放了。等我回到昆明时，云南局势已很紧张。我去看卢汉，他一听胡宗南不愿把老婆送到昆明而是送往台湾，便很高兴。他用讽刺的口吻对我说：“这不是白白让你跑一趟，还费劲为她准备了那么好的房子。” 当时，毛人凤已有命令来，同意把特务机关撤走。但这只是把有公开身份的特务、属军统指挥的交通警察部队和大型无线电台撤走，而实际上是在加强秘密组织的活动。我把这消息告诉了卢汉，卢汉说：“这才是明智的做法。” 但我没有料及的是，他竟要我留下来，和他保持密切的联系。他抚着我的肩，用一种军人下令的口气说：“我负责保障你的安全，请你放心，留在昆明！” 我一听这话，顿时感到这是少数民族重感情讲义气的一种表示。我也很恳切地表示，决不使他为难；如果以后让我走，我随时可走。临别，他用力地握着我的手，再一次表示希望我能留下。说实在的，我虽然表面上和他很亲切，而内心却是站在国民党 “中央” 的立场上，把他看成是搞地方割据称王称霸的军阀。
我从卢家出来，立刻与毛人凤联系，说卢汉要我留在昆明，并保证不会出问题。毛人凤十分高兴，认为这是我平日和卢相处很好的结果，并希望我利用这一关系，在昆明加紧布置 “应变” 工作。我家原有的一个便衣警卫班，是由昆明市警察局派来的，也随 “中央” 驻云南各机关一起撤走了。新调来的警卫，是几个专门搞行动的特务，一个可顶便衣警卫两三个。除这几个人以外，我还让几个外围组织派人轮流在我的住地巡逻，以加强保卫。云南站的大型电台撤走后，我留了一部小型电台，可随时与台湾、重庆联系。为了家眷的安全，我把母亲、妻儿都送去了重庆。为了防备万一，我又去二十六军军部要了一个房间。因为该军军长余程万和我私交甚深，又同属 “中央” 嫡系，在他那里比什么地方都安全。每隔两三天，卢汉便叫他的副官朱家才来看望我，问我有困难没有。这种关切，颇使我感动，但我想，他对我个人再好，若不听蒋介石的话，我也不能真正相信他！
毛人凤奉蒋介石的命令，要我立即把卢汉身边的几个重要助手暗杀掉……我知道只要枪声一响，他的亲信倒下去之后，卢立即会和我翻脸，而置我于死地。
不久，毛人凤奉蒋介石的命令，要我立即把卢汉身边的几个重要助手暗杀掉。我虽然做好了布置，但不愿马上动手，主要是考虑到自身的安全。我知道只要枪声一响，他的亲信倒下去之后，卢立即会和我翻脸，而置我于死地。特别是那位曾任过陆军大学校长的杨杰，尽管毛人凤一再催我先把他干掉，但是国民党军队中不少高级军官都是杨的学生。他参加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到处派人去拉拢那些学生；还利用昆明的特殊环境在卢汉的同意下进行活动。所以我担心一旦把他杀死，卢汉也会和我闹翻，所以迟迟未能下手。
正在这时，云南过去的统治者龙云，忽然从香港的一些报馆传出：“卢汉已在云南起义了。” 毛人凤连夜拍电报给我，问是怎么回事，昆明局势究竟如何？我立即复电：“昆明一切正常。” 第二天我去见卢汉，告诉他龙云在香港的所作所为，卢说香港已有人打电话告诉他了。他希望我为他说明一下，请中央不要相信 “谣言”。
过去，我对卢汉和龙云之间的关系一直不十分清楚。我到云南之前，便听不少人说龙云与卢汉是同父异母，也有的说是同母异父。总之，都把他们两人说成是兄弟。自龙云在香港宣传卢汉已在云南起义后，我才找许多人深入了解了一下，原来龙云与卢汉只是表兄弟关系，同属于彝族上层统治阶级黑彝 （即奴隶主）。卢汉的母亲是龙云的姑妈，龙云的父亲纳吉瓦梯又是卢汉的大舅父。卢汉是吉迪家族，他母亲非常能干，既善于指挥奴隶搞生产，又能骑马打枪，率领奴隶 “打冤家” （即少数民族间打内战），对卢汉幼年管教很严。记得有一次我和卢汉闲聊天，谈到彼此青年时期的时候，我告诉他，我抗战前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搞特工，待遇很高，如不是母亲管教很严，我肯定会把身体搞坏的。他听了深有同感地说，他青年时期很顽皮，要不是母亲，怎么会有今天。他跟随龙云工作时，他母亲更时常叮嘱龙云，要认真、严格地要求他，所以他一直不忘母亲的教育。龙云比卢汉大11 岁，卢汉的妻子龙泽清、妻弟龙泽汇，同为纳吉家族，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很深的。
龙云
卢汉和龙云都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多少年来，卢一直追随龙云身边，为他打天下，是一位机智灵活的猛将。龙云当了省主席后，他一直为龙云保驾。抗战开始时，卢被任命为滇军第六十军军长。龙云爱国，不惜把自己花钱装备的部队派了出去，参加抗日。在台儿庄战役中，滇军英勇顽强，对那次大捷做出了巨大贡献。蒋介石便利用机会把卢汉拉了过去，先升他为三十集团军总司令，不久又晋升他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决心除掉称霸云南的龙云。但因他握有兵权，不易听命，便任命卢汉为第一方面军总司令，负责对越南日军的受降。这是很毒辣的手段。抗战胜利后不少人都希望能发接收财。蒋介石就利用这种心理，将卢汉调出了云南。龙云对此有所警觉，他一再叮嘱卢汉：“一旦云南有变，你要马上率部回滇。” 卢汉答应：“一定随时听候召唤，有事立即返回。” 不料蒋介石布置得十分周密，卢汉刚跨出国门，驻昆明的杜聿明部，就把枪炮对准了五华山——龙云的统帅部。龙云这时身边只有一个警卫营。杜聿明指挥的昆明防守司令部所辖的美式装备部队早已把五华山团团包围。龙云急电卢汉回师。但卢汉的部队一是因路远赶回不及；二是在他所带的云南部队后面还跟着几个 “中央军”，再加上昆明附近都是杜聿明的部队，卢即使想回师也很难。结果龙云只坚持了两天，便被迫接受了去重庆担任军事参议院院长的职务。龙云去重庆后，蒋介石便任命卢汉接替龙云担任了云南省主席。从此龙云对卢汉怀恨在心，也许这就是谣言的起因。当时我虽竭力证实 “卢汉起义” 是谣言，但我也有个预感：卢汉迟早是会走这一步的。
他说：“云南人民抚育我那么多年，我为了1300万云南人民，即使遭到什么不幸，我也认了。”
正当我在昆明不敢轻举妄动，搞暗杀活动下不了决心之际，忽然接到了毛人凤的急电。他命令我停止搞暗杀活动，与卢汉紧密联系，随时将卢的情况电告。我一时猜不透毛人凤为什么会改变主意。8 月25 日，蒋介石突然由广州飞抵重庆，他要亲自处理云南问题。于是我们便加紧搜集卢汉和地方势力活动的情报，随时电告重庆。不久，蒋介石要西南军政长官张群打电话给卢汉，要卢去重庆见蒋。在这段时间内，我把卢汉在昆明的一言一行都弄得清清楚楚，把当时一些进步报刊连续刊登的毛主席的 《新民主主义论》 等文章，也搜集来送了去，企图说明卢汉不可靠，非借机除掉不可。结果卢汉接到张群的电话后，推病不去，只派去了两个代表，暗中却约见其军政界亲信，常常商谈到半夜。我建议最好派人来昆明督促卢汉去渝。我估计卢汉到重庆后蒋介石可能会把他扣押，那样一来，云南局势便可急转直下。当卢汉派去的两个代表省委杨文清和秘书长朱景暄见了蒋介石后，蒋坚持要卢汉去，卢汉这才紧张异常。他想反蒋但兵力悬殊，解放军离昆明很远；二十六军已开始把派驻在附近各县的部队向昆明集中；刘伯龙的八十九军已由贵州向云南挺进，先头部队已到达盘县；淮海战役中逃出来的兵团司令李弥拼凑的一个第八军，也由泸州向云南前进。李弥系云南人，在云南有不少关系。此外，还不断有人传说，蒋介石准备把由鲁道源率领的一个滇军兵团，用飞机送回云南。这是蒋介石逼卢就范所采取的高压手段。
蒋介石见卢汉不去，又派他的亲信、原总统府军务局长余济时飞到昆明劝驾。卢汉还想装病，蒋介石又加派了自己的大儿子蒋经国来昆明作为人质，让卢安心去重庆。实际上蒋经国并未留下，只是劝说了一番便走了。这时卢的身边分成 “去” 还是 “不去” 的两派，各有理由。正僵持不下，忽然跳出个 “李逵”来，那就是平日不大过问政治的卢汉夫人龙泽清。她坚决主张卢汉去，她说：“我自己的丈夫，我比任何人都关心他。这次去重庆，可以说生死难料，但即使把他扣押甚至杀掉了，云南也只是换人，不会大动干戈。如果他不去，立刻就会大军压境，打起仗来，就不是死一个或几个人了。他一个人能顶上成千上万人，为什么不去？” 卢汉也坚决表示：“云南人民抚育我那么多年，我为了1300万人民，即便遭到什么不幸，我也认了。这有什么好说的！” 他俩的一番话很快传到了我的耳中，我立即用 “限即刻到” 的密电告诉了等在重庆听消息的毛人凤，他拿到电报立即送给蒋介石。蒋很高兴，认为还是他的 “威信” 逼卢就了范。
这时，重庆方面有人主张扣押卢汉，改组云南省政府。也有人主张只要卢汉听话，还是让他回去，因为当时国民党连打败仗，已抽调不出大部队来。尤其是“西南军政长官” 张群，坚决主张保留卢汉的职务，他认为以滇人治滇可以团结地方，比另外派人要好得多。蒋介石对张群的意见一向是听得进的。卢汉6日一飞往重庆，昆明方面便异常紧张起来，因为卢临行前曾叮嘱龙泽江和谢崇文等高级将领，要他们把队伍集中到昆明，加紧布防，随时做好打巷战的准备，他还指着龙和谢大声说：“你们也是云南老百娃养大的，养兵千日，用在一朝。要特别记住，剩下一个兵也要打下去。我安全回来，就撤防解严。” 他的这番话，既是对龙、谢说的，也是对陪同他去的裴存藩和朱景暄说的。裴是军统，朱是改组派，两人在重庆的关系都很多，当然会传到毛人凤和蒋介石那里去的。
1949年9月，张群 （左） 陪同蒋介石在重庆会见云南省主席卢汉 （右）。
卢汉到重庆后，张群立即陪他去见蒋介石。蒋对他很客气，只问了他云南的情况怎样。卢汉便把历年来 “中央”派去的人把云南弄得民穷财尽，人民被逼铤而走险，所以一经共产党地下武装号召，不少人便去跟着搞起了反对 “政府” 的活动等等，说了一遍。蒋问卢：“你的意思怎么办？” 卢便提出了 “要保境安民，收拾民心，加强武力，准备应变” 的策略。蒋边听边点头，又问到李弥、余程万去云南的情况。卢说这两个人对他有点不放心，“中央” 和地方部队合作得不太好。蒋听完便来了一通训话：“云南共产党闹得太凶，几乎是在搞公开宣传活动，非彻底解决不可。” 还告诉卢要派毛人凤去昆明，加紧处理一批反对 “政府” 的人。卢表示他一定 “效忠党国和总裁”。蒋听了很高兴，叫他休息两天便回去。张群在旁对蒋说：“我保证卢主席对总裁不会有二心的。” 一场暴风骤雨就这样在一次轻松的谈话中结束了。消息传到昆明，大家都松了口气。二十六军对准五华山的几门大炮又重新穿上了炮衣。我也和往常一样，只带一名卫士出入于各大餐馆酒楼。不过在卢汉没有回到昆明之前，这里还是表面安定实际紧张的，生怕蒋介石出尔反尔不放卢汉回云南。我得到毛人凤的密令，要我一俟卢汉回到昆明，即行大规模逮捕进步人士和可疑的人。所以我认为蒋虽放卢回但不会变卦，便积极准备捕人的黑名单。
蒋介石已很清楚地看到，卢汉将要起义……叫我随时做好暗杀卢汉的准备。只要他一声令下，卢汉便会死在特务的毒弹之下。
9月8日，卢汉平安返回昆明，他急急忙忙派人到一些学校和个别省参议员家中去暗示，昆明可能会来一次大逮捕，让一些人事先做好准备，离开昆明。
9日上午，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兼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徐远举，带着一大批特务，从重庆飞到昆明。我去机场把他接到家中。他提出，第一个要抓的人就是住在我家斜对过的杨杰。我带着几个特务陪他步行到杨杰家，一问才知，在徐远举飞抵昆明的同一时间，杨杰已坐上了从昆明去香港的客机。这下可真把徐远举急坏了，因为他在飞昆明前，蒋介石召见他时曾当面指示：这次要在云南来一次 “整肃”，把那些反 “政府” 的人都抓起来，特别要把杨杰抓到，用原机押解到渝。因为没能抓到杨杰，停在昆明的飞机只好放空回去了。
当天下午，卢汉派人去查封省参议会，实则是有意打草惊蛇，所以晚上开始大规模逮捕时，一些黑名单中的重要人物早已离开昆明了。一夜间虽然逮捕到300多人，第二天又捕了100 多人，但真正的中共地下党领导人和重要的民主人士都没有捕到。那次昆明大逮捕，可说是有史以来没有过的。记得当时看守所所长第一次向我报告说：“抓来的人太多，没办法睡觉。” 我把桌子一拍，指着他的鼻子说：“这些人是来坐牢，能坐就行，不是抓来睡大觉的。” 隔一会儿，他又来报告说，坐也坐不下了。我只狠狠地回答一个字：“站！” 不久，他又来报告：“不能再抓了，牢房站也站不下了。” 我一问，还只抓来一半。那一半怎么处理呢？我立即命令他：“释放全部刑事犯，腾出牢房关政治犯。” 他犹豫了一下连说：“不行、不行，那样一来，整个社会秩序就会乱套了。” 我听了十分生气，再次严厉地叫他马上释放刑事犯。他还是说 “不行”。我便走过去狠狠地抽了他一个耳光，大声嚷道：“刑事犯只偷抢老百姓，偷抢不到我们头上，顶多扰乱社会治安。共产党可是要我们的命，要和我们争国家政权的！这一点你都不明白吗？再不执行我的命令，我就先枪决你！” 他这才恍然大悟，连说：“对，对，我遵办！”
由于没有抓到杨杰和没有破坏中共在云南的地下党组织，毛人凤在重庆被蒋介石大骂了一顿，并命令他亲自到昆明去主持大规模的 “整肃”。
毛人凤于9月12日带着西南特区副区长周养浩和贵阳市警备副司令、保密局贵州站站长陈世贤、保密局高级法官徐钟奇等大批随员飞抵昆明。毛除了希望继续逮捕和破坏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外，还想通过卢汉之手，屠杀大批被捕的进步人士，让卢汉分担血债，以防其投向共产党。这个一举两得的阴谋被卢汉识破了，他便采用种种办法进行拖延，使这个老奸巨猾的特务头子在昆明逗留了一个多月，虽费尽了心机，但终未得逞。“九九事件” 被捕的400多人一个也没有杀，主要是卢汉抓住了蒋介石与李宗仁之间的矛盾。当毛人凤刚走、李宗仁到达云南之时，他立即请李下令全部释放了被捕的人士。这时，蒋介石与毛人凤已很清楚地看到，卢汉将要起义，卢汉这一举动，是为投靠共产党取得人民谅解创造条件。不过也有人认为卢不可能投共。因为他抽大烟，两个儿子和存款都在美国和澳大利亚，他会按国民党一般达官贵人的方式——出国当寓公，用不着冒着生命危险去投共产党。
毛人凤离昆明前，又叫我随时做好暗杀卢汉的准备。只要他一声令下，卢汉便会死在特务的毒弹之下。因为卢身边最亲信的副官处长朱家才也得听命军统，向军统提供卢的活动情况。有这样的潜伏内线，杀卢汉的机会当然是很多的。毛人凤建议蒋介石，除掉卢汉后，用第八军军长李弥去代替当云南省主席。李是云南腾冲人，在当地关系多，完全可以取代卢汉。另外由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负责军事。余在云南多年，对云南情况很熟。蒋介石认为由这两个学生主持云南，无论如何要比卢汉可靠。他很希望能保住云南这个最后的 “反共基地”。因为云南与缅甸、越南、泰国相邻，可以借用外力来实现他 “反攻” 的目的。可是他身边的 “智多星” 张群却认为卢汉可靠，不宜对卢轻举妄动。
卢汉抓住了张群来昆明的机会，先将其软禁在自己家中，然后用张群的私章 “骗取” 两个军长、两个副司令、一个空军指挥官、一个师长和我去 “开会”。就这样，我们这七个握有实权、拥有强大兵力的刽子手，便束手就擒了。
10月20日，蒋经国突然飞抵昆明，在和毛人凤、徐远举与我三人的密谈中，他一再问我们：卢汉有没有力量像当年在西安一样来一次 “昆明事变”，把蒋介石扣押起来。因为蒋介石对卢汉去留还没有下最后决心，想亲自来昆明一趟。但他又怕卢变卦，所以先派蒋经国来昆明做准备工作。我对卢的情况比较清楚，便向蒋经国保证，在最近期间，卢还没有力量搞 “事变”。蒋介石遂决定于10月22日飞昆明。不过事前一点消息也没透露，直到他飞抵昆明上空，蒋经国才告诉卢汉去机场迎接，这是以防万一的做法。因为卢汉即使想变卦也来不及了。蒋介石是个惊弓之鸟，他在昆明只吃了一顿午饭，就在特务和宪兵的严密保护之下匆匆飞走了。这是他对卢汉态度的一次试探。卢汉的沉着应战，使蒋介石相信了张群的话：“卢不会起义，可能出国。” 但我当时从各方面得到的消息是，卢汉已在积极做起义准备。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扩编保安部队。1949年6月已将六个保安团扩编成三个旅，10月又将三个旅扩编为七十四、九十三两个军，分别由其亲信余建勋和龙泽汇任军长，并向昆明集结。
二、与 “边纵” 加紧联系。卢汉派朱家才送枪弹给 “边纵”，我曾派一个特务随同前往，表面上我说是去搜集情报，实际上是准备去暗杀 “边纵” 领导人朱家璧。朱家才以为搜集点情报没有太大关系，他并不知道特务身上带的无声手枪，装填的都是剧毒弹头，无论射到身体的哪一处，只要破皮见血便无法医治。不知是什么原因，朱家璧那次没有接见朱家才，这一阴谋未能得逞。但卢汉想利用 “边纵” 来牵制 “中央军” 的计划是越来越明显了。
三、我从朱家才和卢的秘书长朱景暄口中得知，卢汉从9月下旬起，曾多欢派人去香港，希望通过在香港的一些云南籍进步人士与中共中央直接取得联系。他自己已开始戒鸦片烟了。
四、卢汉一再向李弥、余程万表示，不希望 “中央” 再派军队到云南。理由是云南民穷财尽，养不起那么多的军队。现在的兵力已足够对付地方上的人民武装游击部队，只需加强保安团队实力，就可控制局面，保证云南安定。
我不断把情况向 “中央” 反映，蒋介石也越来越感到卢汉不可靠。我也随时做好了准备，只要一声令下，子弹便可射向卢汉。
正在卢汉派人到处设法与中共取得联系时，有两个与特务外围有关的人张铿、杨柳，冒充 “中国共产党滇川康黔四省联络特派员”，从特务检查站得来的一些中共文件中，了解到一点表面情况，受到了卢汉身边几位亲信的信任，请其秘密介绍情况。这两人故弄玄虚，卢汉居然也相信了。除给其优厚待遇外，还派了一个营的兵力保护他们。我在一旁看笑话，却不去戳穿。后来卢汉与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才查出中共在西南的组织中根本没有这两个人，便逮捕了他们。
1949年12 月9 日，在卢汉的领导下，云南宣布和平解放，1300万云南各族人民没有遭受战争的苦难。卢汉和他的几位亲信龙泽汇、杨文清、安恩溥等都是冒了全家生命危险而做出这一巨大贡献的。
卢汉到市郊迎接解放军，图为陈赓与卢汉握手
12月7日，蒋介石命令在昆明的李弥、余程万、龙泽汇三个军长去成都，当面指示要控制云南局势，以便加派援军固守这块 “反共基地”。12月9日，张群与三个军长同飞昆明，打算安抚卢汉，以稳定局势。尽管当时起义条件还未成熟，但卢汉却抓住了张群来昆明的机会，先把张群软禁在自己家中，然后用张群的私章 “骗取” 李弥、余程万两个军长，宪兵副司令兼宪兵西南区司令李楚藩，空军西南军区副司令、坐镇昆明的空军指挥官沈延世，师长石补天和我去 “开会”。就这样，我们这七个握有实权、拥有强大兵力的刽子手，便束手就擒了。
当时李弥和余程万两支军队以抢救军长为名，向昆明猛攻，防守的兵力进行抵抗。全城人民在卢汉的号召下动员起来，许多人把自家的粮食成袋背出来，堆在马路上，为自己的子弟兵做掩蔽用。有的连门板也搬了来，这对巷战的士兵们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卢汉一直守在五华山办公室的电话机旁，亲自调兵遣将，全力指挥起义，决心和昆明共存亡。当时攻城部队的炮弹不断飞来，国民党的轰炸机一批又一批向他的指挥部扔炸弹，他一动也不动地坚守在那里。有些老百姓和士兵们为他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感动得哭了起来，异口同声地称赞他是彝族中的爱国将领。当日，在卢汉的领导下，云南便宣布和平解放了。12 月10 日 《云南日报》 头版头条刊登了拥护卢汉起义的通电，上面有我们七人的亲笔签名，并特地刊出我亲笔下令要云南的所有军统特务停止活动，交出武器、电台，到指定地点去报到的消息。
云南的起义，卢汉做出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但美中不足的是没有扣住张群。当时张群不同意参加起义，卢汉念及过去与张群的情义，放走了张群，没有考虑到留下张群的作用。
1961年，我第一次见到敬爱的周总理，他在留我们吃午饭时告诉我，张群被扣留的消息传到北京，他正和毛主席在一起吃晚饭。毛主席说：“张群如愿和我们一道工作，我们应当好好安排他；如果他不愿留下，便拿他去向蒋介石换张学良，蒋一定会同意的。” 不料第二天消息传来，卢汉已把张群放走了。
1960年冬，我得到特赦后，卢汉也早已到北京，他是全国政协常委。当时他就让统战部通知我去他家吃便饭。这次见面，心情和过去完全不同了，处在新中国新的环境里，彼此再没有利害冲突，只有新的友谊。所以谈话是从来没有过的轻松愉快。他知道我全家在大陆解放前夕被迫送走，只有我一人留下，又是刚刚特赦出来，一定有不少困难，一再表示要帮助我。我婉言谢绝了。他在我临走时还一再叮嘱，有困难可以随时去找他。不久，我也到全国政协任文史专员。政协在京委员的活动时间多，我和卢汉先生见面的机会就多了。有次他似乎是带着一点歉意地说，他在解放后没有让我参加工作，而是改造了十年。我爽朗地大笑起来，向他说：“我十分感谢你让我受了十年的改造教育，如果在1949年就让我参加工作，我肯定会当个反党的右派分子。” 他笑了，在场的许多人都笑了。这种新的友谊是那么坦率真诚，我怎能不珍惜缅怀？
今天，我是以极为尊敬的心情，要让卢汉先生这一不平凡的伟大转变，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