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神宗朱翊钧便是家喻户晓的万历皇帝，他自幼聪明，六岁被立为太子，十岁登上帝位，可谓是少年得志，平步青云。（有一个好爸爸，少奋斗五十年嘛。）朱翊钧即位后，由于年幼，所以奶声奶气的他当皇帝更像是挂名锻炼，并无多少实权。登上帝位的前几年，朱翊钧生活上有慈圣皇太后照料看管；朝廷上则是内阁首辅张居正主持工作；而他本人的主要任务就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十岁的小皇帝可塑性很强，皇太后和张居正为了把他培养成绝世明君，两人一内一外，配合默契，对朱翊钧的教育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慈圣皇太后的任务是防止他回宫休息时玩物丧志，不思进取，她对和小皇帝玩耍的太监防备甚严，一经发现，便“杖而逐之”。与此相对应，张居正的职责是每天对小皇帝进行封建主义明君思想的教育，苦口婆心的劝说他要“戒游宴以重起居，专精神以广圣嗣，节赏赉以省浮费，却珍玩以端好尚，亲万几以明庶政，勤讲学以资治理”。照此看来，两位循循善诱的教育家的确在教导皇帝方面下了很多功夫，不过遗憾的是，世人在朱翊钧身上，却更多的见证了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的道理。万历十年张居正去世后，年轻的皇帝在开始亲政，朱翊钧在漫长的三十八年执政岁月里，施政的理念很简单，只有两项基本原则，那就是罢工和敛财。
明神宗亲政后不久，就因册立皇储一事和诸位大臣产生了严重的分歧。神宗并不喜欢长子朱常洛，而是宠爱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所以朱老大“储位久不定”。太子之位悬空时间一长，政治嗅觉敏感的大臣们看出了其中的危机，一个个倔强的挺身而出上书皇帝，要求早立朱常洛太子，以维护长子继承法的尊严。可怜的神宗皇帝以一人之力斗满堂朝臣，孤军奋战了十几年之后，终因寡不敌众，于万历二十九年缴械投降，不情愿的把朱常洛立为了太子。这件事情对神宗刺激很大，于是从此以后，大明王朝的伟大舵手朱翊钧同志万念俱灰，一扔方向盘不干了，躲进深宫里搞起了罢工。
明神宗罢工不是流于形式，而是货真价实，大臣们给他的奏章，基本上都是石沉大海，留中不发。神宗不但不批奏折，连大臣也不见，像得了自闭症一样。很多六部官员和内阁大学士在朝廷为革命工作干了一辈子，临退休时连皇帝的龙颜是黑是白，是方是圆都不知道。很多正直的大臣见朝政日非，纷纷“拜疏自去”，神宗也不理睬治罪。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神宗不光自己罢工，为了不使忧心国事的大臣们过于劳累，还逼得大臣和他一块罢工休息，为此他“缺官不补”。万历三十年，各地的巡查御史已经缺员严重，无法开展有效的监管工作；万历四十二年，内阁只剩下了方从哲一个“首辅”，全国的州县官员缺员一半；万历四十五年，情况更加严重，“部堂上官仅四五人，都御史数年空署”。（中央各部委都唱开了空城计。）全国的监狱系统早已乱了套，由于“无人问断”，致使“有罪者不能正法，无辜者不能昭雪”。（当时量刑标准倒简单，反正进去就是无期徒刑。）甚至连明朝历代皇帝都非常重视的特务机关东厂，也没能逃脱荒芜的命运，里面“用事者寥寥，至生青草”。整个大明王朝的国家机器，在神宗的不闻不问下，实际上已经处于半瘫痪的境地。
神宗皇帝大方的给了自己一个几十年的假期，难道他不会因此穷极无聊，闲的发慌吗。其实对于这一点，我们倒也不用替他瞎操心，因为神宗毕竟还有一项令他终生热爱和为之奋斗的事业，那就是敛财。
要是从理论上来讲，一个封建社会的皇帝根本没有敛财的必要，因为朕即国家，天子富有四海，连七老八十的老头老太都是“朕之赤子”。不过神宗不是一般人，他可不会被这种过时虚幻的说法蒙蔽住双眼，而是早就高屋建瓴的指出了天下之财必须“眼见为实，到手是真”的先进思想。万历二十四年，神宗开始把思想化为行动，派出宫内的太监去全国搜刮金银财宝。神宗对于敛财事业是非常精通的，他没有为此去增加农民负担，比如加收农业税什么的，这倒不是他与时俱进的关心起三农问题，而是农民在历代先帝的“关注”下，已经没油水可捞了。经过观察调研后，目光远大的神宗把注意力放在了全国各地新兴的商业活动上，于是他大手一挥，身边如狼似虎的太监们便一个个骑马南下，作为敛财“天使”进驻各地，开始源源不断的充实神宗的小金库。
明朝那时候的朝阳产业主要是商业，采矿，盐业，珠宝加工等等，所以相应的，外派的太监们就有税监，矿监，盐监，珠监几种。税监比较普遍，只要是大中城市都有；矿监主要存在于西南诸省；盐监常驻两淮地区，珠监分布在广东沿海。这大大小小的监像吸血鬼一样，口含天宪，大肆搜刮，“纵横绎骚，吸髓饮血，以供进奉”。他们收税的手段无奇不有，有的是“水阻商舟，陆截贩贾”，发明了独一无二的抢劫式收税；有的是直接去“大商巨室”宅邸抄家，让他们一次性缴税后直接破产，省得以后麻烦；有的则更为厉害，收税收到了死人的头上，“尽发历代陵寝，搜摸金玉”。税务人员所到之处，还勒令地方官员上贡，稍有不从，就打骂羞辱。地方官气不过，上书皇帝诉冤，结果神宗不是留中不发，就是下诏指责他们不配合收税大业，严重的还会被“削职下狱”。这件事情搞的大张旗鼓，轰轰烈烈，也是神宗皇帝会选人，“当是时，帝所遣中官，无不播虐逞凶者”。
神宗的敛财大业在“天下萧然，生灵涂炭”的背景下，取得了斐然的成效。万历二十七年，皇帝“五日之内，搜括公私银已二百万”，万历四十四年，一大臣上书指出：“内库太实，外库太虚”。由此可见，经过二十余年的强取豪夺，神宗的小金库早已是盆体满钵，金银如山了。（生财门路不止一种，神宗还喜欢骗钱，有一次，他借口儿子朱常浩结婚，向户部要了十八万两银子，然后“藏宫中”，没了下文。）
神宗“辛辛苦苦“积攒那么多的钱到底干什么用呢？我们只能回答，反正不是用于国事。比如万历四十六年，关外的满清开始崛起，攻占了辽东重镇抚顺，京师震动，朝野惊骇。大臣李汝华请求神宗从内库拨点钱出来充当军费，神宗惊恐的捂着钱袋子死活不答应。李汝华只好又建议：“天下田赋，自贵州外，亩增银三厘五毫，可得饷二百万有奇”。神宗一看自己不用花钱，便立即喜笑颜开批准了这项计划。但是说神宗是守财奴，也是有点冤枉他，他对自己的儿子朱常洵就罕见的大方。万历二十九年，“封常洵福王，婚费至三十万，营洛阳邸第至二十八万，十倍常制”，“帝所遣税使、矿使遍天下，搜括赢羡亿万计，至是多以资常洵”。
明神宗当国四十八年，取的政府工作成就可以用“朝政日弛，中外解体，万方虚耗，内外交讧”来形容。他一心一意搞罢工，聚精会神谋敛财，致使朝廷“纲纪废弛，君臣否隔”；民间“溃败决裂，不可振救”。神宗的所作所为，无异于自掘大明王朝的坟墓，所以《明史》有论：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明神宗自幼接受最好的教育，帝师从张居正到申时行，个个都是学富五车的饱学之士，自己的母亲慈圣太后也是督学甚严，望子成龙。神宗未亲政之时，也曾经对财物发过一番感慨，认为“珠玉玩好，饥不能食，寒不能衣”。让人百思不解的是，为何成人之后，神宗态度大变，竟然成为有明一朝最为贪婪昏聩的皇帝。无论结果是逆反心理作怪也好，大臣拆台作对也罢，只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明朝经过神宗不遗余力的破坏后，已经病入膏肓，无论以后的崇祯皇帝怎么勤政努力，也难以改变它灭亡的命运了。
本文史料来源于《明史》。
《明史》本纪二十一：三十一年春三月戊午，吏部奏天下郡守阙员，不报。
三十二年春二月壬寅，阁臣请补司道郡守及遣巡方御史，不报。
三十四年春二月大学士沈鲤、朱赓请补六部大僚，不报。
三十五年春正月辛未，给事中翁宪祥言，抚、按官解任宜候命，不宜听其自去，不报。
三十七年春三月己酉，大学士叶向高请发群臣相攻诸疏，公论是非，以肃人心，不报。
三十九年春，户部尚书赵世卿拜疏自去。
四十年春二月癸未，吏部尚书孙丕扬拜疏自去。三月丙午，振京师流民。夏四月丙寅，南京各道御史言：“台省空虚，诸务废堕，上深居二十余年，未尝一接见大臣，天下将有陆沈之忧。”不报。
《明史》宦官列传：营建乏资，计臣束手，矿税由此大兴矣。其遣官自二十四年始，其后言矿者争走阙下，帝即命中官与其人偕往，天下在在有之。通都大邑皆有税监，两淮则有盐监，广东则有珠监，或专遣，或兼摄。大小监纵横绎骚，吸髓饮血，以供进奉。大率入公帑者不及什一，而天下萧然，生灵涂炭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