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长安的第一天，玄奘在街上游行了一天，二十多里的路途上，人山人海，迎接的人群前呼后拥，只能缓慢行走，直至天黑才到达馆驿。
夜深了，可玄奘毫无睡意。窗外呼啸的寒风使他清醒，他仰望深邃而神秘的星空，似乎在感谢佛陀的保佑，这十七年间，他历尽人间艰险与苦难，终于又回到了生育他的故土，当年离开这里的时候是那样的狼狈，归来之时，朝廷如此礼遇，国人如此热情,他不禁感慨万千，不知不觉中已是热泪盈眶。
玄奘不曾料到，更隆重的欢迎仪式还在后头。朝廷已作出决定：在朱雀门大街南头集中陈列他从印度带回来的经卷和佛像，然后举行护送他去弘福寺的盛大游行。
正月二十八日，长安城一派节日的欢乐气氛，朱雀大街上设案陈香，张灯结彩，街南头更是热闹非凡。街两边整齐地排列着几百张宝案，宝案上挂着花团锦簇的帐幔，旁边插着幡旗，主案上供奉着玄奘从印度带回来的珍贵的佛像和佛经。川流不息的人群到街头拜遏瞻仰，赞不绝口。
不久，游行开始了。乐队走在最前面，接着是供着佛像、佛经的富丽堂皇的宝案宝舆，一排排香炉队紧随其后。再后面是万余名身着袈裟的僧尼行列，一队接着一队。从朱雀大街到弘福寺，几十里之间，倾城出动的老百姓，朝廷和外地官员都站在道边瞻仰，并烧香、投散纸花。官府恐因拥挤发生事故，派出许多兵卒上街维持秩序，并明令就地烧香散花，不许跑来跑去。这是佛教传入中国以来，难得一见的盛会。
玄奘终于到达弘福寺，然而，他的心情并未就此轻松下来，他深知，中国的情况与印度不同，朝野上下崇信佛教的人固然很多，但冷漠甚至持反对态度的人亦不在少数，毕竟尚未见到皇上，译经的事尚未最后落实。在弘福寺稍作安顿之后，玄奘不顾长途跋涉的疲劳，又匆匆踏上赶往东都洛阳的旅途，他要面见唐太宗，当面争取皇上对译经事业的支持。
这时，太宗正调集兵马，准备远征辽东，但还是抽空在仪驾殿接见玄奘。太宗亲切地说：“法师西行求法，怎么不给朝廷报告?”
玄奘回答说：“玄奘临去之前，曾写过几个报告，未蒙批准，因求法心切，便擅自出关。现在想来又惭愧又害怕。”
太宗说：“出家人已远离世俗，也难怪。你能舍命求法，惠利苍生，是应当奖励的。法师不必再为此事心烦。从中国到印度，山川险远，语言风俗相异，真难想象法师是如何到达的。”
私自出境得到太宗的谅解，玄奘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说起话来便少了许多顾虑：“我听说能够乘疾风的人，到天池都不算远；能借助龙舟的人，渡长江亦不为难事。自从陛下统御天下以来，四海清平、九域安定。您的仁德圣威犹如清凉的微风吹遍炎热的南方，葱岭之外的戎夷君长，每见从东方飞去的鸟，就认为是从我们大唐出发的，立即躬身礼敬。况且我这个有手有脚的人，亲自承受过圣教育化，仰仗陛下天威，所以能够来去无阻。”
太宗一笑，说：“这是法师长者的话，朕哪里敢当。”
接着，太宗详细地询问了往返的经过，从西出阳关直到印度境内，山川气候，物产风俗，帝王故迹，佛教遗踪，都问到了。而这些在史书中很少有记载，玄奘却谈得有条有理，要言不烦。唐太宗听了极为高兴。
唐太宗对陪同接见的侍臣说：“从前符坚称释道安为神器受到朝廷大臣们的尊重，朕今观法师词说典雅，见识渊博，不但无愧于古人，而且远胜古人。”
在旁的长孙无忌插言说：“确如陛下所说。臣曾经读过《三十国春秋》，知道释道安的确是知识渊博的高僧。可是那时佛教东传不久，经论不多。他虽然努力钻研，但多是一些枝节问题。哪里比得上法师亲到印度，探本求源，下过一番功夫?”
太宗说：“你说得对。”又对玄奘说：“佛国遥远，那里的圣迹和法教，前代文书都不清楚。法师既然亲眼目睹，应该写一部书，给人们看看。”玄奘听了，当即应允。
太宗同玄奘笑谈了半天，觉得他博学多闻，口才流利，很有公卿的才能，就劝他还俗，辅助朝廷处理政务。
这真是出乎玄奘的预料，他做梦也想不到唐太宗会说出让他还俗的话来，玄奘对唐太宗说：“玄奘从小出家，笃信佛教，对孔教一向生疏。陛下令我还俗，无异于把行舟搁在岸上，让它变成朽木。玄奘希望毕生译经传法，以报国恩。这是玄奘平生的心愿，若能如此，玄奘将非常感激。”玄奘这样再三辞谢，唐太宗只好作罢。
本来唐太宗是在繁忙的军务中抽暇作短暂接见，原来的打算是一种礼节性的接见，谁知竟在不知不觉中，两人已经谈了一天。在旁的长孙无忌说：“法师住在鸿萨寺，太晚怕来不及赶回去了。”太宗这才想起，现在已经快天黑了，于是忙说：“匆匆谈了几句，意犹末尽。朕打算请法师随朕东行，一路观光。朕在军务之余，还可小叙，不知意下如何?”
玄奘辞谢道：“玄奘刚从远路归来，身体也不太好，恐不能陪驾东行。”
太宗又说：“法师孤身西行万里，如今东行不远，还用得着推辞吗?”玄奖答道：“陛下东征，军务繁忙。玄奘跟随，只会增加途中麻烦。再说兵家相战，戒律禁止观看，玄奘不敢不奏明。望陛下体察苦衷，则玄奘幸甚。”这样，太宗才又作罢。
玄奘乘机向太宗说：“玄奘从西域获得梵文经本六百多部，计有五千余卷，至今一字未译。如今得知高山之南、少室寺之北的少林寺，远离尘俗，泉林悠闲，是一个安静的去处，玄奘希望去那里译经，请陛下明察。”
太宗说：“不用在山里。法师西行后，朕给穆太后在长安造了弘福寺，寺中禅院十分清静，法师就在那里译经吧。”
玄奘又说：“现在百姓好奇，见玄奘从西方回来，都想来寺院里参观，这样寺院就成了闹市，虽然人们并未触犯纲纪，却明显妨碍法事，希望朝廷派人加以防守。”太宗说：“法师的意思是要保护佛经和译经人的安全，理应如此。您可在这里休息三、五日，然后返回长安到弘福寺组织人员开始译经，所有需要的东西，直接找玄龄平章办理。”
据《高僧传》记载，这次会见“从卯至酉，不觉时廷，迄于闭鼓。”也就是说，是从早晨五时一直谈到晚七时，前后将近十四个小时。
太宗召见玄奘，是玄奘一生的重要转折点。就唐太宗而言，这是他调整宗教政策的一个步骤，这不仅促进了佛教的发展，同时也为译经事业提供了可靠的政治和物质的保证。
这年三月，玄奘从洛阳回到长安，入居弘福寺，之后又搬到慈恩寺。从此，他便集中精力投入翻译佛经的事业中，直到逝世前一个月才绝笔，前后共十九年。
玄奘深知，要把从印度带回的佛经翻译成汉文，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如果没有合适的助手，不建立严格的规章，缺乏相应的物质保证，是不可能成功的。所以，玄奘一回来就给房玄龄写信商讨，列举出所需人力和物资。房玄龄派专人把玄奘的要求告知唐太宗。太宗传旨：“按法师所需要的供给，一定要做到十分周全。”这样，在唐太宗的大力支持下，只用了两个月，一切准备就绪。
首先是翻译人员，均由政府下令从各地寺院调集。计有“证义”十二人，“缀文”九人，“宇学”高僧一人，又有“证梵语梵文”高僧一人。此外，“笔受”、“书手”，也已报到，各种应用物品也都购置齐全。
在翻译开始之前，玄奘拟订了系统的翻译计划。玄奘是中国佛教法相宗的开拓者。他研究的重点是大乘瑜珈行派，但是他的学识并不局限于此。他还熟悉大乘中观和小乘各主要部派。他雄心勃勃，希望通过翻译和著述，把大小乘观点贯通起来，把大乘中的“空”、“有”学术分歧融合起来。因此，玄奘的翻译计划是高屋建瓴的，注意到各宗派理论的来龙去脉。首先，以大乘瑜珈派的根本论典《瑜珈师地论》为中心，安排翻译计划，这是他舍命求法的主要目标。其次以瑜珈源流之一的小乘佛教毗昙之学总结性论著《俱舍论》为中心，译出瑜珈派的重要论著。第三，再以中观宗的根本典籍《大般若》为中心翻译一系列著作，以使空、有之争得到调和。
在翻译前，玄奘还制订了详细的翻译程序和方法。玄奘在吸收前代官办译场译经的经验基础上，拟定了严密的集体合作、分工负责的翻译制度、程序和方法。当时，官办的译场，由译主和若干翻译、助理人员组成。译主，就是主译人，也是译场的总负责人。其他翻译、助理人员各有不同的分工：
义证：是译主的主要助手，负责审查译文的意思是否与梵本有出入或错误，与译主商量决定。
证文：需核通梵文，在译主宣读译本时，检查是否与原文有误。
书手：也叫度语，把梵文的音义写成中文，以使人名、地名、术语统一，前后一致。
笔受：负责记录译主的汉语译文。
缀文：对译文进行文字整理加工，使之合乎汉语语言结构。
参译：校勘原文是否有错，并将译文翻回去，回证原文，是否有误。
刊定：由于梵汉语文体制不同，因此要将译文的章、节整理得简明扼要。
润文：对译文进一步润色，使之流畅优美。
梵呗：译完之后，诵读译文，修正音节不和谐的地方，以便传诵。
当年五月，弘福寺举行译经仪式，正式开译。译主玄奘坐在正位上，手执梵本，面向翻译人员，用焚语大声诵读。坐在他左侧的“义证”与他评量梵文的含义，而坐在右侧的“证文”则查验诵读有无错误。这一步过去，再由译主宣译汉文，由坐在一边的“笔受”记录下来。然后，再经过“缀文”、“证译”、“校勘”、“润文”、“梵呗”等程序，一部书的翻译才算完成。这是名副其实的集体翻译，每次译经时，各类职责的人总数有时达两百人以上。
在这个翻译集体中，玄奘作为译主，真正做到了事事带头。为了做到有计划地翻译，他坚持做到今日事今日毕。他入住弘福寺时，已经四十六岁，搬到慈恩寺后，已年近半百。为此，他每天自定课程，如果白天因别事耽误，一定在夜里补上。往往是“三更暂眠，五更复起”，分秒必争。
玄奘翻译的态度更是严肃认真。尽管玄奘精通梵汉两种文字，熟悉佛教典籍，又深谙佛教理义，翻译起来得心应手，但仍一丝不苟地做好译前译后的细致工作。提出“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原则，也就是既要使译文忠实于原文，又要通俗易懂。因此，他的翻译以直译为主，辅以意译，务使表达精当，无损原意，形成一种“精严凝望”的翻译文体。对重译本，主要是力求完备，对旧译的长处尽量保留。由于梵汉文字不同，直译、意译都难尽其意，玄奘则创造性地在节末加若干注释性的说明，使文章更为明白晓畅。现代学者认为，玄奘的译文已进入“化境”，既不因语言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保存原有的韵味。
玄奘回国后，十九年中共译出佛经七十四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一千三百多万字。在数量上占隋唐时期的一大半，在质量上则达到了完美的程度。历史上称玄奘开创了“新译”时期，使唐代的翻译水平产生了一个飞跃，在中国翻译史上写下了划时代的一页。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六月十一日，唐太宗让玄奘至坊州宜君县凤凰谷太宗避暑的玉华宫相见。玄奘到达之后，太宗非常高兴，慰劳有加。太宗对玄奘的才识极其赏识，这次又对玄奘提起让他还俗的事来，当初在洛阳宫奉见之际，太宗就劝他还俗辅政，和上次一样，玄奘仍然坚决辞谢，太宗知道玄奘的译经与弘扬佛法之志不可夺，即答应给予支持；又询问《瑜伽师地论》，玄奘为唐太宗讲述了大意，又让人到长安取玄奘所译《瑜伽师地论》，详加御览，览毕对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侍臣赞叹佛教广大而高深莫测，因敕所司选秘书省书手抄写新翻经论为九本，分别赐给雍、洛、并、兖、相、荆、扬、凉、益等九州，展转流通，使率土之人同禀未闻之义。七月十三日，太宗施玄奘衲袈裟一领以示关怀。
八月，太宗应玄奘之请御制《大唐三藏圣教序》。太宗于明月殿召集百官，命玄奘坐，使弘文馆学士上官仪将《大唐三藏圣教序》当众宣读：
盖闻二仪有象，显覆载以含生，四时无形，潜寒暑以化物。是以窥天鉴地，庸愚皆识其端，明阴洞阳，贤哲罕穷其数。然而天地苞乎阴阳而易识者，以其有象也；阴阳处乎天地而难穷者，以其无形也。故知象显可征，虽愚不惑，形潜莫睹，在智犹迷，况乎佛道崇虚，乘幽控寂，弘济万品，典御十方，举威灵而无上，抑神力而无下，大之则弥于宇宙，细之则摄于毫厘，无灭无生，历千劫而不古，若隐若显，运百福而长今，妙道凝玄，遵之莫知其际，法流湛寂，挹之莫测其源，故知蠢蠢凡愚，区区庸鄙，投其旨趣，能无疑惑者哉。然则大教之兴，基乎西土，腾汉庭而皎梦，照东域而流慈。昔者分形分迹之时，言未驰而成化，当常现常之世，民仰德而知遵。及乎晦影归真，迁仪越世，金容掩色，不镜三千之光，丽像开图，空端四八之相。于是微言广被，拯含类于三途，遗训遐宣，导群生于十地。然而真教难仰，莫能一其旨归，曲学易尊，邪正于焉纷纠。所以空有之论，或习俗而是非，大小之乘，乍沿时而隆替。有玄奘法师者，法门之领袖也。幼怀贞敏，早悟三空之心，长契神情，先包四忍之行。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故以智通无累，神测未形，超六尘而迥出，只千古而无对。凝心内境，悲正法之陵迟，栖虑玄门，慨深文之讹谬。思欲分条析理，广被前闻，截伪续真，开兹后学。是以翘心净土，往游西域，乘危远迈，杖策孤征。积雪晨飞，塗间失地，惊沙夕起霜，空外迷天，万里山川，拨烟霞而进影，百重寒暑，蹑霜露而前踪。诚重劳轻，求深愿达。周游西宇，十有七年，穷历道邦，询求正教。双林、八水，味道餐风，鹿苑、鹫峰，瞻奇仰异。承至言于先圣，受真教于上贤，探赜妙门，精穷奥业，一乘五律之道，驰骤于心田；八藏三箧之文，波涛于口海。爰自所历之国，总将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译布中夏，宣扬胜业。引慈云于西极，注法雨于东垂，圣教缺而复全，苍生罪而还福，湿火宅之乾焰，共拔迷途，朗爱水之昏波，同臻彼岸。是知恶因业坠，善以缘升，升坠之端，唯人所讬。譬夫桂生高岭，零露方得法其华，莲出渌波，飞尘不能污其叶。非莲性自洁而桂质本贞，良由所附者高则微物不能累，所凭者净则浊类不能沾。夫以卉木无知，犹资善而成善，况乎人伦有识，不缘庆而成庆？方冀兹经流施，将日月而无穷，斯福遐敷，舆乾坤而永大。
另外，皇太子李治也作了一篇《述圣记》。太宗及太子李治所写的两篇序文一出，王公大臣及僧俗欢喜雀跃。弘福寺主持圆定及京城高僧联名奏请镌二圣序文于金石，藏之寺宇，得到太宗的许可。于是，弘福寺僧怀仁等集王羲之的字（行书），写刻于碑石；后来，大书法家、尚书右仆射、河南公褚遂良又以楷书写了两本，一本刻在长安慈恩寺，一本刻在同州（今陕西大荔县）倅厅。这些碑文到现在都成了有名的字帖。
有一次，太宗在玉华宫问玄奘“欲树功德，何最饶益？”玄奘回答：“弘法度僧为最。”太宗即下诏“京城及天下诸州寺宜各度五人，弘福寺宜度五十人。”全国三千七百一十六座寺院，计度僧尼一万八千五百余人。这算是一次较大规模的度僧活动了。
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八月，太宗突然派人召玄奘入宫，面对玄奘，唐太宗提出了一个要求，这要求可难坏了玄奘，到底这是个什么要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