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突然把玄奘叫来,不为别的,只为让玄奘来翻译老子的《道德经》。原来,自从玄奘西行求法后,扩大了中国在西域和印度等国的影响,中西交流往来不绝。唐朝的第一宗教是道教,于是有人想把道教的教义也传向西方,这就有了太宗让玄奘翻译《道德经》五千言的事。
这是一个令玄奘颇感为难的任务:从宗教的角度来看,佛道是对立的。李唐代隋之后,为了从政治上否定杨隋,就需要否定杨隋的国教——佛教。这样,道教始祖李耳与唐高祖李渊同出一宗的附会之说,给李唐皇朝披上了一层君权神授的外衣。致使唐初佛道斗争呈现出与隋代相反的趋势:道盛于佛。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佛教常常遭受儒道的责难。玄奘法师的主要精力固然是在译经,却不可能感受不到这样的压力,他所作的种种将“圣教”寄生于政治的努力,既是为了译经事业得到保证,同时也有减轻佛教所受压力的原因。现在让他去帮助翻译、宣传常常责难于己的道教,从宗教情感上来说是不情愿的,而且道教的很多内容自己也确实不熟悉。
然而,君命难违。况且,《老子》既是道教的根本,更是李唐始祖的箴言,如果不能妥善处理这个问题,西行回来后的种种努力可能前功尽弃,甚至还会影响将来的译经工作。权衡再三,法师“高高兴兴”地应命而来,与道教徒蔡晃、成英一起反复斟酌,“穷其义类,得其旨理,方为译之。”翻译过程中,由于宗教立场不相同,法师因反对以佛教理论比附《老子》本义,与蔡晃、成英处得很不愉快,但最终还是完成了太宗交代的这一任务。玄奘用自己的委曲求全,换来了唐太宗对其译经事业的关心和支持。
玄奘主持的译场,同时也是他创立宗派的基地。玄奘在印度求学,主要是师承从无著、世亲到戒贤的学说,这就是大乘“有宗”那一套具有完整体系的客观唯心主义宗教哲学。玄奘把它全盘移植到中国创立了法相宗,也叫唯识宗。由于这一宗派在慈恩寺诞生,所以又叫慈恩宗。
玄奘为开派立宗,费了许多心血。在慈恩寺的几年中,几乎每天晚饭后都要讲经说法,厅堂、廊庑都挤满了听众,有译场翻译人员,有从外地慕名而来的学僧,还有朝鲜、日本的留学憎,一时号称弟子三千人。玄奘在讲完之后,大家提问质疑,互相讨论,十分热烈。在这个过程中,玄奘发现,团结和培养一批才华出众的弟子,使之成为法相宗的骨干、核心和继承者是很有必要的。
玄奘最得意的弟子是窥基。窥基是长安人。十七岁进慈恩寺,在玄奘的亲自指导下学习佛教经典和梵文,精进不懈。没几年工夫,无论知识还是见解都有极大进步。到二十五岁时,即以青年学者身份参与玄奘的译场工作,成为玄奘的得力助手,不少重要著作的翻译,均由窥基一人笔受。
唐高宗显庆四年(公元659年),玄奘计划把瑜珈宗十大法师的十本著作分别翻译出来。窥基建议以一家为主,综合编译,四人“笔受”,改由一人“笔受”。玄奘接受了这个建议。这项任务由玄奘和窥基合作完成,玄奘重点在译,窥基则参照诸家编写,这就是著名的《成唯实论》。窥基还据玄奘平日讲授,写成《成唯识论述记》。然后又写《枢要》作为补充。这样就把法相宗的基本理论概括出来。从此,授徒讲学盛极一时,所以,法相宗由玄奘开创,至窥基而实际成立。窥基著作等身,号为“百部疏主”,后来为慈恩寺主持,世称“慈恩大师”。
法相宗成立后,慈恩寺进一步成为法相宗的国际交流中心。朝鲜、日本的留学僧纷纷来唐朝向玄奘学习,回国后大加弘扬,传承不息,其中主要的有朝鲜的圆测和日本的道昭。
圆测是新罗(朝鲜)国的王孙,自幼出家,十五岁就到中国来留学,他精通汉语、梵语、藏语等六种语言,是有名的高僧。玄奘回国后,圆测即从师玄奘。帮助玄奘译经。由于圆测的基础与窥基不同,他在从玄奘师学后,形成自己的观点,而与窥基有分歧,形成慈恩和西明两派。
道昭是日本和尚,唐高宗永徽四年(公元653年)随遣唐使来长安,即受学于玄奘门下。玄奘给他以特别的优待。道昭学成回国时,玄奘送给他两件礼物,一是自己亲手抄写的经文,一是煎药用的铛子,作为纪念。道昭回国时带回大批经卷,放在平城右京禅院,后来在元兴寺东又兴建一座禅院,大力弘扬法相宗,成为法相宗在日本的第一代传人。
玄奘在翻译佛经建立教派的同时,还完成了唐太宗交给他的介绍西域的任务,这就是举世闻名的《大唐西域记》。这本书共有十二卷,十余万字,由玄奘口述,得意弟子辨机笔录,花费十六个月时间,于公元656年七月完成。
玄奘在这部著作中,翔实地记录了离开高昌后的旅行路线、里程和所见所闻。经后人研究核实,书中记述了一百三十八个城邦和国家,其中亲身经历一百一十个,传闻得知二十八个。内容广泛而丰富,包括地理位置、地形地貌、气候物产、历史沿革、风俗民情、宗教信仰和遗迹、文化语言、政治情况等。涉及的地区非常广阔,从我国的新疆西部到伊朗和地中海东岸,南达印度半岛、斯里兰卡,北部包括今中亚南部和阿富汗北部,东到今印度支那半岛和印度尼西亚一带。书中的记载,都是玄奘采访所得的第一手资料,很多为新旧唐书所未载。它生动地反映了七世纪以前中亚、南亚地区的历史、地理概貌。由于上述地区的史地资料多已无闻,因此,《大唐西域记》就成为该地区特别是印度古代史的重要依据,因而显得特别珍贵。比如,咀叉始罗遗址、王舍城遗址、鹿野苑古寺、阿旃陀石窟和那烂陀寺遗址,就是根据该书的翔实记载发掘出来的。玄奘对戒日王等的详细记述,更是“重建”印度古代史的基本材料。
玄奘作为佛教徒,特别留心各地的宗教问题。他每到一处,都记录该地的宗教信仰、寺院和教徒人数,记录所藏典籍、庙宇建筑、文物以及佛教史上重要人物的活动等。如果把这些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就可以看出古代印度各国及其佛教传播地区大、小乘和“异道”宗教势力的消长和分布情况,可以勾勒出印度宗教发展简史,对佛教史的研究具有重大价值。
在《大唐西域记》中,玄奘不仅搜集了许多优美动人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奇风异俗,还对山川景物作了简洁生动的描述,具有极高的文学欣赏价值。
《大唐西域记》一问世,就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国内广泛传诵不必说,甚至还有过回鹘文译本。十九世纪中叶以后,陆续出版法文、英文、日文译本,且几次重译。英、美、法、德、日和前苏联等国学者均对这部著作有过深入研究,并取得重要成果。它被推崇为世界历史地理名著,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颗明珠。
玄奘的历史功绩,不仅在于他“乘危远迈,杖策孤征”,历尽艰险,从印度取回真经,而且又将中国文化回报于印度。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不仅是双向对流的,也是多向辐射的。玄奘又通过他的外籍弟子,把佛教文化远播朝鲜和日本等地。他为中印、中朝、中日以及中国与中亚人民的友好往来树立了一座千古不朽的丰碑。
到唐高宗显庆四年(公元659),玄奘已完成六百多卷佛经的翻译,还想将大乘佛教另一部根本经典《大般若经》翻译出来,因原有的译本不全,译文质量也不是很好,需要重译。但又顾虑重重。一是长安人多事杂,不能专心译经、二是年事已高,疾病缠身,深感人生无常,完不成任务。在弟子们的一再请求下,才下决心重译。为此,他上书高宗,请求到城外玉华寺专心译经。高宗同意,玄奘便带领一批翻译人员去玉华寺。
转年正月初一,玄奘开始译《大般若经》,梵本共二十万颂,约合中文六百万字。弟子们一看分量实在太大,要求删繁就简。玄奘开始也同意,但他考虑再三,觉得仍以全译为妥。
就这样,玄奘开始了他一生中最后的冲刺。玄奘从印度带回的《大般若经》有三种版本,每天译前,都一如既往,用红笔批点,遇有疑义,就用三种本子仔细校勘,考订谬误,一丝不苟。然后再口宣梵本,并译成汉语,由弟子窥基、普光、玄侧等人证义和笔受。
玄奘担心经文太长译不完,常勉励大家说:“现在我已六十多岁了,我会在这座寺院终老。这部书太大了,我怕译不完,希望人人努力,勿辞辛苦。”在他的带动下,弟子们也更加努力。
唐高宗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前后历时近四年,《大般若经》终于译完。玄奘极为高兴,顿觉松了一口气。为此,寺院举行了一次庆功会。
自此以后,玄奘觉得身体每况愈下。有一天,他同弟子们说:“我搬到玉华寺来住,就是为了翻译《大般若经》。现在译完了,我的生命也快到头了。如我死了,丧事从俭,用草席裹送遗体即可。然后送到山涧僻静处安置,不要离行宫和佛寺太近。不净之身,以偏远地方为好。”大家听了都难过得掉下眼泪。
麟德元年(公元664年)春天,一些弟子又请求他翻译《大宝积经》,法师见大家态度诚恳,难以拒绝,就开始翻译,可只译了几行,就觉得心里异常难受。他说:“这部书与《大般若经》不相上下,我自知死期已近,力不能任。现在我要到兰芝谷礼拜佛像,请随我走一趟吧。”于是,弟子们搀扶着玄奘同出寺院,僧众们看到此景,一个个都掉下了眼泪。礼毕回寺后,玄奘即专心修行,不再翻译。
该年正月初九,玄奘在房后过渠时不慎跌倒,虽只是小腿上破点皮,但从此一病不起。二月五日夜半,这位勤奋一生的伟大佛学学者、翻译家和旅行家,与世长辞。
噩耗传到长安,整个京师震动,高宗为之罢朝,连声说:“吾失国宝矣!吾失国宝矣!”文武百官和僧众等人也都极为悲痛。高宗传旨:玄奘遗体运回长安,丧事由官家办理。
弟子们遵照玄奘的遗嘱,用草席裹着遗体,送回长安,灵柩安置在慈恩寺译经院内。每天有数千人前来吊唁,向遗体告别。
四月十四日,在长安城东的白鹿原,举行了隆重的葬礼。那一天,长安及附近有一百多万人拥上街头,送葬的行列长达几十里。开头是用三千匹绢彩结成的涅槃辇,上面安放着玄奘穿过的三衣——内衣、上衣和大衣——太宗赐给的价值百金的袈裟。随后是一辆简朴的大车,安置用草席裹着的遗体,后面是一队队钉着素盖、素幡、纸扎的金棺、银椁、婆罗树等五百余件。长安的九部乐全体出动,悲凉的乐声在天空回荡,催人泪下。参与葬礼的人一个个都流泪哽咽。当晚在陵墓旁守墓者多达三万人,可见玄奘在当时的影响之大之深。
在西安市慈恩寺,巍峨矗立着一座大雁塔,登塔远眺,西安市的风光一览无遗。在唐代,凡是进士及第都要到大雁塔题名。骚人墨客,更留下许多不朽的诗篇。该地一直是西安的旅游热点,中外游客,凡是有幸来西安的,大多都会到大雁塔来凭吊这位一千多年前“舍身求法”的高僧。
我们现在见到的大雁塔,是中国式的七层宝塔,不是当初那个样子,原塔是仿照印度“窣堵波”式样修建的。武则天在位时,重建增加到十层,后因兵灾,剩下七层。明代时大修过一次,在外层包了一层砖,真唐塔却包藏在里面。
这大雁塔是玄奘提议并亲自参与修建的。在修建过程中,他常与工人们一起搬砖运土,在原塔的每—块砖里,都浸透着他的心血和汗水。虽然岁月悠悠,历经沧桑,几经修复,今日的大雁塔已非昔日旧貌,但当游人登临时,谁不以祟敬的心情缅怀这位名僧的历史功绩并为他的精神所感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