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洒脱的警备司令大人
二、“御点” 特使入敌穴
三、热热闹闹清乡，群丑竞登场
四、不慎泄天机，唐生明身陷险境
五、唐特使穿针引线，众汉奸脚踏两只船
六、唐生明献 “三策”，李士群命归黄泉
七、鸟尽弓藏，唐生明险遭暗算
八、一生享尽人间福，到老终能晚节全
唐生明，号季澧，湖南省东安县人。系曾与蒋介石争夺过中国统治权的唐生智先生的弟弟，在旧社会被人称为 “福将”。但更多的人却在背地里叫他 “花花公子”，并公开说他是一位 “哪里有福享就哪里去的人”。这是指在抗日战争中，他跑到南京去投汪逆精卫。直到解放后，我为他写了一篇 《我奉蒋介石之命参加汪伪政权的经过》 的文章，发表在全国政协 《文史资料选辑》 第40 辑上，国内外许多人才知道，他去投靠汪逆，不是为了追求沦陷区的生活享受，而是奉命去搞 “曲线救国” 的。但谁也不会料到，他能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在新社会欢度晚年，保持了崇高的晚节。
我与唐生明相识50多年，做过他的朋友、部下、同事。我对他的情况，了解虽不全面，但在与他相识后的50 年中的一些活动，还是知道一点，我写这篇东西，是为了对他的怀念，也是想澄清一些人对他的误解。
他被蒋介石痛骂一顿，说他太糊涂，不懂利害。他说他什么朋友都交，也不管什么主义不主义，只要是认为可交的朋友，便推心置腹，就是掉脑袋也不在乎。
1934年间，我在上海担任军统局上海特区法租界组组长，兼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行动组长。有一天，军统头子戴笠打电话要我去他在上海的枫林桥寓所吃午饭时，他给我介绍认识了唐生明。他再三叮嘱我：以后唐在上海有什么小麻烦事找我时，一定要尽全力去办。他还补充了一句：不会有什么大事找你，大事他会找杜月笙 （当时上海帮会大头子），只有遇到一些小事时才会找你的。我当即把我的几处电话都告诉了他，他记在一个小手册上。他给我的印象，是很大方、随便。他与戴笠边吃饭边谈话，都是些吃、喝、玩、乐的事，没有一句话是涉及国家大事与时局的。临分手时，他要我当晚到扬子舞厅去找他。戴笠听了马上代我拒绝了，他告诉唐生明说，我除非有工作上的需要，平时不会上舞厅去玩的。
从认识他后，他从南京到上海去玩时，除请我吃过两次饭外，也为了一些小事找过我几次。记得最清楚的，是有次他在一家理发店理发，一位修指甲的女的给他修完指甲后，他顺手在她脸上掐了一下，没想到那个女的不依不饶，说他有意调戏她。全理发店的人都围过来责备他，最后的解决办法是要他拿出500元来赔偿女的名誉损失。他答应了，说打电话让人送钱来，他们同意把他扣在一间理发员休息的小房内，等人送钱来。接到他让我马上带500元去赎人的电话时，我知道是有人在敲诈他，他绝不会缺钱用，因他身上带有支票随时可以取钱，我便带了两个组员，开了一部装有回声喇叭的小警车，直奔他约定我去的地方。在快到达理发店时，我把回声喇叭按了两下，才把车停在理发店门口。当时警车没有装现在用的闪光红灯而是用回声很刺耳的叫声，表示是警备车，因为那种声音是说明有紧急事件，所以全理发店和附近商店的人员都出来看。我带的两个组员又把上衣搁在手上，腰上露出一边一支手枪和手铐。当时，租界上的探警要领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发的枪照才能佩带手枪入华界，而淞沪警备司令部和公安局的警探也要领取英、法租界巡捕房发的枪照才能佩枪入租界。理发店的人一看到我和组员见到唐生明马上脱帽行礼时，都惊呆了。我故意问唐：钱带来了，做什么用？他把手一指，叫我问一个自称是理发店老板的人。那人一看这种势头，哪还敢要什么钱，连连鞠躬说：“误会！误会！” 他才高高兴兴和我们一道走了。
还有两次是他在吃饭时和服务员吵闹打了人，也是被人扣了起来，我带人去把他接回的。
由于我和他有过这些往来，1938年初，他以长沙警备副司令、代理司令的身份，与常德警备司令兼第二行政区专员兼区保安司令酆悌对调到了常德，我在军统局临澧特别训练班当教官，便去常德看望他。他邀我去他家吃饭时，他和夫人徐来，都提出要我到常德，当他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我连连摇头说不行，因军统局的人事制度很严，不允许个人活动工作。他说这不是个人活动，而是工作需要。他调常德时，军统局遵照戴笠指示，选派了黄埔四期毕业、与唐生明是同班同学和湖南同乡的邓墨村，去当他的稽查处长。邓为人忠厚拘谨，害怕出事，因警备司令部的主要工作都是落在稽查处头上，邓便遇事都去向他请示。他是一个不爱管事的人，有空便打牌、跳舞，很少去司令部上班，所以不到一个月，就感到邓墨村太啰唆，而知道我在上海搞这项工作熟悉，所以希望我去。我还是认为邓墨村没有犯什么错误，没有理由调动他。但他和徐来以及徐来最要好的女友张素贞都一再向我表示，一定要向戴笠去说，把我调过去。不久，戴笠从武汉经常德去临澧特训班，他们三人都向戴笠提出调我去的事，戴也认为邓谨慎一点没有理由换他，便答应把我派去帮助他，任稽查处副处长。我去了不到两个月，唐还是把邓免职由我担任了处长。戴笠把邓调到江西去任省站站长。唐并要我兼任第二区保安司令部侦察组组长，有关常德及二区治安问题，便要我全部负责放手去办，不必遇事找他。
戴笠
我到常德不久，就看到军统局派了几辆大卡车来，由军统局特务总队一个大队长拿了戴笠一封亲笔信给唐生明。他们先去找我，要我带那个大队长去见唐。原来是上次戴笠经过常德时，看到警备司令部特务连正在下操，他一眼便看中了这个连的士兵身材高大结实，而且一律佩带驳壳枪，便向唐提出，要唐把这个连的士兵、武器、装备等都送给军统局特务总队的武装大队，因军统局刚成立的特务总队 （后改特务总团） 三个武装大队还差几个中队没有成立，唐一口就答应了。所以戴笠回到重庆，便马上派人派车到常德来接运这个连。唐看到信后，立即把那个连的连排长找来，说他已把这个连送给了军统局，要他们通知全连官兵，加发一个月薪饷，回去料理一下家务私事，三天后便乘车去重庆。我一看他那么随便就把一个特务连送掉了，反而有点着急，因为这个连不但担任警备司令部和稽查处的门岗哨卫，而且城区有什么事，稽查处还得调这个连去镇压。我便问他：你把特务连送掉了，谁来担任城区的治安警卫等工作？他说：“我不是要他们三天后才动身，三天内我不就可以把区保安司令部指挥的保安团中抽调一个连来代替特务连的工作。” 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早已胸有成竹，估计他自答应戴笠要走特务连后，便已在做准备。果然，第四天一早，他指挥的保安团第三团团长便带了一个连来接替了特务连的一切工作。
唐生明刚调到常德时还有点后悔，因为常德远不如长沙好玩，连吃饭的几家菜馆做出来最好的菜也感到不合口味。过不久，长沙大火，一夜之间全城化为瓦砾灰烬。在全国一片责难声中，张皇失措的那位全省负责人，只好把长沙警备司令酆悌、长沙警察局局长文重孚、保安团团长徐昆三个人抛出来当替罪羊，公开枪决，以平民愤，造成历史上一件 “下令无罪，执行有罪” 的 “三颗人头万古冤”。我还清楚地记得，当这一消息传到常德那天，唐生明和夫人徐来、张素贞与我等正在参加常德商会举行的一次盛大宴会。唐一听连连拍着自己的脑袋，高兴地说：“我要不调到常德，这顿饭就吃不成了！” 我也补充一句：“常德的菜虽比长沙的差一点，但却安全得多。” 在座的人自然就这件事频频举杯为他祝贺，说他真是一位名不虚传的 “福将”。
我当了稽查处长后，为了调整部署稽查处的工作，曾花了不少时间，把全城都跑遍。当我把稽查处新的工作布置情况向他去汇报时，他听完之后，突然提出我不了解的两个地方，叫我一定要派人经常去那里巡查。我很奇怪，他怎么会比我还清楚常德的地形？他便毫无顾忌地告诉我：多年前，他大哥当第八军军长，他当团长时，才20多岁，驻军在常德。他大哥对他管教很严，为了不让他晚上出去玩，就把自己睡的床拦在房门口，让他睡在里面，免得他跑出去。而这位风流惯了的弟弟等哥哥一睡熟，就从哥哥的床铺底下爬了出去，等天快亮时，又从床底下爬了回来。他的话刚说完，徐来就说：“现在你晚上要出去玩，我替你把房门打开，不必再从床底下爬出去了。” 唐听了一阵大笑，连说：“现在有这么漂亮的标准美人做夫人，打我也打不出去了。” 玩笑开过之后，唐便告诉我，他指出的那两处地方，过去是许多暗娼居住的，最易窝藏盗贼与不宄之徒，所以要特别加倍注意。
我和唐生明在一起工作近两年，他和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口头约定：稽查处该办的事，我可以放手去办，即使杀人杀错了，他也愿为我负责，但若涉及共产党问题的案件时，不论大小，哪怕一个人，都一定要先去告诉他，决不准我随便处理。我说现在是国共合作了，共同抗日，我是知道不能随便抓和杀的。他便一本正经地认真告诉我说：军统可不管什么合作不合作，抗战刚开始，他就知道，军统在上海和武汉照样秘密抓共产党。他强调在他主管的地区内，决不允许发生这种事情。我便向他保证：在常德地区和第二行政区各县内，我一定照他的指示办，不随便抓共产党和与共产党有关的嫌疑分子。所以在那段时间内，这个地区中虽发现过个别共产党的有关进步活动，但由于唐有话在先，所以没有造成捕人或行凶等暴行。
我记得有过一件这样的事：有天我接到常德汽车站检查所所长的电话，说一早上唐司令官亲自开车带两名卫士到了检查站，坐也不坐一下，便站在检查站停车检查的公路上，不知道要做什么。我立即赶去，只见他军服整齐地站在停车受检的栏杆前，朝从长沙方向来的车张望。我跑过去问他有什么事？我可以代办，请他去检查站休息。他只摇摇手，叫我不要站在他身边，我便去和检查所的人谈话，都猜不出司令官来有什么事。不一会儿，从长沙方面开来一辆黑色小车，正准备停车受检。他上前一看，马上向车内的人敬了一个军礼之后，便把手一扬，叫检查人员把栏杆高举，让汽车通过。车内的人也没有下车，什么手续也没办，就向桃源方向驶去。唐生明也立即跳上车尾随着走了，我便打电话到桃源汽车检查所，说司令官陪送客人经桃源时，千万不能让停车，要随到随放行。打完电话，我就等在检查所，直等到唐开车回来，他便邀我去他家。坐下之后，我才问：“刚才是送谁走？” 他狠狠地吸了两口烟才反问我：“你猜猜是送谁走？” 我摇摇头，心想许多人都说他是直肠子存不住话，怎么今天却把这样一件事保密到这种程度。他见我没能猜出，才用得意的口吻说：“我刚才护送出境的是周恩来。” 我立即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副主席和政治部副部长？” 他连连点头，我当时真有点惊异，一位共产党副主席兼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 （当时周兼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上将副部长） 打从我管辖的地区经过，我事前竟毫无所知，连登记一下都没有，我怎么向军统局交代？他看到我在思忖，也看出了我的心事，便告诉我，他是接到长沙朋友的电话，知道周恩来要从长沙乘车经常德、沅陵去重庆，所以亲自护送他出境，还打了电话给沅陵警备司令孙常钧，要他亲自负责护送出境。他说周是他在黄埔军校的老师，他还说他在共产党中有不少朋友，过去共产党在平江、浏阳搞武装活动时，缺少枪支弹药，他还送过一批，后来这些武器都被拖上了井冈山。当时有人把这件事向蒋介石告了密，他被蒋介石痛骂一顿，说他太糊涂，不懂利害。他说他什么朋友都交，也不管什么主义不主义，只要是认为可交的朋友，便推心置腹，就是掉脑袋也不在乎。我从他家中出来，立即用加急密电向戴笠和军统报告：说唐生明护送周恩来过境，事前不告诉我，还把他和共产党交朋友等说了一些。戴笠可能比我更知道唐的为人，没有给我回电，只有军统回电指示我：“继续注意，随时电告。”
任共产党副主席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时的周恩来
唐生明在用人方面真做到了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在他手下工作的人，可以放手做事，他从不在小事上斤斤计较，当时一些爱抓权的主管官批公文时，往往详细具体地批上自己的意见，要部下去执行；有时则批交主管官拟具办法呈阅后再决定。而唐生明批公文时，往往只批两个字，如交参谋处办的则批 “参办”，交稽查处办的批 “稽办”，从不主动去查问批办的事办得如何。有时部下主动去找他汇报办理情况，他总是说：“办好就行了！” 由于他这样对人对事，他的左右亲信便钻这一空子，常常使他上当受骗。而最使得他代人受过而深感头痛的一件事，是常德警备司令部刚扩大为常桃 （桃源） 警备司令部时，按组织规定，可在桃源设立一代行司令部职权的办事处，原任桃源县县长刘某，因在县长任内，任意鱼肉人民，被人告发而撤职。他一听到要在桃源成立警备司令部办事处，认为这是一个大好机会，只要设法把办事处主任这个职务弄到手，不但可以狠狠报复一下过去告发他的人，还可以驾轻就熟，大捞一把。他便不惜花大本钱，在唐的左右大肆活动。唐听了他的副官处长吕某的话，居然同意让刘去当桃源办事处主任。我得知这一消息，马上赶去力争不可再让刘回桃源，即使要用他，也只能在第二行政专区内给他别的职务。唐听了很多人的话，说出过一次毛病的人不会再乱来，一定会小心谨慎工作。我再劝他也不听，最后还是发表了刘某为常桃警备司令部驻桃源办事处主任。这个主任有许多地方比县长的职权大得多，因为抗战时期是 “军事第一”，警备司令部根据紧急治罪法，可以先斩后奏，有权先杀人。刘某上任后，除了用种种办法去惩治告发过他的人外，连他们的家属也不放过，直至发展到找借口乱杀人。有一次他实行先斩后奏，一次枪决了与他不和的六个人。六条人命毕竟不是小事，反动政府再包庇，也经不住死者家属到处去控告，连素不怕事的唐生明也感到有点麻烦。我力主马上把刘某扣押交军法处，自己先处理好、站稳脚跟。唐还在犹豫时，得过刘好处的人，马上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刘，他便携老婆连夜潜逃。我一听到这消息，只在电话中告诉了一下住在离城20多里的唐生明，要求让我马上去把他追回，以免唐代人受过无法交代，他同意了。我估计，他们一定逃往云南，因一可以出国去，二是云南在龙云统治下不能随便去抓人。我利用军统关系，很快找到了汽车先赶到贵阳，刘和他老婆一下车就被抓到了。唐总算松了一口气，让我把刘押解到长沙去归案，他也自请处分。
当时在湖南负责的军政首要，大都和唐生智、唐生明兄弟有深厚交情，不少是唐生智旧部，对唐生明自请处分根本不当一回事，因为主犯刘某已逮捕归案了。不过当时驻在常德的二十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洞庭湖警备总司令霍揆彰，却早就想找碴子并掉常桃警备司令部。因霍是国民党中陈诚系统骨干，陈和戴笠是对头，霍认为唐与戴笠有关，特别对唐的生活作风不满，唐又不向他低头。看到桃源发生草菅人命的事，唐自请处分竟没有一点表示，还是照样在常德花天酒地，他便通过陈诚等向湖南省负责人建议，既有洞庭湖警备总司令和二十四军在这一带驻防，常桃警备司令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他们要求撤销常桃警备司令部，业务并入洞庭湖警备总司令部，常德治安留一个稽查处就可以了。这也是对唐的一种处分。这一建议很快得到批准。霍揆彰本想借此机会把稽查处抓过去，派他的人来当处长，结果由于各地的稽查处和警察局一贯是由军统人员担任，他无法抓到手，便将稽查处改为常德军警稽查处，仍由我任处长，不过要受洞庭湖警备总司令部的节制。
霍揆彰
当我把这一情况向戴笠和军统汇报后，戴笠马上发来一急电让我转给唐生明，说有要事面商，希望接电后即去重庆。唐接到撤销常桃警备司令部命令后，正感到苦闷时，得到戴笠电报，便叫我复电，说他先回东安老家去看看母亲，紧跟着去重庆。结束工作全由副官处长吕某代为办理，他原来兼的第二区行政专员与区保安司令一年前就让给他的同乡前辈冯天柱了，所以结束工作很快就办理好了。
我把唐送走之后，霍揆彰表面上对我还客气，不久，我的几个部下因检查难民时强行没收一家上海难民的金条，我开始还不相信，他们竟敢如此大胆，只把他们扣押在稽查处办公室内，没有送到监狱。不料一夜之间，竟逃跑五个，只留一个有家眷在常德的没有跑。洞庭湖警备总司令部和军统局闻报，都派法官赶到常德进行调查、审讯未逃的一人，结果虽查出我未参与，但还是认为我管教部下不严，我便自请处分。戴笠决定调我去重庆，改派沅陵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黄加持接替我的工作。
我到重庆见到戴笠后被他骂了一顿，他还听了许多不实的事，经我解释后，才没再骂下去。隔了几天，我到军统局去又见到了戴笠，他告诉我，唐生明已来渝，乃即往见。唐告诉我，他将有一项特殊重要任务，戴笠还准备好让我去充当他的助手。他这次谈得很含糊，我只大致上估计他将去沦陷区工作，而我告诉他，已决定让我去上饶第三战区编练处训练便衣混成队工作时，他说 “任务是一样”，我听不懂他说这话的含义，也不好详细问他。
唐生智不同意弟弟去敌占区，戴笠亲自赶去说服他。唐生智讥讽戴笠说：“为了抗日要派兵去抗，为了挽救党国危亡，应当在战场上去拼，派人去当汉奸干什么呢？” 戴笠很生气。
唐生明把徐来、张素贞暂时安顿在东安老家，自己一人先去重庆，戴笠陪他去见蒋介石，蒋当面指示，要他去南京、上海工作，说这是挽救民族危亡、战胜日军的一个重要策略，只有他才有条件完成。唐听了很高兴。因为这特殊任务当时真只有他具备这一条件：一是要有胆量；二是要有种种人际关系。否则不是去送死就是坐大牢。唐因他大哥的关系，过去与汪精卫有过往来，而与周佛海、叶蓬、褚民谊等汉奸头目都是要好的朋友。而且对他个人来说，生活上的享受比后方舒适得多，朋友们都知道他最爱吃、喝、玩、乐，若说他是受不了后方的苦而去上海、南京投敌，许多人是会相信的。当时他大哥唐生智却坚决反对。他认为：自己是很坚强的抗日将领，如果自己的弟弟去投敌，外人不知他是负有特殊任务，还以为自己同意弟弟去当汉奸，兴许还有过去不满他的人，以为是他派弟弟去和汪逆联系为自己谋出路，这将置他于何地？两兄弟为此事几乎吵了起来。唐生明一向是尊重大哥意见的，这次却没有听从他的劝告，而心甘情愿地忠实执行了蒋介石的命令。为了劝说唐生智不要阻拦唐生明去南京，戴笠亲自去拜访他。唐生智仍旧不同意让唐生明去，并说了许多讽刺戴笠的话。戴笠对这位国民党的老前辈无可奈何，只好请蒋介石亲自去做说服工作。蒋介石便给唐生智打了一个电话，要他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唐生智才不得不勉强同意。临行前唐生明去辞行，恳求他写封信给汪精卫，因他两人过去关系很不错。唐生智一听气愤异常，指着唐生明的头说：“你不顾一切，只图自己去享乐，还想把我也搭进去，别人如果拿我写给汪的信来攻击我，我如何自圆其说？你要去你就去吧！见到汪精卫等人也不准提到我，我决不会再和他们往来。” 唐生明离开重庆飞往桂林，然后与徐来、张素贞一同飞往香港。
唐生智
唐生明不是一般人，为了假戏真做，他的出走，还得由唐生智出面登报声明与唐生明脱离兄弟关系才行。当戴笠派军统局人事处处长李肖白去见唐生智，说等唐生明一到南京，南京敌伪广播电台和报刊发表这一消息时，重庆的报刊和广播电台也得立即发表一则他和唐生明脱离兄弟关系的消息。唐生智余怒未消地对李肖白说：“一切都是由你们安排的，用不着找我商量，你们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李肖白碰了一鼻子灰回来，戴笠又亲自赶去看他，说明这是为了抗日、为了党国等。据说，唐生智还是讽刺了戴笠几句，说：“为了抗日要派兵去抗，为了挽救党国危亡，应当在战场上去拼，派人去当汉奸是干什么呢？” 戴笠虽然很生气，但还得利用他这块老招牌，以达到假戏真做的目的。
当唐生明到达南京，南京国民党汉奸组织也有一个中央社，立即发布一篇新闻，标题是 《唐生明将军来京参加和平运动》，内容如下：
国民政府改组还都以来，革命军人，谙识体治，深明大义者，纷纷来京报到，积极参加和平运动，顷悉唐生明将军业已来京。唐将军系唐生智之胞弟，毕业于黄埔军官学校，中日战争发生后，任长沙警备司令，长沙大火之前调任常桃警备司令以迄于今。因鉴于无底抗战之非计，乃毅然离去，不避艰难，间关来京。汪主席于赐见之余，至为欣慰，且深致嘉许，已决定提请中央政治会议，卑以军事委员会委员要席，俾得展其抱负云。
1940年10月4日，南京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会议时，汪逆精卫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身份，交议了大批新任命人员名单。其中第十四项便是 “拟特任唐生明为军事委员会委员” 决议：“通过，送国民政府任命。”
正在这时，重庆方面也于10月10日到19日连续在 《中央日报》 等大报上第一版最醒目的地方，用特大号字刊出 《唐生智启事》。全文如下：
四弟生明，平日生活行为常多失检，虽告诫谆谆，而听之藐藐。不意近日突然离湘，潜赴南京，昨据敌人广播，已任伪组织军事委员会委员，殊深痛恨！除呈请政府免官严缉外，特此登报声明，从此脱离兄弟关系。此启。
紧接着，重庆国民党政府也对唐生明 “叛国投敌” 发出一通 “通缉令”，这场假戏做得十分逼真。
唐生明在南京停留了一个短时期便回到了上海，因为他从香港到上海后，大汉奸叶蓬便把在法租界金神父路24号的一座花园洋房让给了他，周佛海还送他一辆漂亮的小汽车，这些正是他所追求的。
唐生明开始还不知道，不但汪精卫认为他是蒋介石派去准备以后汪蒋合作的代表人物，连日寇方面也曾研究过，蒋介石派这样一个人去是为了将来中日战争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这人可以出面来谈和谈条件，是预派的 “和谈代表”。所以他在上海不仅仅军统地下工作人员奉戴笠之命要保护他，连汪逆、日寇也要保护他。但他当时不了解，开始还是提心吊胆过日子，戴笠交给他的三个任务他一个也不敢执行，而是整天去吃喝玩乐，以避免敌伪的注意。
戴笠当面交给唐生明的任务：第一是要他运用过去与汉奸的关系掩护军统在沦陷地区的工作，并在他家中安置一部特工电台。第二是与汪伪组织中一些重要官员多接触，必要时可透露蒋介石能原谅他们，并关怀他们、理解他们投敌是不得已的……第三是要利用敌伪的力量，去消灭在江南的新四军和其他由中共领导的地方抗日武装部队。戴笠再三强调这项任务的重要性，并说看来最困难，但也最容易，因为日寇、汪逆都是反共的，同一目标，可以采取统一的和公开的手段进行……唐生明认为最不容易进行的是第三项任务，很快他就体会到戴笠的分析太正确了，因为日伪也把新四军当成 “心腹之患”，他们也想和蒋介石军队取得默契，三方面联合起来对付新四军。
汪精卫一听到李士群为他安排了大规模军事检阅，非常高兴。检阅仪式开始后，汪在得意之余，几乎当场闹出一个天大的笑话来。
1941年5月，汪伪政府便成立了一个庞大的反共军事组织——清乡委员会，由汪逆亲自担任委员长，以陈公博、周佛海为副委员长，特务头子李士群兼任秘书长负实际责任。李的助手汪曼云任副秘书长，协助李工作。
委员会下设四个处，唐生明被任命为负主要责任的军务处处长，余百鲁为政务处处长，陈光中为总务处处长，还设有一个福利处，唐生明因和其很少往来，已记不清姓名了。
这个会在4月间开始酝酿时，李士群便找唐生明研究，一再表示他去负责军事方面工作，无疑是利用他能与蒋军配合。唐最怕要他担任实际工作，一直没有同意。后来他把这个组织成立的目的和人事情况，以及李要他负责军事等向重庆密报后，蒋介石指示戴笠转告唐应当参加进去不能推辞，并规定他的任务，一定要很好地利用日伪这一支武装去消灭新四军和中共领导的其他地方武力，所以李士群最后一次提出时，唐就同意了。
这个委员会是集汪伪组织中所有大汉奸于一体的，委员中几乎包括了各院长、部长、省长和什么司令官，特务头头等都网罗了进去。汪逆在成立时特别强调：清乡工作必须是军事力量与政治力量相辅而行，只有这样才能使共军绝迹。他在许多场合讲话时，总是一再指出，这个委员会的任务，就是要实现他的 “反共建国” 国策的最切实可行的一项重大具体措施，他不断大声疾呼，要求：“全体机关职员，全体军民要通力合作，全心全力一致支持，务必要不惜一切完成这一巨大任务。”
为了配合这一 “清乡运动”，当时所有敌伪报纸刊物都大肆宣传，说明清乡工作如何如何重要，并连篇累牍地发表社评和汪逆等的谈话，他们提出的口号是：“人人参加，个个有责。” 汪伪政府把这一工作列为最紧急和最重要的中心工作，到处都可见到一些很明显的反动宣传口号如 “拥护和平反共建国” “保障和平，拓展和平” “肃清共党确立治安”“反对拖延抗战” 等，连火车上装茶叶的小纸袋上、一些物品包装纸上、火柴盒上……都把它印了上去。可是张贴在铁路沿线和火车车厢上的这些标语，却很快就被人换上了 “打倒汉奸！……打倒日本鬼子！” 和 “欢迎新四军” “共产党万岁” “抗战必胜” 等。日本的特务机关和李士群的特工总部天天派出大批特务，到处去搜捕，每天除了抓去一些所谓的可疑分子外，却没有抓到过新四军和地下党员。
李士群 （立者） 向视察清乡情况的汪精卫和日本人作汇报
1941年6月中旬，汪精卫召开了一次清乡地区行政会议，出席会议的除了那些委员外，还有几个伪省长。大家都感到清乡工作虽宣传了许久，却一直没有着手做。因为地区那么大，待清的乡又那么多，而兵力却有限，不知摆在什么地方才好。谈了好久没有结果，最后还是由汪逆提出来，以京沪沿线新四军活动频繁的地区作为一个示范性实验区，先把力量集中在这里试搞一下，因这个地区最易看出成绩，特别是日本人对这条线很重视，并可减少南京受到的威胁，更便于大汉奸们从南京去上海过淫乐生活，遇到强大的新四军主力，日军出动围攻也较方便。会上决定以苏州为中心，向四面展开。一个月后，清乡委员会便成立了办事处，实际上是把南京的整个清乡委员会的组织机构和人员都搬到了苏州，办事处主任由秘书长李士群兼任，汪精卫并指定军务处处长唐生明兼办事处副主任，协助李工作。7月初，李士群和唐生明为了表示决心认真工作，都把家从上海迁到了苏州。
苏州实验区的范围，当时划定是东自昆山沿京沪铁路到镇江，南边包括太湖沿湖各县，北边到长江南岸包括常熟、江阴，共约20个左右的县，也就是新四军经常活动的地区。
清乡办事处指挥领导的伪军，大部分是由过去日本人历年来所收编的土匪改编成的保安部队，共有好几万人，分散在各县，原来一直是由日本人领导，这时名义上是交给办事处，实际上还是掌握在日寇手中。这些伪军头子一向认贼作父惯了，他们心目中对后来居上的南京伪政府的汉奸们，并不买账，有些不愿当奴才的奴才，而愿直接与主子打交道。汪逆和李士群也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并不去硬性指挥他们。
另有一些部队则是南京伪政府成立后自己组织起来的。这些部队有不少是国民党蒋军中的军官率部投敌后扩充起来的，也有些是后来招募的。当时在苏州实验区内有伪军第二军刘培绪的两个师，人数既不足，武器也很坏，只有周佛海的税警总团还比较好一点。这些军队虽同样受日本人控制，但和汪伪政府的关系就与地方保安部队要不同些，比较听话，汪精卫提出的所谓 “建军”，就是要建这样的部队。
在这些新建的部队中，除了一些是从蒋军中投降过去的外，唐生明还从被俘的俘虏中挑选，特别是由军统领导的 “忠义救国军” 中被俘的军官，几乎都由他选出后保荐到伪军中去当骨干，以巩固他在伪军中的个人力量。
在实验区内有几个日寇的联队，这是清乡的主力军，他们不能随便指挥，一些零散的地方武装抗日部队，日本人总是让伪军去对付，以实现中国人打中国人的目的，只有发现了新四军主力时，他们才愿去打。
苏州办事处组织庞大，职员有三四百人，对外号称拥有陆、海、空三军部队。实际上，所谓海军者，只不过是一条几百吨的 “卫民号”，与内河航行的小火轮差不多；空军是航空署的三架教练机，只做一些小范围的侦察活动。
办事处的真正负责人，是日本特务机关 “梅机关” 的晴气大佐，他也是李士群的后台老板。晴气担任办事处顾问后，梅机关也在这个地区设立专门机构，由晴气领导。另外还有一个金子大佐，则是日本另一特务机关派去的重要特务。此外还有日军派去的几个校级参谋，如大野少佐、小笠原少佐。这些人与日特机关都有密切工作关系，办事处一切工作，都得先向这些日本顾问请示。事无巨细，他们都要过问。他们控制的办法很毒辣阴险，在许多公开场合中，他们总是让汉奸们出面做样子，实际上一切都早由他们决定和安排好，只通过汉奸去执行。特别是要出面做恶人时，都由汉奸出面，有些使群众反感不大的，他们才愿出面，以此收买人心，使一些比较单纯的人认为日本人比汉奸要好一些。
苏州办事处成立时，汪精卫本决定要亲自到苏州监督办事处人员宣誓，因日本人已为他安排好了要去日本见天皇，所以临时派他老婆陈璧君为代表，还带来伪内政部长陈群、宣传部长林柏生等大批随员，办事处所有职员，除日本顾问和参谋等外，都要宣誓效忠汪精卫和坚决实现和平反共建国国策，努力做好清乡工作。
陈璧君在宣誓会上讲话，无非还是强调 “清乡工作的重点在如何彻底肃清这一地区的新四军”。她大喊大叫要求大家打响第一炮，这样才有本钱可以向日本方面提出第二步要求 （当时他俩的梦想是自己建立一支武装部队，第二步是请求日本人把这个地区的政权交出来，将日军调到前线去抢地盘，这个地区的防务则由伪军接防。）。
当时办事处虽有大批日伪特务人员，却很少能搞到有关新四军活动的情报，唐生明通过军统在那里的组织，反而可以得到一些。他报到重庆后，戴笠奉蒋介石指示，要唐生明绕一个圈子，作为他运用的人得到了这些东西而送给李士群与日寇，好让他们派部队去进攻新四军。像这种罪恶活动，我在帮唐生明写回忆录时，曾多次请他能具体详细一点，他再三回忆说这样的事有过好几次，但都不是新四军的主力，而是地方人民的抗日武装。他不但奉命要设法让日伪军出动去攻击，还曾奉命通知军统领导的 “忠义救国军” 去夹击和堵截，但效果都不理想。因为对方的消息很灵通，老百姓一看到敌伪军出动，就星夜兼程去送信，往往敌人赶到只是扑一个空。当时李士群常和唐生明密谈，他们完全知道没有能力消灭新四军，只希望新四军能自己离开这个地区到别处去，不再来这个地区活动就可以作交代了。两个多月以后，新四军作了战略转移，大部队向苏北方面安全转去，他们便借此大吹大擂，说什么 “短期内取得了出人意外的空前巨大胜利，实验区内已无共军”。这一捏造的假成绩连日寇也相信了，同样向上级去请功。日寇驻南京的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也信以为真，决定亲自到苏州来视察。
陈璧君
8月底，在前后由铁甲车严密保护下，畑俊六的专车驶入了苏州车站。李士群想抢先上车去迎接，却被日卫兵挡住，叫他在月台上等候。畑俊六好像故意要测验一下奴才们的耐心，他在车厢内观察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地走出来。他刚一露面便是一阵欢呼，李士群这时才能赶上去向他行礼，接着便介绍唐生明等几个重要官员和他见了面。
畑俊六下车后先在车站附近检阅了一队日军之后，才由日伪人员簇拥着去到苏州宫巷的办事处，李士群亲手把许多所谓 “功绩” 的表情恭恭敬敬地呈送给他，他连看都不看一眼，便交给了他的侍从参谋。李士群一看到他这种神气，原来准备的长篇口头报告只好改为几句简单的颂词，说明 “清乡” 能取得一些成绩完全是依靠他和日军的 “神威” 才取得的。畑俊六听了总算笑了一下，也勉励了李士群几句，李士群便感到极大的满足了。
在盛大的午宴之后，这个敌酋便在前呼后拥中驱车在苏州城内绕了一个大圈子，并在几处名胜古迹处玩了一下，便算是 “实地视察” 完毕。李士群为他忙了几天准备好的住处，他连去看一下都没有兴趣，径直到日军小林师团长处去过夜，没有给奴才赏一点面子，弄得李士群很是难堪。
畑俊六这么匆匆地看了一下之后，第二天上车前表示了几句比较满意的话：他认为经过 “清乡” 以后，这个地区的情况比过去的确不同得多，也认为伪军毕竟是地方部队，能很好地在日军带领下做出成绩来。
苏州地区经过畑俊六打气之后，日伪军官们更加 “积极”，而在这个区内的人民就更加遭殃了。虽然日伪军出动更为频繁，但却没有能找到新四军的部队，偶尔缴回一些破旧枪支送到办事处，就说是消灭了多少 “新四军”，不久，便有些伪县政府呈报请求发还缴送的枪械，原来这些出击的日伪军，把一些在地方上执勤巡逻的少数伪军，也当成新四军的游击队而加以清剿掉了。像这种所谓 “出于误会” 的案件是经常发生的。
到了1941年9月中旬，汪精卫刚率领大批汉奸去日本朝拜天皇回来，听说畑俊六都这么重视苏州清乡实验区的成绩，还亲自光临视察，也决定要亲自去看看。李士群得到这一消息，又大忙特忙准备了一番。他希望汪逆这次视察比畑俊六更要满意，并准备发动大批群众来一次空前的热烈欢迎。
由于汪精卫决定要乘坐日本天皇赐给他的那架专机去苏州，以显示他的身份，所以苏州机场得重新整理。在他到达那天，从早上起，机场通往城内的那条道路便封锁起来，不准人民通行，沿途如临大敌地做好森严警戒。李士群不知从什么地方得到一个情报，新四军派了便衣队到苏州活动。汪逆到苏州时，更紧张异常，因为前几天的确发现过新四军派人在城内贴的标语。他担心万一在汪逆抵达苏州时出了半点问题，不仅无法向日军交代，更会使汪狼狈不堪，不仅前功尽弃，还有丢官坐牢的危险，所以几张标语，使得大批日伪人员都紧张万分。
汪逆的专机抵达苏州时，舱门打开，完全出乎欢迎者的意料，从不穿军服的汪精卫，这次竟穿上大元帅戎装，佩戴上将领章。他为了表示他的政府和军队都是国民党的正宗，所以在领章前端加上一个青天白日的国民党小党徽，和后面代表官阶的三角金星并列，看上去不伦不类。特别是汪伪政府使用的国旗，除还是和重庆国民政府一样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外，还在上面加上一面三角小黄旗，上写“和平反共建国” 六个字。这个伪政府的性质更加暴露无遗了，即是要靠反共来建立的。直到1943年，三角黄色小旗才取消。据陈公博宣称，取消 “和平反共建国” 字样，并不意味着 “南京的国民政府” 不反共，因为国民党本身就一贯是坚决反共的。
汪精卫虽是文人出身，但逃到南京成立了伪政府后，却完全要模仿蒋介石，除把党、政、军三方面大权集于一身外，其他什么都由他领导，连称呼也要和蒋介石一样。他不喜欢别人叫他 “主席”，而要人叫他 “委员长” 或 “领袖”，因他也是兼任南京伪政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同样规定：伪军官兵听到别人提到“委员长” 和 “领袖” 时，也要像对蒋介石一样，站着要 “立正”，坐着要起立，以示敬意。
李士群是很会讨汪精卫欢喜的，从得到汪要去苏州视察的消息后，马上找唐生明商量，叫他专门负责一个方面的工作，那就是要安排一次隆重的军事大检阅，好让汪多过一下 “委员长” 的官瘾，因唐生明看到过蒋介石检阅军队的场面。李士群和汪曼云都是文人，对这一套是外行，所以决定由唐担任大检阅的总指挥官，一切由他去安排。
唐生明听到那次随同汪去苏州视察的人员中，有几个日本顾问，他们当中除了汪的最高军事顾问影佐祯昭是少将外，其余几个都是大佐、中佐。唐生明在苏州穿军服时，一向是挂中将领章，因他是汪伪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将委员。那天他考虑再三，感到一个中将要向日本少将、大佐、中佐去敬礼，实在说不过去，既担任总指挥官又不能不穿军服，他只好临时降两级佩戴一副上校 （相同于日军大佐） 领章。当时驻在苏州的伪军第二军军长刘培绪本是少将，一看唐生明在预习时挂上校领章，他哪敢挂少将，也赶忙换上一副中校领章。李士群看到非常奇怪，忙劝他不必这样，怕日军顾问不高兴。唐生明和刘培绪还是坚持降两级好一点。当时重庆方面的报纸，曾刊出唐生明挂校级领章向日本军官敬礼等情况的照片，说明唐投敌后要降级录用，还得向日本军官去低头。
那次受检阅的伪军，除第二军一部分比较整齐一点外，其余都是些拼凑起来的保安团队，共有好几千人。汪精卫一听到李士群为他安排了大规模军事检阅，非常高兴。检阅仪式开始后，汪在得意之余，几乎当场闹出一个天大的笑话来。原来汪一向穿便衣，过去向人答礼时总是习惯地把帽子摘下来拿到手中，频频点头就算是答礼了。这一天，他看到队伍经过检阅台向他敬礼时，这位站在台中央的 “大元帅”，却手忙脚乱地把右手向上一抬，准备去摘那顶镶金边的军帽时，一看到站在身边的日伪军官都是举手行军礼时，他才恍然大悟，赶忙把手指伸直，从帽顶落下来停在帽檐侧面，显得十分不自然，但总算没有把帽子摘下来，丢丑还丢得不太厉害。可是香港等地报纸还是添油加醋地把他这次大检阅描绘成舞台上的小丑一样，弄得笑话百出。
检阅仪式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汪精卫看到自己有了那么多军队，十分高兴，又不顾疲劳集合全体官兵讲了一次话。他的讲话是有名的不用讲稿，竟滔滔不绝地又讲了一个多小时，一开始就称赞 “这个地区短期内取得这样巨大成绩是可喜的，这次以苏州区为实验反共场所，这种精神应当在全国发扬”。最后还放大声音 “请大家不要忘记，我们和平反共建国，是从赤手空拳而来，现在有了这种力量，也是可敬的 ‘友帮’ 和 ‘友军’ 给了我们极大支援的结果，请不要忘记，这些都是来之不易”。
他停了一会，又说：“我们不仅要用这种力量首先消灭共产党和它的军队，更要用这种力量来完成对我国的建设……” 等一套汉奸卖国贼的狂吠乱叫之后，部队向他敬礼时，他差一点又准备用手去摘帽答礼。
第二天，汪精卫按计划率领日伪军官进行巡视，从苏州循公路北行，到长江边的常熟等地时，唐生明陪他坐在一辆有避弹装置的保险汽车内，倾听他死心塌地甘愿当日本人的奴才而又有一套漂亮的口头禅。他说：“过去国民党反共反了那么多年，没有反得了，今天能把日本人也拉下水来帮我们反共，这又有什么不好？” 可是他就没有敢提到，拉日本人下水反共，付出的代价是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全部利益的。他没有去想：他将成为千古罪人，而只图安享目前的残羹剩饭。
从常熟过白茆口、支塘时，都有许多当地老百姓被逼去迎送，他看到那一群群面黄肌瘦、衣不蔽体的人有气无力地摇着小旗，还很得意，并让随行摄影师摄下那些镜头，在报纸上宣传，形容为 “万人空巷，夹道欢迎” 的 “空前盛况”。
汪精卫在苏州等地视察清乡情况
汪精卫在苏州地区一连视察了三天才回南京。10月间周佛海又以清乡委员会副委员长身份来凑一次热闹。他把财政部税警总团的部队也抽调一些来参加清乡运动，这是当时伪军中装备最好的一支部队，却不受李士群的欢迎，李怕周来和自己争功劳。
汪精卫对苏州区的清乡工作具有特殊兴趣。1942 年1 月又第二次去巡视，4月间又第三度前往，还去无锡看了一下，并在无锡召开的欢迎会上恬不知耻地大唱卖国反共高调。到了1943年7月间，苏州区成立两周年时，他第四次去检阅。他每次去都是穿大元帅服或白色海军上将服，照例得检阅军队。他对这个实验区的所谓成绩很重视，并总结出一套经验，还决定扩大清乡区的范围。1942 年后，成立了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苏北行营，以臧卓为主任，行营设在苏北泰兴，所辖盐城、高邮、如皋等县，任务是负责堵击从江南地区撤出向苏北转移的人民武装力量，另一方面是准备向苏北解放地区推进。臧卓经常和苏州办事处联系，他也和李士群一样捏造成绩，谎报战功，特别是有一次在如皋附近搬经镇和新四军第一旅打了一仗，日伪军伤亡近千人，他反而吹嘘是一次大捷，把抢来的附近各地人民的粮食说成是缴获的新四军的军粮。汪精卫立即传令嘉奖。以后又配合江淮地区清乡部队，出动过日伪军两三万人，从高邮、六合、津浦线以东出发，准备围攻以盱眙为根据地的新四军第五支队，结果攻了半个多月，弄得损兵折将大败而回。任援道那次亲自率领了一万多伪军，被打死打伤好几千。任回到上海对唐生明说：“你们苏州地区真太幸运，没有和新四军打过硬仗，这回可把我们打惨了。连皇军都不顶事，半个多月都拿不下这个县。” 说完，他连连表示：今后只好维持现状，看看以后日军能不能再增加一两个联队，否则是没有一点办法的。
当时江南地区虽没有新四军的大部队活动，可是在城市内却比以前更不安宁。新四军的便衣队经常进到上海、南京、镇江等大城市去进行宣传、破坏。汪精卫便决定在大城市也设立 “清乡区”。上海市的清乡委员会主任由伪上海市市长陈公博担任，负责 “清剿” 上海市区和郊区的新四军便衣队。汪精卫强调这是第三期的清乡运动。上海一些认识唐生明的人常和他开玩笑说：“你们天天喊清乡，清了几年，越清越近，现在清到大马路上来了，这是怎么搞的？”
为了苏州区的清乡工作，李士群和江苏伪省长高冠吾经常争吵不休。高认为李为了表现自己的成绩，便不顾省政府的困难，经常侵犯到他的权利。李则认为高对清乡工作不认真协助，常对清乡工作掣肘。两人常吵到汪精卫面前去，汪为了表示重视清乡工作，决定统一事权，而将高冠吾调职，于1943年1月，以李士群兼江苏省省长和江苏省保安司令及江苏国民党党务办事处主任，把党政军大权全部集于李士群一身，让他更好地进行清乡工作。李便要唐生明担任他的保安副司令兼省保安处处长，协助他整编和指挥全省的保安团队。
约在1943年春间，汪精卫又亲自设计了一种 “清乡纪念章”，明令颁发给担任清乡工作的日伪军官和参加清乡运动的地方大小汉奸。这个纪念章中间是井田嘉禾，四周缀有 “确立治安、改善民生” 八个小字，分为金、银、铜三种。唐生明分到一枚金质的。
蒋、汪两方面在反共问题上，不仅军事上采取一致行动，其他方面也是一个鼻孔出气。当时上海一些大汉奸见到唐生明时，都对蒋介石发动 “皖南事变” 赞不绝口，认为这是最 “高明” 的措施，同时又埋怨蒋介石的军队太不中用，动用比新四军多好几倍的力量，还没有一下子把新四军 “消灭干净”，而留下这一 “祸根”，使他们为此而大伤脑筋，常为之日夜不安。
唐生明分到的金质清乡纪念章
当时上海一些汉奸办的报纸上，时常刊出一些什么 “渝共冲突激化” “渝共两军时有摩擦” 等一类消息。在刊出这些消息时，他们总是站在蒋介石一边，毫不掩饰地表明他们是一家人。据唐生明回忆，他在沦陷区与李士群、陈公博、周佛海、叶蓬等大汉奸头目的个别交谈中，他们都感到共产党的可怕，总认为迟早他们会和蒋介石达成合作协议，而实现汪、蒋合作最大的障碍，便是共产党。
陈璧君一见唐便大发脾气，从她家一直骂到飞机场，没有停过嘴，什么没良心、不讲交情等等，只要她能骂得出来的话，都骂完了，而且越骂越生气，几次用手指头指到唐的头上。
约在1942年冬，军统局潜伏在上海的上海特区组织，被李士群的特务破坏，区长陈恭澍也被捕。当时李士群与唐生明正在苏州搞清乡工作，李得到报告，立即赶回上海处理。结果在清查特区档案中，发现了一个密电稿，内容是向重庆建议：“不要再在上海等地去暗杀个别日军官兵，因为这种做法得不偿失，如军统在上海愚园路附近暗杀了几个日本宪兵后，日军立即把这个区封锁起来，逐户搜捕可疑人员，成千人受牵累，几十人被杀，使居民产生极大反感，因而对重庆政府产生不满，希望以后不要再这样零零星星去搞这类工作，以免失去沦陷区民心。” 他们对这份电稿非常重视，因当时军统上海特区正热衷于搞这些活动，由于干起来困难不多，功劳不小，也得到重庆方面的重视，可以拿这些来宣传他们是如何积极抗日的，至于沦陷区老百姓为此付出的代价就不管了。经过仔细研究电稿内容，认定绝不是上海特区特务们的口气，那一笔不整齐的笔迹，更和唐生明的差不多，李士群等便肯定这电稿是唐生明拍发的。他们既高兴唐生明有这一建议，可以不再去沦陷地区暗杀日军官兵，为他们减去不少麻烦，连几个日本顾问看到这内容也十分高兴；另一方面又很不满意唐生明，既与重庆方面有这种非同一般的深切关系，为什么不早点老老实实地告诉他们，或多少透一点风也算够朋友的。唐被发觉后还一个劲儿地矢口否认，李士群便不得不采取不客气的手段来对付他。
李士群在深夜让唐生明和他妻子徐来一同回到上海，说有要事面商，唐已风闻军统上海特区被破获了，但也只好硬着头皮去。一到上海，便看到李士群特工总部的一干将傅也文在车站等候他。唐生明想乘自己的汽车先送徐来回家，傅板着面孔坚决不同意，而让唐生明夫妻乘他的车，一直驶往极司菲而路76号特工总部，直被送进李士群的办公室。唐夫妇一走进去，便看到李士群正在审讯张素贞。当时唐和军统联系，是利用开设在他家附近的一家杂货店来接头的，张素贞便是常去联络的人。上海特区被破获，这家杂货店和张素贞也被卷入进去。
李士群一见到唐生明，劈头就谈陈恭澍被捕及牵涉到他的问题，语气中很有责怪之意。唐再三解释，还是只承认过去与戴笠是朋友，没有替他工作那一套老话。这次李士群却不再客气，叫人把陈恭澍带上来对质。经再三威胁，陈恭澍也不承认与唐生明有往来。李士群很耐心地一再说明，与戴笠有工作关系不要紧，只要不避开他，把他也当成要好的朋友，什么事都可以和他谈。唐生明被问得急了，便大声嚷嚷：“杀了我，我也只承认与戴笠是朋友。” 李很重视这句话，因从那份电稿的语气上也可看出，不是部下向上级作报告，而是朋友相劝告的建议性质。当时，唐在上海可以利用几处电台与重庆联系，许多都是向戴笠汇报日伪方面的情况的，电报发出后，便将电稿焚毁，只有这份通过上海特区发的电报，是建议不要再搞暗杀，电稿还存在上海特区，正好被他们查出，这对唐生明是非常有利的。
李士群见陈恭澍坚决表示和唐生明在工作上没有往来，只是代他发过这份电报，还是辗转送给他的。李只好让人把陈带走，才慢腾腾地对唐生明说：“这个问题，我解决不了，汪先生有电话来，让送你们去南京见他，你当面去向他谈谈吧！”当晚，唐生明、徐来、张素贞三人便被一同送往南京。第二天到车站去接他们的有几个佩参谋带的日军参谋官，唐生明以为这一下完蛋了，这几个日军参谋官肯定是主管情报工作的，他们得知这一消息，也到车站想把唐生明三人接到他们那里去。因为当时日本人要怎么办就怎么办，连汪精卫、李士群都无法帮助，这几个日本人的出现，肯定事前连李士群都不知道。随李士群送唐等去的人员有李士群的翻译夏仲明，日语很流畅，他忙把这几个日军参谋拉到一边，鬼鬼祟祟谈了一会儿后，又把李士群拉过去谈了一会儿。看样子，日本军官态度很坚决，李士群只好用无可奈何的神情同意让日本人把唐生明带走。李宽慰了唐几句，并同意把徐来、张素贞暂时安置在他家中，决不会为难她们，唐生明只好点头同意，但认为此去是凶多吉少，生死难定。这时，他有点恨蒋介石、戴笠不该派他来；也有点后悔，自己为了生活上的一点享受，连性命也送掉了，即使不死，也得吃一顿苦头。
几个日本军官把唐生明带上汽车，一直开到日本在华的最高指挥机关派遣军总司令部，下车后便带他去参谋部，这时唐见到过去认识的都甲大佐、延原中佐和从上海赶来的市川中佐 （上海登部队十三军参谋） 三人早等在那里。使唐生明感到意外的是，他们一见到唐，都非常客气地热烈和他握手。他们先安慰他一番，叫他不用害怕，还连连称赞他那份电报提出的建议很好，最后才由都甲大佐正式向他谈出：“我们很久一直找不到与蒋介石阁下有关系的人来商谈，今天总算找到了阁下，我们非常高兴，所以特别请你到这里来谈谈。” 稍停一下，便接着谈到唐能够到南京来工作，他们很欢迎，可惜没有早点让他们知道，他们要尽力支持，并表示希望唐把与重庆联系的电台保留下来，由他们来负责保护。还说南京政府决不敢难为他，一切由日方做主，要是没有专用的电台，还可以快点建立起来。
他们这一番话，真使唐生明感到十分惊异，这完全出乎他的预料。但他又提醒自己，千万要注意不可上当：李士群没有盘查出的问题，不要在日本人这里几句话就露了出来。所以他一直对他们提出的事不作正面答复。
谈了一会儿，他们见唐没有明确表示，也看出他还有疑惧，便又陪他去见总参谋长河边正三中将。他见到唐也非常客气，除了重复都甲那一套话之外，还更坦率地说：“我们因为找不出更好的办法，才请汪先生出来，希望通过你能和蒋介石阁下直接商谈中日合作方式，请多从中协助我们早点完成这一任务。” 他越谈态度越谦和，还对蒋介石大大地恭维了一番，并反复说了几遍：“大家都是一致反共的，都是为了大东亚共存共荣……我们应当很好地合作起来一同反共……”最后他还谈到已决定要经常派人与唐保持密切联系，并负责保护唐的安全，保证他的工作能顺利进行。同时对唐建议重庆不要再去暗杀个别日本人，说这种建议是很有见识的，他们不但重视也十分赞赏。
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使唐生明既害怕又高兴。他慎重考虑，应如何答复他们，因为与日本人打交道很难，他们是只讲利害而不讲交情，稍不合意马上翻脸无情，随时可以杀头。当时的心情，唐生明回忆起来，感到很矛盾，特别是一下由极度紧张，变得十分轻松，身份既已明朗化，再也不用担心了。
在河边一再提出要唐生明充当和谈任务时，他最后也不便再推，只好说：“我在重庆认识的朋友的确很多，也能见到蒋先生，我愿意和你们一起先研究一下，再去向他们商量，看他们的态度如何再说。” 这一不亢不卑的答复，使他们也不便再勉强谈下去。河边便陪他去见总司令畑俊六。畑俊六在苏州见过他，这次见他就客气得多了，因为情况他也知道了，便又重复河边等人的话勉励了他几句。告辞出来，河边招待他吃了一顿午饭便让他回到李士群家中。徐来、张素贞看到他平安回来都十分高兴，听他谈了见到河边、畑俊六的情况，才感到再没有什么危险了。李士群又恢复了像过去一样的亲热，他还是建议应当去见汪精卫，向他报告这一情况。
第二天，唐生明去见汪逆时，心情完全不同了，因为日本头头这么重视他，他对汪也满不在乎了。汪也知道了昨天发生的事，见到唐的时候，现出一脸尴尬相。他知道日本人有了他并不满足，还在设法与蒋介石取得联系，这无形中说明了他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分量是有限的。他当然不在这方面表态，只埋怨唐生明为什么一直瞒着他，暗中与重庆保持联系，太不够交情。他认为自己对唐是推心置腹，那样信任他，而唐却不肯向他吐露半点真情，便狠狠地说了他几句，唐也不便多解释，便匆匆告辞。
后来李士群告诉唐生明，陈恭澍的案子发生时，牵涉到唐生明，陈璧君、陈公博都向汪精卫提出要严办，汪当场没有作出肯定答复，只叫先把唐送到南京去问清了再说。谁也没有料到，日军总司令部会突然出面把唐抢去，公开要他和重庆联络，别人才不敢再提要办他的话。不过陈璧君却不放过他，有天她从上海回广州，李士群拉他去送行。她一见到唐便大发脾气，从她家一直骂到飞机场没有停过嘴，什么没良心、不讲交情等等，只要她能骂的出来的话，都骂完，而且越骂越生气，几次用手指头指到唐的头上。他只好一语不言，反正她也没有别的办法，直到她登上飞机才停止。回来唐埋怨李士群不该拉他去送她。李笑着说：“她不出这口气行吗？既然要把此间关系搞好，挨几句骂又算得了什么……”
唐把陈恭澍案及日军负责人与他进行联络，希望能达成合作等向重庆报告后，戴笠真是大喜过望，马上复他一电，首先大大赞扬他一番，说他没有辜负校长 （蒋介石） 的重托，能取得超过他们所预期的成就，实在太好了。不过他们经过研究后，还有点担心，叫他注意日本人方面是否出于诚意或有其他意图，一定要弄清楚，随时电告。最后戴笠很慎重地转达了蒋介石的指示，叫唐先只能以个人名义与日方往来，不能作为代表；在与日方周旋时，对日方提出的任何问题，不要先作具体答复，随时向重庆报告；并再三叮嘱，一定要好好保持这一关系，不能中断。这是唐到沦陷区后第一次收到这么长的电报，他很明白，这是蒋一贯玩弄的手法，明明是他亲自派唐去的，却又不让唐用代表名义与日方往来。将来事情弄好，自然没有问题，万一出了毛病，或被各方面 （特别是共产党方面） 发觉而加以责难，影响到他本身利益时，他就可以把一切责任推到唐的身上，说这是唐个人行动，他可以不负责，而且可以振振有词地公开惩办。唐左思右想，考虑了半年多，准备为自己留一点余地。当日军派参谋官去问他，重庆方面反应怎样？唐总是回答：“他们还在研究。” 日本方面也看出：蒋介石一方面很动摇，一方面又害怕各方面的反对而影响他的统治地位，一直下不了决心。所以蒋经常电询唐生明：日军方面提出了什么条件没有？他们态度是否诚恳？并要唐最好能进一步与日方保持联系。最后，唐便同意日方意见：由日军上海驻军司令部派一个松井大尉到他家中，担任联络与保护责任。松井每天一大早去唐家，晚上才回去。重庆方面也下令停止了在沦陷地区对个别日本人进行暗杀，日方对此很感满意。
从那以后，唐的身份也慢慢地公开起来，尽管蒋介石不要他以蒋的代表名义对外活动，但私下里谁都知道他是重庆派去的，别人问到他时，他也不便否认。说来真够滑稽的，当重庆方面正在大叫大嚷 “坚决抗战到底” 的时候，却派有这样一个代表，在日军保护下，长期住在日寇占领区中公开活动。
自从日军派了松井大尉到唐家后，戴笠便要唐生明把设在郊外的那部电台搬到他家中三楼，公开和重庆通报。唐住的那个地区，一向是轮流停电，电台通报受影响，他把这一情况告诉松井，松井马上转告上海日军司令部，立刻命令电力公司，从此那一段不准再轮流停电，还要通宵供电。住在唐生明附近的一些熟人，知道这一情况后，常和唐开玩笑说：住在这里也能沾到你这个重庆代表的 “光”。
当时上海的煤、米、汽油等日用品供应很困难，有钱也无法买到，自从松井到唐家后，日军司令部也给他增加一份供应，并且非常充足，每月唐便将这些多余的东西周济别人。这在当时，连一些大汉奸都很眼红。
1944年秋冬间，日寇攻陷湖南，企图打通通向越南的通路，准备和印度支那半岛及南洋日军连成一片，日军方面即派员与唐研究，准备让他去当湖南省省长，唐照例先向重庆报告，蒋介石听了非常赞成他去，不过特别叮嘱：一定要和日军总部继续保持密切联系。
在这个问题上，日、汪、蒋三方面又是不谋而合，他们都希望唐去湖南当省长，可以把湖南作为日伪与蒋之间的缓冲地带。戴笠在复电中除慎重传达蒋介石指示外，还答应可以把军统在湖南和广西的特务武装部队 （包括军委会别动军两个纵队和军统直属的几个行动总队、破坏总队等） 都交给唐生明改编成伪军，以肃清湖南境内中共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
当南京方面传出这一消息后，上海、重庆等地报刊都已报道出来，无疑这是想早日促成唐去湖南。
唐生明经过慎重考虑之后，最后正式决定不去。主要原因，他是湖南人，还有母亲和大批亲属在湖南，他们都会反对，他特别记住他大哥唐生智在他去辞行时说的一句话：“此去弄得不好，便会遗臭万年，千万要慎重！” 加上他在沦陷区几年中，亲眼看到日本顾问对那些汉奸省长、部长、院长的控制情况，他们本人毫无权力，完全当傀儡，一切都得听日本人安排，成天让傀儡出面坏事干尽。他更担心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以为他真心投敌去当汉奸，而把他干掉了，将一辈子洗不清。所以他考虑后，借口身体不适，不宜担任繁重任务而推卸了。
日本方面对唐不肯去当湖南省省长还不同意，又派一持平中佐参谋由松井陪去劝他，说总司令部方面要他先回湖南去看看。愿意就留下来，不愿意还可以回来。日军为什么这么热情希望他去当省长呢？不久他明白了，这是他们急于诱降蒋介石使出的一种手法；也是向蒋介石暗示，他们可以逐步把占领的地方用这种变相形式交还给蒋介石，所以选派他去最相宜也最易说明问题。因为那时美已向日宣战，他们急于结束对华战争，唐生明了解到这些情况后，知道美日战起，胜利很有把握，所以连回去看一下都不肯。他怕一到湖南，南京受日本指示，马上明令发表他为省长。那时就进退两难，不干也不行了。汪精卫则希望借此顺水推舟，把唐也拉下水去，所以也劝唐还是去的好。后来拖到汪去日本养病，陈公博代理他的职务，唐生明就根本不理他们那一套了。
在应付这个问题上，唐采取了两面派手法与他们周旋。他向日本人除说身体不适外，还推说重庆方面认为他当省长后，双方联络工作不如现在方便，所以还在考虑，没有同意；而他对重庆方面，则说一旦离开京沪去湖南，与日军总部的联络就不如现在方便了，日本方面还要考虑。反正他们两方面又不能对证这些话，所以这个问题就这样拖下去了。
在这段拖的时间中，他尽量利用松井的关系，办过不少的事。如毛森 （军统大特务） 和原上海警备司令杨虎的小老婆陈华 （也在为军统工作） 与张亚明等几十个军统中下层特务被日伪特务逮捕，唐都是让松井出面去保释出来的。还有几架美国飞机在袭击沦陷地区日军时被击伤，飞行员跳伞下来被日军活捉，重庆也指示唐设法去营救，让松井去告诉日军司令部，不要杀害和虐待他们，并把他们被捕后的情况告诉重庆，转告美军。胜利后，美军派人到上海接收这些被俘美军飞行员时，美军负责人曾专程去拜谢唐。
看来有点矛盾，也很滑稽，在中日两国正处在紧张的战争时期中，唐生明却像和平时期派驻在别国的使领人员一样，不仅得到优厚待遇和享受特权，随时可向日方提出交涉、保释被捕的人员，还可以公开建立无线电台以便与敌对方面通讯畅通，并派有专人来保护。这些铁一样的事实，不正是日、汪、蒋三方的密切合作、相互勾结的最具体、最有力的证明吗？
松井大尉是日本宣布投降后，才和唐生明挥泪告别。唐这时又以过去没有用过的口吻问他有什么事需要他帮助的，松井表示希望能早一点回日本去，因为他是长崎人，一家人在长崎被美军原子弹炸光了，回去只能凭吊一下，再也见不到自己的亲人了。他一提起美国人就咬牙切齿地痛恨。唐因为松井为他干过不少的事，也尽心尽力地保护过他，所以胜利后第一批遣送日本人回国时，他就特意请军统大特务、上海港口司令谢灏龄把松井安排进去。动身那天，松井专门到唐家，依依不舍地和他及其全家告别，带着懊丧的神情走了。
周佛海也在第二天找唐生明谈这件事，并暗示他也与重庆拉上了关系，并劝唐不要零零碎碎地搞，有事可以和他商量，不要避讳他。
南京汪伪政府中的大汉奸们，可以说绝大多数与重庆政府有着密切关系。
蒋介石这样重视并拉拢这些国人皆曰可杀的巨奸，是随时准备公开合流、投降日本、共同反共。要不是害怕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可能早就公开与日寇进行谈判了。唐生明之奉令投敌的任务之一，便是替蒋介石去拉拢这些汉奸。
唐在上海、南京等地几年当中，亲手拉过不少的人，也了解到蒋介石除派他担任这项任务外，还另外派了许多人从多方面入手来做这项工作。唐在这方面下的功夫从来没停止过。以拉拢汪伪中第三号巨奸周佛海为例，便可看出一些端倪。唐到上海不久，在与周的往来中，周曾向唐打听从湖南到上海的路线问题，闲谈中才知道周的母亲马氏和他妻子杨淑慧的父亲杨自容及继母、妹妹等均还在湖南原籍，当时正准备派人去接到上海。唐了解到这一情况后马上向重庆报告，并建议要拉周，最好的办法可以从他母亲、岳父方面下手。
戴笠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后，立即派人去沅陵、湘潭等处找到他母亲、岳父等，把他们一起接到贵州息烽监狱囚禁起来，只是在生活上给以优厚的照顾。
约在1941年夏天，周接到湖南亲友的信，知道家人已被扣捕，不知解往什么地方去了。他听到这一消息很感难过。不料这一情况被许多记者知道了，专门去采访他。他明知是蒋介石和戴笠干的，但在答复记者时却措辞异常婉转，只说：“我相信这不是重庆当局直接干的。一定是地方无知者所为，相信不久可以脱险。” 从这几句话可看出他内心的矛盾，也可看出他对重庆政府藕断丝连的留恋之情。他没有公开谴责重庆方面这种卑劣做法，反而替他们掩饰，唐一面把这一情况向重庆汇报，一面跑去安慰他。当他向唐谈到这个问题时，非常伤心。他对自己累及老母、岳父等安危，内疚很深。他老婆告诉唐，周对母亲一向很孝顺，自母被扣，连日苦闷极了。唐一了解到这一情况，知道大有希望，便又向重庆作了报告，要加紧运用这一关系，对他进行拉拢。不久，便通过他岳父写信给他，转达他母亲的话，希望他不要做孝子而要做 “忠臣”，要他忠于蒋家王朝，不要给周家祖先和子孙丢脸。后来戴笠很得意地告诉唐，说在这个问题上两人配合得很好、很成功。
周佛海
通过周的母亲、岳父，戴笠与周佛海拉上关系之后，最初周很慎重，他看唐整天只讲吃讲玩，嘻嘻哈哈，还不敢和唐谈已与重庆发生往来，因为戴没有告诉他唐去的作用，唐虽知道也不便先和他去谈。戴一方面不愿彼此发生横向的关系，怕出事彼此牵累；同时，也为了唐的安全，怕这些人靠不住出尔反尔，所以双方都不通知，各人直接和重庆联系。直到那年冬天，周发生了一件意外之事，他们才彼此把真实情况露了出来。这件事经过如下：
唐生明在未投敌之前，便知道蒋介石在上海作战的时候，早就预留下几个可以代表他和日本接洽的人在那里。他的确一开始就无心抗日，从他采取的种种措施可以证明。
蒋介石留在上海的一些人当中，有几个唐一向熟识，如胜利后立即公开出面代表蒋介石的蒋伯诚、从地下钻出来的军委会驻沪办事处主任吴绍澍，以及被日伪逮捕后又被送回重庆的原上海社会局局长吴开先等，唐去上海后，因任务不同，不便先去找他们联系，他们见唐由重庆到了上海，也猜到是蒋介石派去的，便多次暗中主动找他去联系。
有一天，上海新华电影制片厂负责人张善琨去找唐，说蒋伯诚、吴绍澍想和他谈谈，问唐愿不愿意。唐当即表示愿意。第二天，张陪唐去白赛仲路某号八层楼上与蒋、吴见了面。除谈了彼此别后情况及上海和重庆两方面的许多事以外，他们便问听到什么重要消息没有，希望告诉他们一点。唐便把他前天从陈公博、周佛海、李士群那里听到的一点日军最近准备进攻长沙，目的是去扰乱，并趁两湖丰收去抢点粮食，不会作长久占领的消息告诉他们。这消息唐早已向重庆汇报了，事后的发展完全如他们所谈一样，日军只去扰乱一下便退出，而国民党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却把它吹成什么 “湘北大捷”。
当蒋伯诚、吴绍澍问唐有什么重要消息，唐也如实告诉了他们，他们如获至宝，分别向重庆去汇报。不料他们发出的密电被李士群的特务侦破出来。其中有一句是 “听四弟说的”。李士群一研究，唐生明投敌时，唐生智在重庆登的脱离兄弟关系的报上是称 “四弟生明”，知道唐与蒋介石派在上海的其他特务组织也有往来，所以便找唐去问，唐回答很巧妙，说我每天接触那么多的人，怎么知道谁是重庆特务呢，以后说话注意点就是了。
周佛海也在第二天找唐谈这件事，并暗示他也与重庆拉上了关系，并劝唐不要零零碎碎地搞，有事可以和他商量，不要再避讳他。唐一听，知道一定是通过扣押他家人之后，才与重庆勾结上的。后来他便告诉唐，戴笠对他母亲、岳父等都特别优待，他岳父常有信来，渐渐发展到戴笠和他称兄道弟直接书信往来，并介绍军统留在上海工作的特务程克祥、彭寿负责和周联系，还在周领导的财政部上海办事处内设立一与重庆直通的秘密电台，由周在财政部给他们名义掩护。
1943年，戴笠把彭寿叫到重庆，当面指示他如何进一步利用周佛海的问题。因重庆听信美国的话，估计快要接近胜利了，蒋介石便暗中做了抢占上海、南京等地的部署，要所有与重庆有勾结的汉奸们，一定要很好地运用日伪军，阻止附近的新四军先进入这些地区。但又不能让汉奸们拿到文字上的证据，以便将来好处理他们，便要求特务们只作口头上的传达。彭寿回来后，曾把蒋介石这些指示都告诉了周，周听了很高兴，认为以后不管哪一方面最后胜利，他都是有功之臣。
1944年冬，周的母亲在贵州病逝，戴笠竟代替周佛海充当孝子。戴寄给周的那套他母亲生病与死后办丧事时拍的照片中有一张是戴笠当孝子跪在周母灵前的侧影，周对此异常感动。从此，更死心塌地地甘愿听从戴笠的指挥。
胜利前夕，军统在上海附近的忠义救国军等特务武装部队没有经费，周一次便拨了300亿元交与唐生明转发他们。当时300亿元可以值几千两黄金。唐除发放出去一些外，胜利后还将剩余的买了3000两黄金交与戴笠，可见周当时是如何全心全意地支持军统的工作了。
当时重庆对伪满洲国方面的情况了解很少，因日寇长期统治，特务不易打入。戴笠希望周佛海想点办法，周便利用机会去访问过一次伪满，除了解到一些情况回来，还为军统在伪满做了一点布置。
周佛海自与戴笠发生关系后，也把他的一些亲信拉下了水，他最得力的助手罗君强，据说是他的学生，曾任过伪司法行政部部长、安徽省省长，周后来兼上海市市长时，罗任市府秘书长，代周行使市长职务，还有上海伪市府副秘书长胡泽吾，以及周的妻弟杨惺华等不少人都经过他介绍为军统做了不少工作。
经过唐生明拉拢的大汉奸叶蓬，原为汪伪政府的陆军部部长，以后为伪湖北省省长，和唐一向要好，因其妻乃唐生明母亲的干女儿，唐一到上海，他就对唐特别关怀。唐想拉他与重庆发生关系，这人很坦率地告诉唐，宁愿当汉奸也不愿再当蒋的部下。他抗战前任武汉警备司令时，因为把日本人画成枪靶子，作为士兵练习射击之用，以增加士兵对日寇的仇恨，结果被日本人发觉，向蒋介石提出严重抗议，要求惩办他，蒋介石恨他得罪了日本人把他撤了职。以后陈诚也排挤他，弄得他到处碰壁，最后才决定宁可当汉奸，也不再替蒋介石工作。他一谈起过去就伤心。唐曾极力劝慰他，并说明戴笠的作风与陈诚不同，而且也是反对陈诚的。最后他才同意与重庆发生关系，但却一直没有什么具体表现。特别是重庆要利用他的身份搞反共活动，他不肯按照重庆指示去做，所以胜利后被判处死刑。
还有汪精卫的副手陈公博，是通过戴笠的副手郑介民拉过来的。郑的一个海南文昌县小同乡韩尚英，黄埔军校五期毕业，抗战前就参加了军统，任过京沪杭甬铁路局警察总署的警务段段长，一向为军统做改组派的情报，与陈公博早有往来。陈对他很信任，通过他的拉拢，陈与重庆也发生了联系，并用周进这个化名与重庆通讯。唐生明的身份被公开后，韩主动找唐，暗地里把他拉陈的情况说了一些。由于陈当时地位仅次于汪，蒋介石只希望能与他保持密切联系，准备在必要时，才让他来搞 “全国统一” 的活动。唐身份公开后，在与陈秘密谈话中也听他谈到，他是极力主张汪蒋重新合作，不要再闹分家，好集中力量反共。他说只有这样，日本人才会同意恢复 “七七事变” 以前的形势。他曾表示一定忠于蒋，但时机还不成熟，不宜急躁。蒋也很体谅他，除把韩尚英派在他身边担任联络外，像一般搞情报、保释被捕的人等，都不让他出面，因为汪精卫还有他自己的打算，不会完全肯听他的话。
汪精卫病死在日本，由陈公博代理南京伪主席期间，陈已看出日本已成强弩之末，南京政府寿命不会长久了。这时，他迫切希望重庆与南京公开宣布 “统一”。但蒋介石却不肯干了。陈曾要求去重庆当面见蒋请示“统一” 步骤，遭到了蒋的拒绝。蒋在回电中只叫他 “暂时维持现状，准备做好协助接收工作”。陈对蒋的为人是非常明白的，收到蒋的回电便冷了半截。他知道蒋不会再需要他了，因为眼看便宜的胜利就可到手，何必再在全国人民面前来闹这个丑剧，便下决心至死依靠日本人。所以日本刚宣布投降，他便要求伪政府高级顾问影佐祯昭，带他去日本躲避。影佐同意为他布置好以后，他便带了大汉奸林柏生、周隆庠、岑德广、何炳贤、陈君慧和女秘书莫国康诸逆与影佐一同逃到日本，他还希望蒋介石能放过他。
陈公博
由于当时全国人民一致喊出了严惩汉奸、快办汉奸的呼声，蒋介石才不得不通过美军驻日统帅部把这些人要了回来。陈等最初是关在南京军统局宁海路看守所，他还幻想他过去早与重庆有过勾结，不会严办他。戴笠向蒋去请示的结果，是叫把他交与法院公开审判。当被解往法院时，他才知道没有希望得到蒋的庇护了。在公开审讯中，他在法庭上还曾提出他早与重庆有联系，是准许他 “戴罪图功”，曾负责维持了京沪等地治安，等待重庆接收而没有让新四军进入这些地区。当他把这些搬出来时，蒋介石不但不承认，而且很快就把他明正典刑给枪决了。当时许多不了解这些内幕的人，看到蒋介石杀了陈公博等大汉奸，还以为他真是忠奸不两立。蒋也认为这些过去与他暗中勾勾搭搭的人，杀的杀了、死的死了、逃的逃了，没有人能了解他过去干的那一套见不得人的丑事，他万万没料到还有一个他亲自派去搞所谓 “曲线救国” 的唐生明这个活生生的见证人，会揭露出他这些丑恶的罪行。
一向替汪逆负责军事方面重任的原东北军将领鲍文樾，历任伪军政部部长、陆军部部长及总参谋长多年，他对指挥伪军围攻新四军、偷袭八路军，以及危害各地人民武装力量尽过最大力量。这人是通过张学良将军才与重庆发生联系的。戴笠请被囚禁在军统的张将军亲笔写信给他，由军统派特务陈旭东拿去。鲍是张将军旧部，一见到张将军手书立即同意，并把陈留在身边工作。到快胜利时，蒋介石指示他，要尽力利用伪军配合美军在东南地区登陆，还要勾结日军阻止新四军进入京沪大城市受降。后来日军宣布投降，美军也在东南地区登陆，鲍又调任了伪河南省省长，这些他都没有能做到，重庆也不承认他的关系了。而一些在反共方面立过功的大汉奸，胜利后不但逍遥法外，而且照旧官运亨通，摇身一变又成为蒋介石手下的反共将领了。像孙良诚、孙殿英、庞炳勋等这些人所共知的著名汉奸，为蒋介石收编，连当时的反动报刊也毫不掩饰地报道他们的所谓 “功绩”。有一个与唐生明私交最深的大汉奸任援道的情况，可以作为这些人的一个典型事例。任系汪伪手下的海军部长兼第一路军总指挥，后任苏浙皖绥靖军总司令。约在1941年前后，任便通过他的弟弟任西平与重庆发生了关系，任西平是军统特务，唐去投敌便与任取得联系。任援道曾任唐生智的天津办事处处长，唐生智反蒋失败，他便拐走十多万元经费，不再去见唐。唐生明再见到他时，两人格外亲热。唐向他说明，蒋介石很怀念他，希望他能利用当时地位，多在沦陷区搞反共活动；并且搜集日本海军方面情报，因美国很需要了解日本海军方面的活动、装备等情况。任曾向唐多次表示：“身在曹营心在汉。” 这家伙常常恬不知耻地以关云长自居。
与任援道负责联系的，是由戴笠派去的一个叫陈祖康的军统特务，也给了他一部电台，安置在他的海军部内。陈也在海军部内挂了一个名。任为军统提供有关日海军情报，一直受到美国特务头子梅乐斯的称赞。所以胜利后戴笠接见他的时候，也夸他贡献大。尽管当时受过他危害的苏浙皖边境的人民大声疾呼要求严办这个大汉奸，但蒋介石却公开发表他为先遣军司令，负责攻击在太湖沿岸等地的新四军和地方人民抗日武装。戴笠准备兼国民党海军司令时，还准备重用他。后来戴死去，他的伪军才收编到七十一军。他还是被任命为汤恩伯部的高参。解放前携了大量搜刮人民血汗得来的钱，往国外当寓公。
伪社会部部长丁默邨，原为CC系中统特务，投敌后，又很快与重庆勾搭上了。戴笠派了军统特务周镐、濮齐伟、毕高奎和他联系，也派去了一部电台。日本投降后，他勾结日军利用伪军维持过京沪一带治安，对阻止新四军进入出过不少气力。所以胜利后在全国人民一致要求严惩汉奸时，戴笠还把他和周佛海一同送去重庆庇护起来。戴笠死后，蒋介石也不肯认账，把他和周佛海等一同交了出来。当法院判处丁的死刑时，丁妻赵敏很不服气，到处发牢骚，埋怨蒋介石翻脸无情，可是再闹又有什么用呢？
胜利后第一个被枪决的大汉奸缪斌，为汪伪政府中的考试院副院长，他也是很早就与重庆勾结上了。军统派顾敦吉和一个姓金的特务和他联系，他认为最得意而对汪蒋两方面都立了大功的一件事，是由他把蒋介石派在江南打游击的 “苏鲁皖游击副总指挥” 李长江一个军的部队变成了伪军。这一做法非常之恶毒，当初李长江和新四军经常在一道，人枪还不少。但重庆方面对他的弹药接济不上，蒋介石便指示可通过缪斌出面和李长江谈判，将所部改编为伪军后，由汪精卫供给他几十万发子弹和其他装备后，立即掉过枪口去攻击新四军。这样做，重庆方面可以把攻击新四军的责任推到汪精卫身上。汪也乐得这样做，他不像蒋介石对经常公开反共还有点顾忌，他是公开标出 “反共建国” 的。最妙的是蒋介石指示缪斌去和李长江谈判时，还派了李的顶头上司也去参加谈判。汪精卫给了李长江一个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伪职后，他马上进攻新四军，一下成为汪伪政府的红人，大受汪、日的称赞。
胜利后，缪斌以为自己立过这样一件大功，不但自己无问题，还以为可以保护一批汉奸。他常向一些去南京、上海接收的重庆军政人员公开吹嘘自己的这一“功绩”。戴笠一到上海，就把他逮捕起来，而且很快就被枪决了。当时该杀与应杀的汉奸那么多，他却以 “有功” 而成了第一个被杀的，这中间的秘密不是一般人所能了解的。
伪浙江省省长傅式说，在任多年，作恶不少，胜利后却能逍遥法外，主要是他在浙江省任省长几年内，坚持做了一件事，即把蒋介石母亲的坟墓，保持完整，没有遭到破坏。浙江不仅是蒋介石的家乡，也是戴笠的家乡，他们都迷信风水。特别是蒋介石，总认为他爬上中国的统治地位，与他母亲埋葬的地方很有关系，平日他母亲坟地上的一草一木都不准许别人轻易动一下，生怕破坏了风水，影响他的前程。所以傅一当上浙江省省长，戴笠就千方百计派他的江山县小同乡毛翚和他联系上了，军统便派了毛翚的儿子毛敬泉，以及何培荣等军统特务到他身边工作，傅式说遇到许多事常向南京和重庆两方面汇报、请示。南京汪伪政府一些反蒋的大汉奸与日军中一些中国通，都多次打算挖掉蒋介石母亲的坟墓，傅式说便想尽办法去说服这些人，而且让军统特务每隔不久，便站在 “蒋母之墓” 前面照张相送去重庆，让蒋介石看了放心。每次更换奉化伪县长时，傅式说总要亲自暗中交代一番，把保护这座坟当成伪县长的特殊重要任务。所以许多人说，这种人是懂得做官之道的。
傅式说
至于像汪伪南京宪兵司令陈皋、文化大汉奸周作人、山东伪省长杨毓珣等一类部、省长级的许多大汉奸，先后通过军统特务戴觉生、金城银行经理周作民以及一些纱厂、烟厂老板去和他们进行勾结拉拢的事，就太多太多了，也不再一一列举了。
唐生明单刀直入地问周佛海：“是不是为了木子的事？” 不等惊讶中的周回过神来，唐又补充道：“上中下三策，上策为佳。” 周一下子把身子一纵坐了起来，显得非常惊慌。他当时认为这是最机密的大事，绝不会有人知道，更想不到唐会建议这样三策。
唐生明在沦陷区的几年中，做得最出色的一件事，是他联络日本特务与周佛海等一同出谋划策，假手日寇杀掉了汪伪特工头子李士群。这是一幕非常曲折离奇的事，不仅轰动一时，还有种种不同传说，现就唐生明所说的经过叙述如下：
李士群在汪伪组织中，最初是在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特工总部中当丁默邨的副手。后因日本人对他特别喜爱，不久，便把丁挤走，由他负责领导总部。后来这个特务机关几经改组，由特工总部改为政治保卫总部，再仿照重庆戴笠一个样改为调查统计局，一直归他负责，即使在1943年兼任了伪江苏省省长后，也不肯放弃这个职务。
在那几年中，他在沦陷区横行不法，任意捕人杀人，谁也比不过他。当时沦陷区许多人都把他看成蒋管区的戴笠一样。因此戴笠也特别重视他，一直要唐生明设法拉拢他，好利用他在沦陷区的特权，配合军统去进行反共活动。
李士群在汪逆手下可称得上一员反共大将。在反共方面他是竭尽全力，除主持所谓清乡工作外，平日对共产党人的捕杀，几年中数以千计。他常以此而自豪，不仅受到日伪的称赞，连蒋介石、戴笠也都很赏识他。虽然他不愿和重庆发生关系，但重庆仍想有一天把他拉过去。军统在上海暗杀过伪市长傅筱庵这样一类大汉奸，要暗杀李士群，只要唐生明暗中相助，是完全可以成功的，但戴笠只是要唐设法拉他合作，并很有耐心等待他。
李之所以不愿与重庆发生关系，唐生明从多方面了解到，原来他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时地位很低，远不如陈公博、周佛海、丁默邨等人，人事关系也很少。他投敌后才一下子爬起来，当到部长、省长地位，同时他也杀过不少军统、中统等特务，结的仇很深。所以他一直认为，只有死心塌地依靠日本人才是唯一出路。由于日、汪对他的倚重，他的野心越来越大，并且日渐骄横。特别是他和伪江苏省省长高冠吾闹意见时，日、汪都全力支持他，将高调走。他兼任省长后，更认为自己了不起。原来他就和周佛海在经济上争权夺利闹得很凶，后来对周也满不在乎，尽管两人表面似乎很亲热，但骨子里却仇恨很深。发展到后来，彼此都有心以杀掉对方为快。
76号特工总部头子丁默邨 （左） 与李士群
唐生明和他两人关系都不错，周与重庆有了关系后对唐自然更深一层，他们两人闹意气便常与唐谈。唐两面敷衍又两面挑拨，以加深他们之间的矛盾。不过他得知李的部下要对付周的时候，他便让周特别警惕，而知道周和罗君强、熊剑东等准备对付李的时候，他却不去告诉李。如果李知道了抢先把周佛海等杀掉，这对唐的工作是非常不利的。在这个问题上，他对李始终是保密，不敢吐露半点风声。
重庆由于争取李多年无结果，特别是听说新四军方面也在派人争取李，到1943年夏天，重庆才下决心要除掉他。唐生明接到这个指示后，考虑再三，便向戴笠提出建议杀李可采取上、中、下三策。下策立即可以实行，即由唐向军统特务提供李的日常行动情况，随时狙击。因李对唐从不防范，甚至李在上海愚园路749弄68号家中，唐可以在那里请客吃饭。唐的身份暴露后，李还很坦率地向其表示：“你是渝方派来的代表，我有责任保护你，两国相争，尚不斩来使，何况我们交情这么深，你放心吧！我保证我的部下没有任何人会敢来对付你。” 事实上也是这样，唐和李士群往来也像与戴笠往来一样，因为这两个特务头子都是爱吃喝玩乐的人。唐生明对这门道是样样精明，特务头子由于自己的身份不能随便与人去玩，唐生明的地位和为人大大咧咧，正符合作为他们的朋友，所以唐在这两人中间都得到了信任。他要让军统暗杀李的话，那太方便了，不过杀了以后，李的部下肯定要报复，唐也不能幸免，所以他认为这是一条可以马上做到的下策。
唐提出的 “中策” 是利用他和汉奸之间的内讧来除掉他。这样可以避免唐卷入，而且可以挑起他们之间的一场仇杀。在沦陷区，不但周佛海这一派的人对李早有不满，就连许多伪军头子中，因清乡期间彼此争权夺利，对李的仇恨也很深。只要花点工夫，挑起这些人去对付李，是很有把握的。
唐的 “上策” 是利用日寇和李的矛盾去杀掉他。这是一点不会露出痕迹的，也没有人敢借此找麻烦，而且可以给那些死心塌地跟日本人走的汉奸一个最生动现实的教训，一举数得，对以后拉拢汉奸也就更容易了。不过这个上策却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就能办得到的。
戴笠接到唐生明这一建议，认为 “上策” 是最好的一策，但为了考虑他的环境，却把这一任务交与周佛海去执行。开始他没有告诉唐让周去干，而是周暗中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唐。
周接到这一任务后，心情万分紧张。周认为万一走漏点风声，稍一不慎，不仅自己马上会被李杀掉，甚至全家性命都将不保。有一天，周找唐去他家，在抽鸦片烟的那间小房内，还叮嘱他老婆杨淑慧坐在楼梯口不让人上楼去。他刚一躺下去，烟还没有抽，就有点吞吞吐吐想说又止。唐便单刀直入：“是不是为了木子的事？” （他们背后叫李士群为木子） 他一听，当时就吃了一惊。话犹未答，唐又补上一句：“上中下之策，上策为佳。” 周一下把身子一纵坐了起来，显得非常惊慌。他当时认为这是最机密的大事，决不会有人知道，更想不到唐会建议这样的三策。周怕多一人知道就多一分生命危险。唐才说出这三策是他献的，他自己怎敢泄露半点，周才敢将蒋介石命令他准备如何去进行的情况告诉了唐。他当时非常担心，要让他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去杀害一个杀人不眨眼的特务头子、杀人魔王，是不能不十分顾虑的。
自那次揭开了这个问题之后，他们两人关系就更不同了，因为这件事周开始连老婆都不敢告诉，怕她万一不慎走漏风声，所以便常找唐秘商。周也同意采用“上策”，并决定设法利用上海日本宪兵队特高科长冈村中佐去办。周本人不直接出面，而是通过他手下税警总团副总团长熊剑东去勾结冈村。熊原为军统特务，1940年在上海被日宪兵队逮捕后与日宪兵队发生了关系，甘心为敌寇工作，以后周请求将熊调为税警总团副总团长，目的也是为了对付李士群。因李早看上税警总团，熊有宪兵队作靠山，李在工作上又一向与日宪兵有矛盾，熊调到税警总团，李就不敢随便去吞掉熊，这就更增加了周的实力。不久，冈村升任了上海日宪兵队特高科长，周常指使熊剑东在冈村面前去说李的坏话，冈村早就对李不满。李自兼江苏省省长后，态度比前更傲慢，对冈村也不如过去恭顺。由于这些因素，周便决心要通过冈村之手去杀掉李士群。办法是周要熊剑东用种种方法去挑拨冈村，说李对宪兵队如何不满，工作上如何想方设计要与宪兵队争权力，尤其是说李越来越瞧不起冈村。这个性情暴戾、一贯爱独断专行而又头脑简单的日本恶魔，听了这些便咬牙切齿发誓要除掉李。熊又故意劝他不能这样做，因李负责特工工作多年，很得日军总部的信任，劝他要忍让一点。这更使冈村冒火，决心不顾一切要把李除掉。这时熊才建议，只有找机会毒死他，以避免公开去干的后果。冈村认为这是一条妙计，可以做到不被别人发觉。熊与冈村商量好之后，但一时找不到最好最猛烈的毒药，因使用一般毒药容易抢救过来，一次不成就无法再下手。正好，就在那时，周派到重庆去见戴笠的彭寿回来了，他刚从戴笠手上要到一些最可靠的烈性毒药，有的只要服下一点，便马上死去，有的服后几小时才发作，能使全身水分挥发完而致死，有的潜入心脏等处几天发作便无法抢救。这些经军统局研制多年的毒药，都是无味、无臭、无色的剧烈毒品，只需用少量即可致命。周便选了一种当天不会致命的毒药给熊剑东转交给冈村。冈村一听说这种毒药吃下一点点即可在一两天内毙命，十分高兴，便迫不及待想马上动手，但一时找不到机会，他便不顾一切，决定自己出面，请李去他住的百老汇大厦家中吃饭。
李士群因和冈村一向处得不好，对之防范甚严，但又不敢公然得罪他。因汉奸不论大小，都得仰日本人之鼻息，何况冈村是日本在华有特权的宪兵队负责人，他总是耐心强笑和他敷衍。他原来一向住在苏州，那天正有事去上海，冈村得知便正式下请帖请他。他本不想去，但又不得不去，他明知去了没有好处，也只好硬着头皮去，因他依靠的晴气大佐正好调走了，他不得不去巴结冈村。
在准备进行的头一天，周佛海把熊剑东和熊的老婆唐逸君与自己的老婆杨淑慧找去研究如何进行。最后决定由熊、周两人的老婆去帮助做下毒的工作，因为失败成功在此一举。周部署完毕，自己便回南京等候消息，以避嫌疑。
百老汇大厦
这天，李士群带着他的亲信夏仲明充当翻译，一同准时前去赴宴。杨淑慧这位伪行政院代院长的夫人和唐逸君都不顾自己当时的身份，早就躲在冈村家中等待下手。那天是吃西餐，菜预先分好端过去，每次给李吃的东西，都由她们两人先拌上毒药，再交日本下女送给李。由于李平日作恶太多，对自己最亲信的部下要杀掉时，也不采用公开方式杀害，总是借请客吃饭时暗下毒药。他手下一个杀人恶魔吴世宝，因杀人多又随意抓人，日本宪兵队把他找去问他为什么随便杀人抓人。他说这是李士群授意的。日本人向李提出，要注意：把中国人都杀掉了，谁来给我们干事？李恨吴说出了自己，便下毒药将其毒死了。所以他对冈村请他吃饭，而且客人只有他和夏仲明，他怕冈村也用毒药对付他，所以每次下女端给他吃的东西，他一口也不吃，推说身体不好，正在闹肚子，不能吃东西。冈村一看这情况很着急，躲在厨房下毒的人更急，最后冈村自己走进厨房，亲自端出一份牛排，把剩下的一小点毒药都倒在生菜上面，冈村很殷勤地劝他多少吃一点赏赏面子，李士群只好勉强吃下牛排旁边放的一点生菜。当场完全感觉不出有什么不舒服，他很庆幸自己躲过了一场灾难，稍坐一会儿就想辞行。冈村怕他回去用灌肠胃办法把吃下去的东西冲洗掉，便提出几件平日他们之间最感棘手的事来和李商谈，李不得不应付，直谈到很晚才让他离开。
冈村请李吃饭是1943年9月7日，李当晚回家果然叫医生为他清洗了肠胃，只稍微有一点点感到不舒服，还不完全在意，如果是一般毒药，经过清洗便可排出，但他没有想到冈村会用军统局配制的毒药来对付他。第二天他回苏州，在车上他还没有感到异样，一回到苏州家中，就满身大汗不止。用输液、喝水等办法进行急救也不中用，8日整晚都是汗流不停，到了9 日上午便全身水分排完，萎缩如同小孩一样。这个在沦陷区杀人无数的汉奸恶魔，就此一命呜呼了。
周佛海得到李暴毙的消息，于10 日赶到上海。听杨淑慧等谈下毒时提心吊胆，最后剩的一小点被李吃下去等情况，不禁兴高采烈。而汪伪政府中的大小汉奸，对李的突然暴毙无不感到异常惊慌，当知道此事是出自日本人之手，又都噤若寒蝉，谁也不敢乱说，都怕惹祸上身。
伪政府发布李死去的公报时，只含含糊糊地说，李是患吐泻症不治身死，并说是在苏州得病在苏州死去。对他两天前去过上海应冈村宴请，一字都不敢提。
汪精卫平日对部长、省长级的大汉奸死去总是亲自前往或派院长级的人代表他去致祭。这次对李的死，只派了伪行政院秘书长陈春圃代表他去了一趟，发了5万元治丧费，不敢大肆铺张。其他的人一看都怕惹事，很多人都不敢去吊唁，多半是派一代表或送点祭礼之类敷衍一下。
唐生明本不想去，因徐来说不去不好意思，唐去了灵堂站在棺材边。据他说，他当时有两种矛盾心理与别人完全不同。他说：作为朋友，看到李这样惨死很难过；作为工作，则感到无比高兴，因为他的这一 “上策”，顺利实现了。
李士群这样死去，使得当时许多忠心耿耿为日寇充当鹰犬的大小汉奸，都存有兔死狐悲之感。
胜利后，唐生明见到戴笠，向他详细谈毒死李士群的情况，因过去只在电报中简单提了一下。戴听后，把大拇指一跷，连声称赞：“这件事干得真漂亮！”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委派的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吴开先，在重新返任时发表过一次很长的谈话，大意是说：在抗战期间，他奉命留在上海做敌后抗日活动，不幸被日寇逮捕，曾受尽酷刑，始终不肯招认出自己所领导的组织和有关人员，他还曾经吞针自杀，被救转来；以后敌人又以高官厚禄引诱他，也丝毫不为所动，最后是乘敌人不备，不顾全家性命与自身安危，闯关越险，历尽万苦千辛，终于逃回重庆……同时重庆方面也曾大肆宣传，把他这一行为，吹成典型的敌后抗日英雄人物。
吴开先
国民党大官吴开先真是这样的硬骨头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他就不会在重新返任局长的第二天，专程跑到唐生明家去向唐道谢了。原来他那一幕丑事唐最清楚，并真心诚意帮助过他。
吴开先被捕后能返回重庆，当时是负有日寇招降蒋介石的重大使命的。这件事具体经过如下：
1943年夏天，唐的身份已公开为蒋介石派在汪精卫和日本方面的联络人，有天李士群告诉他，国民党留在上海的前社会局长吴开先已被捕多日，业已去过南京，见过汪精卫和汪的日本顾问。他们原来准备让吴担任南京的社会部长或伪中央党部其他重要职务，吴已答应考虑。后来汪等又考虑到另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准备请吴担任，所以又把他送回上海，要他和唐共同研究，并让吴暂住在唐家不要对外露面，将来如何安置，再慢慢谈，唐同意了。
笫二天，李士群派人把吴送交给唐。唐一面向蒋介石报告，一面与吴商量，听听他的意见。当时吴也拿不定主意，既想去南京做官，又不知道汪和日本方面还想要他干什么？唐便向各方去打听，了解到，原来是1943年1月9日南京伪政府奉日寇之命，向美英宣战后，日本最高当局的决策是希望很快结束中日战争；对蒋介石愿作出更多的让步，日本愿恢复到 “七七事变” 前的形势，把大部分侵华军队撤走好对付美国，只要蒋介石同意断绝和美英关系，并公开继续进行反共军事活动。
在如何进行反共问题上，当时陈公博、周佛海、李士群几个人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告诉唐：“在几年战争中，日本人已深深体会到共产党一天天在壮大，已成燎原之势……如依靠美英继续抗战下去，只会使共产党更强大，这是是非不明，利害不辨，今天是悬崖勒马的好机会……” 他们还认为蒋介石听信谗言，所以必须找一个能直接和蒋介石当面分析利害的人去恳切谈谈，他们认为吴开先可以完成这一项任务，所以正在考虑。他们一面谈如何运用吴开先的问题，同时也是向唐示意他也应当这样去说服蒋介石。唐了解到这一内幕后，便向蒋介石报告，答复只是让其继续注意。
隔了好久，蒋介石的指示又传来，他同意日本人送吴开先回去，不要去南京任伪职，并说明：吴到重庆后会妥善安排，不必有所顾虑。从这一回电中，也可看出蒋也是寄希望于吴开先，想看带回去的和谈具体条件。
有一天，汪精卫的最高军事顾问影佐来到上海，他是一度离开汪去担任部队工作，汪的最高军事顾问提过柴山和松井两人，日本政府认为这两人都不如影佐，所以又把他调回原职。他重新回任后权力比过去更大，日本政府很相信他，许多重大问题都可由他作出决定。唐在上海见到他，便找他谈吴开先回重庆的问题，他当时即表示可以早点让吴回重庆去说服蒋介石，应当早日停止抗战。他很慎重地向唐表示：为了蒋介石着想，应当立即接受日本人这番诚意，下定决心，才是出路。他还说：重庆方面如果有什么顾虑，日本在某些问题上尽可能多作出些让步，不太损伤蒋介石的面子。这些问题，他们一定会考虑到、照顾到。当唐把重庆同意吴回去的话告诉他时，他更兴奋，并认为重庆方面能接受日方派吴回去，这种表示是很好的，而且表现出了有些诚意。他马上向唐说了一些对蒋介石很尊敬的话。临走，他还希望唐多利用与重庆方面的关系，早日促成这件大事，大家都有好处。
唐回家便把和影佐谈话的情形告诉了吴开先，吴听了高兴异常。
影佐回南京后，日本上海驻军司令部派人找吴去商谈了好几次，吴回来很高兴地告诉唐，日方已同意送吴回去，向蒋介石当面转达日本政府的一些意见，主要内容还是上述那些，只是希望吴一定要与蒋直接谈，尽快作出具体答复。
又经过一番研究之后，约在1944年初，在日本人小林的保护下，吴乘机离开上海经广州湾回到了重庆。吴回重庆见了蒋介石怎样谈的，因直到抗战胜利，吴唐两人才晤面，彼此都不愿再去提那一幕暗地里准备进行的和谈丑剧了。
1944年以后，由于同盟国军事上日占优势，蒋介石与美国又勾结得很好，他这时对准备投降日寇的打算才慢慢有所改变，对勾结日伪的兴趣不像以前那么浓厚；这个时候，军统在上海、南京等地的活动重点是替美国做情报和气象等方面的工作。
唐生明在上海时，曾于无意中为美国搞到过一件他们认为价值很高的军事情报。这一情报为美国海军在全歼日本舰队中起过重大作用。当时军统在沦陷区搜集日军的情报，大都是通过一些与日军有勾结的汉奸进行的，得到的东西都比较可靠。唐在上海经常往来的有一个日本海军省的嘱托 （帮办一类职务） 古川，这人原不认识唐，是他自己去找唐的。1928年唐生智反蒋失败，从汉口坐日本兵舰在上海换船去日本时，古川有个兄弟原在汉口日本海军方面工作，汉语很流利，唐生智请他当翻译，以后又陪同其去日本。因唐生智对这人很好，古川便一直记得这件事。唐生明由重庆到了上海后，古川听说这人是唐生智的弟弟，经须贺海军少将的介绍 （须贺抗战前在武汉日本领事馆工作时，便与唐生智、唐生明兄弟相识），便找到唐生明联络叙旧。在那个环境里，都以能结交日本朋友，特别是以结交日本高级军官为荣，所以唐生明也乐得认识一些这样的朋友。
古川当时住在法租界霞飞路一座很大的洋房里，唐和他往来中，渐渐由一般性问题而谈到当时许多政治性问题。古川不止一次地向唐谈到中日亲善问题，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壮大起来了，不但蒋介石对此感到日夜不安，连日本人也很担心。因为共产党主张抗日，反对日蒋合作，所以使当时局势弄成那样，他一直认为蒋介石是能与日本合作反共的，而汪精卫的力量却很有限，只能在口头上高喊反共，实际上成不了大器。当时他这种看法，几乎是唐在沦陷区所见到的日本高级军官所普遍存在的一种论调。
梅乐斯与戴笠全家
约在1944年下半年，有一天古川邀唐去他家吃便饭。古川饮酒不少，在与唐谈到日本海军作战的问题时，他带着几分醉意向唐夸口说：“日本海军在这次战争中虽有些损失，但我非常有信心，相信不久必能突破美国海军主力，给以沉重打击，可以扭转当前战局。” 唐便故意用怀疑口吻进一步去追问他：“有几分把握？” 他又连干了几杯之后，便在不知不觉中流露出了他刚从日本海军某重要负责人方面得来的消息，说日本正在把所有能作战的舰队集中整编一个新的舰队，集结在琉球群岛附近，准备出其不意，给美国舰队一次突然袭击，这样可以给美国舰队以致命打击，像在珍珠港一样。唐听到这些后马上给重庆发了急电，戴笠立即将其送给中美合作所转给了美海军方面。据说美国海军当时正在竭力搜寻日本舰队的下落，久久得不到可靠的情报，他们也估计到日本一定会把剩余的力量集中来一次突袭，所以对唐的这一情报十分重视。经查对属实后，便趁日本舰队尚未完全准备妥当，集中海空力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发动攻势，结果在雷伊泰湾附近那次激烈的海战中，一下击沉和击伤日舰近百艘之多，使日本海军遭到了毁灭性打击，溃不成军。由于这一胜利，中美合作所美特头子梅乐斯也由准将晋升为少将，美国海军部并正式备函向戴笠表示谢意。
抗战胜利后，梅乐斯到上海，专程去见唐致谢，并说这一情报是中美合作过程中最突出的一项成绩。
唐生明得意地笑着说：他在沦陷压掩护过国民党的电台，后来又在国民党区掩护过共产党地下电台。他这一套比我这专搞特务的还高明。我承认他的确有一套，很不简单，要比我高明很多。
抗战进入末期，自苏联开始反攻，德国便节节败退，接着攻克柏林。希特勒自杀后，南京伪政府的大小汉奸们，莫不惊恐万分，他们都知道自己的主子日本军阀的寿命也不会长了。一些过去与重庆有关系的，都庆幸自己早留有退路，将来蒋介石回来问题还不会太大，可能依旧官复原职。少数过去与重庆没有一点关系，而对日寇忠心耿耿的，则终日惶惶，有如热锅上的蚂蚁，到处去钻门路，找关系。不少人给唐生明送厚礼，拉交情。如南京警察厅长苏成德等跑到唐家，希望他介绍与重庆发生关系。另一些则做逃往外国的打算，尽力捞一把，沦陷区人民所遭受的剥削压榨，比过去更厉害得多了。
戴笠于1945年夏天就赶赴东南，等候胜利。他亲自在做抢先接收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种种部署，每天都与唐生明有电报往来，随时要唐告诉他京沪方面的情况。他在建瓯、淳安等处等了好久，满以为日本马上要投降；但是当时日本对美国的逐岛进攻，一直是极其顽强地在抵抗，日伪报纸虽常出现某某岛日军全部“玉碎” 的消息，而主战派仍在鼓吹要战至一兵一卒也不投降，并做了远涉重洋去偷袭美国本土的种种准备，看样子一下还不能结束这场战争。戴笠等得不耐烦，正打算先回重庆去，这时，新的消息传来，苏联已在东北向日军发动进攻，日本三面受击，才提前宣布投降。戴笠便急急忙忙发出大批委任和委派汉奸的命令，指示他们应如何勾结日军利用伪军来维持各大城市治安，尽力阻止新四军就近进入京、沪、杭等大城市。
周佛海正式接到派他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指挥的委任状后，这个职务比起他那个特选的代理行政院伪院长兼上海市特别市长的官阶低了好几个等级，但他却兴奋异常。因为他摇身一变，一下子又是重庆政府的官员了。他当时生怕出问题完不成任务，因为他的税警总团只有3000人左右，他一面请上海日军司令部全力协助担任外围，阻止新四军进入上海，一面请唐生明调兵帮助他维持市区内治安。唐立即直接通知忠义救国军在附近的陈默、阮清源、郭履洲等几个总队，星夜奔赴上海，同时请戴笠给他们补发命令，以后又把毛森一个总队也调了去，这样便把上海抢先占领了。这些部队都是服装破旧，当时上海人称之为 “叫花子部队”，几天工夫就又都服装整齐了。
一切刚布置好，戴笠便飞到了上海，唐生明、周佛海和军统许多大特务都去机场迎接他。他刚一下飞机就兴奋地把唐生明抱了起来，然后才和周佛海等其他人见面。当时军统特务早为他布置了几处华丽的公馆，他都不去，而要住在唐生明家中。虽然他答应唐生明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但不久又提出要他帮助整编忠义救国军。他告诉唐，美国海军方面已决定支持他搞海军方面工作，要把忠义救国军等特务武装部队都改编成为海军陆战队，并请唐出任海军总司令部的参谋长。所以他当时便以未来的国民党的海军总司令自居，把上海日本海军的房屋财产设备等一起抢先接收了。
10月12日，重庆政府行政院院长宋子文飞到上海，戴笠带唐生明去中国银行见他。他一见到唐，就说：“这些年你辛苦了！” 唐心里好笑，这些年他比在重庆的一些大官舒服多了，宋还用这句话来安慰他，真是天晓得！
1946年2月21日，蒋介石也飞到上海，戴笠当天就在唐家当着唐的面亲笔写了一个报告，请求蒋接见唐，送上后，马上得到批准。第二天晚上，戴笠陪唐去原法租界贾尔业爱路9号蒋介石在上海的寓所去见他。蒋笑容满面地接见了唐，连说几句 “你很好！你很好！” 之后才叫唐坐下，又连连称赞他与戴笠配合得很好，很能听他的话，做得很有成绩，还希望他以后要多多帮助戴笠做些更重要的工作。唐听完想起身告辞，蒋又以亲切的口吻问：“这几年过得怎样？” “住的地方好不好？” “与你大哥通信没有？” 唐一一答复后，再次起身告辞，蒋立即拿起红铅笔写了一张便条交给唐：“发唐生明特别费200万元。”
唐对这笔奖赏，有点啼笑皆非，那笔钱的数目比他在重庆发给的1万元，增加了200倍，却只能买到几两黄金，不过从他当时发给上海市警察局犒赏100万元看来，还是很大方的。
唐谢过他之后，起身告辞。蒋和唐握手时，还特别叮嘱一句：“还都以后，再到南京去见我。”
抗战刚一胜利，蒋介石就以国民政府主席名义发表了取消对唐生明的 “通缉令”。大致上是说：过去派唐生明去到沦陷区进行敌后抗日活动时，为了掩敌人耳目，曾由唐生明大哥唐生智呈请通缉在案，现对日战争已取得最后胜利，任务业已完成，前项假通缉应予取消。
这时抗战刚胜利，可说是百端待举中，一向爱拖拉的国民党的办事机构，这次出乎意料之快。主要原因是负责主持在沦陷区指挥拘捕汉奸的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一到上海就住在唐生明家中。如果不早日取消这个通缉令，一个负责拘捕汉奸的头子住在被通缉过的汉奸家中怎么向沦陷区人民交代呢？
我在抗战胜利后去上海，第一个便是去看唐生明。他非常高兴，全家都热情地欢迎我。唐领着我，从前面看到后面，从楼下看到楼上，显示他这几年住的是这样一座花园洋房，生活舒服极了。不过徐来和张素贞都争着告诉我许多惊险万分差点被日寇杀掉的事，后来知道他是重庆派去的，才安全一些。徐来说她和张素贞在刚去时一天到晚提心吊胆，而唐生明却只晓得享福，我说这正是唐生明高明的地方。张素贞则认为唐的长处是遇到很严重的问题，表面上仍装成满不在乎，只有这样才能应付复杂异常的环境，真正是 “大智若愚”。那天随便我们怎样说，唐生明总是一支接一支抽烟，听了我们说他的好话也好，坏话也好，只是轻轻一笑，从不作辩解。
戴笠之死，唐生明、徐来、张素贞都非常悲痛，我去南京为戴笠主办后事时，专门去上海安慰过他们。
戴笠死后，对唐生明的工作安排遇到一些麻烦，虽然通缉令取消了，人们也知道他是奉命投敌的，但有些人仍对他给敌人做过不少的事很有意见。连他自己也说：虽然为国民党做过一些好的事，但替汪伪政府做过的坏事却比做的好事要多得多。他这种心直口快的话，给国民党许多高层人员拿了做攻击他的口实。蒋介石也不得不考虑到这些不同意见，所以直拖到1946年下半年，军统局改组为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之后，蒋介石才找局长郑介民、副局长毛人凤去研究唐的工作，决定发表他为保密局中将设计委员。这对他来说是一种冷遇，因胜利后从敌人手中接收下那么多单位、那么大的地方，需要那么多人去工作，连抗战前他担任过的警备司令都不给他，这的确出乎他的意料。所以他接到这个设计委员的任命后，连设计委员会都没有去过一次，工资也不去领。我代他把每月工资和毛人凤特别批给他的特别费领了交给他的时侯，他接过看也不看一下，便向桌子上一丢，还是徐来向我说了一声 “谢谢”。
1948年，蒋介石当了总统后，才把唐生明安排到总统府任中将参军。当我去向他道贺时，他气愤地说：“一个这样的职务有什么值得庆贺！” 他又牢骚满腹地说蒋介石是过河拆桥，用得着他的时候，说得那么好，过后就忘记了。我劝他少说这些，这对自己没有好处。
1949年初，唐生明离开上海去湖南担任了陈明仁的第一兵团副司令官。毛人凤告诉我：有人说他与军统大特务、交警总局局长周伟龙暗中勾结，准备在湖南搞和平运动 （周以后把交警几个总队调到湖南，准备搞和平运动时，被毛人凤逮捕，解往台湾杀害了）。要我和唐往来时提高警惕，并注意他的言行。我便把他过去发牢骚的情况讲了出来。毛人凤很不高兴地说：“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他认为这人重感情，不讲原则，如果他在共产党中的朋友要他为共产党工作，他也会去干，会做出对我们不利的事来。我当时还和毛人凤争论，认为他太敏感了。我当时估计他去搞带兵的工作，是因为目前在对共产党作战的关键时刻，有机会带兵打几个胜仗，就可以升官。毛人凤听了很不以为然，笑我没政治头脑，完全是感情用事。所以后来他派一个暗杀小组预伏在长沙，准备湖南如有反蒋活动，便开始搞暗杀，对象除程潜外，还有准备随同程潜起义的人，特别指出：如程潜宣布起义后，唐如仍不离开长沙，便杀掉他。这个暗杀小组出发时，毛人凤特别关照他们，不要告诉我去杀什么人，因为这些人都是经过我训练的特务。直到长沙解放，他们逃到昆明见到我时才说，准备杀程潜没有机会下手；在唐生明家附近潜伏，唐出门时，只打了一枪没有打中，唐跑掉了，陈明仁便加派人员保护他，想杀他却找不到机会，要杀随程潜起义的军统特务张毅夫也没有杀成，只把长沙警察局局长刘人爵杀死了。
毛人凤
解放后唐生明告诉我，当时他在长沙的家中掩护了一部中共地下党的电台，军统特务完全不知道，只怀疑他会随程潜起义，所以派人去杀他，因距离稍远，一枪未能打中，所以他能逃掉。如果知道他家中有地下党电台，那就会趁程潜没有宣布起义前，公开去搜捕他，那样准会活不成了。他很得意地笑着说：他在沦陷区掩护过国民党的电台，后来又在国民党区掩护过中共地下党电台，他这一套比我这个专搞特务的还高明。我承认他确有一套，很不简单，要比我高明得多。
他说：“我投汪精卫是蒋介石派去的，我投共产党是国民党逼的。今天不但再没有人逼我而且这么信任我，我还能再投国民党？”
湖南解放后，他很不适应初解放时期那种生活，希望利用过去的关系，为党做点工作，组织上同意了他全家去香港定居。毛人凤知道后，又派人去暗杀过他一次，也是因远处打枪，连打两枪而未中。后来香港警务方面对他加强保护，特务也没有再去暗杀他，只暗中严密注意他在香港的活动。1956 年他从香港回京，任国务院参事和全国政协委员。
1957年，我和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等，在北京功德林战犯改造所改造时，唐生明夫妇随同张治中、傅作义、邵力于等原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去看望我们。这对正在接受改造的战犯们真是喜出望外的大事，而唐生明直爽的谈话，更增加了战犯们改造的信心。他在与我们会见时，露骨地表示：他过去从一些上层领导人口中，特别是这次毛主席、周总理要他们来看望我们时得知，不但不会审判我们，只要改造好，诚心诚意靠拢共产党，能认罪服罪，肯定前途光明。别人说话都比较含蓄，他的话的确增加了大家改造的信心。所以1958年后我们去秦城参加农业劳动改造时，在那样宽松的环境下，成百的战犯没有发生过一次企图逃跑的事，这与那次他们去鼓励我们，特别是唐生明的谈话分不开。
抗战胜利后，我到上海第一个去看望的是唐生明，解放后，1960年我得到特赦，在北京第一个看望的又是唐生明。他在去功德林战犯改造所见到我时，便把他在北京东四前厂胡同5号的住址告诉了我，所以我得到特赦便第一个去看他，他和徐来及几个孩子看到我去都十分欢迎。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粮食有定量，不够吃，特别是我女儿从湖南来北京后，他除了常常邀我们去他家改善生活外，每月还补助我一些粮票。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所以使我至今不忘。
我得到特赦后，总认为原国民党人，不管是起义的，还是被俘的，在和共产党人之间的往来，不可能和过去一样随随便便，彼此之间有一层无形的隔阂，可是我在唐家看到他和解放军一些高级将领往来时的亲密无间，使我感到意外。有一天，陈赓大将去看他，两人谈话那么随便，并不断开玩笑。陈赓大将走后，我问他为什么与陈这么好？他说：“我们感情和兄弟一样。” 接着他告诉我，陈抗战前去上海医病，当时党内经费较紧张，他曾在经济上接济过陈。我听了立刻想到，我在上海工作时，上海特区区长吴迺宪是黄埔一期毕业，与陈赓同一中队。军统得知陈去了上海，吴便带领大批特务到处去寻找而无结果，想到此，我禁不住脱口而出：“我在上海常见到你，怎么不知道你和陈赓有往来？” 他听了大笑：“我和陈有往来，如让你们知道了，我就成了出卖朋友的小人，你们就成了立大功的人了。”
唐生明 （右三）、沈醉 （右一）
唐生明曾不止一次告诉我，要我打消顾虑，大胆和共产党人交朋友，不要有自卑感。他说都是人嘛，人都要朋友的。不过与共产党人交朋友和与国民党人交朋友有一个完全相反的地方，要我特别注意，他说与国民党人交朋友时，你可以当着他们的面骂国民党，他们不但不生气，有时还会附和你骂上几句。而和共产党人交朋友，你如当着他们说共产党不好时，他们保准会反驳你，毫不留情地和你争辩。我说这是共产党人的党性强，也没有可骂的地方。他说共产党是没有可骂之处，而个别共产党党员却不但有该骂的地方，还有极个别的该打屁股呢！
我和唐生明相交几十年中，总是看到他笑容满面，因他一生享尽人间福。中国人有一句祝贺人的话，是希望对方能 “富” “贵” “寿” “考”。而真正能具备这四个字的，我所认识的朋友中，唐生明可以说具备无遗！第一：“富”，他一生有钱花，父亲是大地主，是东安有名的 “唐半城”。第二：“贵”，二十几岁就当了国民党第四集团军第八军副军长，以后又当了长沙警备副司令 （中将） 和常桃警备司令 （中将） 兼湖南省第二行政区专员兼二区保安司令。奉蒋命令投敌后，又在南京任伪政府中的军事委员会中将委员兼江苏保安副司令。抗战胜利后，又任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中将设计委员和蒋介石总统府的中将参军，国民党第一兵团副司令官。解放后因参加湖南起义有功，任过国务院参事；全国政协第三、四、五届委员，第六届常务委员。第三：“寿”，他一生总讲吃喝玩乐，从不忌嘴，什么好吃的东西都吃个够，烟酒没有断过，还能活到82 岁高龄，不能不说是高寿了。第四：“考”，他的夫人是过去有名的电影演员中的标准美人徐来，不但能歌善舞，而且向梅兰芳学了几句京戏，家庭之乐可想而知，徐为他生了两男两女，他另一位夫人也曾为他生了一个男孩，有三男二女的人，是够得上称考的了。
不过 “十年浩劫”的 “文革” 一开始，他也在劫难逃，使他吃过一段平生从没有吃过的苦头。首先是被全国政协的红卫兵把左手腕扭成重伤，1966 年11 月8日与他夫人徐来，一同被 “四人帮” 逮捕，囚禁于秦城监狱。因抗战前，徐来在上海艺术电影界方面的声誉，远远超过江青，江青趁此机会用种种办法折磨她。因她认识戴笠，便把她打成 “军统特务”，逼她交代混入新社会搞过些什么特务活动。她过去的确没有参加过军统，最后被折磨死于狱中。唐生明于1974年才被释放出来，孤身一人住在一间小屋内。伙食是东吃一顿西吃一顿，直到 “四人帮” 被粉碎后，政府发还了被抄的财物，他才又过上了奢侈的生活。
唐生明夫人徐来 （后排一） 与阮玲玉 （后排右二）、胡蝶（后排右三） 等合影
我和他几十年交往中，只见他流过一次眼泪，那是 “文革” 开始后，全国政协红卫兵对我们这些人去领一次工资便打骂一次，大家把领工资视为畏途，我便答应代他们去领，计有唐生明、杜聿明、宋希濂、郑庭笈、董益三等人。有次我去领工资，照例是被痛骂一顿，我还主动打扫完厕所才把工资领到。会计室的同志从不刁难，说代谁领就让我代谁领。我正一份份地签字时，一位会计告诉我，从这月起原来每月扣发你们30%的工资，以后不再扣发，过去扣发的是否补发还在请示中。我高高兴兴地把这些没有扣去30%的工资送到柱聿明家。因唐生明、宋希濂、郑庭笈都住在一个大四合院内，当我大声把这一喜讯告诉他们时，都猜不出，那个时候谁还记得照顾我们？我和宋希濂正在研究时，唐生明从正北房走出来，只见他眼眶通红，噙着满腔热泪走在我们当中。他边揩眼泪边用激动的口吻说：“这是周总理听说政协扣发了我们的工资，亲自打电话到政协，不准他们再扣，已扣去的还要补发。” 我们这时都激动得热泪盈眶，唐生明又补上一句：“周总理对我们太好了！” 说完掉头就走，我追过去，看到他还在揩眼泪，几十年中，我才看到他掉了眼泪。说实在的，扣去30%的工资，我们并不在乎，不扣却还补发，虽然钱不多，但在那种人人喊打我们的时刻，居然还有人出来为我们说话，这种感激之情，怎不使人流泪呢！
1980年后，他曾多次去香港，想经营商业，台湾方面来人告诉我，国民党想趁他在 “文革” 期间受到折磨，而企图拉他走回头路。我有次和他谈话时，暗示他应当把 “文革” 吃的苦头归到 “四人帮” 身上，不能有所怨恨。他一听就懂，便用很严肃的口吻对我说：“你们放心吧！我不会背叛党的，不论他们 （指国民党） 用什么优越条件，也不问他们拿出多少钱来，我不会半点动摇，而能保持我的晚节。” 我当时为他这几句话感动异常。他又补充说：“我投汪精卫是蒋介石派去的，我投共产党是国民党逼我的，今天不但再没有人逼我而且这么信任我，我还能再去投国民党？” 面对这位投去投来的特殊传奇人物，心直口快说出这番话来，是十分使人信服的。
1987年10月24日，82岁高龄的唐生明因病与世长辞了。
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十分隆重。参加告别仪式的有李鹏、万里、习仲勋、王任重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各单位负责人及生前好友共400 多人。11月 4 日 《人民日报》 刊载出新华社消息：“唐生明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京举行”，并发表 “唐生明同志生平”，说他是 “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北伐战争期间……就赞同国共合作并与许多共产党员结下了友谊。‘四一二’ 后，在我们党处于最困难的时刻，他一度以实际行动，表示对共产党朋友的同情和支持。在‘南昌起义’ 和 ‘秋收起义’ 中，他曾给予枪支、弹药和军需物资的支援，并保护和营救过起义部队的一些伤员。陈赓同志到上海治疗养伤时，曾给予资助。对唐生明同志这种患难中的情谊，我们党一些老一辈革命家时为怀念和称道。
1960年11月，周恩来与部分黄埔校友及其家属合影。二排右三张治中、右四郑洞国、右五陈赓、右六周恩来，三排右三杜聿明、右六为唐生明
“1949年4月，他积极参加湖南和平起义的活动，是湖南和平起义协议的签字人之一。为湖南和平解放做了有益的工作。
“长期以来，唐生明同志相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即使受到严重折磨的十年动乱中，也未动摇。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精神振奋，热情拥护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并身体力行，不顾年迈多病，奔波于港澳和大陆之间，为开展对外贸易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唐生明同志时刻怀念台湾的亲朋故旧，痛心于海峡两岸的长期对峙，他由衷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 ‘一国两制’ 方针，并寄希望在台亲友为早日实现祖国统一，骨肉团聚而共同努力。
“唐生明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党失去一位老朋友，是我们统一战线工作中不可弥补的损失。”
总之，他过去自己不愿说的许多事，党和人民一件也没有忘记，全部向全国人民公布了出来，使他的一生增添了不少光荣、神秘的传奇色彩，唐公在天之灵，应当感到安慰和自豪了。
我在参加他的遗体告别时，回顾他不平凡的一生，真是感慨万千，曾口占七律一首，发表在 《人民政协报》 上，就用它来作为本文的结尾吧！
悼唐公生明 亦友亦师五十年，惊闻噩耗泪涟涟。 热情豪爽英雄色，报国忠诚意志坚。 大是非前真胆略，小糊涂处假痴癫。 一生享尽人间福，到老终能晚节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