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解放前我与杜聿明的两次往来
二、头等战犯监狱生活写真
三、在秦城农场接受劳动改造
四、宣布特赦
五、昔日的战犯，今天的人大代表
头等战犯杜聿明，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曾在淮海战役中统率过百万大军；也曾在抗日战争中，率领远征军与日军作战，即使穿越野人山原始森林，也誓死不向日军投降。
解放前，我和他只有过两次往来。解放后，却在一起学习、工作了20多年……
1948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宣布：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国内反共战争中，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有43人为头等战争罪犯。其中便有国民党高级将领，在淮海战役中统率80万大军，加上地方团队，号称百万大军的指挥官杜聿明。
1978年，上海地区选出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单中，就有杜聿明。许多不了解情况的人，以为这是同名同姓的两个人，了解情况的人知道，就是一个人。30多年间，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大变化，许多人是这一巨大变化的历史见证人，而杜聿明便是其中之一。
解放前，我和杜聿明只有过两次往来。解放后，却在一起学习、工作了20 多年。在这20多年中，我们情同手足。他的夫人曹秀清认我为表弟，他的女儿杜致礼叫我舅舅，所以我们的关系很密切。我今天是噙着怀念他的热泪，对着他和曹秀清大姐的两本“北京市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寄存证” （他们在国内无亲人，骨灰证由我保存，以便常去奠祭），边揩泪边来写这一篇文章的。
杜聿明
我第一次见到杜聿明是1945年初。当时，他在昆明任昆明防守总司令兼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那时，他统率的机械化部队，经常派大批汽车去重庆接运军用物资，去时大都是放空车，回时才满载。当时，军统和中美合作所在昆明黑林铺仓库存放了大批美式武器装备。这些东西都是由美国运往印度，再用飞机飞越驼峰运到昆明的。中美合作所虽有2000辆十轮大卡车，因经常远道运送物资去东南前线和西北等地区，车辆常不够用。当时最紧急的任务是要加速装备军统所掌握的，经美国训练的 “忠义救国军” 等在东南的特务武装部队，以便在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以后，好去阻止在东南地区坚持抗日多年的新四军接收上海、南京、杭州等大城市。所以急需把在昆明的武器装备先赶运到贵阳，再转运去东南。
我是拿了军统头子戴笠一封亲笔信，由重庆飞往昆明去见他的。戴笠和杜聿明的私交一向很好，约在十多天前，杜聿明到重庆，戴笠请他吃饭时，谈到中美合作所在昆明物资运输困难，请杜帮忙，杜满口答应了。所以我拿着戴的信去昆明防守总司令部见了杜聿明后，他边看信边说：“没有问题，一定照办。” 答应得十分干脆。接着他便问到了有关戴笠的身体情况，并留我在他的总司令部吃午饭。当时我挂的是少将级领章，而那次同桌吃午饭的都是挂中将领章的，虽然杜对我很客气，但我总感到有点拘谨，因为都是第一次见面。吃完饭，那些人都走了，杜聿明便留我在客厅里聊天，谈话中扯到军统的工作方面，我便随便谈了一点，他听了很感兴趣，因为都是他过去所没有听到过的一些既真实又惊险的小故事，所以他便约我晚上去他家里吃晚饭，见见他的夫人和孩子，他说她们一定会欢迎我这样的客人。
我在昆明是住在戴笠在昆明的郊外小别墅内，离杜聿明的家很近，步行几分钟就到了。杜聿明一听到卫士的通报说我去看他，问见不见？便马上到门口来迎接我。进客厅刚坐下，杜聿明就叫人把他的夫人曹秀清请出来，并叫马上开饭。几个孩子也高高兴兴跟着来了。这次吃饭我不像中午那样拘束，感到非常随便。他们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俩夫妇都爱抽烟，特别是他夫人在吃饭前，先狠狠地抽完一支才上桌，拿起筷子后又放下来，再燃上一支，边吃饭边抽烟。杜聿明看到我既不抽烟又不喝酒，就笑着说：“烟酒烟酒，两样都有，不烟不酒，不够朋友。” 我听了他这四句顺口溜，立刻感到这位名将竟是如此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而且非常幽默，也就更加感到轻松了。杜聿明一再劝我喝一点他常用来宴请客人的云南有名的杨林肥酒，那种酒不但清香扑鼻，而且还略带绿色。他说如果连酒都不喝，那就太名不副实了。我说：“我不但名字已醉了，而且还是 ‘在礼’，因为我入了礼教，所以绝对不能犯戒吸烟喝酒。” 杜聿明一听，感到很诧异的样子：“你也 ‘在礼’吗？” 我点点头。其实，我这个人从来就不敬神怕鬼，什么教也不信，不过别人劝我喝酒时，我因过去干的大都是些见不得人的罪恶勾当，生怕喝醉了，会醉后吐真言，把一些特务工作的秘密泄露出来，所以我为了既要达到不喝酒的目的，又要做到在应酬场合上不得罪人，不给敬酒的人难堪，就常用 “在礼” 来婉谢，有了这样一个挡箭牌，别人就不便再勉强我喝酒了。
杜聿明 （右） 及其夫人曹秀清 （中）、女儿杜致礼 （1932年）
杜聿明听了马上说：“‘在礼’ 的人不喝酒，菜总得吃吧？” 说完他一连夹了许多菜到我面前的菜盘里。我从孩子们的眼神中不难看出是在等我讲故事，我相信杜聿明一定告诉过他们，我这个传奇怪客。我便边吃边谈，从军统在抗战前如何杀害杨杏佛、史量才，到抗战开始又如何杀害曾任北洋政府内阁总理的唐绍仪。最使他们感兴趣的是暗杀汪精卫伪政府上海市长傅筱庵的经过，那个老奸巨猾的大汉奸，不但有自己的保镖 （警卫），还雇有白俄保镖，日寇又派有便衣和武装保护他，他每天晚上睡在哪个姨太太的房间，除了那个姨太太临时才知道外，别人都不知道他当晚睡在哪一间寝室内。所以要对这样一个人下手是很不容易的。
经过一段时期，特务们从多方面才了解到，要摸清傅的生活规律和行踪，只有通过傅的一个叫朱昇的老家人才有机会下手。朱昇是傅在青岛时用的一个厨师，跟傅20多年，一向表现忠实可靠，所以傅很信任他。不过这人爱喝点酒，喜欢与帮会中人打交道，这就给特务们找到机会，他们通过很多关系，结识了朱昇，并常和他在一起喝酒，并常常在朱喝醉了时送朱回去，傅家的警卫也不曾产生过怀疑。有天晚上，他们将朱昇灌得醉醺醺的，由两个特务扶他回去，朱在醉意中指明了傅当晚住的房间，特务们推门进去之后，用利刃将傅刺死在床上，傅的两个随身警卫就睡在隔壁房内都未发觉，朱昇才惊醒过来，特务们便将房门反锁，在朱昇掩护下安全逃了出来，并随同特务一同逃往重庆。一直等到第二天早上，傅家的人才发觉，这时凶手们早都逃出了上海。
杜聿明的夫人和孩子们对这些都很感兴趣，听了还想听，总是要我一个接一个地讲。
不过，有时我也爱问他，他任远征军副司令长官在缅甸与日军作战时，是怎样穿越原始森林而进入印度的一些惊险经过和情况。因为这些我只听别人很简单地谈过一点点，我认为很有趣，想从他口中了解全部经过。他的夫人和孩子们虽然听到他说过，也还爱再听听，总是在一旁鼓励他讲。而他一讲到那次率领远征军去缅甸作战时，先是有点气愤，最后又感慨万千。使他气愤的是，他率领国民党装备精良的第五、第六两个机械化军 （杜自兼第五军军长） 和第六十六军10万多人赶赴缅甸，是根据反法西斯同盟的规定，配合英国在缅甸由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指挥的英缅、英印、英澳等部队，共同夹击由泰国侵入缅甸和由仰光登陆的日军第十五军饭田样二郎率领的四个师团。远征军一进入缅甸，阻住了穷追英缅军的日军，接替了英缅军在同古等地的防地后，变成了孤军深入，远离祖国后方，差一点便全军覆没。使他感到骄傲的是，他的部下都是在敌人层层包围，没有援军，也无法退回祖国的艰难情况下，却宁愿战死疆场而不投降。当他一提到他最亲信的第五军二○○师师长戴安澜将军的时候，便禁不住热泪盈眶、泣不成声。当时远征军被日军十五军十八师团和五十五、五十六三个师团包围，他虽然命令部队分五路向祖国边境撤退，但许多地方都已被日军将退路截断，不得不绕道而行。因为在几次激烈战斗中，几个师都伤亡很重，尤其是二○○师在同古与敌人连续作战12天，补给中断，杜聿明不得不下令撤退。撤退前先由步兵指挥官郑庭笈率领城内部队对当面之敌施行佯攻，戴安澜则亲自督后留在城内以少数部队牵制敌军。当二○○师主力以压顶之势强渡色当河的时候，日军还以为二○○师主力仍在城内固守，正调集空军配合步炮兵向同古猛攻。戴安澜最后带领几十个官兵离城撤走时，在一堵快要倒塌的墙附近，又走出几十个日军。双方一动也不动地对峙了片刻。因彼此都不了解对方的实力。日军伏倒在地上正要准备射击，戴安澜突然大喝一声：“冲！” 日军一看到这位身先士卒勇气百倍的将军直向他们扑来，赶忙爬起来向后跑。他们不知他带了多少队伍突围，哪晓得他身边只有几十个人。不过这几十个人都是跟他多年久经战斗的子弟兵，个个都是一能当十当百的。这支几十人的队伍在日军不断增援中冲出来后，只剩下了10个人。已经登船离岸的郑庭笈，一看师长还没有来，又带着一个特务连赶来，在两面夹击中击溃了日军。二○○师全师最后一个离开同古的是师长戴安澜。当他拖着疲乏不堪的身体赶到叶带西的时候，杜聿明闻讯早已亲自率领先期到达的二○○师官兵夹道欢迎。在战场上那么英勇顽强的戴安澜，也被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戴安澜将军
几天以后，日军占领了腊戍，包围了曼德勒，逼近八莫和密支那。杜聿明接到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国史迪威将军的命令 （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为蒋介石），要他率领第五军立即随英国军队经普哈尔退入印度，因退入中国的归路已被日军全部截断了，第六军已在撤往印度途中。杜聿明坚决想要绕道回到自己的祖国去。他宁愿把所有的战车毁弃而爬上连接祖国边境的野人山，而不愿去英国统治下的印度。他当时的决心，即使全军都变成了野人也要找机会与日军作战到底，并要尽一切可能回到祖国的国土上来。
当杜聿明率领远征军司令长官部的一小部分直属部队和长官部的官员与第五军军部人员等离开孟关向野人山进发时，他的警卫营长带着一个满身稀泥的军士追上来，向杜聿明报告，二○○师派人送紧急报告要求请见副司令长官 （司令长官罗卓英和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都早已跑到印度去了）。杜聿明立即接见了那个军士，还不等杜问他，他便泪流满面地说：“报告军长，戴师长阵亡了！” 听到这句话，杜大吃一惊，随即泪流满面，询问那个军士戴安澜殉国的情况。那个军士边报告边哭泣，简单报告了之后，杜聿明立即从日记本上撕下一页，在上面写下了一个手令，并用严厉的口吻向那个军士命令道：“回去告诉高副师长，一定要照我的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把戴师长的遗体运回国去！” 那个军士恭恭敬敬地接过他的手令后，才想起还有件重要东西忘了拿出来。他解开上衣的胸前纽扣，从里面口袋中取出一张小纸条，热泪横流地将它交给杜聿明，才把杜的手令放进那个口袋，向杜行了一个军礼，转身走了。杜聿明一直望着那个军士到看不见他的背影，才又把手帕掏出来，捂着眼睛轻声地啼哭起来。
戴安澜是前三天接到杜聿明的命令，要他带领二〇〇师向野人山靠拢的。第二天早上，走到茅邦郊外，与日军一个联队遭遇，戴亲自率领一个团向日军冲锋，不幸右腿中弹。他摇晃着身子继续指挥部队，结果腰上又中一弹。他倒在地上后，军医刚把他的伤口裹好，敌人已在不断叫人大喊：“你们已被包围了！快快投降！” 戴咬着牙用尽全身力气站了起来，又大声叫着：“冲！” 这时附近的敌人便集中向他射击，他的胸部、头部连中数弹，再也站不稳了。全团士兵一看到师长这种英勇杀敌视死如归的爱国热情，无不勇气百倍，一拥而上，将敌人打得抱头鼠窜。戴倒下后，还挣扎着写下一个纸条，要人快送给杜聿明。那张用香烟盒翻过来被鲜血浸透了的小纸条上歪歪斜斜地写了不到30个字。当杜聿明说到这里时，我禁不住忙问一声：“是不是请你照顾他的家属？” 杜听了连连摇头，眼眶便红了起来，才慢吞吞地说：“戴安澜倒下后写下的遗言，是要我向校长 （蒋介石） 去请求，以他的战功去赎一个老长官的罪……” 他的夫人一看他又为此事而难过起来，连连对我摇手：“不要让他再说这件事了。” 我便转过话题，问他是如何通过野人山原始森林的。这时他才点燃起一支香烟，用力吸了一口，又慢慢地说了起来。野人山的原始森林区是从来没有人深入到里面去过的，更不用说要穿越它了。因为那里面无法明显地分出白天和黑夜。只是有时从高高的树尖上看到一点点阳光，才知道是白天。在参天的古树上绕着一根又一根粗大的藤葛，没有可以走人的道路，长年落下的树叶腐烂在洼地里更像一个个烂泥坑。不小心一脚陷下去再也别想拔出来，整个身体也会跟着陷下去，别人要想去援救，也会一样跟着陷下去。有些没有坑的地方，不知多少年的落叶堆在那里，也像弹簧一样，走在上面会摇摇晃晃。有一种旱蚂蟥比家蚕还大，钻到人身上吸饱了血便像一个血色乒乓球。好不容易找到一小块石头，就赶快坐下来休息。越走到里面去困难越大，走在前面开路的是六头大象，用鼻子卷着锋利的缅刀，把一些藤葛劈开，好让人鱼贯通过。森林中的毒蛇更是出没无常，猛兽则很少碰到，因为他们人多又有武器，对虎豹等并不害怕。有次遇到一个野象群在一片树木稀少的山坡上，看到他们穿出森林便赶快躲开，只有一头大公象站在山坡上监视着他们，杜聿明怕惹麻烦，便让部队停下休息，那头大公象才保护着象群走了。而最可怕的反而是一些小东西，有一种吸血的蝙蝠，往往趁着人打瞌睡时，轻轻落在人的肩上，用它那带有麻醉液的舌尖舔舔颈上的血管部位，才轻轻咬破血管表皮，尽情吮吸，直到它干瘪的身躯胖得像一个网球那么大，上千CC的血吸进了它的腹中，才用力鼓动两翼，拍打着人的颈部头部慢慢起飞。这时人被惊醒，一摸颈上血还在不断地流，如不及时止住，很快血便会流完。一群群吸血小虫不知什么时候就会从裤脚袖口爬进身上去，到处吸血，直吸得人无力走动倒了下去。所以在森林里行走随时都有死去的可能。
进入原始森林只有十来天，所有的重一点的武器、电台、公文箱等都慢慢丢得精光，不到一个月，近千人便去了一半，不知是病死还是被咬死或陷下去了。总之，这时能照顾到自己便不错了，很少还有多余的精力去照顾别人。和外面一切联系都中断了，谁也不知道这一群人在什么地方，蒋介石请求美军天天派飞机侦察也毫无消息。杜聿明也病倒了，只好由人抬着走，但他还是坚持一定要绕道回祖国，决不能从来的路上再退回去当日军的俘虏。事情的凑巧往往是出人意料的。有一天，几个士兵在一小块空地上烤吃刚刚打到的一条大蟒蛇，这是森林中最佳的美味了，不料升起的缕缕炊烟，被美军的侦察机发现了，便立即在上面盘旋，并向基地报告了发现的情况。飞机不敢飞远，怕回头找不到这一小块升起炊烟的地方。很快两架早就做好准备的小型运输机飞来了，向这一小块空地上投下了电台、粮食、医药等。许多东西都挂在高高的树尖上。杜聿明高兴得从担架上跳了下来，马上命令人从树梢上取下这些东西，先把电台架了起来，与蒋介石取得了联系。因为他们在原始森林中穿来穿去快靠近印度了，蒋介石便告诉他，两个月来，日军已把从缅甸和野人山返回祖国的一切通路都占领了，所以命令他只能去印度，他不得不带着最后剩下的几十个九死一生的部下，又走了快一个月，才到达中印边境的印度东北列多，从而结束了这一神话般的百日旅程。
杜聿明在嘉奖大会上 （1944年冬于远征缅甸抗战中）
我听了也十分感动。他的夫人一等他说完马上吸燃一支香烟插到他的嘴唇边，非常激动地告诉我说，杜聿明穿越原始森林时，还有人造谣说他投降日军已到南京当官去了，她就不相信杜会投降，两个多月后证实了他还在战斗。
那次我在昆明虽只住了五天，却一连到杜家去过四次。
我第二次和杜聿明见面是在抗战胜利以后，我是到华北清理军统特务在各地接收的敌伪财物。因抗战胜利后，原来潜伏在敌后的特务与当地汉奸勾结，一下都从地下钻了出来，抢先进行接收。军统头子戴笠在世时，他们虽然少报了许多，但还不敢太放肆。戴笠一死，他们就纷纷申请军统局改正过去所报接收财物清册，用各种各样理由说过去的清册应改正，实际上是请求改少。军统头子毛人凤怕事久更多变，所以戴笠死后尚未来得及办理丧葬等事，就派我和军统督察室主任廖华平到各地清点已接收到的敌伪钱财产业。我那次到了北平，听说杜聿明不久前动手术割去了一个肾，还在北平中央医院休养 （即现在的北京西城阜内人民医院），当时他任东北九省保安司令长官，比过去的官大得多了。我只是去作了一次礼节性的拜访，希望将来去东北有事时可以请他帮忙。本来只想看望一下就走，以免影响他的休息。不料他一见到我，就急忙问戴笠飞机失事的详细经过，并问是否被人所暗害。我只简单向他谈了飞机失事是偶然遇上气候变化的一些情况，决不是被人暗害等之后，他连声叹气，感到非常难过。我急忙劝他千万不要激动，以免影响身体。他又长叹一声说：“你不知道我和雨农 （戴笠别号）兄相识十多年中，虽然他的工作使人感到可怕，但他对朋友却十分热情，他不幸发生这种意外，我怎么会不难过啊！”
接着，杜聿明告诉我，他这次动手术前，戴笠对他特别关怀的情况。3 月上旬，戴笠准备回南京之前，知道他因病住院，便去医院看望他，知道是肾结核，非割去那个有结核的肾不可。戴笠急忙问是哪位大夫主治？当杜聿明说出是国内很有名的泌尿科大夫谢元甫时，他又忙问谢大夫现在有多大年纪？又一听说谢大夫已经是60多岁了，就一个劲地摇头，连说：“不行！不行！” 并说内科大夫越老越有经验，外科大夫就不能太老，还举出抗战前他在上海宏恩医院割盲肠，宋子文推荐一位国内外都很有名的英国老大夫给他动手术。戴笠说这个老家伙动作迟钝，弄了半个多小时才把伤口缝好，以后还常常出毛病，所以他便坚持一定要请一位精力充沛、手术高明的医生才行。杜聿明告诉他，已经约好决定第二天就要动手术，不能随便更换人。戴笠站起身来，拍着胸膛说：“你的病我要替你负责请位好大夫，如果你认为谢大夫有把握，那我还得亲自去看一下再作决定……” 说完他就匆匆忙忙地走了。
没有料到，当天晚上10 点钟左右，杜聿明的副官向他报告，说谢大夫来电话，戴笠带了几个人去他家找他。因为那几天平、津两地正在由戴笠主持大肆捕人，吓得谢家的人不敢开门，而戴笠带去的又是些警察局长、稽查处长，他们在门外叫嚷不休，谢大夫想请杜聿明派人马上赶去把这些凶神恶煞劝回去，他实在不愿见这些人。杜聿明要副官告诉谢大夫，是他请戴笠去看谢大夫，商谈明天动手术的事，这样谢家的人才敢开门把戴笠等请了进去。他们两人一直谈到深夜。戴笠反复问谢大夫有无把握，谢大夫认为这不是什么重大手术，没有问题。戴笠才同意让谢大夫给杜聿明动手术。
我看他讲这一段经过时很激动也很吃力，便急忙起身告辞，怕他再说下去。分手时，他在病床上欠着身子，握着我的手一再说，有机会去东北，一定要到他家做客，他全家都会欢迎我。我也表示，不久会去东北，还有些事得请他帮忙。他说，只要做得到的事，他会尽力去帮助我的。
听人说，坐牢是度日如年，而我们在战犯管理所却是嫌时间过得太快了。我们天天等待有人来问我们 “投不投降？” 可是一天、一个月、一年都过去了，我们所等待来问我们这句话的人也没有等到。
谁能料到，我第三次和杜聿明见面，竟会是设在北京功德林监狱的战犯管理所中。
1957年初秋，我从重庆战犯管理所被送到北京。晚间到达后即被编入第二组学习改造。进屋时人们都已入睡，只有小组长一个人起来指定我在大通铺一位大胖子身边睡下。我脱衣服时，那位大胖子小声和我说了几句话。听口音是我的湖南同乡，但我过去不认识他，便小声问了他一句：“尊姓大名？” “覃道善。” 一听这名字，我马上记起他是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一位军长。他用很轻又很带歉意的口吻告诉我，他晚上爱打呼噜，如果我被他吵得不能入睡时，就不客气把他推醒，他翻一个身，鼾声就会小一点，甚至会停一会儿，这一刻工夫就可以让别人入睡了。面对这样一位好心的新同学，我也很客气地安慰他：我一向不怕吵闹，大炮打起来我照样可以睡觉，请他不用顾虑我。他似信非信地点了点头，便蒙头入睡。没有料到，他的鼾声竟那么声震屋瓦，直对着我的耳朵吹起来，加上新来一地，总有些心思，平日再不怕吵，这次却被他的鼾声把瞌睡全吹跑了。但我不忍心去推醒他，这是他的生理现象，又不是故意吵我。我只想，通铺还有空位置，小组长这样安排，可能是要给我这个新来的同学先来一个下马威。这使我联想到旧社会牢房的情况，在旧社会每个看守所或牢房内都有那样一个小头头，他们对新关进来的犯人都要显示一下自己的权力，治他一下，免得不听话。通常的做法，就是指定新犯人睡到紧靠马桶的地方 （旧社会的看守所和牢房内都放有一个解大小便的马桶），新犯人不但要忍受马桶的臊味，还要忍受别人解大小便从他身旁踩来踩去，一夜不得安眠。今天，我不是睡在马桶旁边，而是睡在一位打呼噜的同学身边，这对我来说，也就心满意足了。
覃道善
第二天一大早，我听到有人在大声喊叫：“起床！起床！” 我正披衣起床，便见一个人匆匆回到组内来。我定睛一看，竟是我过去的老熟人王耀武。我从报上只知道他在山东战役中被俘，却没有想到在这里能见到他。他一看到我坐在大通铺上穿衣服，赶忙走过来和我握手，并问我睡得怎样。我没有回答，只点点头。因为我这一夜睡得实在不怎么样。他看我已把衣服穿好，便问我洗脸的东西带来了没有。我指指大通铺旁边我放鞋子的地方的脸盆等。他就替我拿起来，并且到对面一个架子上把他的脸盆等也拿上，要我和他一道出去洗脸。我还没有出门，小组里的几位都起来了。我们那位小组长更像老师对小学生一样：“你的脸盆等物，以后便放在这里。” 他边说边指指那个架子的最下层一个空位。我也像小学生回答老师一样回答了一声：“是！” 便跟随王耀武到盥洗室去洗脸了。
杜聿明 （前）、王耀武 （后） 在北京北郊战犯管理所参加劳动 （1957年夏）
我和王耀武是抗日战争初期在上海认识的。他当时任五十一师师长，担任上海附近罗店的防守任务。我当时是国民党军委会战地随军调查组罗浏组组长，主要是在罗店、浏河地区活动，常去王耀武师部。他和副师长李天霞对我们的工作很支持，有段时间我还和他们一同到最前方去参加收复丢失阵地的战斗。后来我调军统局工作，他的官越当越大。他每次去重庆见蒋介石，戴笠总要请他吃饭，我也有机会和他往来，所以这次在监狱中重逢，特别感到亲切。他把我领出去在一间可供盥洗的房内洗脸，并告诉我隔壁便是厕所。洗完脸他和我一道回到小组内才给我一一作了介绍。同组的有国民党原十二兵团司令黄维，此人是与军统一向不和的陈诚的亲信，过去只闻其名而没有往来过。还有在陈诚系统的几个军长：方靖、宋瑞珂和睡在我旁边的那位大胖子覃道善，以及一位湖南老乡苏本善等。因过去都不熟，初次见面都客气了一番。
由于一夜没睡好，我便不想吃早饭，开饭时，我只盛了一碗稀饭勉强一点一点往嘴里送，忽然听到对门房内传出几声很熟悉的四川口音。那高大的嗓门和地道的乐山话，一听就知道是被解放军俘虏的唯一的国民党上将，原四川省主席兼保安司令王陵基。我和他在重庆白公馆四川战犯管理所一起学习改造过几年，又同在一个小组，住在一间房内，他比我早几个月才由重庆送到北京，所以对他的声音很熟悉。我一听到他的声音，便想向他打听一下北京方面的情况。因为此人是心直口快，有什么便说什么，毫无顾忌，也不会向管理人员反映别人的问题。我把饭碗一放，就想循声而去，但一想到应当入境问俗，先弄清这里的规矩，免得一来就和我从昆明送到重庆第一天那样犯错误，挨一顿批评。所以我便向小组长问了一声：“能不能串门？” 小组长和王耀武几乎是同时回答：“除了不能出大门，在院内完全可以自由活动，随便哪一组有熟人都可以去找。” 一听这话我高兴极了，赶忙把饭碗筷子收拾好，连馒头也不吃就向对面房内跑去。一进房门就看到了王陵基和不久前刚由重庆送来的老同事徐远举，彼此高兴得都把手握得紧紧的。我环顾四周，看到房内竟放有一个床铺那么大的白色石膏模型，模型内坐着一个戴深度近视眼镜的人，他刚把—个牛奶瓶放下，正要躺下去。见我进去和王陵基、徐远举握手谈话，比我早几年从重庆送到北京的宋希濂也走了过来和我握手，那个刚躺下一半身子的近视眼又忙坐了起来。我定睛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怎么？杜聿明还活着？我当时既万分诧异又很感不安。诧异的是，1952 年，我在重庆看到一本新编的小型 《人名字典》，在那辞典里他的名字下面，明明白白写着他在淮海战役中，曾因下令施放毒气，使解放军许多指战员受害，被俘后，应全体战士的请求将他枪决了。没想到他竟然还活着，而且在这个地方见到了他。不安的是，看到杜聿明睡在那样一个大而硬的石膏模型内，看样子只能仰面躺着。我是一个习惯蜷着身子睡觉的人，不用说，睡在那样一个模型内连翻身都不可能，更甭提缩脚侧身了。这不是在故意折磨他，使他连睡觉也无法睡好吗？因此，我便误认为北京战犯管理所比重庆战犯管理所对战犯的惩罚办法厉害得多。在重庆犯了错误顶多是批评一下，或是写份检讨书就可了事，想不到在北京竟会这么来折磨战犯！我是口没遮拦惯了的人，说不定什么时候犯错误，也会用这种办法折磨我，我真后悔不应该来北京了。
1957年夏秋间，北京战犯管理所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安排战犯们去华北、东北等地参观了一个多月。回来以后，管理所宣布，为了配合思想改造，要求每个人都要参加一项力所能及的轻微体力劳动。因为这些国民党的高级文武官员，过去不但没有劳动的习惯，而且是很轻视体力劳动的。毛主席和党中央制定的改造罪犯政策是思想改造与劳动改造相结合，我们这些过去没有进行过劳动改造的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当然也得学习一点体力劳动，体会一点体力劳动的实际情况。这和一般劳改单位完全不同，不仅仅是由于这些人过去职位高，更主要是这些人年龄大，加上在旧社会过的大都是花天酒地、三妻四妾的腐化生活，身体素质都较弱，不能担任一般的强劳动，所以得从轻微入手，逐渐懂得一点什么是体力劳动。因此，便成立了缝纫、理发、补鞋、木工、洗衣等十来个组。当我报名参加缝纫组时，我发觉本来可以根据身体、年龄等情况请求免予参加体力劳动的杜聿明也报名参加了缝纫组。在缝纫组成立的那天，管理人员让我们自己推选组长、副组长，十来个人默默坐了几分钟一言不发，因为谁也不知谁能担任这个组的组长。
杜聿明 （左）、宋希濂 （中）、王耀武
坐在一旁的管理员看到大家都不提名，便说：“哪个过去懂得一点的，可以自己报名当组长、副组长嘛！” 他的话音刚落，出人意料的是，病号杜聿明站了起来，自告奋勇愿担任组长，他说他过去懂得一点缝纫常识。我也跟着报名，愿意协助杜聿明当副组长。
当时，我很怀疑，这样一位名将，怎么会懂得缝纫？所以，我以为他可能是为了响应号召故作积极表现，才争取当组长的。
缝纫组开始只有两部老式的英国胜家公司生产的旧机器。抗战时，我家里也买过一部这样的缝纫机，我也曾好奇地去踩着玩玩，知道这种缝纫机机头里的梭床拆装都很费事，不像现在国产的机器那么简便，弄不好，很久都装不上去。可是我看杜聿明在试车时，能很熟练地把梭床拆卸下来，擦拭干净后又轻巧地毫不费事就装上去了。我不免好奇地问他：“你怎么会懂得这些的？” 原来是他带机械化部队时，自己办过一个缝纫工厂，不但解决了军官家属的就业问题，也为制作部队服装和武器的外罩等提供了方便。他当时除了对所使用的美械装备性能、维修等都一一亲自学习外，对缝纫厂的缝纫机的使用检修也都懂得，还向裁缝师学会了剪裁、量制衣服等全部技术。正因为如此，他才敢自告奋勇当缝纫组长的。
缝纫组的两部机器，我和杜聿明各使一部。我是边学边用，杜聿明在一旁耐心指导。很快，我也能熟练地使用和检修缝纫机了。参加这个组的人，有几个是担任铺棉花、拆旧衣服和钉纽扣。直到今天我一想起钉纽扣的事还要发笑。当时，杜聿明告诉那几位过去当过兵团司令 （统率几个军的司令官） 和总司令、军长的同学们，钉纽扣应当注意的一些问题时，他们连听也不爱听，而且非常不耐烦地顶他，说他摆组长架子，看不起人，连几岁的小姑娘都会干的事，还要他这么费神来指点。杜聿明很有耐性，还要说几句，结果被他一个黄埔一期的老同学、十七兵团司令刘嘉树一把推开，不让他讲下去。几位将军们在长条桌边一字儿排开，一个挨一个坐下来开始操作了。的确，这是十分简单而又轻微不过的工作了，不用说小姑娘，连幼儿园的小宝宝不也会自己钉纽扣吗？
开始工作大约不到五分钟，就听到有人大叫一声：“哎呀！” 原来是一位同学被坐在旁边的另一位同学抽针时扎了一下。那位扎了别人的同学不但不认为自己没有 “技术”，还埋怨别人坐得离他太近。那位被扎的同学只好自认晦气，赶忙移动一下。离他远一点。不想这样一来就又挨近别人了。他一边嘟囔，扎了他还不认错反而责怪他不该坐在他针下。他一肚子火气正无处发泄，碰巧他又把针扎在衣服的接口处，抽起来很吃力，他便使出最大的劲一抽。这一抽不打紧，靠他坐着的另一位同学也是一声大叫，不过这回不是 “哎呀”，而是 “哎哟哟” 了。一听这声惨叫，杜聿明赶紧跑过去，要大家马上放下手中的活，查一查是什么原因？经过一问一看，杜聿明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原来是这些从未拿过针线的将军们抽针时是把针尖朝外抽，所以便向别人的身上扎过去了。他要大家注意，看看他是怎样抽针的。他的示范动作很慢，以便让大家看清楚。他抽针时也用力，不过一抽出来，便让针尖朝着自己的方向，然后继续向外抽。这样，即使不留心碰到坐在自己身边的人，也只是手腕和小指部分碰一下，决不会把别人扎出血来。大家一看，再比着做一下，果然不会扎着别人了，这时才不得不心服口服地说：“今天我们总算学到了一门钉纽扣的技术了。”
在战犯管理所的缝纫组里，如果没有大批旧棉衣服要拆洗缝补，只是为同学们补补劳动时穿的衣裤时，便没有几个人去工作。我和杜聿明则不管有没有活，在下午劳动时间里 （上午是学习文件或讨论、座谈等） 都得在那里，一是随时接收同学们送来的要修补的衣服；一是管理员安排工作也总是到那里找我们。我们即使无事也常在那里擦拭或检修那两部破旧缝纫机。在这时候，往往只有我和杜聿明在那间小房内，俩人无话不谈。有一天我们谈到刚解放时的一些情况，我告诉他，我是和余程万、李弥两个军长及其他几个人被骗去开会遭到扣押的，扣押我们是强迫我们参加云南起义。当时李弥在起义通电上签字以后，回到被软禁的房内，抱头痛哭了一场。他一边喃喃自语：“我对不起校长 （指蒋介石），我被人牵着鼻子走上背叛你的路上去了！” 说完，便走到窗子边，一只脚跨上窗子，准备从四楼跳下去自杀。我眼疾手快，一纵身过去，紧紧抱住了他。只要迟疑一下，他就会粉身碎骨。我硬把他抱了下来，他还用拳头打我，说我阻止他 “为国尽忠”。后来经大家劝慰很久，说暂时虽被迫签字，我们手上还有几万兵、不愁没有复仇之时，他才安静下来。说到这里，杜聿明问我当时怎么想的，我说我被迫也在起义通电上签了名，但我不是什么识时务的 “俊杰”，只是一个怕吃眼前亏的人。杜聿明听了在我肩上一拍：“怕吃眼前亏的也是好汉嘛！”
他听我谈完，马上讲到他自己。他告诉我，在淮海战役中，校长 （指蒋介石） 把他的大部分本钱都交给了他，希望吸引解放军在徐蚌地区来一个生死决战。他说，校长认为平日不易把解放军吸引在一起，他们总是爱打运动战，打了就跑，因为他们武器装备不如我们，不能打硬仗，我们有陆空配合的优势，加上运输条件好，补给方便，可说兵精粮足，一举可歼灭解放军主力，转败为胜。谁知解放军采取各个击破，把几个兵团隔开，一个一个吃掉，而我们的高级指挥官却不诚心合作，只想让别人去先拼，等两败俱伤，才如卞庄刺虎一样，轻易取胜，结果连兵团司令都被打死两个，还是不吸取教训，最后是全军覆没。他说，我自己也成了俘虏，怎么还有脸活下去，所以在被俘时便拔枪自杀。我正要对准自己脑袋开枪，被人将枪夺去，还抱着我痛哭苦劝。我只好暂时放弃自杀念头，准备混出去再说。等到被解放军盘查出身份后，手上已没有枪了，便用砖头朝自己头上猛击，一下就击晕过去，再也没有气力能把自己弄死了。等到被解放军军医抢救过来，就再也没有自杀机会了。我两次自杀，一是感到对不起校长的信任，输掉了他几十万精锐大军，没脸见人；二是怕被俘受侮辱，所以不想活下去。
被俘的杜聿明
当他没有办法再找机会自杀时，就希望早点病死，因他患有肺结核、肾结核和胃溃疡三种致命的病。他从不向医生去说明自己的病情，结果经多次健康检查，都被发现了，并都得到了很好的治疗。他当时不但不感激，还非常反感，认为这样一来，他决心希望通过疾病而提前死亡来达到慢性变相自杀的目的也被制止了。更加使他吃惊的，是连他自己过去没有发现的第四种病——脊椎结核，也被管理人员发现了。那是在一次洗澡时。每次洗澡都由干部陪着，从开始一直到洗完送回房间。有一次一位年长点的干部看到他身躯不像别的国民党高级军官一样能把身体挺直起来，便送他去医院进行仔细检查，结果发现他患有脊椎结核。除了服药打针外，还特地给他定做了一个石膏模型，让他睡在里面。每晚挺直地睡了整整三年，才使他这个病得到了有效的治疗。他告诉我，这个石膏模型，不只矫正了他的躯体，同时也矫正了他的思想。我听了之后，才敢告诉他，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见他睡在那样一个石膏模型内，只能仰面躺下，不能缩腿时，感到很不安，还以为这是一种特殊的惩罚呢。他听了以后，又拍了我一下，说：“你虽然没有脊椎结核，不必用石膏模型来矫正，但你的思想却也得用石膏模型一样的东西来矫正一下才行。” 说完，我们都笑了很久才停下来。
杜聿明的几种不易治好的病能那么快治好，他心中有数，政府一定花费了不少的人力和财力。当时，我国还不能自己生产治疗结核病有特效的链霉素，苏联虽供应了一些，但他们的药物性能也还达不到标准，只有美、英等国的质量过了关。可是，美国又对我国进行封锁。政府为了抢救杜聿明、黄维等人，不得不通过香港、澳门买回一些这类的药物。有一次，杜聿明好奇地问给他治疗的医生，给他治病花费多少钱？医生用开玩笑的口吻说：“不多，两个铜板。” 医生无意中一句话刚脱口，杜聿明两行热泪便夺眶而出。惊得医生忙问：“怎么啦？怎么啦？” 杜聿明把头一摇：“没有什么，因我想起了一件使我伤心的往事。” 医生劝他好好养病，不要想过去不愉快的事，以免影响身体。
什么往事会使杜聿明这么伤心呢？原来在1931年，蒋介石于12月15日被迫宣布 “下野” （即辞去国民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职务），杜聿明等一些黄埔学生也跟着失了业。杜聿明带着家眷住在杭州，靠黄埔同学会每月发点救济费勉强维持生活。
1932年1月间，他夫人看他闷在小小的住房内很不是滋味，便劝他领着大女儿杜致礼去西湖边上散步。才三岁的杜致礼看到街上卖油炸臭豆腐的，便拉着爸爸的衣角不肯走，嚷着要买一块吃。当时一块油炸臭豆腐虽然只要两个铜板，但杜聿明掏遍所有的口袋也只掏出一个铜板来。连这两个铜板就可买一块儿的东西他都没法子满足爱女的要求，而引得她嚎啕大哭，赖着不肯走。杜聿明也忍不住鼻子发酸，强把孩子抱了回去。所以听医生一说 “两个铜板”，这件伤心的往事便立即涌上心头。他感到了党和政府抢救他的深情，禁不住热泪簌簌而下。
思想的彻底转变并不容易，由于过去受了国民党20多年的反共教育，所以虽然在某一件甚至几件或几十件具体问题上感到共产党对待自己的确是深恩厚德，有时甚至感到今天党对自己比过去国民党和蒋介石对自己还好一些，但根深蒂固的反动思想却没有连根除掉，有时又不知不觉冒了出来。
记得有时杜聿明和我在谈到前途问题的看法时，彼此的认识还常有出入。反正是闲聊，而且是在谈悄悄话，即使看法想法不相同，也不致于发生争执。但有一件最关切身利害的事，我们两人的看法却是一致的，那就是改造战犯政策。
战犯管理所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改造政策，是针对不同的对象采用不同的方法。由于我们这些国民党的高级军政人员，不但有不少是外国留学生，而且大都是文武双全，有的人讲起话来头头是道，看文件也能讲出一番道理来，而联系起他们的思想却不容易，所以对这些人的改造便是以自学为主，再加上相互帮助，彼此促进。管理人员从不讲大课，更不讲马列主义等。因为这些人不从内心转变，靠压力和主观上的正面教育是不易奏效的。除非发生重大思想问题，彼此帮助不能解决，领导人才去讲讲话，但讲完后，也还是让大家讨论，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我们特赦后，与杜聿明等接待外国人采访时，讲了这套改造办法后，他们无不把大拇指一跷，说：“这一招真高！”
在管理所下面除了十多个学习小组和以后增设的劳动小组外，还有一个由战犯自己推选出来的主管学习生活等的委员会。主管学习的委员是王耀武。他和我同属第二组，参加第二组学习。每次学习完，各学习小组便向他汇报各组学习的情况，由他汇总向管理所汇报，管理所有什么事也由他向各小组去传达。这样做，首先消除了大家的顾虑，大家对王也很信任，有什么思想问题不愿和小组长讲的，便和他去谈，这就比向管理人员去谈少了许多顾忌。
川湘鄂边区绥署主任，统率过14万大军的宋希濂，是文娱委员。他对围棋、象棋、桥牌等无一不精。他主管文娱，大家想玩什么便毫无顾忌地向他提出，由他去组织或请求管理所购买什么文娱用品，也比直接向管理员提出方便得多。
宋希濂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山东省主任委员的庞镜塘是负责生活方面的委员。大家想领什么买什么都由他负责。大家想买东西时，往往由他出面来讨价还价。因为解放军执行不搜俘虏的政策，被俘时身上带的财物都算是自己私有的，虽暂时交管理所保存，但随时可以取用。这些大官被俘时，身上往往带有大量美钞、黄金，所以花起钱来满不在乎。每逢年节，管理所同意买些香烟糖果食物时，有的一开口便是香烟10条、糖果10斤……这时庞镜塘便得出面来和这些人讨价还价了。他往往说，如果每人买这么多，一次得买上千条香烟上千斤糖果，这得多少人去拉回来？如果是由管理员直接出面，大家的心情就不同了，所以用自己管理自己的办法十分高明。
曾任川陕边区绥靖副主任、国民党中有名的十三太保之一的曾扩情，是负责清洁卫生的委员。此人对人一向温和。许多战犯都是过惯仆从如云的腐化生活的，要他们自己动手去搞卫生，也不是件容易事。他很有耐心，也很风趣，能把这方面弄得很好。这也比由管理人员直接来督促要有效得多。
有一天，这四位同学来缝纫组检查。他们看了一下便问我们对学习、生活、文娱、卫生等有什么意见。杜聿明照例回答：“都很好，没意见。” 他们刚一转身，杜聿明便指指王耀武和宋希濂的背影，问我知不知道他们过去的情况。我说除庞镜塘过去和我没有往来过外，那三位我都熟识。他一听我这样回答很不满意，便直截了当地说：“你知不知道王耀武当旅长时，在江西捕到过红军有名的重要指挥员方志敏；宋希濂任三十六师师长时，在福建逮捕到共产党中央领导人之一瞿秋白吗？” 我说我和宋希濂在重庆改造时，听到宋希濂交代过杀害瞿秋白的罪行。他又问：“为什么要杀害？” 我说因为他们是共产党的负责人嘛。杜聿明一听便装出一副要开导我的样子：“你知道的就是这一点吗？” 我说还有什么你就说吧！不必再绕圈子了。他才很郑重其事地告诉我，据他过去所知，国民党逮捕了这两位共产党的高级军政人员后，先是像今天对待我们一样，很优待，有病看病，要什么给什么。可在客气一阵之后，就提一个问题，要他们投降。当得到的答复是 “宁死不投降” 这一坚决的答复之后，便毫不留情地枪决了。
听完他这一段话，我便问他，过去国民党抓了共产党的重要军政人员是这样对待，共产党对我们这些人会怎样？他毫不犹豫地说，还不是一样采用这种办法来对待我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是天经地义，也是公平合理的嘛！我便问他，如果将来有人也来问他：“投降不投降，你怎样回答？” 他忽地一下站了起来拍拍胸膛：“也是一样回答 ‘宁死不投降’！” 他又反问我一句：“你呢？”“和你的态度完全一样。”
停了一会儿之后，我才问他，政府花费那么大的人力物力把你的病治好，你也表示感激，那为什么不愿投降呢？他眼眶红了一下，几乎是一字一句地回答我，感激政府医好我的病，这是个人问题，而投降则是涉及中国的传统道德、气节问题，这不能同等看待。中国几千年来都十分重视气节，我们都读过一些书，看过一些历史书籍，对这个问题应当有坚定正确的看法。我没有再表示什么，只是不断地用点头表示同意他的看法。
过去听人说，坐牢是度日如年，而我们在战犯管理所却是嫌时间过得太快了。我们天天等待有人来问我们 “投不投降”？可是一天、一个月、一年都过去了，我们所等待来问我们这句话的人也没有等到。我们细心观察，从我们经常接触到的一般管理工作人员和偶尔来的一些领导干部口中，都没有谁问过这句话，或类似这样的话，也没有人侮辱过我们，更不用说打骂了，甚至连一句讽刺我们的话都没有听到过。这和我过去对待从延安只身投奔到国民党的陕甘宁边区代主席张国焘完全不同。有一次我和张国焘因一件小事顶起嘴来，我便用极其讽刺的话大叫一声：“张主席！这里不是延安！” 气得他脸色由红变成苍白，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当时我非常得意，所以我解放后也怕别人用同样的方法来对待我。杜聿明也说，如果有人故意讽刺他，叫他一声 “杜司令长官或杜将军”，他会不顾一切一头撞过去。与此相反，和我们接触过的干部和解放军战士，都是和颜悦色的。有一次，我不留心把一根缝纫针弄断了，杜聿明也替我担心，认为这是损坏公物，虽不是故意破坏，但肯定得挨一顿批评。我便写了两页信纸的检讨书，给自己扣上几顶帽子。杜聿明也在最后加了几句，说他也有责任。检讨书送上去之后，管理人员却笑嘻嘻地把我的检讨书和一枚缝纫针拿来放到了我面前，轻声地说：“你又不是故意损坏什么公物，写这么长的检讨干嘛？以后断了针再去要一枚就行了。” 管理员一转身，我们两人相对一笑。这一笑，包含了多少说不出的安慰与感动啊！
杜聿明是事无巨细，对什么事都是十分认真的，他常常对我说，他之所以成功是靠认真得来的。他发现我有时马马虎虎，曾多次劝告我，一定要改变这种不良习惯。有一次我在缝制一批新的汗裤，这是给战犯们穿的。杜聿明在裁剪时比来比去，用旧报纸剪了几次纸样才动手剪裁。我很快把30多条短裤缝好了，他和军统老同事董益三两人逐条仔细检查，发现其中有12条不合格，要我拆开返工再做。我不服气，认为反正是给自己同学穿的，差一点没有什么关系。他们两人都不同意，说非返工不可。缝制过衣服的人都会懂得，已做好了的东西返工再做一次比做新的要麻烦得多。我一再说没有必要，如果不合格，我可以把这12条裤子负责分配出去。我自己留两条，那10条我会找五个愿意要的同学。杜聿明向我说明，在剪裁时他便考虑到了，既要节省布料，又要使穿的人感到舒适，所以把前面裁小点，后面放大点，这样穿了蹲下去舒服。如果不把前面裁小而前后一样大，就多费布料。一条裤省一寸，这100多条就可省一丈多。我把该放在前面的那块小的放到后面，该放在后面的又放到前面，弄成前后一样大，所以这12条不合格，得拆开重新返工。我却认为前后一样大，可以随便穿，没有什么不好。我们正在争论时，在一旁铺棉花的原十七兵团司令刘嘉树便问我：“你是肖什么的？” 我说：“属虎，属吊睛白额虎。” 他知道杜聿明和董益三都是属龙的，所以他便插进来，边笑边说：“今天我总算看到了两龙斗一虎了！” 杜聿明一听正要开口，我便先问刘：“你肖什么？” 他把两手一抄：“我属蛇，属地头蛇，专门斗孽龙的老手！” 杜聿明昕了一笑：“看你胖得和猪一样，还来冒充是属蛇的，也不去照照镜子。” 董益三也接着说：“他明明是属猪而且是属蠢猪的。” 刘嘉树一听急了，便指着他们两人：“我要把你们这两条孽龙的筋抽出来，一条将来出去捆行李，一条把你们这两只瘦猴子吊起来玩把戏。” 他们正在唇枪舌剑吵个不休的时候，坐在一旁看热闹的原陆军副总司令汤尧也插上一句：“今天我不但看到了龙虎斗，还看到了二龙戏珠 （猪） 的好戏啦！” 他这一句话正引得小组内的许多人哄堂大笑时，只听原川军军长王泽濬大叫一声：“哦嗬！” 杜聿明赶紧跑过去一看，原来这位仁兄把刚领来的一枚行棉衣的长针弄断了。杜聿明很幽默地对他说了一声：“你老兄一叫 ‘哦嗬’，我就吓得出汗。” 这位四川同学十分热心，什么事都争着干，一干坏了，总是大叫一声 “哦嗬”，所以他一叫，不但杜聿明着急，我们都跟着不安，知道又出了什么毛病。这次又是为了一枚针，使得满屋的笑声都被压下去了。我也表示，缝错了的12条汗裤全部返工，重新按杜聿明的规定去做。我花了三个半天和三个晚休息时间，把12条汗裤拆开再缝好时，杜聿明又逐条仔细检查，直到找不出毛病，才在我肩上拍了一下：“全部合格通过。”
我在功德林改造时，虽然争取干一些较重的劳动，每天三次挑饭、挑开水等我都参加，但我认为这是对身体的锻炼，而不是真正体会到要从劳动中来改造自己。
我当时是抱着得过且过的思想。因为我认为像我这样一位参加工作就是反共反人民，今天落到共产党手中，不杀就是万幸了，学习与不学习，对我来说不是什么关键问题，学得再好也不可能弥补我过去的罪行，活下来就算了。我只求活着不挨批斗，看文件也是为了过关，跟上形势随大溜，要我花时间去钻研，那是自讨苦吃。而杜聿明在这方面却尽心尽力想帮助我。我们两人因为观点不同，经常发生辩论。有一次一位同学写了一首咏虞美人花的诗送给我看，显然从这四句诗中，可以看出他在借题发挥，诉述自己今天寄人篱下的心情，我立即和了他一首。他的诗是这样写的：“往来篱下托终身，徒负人间最艳名；今日西风萧瑟甚，满怀清泪暗中倾。” 我开始和他的诗还带有一点劝慰他的话，其中有这样两句：“今日篱边沾雨露，明朝阶下沐恩光。” 他一看很不高兴，并说我也变成教条主义。我这个人一向爱和稀泥，为了迎合他的心意，又改写成：“项羽当年发浩歌，虞兮虞兮奈若何？美人死后名花在，不似当年健壮多。” 他看了勉强点了点头，并说我们都把它贴到墙报上去。贴上后，他那一首自然引起许多人的批评。当时我们在管理所范围内是完全民主自由的，你想写什么都可以自己写好贴在墙报栏内，管理人员从不阻止。但你有贴的自由，别人也有驳的自由。现在我才深深体会到这种改造政策的伟大而有力。那么多人中，谁没有坏思想？如不让他发泄出来，是无法得到改正的，只有让他有地方尽情发泄，别人才好帮助他。我记得那首诗使不少人感到气愤，批评的文章一篇又一篇地贴了出去。杜聿明也在缝纫室里写批判文章，我却在一旁若无其事地看他写。他把笔一放，又耐心地和我交谈起来。他先问我为什么要写诗去和？明知是有错误的诗。我说这是应人之请不能不写，他便说我太不讲原则了。我反问他：“原则和朋友哪一个重要？” 他禁不住又习惯地在我背上拍了一掌，才大声回答我：“你太是非不分了，朋友犯错误不帮助他而去附和他，只能更加深他的错误，这是对不起朋友的大事，你还以为你在讲交情够朋友，你不但害人也害了自己！” 我一听便火了：“我什么时候害过朋友？你指出来！” 他一听便笑开了：“你是第一个看到他这首诗的，如果你不附和他，而义正词严指出他这首诗是借题发泄对今天当犯人寄人篱下的不满情绪，他的诗便不会贴出去，你这才够朋友。你第一个看了不帮助他，也不提醒他还附和他，今天的结果不是说明你害了他吗？” 我很不以为然地回他一句：“我才不去趋炎附势哩！” 这句话一出口，他便把笔和纸都收起来，看样子要和我作一次长谈，我连忙说：“你写你的批评文章吧，我不再讲话行不行？” 他一把将我拉住，把我按在椅子上：“不讲清不让你走。你刚才说你不趋炎附势，想和旧社会一样去做高人雅士吗？” “对！我不想再高攀权贵，庸庸碌碌活下去就行了！” 他听了长叹一声，便很耐心地和我谈了一段很长的话。我当时是似懂非懂，听了半天又冒出一句：“我如果能活下来，决不会像杜甫一样过 ‘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 那种生活，我感到可耻！” 他连忙说：“我相信共产党让我们活下来，决不会要我们去靠别人生活，而是由政府把我们包下来。” 我还不服气，说他和我一样，说这些话是自宽自解，自己安慰自己，将来的出路是靠自食其力，我们学会缝纫去当裁缝师傅，我多学了一门理发，哪一门赚钱就去干哪一门。他对我的回答还是不同意。最后照例是他劝我有空多看看文件和报纸，就会懂得党的政策，我也照例“嗯” 了一声，便算是同意他的意见了。但这次他却不放过我，还说我应认真多看看书和文件才不会吃大亏，我又 “嗯” 了一声，他还继续说，他是有过切身体会的，1948年底，在淮海战役中他被包围后，毛主席亲自写了 《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虽然写得很明白，说明除了投降没有别的出路，入情入理，但他看也不看。当他的侍从副官把解放军散发的这篇文章的传单送给他，请他认真看看时，他一看标题便大发雷霆，不问内容一脚把传单踢得远远的，侍从副官又弯腰拾起来请他看，他朝着副官又是一脚踢去，并大喝一声：“滚！” 副官只好悻悻退出。现在他很后悔没有看那篇文章，所以一有时间，便抓紧看书和学文件。
他曾告诉过我，他感受最深、思想上起变化最大的是去东北参观。抗战胜利后，他是国民党东北九省保安司令长官，主持过接收东北的工作。他很清楚地记得，当时许多工厂都不冒烟，工人失业没有饭吃，工厂许多机器被拆下来卖掉，真是满目荒凉。我们去参观时，已是一派繁忙的新景象。过去要靠进口的一些钢材，自己也能生产了。在那次参观中，本来有一件事，开始使得许多人感到很生气，以为是有意侮辱和讽刺自己，但冷静地想了一下之后，他觉得对他的帮助很大。那次战犯们去东北参观，住在沈阳一个招待所。到铁西区参观了一些工厂回来，不知是谁在街边一处放置变压器的三角形水泥地上，用粉笔画了一个大铁笼。笼里关了许多大大小小的老虎，有只最大的张牙舞爪、凶相毕露。一群中、小虎围着它，显出跃跃欲试的种种凶态。王耀武首先发现了这幅画，他悄悄地喊大家到窗前去看。杜聿明和许多人看后都很反感。领队的干部知道后，立刻叫人把画擦掉，并组织大家座谈，说明纯属巧合，并非有意让人画来讽刺我们这些人的。没想到，杜聿明在沉思一阵之后，便开门见山地说：“这幅画可以说是代表了东北人民在批判我们。” 接着又说，沈阳是他任东北九省保安司令长官的所在地，他应当是画中的那只大老虎。他觉得这不是对他的讽刺，而是提醒他过去是一副什么样的嘴脸，只是现在关进了铁笼，再也不会逞凶作恶了。他的话音刚落，许多人都争着联系自己，说自己过去也算是一只猛虎。原洛阳警备司令邱行湘还说，他在洛阳时任意杀人，当时，洛阳人民就曾叫过他 “邱老虎”。
应当感谢这位没留姓名的画家，他也和许多热情的工厂厂长、书记一样，对我们这些特殊的参观者进行了一次很有意义的新旧对比的教育。
杜聿明除在缝纫组工作外，还担任了修理管理所的电器、水管等工作。有一次管理所的喷雾器坏了，准备拿到外面去修，他听说后，立刻表示愿意试试看。每到夏天，管理所都要在我们住的房内和厕所、厨房等处喷撒消毒药剂，喷雾器使用久了自然要出毛病。杜聿明接过之后，一样一样拆卸下来，经反复研究，终于找出毛病所在。他那种认真的精神，实在令人钦佩。看到他那种不怕脏不怕累的劲头，谁也想不到他曾经是一位统率过几十万军队的高级将领。我记得那次他从早上吃过饭干起，坐在一张小凳上整整干了一个上午，吃过午饭午睡起来又接着干，直到吃晚饭前，才高兴地把自来水装进去试了几遍，认为已完全修好才交给管理员。
从1958年开始，战犯们也被准许去天安门参观国庆游行了。后来听说这是周恩来总理决定的。当时，我们当然不能和特赦后一样，站在天安门下面的观礼台，也不能和群众混在一起。公安部领导为了让我们参观好，以利于加速对我们的思想改造，经过反复研究，便在公安部大门东边的院墙上搭了一个临时看台，让我们参观。公安部大门在天安门广场东边，正好斜对着天安门。在那里不但可以看到经过天安门的全部游行队伍，而且可以看到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毛主席、周总理……向群众游行队伍挥手的情景。虽然面目表情看不清，但从外貌和举止上还是可以猜出谁是毛主席、谁是周总理以及我们所熟悉的人来。
我们是在9月中旬得到这一消息的。当时战犯们都异常兴奋。杜聿明提出，一定要把准备发给我们过冬的棉衣赶出来，让我们能在10月1日都穿上新衣去参观国庆游行。在那些日子里，他几乎放弃了一切休息时间，赶着缝制。缝纫组的人看他那样认真，也都主动放弃休息和他一样加紧工作。9 月28 日终于全部完工，上百人穿上了新棉衣。有些人感到不合身，要求改一下，他一一照办。我也帮着他干一些技术性不高的活。凡是需要动剪刀的地方，都是他亲自动手，我只是拆和缝。因为缝纫这门工作，看起来容易，但要真正使一件衣服让人穿上合身就不简单了，特别是修改更难。他有时得先考虑很久，左比画右比画之后，才下剪刀。他常常告诉我，使用剪刀也和写大字一样，一刀下去，如果错了，改都改不过来。写大字也一样，如果一笔写得太长或不恰当，修改也很困难，而且会越改越难看。直到今天，我每逢写大字，在运笔时，还常常记得他这句话。
战犯们穿上新棉衣后，我和曾代理过山东省主席的牟中珩，还得加紧干两天，为所有的战犯理一次发。牟中行是理发组长，我是他的助手。跟他学理发，平均每天每人得理20多人。不过，我们理发只是负责把头发剪短剪整齐，不管洗头、刮胡子，所以理得相当快。但是，也有些人头发又密又硬，我们用的又是手推剪，一个头理下来，手指又酸又痛。每逢遇到一些难理的头，牟中珩总是接过去，怕我理不好。当然也有个别人，虽当了战犯，对理发的要求仍和以前当将军时一样，很是挑剔，要求理得合乎过去的标准。每逢这种时候，杜聿明在旁总是说：“今天有人给理就不错了，还要求这样那样，再好看还不是个战犯。” 而他理发时，总是要求越快越省事越好，从不挑剔。
10月1日那天，天不亮我们就起了床，匆匆吃完早饭便乘车去公安部。我们到达后，先在公安部的警卫部队文娱室内休息，游行开始前半小时才去临时搭的看台。一上看台，面对天安门城楼上和城楼下观礼台的人群，我们这些人真是思绪万千。这也难怪，因为我们对面站立的都是胜利者，而我们则都是失败者。我们每个人的面部表情虽然都差不多，而内心却是各想各的。站在对面的人正在热烈欢呼，我们这些人却在伤感万分。当一批批军队、战车、炮车、坦克……游行过来时，不知谁长叹一声，把晏殊的词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改了一下，轻声念出：“无可奈何观礼去，似曾相识战车来。” 我站的地方离杜聿明不远，他听到这话后，悄悄地把眼镜取下来，用手帕在整个脸上擦了一下。估计他是借擦脸把流出的眼泪揩拭掉。因为这些战车、坦克……都是解放军从他们这些将军们手上夺去的，今天又在游行中出现，他们怎么会没有 “似曾相识” 的感触，而思绪万千呢！
我们初到农场，真是五谷不分，在锄草时往往把草当成麦苗，有时还把玉米苗当成草拔掉，还有的人把胡萝卜叶子硬说是香菜。
1958年秋天，公安部为了对战犯们进一步改造和考验，决定把身体强健有劳动力的送到北京东北郊小汤山附近的秦城公安部的绿化基地和农场去劳动。按规【★对症药膳养生妙方_110_1.jpg廖耀湘★】
定，杜聿明是属于体弱的，不应参加，但他却坚决表示：一定要利用这一机会去体验一下农民的生活和劳动。过去他在带领机械化部队时，对开车检修车辆等工人的劳动都懂得一点，对农业劳动却一无所知。他认为身体虽不好，不能干重活，轻活还是能干的。管理所见他要求诚恳，便同意了。
我们初到农场，真是五谷不分，在锄草时往往把草当成麦苗，有时还把玉米苗当成草拔掉。更有趣的是原第七兵团司令廖耀湘，看到地里胡萝卜长出的叶子，硬说是香菜。带领我们去劳动的干部拔出来给他看了下面那个红色萝卜，他还是坚持这种香菜和湖南的香菜不同，说湖南的香菜不长萝卜，品种还是一个样。为了这个胡萝卜与香菜问题，那位干部专门带我们去附近一处菜农的地里看了他种的香菜。究竟是不是与胡萝卜有分别，廖耀湘比了又比，闻了又闻，才承认不是一样东西。杜聿明则虚心得多，他遇事肯问、肯学、肯钻研。我们在一大片空地上栽葡萄，规定每种一棵要求挖一个半尺见圆的小坑，把隔年留下的葡萄枝紧紧埋下去，只露出约四分之一在外面。照这样干下去，一人一天埋不了多少，杜聿明便建议用铁条按规定距离间隔插一个洞，把葡萄枝插进去后，再把附近的土压紧，这样就快多了。管理人员接受了他的意见，提前好些天便把一大片葡萄种完了。不料第二年，这片葡萄按老办法栽的都出芽了，而按杜聿明的办法栽的绝大部分都没有出芽。杜聿明挖开一看，原来用铁条打的洞，将葡萄枝插入后，大都底部悬在洞的一半以上，上半部的土压紧了，下半部土仍然是松的，葡萄枝没有与土紧密结合，当然长不出芽来。但等到发现时已经晚了，耽误了一年。杜聿明立即写了一份检讨，检讨自己没有经过研究，不懂装懂，造成了重大损失，并请求处分。管理人员笑着把检讨书退还给了他，说这不怪他，是大家都没有经验，谁同意的谁负责，他是好意，不应受处分。为了这件事，他花了不少时间去翻阅所有能买到的有关种葡萄的书。秋天剪枝时，他便得到了指导我们种葡萄的老农的称赞，而且可以带领我们去剪枝了。有一次他正在指手画脚要我们从什么地方下剪，如何保留明年的结果枝的时候，几位过路的农民一听到他说得头头是道，那么仔细，也凑过来听他讲，还不停地 “师傅长，师傅短”，向他问这问那，他也很耐心为他们讲解。等那几位农民一走，我们就笑他，别人叫你师傅时，你居然点头承认。他一听也笑了：“我不承认，难道我应当告诉他们我是战犯杜聿明吗？” 第二年一开春，我们几个人决心搞一次试验，选了两株粗壮的葡萄，搭了一个四方架。这样做虽比两面架占地方多一点，但受阳光也多，再多施点肥，我们相信结果一定会多。这一试验又得到了管理员的同意，我们便精心精意进行试验管理。当葡萄枝向四面展开挂满果实时，杜聿明非常高兴。每天出工收工，再疲劳，他也要我陪他绕道去看看这两棵葡萄。因按监狱规定，一个人不准单独行动，所以他要我和他两人一道，这样稍许离开队伍远一点也没关系。葡萄一天天长大，我们数了一下，比一般双面架的要增加两倍多，这说明我们的试验是成功的。
正当我们庆幸不久便可收摘时，忽然一夜来了一阵狂风暴雨，还夹杂着冰雹。那晚我们都没法入睡，都在为这两棵葡萄担心。可惜我们不能自由自在地在夜间跑出去，如果可以，我们都愿意把自己盖的被子等拿出去，给这两棵我们花了无数心血的葡萄遮风避雨。眼睁睁地看到天亮了，一听到值日的组长起床的哨音，杜聿明和我便迫不及待地往那棵大葡萄的地里跑去。近前一看，我们的头都垂下了，大家一语不发，一屁股坐在泥泞的田坎上。一夜风雨冰雹竟把大葡萄打了个七零八落，挂在枝条上的串串葡萄都被打在地上，叶子也没有剩下几片，只留下横乱的秃枝条无精打采地垂在那里。我们都难过得想哭，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难过和愤怒。老天为什么这么无情，竟对两棵即将收获的葡萄下此毒手！一会儿，管理员也来了，他让我们把打落在地上的葡萄捡起来。他说稍许生一点，还是可以吃的。我们谁都不愿去捡，哪还有心思去吃啊！
值日组长喊我们回去吃早饭了，我们才慢腾腾地站起来走回去。管理员看我们那副难过的神情，便问我们：“有什么感想？” 我和杜聿明边走边回答他，通过这次眼看要丰收的葡萄被雨打掉，我们很痛心，也使我们懂得了一个道理：过去农民为什么要造反？是他们辛辛苦苦种的东西被反动统治者抢走了。如果我们过去也是农民，我们的庄稼被人夺走了，我们也会参加革命的。管理员听了十分高兴地说，你们通过这件事从思想上提高了认识，而且这一认识是通过这样一件具体的事来联系的，这比丰收一万斤葡萄的价值都要多出多少倍。杜聿明笑了，我也笑了！我们懂得了自己付出辛劳后的成果和自己才能发生感情。为什么让我们到农场来锻炼？这不只是体会农民的辛苦，而是建立对农民的感情，懂得农民过去不怕杀头要参加革命的道理。
在农场劳动一年左右后，又给了我们一个新的任务——写材料。公安部主管这方面工作的一位领导，在召集我们讲话时，说得很清楚，希望我们把亲身经历过的重大历史事件详细写出来。除半天劳动不变外，每周抽出三个学习时间写材料。劳动时间遇雨雪或气候变化不适宜劳动时也写材料。我因从18岁参加军统起到解放时止，18年中都是干反共工作，所以写了几个月还没写完。杜聿明写了几个月，便很高兴地告诉我，他的材料再有几天就完了。因他抗战前只在大别山地区进犯过红军，抗战胜利后才在东北和淮海战役有过反共的军事罪行，所以不像我那么多，再写几个月也写不完。没想到，他把自认是最后一份材料写好后交上去不久，那位主管这一工作的领导便找他去谈话。回来后，他坐在床上很久不作声，我跑去问他出了什么事，是不是认为他写的材料没有写好。他没有马上回答我，而是把我放在他床上的手紧紧地按住，才很激动地对我说：“我真没有料到，你也不可能料到，我们这次写材料，上面不是光要我们交代自己的反共罪行，凡是我们做过的大事都要写。连抗日也要写，而且明白指出我在昆仑关打了一个大胜仗，消灭日军一个旅团以及率领远征军出国抗日等。” 他说，这些事他认为是国民党干的，问可否不写？回答完全出乎意料，那位领导很认真地告诉他，国民党抗日是民族之间的生死存亡的战争，参加抗日的都是爱国的行为，这是在中国历史上不可缺少的一页，所以要他一定认真写出来。当天杜聿明非常激动。他说，想不到共产党人做事这么公正，而国民党对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平型关打了大胜仗连提都不提，如果不是在解放后看到有关文件，他根本不知道平型关大捷的情况。共产党这么是非分明，这样正确对待历史，所以他回来后，就不再只是考虑如何写好交代材料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件事使他对共产党的光明磊落和伟大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如果不仔细去分析杜聿明的思想转变过程，真不容易理解正是由这些具体的事例促使他的思想起了急剧的变化的。
有一天在出工的时候，忽然下起濛濛小雨，管理人员要我们立即停工到附近修建干部宿舍的工棚去避雨，我趁机找杜聿明，问他为什么政府要他写抗战时的史料那么激动。他说他这一生中聊可告慰的就是在抗日战争中尽了一点力量。他说，他知道这些不是罪行，所以过去交代罪行和这次政府组织写历史材料时，他都没有写。这次政府指明叫他写，并特别指出像昆仑关这样重大胜利要详细写，他当然激动。我问他昆仑关这一胜利是怎样取得的，他正要谈，看到郑庭笈走过来，便说：“你问他吧，他也是参加过这一战役的。” 我问当时郑担任什么职务，他说是二〇〇师的团长。我说团长虽参加了这场战斗，但总没有你这个军长知道得多，还是请你谈一下吧。他看我一再请求，也只是简简单单地谈了一下。那是1939年秋天，日本侵略军在南海地区集结兵力，准备开辟华南战场，企图截断我西南国际交通线。同年11月间，日军在防城、北海登陆，进占钦州，并向南宁推进。杜聿明率领的第五军奉令由湖南向广西南宁附近集中，准备攻击由钦州、防城登陆北进之敌。杜奉命后，即令第二〇〇师戴安澜以两个团步兵为先遣部队。向南宁前进时，南宁已被敌军占领。这两个团在距南宁不远的头塘、二塘之间与敌人遭遇，激战二日，一团长阵亡、一副团长受重伤。二〇〇师全师赶到后，血战十多天，双方伤亡均很大，不得不向宾阳转移。这时，日军已进占桂南战略要地昆仑关，第五军奉命在宾阳、樟木圩之间占领阵地，拒敌北进，并应全力将昆仑关夺回再向南宁进军。
这次侵占南宁之日军是坂垣征四郎所部号称 “钢军” 的第五师团十二旅团，旅团长是日本有名的军事将材中村正厷，直辖第二十一、四十二两个联队，每联队有官兵3000余人。这个师团在侵华战争中参加过不少战役，在开辟华南战场时，又经过两个多月的山地作战训练。官兵多系日本山口县人，秉性剽悍，长期受武士道浸染，又参加侵华战争多年，战斗攻守经验丰富。加上昆仑关具有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之势，为军事上必争之地，要想夺回，是很不容易的。但杜聿明决心很大，他相信经过自己苦心训练多年的这支部队，一定能在这场卫国战争中击溃凶残的侵略者，所以他把自己的指挥所选定在昆仑关附近的最高点高大岭上的一个山洞里，亲自到前线指挥这场战斗。
12月18日拂晓，杜命令该军荣誉第一师师长郑洞国督率所部，在战车、炮火掩护下，对昆仑关敌阵地进行猛烈攻击。两军相接，进行了激烈的白刃战，刺刀见红，手榴弹响成一片，战斗自晨至暮，彻夜未停，终于将昆仑关攻占下来。部队喘息刚定，第二天午后，敌人在大批飞机掩护下，进行反攻，昆仑关又被敌人夺去。杜又指挥所部再度进击，又将其夺回。敌人增兵猛扑，又被夺去。这样反复争夺中，双方伤亡均很大，杜聿明便调动其他两个师侧击敌人并截断其增援线路，向昆仑关四面包围。这时，杜所在的指挥所成为敌机轰炸与重炮轰击的目标，杜毫不畏惧，几次险被炸伤，他还是坚持指挥。最后敌旅团长中村正玄亲自率队前来督战，也无法挽回败局，反而被荣誉一师第三团当场将中村正玄击毙。戴安澜又率领郑庭笈、刘少烽两个团奋战一昼夜，前仆后继，奋勇强攻，将昆仑关附近高山全部占领。奋战至12月31日，将昆仑关之敌全部肃清，取得了重大胜利。日军不仅旅团长被击毙，两个联队长和班长以上军官85%均被击毙，士兵死亡4000余人，俘虏100余人。当然杜的第五军牺牲也是很大的，他为了安慰这些为国捐躯的英烈，在修建 “陆军第五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 时，把中村正厷的尸体跪着埋葬在纪念碑前面，他还亲自含泪写了400多字的悼念碑文，刻在纪念碑上。他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一件大事，他说政府今天能让他把这件事作为历史事件写下来，他怎能不感激异常呢。
前排左起：黄杰、徐庭瑶、杜聿明；后排左起：刘嘉树、郑洞国、邱清泉
我听了这话，使我也有同感。因为我过去总认为自己过去所干的，都是罪行，而在这次写材料时，主管的干部告诉我，把有关过去我参加上海抗战和在虹口地区潜伏袭击日军以及我后来派人去沦陷地区工作与暗杀汉奸等事都写出来。我还问过，这是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做的事，写它干嘛。他说抗日是民族战争，是国共两党合作共同进行的保卫祖国的历史大事，怎么可以不写呢。所以我也把这些材料如实地写了出来。
杜聿明在秦城劳动编在第四队，是干轻劳动的，但他有时却主动去干较重的活。管理员看到后总是阻止他不要干，他口头虽答应了，但一转眼又争着去抬东西。有一次他看到原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和另一个人抬着一筐土慢慢腾腾地走着，便开玩笑地说：“你们这样走，是不是怕踩死了蚂蚁？” 陈长捷听了，马上回敬他一句：“我们倒不是怕踩死蚂蚁，而是怕踩死了老鼠啊！” 他的话一出口，便引得在场的人都放声大笑起来。这样一句话为什么引起人的大笑呢？原来有一段很有趣的小故事。
杜聿明在北伐战争时左腿曾负过伤，伤好后比右腿短了一公分，走起来便向左边倾一点。他担任东北九省保安司令长官时，与负责东北行政工作的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正好天凑地合成了一对。熊式辉1931年由上海警备司令调升江西省主席时，由上海乘飞机赴江西上任，飞机刚从龙华机场起飞，机翼冲在龙华附近江面上一条大帆船的桅杆上栽下来，熊虽幸而不死，但右腿却被折断，医好后右腿比左腿短了一公分，走起路来便向右倾。他们两人在主持东北军政工作时，只要两人走在一起，便是一个向左倾一个向右倾，他们的部下看了这种滑稽的样子，背地里不知笑过多少次，因此 “东北二瘸” 便闻名于全国。杜聿明在劳动中仍然一瘸一拐，有一天他去参加小组的学习，不知什么原因迟到了几分钟，大家都在等他。只见他急急忙忙走进去时，全组同学都感到非常奇怪，怎么他今天走得这样平平稳稳？是不是怕迟到了走得快的原因？他自己也感觉到大家都在用惊奇的眼光看他。当他准备坐下的时候，才发觉左边脚下似乎垫了什么东西。他坐下后，把鞋子脱下拿到手中一看，露出一条 “小绳子”，他把 “小绳子” 往外一拉，跟着 “小绳子” 拉出来的竟是一只老鼠。这时全组的人都忍不住捧腹大笑起来。从此以后，杜聿明踩死老鼠治好腿短的笑话也就传开了。
1959年2月8日，是农历春节，7日晚上，我们在农场的一座小礼堂里举行了一次十分有趣的迎春晚会，演员和观众全都是战犯。如果说连一个非战犯的观众也没有，那也不对。平时我们看电影，每周一次，有时还两次，这时附近的居民都扶老携幼，围绕着礼堂左、右和后方三面观看。我们照例是坐在正前方。因为礼堂小，加上过年谁家都在团聚，听说是战犯们自编自演的戏，都认为没有什么好看的，所以没有人来。但主持这个晚会的宋希濂却灵机一动，在前排正中安排好一个座位之后，便大声向大家问了一句：“我去请一位我们熟悉的人来观看我们的表演，大家同不同意？” 几乎是和小学生回答老师的问话一样，大家不约而同地说：“同意！” 不过宋希濂要请的是谁？却又看法不同。有的认为是请医生或护士长，因他们对我们的健康十分关心。有的认为是请农场的干部或带领我们来劳动的李科长或其他管理员。大家正在纷纷小声猜测时，宋希濂已连拖带劝地把我们平时最感亲切的一位绰号叫 “鲁智深” 的炊事员推到座位上了。因为别的炊事员都回家过年去了，他除了给我们做好晚饭正在厨房收拾外，明天还得为我们做早餐，不能回家。大家一看到是他，都不约而同地鼓掌表示欢迎，他也回敬了我们几下，才很腼腆地就座。我不知他是怎么想的，估计这么受欢迎是出乎他的意料的。
为什么大家对这位炊事员这么亲切热爱，因为他对我们从来不另眼相看，完全把我们和农场干部一样对待，事事处处为我们着想。不像其他几个炊事员那么高的阶级觉悟，好像和我们太接近太随便一点，就不足以说明和我们划清了界限。他们认为，我们这些人身上从头到脚都是该打倒的，他们给我们来做饭菜，等于照顾动物园的猛兽一样。喂养猛兽是工作，但并不是爱猛兽。而我们这些人也是一群不信邪的硬骨头，你在我们面前装模作样，摆出一副无产阶级的面孔，我们也相应不理，反正你得给我们做饭烧水。这位被我们称为 “鲁智深” 的炊事员，他不但身材面貌像京戏中的鲁智深，而且热情豪爽的个性与对待战犯们的照顾也和鲁智深的性格一样，所以我们背地里便送给了他一个这样可敬可爱的绰号。
有两件事，直至今天我仍未忘掉，而且常常怀念他，如果我能再见到他，我一定很热情地请他到我家做客，好好招待招待他。
第一件事，是有一次我去挑开水，因为扁担的挂钩 （铁的） 年久磨损，我正把一担滚开的水挑起来，挂钩断了。一大桶开水眼看就要倒在我的腿上、脚上了，我急忙把扁担当成撑竿，撑在地上一跳，虽没有烫伤我，却把另一桶开水也弄倒在地上了。我只好把两只空桶提回厨房，想再去打两桶。有位炊事员已看到了这一情况，便大声埋怨我不该把前面的一桶水也弄倒了。留下一桶，他们就可以不再烧，让我们少喝一点，将就一下也就行了。我正想解释，“鲁智深” 听到了，马上从厨房冲出来，大声问我：“烫伤了什么地方没有？” 他这一问，使我脑子里立刻闪现出英国维多利亚女皇的马车撞倒人，她连忙问：“踩伤了我的马没有？” 而我国孔子的马撞了人，他则是问：“伤人乎？” 不问马。这位炊事员真和孔子一个样，所以当时我感激和感动的心情，是一生中很少有过的。另一件事，是我们劳动刚回来，满身是汗，还没有擦一下，管理员便让我去厨房帮着剥豆子。开始还不觉得，坐下不久，便感到冷起来。那时正是暮春天气，一坐下来，就感到汗湿的衣服发凉，身子也轻轻抖起来。我仍咬着牙坚持剥。又是这位炊事员，他一看我那副样子，二话不说，马上把一件炊事员们常披在身上的棉衣给我披上。我不但身上感到温暖，心里更感到温暖。虽然这件棉衣满是油垢灰尘，可是在当时我却认为比最好的狐裘还要好得多。过了一会儿，我看附近没有别人，只剩下他蹲着帮我剥豆子。我便小声问他：“你这样照顾我，不怕别人批评你吗？” 他理气直壮地回答：“我是按政策对待你们的，怕什么？” 真是天涯何处无芳草啊！
由于他一直是按政策对待我们，我们大家都很尊重他。这次把他请来参加我们的迎春晚会，都认为是最合适的。
晚会开始，先由原天津市长杜建时用清脆响亮的京腔：“祝同学们身体健康，学习进步！” 然后伸出右手，象征着拉幕布一样，从左边走到右边，算是开幕了。第一个节目是由两位湖南同学唱湖南花鼓，不但声音洪亮而且手眼表情传神，博得了一阵掌声。第二个节目是由原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中将副长官兼第三兵团司令张淦编的桂戏 “王佐断臂”。这位一向被人誉为文武双全的桂林才子编写出来的东西，的确不平凡，而六十开外的老人又能一字不漏地把上千字的台词一口气念出来，更见其才华横溢，再加入情时又声泪俱下，无怪戏未完便掌声四起。十三太保之一的曾扩情坐在我旁边，连说，这个台词可以和四川才子赵尧生编的川剧 “活捉王魁” 媲美。接着由原陆军副总司令汤尧表演八角鼓，以及广东同学表演粤剧和京戏、苏州评弹，无一不精彩异常。最后是一段最令人发笑的压轴戏相声，由原国防部二厅中将副厅长沈蕴存化装成一少妇。他一出台就引起大家的欢笑，他穿一件借来的女人衣，还用两只红辣椒当耳环挂在耳朵上，一扭一扭走出来。在一阵笑声中，他却把背熟的台词忘得一干二净。躲在台侧递送台词的原兵工署警卫稽查处少将处长，军统老同事廖宗泽，又太热情，他唯恐台上的演员听不到，真是张口之时，吼声如雷，闭口之余落地有声。不但台上能听到，台下每一处也都可听到。沈蕴存在台上弄得不知所措，使得全场的人都笑得前仰后合。沈蕴存只好用立正敬礼来表达他的歉意，这就更使人感到滑稽可笑了。迎春晚会就是在一片哄堂大笑声中宣布结束的。那天杜聿明几乎笑得站不起来，我用力拉了几下，他才站稳。
“鲁智深” 后来逢人便说，这场晚会实在太精彩、太难得了。真是这样，历史上也没有过这么多高级文武官员，自编自演这么多节目来欢度春节啊！
在农场劳动的杜聿明和原四川省主席王陵基，都是属于半劳动力或轻量级的。所以杜聿明和这位被俘的唯一国民党上将经常一起干点轻活。杜爱开玩笑，而王则肝火旺盛，我们都笑他们这一对在一起是 “以柔克刚”。杜虽体弱但样样精，王虽无大病却年龄较大，而且过去一向是由几个姨太太照顾他的生活，所以什么都不会做，第一次使用牙膏，一下挤出一尺多长，还问别人：“有啥子办法收回去？”他使用保险刀刮胡子，不是刮破了嘴唇就是装刀片时割破了手。杜聿明和他同组，看到这一情况，便主动把王的刮胡子的事承包了下来。他们之间也爱开玩笑。有一次我们坐成一圈搓葵花子，因为农场没有脱粒机，向日葵成熟晒干后，得靠人力去搓下来。办法很简单，一手拿一盘，互相去搓，葵花子就掉下来了。因为这是轻活，但向日葵太多，靠干轻活的包不下来，所以我们这些干重活的也得去帮忙。王陵基的思想可以说与一般人不同，他是清末举人，由清政府送去日本学军事，读过日本陆军小学和士官学校，日语很流利，中文基础更深，并向皇帝老子磕过头，自认为 “见多识广”。杜聿明对他的年龄是很清楚的，有时看他爱逞强不服老，总爱当着很多人问他：“您今年高寿？我老是记不清楚。” 过去王陵基总是看他一眼之后，便很骄傲地回答：“我有幸和你们的校长 （蒋介石） 同庚。” 这当然是带有一点占杜聿明便宜的意味，把杜聿明比成晚一辈的学生。那次去搓葵花子的时候，生性好逞强的王陵基，偏偏要选两个大的去搓，这比拿小的搓吃力得多。杜聿明为了照顾他，便选了两个小点的送过去请他把大的换下来。王一看便生气地说：“为什么让我搓小的，太瞧不起人了！” “不是瞧不起您，因为您的年龄和我们校长一样大，所以不能和我们这些学生一样……” 杜聿明的话才说出一半，谁也没想到，王陵基突然大声嚷起来：“谁还愿意和你们的校长论同年，我现在是和朱老总认同年了！”
王陵基
在秦城农场半劳动半学习的战犯们，可说是日日夜夜都在等待、盼望着好消息，终于在1959年9月15日，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对于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宣布实行特赦……这一震惊世界的消息，当天便飞向全国各地，飞向全世界各地。而战犯们得知这一天大的喜讯，却是第二天，即9月16日的 《人民日报》。
这是每一个战犯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那天下午收工后，徐远举照例是提前跑到干部办公室，去领取当天报纸，分送到各小队。他是我们中最为热心的义务邮递员。平日，他总是习惯边走边看看报纸的标题，再卷了起来去分送。而这次他却是迎着收工回来的队伍像发了疯似的，手里挥舞着高高举起的报纸，操着湖北而又带点四川的口音，大声狂叫：“好消息！好消息！” 负责学习的王耀武马上赶了过去，把报纸抢到手中，还没有等到所有收工的战犯围过来，他就用他那山东泰安口音大声念了起来：“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对于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实行特赦是适宜的……”突然听到有人在喊：“快来！康泽晕倒了！” 康泽平日说话是十分谨慎，态度一向严肃拘谨，学习很少谈自己的思想，因为他总认为自己是和戴笠齐名的大特务头子，落到共产党手中是非千刀万剐不可的。没有料到他听了这消息后，突然一下把杜聿明抱得紧紧的，杜要他冷静一点，他怎么也冷静不下来，不断向站在他身边的同学握手，终于因过度兴奋而晕倒，护士长一量是血压升高，只好送医院去进行急救。
康泽接过特赦书
那天的晚饭虽然菜多又是吃大米饭，但很多人很快就吃完，便去抢报纸细看，并纷纷议论开来。只有杜聿明、徐远举和我几个人饭后在门外空坪里转圈子，彼此久久不发一言。为了打破这沉闷的气氛，我走近杜聿明身边，他仿佛和我分别了很久一样，把手伸了过来，紧紧地和我握着。我用力地握了他一下，他才习惯地用左手在我肩上也用力地拍了起来，还感奋异常地说：“三年前，张治中、傅作义、邵力子、刘斐、唐生明等来功德林看望我们时，这些老朋友除了很诚恳地劝我们安心学习改造外，还特意告诉我们，毛主席对他们讲过，对在押的国民党战争罪犯，不管过去职位多高，罪恶多大，都要进行耐心教育改造，并且对他们不审不判……” 他停顿了一下才联系他当时的思想说：“我认为他们说的 ‘不审不判’ 不过是长期囚禁，因为如按照国家法律和世界各国法律来审判我们，真不知会怎样判决，没有想到会对我们采取特赦的办法。这样一来，你我天大的罪行，不就一下都 ‘赦’ 掉了！” 他的话音刚落，早就站在我们身边听我们谈话的徐远举叹了一口气，才用提醒我们的口吻说了一声：“不能太乐观了，报上说的是 ‘一批’ 而不是全部。‘一批’ 究竟是多少，有哪些人？还未明令公布，要看下文分解。” 他这一提，我也从盲目乐观中清醒过来，杜聿明也同意他这种说法。三人一分析，可能是把一些职位较低、民愤不大的人先赦出一批，看看各方面的反应和这些人出去后的表现，再考虑继续赦其余的人。虽然刚才那一股高兴劲经这一分析，马上降了温，但还是认为迟早是会有希望赦出去的。
第二天上午，我们正准备出工，管理员叫我们不要忙，先把内务整理一下。我们这些人都是很敏感的，几乎每人都知道，准是有人来参观、访问我们。平日出工时，床上虽不是丢得乱七八糟，但也不是和部队一样干干净净，平日也没有人叫我们整理过，所以管理员一提出要我们不忙出工先整理内务，就猜到一定有人来。还不到9点，几部小车陆续到达，由公安部的负责人陪着一些人，先到管理员办公室商量了一会儿，才叫整队出工。这时，我们才看到，有拿笔记本的采访记者，有挂着相机拍照片的摄影记者，还有扛着摄像机的拍纪录片的记者，这些人也和我们一道向工地走去。当我们和平日一样开始劳动，去葡萄地里剪枝的剪枝，收拾的收拾时，徐远举轻轻走到我身边，悄悄地说：“看！为什么这些记者采访、拍照、拍电视片，老是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等几个人？” 我一听到他的话，也把手中的活放下，向四周环顾一下，果然不是找所有的人谈话和拍照。有一位和我们一道劳动时平时最不积极的，那天竟特别卖力，满头大汗还一个劲地在干，可是摄影机的镜头连扫都没有扫到他身边。我还扫了一下，有一位摄影记者对我拍了一张照。下午，我们在学习时，他们又继续工作了一会儿才走，拍去了不少我们在学习和开饭时的照片。
晚饭后，一切又归于平静。大家在门口散步时，不少人估计，国庆节前夕，我们就可以出去了。
一天，两天，一星期都过去了，再也没有什么消息和动静。从来不性急的杜聿明，又把9月16日那张 《人民日报》 找出来看了又看，不用问，一定是等得有点发急了。我是一向存不住话的，看到他在翻报纸，便捅出一句：“特赦令颁布这么久了，连一点消息都没有，会不会发生变化？” 杜聿明听了后，朝我笑了两声，好久才说：“这还用得着怀疑，都在忙国庆，暂时顾不上这些，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不过他的表情也带有点焦急的样子，但却相信不会变化。
9月30日，我们又得到通知，明天仍去参观国庆十周年大典，大家兴奋的心情比过去更加热烈。我又忙着参加理发，这次最使我们高兴的是在公安部警卫连的俱乐部休息时，看到报架上的山东 《大众日报》 上，有一条山东特赦在押的战争罪犯和刑事犯的消息，这一下可说是一颗定心丸。外地都已开始执行特赦了，北京肯定在不久即可特赦。每个人都是抱着满腔希望去观看这次隆重的十周年国庆大典的。
由于我不是军人出身，对阅兵典礼的兴趣不像杜聿明等军人出身的同学那么大，我还记得，当彭德怀元帅在指挥接受检阅的游行部队时，杜聿明、宋希濂等都发出不断的赞叹声：“当军人就应当表现出这种气魄……” 不过也有人在泼冷水。不知谁轻轻地叹了一声：“俱往矣！俱往矣！数英雄人物，空羡别人！” 杜聿明的头垂下去了，这可能是败军之将的一种必然的表现吧！我没有再去研究，而专心看热闹去了。
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宣读特赦战犯名单……每叫到一个名字，全场都要骚动一下。被念到名字的人，立即把头抬得高高的，腰也挺得笔直，就像在战场上打了胜仗一样神气。
大家焦急等待的日子，一天迫近一天了，我们突然从秦城农场又搬回到了功德林监狱，并连续在北京城参观了几处新的巨大建筑，其中有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人民英雄纪念碑，还去十三陵参观了地下宫殿。每个人都是那么兴高采烈，都以为参观完毕就要分道扬镳了。
12月3日，我和几位身体好的强劳动力被叫出去打扫布置功德林监狱的小礼堂，我回来把情况一说，大家都估计，明天就会宣布特赦了。
特赦大会会场
12月4日上午9点多钟，管理员叫王耀武吹哨全体集合时，人人喜形于色，列队进入小礼堂。一看到礼堂主席台上挂的横幅 “特赦战争罪犯大会”，都认为这是最后一次在这里集合了。我们坐好以后，便看到有几位同学的家属也从侧门走上了主席台坐在旁边，10点差5分，公安部的首长才陪着最高人民法院的首席法官走上主席台正中就座。时钟指在整10点的时候，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先念了一下和报纸上一样的文件后，接着就念特赦战犯名单，第一名就是杜聿明，接着念了宋希濂、王耀武、郑庭笈、曾扩情等10 人之后，就不再念，而是说了一声：“以上10名，改造10年期满，确已改恶从善，现予释放，从宣布之日起，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权。”
首席法官的话音刚落，就像一块千斤重的大石头投向一池平静的水中，激起了各种各样的浪花。
杜聿明一走进礼堂，便坐在小马扎上闭目养神，静听首席法官宣读文件。直等到法官叫了他的名字时，他才把眼睛睁开。我当时坐在他身旁，很留心看他的动作。许多人都是一直睁大眼睛在看，竖起耳朵在听的，所以每叫到一个名字，全场都要骚动一下。如果叫别人而不是自己，又立刻露出一副失望的神情，但还是在等待着。而喊了自己名字的人，立即把头拾得高高的，腰也挺得笔直，胸也和当新兵学立正一样挺了起来，很像过去在战场上打了胜仗一样神气。那些听了念完10人之后，单上无名的人，脑袋马上耷拉下来，有些几乎快碰到自己的膝盖了，比当年打了败仗只身逃命还难受。总之，各种得意与失意的形象，一下毫无保留地表现了出来。我想再会描绘人生百态的名作家，这时也会弄得手忙眼乱，恨不得成为千手千眼，抓紧时间，把这上百名的国民党军政大员的种种神态、表情传之于笔下。我总算有幸看到了这一难得看到的场面，却无力把它记述下来，真太可惜了。
宣布已给予公民权的10人，便被喊上主席台去领取特赦证。杜聿明是第一个被管理员喊着站了起来，我又仔细看了看他面部的表情还是和平日一样，方方正正的脸上还是带有肃穆的神情。要说和平日有什么不同的地方，那就是从他眉眼间添了一道光荣的新中国公民的喜悦。他是那么沉着地走上主席台，仍不失过去的大将风度。当首席法官把一份特赦证递给他时，他走过去立正之后，双手恭恭敬敬地接过了特赦证书。管理员让他坐在台上中间摆着的有靠背的10个座椅第一个上面，我这时才感到自己太不会看问题了，台上明明只摆着10把椅子，怎么不联系一下只能是特赦10个人呢。我一面在想一面盯着杜聿明，我发觉透过他那副深度近视眼镜片，看到他两眼满含泪珠，只差点流到脸颊。后来他告诉我，他当时的那些泪珠是感激多于激动。
当10个人都被喊上台之后，便有不少人接着讲话，其中有被特赦人的家属，还有代表在押战犯讲话的庞镜塘。这位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山东省主任委员，是很有口才、善于讲演的人，临时要他代表在押的人去讲话，他也有点紧张，我只记得他结结巴巴说了几句，而我听进去的只有 “感同身受”。其余的话我都没有心思去听了，我只考虑为什么会没有自己？坐在台上的杜聿明，没有看出我不安的心情。在散会后回到寝室去收拾行李，我帮他捆背包时，曾扩情老大哥把他一本心爱的 《唐诗三百首》 递给我：“老弟，留下这本东西，你走了再交给别人，让它永远伴随我们这样的人吧！” 杜聿明一听，便抢过来向曾扩情一扔：“我们都得到自由了，陪伴你这么久的李白、杜甫，你还想要他们留下来，不和你一道出去吗？”
杜聿明在和我分手时，已看出了我不安的心情，所以他走出寝室门，一大群人争着和他握手，他看我没有伸出手来，便很严肃地对我说：“你不能泄气，也没有理由泄气，既有第一批肯定会有第二第三批，你今天还不符合特赦的标准，好好再争取一下吧！我在外面等候见你。” 我一听这话立刻反感异常，便气愤愤地说：“我还不合特赦标准，当然我比不上你！” 杜聿明一听便笑了起来：“老弟，请记住时间，你还不满10年嘛！” 我这时才发现他比自己细心得多。按入监狱的时间计算，我还差几个月才满10年。我是1949年12月9日被扣押在昆明五华山原云南省主席卢汉的办公室十多天，后又在陆军监狱优待室住了几个月，才送进监狱牢房的，所以严格说起来，还没有 “改造10年期满”。
送走了10位同学后，战犯们一下子议论开了，主要的是许多人不服气，因为相比之下，大家认为都改造得差不多。不过我还是有点自知之明，除了我未满10年外，我和杜聿明相比，我就自认为差得太多了。我的思想的确不如他进步，他帮助我很多，他走了，我感到失去了一位益友良师，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12月5日，新华社向全国全世界发出了特赦战争罪犯的特大新闻。《人民日报》 等国内报纸，都是在头版显著位置上刊出。除杜聿明等之外，还有伪满洲国皇帝溥仪，也在第一批被特赦了。这真是新中国在政治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改造罪犯所创造的一个史无前例的奇迹。带过百万大军的敌军统帅和中国末代皇帝都经过改造而能成为新中国的公民，所以这一消息立即成为国内外谈话的资料。大多数人认为这是共产党改造人类的一项伟大成就。也有人认为这样做，未免有点宽大无边，连这样的大战犯都赦了出来，保准会要闹出大乱子的。
杜聿明等特赦后，是住在北京的一家中等旅馆内，他们虽感受到投向人民怀抱的无限幸福和欣慰，旅馆的服务人员对他们都很热情，丝毫没有歧视他们的表现，使他们解除了不少顾虑，但总感到处处是那么陌生，好像进入了一个新世界似的。他们整天不敢出门一步，只是坐在房内书报或给亲友们写信，此外就无事可做。杜聿明在北京没有什么亲属，只有在京的黄埔一期同学和好友郑洞国、侯镜如，以及旧部黄翔等几位来看他，为他得到新生而向他祝贺。杜虽高兴，但表现得很拘谨，只是彼此问候几句，不敢深谈，害怕谈得不对会出问题。这样连续几天的冷冷清清的生活，连旅馆的工作人员和照顾他们生活的民政局秘书殷兆玉也看出了，知道这些人是不了解政府的政策，是否真正给了他们以充分的自由，思想上顾虑未消除，不敢冒昧从事。加上北京自新中国建都以来，市容有很大改变，纵然他们中有不少是老北京，要上了街，很可能找不到路回来，所以只好待在旅馆内。殷秘书和旅馆工作人员便热情地向杜聿明等做工作，说明特赦后便享有公民权，只要在宪法范围内，都可以自由行动，没有任何限制，尽可去外面活动。没有亲友可以探访的，可以去看看北京的市容，或到公园去逛逛。还给他们介绍了一些北京可以游览的公园、名胜。这样杜聿明等才敢走出去。杜聿明自由活动的第一个目标是去天安门广场，虽然不久前曾去参观过，但那是战犯身份，集体行动，这次再来就完全不同了。他独自走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仔细看了很久，并肃立致敬后才离开。后来又去故宫、中山公园、北海等地畅游了几天，看看后面确没有人跟踪，思想上才再也没有什么顾虑了。
周恩来总理在颐和园接见杜聿明等第一批特赦留京的国民党将领。左起：郑庭笈、宋希濂、周恩来、周振强、杨伯涛、杜聿明、王耀武 （1960年10月19日）
1959年12月13日，殷秘书通知他们，说14日下午，有首长要接见。他们都猜不出是什么首长。第二天下午，一辆大轿车把他们接到了中南海西花厅，下车后，杜聿明等被领进一间大会客室。陪他们去的北京市民政局的负责人要他们先坐了下来。一会儿，有位干部走来向他们宣布：“今天是周总理接见你们。” 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真使他们惊喜万分，因为周总理是黄埔军校早期的政治部主任。这次被接见的10人中，有当年总理的学生杜聿明、宋希濂、曾扩情、周振强。这四人都是黄埔第一期学生。还有一个第三期的王耀武，也是听过总理讲课的。他们早就想见到总理了，因知道总理太忙，不敢开口，没想到今天竟抽出时间来接见这些特赦人员。正当大家思绪纷纭时，中央统战部徐冰副部长走了进来，指着随他一道进来的一位穿蓝棉制服、戴深度近视眼镜的人，向他们介绍：“大家认识一下，这位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是由抚顺特赦出来的。”
溥仪刚坐下，周总理便从客厅后边走了出来。跟在总理后面的有副总理陈毅、习仲勋以及张治中、傅作义、邵力子、章士钊四位过去的熟人。大家不约而同地起立鼓掌。总理满面笑容要大家坐下，便一一问到每人的身体健康情况和家庭亲属等方面情况。杜聿明等一看到总理这么平易近人，如此关怀这些人，都感到无比温暖。总理看到曾扩情便说：“我在黄埔时还不到30岁，有些学生比我年龄大，当时感到很大压力。” 曾扩情连忙回答：“我那时已30多岁了，学生比老师还大几岁。” 接着，杜聿明便对总理说：“学生对不起老师，没有跟着老师干革命，走到反革命路上去了，真对不起老师！” 总理听了立即回答：“不能怪你们学生，要怪老师没有教好。” 说罢便爽朗地哈哈大笑起来。杜聿明又向坐在总理身边的陈副总理用检讨的口吻说：“我在淮海战役刚被俘时，老总要见我，我当时抱着与共产党誓不两立的立场，坚决拒绝，确实顽固透顶，应该罪加一等！” 陈老总摆摆手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说完也是一阵大笑。
这样无拘无束地漫谈了一会儿之后，总理才向11名特赦人员作了较长时间的谈话，说明党和政府特赦这些人是根据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作的决定。他指示今后应注意立场问题、观点问题、工作和生活问题、前途问题，并说希望你们第一要相信党和国家是信任你们的，你们要用自己的力量为国家民族多做贡献。第二遇到不如意的事，可以写信给我，可以和中央统战部联系，有话就要说出来……
周总理讲完话后，章士钊先生也说，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新中国，对各位将军进行特赦，这在我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希望大家一定要遵照总理的指示去办。
这时，周总理看了看表，就问工作人员：“预备晚餐了吗？” 答复是 “没有预备”。总理还表示歉意地说：“以后再说吧！” 杜聿明等便向总理鞠躬告别，极其兴奋地离开了中南海。
1960年1月28日，是农历春节，杜聿明和溥仪等11个人，正在欢天喜地的欢度第一个自由的春节时，旅馆服务人员忽然笑嘻嘻地请溥仪出去，说有客人要见他，杜聿明等便跟着出去想看看是什么客人，只见先出去的溥仪正怒容满面，把一个一尺多长的大红信封摔在地上。杜聿明把近视眼镜摘下仔细一看，才看出信封上端端正正写着 “恭叩年安” 四个大字，旁边还有臣某某等顿首一行小字。溥仪正指着两个身穿长袍马褂的老头子在发脾气：“我早已感到当皇帝太可耻，你们还认为当臣子有什么光荣吗？还不快给我滚回去，不准再来给我丢丑！” 那两个自讨没趣的老头只好躬身退了出去。这件事，马上传到了周总理耳中，他笑笑说：“如果不特赦溥仪，谁会相信解放了十来年，居然还有人愿去向溥仪请安叩头呢？”
杜聿明等国民党将领和末代皇帝溥仪等战犯特赦名单在全世界公布后，在国际上的影响非常之大，许多来中国访问的国王、国家元首、将军等都想见见这些被共产党改造过来的旧中国的头面人物。有一次，周总理向一位外国元首介绍溥仪时，说这位就是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却高声回答：“今天新中国光荣的公民溥仪！” 这一回答博得了一片掌声。
杜聿明也是一位很为人注意的人物。他和宋希濂、郑庭笈等六位于1960年春节过后便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先去北京郊区大兴县红星人民公社锻炼一年后，再分配工作。他们一到公社，立即引起了轰动。
当时的红星人民公社是象征与朝鲜友好的，也称中朝友好人民公社，公社主任赵彪，是一位老革命干部，很懂得党中央政策，他得到民政局转达的总理的指示后，立即亲自选定了旧宫大队作他们锻炼的基地。这个大队主要种植稻、麦、果木、蔬菜，还有马场、奶牛场、猪场等多种经营。赵彪还亲自去向旧宫大队的几位负责人交代，要他们一定要认真做好这些人的劳动锻炼和思想改造与生活学习等方面的安排。所以他们在这一年的锻炼中，得到各方面的照顾，使他们完全消除了怕受歧视的顾虑。他们原本都是安排在果木队劳动的，因这些人在秦城农场劳动时都搞过果木工作，而且果木队的工作不太累不太脏，比大田农业劳动轻松得多。
过了不久，杜聿明听说红星公社还有一座农机修配厂，主要是维修农业机器，并生产一些小农具。杜带过多年的机械化部队，不仅在技术上很有根底，而且和机器结下深厚的感情，他爱这行更甚于爱果木队，所以他曾独自去那里参观。他一看到那个简单的修配厂，20来位工人热火朝天地在工作，院子里停着那么多待维修的载重汽车、手扶拖拉机等，他知道那里的工人太少，便请求调到那里去。由于那里是干重活，大队和公社的领导都不敢做主，而杜又一再坚决要求去，他们只好向民政局请示，才同意他去的。他一调过去，便本着对工作一贯严肃认真的态度，勤勤恳恳地和工人们一道劳动。在大修汽车时，他总是钻到汽车底盘下，长时间地蜷伏在地上工作，从不叫苦，不修好决不罢休，所以经他修过的汽车、拖拉机，质量都是可以保证的。他一向是很虚心的，除了经常向两位老师傅请教外，还买了不少有关机械修理的书，用心钻研，并常常抢着干重活，所以他和厂里的每一个人都处得很好，谁也看不出，这是国民党军队中的高级将领，也不相信他是 《毛泽东选集》 中的知名人物。
杜聿明在红星公社劳动期间使他感受最深的是，当时国防部负责人兼东北一个军事学校校长、黄埔一期同队同学陈赓大将。他多次约见和宴请他，按照当年黄埔同学风趣而亲切的说法，这是 “一道穿过草鞋的”。杜聿明第一次见这位大将时，感到很羞愧，而陈赓大将却以十分亲切与关怀的言行，使杜聿明逐渐消除了自卑感。有一次陈赓把杜聿明、宋希濂等接到前门东河沿国防部招待所，让大家休息几天，才送回去。
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的张治中先生，因身体欠佳，在颐和园介寿堂休养，周总理便让张以黄埔教育长身份，邀请在京的黄埔同学到颐和园聚会。杜聿明等在红星公社劳动的几个黄埔毕业的，也应邀去参加，这在当时是轰动了北京的一件大事。周总理除了和参加的黄埔师生照了相外，还特意邀杜聿明、宋希濂等人单独照了一张相。
杜聿明在劳动期间，还先后会见了英国老将军蒙巴顿勋爵和英国蒙哥马利元帅。蒙巴顿将军来我国访问时，特地提出，要求见见过去和他一道在缅甸共同指挥对日作战的老伙伴杜将军，当然，他这一要求立即得到满足。当杜聿明神采奕奕地出现在他面前时，他惊喜异常，紧握着杜的手连声说：“想不到你的豪气风采仍不减当年。” 这位老将军以后曾对不少的人说：“如果不是自己亲眼所见，谁会想到这些被共产党俘获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还能生活得这么愉快健康呢！”
周恩来总理 （左一） 和黄埔同学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周振强等在颐和园欢聚 （1960年10月19日）
隔不久，英国蒙哥马利元帅来中国的时候，周总理请他吃饭，陈毅副总理和杜聿明等应邀作陪，蒙哥马利在席上曾问杜：“你过去统率的百万大军到哪里去了？” 杜很风趣地指指陈毅副总理说：“我都送给他们了！” 陈老总也很有风趣地笑着说：“你们可没有那么大方，肯随便送给我们，是我们咬住你们不放，才一口一口地把你们吃掉的。” 蒙哥马利也认为，像淮海战役那样双方人员近百万的大军，在一个地区进行决战，这不仅在中国战史上少有，就是世界战史上也是少有的。他们一同回顾这一场大战的激烈程度，认为是十分动人的。国民党方面统率几个军的兵团司令如黄伯韬、邱清泉这样的名将相继战死沙场，更是过去所没有过的。
蒙哥马利问杜聿明：“中国在对日作战中，你统率的军队、装备、训练都不及日本军队，而且在地势险峻、易守难攻的昆仑关，能打那样大的胜仗，而后来你统率的队伍在装备和训练等方面都超过了解放军，却弄得一败涂地，连你也被俘，你想过是什么原因没有？” 杜聿明不假思索地用很简单明了、也是十分得体的一句话作了回答：“这是正义战与非正义的区别。” 在座的周总理、陈副总理等许多人对他这一答复，都认为很得体。
还有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来我国访问时，周总理设盛宴欢迎，也邀溥仪、杜聿明去作陪，当总理向西哈努克介绍杜聿明、溥仪时，说：“这便是你想见的杜聿明将军。” 亲王对能认识前国民党高级将领很感兴趣，问了杜一些解放后的生活等情况，杜的回答也很得体。杜回来后对这件事很感动，他说想不到总理对前国民党将领仍然是尊重的，有适当机会还给出头露面。
1961年2月间，杜聿明等六人在红星公社劳动锻炼和体验劳动人民生活已达一年，第二批特赦战犯又将继续去那里劳动，中央统战部和北京市民政局按预定的安排，将六人又都接回到崇内旅馆。统战部在全国政协第一会议室举行座谈会，并让第二批特赦战犯也去参加。徐冰副部长宣读了全国政协的任命书，任命溥仪、杜聿明、宋希濂等七人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正式参加国家机关工作，生活费由原来的每月60元增加到100元。大家听了都非常高兴，鼓掌很久。因为战犯们特赦后究竟将来干什么工作，谁也猜不到，也没有人向他们透露过，这次一宣布，才知道安排到机关工作。1961年3月1日，杜聿明等便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去上班。这个会是周总理倡议设立的。那是在1959年一次邀集60岁以上老人到政协举行座谈时，总理建议大家：“把亲身经历记录下来，传之后代。” 不久，即在政协成立了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全国政协东院，这里是原清朝顺承郡王府，宫殿式建筑，花木扶疏，环境幽雅。文史专员的工作是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下来，其次是向过去旧同事和熟人去组织稿件，同时担任审核别人稿件与整理、编纂文史资料。
文史专员除了搞文史工作外，每周还得学习一个或两个半天。全国政协学习委员会是主管全体委员的学习工作，它直接领导在京的委员成立的一个直属组，成员均为委员。当时那个组有熊庆来、贝时璋、王雪莹、王克俊、赵君迈，杜聿明和溥仪等也编在这个组学习。
专员们在生活上也全部由政协负责，都在附近安排有住房，有公费医疗，专员们享受高干司局长级同等待遇。大家对这一安排都十分满意，杜聿明和我开玩笑说：“我们以为自食其力是指体力，你说将来当裁缝师傅兼理发师，我也准备搞裁缝兼修理自行车和小机械，谁想到又让我们坐办公室啊！”
1960年11月28日，第二次特赦在押战犯时，我也得到了特赦，同被特赦的还有国民党名将李仙洲、范汉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山东省主委庞镜塘、军长罗历戎等共11名。李仙洲是国民党中 “山东三李” 之一 （另有李玉堂、李延年都死在台湾），三人都是兵团级的高级将领。他特赦后因山东有亲属，请求回山东去与家人团聚。庞镜塘因沈阳有儿女，他的妻子是台湾国大代表不能回来，他请求去沈阳也得到批准。只有范汉杰、罗历戎、李以劻、董益三和我五人因外地无亲属或亲属在京，便留在北京，也是先进行一段时期参观、学习再去红星公社劳动一年，再另行安排工作。
29日上午，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等几位在红星劳动的人都赶到我们住的崇内旅馆来看我们。我们相互拥抱、跳跃，这种欢快之情，是我一生中少有过的。当大家都围在范汉杰房内笑谈时，我把杜聿明拉到对面我的房内，又把门关上才悄悄地问他：“你特赦时有没有人问过你投不投降的问题？” 杜聿明一听便大笑一声，又习惯地在我背上拍一巴掌：“我相信也没有人问过你。” 他一边说一边指着自己的脑袋，后又指指我的脑袋：“这里不老早投降了吗？”
大家在崇内旅馆愉快地聚了一顿餐，当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生活方面比较困难，我们在崇内旅馆还能吃到两荤两素四菜一汤。那天，民政局为了让一、二批特赦人员联欢，特给每桌添两个荤菜，所以都感到特别高兴。大家边吃边谈，杜聿明要我们做好思想准备，他们已由周总理接见过两次，我们很可能也会被周总理接见。
1961年2月26日，也就是农历正月初七，周总理果然在百忙中接见了我们第二批特赦人员。上午10点，北京市民政局负责人陪我们去中南海西花厅总理办公厅会客室。陪同总理接见我们的有陈毅副总理和副总理兼公安部长罗瑞卿与张治中先生等人。总理勉励我们要放下包袱，全心全意去做点对人民有益的事情。我一听感到很紧张，便向总理表示：“我今后只能保证决不再做对不起人民的事，哪里还有条件去做对人民有益的事。” 总理听了笑着对我说：“你的条件很多，只看你做不做。” 接着他便向大家说他正在号召老年人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出来，这就是做了对人民有益的事。因为只要没有顾虑，如实地把你们做过的一切都写了出来，不但对今后编写历史提供了可贵的资料，更为年青一代提供了反面教材。过去你们干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东西，如阻碍革命，残暴镇压人民等写出来之后，使后人知道革命成功来之不易，就会对新社会对党增加热爱，这就是做了对人民有益的事情。总理还指着我，说我在军统那么多年，并在戴笠身边那么久，知道的事一定很多，要认真写写。我表示一定遵照总理指示尽力去做。不久，我们也去劳动锻炼。
1961年11月，第二批部分特赦人员合影 （自右至左：沈醉、董益三、陈金城、罗历戎）
我在北京红星公社劳动期间，常在星期天休息时进城去看望杜聿明和宋希濂等人，有事也先和他们商量，因为他们比我先出来一年，许多情况比我熟悉一些。有一天，我忽然接到最高人民法院转给我一封由香港寄来的信，这是我的前妻粟燕萍看到香港报纸上刊出第二批特赦战犯名单中有我，才知道我还活着。因为1953年，台湾中央通讯社便发表了我被共产党 “惨杀” 的消息，台湾 《中央日报》 和香港一些报纸也转载了这一消息，不久，又看到台北市的忠烈祠内也增设了我的一个灵牌，并正式公布我 “入祀忠烈祠”，我的前妻和老母、兄弟、姐姐及我在台湾与海外的亲友都信以为真。我在台北的儿子还逐月去领取抚恤金。现在突然看到报上不仅登出我被特赦的消息，还刊出了我的照片。我前妻一研究，既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特赦的，便写一封信请最高人民法院转给我，不过这封信转了好久才转到我手中。我在此之前，曾托过不少过去的熟人和在香港办报刊的朋友打听我前妻的消息，一直没有结果，现在突然接她的来信真是喜出望外。不过也带来了使我极为悲痛的噩耗，我最怀念的老母，因久久得不到我的音信，又看到台湾宣布我已被惨杀，便终日伤心，已于前两年在台北大哥家中病故。另一使我感到安慰的，是我最小的女儿沈美娟已于1951年随其舅父及大姐由香港回到了湖南。大女和她们的舅舅已死去，小女现正在长沙念初中。我立即把这一忧一喜的消息告诉了同在红星劳动的小组同学，还跑到城内告诉了杜聿明等。杜建议我，应马上向领导我们学习和劳动的北京市委统战部和民政局的领导人去汇报，让他们安排我父女见面的问题。我按照他的建议去找了这两个单位的领导后，他们答复我，等到放暑假时，便通知长沙有关部门让我女儿到北京来见我，由民政局安排招待。
暑假很快便到了，我女儿来到了北京，父女离别十多年，彼此都不认识了。杜聿明告诉我一个办法，做一套衣服给女儿穿着下车，我便可以到车站迎接不会弄错。我便将过去一套花条子睡衣裤寄了去，我女儿果然穿着用睡衣改成的上衣，她一下火车，我便在月台上接到她了。
当我第二天领着女儿去见杜聿明时，他非常高兴，答应过一两天便和我们一同到公园去拍几张照片作纪念，并寄去香港让我前妻看看我们父女的合影。我女儿在学校中学习 “毛选” 时，读过毛主席 《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她见到杜的时候便直率地对他说：“杜伯伯，你最不听毛主席的话了，他让你投降你不投降……” 我一听到她这么冲口而出，便立即阻止她不要说下去，杜聿明反而哈哈大笑说：“这正是小孩子天真可爱的地方，想说什么便说什么，一点没有假。” 说到这里，他便把脸对着我女儿说：“我过去的确是最不听毛主席的话了，可是现在我是最听毛主席的话了。”
沈醉和女儿沈美娟在人民大会堂前的合影
隔了两天他借来了一部照相机，带我和女儿去北海公园和天安门照了不少照片。我把这些照片寄到香港后，我前妻又将其中几张寄给了在台湾的儿女们。他的这些照片的确起了很大的作用，我的前妻还同意我的意见回到北京来，不过要等到秋末冬初才能成行。
快到我的前妻回来的时候了，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为我安排好一切旅行中的准备工作，并在北海公园来今雨轩为我设便宴送行。我拿到了去广州的卧铺车票后，便去和杜聿明等辞行。他忽然问我一句：“你接她回北京来，你考虑好，香港的天气与北京相差那么远，衣着准备得怎样？” 我告诉他，已写信说明白，北京已进入冬季，要穿厚的羊毛衣和大衣等，相信她会带齐的。他停了一会儿便提醒我，香港可以买到御寒的衣服，但买不到棉鞋，广州也不会有卖，为了让她一下火车脚不着凉，最好带一双棉鞋去。我十分佩服他考虑问题的确比我周到。
当我到广州等了十来天，我的前妻突然改变主意 “暂时不能回来”。我怀着沉重的失望心情回到北京后，十分难受，在劳动时变得无精打采。杜聿明听到后，马上赶到红星公社和我长谈一个半小时。他再三开导我，决不能因为她没有如期回来，便消极下去，要分析她不能回的情况，应原谅她一定有难言之苦。他认为一是她对国内政策不够了解，产生了动摇；二是当前正遇上天灾人祸，生活上很多困难，外边谣言不少，所以有顾虑……他从各个方面给我仔细分析并用十分关切的口吻安慰了我一番。处在那样的情况下，有人来关心和安慰，这种深情厚谊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他把我的手紧紧握住，很激动地说：“物质生活我们都享受过了，老了，应当在保持晚节上狠下功夫，才不会走上歧途。如贪图金钱，就会再度失足，永无挽救了。”
1962年初，我们在红星劳动的五个人，也和第一批一样被安排到全国政协任文史专员。又与杜聿明、宋希濂等在一起工作和学习了。
我一上班，杜聿明就告诉我，文史专员这一职称是十分光荣的，是周总理亲自决定，而且是由他下命令在全国政协增设这样一个专为安置我们这些人的机构。他说真没有料到，他在新社会能够弃武就文，干了一年，觉得还能胜任。在学习中，领导我们的文史副主委申伯纯，在向我们新去的专员介绍情况时，着重介绍了杜聿明在工作中极其严肃认真负责的精神，写出了一篇脍炙人口、博得各方好评和重视的 《淮海战役始末》。他说，这是由国民党方面的最高统帅写出来的东西，所以深得各方面欢迎。他要我们向杜聿明学习。
1963 年6 月3 日，杜聿明夫人曹秀清从美国绕道经日内瓦、苏联回到了祖国首都北京。曹夫人是在杜聿明被俘后全家逃往台湾的，当时台湾报纸的报道说杜聿明 “生死不明”，后来又谣传杜聿明已被共产党杀害，要入祀忠烈祠。原来曹到台湾后，没有人管，子女入学都成问题，杜 “入祀忠烈祠” 后，子女才领到补助学费。曹秀清为了知道杜聿明的确实情况，便决定离开台湾去美国找大女儿杜致礼，这时女婿杨振宁已获得诺贝尔物理奖，在国际上很有声望，所以1958年9月间她准备动身去美之前数日，蒋介石夫妇突然派车接她去见面。蒋夫妇对她很客气，蒋一再说，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为国争了光，希望她到美国后，凭着岳母关系，要争取杨为党国效劳，为建设台湾贡献力量。曹秀清表面上和他们敷衍了一下，便匆匆离台到达美国。
杜聿明及其夫人曹秀清与其女婿——著名美籍中国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 （中） 在北京住所会面 （1972年7月）
曹秀清到美国一年多便看到杜聿明写给杨振宁祝贺他获诺贝尔奖的信，不久又在美国报纸上看到杜聿明获得特赦的消息，她真是喜出望外，很快，他们就联系上了。杜便要求曹回到北京来和他共同欢度晚年，并将北京的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详细告诉了她。她回来后告诉我们说，许多人看到杜在信上说有寝室、会客室、厨房、卫生间等之后，都笑得喘不过气来，因为曹秀清住在杨振宁纽约长岛的别墅中，不仅有花园，还有游泳池、网球场等，比杜聿明谈的这些真有天壤之别。但曹秀清却表示：我们是患难夫妻，他能过的生活我也能过，何况在这种环境下正是需要她去照料他的时候，所以不用说杜争取她回去，就是不要她回去她也得回去。所以不论什么人劝阻，她还是坚决回来了。
曹秀清回来，不仅在精神上给了杜聿明以莫大的安慰，在生活上也给杜聿明以很大的满足。曹决定回国时，在美国的许多国民党军政人员都说解放后国内人民生活如何苦，想借此吓唬曹秀清，而杨振宁夫妇知道岳母的归心已定，便购买了许多家电用品让曹秀清带回，以改善他们在国内的生活，所以随同曹到达北京的一大批行李，杜聿明忙了几天才清理好。他很高兴让我们去参观，一部28 英寸的大电视机，在当时算是很少有的了，还有一个200 毫升的冰箱以及电动缝纫机和空调等一大堆。由于美国是101 伏的电压而国内是220 伏，杨振宁又买了一个变压器，政协的电工特意去给杜聿明换了大安培的电表。这样一来，杜聿明就忙开了，他一下班回去就摆弄这些东西，除此便是两夫妻玩蜜月桥牌。曹秀清很会料理家务，每天都要做几样杜聿明爱吃的菜，眼看杜聿明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1963年11月10日，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以及张治中、傅作义和鲁迅先生的夫人许广平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特赦留京工作的一、二、三批全体人员及其家属，周总理对曹秀清不听信任何谣言，冲破层层阻力，排除一切困难绕道日内瓦、苏联回到北京，特别表示欢迎。当周总理当众称赞她的时候，她说：“这是我们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不用称赞。” 周总理说：“这种美德，我们永远要称赞。” 在吃饭的时候，周总理和陈副总理对杜聿明写的 《淮海战役始末》 均赞不绝口，陈副总理说，他对那篇资料看过几遍，很感兴趣，过去他只了解解放军方面的情况，对国民党方面的情况了解一些，但不全面，看了杜的资料，才完全了解国民党为什么要那样部署。他说这一战役的胜利，缩短了中国革命全面胜利的进程，今天，这一罕见的历史上大战役，双方的最高统帅能在一起吃饭畅谈，这也是历史上罕见的。
周总理走到我坐的那桌敬酒时，我刚一站起来，总理便拍了我肩膀一下，笑着向我说：“沈醉你害了我！” 我大吃一惊，忙说：“我决没有敢再害总理之心。”总理又笑了一下才说：“你写的 《我所知道的戴笠》，我花了一个整晚的时间，一口气把它看完，因我过去知道戴笠不少的情况，但联系不起来，你的材料就讲清楚了，我一看就放不下来，所以我说你害我少睡了觉。” 我便接口说：“我以后写短一点，就不会再害总理睡不好了。” 总理却很认真地说：“以后还要写，不论长短都如实地写，不要有顾虑。”
周总理又对所有去的人说，希望各位多写些历史资料来让后人看看，能受到启发，增加对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你们就做了对人民有益的事了。
接着，总理宣布，明年春暖花开的时候，让大家去江南的苏、浙、皖、赣、湘、鄂等省去参观游览，下半年再去延安、西安、洛阳、郑州等地参观。总理并指示要政协秘书长张执一对这次参观作妥善安排。
第二天，我在文史办公室见到杜聿明的时候，他十分兴奋地拍着我的肩说：“真想不到，我们写的东西，总理和副总理都那样有兴趣去看它，我们今后不但要多写还要写好，写得合于总理的指示，最要紧的是一定要实事求是，才对得起总理啊！”
1964年3月10日，杜聿明等在京特赦人员及其家属共约30余人，由政协派工作人员和医生护士等共40余人，浩浩荡荡从北京乘软卧赴南京，开始作江南之游。我们离开北京时，北海公园阴暗处的积雪尚未全消，而一觉醒来，已是春意葱茏满眼江南春色了。
11日上午到达南京，当时火车还得坐轮船过江，南京大桥的桥墩已露出水面。到车站迎接我们的江苏省政协负责人向我们介绍，这是我国自行设计修建的第二座长江上的大桥，第一座武汉长江大桥是苏联帮助建成的，现在我们已经能够自己建造了。
第二天，是孙中山先生逝世39周年纪念日，我们都去谒陵。在拾级攀登时，大家都怀着疑虑的心情，因为南京解放后，国民党宣传机构大造谣言，说共产党把中山陵破坏无遗，连中山先生的遗体都被毁掉。可是当我们到达灵堂时，看到四周墙上过去国民党的党国要人的题词仍保存如故，寝官内中山先生石棺上的卧式塑像仍完整如昔，没有动过的痕迹。灵堂外仍花团锦簇。杜聿明特到灵堂东侧的警卫室去和几位老年的警卫人员谈了一会儿，知道解放后，中山陵列为国家级的重点保护单位，还成立了 “中山陵园保管委员会”，许多国民党旧军政人员的子弟成了该委员会的委员。
在南京几天的参观，除一些名胜古迹都去看过外，杜聿明最感兴趣的是参观南京汽车厂。他见到该厂生产的卡车，立刻走过去看了又看。该厂负责人知道这便是大名鼎鼎的杜聿明后，便说：“如有人愿驾驶，可以上去试试看！” 杜听后接着说：“我去试试，我开了几十年外国汽车，还没有驾驶过中国制造的汽车。” 说完他跳上驾驶台，熟练地将车发动，绕广场转了一圈稳稳当当地停下，轻巧地跨出来，连声称赞：“真没有想到，我们自己能生产出这样性能好的汽车来。”
接着我们去无锡、苏州等处游览了一番。这许多园林美景，比过去更整洁，只是游人比过去多得多了。我们都记得，当年能到这些地方游览的人很少，绝大多数人不得温饱，哪有闲情逸致来游园。
3月19日我们到达上海，住外白渡桥附近的上海大厦。前面就是有名的外滩公园。我们这些人都没有忘记，这个公园过去是专供外国殖民统治者游逛的地方，门口挂着 “狗与华人不得入内” 的牌子，今天却成了人民的公园，所以杜聿明夫妇特意要我陪他们去那里走走，听我讲过去上海旧社会里的黑暗情况。因我抗日战争前在上海工作过六年，对上海黑社会的事知道得很多。我边说边对照今天，都有天翻地覆的感触。
1964年，沈醉 （左三）、溥杰 （左一）、郭旭 （左五）、宋希濂 （左六） 等人在上海参观。
3月27日我们由上海到杭州，浙江省政协为我们安排的日程，头一天就是游西湖。解放前因没有疏浚过，西湖湖床逐渐增高，湖水最浅处只有半公尺，解放后从1954年到1958 年，组织了大规模的义务劳动，用人力和挖泥船配合施工，将西湖挖深到两公尺多。经过这次整治，西湖景色，更增妩媚。杜聿明知道我向我母亲学过写旧诗，一定要我写一首给他看，我只好写首七绝：“轻云如带绕峰腰，风送欢歌遍六桥；万顷碧波迎旭日，江山如画更多娇。”
我们在杭州游览了过去常常游览的名胜风景，最大的感触是这些地方比过去都整理得好，而且游人也比过去多了几倍甚至十几倍。杜聿明得出的结论是人民生活改善了，才有条件出来游山玩水。
4月2日，我们又去游览了著名的风景区黄山，安徽省政协副主席戴戟专程由安庆赶来，在黄山宾馆设盛宴招待我们。大家对这位老朋友这种盛意隆情，都十分感动，曹秀清说：“我在美国听许多人说，过去国民党人留在大陆的都不敢往来，怕共产党说这些人在一起会搞反动活动，没想到戴戟还这么远赶来招待我们，真是事实胜于雄辩，不亲眼看到是不会相信的。”
在黄山玩了三天后，回杭州休息一天，8日由杭州乘车到达南昌。
我们在江西参观时，许多当年曾参加进攻过红军根据地的将军们，都深有感触地说：“过去我们带大军打也打不上来的地方，今天热情欢迎我们，这一变化实在太大了。”
4月14日，我们从江西到了湖南长沙，湖南省政协十分热情，派了一位副秘书长到湖南与江西交界处迎接我们，这使我们都十分感动。在湖南除参观长沙清水塘等革命陈列馆外，还专程去湘潭韶山，瞻仰了毛主席故居。在湘潭休息吃午饭时，杜聿明告诉我一件有趣的往事，他说抗日战争时期，他率部经过湘潭时，戴笠忽然赶来见他，先是天南地北漫谈了一阵，才言归正传。戴笠很谨慎地告诉他，有人向蒋介石告密，说他夫人曹秀清是共产党，所以蒋要戴笠查明处理，戴笠便直接来找他谈。杜聿明说他听了之后，毫不惊异，只淡淡地回答戴笠说，曹在陕北教书时，有过些激进言行，是否算是共产党？如果认为是，他愿把她交与戴笠去处理。戴笠听到后，反而连声说，这种情况，你自己处理就行了，何必交给我呢。他说，这一来势骇人的事，就这样三言两语解决了，以后再也没有谈过。他说，戴笠可能认为他做了什么处理吧！
湘潭是我的老家，我就出生在那里，一些过去认识的人大都不在了，亲戚也一个都没有，领队的问我要不要到我过去的旧居去看看？我一打听老屋早就改建成了工厂，去了也认不出来，我便不愿去看。可是长沙附近还有我父亲的坟墓，我想去扫祭一下，湖南省政协马上派人去给我寻找，没想到风声传出去，不少过去认识我的一些老人都纷纷找到宾馆来要见我，我只好不断地招待他们吃饭和聊天。不知是谁说我能写毛笔字，其实我已多年不用毛笔，哪还能写，可是一些老人把纸笔都准备好，我情不可却，只好来一个写一张，这样不下一二十张。还没写完，有次杜聿明夫妇站在旁边看我写，我每次都是写一首我回到湖南后感慨万分而写的诗，以表达我重返家乡的心情，诗是这样四句：“半生作恶为封侯，今日归来愧更羞；堪慰家乡诸父老，当年逆子已回头。” 杜聿明夫妇看后，连说：“重返故乡应有这种悔恨心情，过去你离开时只想升官发财，坏事做尽，今天能回头，是可以告慰家乡父老的。”
4月22日，我们从长沙到了武汉，在武昌东湖公园游览时，看到新塑的屈原像和新建的行吟阁。杜聿明让我站在塑像下替我拍了两张照片后，要我一定写首诗来表达对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的敬意，我一再说我实在写不好诗，平日是对付一下，今天在这位伟大诗人面前怎敢献丑。曹秀清说：正因为你写得不好，要写一首向诗人去求教，他会保佑你以后把诗写好的，我无奈只好勉强凑一首五律：“行吟有新阁，风雨任飘摇；时人怀屈子，岂独爱离骚。志以修能洁，歌犹想象高；千年惊巨变，含笑颂今朝。” 杜聿明看后，连说：“如果屈原生在今世，一定会要含笑歌颂今天的。”
从武汉回到北京，正好是4 月28 日，休息了两天，我们又参加了 “五一”劳动节的各项活动。
同年8月初，我们又按照周总理指示去西北参观，8 月6 日到古城西安，参观了半坡村等处后，便前往革命圣地延安。瞻仰了毛主席等故居和几处当年毛主席等领导人经常活动的地方，听到一些当地老人介绍毛主席等与群众打成一片的许多动人事迹，无不感慨万分。有几位老人说：“过去我们有事可以随时找到毛主席，请他老人家帮我们解决问题。可今天……”
杜聿明夫妇老家都在陕北，对陕北的贫困落后情况是十分了解的，他说真想不到，在四面封锁包围、给养等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要把这里建成抗日和革命圣地，解决那么多人的吃穿问题，只有毛主席和共产党才有办法，否则是绝对无出路可言的。
杜聿明夫妇到延安不久，他们家乡米脂县的乡亲们便赶来看望他们，这使他们异常激动。杜聿明握着一位从米脂来的老人的手，带着极其内疚的语音说：“过去我对家乡没有做一点好事，大家不计较我这个不肖子孙，今天还这么远道来看望我，太使我感动了，请代我向家乡的父老们请安。”
曹秀清在延安街上看到了卖饴饹木床的，十分感兴趣，她说多年不食家乡的饴饹，很想买一张带回去，又怕人多不方便带，杜聿明还怕别人说带这种东西怎么能上飞机。因为它虽不重，却像长条凳一样，上面还有一个压饴饹的木柄，把和好的杂粮粉倒在下边有小洞的槽内，用力一压就成了许多人爱吃的饴饹了。我马上表示：我有办法把它带到北京，要她买下来，她很高兴买了由我提着。她说到了北京一定好好请我吃上几顿她做的饴饹。
8月17日，我们从延安坐了一架小型客机飞回西安。当时延安还不通航，这是为了照顾这些老人，才临时调去的。
在西安参观七贤庄原八路军办事处旧址时，讲解员向我们介绍当年特务如何采用一切手段对付在那里的革命干部时，我作了一些补充，他们一听说是我去了，又向我提出了许多问题，我都尽自己所知告诉了他们，使他们以后可以讲得更好些。杜聿明非常赞成我这一举动，他说当时重庆方面的意图，地方上是不会清楚的，小特务提供的材料，总没有你知道得多，他鼓励我多做这样的事。
凡到西安的人，必定要去临潼，那里曾发生过震惊中外的 “西安事变”，是活捉蒋介石的地方。由于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在中国共产党积极主张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的政策影响下，举行了兵谏。这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我们搞文史工作的都有人写过不少这方面材料，所以在临潼参观，杜聿明又要我写首诗怀念杨虎城将军，他说是你们军统把他杀了的，你能不写首诗来悼念吗？我当晚写了一首：“兵谏惊天地，豪情泣鬼神；英名垂万古，含泪吊将军。” 他看了之后，说写得还可以，让我保留下来。
在临潼，由于有这位 “每事问” 的溥大哥 （我比溥仪兄弟小，所以喊溥仪为溥大哥，溥杰为溥二哥，又比杜聿明和原天津市长杜建时都小几岁，所以喊杜聿明为杜大哥，喊杜建时为杜二哥。我这样有区别的叫法，别人也跟着这样喊他们了），所以就闹了些笑话。
到临潼一定得去华清池洗温泉浴，这是每个去的人都高兴的事，我和溥大哥、杜大哥有幸分配到贵妃池去洗。许多人都以为贵妃池是杨贵妃洗过澡的浴池，其实历史上几经变迁，原来的华清池已不知在什么地方。这两位都是深度近视眼，一摘下眼镜就看不清楚，所以领队的要我好好照顾他们。溥仪的动作很慢，我和杜聿明都下到浴池了，他还在脱衣服，等他脱完走向浴池时，而袜子还穿在脚上。我问他为什么不脱袜子，他才慌慌忙忙把它脱了就扔在浴池边上。他也许怕我们等他太久，匆匆跳下浴池没有站稳，差一点倒在水里。洗了一阵，快洗完时，又摔了一跤，几乎把头撞到池边石头上。我急了，一再大声叫他留心些，他不但不怪自己笨手笨脚，还说温泉水太滑了。我便笑着说：“温泉水是滑的，白居易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告诉过你了，只怪你太善忘。” 杜聿明一听也侧着头看我在逗溥仪，溥仪却很认真地说，白居易怎么会知道我们今天来洗温泉，那么早就预见了吗？我说他的确说过：“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两位大哥一听都笑了：“你真会联系！”
我把溥仪照料上去后，还想再泡一会儿，溥仪刚把衣服穿上，自言自语说，温泉水不但滑，而且洗过会胖起来，杨贵妃胖是常洗温泉的原因吧！我一看，原来他把别人的衣服穿了，所以小了些。我让他找到自己的衣服后，他一面抚摸摔痛的地方一面说：“杨贵妃的余香没有闻到，几乎把骨头都摔断了，下次再不洗这个池了。”
在我们这个参观团中，一向玩世不恭最爱讲俏皮话和捉弄人的要数范汉杰了。这位国民党名将，是锦州战役中被俘的指挥官，他在改造时让他填一张家庭成员表，他都敢写上 “老婆半打，儿女一班”。有人问他一班究竟是多少？他说这要看连长吃不吃缺，不吃缺的多几个，吃缺就少了。
我们这一行中，最容易上当受骗的要算溥仪了。有一天我陪溥仪在临潼附近散步，范汉杰赶了上来，他一边走一边告诉溥仪，杨贵妃洗过温泉越长越漂亮，所以附近许多地方的小姑娘都爱到这里来洗脸洗头，而且洗时还希望有客人给她们浇上一瓢水，这样洗过后会更好看。溥仪居然信以为真，一直追问在什么地方可以看小姑娘洗头，想给她们去浇水。正当范汉杰说快到了的时候，有位陕西省政协的干部迎面走来，我便和他打招呼聊天，范汉杰把溥仪带着走了。一会儿便听到前面不远，一群人围着在喊：“打！打！” 我和那位干部跑了过去，一看被围的正是溥仪，范汉杰正一个劲地替他在讲情。那位干部是本地人，对那些人都熟识，便走过去把溥仪保护了出来，一问才知道，范汉杰指着一处女浴室让溥仪闯进去看小姑娘洗头。所以被人一下扔到门外还要打他，幸好遇上那位干部才使溥仪免了一场打。范汉杰却一转眼溜走了。回去我把这一情况告诉了杜聿明，杜聿明知道领队的不会对范汉杰批评，他和范是黄埔一期同学，平日关系也不错，他便埋怨我一顿之后，又狠狠批评了范汉杰一顿，要他不要再捉弄溥仪，并说溥仪丢人，我们也不好看。
8月22日，我们由西安到达洛阳，便去龙门石窟等处参观。杜聿明在蜀汉名将关羽关云长瘗葬首级的关林参观时，他那异乎寻常的表情，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他一看到那座埋葬人头的坟墓，竟用手去拍了几下，又顺手拔去长在墓上的已变枯黄的小草，好像为亲友去扫墓一样，一面绕墓徘徊，一会又低头沉思。我不便去打扰他，我想可能历代的大将军们看到这身首异处的下场时会比一般人有不同的感觉。在我看来不过是座普普通通的坟，也许我只是一粒小小的芝麻将，所以感触不会和杜聿明一样深。
我们在洛阳参观了三天，杜聿明对洛阳拖拉机厂和洛阳轴承厂最感兴趣。溥仪和溥杰的夫人嵯峨浩子则对洛阳唐代修建的那座佛教寺院白马寺很感兴趣。该寺方丈向我们讲白马驮经的故事时，我们中有几位信奉佛教的便双手合十起来。我只是站在一旁偷偷地发笑。
8月26日到郑州，住在过去苏联专家的招待所，那里的厨师们，一听说这批客人过去竟是那样一些人，便高兴异常。他向陪我们的河南省政协的工作人员说，他们都是烹饪技术很高的厨师，苏联专家体会不到他们的手艺，这批人过去是吃惯了好吃的东西，一定能欣赏他们做出的美味。所以我们住在那里三天，每顿菜都很精致，早点更是丰富多彩，我们都纷纷夸奖厨师的手艺好。每餐我都让端菜的服务员把大师傅请出来，当面赞扬他们一番，并请他们喝上一杯。大家处得十分融洽，连曾经日食百味的溥仪，也赞不绝口。但可惜的是 “文革” 当中，听河南省政协的人后来告诉我，这些为我们做过菜点的厨师们都遭到了残酷的斗争，说他们眼中没有劳动人民，只有 “帝、王、将、相”。
从郑州乘火车返抵北京后，周总理便问大家的身体怎样？政协领导人便向他老人家汇报，完全按照他的指示：活动日程安排是注意劳逸结合，乘火车都是睡软席下铺，饭菜不太油腻……杜聿明和我们知道总理在我们参观前竟这么仔细关照过，无不感动万分，都说，自己的父母也不会对这么大的子女还这么关心啊！
杜聿明等回到北京不久，在党中央的安排下，溥仪、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王耀武、廖耀湘六人，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工资由过去的每月100元提到200元。他们接到这一邀请通知书时，无不心情激动万分。杜聿明还写了一封信给周总理，表达他对党和人民政府的感戴心情，决心要以有生之年，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竭心尽力。
1965年5月9日上午，文史专员们正在办公室学习文件时，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杜聿明的夫人曹秀清因错服了药引起昏迷不醒，要杜聿明马上回去处理。杜一听急得不得了，政协领导立即派车并指定要我陪同杜一道回去照料。因我在专员中是最年轻力壮的。我和杜聿明上车后，他那种着急和不安的神情，是过去少见的，当我们把曹秀清送到协和医院去进行抢救时，杜聿明眼泪不停地流着，他伏在曹秀清身边连哭带叫。经过三个多小时抢救，他就这样哭叫了三个小时。我在旁边看了也深深为他这种深厚情谊所感动。
曹秀清被抢救过来后，杜聿明却累得连眼睛都睁不开了。医院害怕病人因年老体弱，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意外事故，便要家属留下来，在旁照料。杜聿明回去稍稍休息便来接替我。因为夜间还得有人陪伴，我和杜聿明便商量好，白天由我去医院照料，杜回去休息，夜间杜来接班，我就回去休息。在曹秀清住院的16天里，就这样轮流替换着。在那短短的十多天中，杜聿明几乎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他常常在离家来医院接班时，房门也记不得关，敞着就走了，烧在炉子上的开水也忘记拿下来，第二天回去，开水壶的底都烧坏了。每天一进医院见到我之后，就急忙问：“病人好一点没有，吃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说想吃什么没有……”总之，每天都要这么仔仔细细问清楚后才让我走。有时一听说曹秀清有点不舒服，又着急得不得了，一听说比昨天好一些，又那么高兴，变得像小孩一样。谁会想到，这样一位身经百战的名将，在自己夫人生病时会失去常态。有时他下班回去白天睡不着，还到处去买些曹秀清平日爱吃的东西或自己做一两样她爱吃的菜带到医院来让曹秀清高兴高兴。
医院的医生们每天看我都陪在那里，便问曹秀清，我是她的什么人，曹便很认真地说我是她的 “表弟”。从那以后，她不让我再叫她杜大嫂而改称她为表姐，所以后来乌兰夫请杜聿明女儿杜致礼吃饭时，杜致礼告诉乌兰夫，她妈妈生病时，多亏舅舅照顾她。乌很奇怪，何时她有一位舅舅的？杜致礼才把这段经过说了出来。
曹秀清病好一些后，就让我讲故事给她听，我除了自己一生的经历和奇奇怪怪的事见得不少外，也会古今中外结合起来编出一些故事来，她听了很高兴。有时我也问她在台湾和美国的一些情况。她们和我一样，也是六个孩子，她说杜聿明被俘后在台湾的日子真不好过，后来带了一个小儿子去美国，这是她最爱的一个，不料因开快车，连人带车翻在山沟里摔死了。她很痛心，幸亏女婿杨振宁和女儿杜致礼对她都十分孝顺，所以才略感安慰。她还有四个孩子在台湾，因而杜聿明和她都希望台湾早一点统一，使他们家人能团聚。
人们因杜聿明有一位举世闻名的科学家当女婿，都十分羡慕。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金时，杜聿明还在功德林监狱内改造。他从报上看到杨在斯得哥尔摩领取奖金的消息和照片后，终于把信纸摊开，草草写下这样几句：
亲爱的宁婿：
我祝贺你获得诺贝尔奖金，这是民族的光荣，你要注意政治。
杜聿明即草
人们都估计，正在得意万分的杨振宁不可能给杜聿明写回信，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岳父还在共产党监狱内服刑，不会愿意惹麻烦，因当时中美还处在敌对阶段。可是很出人意外，杨振宁居然不久就有信来，虽然也是写得很短，但也说明他对岳父的关怀，还着重说了一句：“我非常感谢您对我的关怀！” 凭着杜聿明几句话，不但成了杨振宁回来讲学的桥梁，也把曹秀清吸引回来了。
曹秀清的病终于好了，杜聿明高兴异常地迎接她出院时，曹秀清却泪流满面。我十分纳闷，怎么这么多天她没有哭而是杜聿明哭，今天病愈出院杜聿明笑了她却哭，我便问她：“表姐，什么事使您难受，是不是病没完全好？” 她边流泪边指着杜聿明消瘦的面颊和红肿的眼睛说：“我这场病，把他拖成这个样子，我夜晚在病房内还不觉得，今天在外面一看到这副面容，我怎么会不难过啊！” 这一对患难夫妻的真诚感情，这次我才亲自领会到了。
中国历史上少有的 “文革” 十年大浩劫的前奏曲——批 《海瑞罢官》 刚刚开始，许多政治上敏感的人，便预感到一场暴风骤雨即将降临。所以好多机关的领导们便开始进行一些 “洗脸洗澡” 的活动，自动提出每周参加一次两次义务劳动。当时中央统战部和全国政协一些领导，也选定了每星期二去西安门北京低压电器厂劳动一天。文史专员们也认为这种自我请求劳动的事决不能落后于人，也提出来一同去劳动一天。我记得头一天我们都提前半小时到达了低压电器厂门口排着队，等候工厂开门领我们进去。在那里劳动，是很轻微的，也是象征性的，所以许多人虽年过花甲，不少已届古稀之年，都能坚持得下来。第一天由一位女同志把文史专员领到一个小车间，让我们两人一桌先坐下来，再安排我们工作。记不清是工厂有意还是巧合，溥仪和班禅两人坐在一张桌上，那天的任务是在一块不到一尺长的零件上拧上五个螺丝钉就算完成一件。溥仪是一出娘胎就有人招扶，大了更是前呼后拥惯了的人，从没有自己亲手拿过改锥一类工具，所以看来一项极轻松的劳动，在他身上却是困难万分，他先是看别人把螺丝安上用改锥拧几下就上好了，而溥仪却怎么也无法把螺丝拧进那小洞内。杜聿明那天自己请求安装一个大件，不坐在桌上，而是放在地上安装，他一看溥仪弄得满头大汗，便跑过去一问，原来是他从未弄过这玩意儿，杜便告诉他，螺丝放上去后，用手轻轻拧一下，等站稳后，再用改锥顺时针方向转动，就可以安上了。溥仪忙问一句：“顺时针方向，是朝南还是朝北？” 弄得我们都笑出声来，杜聿明便手把手地教他，对着自己身上转而不要朝外转就行了。
溥仪是把整个手掌将改锥握住，掌心顶着，用力转动，杜又教他要用手指握牢转动，不要去顶，他怎样也不会，结果半天装了一块零件。一验收，不是太松就是由于改锥滑动把零件表面划出一道道痕迹，结果是：“不合格。” 领班的考虑了很久，才决定不再让他拧螺丝，而做一种最简单的工作，即一个螺丝套一个螺母，不过中间要加套两个垫圈。这总能干好了罢，结果一验收，不是套的垫圈少了就是多了。但总得让他做点事，垫圈多点少点就由它去，所以他便一直干那个活没有再换，也没有可换的了。
我们总共才去四次，也就是四个星期，就有红卫兵到工厂警告我们，要回单位去，不能在这里利用劳动逃避阶级斗争。这昙花一现的义务劳动，也在我们生活中留下了一道浅浅的痕迹。而溥仪的笨手笨脚，却给我添了不少茶余饭后的谈笑资料。
我们这一群不久便被指为 “横扫” 的 “重点对象”，自然没有好日子过了。我们过去写的资料上一些旧的名称，如什么 “剿匪总部” 之类的东西，都被人贴出大字报，说我们借写史料咒骂党和人民，应罪上加罪。我们都写检讨做成大字报贴出去。到了1966年8月24日下午，政协的什么 “造反派”，公然以命令形式宣布解散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兼政协主席周恩来亲自决定成立的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总理亲自安排在文史委员会担任专员的十多人，一律扣发每月30%的工资外，还要我们立即停止工作，不准再到政协上班，说我们到政协去是钻防空洞避风雨，要我们都回家去到社会上见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 世面。只准我们把办公室私人用品带走，其余查封不许动。我们不敢再去上班，但工资还得领。政协机关的那些红卫兵在我们去领工资时，便百般刁难让我们干力不能及的重劳动，连喘息一下都挨打挨骂，大家把领工资视为畏途。不领又无法维持生活，所以还得忍受一切去领。
我当时住在政协附近西黄城根，加上我有一辆自行车，只要几分钟就到了。我就想替杜聿明、宋希濂、郑庭笈三人和住在他们一起的唐生明委员等代领工资。当时在会计室工作的几位干部，虽然在那些机关造反派和红卫兵面前也板着面孔说话，但没人在时，却又和平日一样，这在当时真是一种赏赐。一副笑脸、一句关怀的话，都是无比安慰。我便得寸进尺提出来，可否代别人领工资？居然得到了同意，我连忙打开手提包，迅速代为签名，把代领的几份工资匆匆领走，骑上自行车直奔东四前厂胡同。当我第一次把工资送到杜聿明等手中时，他们无不高兴异常，都问我怎么去领的，我说我一进后门 （当时政协的大门自己封了，由锦什坊街后面进出） 便先找一把扫帚，从后门一直扫到西边那个大的男厕所，把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之后，再从厕所一路扫到会计室，把会计室门口打扫完了，才看准趁没有别人进去时，迅速把自己的和代领的工资取走。虽然从进去到出门都得挨上几句骂，我也只装没有听见，面不改色从容走出，因为要面带愤怒的表情，那就休想出门了。我懂得这个诀窍，所以能顺利完成这一任务。
我们被扣去的一个月30%的工资，隔了两个月，又补发给我们了。当我把当月工资和补发的工资领了送给杜聿明等时，大家都感到很奇怪，不再扣发已满意了，还把扣去的又补回来，谁会在这个时候还这么关心我们呢？大家正在议论时，唐生明叼着香烟走到杜聿明客厅里，笑嘻嘻地说：“你们没有猜到吧！我昨天才听到有人告诉我，周总理对政协扣发我们的工资十分生气，所以后来才没有再扣。前不久有人把扣去我们的工资作为政协的节余经费上交时，被总理知道了，又命令他们一定要如数补发给我们，所以拖了这么久才又补发了。” 这时，大家的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激。总理那么忙，居然还这样关心我们，要不，我们真不知会落到什么样的地步呢。
有一次我去领工资，看到政协机关有几十人签名的一张大字报，说文史专员过去都双手沾满了人民鲜血，应当一个不留地遣送回各自的原籍，交当地群众监督劳动改造。我看了不敢告诉杜聿明等人，怕他们害怕，幸好第二次我再去机关领工资时，看到这张大字报被撕掉了。当时敢撕大字报的决不是一般人，这说明是有指示不让他们这样提，所以才撕掉的。
在 “文革” 期间，杜聿明和溥仪两人，几乎是各地来京串联的红卫兵都要想“串” 一下的知名人物。有一次，几个由外地来京的红卫兵由北京某大学的红卫兵带领去找杜聿明，这些人过去都没见过他，只查出了他的住址，所以径直走进他住的那个四合院。正想打听时，便看到一位身穿粗布工作服，在做花盆架子的木工，他们对这老人毫无礼貌地吼了一声：“快给我们把杜聿明叫出来！” 这位老人却仍旧慢条斯理地一边盯着花盆架的木条看看刨直了没有，一边满不在乎地反问他们一声：“你们找他有什么事？” 这些小将们一看这老头对他们这样怠慢，便大声嚷道：“我们有要紧的事要见见他，你快去把他给我们找出来！” 老人仍旧一动不动，只是 “啊” 了一声，照样在弄他的花盆架子。这时，红卫兵发起火来，大叫大骂，他才毫不介意地说：“你们不是见到杜聿明了吗！他已见到了你们，也和你们谈了话，还要我再去找谁呢？有事就请直说吧！” 这群小家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认为是杜聿明家佣人的老头子就是杜聿明本人。他们一见这人如此穿着而且在干活，并做得一手好木工，便不好再发脾气，和他聊了一阵便走了。一个戴深度近视眼镜的小红卫兵还用铅笔在他刨得很光的木条上写下几句打油诗：“久闻大名，今见其人，和我一样，也戴眼镜。” 杜聿明自己当时并未发觉，而是他院内一个小朋友告诉他的。他笑了一笑，顺手刨了两刨，便把这首打油诗刨掉了。后来杜聿明谈起此事，还感到有点后悔，当时不应把它刨掉而应当保留下来作一纪念。
在十年浩劫中，由于周总理的爱护，留在北京的十多名特赦人员才没有被赶回老家管教，也没有受到大的冲击，只有康泽和我以及董益三三个 “属牛的”（当时许多人称干过特务工作的是 “属牛的” 或 “姓牛的”，因特字旁边是个牛字） 曾以 “保护” 为名，再度被 “关进监狱” 严加 “保护”。杜聿明、宋希濂等专员，则在政协的红卫兵监督下，与几位被他们指为 “叛徒” “特务” 嫌疑的老革命干部一同从事一些体力劳动。杜聿明还是干他的老行当，检修一些机电设备和担任政协大院内的果木养护等工作。他曾花费过不少时间研究果树的嫁接与丰产技术，经过他接枝过的许多梨树、苹果、柿子等直到现在每年都是果实累累，每年政协的职工分到这许多又大又甜的水果时，还有些老职工会提起：“这些都是经过杜聿明亲手嫁接过的。所以长得这么好，结的果实这么甜。” 他当年真没有白努力，至今仍令人在怀念他。特别是有一株大梨树，他接上三种不同的梨枝，来政协大院的人，看到这棵长有三个品种的梨树时，都要夸奖一番，一听说是杜聿明的杰作，带相机的人总爱在那棵树下留影纪念。
左起：范汉杰、沈醉、康泽、廖耀湘
杜聿明在养护果木树的同时，对培栽花卉也是尽心尽力的。他很爱花，自己家里栽了不少，也做了几个花盆架。小小的客厅里真有点像花木店一样，一层一层地垒着三四十盆名贵花卉。政协大院有几十株牡丹，是十多年前从山东高价买来的，多年来一些工人不会分株，他悉心研究牡丹分株，居然由原来的增加近一倍。为了增加花卉的热性肥料，他每天一大早便去政协门口的大马路上捡拾马粪。有一天，他正高高兴兴拎着一筐马粪往回走时，被一个偶然高兴提早去上班的什么派的头头看到了。此人算是懂得点统战政策而当了头头，总算还听到别人说过，杜聿明有个举世闻名的好女婿，在美国得过什么什么奖，他一看到杜聿明穿得破破烂烂不说，手里还拎着一个粪筐，不知什么灵感触动了他，一想这样太难看，万一被外国记者 （中国记者他倒不怕） 拍了照片在美国报纸上一发表，他女婿看到了向中国领导人提出意见，他这个专门管这些人的头头就脱不了手，眼看就要到手的大乌纱帽没有希望了。他便一改常态，走到杜聿明面前，不再用带有强烈阶级斗争的口吻直呼其名，而是勉强喊了一声 “杜老！” 问他捡这些东西干什么？当杜聿明告诉他的用途后，他便把手一挥，要杜聿明快点回去，不让再捡，生怕就会在那一瞬间被外国记者看到似的。而杜聿明却满不在乎，还站在政协大门口马路上和他谈，说拾取路上的马粪，既便于打扫马路，又得到了粪料，这并不丢人，而丢人的事是祸国殃民，损害民族利益，才是见不得人的事。最后他是被连劝带推拉回来的。
我于1967年被关进监狱，1972年由总理下令才被释放出来的。进出都没告诉我是为什么。
在我被关进秦城监狱的五年中，我的女儿早在1966年便因考上大学而无学校敢录取，只好去宁夏生产建设兵团搞农业生产，而我刚结婚一年的妻子则三次被政协红卫兵赶着搬家，由在西黄城根三间北房变成两间、一间，最后赶到杜聿明他们住的院子的汽车间临时改的一间房子内。这时，一些人都认为我这一辈子完了，再也不会有出来的时候，都躲避我妻子没有人理。只有杜聿明夫妇，却仍和过去一样对待她。虽然他们也不知道我将来究竟怎样，但他们总认为不能因为这样而改变对我妻子的态度，所以除了在言语上常给她一些安慰外，还从生活上给以照顾。在那种时候哪怕一句话、一碗粥、一个烧饼，都带有无限深情，都是使人终生不会忘记的。所以我出来第一件事就是去向他夫妇俩表达我深切的感激。我未出来的前一个月，我妻子便由杜聿明家的汽车间搬到政协附近的北篦子胡同两间北房。我释放回来的第二天，就由西城走到东城去向杜聿明夫妇和同院的几家道谢，感谢他们对我妻子的照顾。
我释放回到政协，也和杜聿明等一同参加体力劳动，有一天我悄悄问杜聿明：“我们就这样干一辈子吗？周总理不是要我们搞文史工作，我还有很多的东西没有写呢。” 杜聿明听了不假思索地说：“这种现象，非你我能了解，我认为能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文的、武的、粗的、细的工作都一个样，是要人去做的。今天不要去想这些，想也无益，让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让做就不做，一切听安排。” 由于这种思想的支配，所以他在十年浩劫中能这样毫无怨言地过去了。
杜聿明虽然从不偷懒、也从不找借口请假，总是无论天晴、下雨、下雪，都是一早起来吃完早饭便乘电车去政协，但他毕竟是生过几次大病的人，有几次曹秀清告诉我，他晚上常常睡不好，喊这里疼那里疼，但又不愿请假休息。当时连星期天红卫兵都不准这些人休息。我曾劝过他，要他把医院的证明书拿出来请假，他看了我一眼，把头摇摇，什么话也不说。这些地方，都可看出他是一个能吃苦的硬汉子。
1976年1月8日，一个使人感到极大震惊的噩耗传出，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了！杜聿明和所有特赦人员，无不悲痛万分。早在一个月前，有人告诉我们周总理病重，我们都十分担心，无不在暗中默默作出各种各样的祈求，愿总理早日痊愈。虽然我们这些人都是无神无鬼论者，却都急时抱佛脚，宁愿相信天上有神，有上帝，能够听到我们的恳求，我们自己愿意失去一切，只求能让周总理恢复健康。我想如果真能剖股而疗亲，我会毫不犹豫地把股上的肉割下来去为周总理治病，我为此曾写下一首诗送给杜聿明去看：“剖股疗亲效若何？愿输肝脑起沉疴；更捐十岁添公寿，好为人民造福多。” 杜看过后也表示，他也愿捐献自己十年、二十年的寿命与周总理，让他老人家多活几十年把中国治理好。
周恩来总理接见黄埔军校毕业的杜聿明、王耀武、周振强、杨伯涛等人 （1960年10月19日）
尽管我们和全国人民一样都有这种望总理早日恢复健康的愿望，但结果却使我们失望了，总理终于与世长辞。
“四人帮” 的折磨，杜聿明没有叫一声苦，周总理不幸逝世的消息刚一传出，他却失声痛哭起来。虽然由于 “四人帮” 种种限制，不准许各单位举行追悼会，而文史专员们却还是举行了一次 “哭谈会”。一开始是杜聿明坐在办公室沙发上哭泣，溥杰走进来还没落座，就哇的一声哭出声来，大家便一齐放声痛哭。由于心情悲痛，那次照例举行的 “学习座谈会”，就在一片哭声中开始到一片哭声中结束。那天轮到我担任记录，我问主持小组学习的宋希濂：“今天怎么记？” 宋还没有开口，杜聿明便插一句：“今天学习的人没有到齐，改为文件不就行了。“所以那天的学习座谈会的记录上只记上了一句话：“文件。” 那时的文件真是看了令人气愤，谁也不去读它，为了消磨时间，因为还差几十分钟，如果走早了，机关红卫兵和机关职工的小孩都会来干涉。杜聿明便开始谈周总理对我们的种种关怀，对总理在1973年还组织宋希濂、郑洞国等到广州参观黄埔军校旧址，行前召见他们的那次讲话，至今犹在耳边回荡。在场的人几乎每人都谈了一下对总理的深切怀念。
我们为了怀念我们最敬爱的周总理，还在每天流着热泪时，又一位为全国人民爱戴的党和军队的卓越领导人朱德委员长与世长辞，使我们心头又添上一层悲痛。更不幸的是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又在同年9月9日逝世，我们对这位新中国的缔造者，对我们这些人制定了宽大与特赦政策的大恩人，也和对周总理一样，有着最深最诚的崇敬。他老人家的去世，真是使我们悲上加悲、痛中添痛，我们全体特赦人员这次都被安排去人民大会堂参加毛主席遗体告别典礼，瞻仰遗容，不像总理逝世只在北京医院那间小的房间内，举行遗体告别时，仅让杜聿明、宋希濂等几个人参加。我们过去多次得到总理接见过，而瞻仰遗容却不让我们去。这次毛主席逝世后，杜聿明和宋希濂、黄维还被安排参加为毛主席守灵。有一天杜聿明参加守灵回家，我去看他，问他累不累？他说一去看到毛主席的遗容就泪流不止，站的时间不长就换下来，想多站一会都不行，哪还会累呢。他说因为安排守灵的人都是提前去接班，没法多留。
1976年10月7日以后，各种小道消息不断飞向四面八方：“四人帮已被一网打尽了。” 但在未经正式公布之前，我和杜聿明等见面时都只互问一句：“听到了没有？” 当彼此相互微笑点头时，便说明都已听到了，但谁也不敢深谈，因为周总理逝世后，有人说总理有遗嘱，便到处追查：是谁说出的？凡说过这话的都被一再盘查，有的还挨批挨斗，所以这一特大喜讯只能暗中庆幸，谁也不敢用言语来表达。不过只要你走在大街上，便到处可以看到人们在交头接耳时是那么喜笑颜开，这就证实了这一消息不是假的。明眼人不用问，一看每天的报纸便猜出了八九分，平日最爱在报上出头露面的 “四人帮” 几个头头和他们的爪牙，从10月7日以后一个也没有看到了。
我们等着等着，政协机关终于在10月21日上午，在政协礼堂东厅正式公布中央十六号文件，“四人帮” 被彻底粉碎了，接着便是去天安门前长安街上游行，我们也被允许去参加，十多年不用的政协大旗也高高举出来了。
1977年春初开始，政协机关也逐渐恢复了正常工作，文史办公室又归还给了我们。原来挤在一起的人大机关、民盟中央、职教社等单位被 “四人帮” 占去的房屋也逐渐退还他们，都陆续搬回去，我们又上班了。大家对这次劫后余生，无不倍加珍惜，杜聿明一再对我说：“我们活过来真不容易。王陵基、廖耀湘、溥仪、王耀武、康泽都没有等到 ‘四人帮’ 被粉碎这一特大的喜讯到来就先我们而去了，我们活下来的人就要加倍努力工作，才对得起党和人民。”
同年国庆前三天，杜聿明、宋希濂和我一共七位专员，都突然接到了参加国庆前夕国宴和国庆游园的请柬，我们看到这印有国徽的请柬，无不激动异常。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里，我和周振强、罗历戎等人的座位与杜聿明靠近，彼此不停举杯，以表达内心无限愉快。第二天我和老伴及小外孙去颐和园游园时，正好碰到杜聿明夫妇和溥杰夫妇，在昆明湖边，我们拍下了一张张珍贵的纪念照。
1978年，全国政协不但把杜聿明安排为常务委员，更使他感到无比光荣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第五届人大代表时，上海选区选出他为全国人大代表。我和几位老朋友都去向他祝贺，他十分激动地说：“真太出人意料了，祖国和人民会给我这么崇高的荣誉，我一定要尽下半生余年对祖国和人民做一些有益的事来报答这种深恩厚德。”
从那以后，政协机关不再让我们去机关时弄花木等劳动而雇了几名花木工人，但杜聿明每天上班时，还要到花坛旁边去看看。有时看到花工不是老把式，他还挽起袖子给他们示范一下，当那些新来的花木工一听这人便是杜聿明，无不大吃一惊，都不免喃喃自语地说上一声：“真看不出，这便是大名鼎鼎的杜聿明！”
“四人帮” 被粉碎后，杜聿明不仅在政治上得到了崇高的荣誉，使他更为激动的是美国两位总统——尼克松和福特来我国访问时，他和宋希濂、黄维三人都被邀去在人民大会堂的国宴招待会上作为陪客。他很高兴地谈到他和美国总统见面的情况，他说，过去国民党什么都得听美国的，美国却从不重视；也从没有哪一位美国总统来过。华莱士副总统抗战时来过一次，便认为是件大事了。今天，美国总统接踵而来，仅仅这一点也会使人感到做一个中国人的自豪了。
杜聿明在参加招待美国总统的国宴上与美国总统碰杯时，两位总统都知道他是杨振宁博士的岳父，对他十分敬重。两位总统都曾约他去美国看看，他都是这样回答说：“美国我一定会去的，那里不但有我的亲人，还有我的许多好朋友，不过现在不想去，我准备两岸统一之后，先去台湾，再由台湾的儿女陪我一道去。”
每次杨振宁博士回来，周总理总是邀杜聿明夫妇去作陪。周总理常对人说，如果不是杜聿明的关系，杨振宁是不可能回来的，更不用说经常回来了。有一次杜聿明夫妇去陪杨振宁吃饭后回来对我说，过去他和蒋介石在一起吃饭很拘束，现在和周总理在一起感到十分轻松，就如同和自己长辈在一起一样。
多年来，杜聿明在对台工作上可以说真正做到竭心尽力。
从1960年起，他几乎每年 （“文革” 期间停止） 都要在逢年过节时对台湾进行广播或写文章到香港去发表，总是以摆事实讲道理的态度劝告在台的亲友和旧日同僚。在与归国参观的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举行座谈时，也总是现身说法，以理服人，为党的统一政策作宣传。因为在港澳和海外一些中年以上的人，无不知道这位国民党的名将，所以他说话很能使人信服。也有人感到很惊奇，怎么这样一位大人物也会由过去那么坚决反共一变而如此信仰共产党了。他也很坦白说过：“我被俘后，人民既已宣布我为头等战犯，此生已完，一切言行便总是和党对抗，但却从未受过侮辱，反而以礼相待，供给各种书报，让我去学习，并不断到处参观，所见所闻与过去作比较，不能不使我心悦诚服。” 1980 年纪念台湾“二二八” 起义32周年，杜聿明写的 《寄语台友》 一文，文情并茂，曾受到不少搞对台工作者的高度评价。
1980年底，我和女儿美娟得到政协领导的同意，去香港探亲访友。因为在“文革” 期间，台湾和海外造了不少谣言，说我在这场浩劫中，被红卫兵打得遍体鳞伤，最后是被吊在树上七天七夜，活活吊死了。谣言越造越玄，好像有人亲眼看到我在挨打和被吊一样。当然，我在台湾和海外的八十多位亲人以及大批旧友旧同事与学生，都很关怀我，光是凭写信打电话，还不足以使他们释念。因为他们认为即使没有死，也是被打得瘫痪在床，仅仅手还能写。如果我能亲自去一趟香港，让他们亲眼看到我还是活生生的，这不比什么都有力？所以我决定偕女儿去一趟。要求一提出，马上得到政协领导的大力支持，很快就被批准领到了两张 “港澳通行证”。临走之前，我专门去看了杜聿明夫妇，杜大哥紧紧握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当中你是第一个外出探亲访友的，我相信接着还会有人要去，你应当做出一个好的榜样。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要体现党的政策，不要忘记，我们常常说的要保持晚节……” 我向他保证，我是第一个去海外探亲访友的特赦人员，我一定不会辜负党对我多年教育，也不会辜负他对我的期望，我决不会做出任何对不起人民的事，更不会在我身上做出有半点损害党的威信的事来。他在和我告别时，叮嘱我，见到过去的熟人，代他问好，只说我们在国内过得很好，虽然物质生活可能不如他们，但我们的精神生活是他们无法可比的。
1981年1月底，我偕女儿从香港探亲访友归来，我急于想见的便是杜聿明。当我从火车上一下来，便问在车站迎接我的政协的朱处长：“杜聿明近来身体怎样？”因为我知道他身体一直不太好，总是尽力支撑着在工作。当我听到他已因病重住进首都医院时，心头十分难过，恨不得马上就去看望他。
郑洞国 （左） 前往北京协和医院看望杜聿明
第二天我就赶去医院，护士说他刚动过手术，不让见客。隔了两天再去又没见到他，正遇上他夫人曹秀清也去医院，她告诉我，还得过几天才能见客，不过这次手术进行得很顺利，要我不用担心，等能见客时，再打电话给我。她说，杜致礼从美国带回的 “人功肾” 透析用药，很有效，要我放心。
我焦急地等待了一个星期，才得到曹大姐打来的电话，说医生已允许杜聿明见客了，但不宜多谈。我急忙赶到医院时，看到杜聿明正一人坐在床上想下床。他一见我走过去，便一下把我抱住，很高兴地说：“我从2月3日的 《参考消息》上看到了你去港探亲后回京的消息，知道你会来看我，但医生一直到今天才准见客。你是第一个来看我的，我们好好谈谈你在香港的情况吧！” 当我告诉他，医生关照过不能多谈时，他说：“不用管他们，我们尽情谈我们的！” 当我谈到在港见到台湾的老同事等，留我在港和邀我去台遭我拒绝而提前回来时，他把我的手紧紧握住，很激动地说：“应当这样，否则我们怎么对得起人民！物质生活我们都享受过了，老了，应当在保持晚节上狠下功夫，才不会走上歧途。如贪图金钱，就会再度失足，永无挽救了……” 我看到他还在病中，不希望他太激动，便告诉他，香港新闻界许多老友如费彝民、陆铿、胡菊人等都要我向您问好，他很高兴地说，我过去认识不少新闻界的人是因为同乡于右任爱和这些人打交道，他也认识不少。当他听到一些还在台湾拿薪金、长期住香港的老友们也很关心他的时候，他说：“我们之间没有半点私人恩怨，老朋友总还是老朋友嘛！”
最后，他提出让我代他写一篇文章拿到香港去发表，我连忙说：“你让我这个 ‘快工出粗活’ 的人代你这位 ‘慢工出细活’ 的人写东西，我不敢应命。因为我写的东西，准会使你不满意。” 他听了又习惯地在我背上拍了一掌：“快工快久了，就会熟能生巧，也就能又快又好了。” 这是多年来我们在一起常开玩笑的话。因为他写东西一向字斟句酌，坐下一写就半天，写好后又删、又加、又改，所以一天写不了三两千字。我却与他恰恰相反，总是先考虑成熟后再写，懒得打底稿，也很少增删，所以一天能写上七八千字。他常笑我是 “快工出粗活”，因为他经常能从我写的东西中找出不少错别字和丢三落四的地方。而他写的东西，即使 “鸡蛋里挑骨头” 一样去挑，也很少挑出什么毛病来，所以我们都说他是 “慢工出细活”。
我看到他刚动过手术就想写东西，即使是口头说，也得费力，便除了和他开玩笑说不能替他写外，还很诚恳地劝他，先把身体养好点再写。出我意外，他竟很严肃地对我说：“我急于要写的是有关祖国统一的问题，你不能代我写，还想劝我不写吗？” 我被他这几句话感动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他这种热爱祖国、忠于祖国的满腔热忱，我有什么理由不接受他的委托呢？当我表示同意代他写之后，他忽然昂首看着窗外，几滴老泪从他眼眶中滚了出来。我当时大吃一惊，以为他犯病了，急忙问他是什么事？他含着热泪很有感慨地说：“老弟，祖国的分裂，数以千万人的死亡，直到现在海峡两岸许多人骨肉分离不能团聚……这一切我们都要负责任，我想告诉台湾一些老长官老同事和旧部，要共同努力，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否则历史将要谴责我们，后人也不会原谅我们。要立即动手，再拖下去，就更对不起人民了！” 听了他这一番话，谁又会不激动异常！我忙问他：“用什么题目？” 他说：“就用 ‘祖国统一大业，一定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完成’，你看怎样？” 我认为这题目很醒目也发人深思，便同意代他马上动手写。
没有想到，我回家之后，由于在香港应酬太多，那里的人都是睡得晚起得迟，午睡也不睡，完全打破了我多年有秩序的早起早睡的生活规律，“文革” 中我得的心脏病又发作起来、服用一种外国治疗心脏病的药之后，肝区又受到影响，整天心律不齐而被送入医院住院，二十来天才回家，仍得卧床休息，无法执笔。有一天曹大姐由政协一位干部陪同到我家看我，她见我仍在床上不能起来，便叫我好好休息，等病好了再去看杜大哥，说他有话要和我说。我心里明白，一定是杜聿明让大姐来催我写那篇东西，因见我有病不能起来，所以希望我早点好了再去见他，好抓紧时间把他让我代写的东西写出来。
又过了好久，我才能起床活动，便让我老伴陪着去医院看望杜聿明，没想到他的病加重了，连说话都很吃力，我只好请他多注意，等他好点再去和他谈写东西的事。临走，他抓着我的手很认真地对我说，等他好点，一定要帮他把那篇东西写出来，哪怕是他口述我整理都行。同时，他也希望我今后写东西，一定要多考虑，不要贪图快。他这样帮助我已经不止一次了，记得1962年我在 《文史资料选辑》 二十二辑上发表了一篇十多万字的 《我所知道的戴笠》，不久，群众出版社又出版了此文的单行本。当时不少人认为写得还不错，只有他当面对我提出，写得不够，写得不好，说我顾虑多，私心重，没有把戴笠从白手起家发展到几万特务、几十万特务武装的过程写出来，只着重写了他的罪行和私生活等，这是随着一些人只从一个角度写，不敢全面写，怕人指责宣扬什么坏人还有长处，为了尊重历史就应不怕批评，实事求是地写。他曾质问我：“你跟戴笠那么多年，而且死心塌地为他拼命卖力，难道就只看中他会杀人，而使你五体投地的佩服，就没有认为他还有其他长处吗？” 说实在的，我当时听了他的批评，真是惶愧而汗流浃背，很久不能平静。我认为这才是推心置腹、肝胆相照的知己，所以我一直把他看成是亦师亦友，经常去向他求教。这次他在病危时关照的几句话，我是终生不会忘记的。
没过几天，我又因心脏病发作再度住院。等我出院休息了几天，去政协汽车队要车准备去看杜聿明时，谁知一个晴天霹雳，政协一位工作人员也正在要车，他告诉我，杜聿明已于凌晨逝世。我听了立刻感到头晕目眩，刚说出一句：“我跟你们一道去……” 便一头栽了下去，幸好旁边站的人多，把我扶住才没倒下。他们看我那个样子，哪敢再让我去，马上把我扶回办公室休息。
杜聿明是1981年5月7日凌晨7时去世的。因为要等他在台湾的儿女和美国的女婿，所以拖到5月23日才举行遗体告别。他的大女儿于5月4日得到 “杜病危” 的长途电话，刚好从美国赶回，算是看了一眼，而在美国的杨振宁也于5月21日赶到北京。地球那边的亲人都赶来了，而一水之隔的台湾，虽经曹秀清向蒋经国和许多军政界的旧友去电请求，却一个也没有回来。5月23日举行遗体告别时，我是由老伴、女儿一边一个搀扶着去的。看到他经过整饰后的遗容，犹如尚在安睡一样，但一想到将从此永诀，我禁不住痛哭失声，几经妻女劝阻，才未扑到他遗体上去。
5月25日下午3点，我再次由家人扶着去政协礼堂门口大厅，参加他的追悼会。当时的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以及邓颖超、方毅、季方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共500多人参加，由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主持，全国政协副主席萧克致辞，称杜聿明为我国著名的爱国人士。这一称谓，杜大哥是当之无愧的。悼词末尾说明了：“杜聿明虽走过曲折的道路，但他有着光荣的后半生，为人民的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人民将永远怀念他！” 这一最后的评价，是很难得的。我也深深地感到党对我们真正是做到了既往不咎，只要有所贡献，做了点对人民有益的事情，党都不会忘记。从杜聿明之死，我们所有被特赦的人员都感动异常。这最后的结论，正是我们这些旧军政人员后半生所全心全意在追求的。
追悼大会结束后，我是最后离开的几个人中的一个，我肃立在杜大哥的骨灰盒和遗像前，默默地在诉说，我一定听他的话，在祖国统一大业上，竭心尽力完成他生前的遗愿，等到祖国统一之日，我一定会把这一特大喜讯去到他的灵前告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