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十四年（地皇三年，22），王莽派了一批官员，到地方上推广新技术。新技术就是如何用草木煮羹。
百姓喝了，要么直咧嘴，要么成天拉稀，总之没法吃。这么瞎折腾一番，不但未解决问题，还加重了负担。
1.起事
刘秀跟他的哥哥刘起兵于王莽十四年（地皇三年，22）十月，在他们之前，已经有许多起义部队了。
有关民不聊生导致老百姓落草为寇的记载，最早出现于王莽九年（天凤四年，17）。那一年，临淮人瓜田仪（复姓瓜田）和琅琊女子吕母造反了。
那几年，青州、徐州等地发生了严重饥荒，百姓活不下去，很多人都落了草，史书曰“寇贼蜂起”（《后汉书·刘玄刘盆子列传》）。在泰山，有个叫樊崇的人也带着一百余人起兵，到王莽十年（18），周边的盗贼首领们尽皆归附，队伍已壮大至一万多人。王莽十四年（地皇三年，22）时，王莽派廉丹、王匡东征，樊崇的军队为了作战时分清敌我，把眉毛染成赤色，因而也被称为赤眉军。
到王莽十三年（地皇二年，21）时，除了在青州、徐州、兖州等地发展壮大的赤眉军，在南部的绿林山，也形成了一支数万人的武装，荆州州牧曾发兵讨伐，却惨败而归。绿林山的部众越来越多，最多时达到五万人，地方官府根本无可奈何。后来，绿林山的人分成两路，一支以王常、成丹为首领，向西进入南郡，号称“下江兵”；一支北入南阳，以王凤、王匡、马武等为首领，号称“新市兵”。之后，平林人朱鲔、陈牧为了响应“新市兵”，又组建了一支“平林兵”。除了赤眉军和绿林山的部队，规模大点的还有南郡秦丰、平原女子迟昭平，部下皆有近万人。
所以，在刘、刘秀起兵之前，大的武装有赤眉、下江、新市和平林几支。然而这些武装都有几个共同特点：第一，不立天子，内部管理不正式，所用名称都很简易；第二，除非万不得已，否则不杀高官，有时甚至把抓到的朝廷命官送回去；第三，内部没有公文、旗帜、口号，也不占领城池，到一个地方抢些东西就跑了；第四，没有推翻王朝、号令天下的举动[1]，他们所想的，只是度过这段难挨的日子，等家乡丰收了回去。（《汉书·王莽传》：常思虑岁熟得归乡里。）可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些武装都没有多大野心，人数虽众，但各自为政，总体上呈纷乱的状态。比如来自绿林山的军队，想的不是如何夺取政权，而是吃饱穿暖有女人，后来王莽的攻势凶猛，就跟刘、刘秀兄弟合作，以图自保；刘、刘秀兄弟吃了败仗，他们就想着各走一方；等刘、刘秀兄弟发展壮大了，又觉得跟他们太累，想办法把刘玄推上皇位。
也就是说，从瓜田仪、吕母、樊崇等起兵开始（17）到刘、刘秀兄弟揭竿起义、明确提出推翻王莽政权（23）之前，这期间落草的人越来越多，从开始的数百人到千人万人，而王莽有六年时间去安抚百姓，不至于使事情变得这么糟糕。
这六年间，王莽做了什么呢？
王莽也没有从一开始就征讨，他曾经派了一批使者去赦免那些山大王。
有的使者冒着生命危险跑到山沟沟里，跑到密林大泽里，凭一张嘴跟山大王们斡旋，好不容易说服了那些头头儿，头头儿们也表示理解朝廷，就解散队伍。然而没过多久他们就又聚起来了。
使者就问他们为何反复，得到的答复是：严苛的法律太多，没办法好好劳动，努力干活挣的钱，也不足以缴纳赋税。想待在家里务农，可又会因为邻居铸钱携铜而连坐获罪，贪官污吏还要趁机欺负百姓。我们穷得过不下去了，只好沦为贼寇。（《汉书·王莽传》：民穷，悉起为盗贼。）
一些使者就把他们了解到的情况向王莽如实汇报了，可王莽听了之后很生气，他把这么说的使者都免职了。
他喜欢听的是：造反的百姓太奸诈狡猾，所以该杀。还喜欢听人说：那些人不过是沾了点运气，但终究成不了气候，很快就会灭亡。使者如此说，王莽就龙颜大悦，给他升官。
一个叫费兴的人被任命为荆州牧，临行前，王莽问他到了荆州如何作为。费兴言：广泛告知盗贼们回家，专心从事生产，借给他们耕牛和粮食，减轻赋税，这样地方上就能安定。
但王莽还是把费兴免了。不是费兴的办法不好，而是费兴的理由不好。费兴认为：老百姓之所以沦为强盗劫匪，皆因国家的六莞政策。朝廷对老百姓在山林池泽中所得到的收益进行征税，抢走了百姓利益，碰到连年干旱，以致百姓饥穷，最终被逼为贼。
王莽不让说，于是当王莽十三年（地皇二年，21），南郡秦丰和平原女子迟昭平手下各自有近万人起兵，王莽召集群臣商讨方略时，群臣的口径都很统一：这都是些犯了天大罪过的犯人，马上就会被消灭了。（《汉书·王莽传》：此天囚行尸，命在漏刻。）
但他邀请了一个特别的人：在汉朝时担任左将军的公孙禄。公孙禄的发言是毫不留情的。朝堂之上，他当着百官的面，把王莽手下的几个重臣狠狠骂了一通，并希望王莽把这些人杀了以谢天下。他还说，如今新王朝最大的忧患在国内而非国外。
公孙禄的这番“高论”，都快把王莽气死了，王莽赶紧打住，让孔武有力的虎贲郎把老头子“扶”走。
那一年，还有个官员到豫州出差，被变民抓了去，差点送了命，后来又被送到当地官府。他回到长安，就写材料给王莽汇报工作。
然而等王莽阅毕他的材料，就直接将他关进了监狱。因为他说，自己当了俘虏后，数次责备反贼为什么造反，反贼的回答是太穷了活不下去。他还说反贼不敢与朝廷为敌，所以才把自己送回。
那些说百姓因为贫穷造反的人，被免的免，被关的关。这种话听得多了，王莽也沉下心思考起来。
经过一番思虑，王莽认为，这种思想是错误的，也是很危险的。他下了一道诏书，认真分析了当前的复杂形势：百姓如果真是因为贫困饥寒无法生活，无外乎当强盗或小偷，但无论如何也不至于结为数千人的造反团体。百姓谋逆到如此猖狂的境地，就绝不是贫穷所致了。王莽在诏书中指出，那些认为造反为贫穷饥寒所致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值得警惕的，可怕的是这个观点还很流行。他对持有该观点的人进行了严厉批评，要求官员们不得发表这种错误观点，否则朝廷会从严处置、依法处置。他希望各级官吏善待百姓，贯彻落实朝廷的政策，抓紧时间平乱。
这是一道非常重要的诏书，因为从此之后，臣子们开始害怕，再也不敢跟王莽说反贼的真实情况了。地方上在平乱时也畏首畏尾，不敢擅自出兵，于是变民越来越多，且逐渐无法收拾。（《汉书·王莽传》：于是群下愈恐，莫敢言贼情者，亦不得擅发兵，贼由是遂不制。）
百姓明明是活不下去才落草为寇，可王莽不相信，也不让人说，那么他那些平乱的方案就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
在消灭乱民这件事上，王莽做了很多，首先就是武装镇压。
[1]有一个例外。在王莽十二年（地皇元年，20）时，巨鹿郡男子马適求等打 算发动燕国和赵国境内的军队造反，但是被一个叫王丹的人发觉，王丹上 报后，王莽立即派人抓捕。在这个案子中，数千人都被牵连致死。
2.平乱
王莽十年（天凤五年，18），樊崇已经发展至上万人的时候，王莽派地方部队攻打，但未能战胜。（《汉书·王莽传》：遣使者发郡国兵击之，不能克。）
王莽十一年（19），派遣士孙喜专项负责平乱工作，但史书上除了一句“太傅牺叔士孙喜清洁江湖之盗贼”（《汉书·王莽传》），就再也没有下文了。
王莽十三年（地皇二年，21），派遣太师牺仲[1]景尚、更始将军护军王党率兵攻打青州、徐州一带的叛军，根据地理位置，他们的目标主要应该是樊崇。
但景尚和王党不行，《汉书·王莽传》说他们不但“击贼不能克”，还军纪涣散，为非作歹，加重沿途百姓负担。
这时候，一个叫田况的人脱颖而出。此人在与起义军的交锋中颇有战功，也愿意跟着王莽建功立业。
只是田况没被重用。
当王莽手下的官员都唯唯诺诺想着明哲保身的时候，冀平郡的连率（太守）田况仍然相信王莽。
田况跟王莽说，自己所在的冀平，上报百姓资产时存在少报漏报现象，他对这部分资产进行了重新征税。王莽对此非常赏识，认为田况是“忧国”（《汉书·王莽传》）之臣，说的是“忠言”（《汉书·王莽传》），将他封为伯爵，赏钱二百万。
这下田况来了劲头，他在老百姓的一片叱骂声中硬是发动了四万多人，给他们分发武器，组成武装。田况的军纪严明，在冀平郡筑起了一道坚固堡垒。樊崇的部队虽然勇猛，却也不敢到冀平撒野。
当时，全国各地的起义多如牛毛，官府就没有几个能打胜仗的，这个一枝独秀的田况，理应得到王莽的嘉奖。
可田况被批评了：你没有接到朝廷的虎符就擅自动用军队，是轻率用兵，违反军纪。王莽还表示：由于田况自己夸下海口能够剿灭盗贼，所以暂且不处理他。（《汉书·王莽传》：以况自诡必禽灭贼，故且勿治。）
田况是个想干一番事业的人，他拼死拼活，最终竟拼了个“处分”，在这个非常时刻，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不过这盆冷水并没有使田况气馁，他又向王莽主动请缨，说要到冀平以外的地方平乱。田况也的确有两下子，所过之处尽皆平定。
先前派出的景尚和王党，进攻青州和徐州等地，但作战效果不佳。这时王莽注意到了田况，他让田况行使青、徐二州州牧的权力，负责平乱。然而，就在田况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他忽然得知，王莽准备派遣太师王匡和更始将军廉丹再到前线。
田况立即给王莽上书，阐述自己对青州、徐州战事的看法。
田况不希望太师和更始将军过来。因为自洛阳以东，粮食已经非常昂贵了。太师和更始将军这样的大员来了，如果随行者少，无法宣扬天子之威；如果随行者多，又劳民伤财，加重地方负担。如今的情况是，朝廷为了平乱，派出的使者连绵不绝，地方官府早已不堪其扰，看到他们比看到叛军还头疼。（《汉书·王莽传》：郡县苦之，反甚于贼。）
田况根据自己的战斗经验分析了叛军众多的原因：地方官员办事不力，不想着如何剿灭叛军，而是挖空心思应付上级，一些叛军本来都打算投降了，可有些地方居然在这个时候攻打，叛军就再也不相信朝廷，更加惶恐，反而聚集起更多的人。
所以综合起来，田况认为王莽此时不应派过多的使者，而是抓好地方上的吏治，让他们全身心投入剿贼的工作中。他自己也下了军令状：肯定能平定青州和徐州的叛军。（《汉书·王莽传》：委任臣况以二州盗贼，必平定之。）
田况的上书指出了王莽当前剿匪政策的弊端，尤其朝廷那无休无止的使者给地方带来的叨扰。可他万万没想到，他那一番谋国之言，不但没能阻止王莽继续派遣使者，反而惹得王莽一怒之下把他撸了。至于他的破敌之策，就当白说了。
田况被召回中央闲置了，他负责的地区在他走后就完全乱了。（《汉书·王莽传》：况去，齐地遂败。）
田况走后第二年（22）二月，之前派来的太师牺仲景尚就被樊崇杀了。
四月，太师王匡和更始将军廉丹向东出发。
在青州、徐州一带活跃的樊崇部队，起初就是一帮乌合之众，只因穷困饥饿才聚在一起，所以虽然跟朝廷对抗，但并无攻城略地的想法。他们即便发展到几万人，也没有提出明确的斗争口号，甚至连军队该有的纪律和制度都没有，只有一个效法当年刘邦“约法三章”的约定：杀人者死，伤人者也要接受惩罚。他们靠着口头交流传播讯息，没有文书、号令等。
王匡和廉丹率领的是十余万正规军，樊崇要和朝廷的部队作战，最大的担忧是：一旦交战起来，自己手底下这帮乌合之众，会不会分不清敌我自相残杀呢？
樊崇自然没办法给底下的将士制作统一军服，他最终想了个简单易行的法子：所有人都把眉毛涂成红色。（《后汉书·刘玄刘盆子列传》：乃皆朱其眉以相识别。）所有士兵的眉毛都是红色的，于是人们就称这支队伍为“赤眉军”。
其实赤眉军并非人们想象的“义军”，他们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也会掳掠百姓（《后汉书·刘玄刘盆子列传》：所过虏掠），所以老百姓对他们是惧怕的。
但老百姓更怕的是，那些名义上应该解救他们的朝廷部队。《汉书·王莽传》曰：太师、更始合将锐士十余万人，所过放纵。官方军队对百姓的骚扰，比强盗还要厉害，朝廷派那么多高官给地方上带来的灾难甚于反贼。在百姓眼里，他们宁愿碰到赤眉军，也不愿碰到太师王匡的军队。但相比之下王匡算是好的了，老百姓更头疼更始将军廉丹的部队，因为他的军队不仅抢掠，还要杀人，百姓编出段子，曰：“宁逢赤眉，不逢太师！太师尚可，更始杀我！”（《汉书·王莽传》）
那时候，王莽除了要面对国内越来越多的叛军，还得对付四方边境的敌人， 钱粮渐空。他需要王匡和廉丹尽快取得立竿见影的战果，所以当听说无盐人[2]索卢恢起兵造反占领了无盐城时，非常着急，立即给廉丹发了一道诏书，催促廉丹快点开战：我的粮仓快见底了，库存钱财也快光了，你可以威武一些，可以出战了吧。将军身负国家重任，若不战死于原野，就无法报答皇恩、尽自己的责任。（《资治通鉴第三十八》：仓廪尽矣，府库空矣，可以怒矣，可以战矣！将军受国重任，不捐身于中野，无以报恩塞责！）
廉丹看到这道诏书，内心非常惶恐，因为王莽说得明明白白：你若不战死，就是辜负了我，就是没有尽到职责。他半夜里召来属官冯衍，问怎么办。
冯衍先分析当前的形势：人心思汉。他建议廉丹不要妄动，而是带着军队驻扎在一个大一点的郡，安抚吏民，招贤纳士，培养自己的势力和威望，争取民心，等到形势发生变化，就可以为民除害，建功立业。
所以冯衍认为，廉丹听从王莽的话，战死于原野，是不值当的。
事实上，廉丹在军中有很高的威望，大家对他很信服。那时天下大乱，他麾下有数万之众，在一个富裕的地方拥兵自重、等待时机，也是一个可取的选择。何况，这个要求他付出生命去维护的政权，如今被天下人唾弃。他做不到暂时跟王莽反目，但可以静观其变。
然而廉丹没有。他带着军队行进到睢阳（今河南省商丘市南部），冯衍再次劝谏，他还是没听。他继续向东，朝着那个埋葬他的地点——无盐进发。
廉丹和王匡对无盐展开了猛攻。
无盐城陷落，廉丹、王匡斩首一万余级。
这个捷报于王莽而言如同久旱逢甘霖，他立即派人去前线慰劳廉丹和王匡，赏赐有功的将士，廉丹和王匡都被封为公爵——这是新王朝最尊贵的爵位。
无盐的胜利让王匡看到了叛军的实力，于是想着再立新功。他听说在梁郡集结着数万赤眉军，就急不可耐，想立即南下，一举荡平。但廉丹不同意。他觉得军队刚刚攻下无盐，正人困马乏，应当休养。然而王匡想一鼓作气，就带着人马走了。廉丹也只好跟上。
大军离开无盐不久，就在无盐旁边的成昌遇到了赤眉军的大部，王匡、廉丹惨败。
王匡再也没有之前的豪气，仓皇逃走。留下来收拾残局的是当初不同意南下的廉丹。他派人拿着王匡的印信和调军符节，让人转告王匡：小孩子可以逃走，但我不能。当王匡在品味着廉丹的讥刺之言时，廉丹正在后方整理军队，掉过头来跟赤眉军大战。
廉丹终究没打赢赤眉军。这个大军统帅居然在两军交锋时被杀了。廉丹的部下正在别处作战，听闻廉丹战死，大恸，皆曰：“廉公已死，吾谁为生？”（《资治通鉴第三十八》）他们冲向赤眉军的阵地，与之搏杀，全部战死。
廉丹死了，东方越来越乱，那些老百姓攻打城邑的消息越来越频繁地传到王莽耳中。没有了廉丹，王莽又派遣国将哀章到东部跟王匡合作，这两个人，一个是国将，一个是太师，都是位高权重之人，但自那之后基本没有给王莽汇报过胜利的消息。
几年下来，王莽使用武装镇压的方案，总体上是失败的。
除了武装镇压，为平息动乱，王莽很重视舆论引导，好让人们觉得他是厉害的、胸有成竹的，就像他六十九岁时给自己染胡子和头发一样。
[1]牺仲，是太师的属官。
[2]无盐县，今山东省东平县以东无盐村，王莽改无盐县为有盐亭。
3.舆论
王莽十一年（天凤六年，19）时，起义百姓已经很多，樊崇等人也成了气候，王莽为了让百姓觉得自己的新王朝有上天支持，可以传之于万世，要求太史令推演新的历法。新历法说了，新王朝会很长很长，三万六千年才轮一个周期，新历法还要求，新王朝要每六年改元一次。他还发了一个文件，写了一堆难懂的话，说自己领悟了上天的指示，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顺应天意。据史书说，他希望以这种方式来炫耀自己、诓骗百姓，减少起义军的数量。然而百姓见了之后，都嘲笑他。（《汉书·王莽传》：欲以诳耀百姓，销解盗贼。众皆笑之。）由于启用新的历法，且六年改元，于是下一年的年号，就由天凤改为地皇。
王莽的做法没能改变什么。到第二年，王莽十二年（地皇元年，20），起义军还是没有减少的苗头，他为了让人们觉得自己是一个能够运筹帷幄、创立万世基业的人，又发了一个文件，说种种迹象表明，该给新朝的列祖列宗修庙了。
王莽是新王朝的开国君主，他修的庙里面要供奉的自然是他的祖宗和亲人。
王莽的祖宗是谁呢？
王莽代汉，自称像当年舜帝接受尧帝的禅让，所以舜帝是少不了的。既然都到舜帝了，那自然少不了大名鼎鼎的轩辕黄帝，因为舜帝再往上追溯数代就是黄帝了。
一方面，王莽要从舜帝往下找；另一方面，他得从自己向上找，最终两条线汇在一起，那样他就是黄帝、舜帝的后代了。
最终王莽形成了这样一个家谱：黄帝向下八代，有姓姚的舜帝，舜帝往下数代，到周武王时期，有被封为诸侯的妫满（妫，音ɡuī，妫满被封到陈，后人遂姓陈）。妫满之后，过十三代，有齐桓公时期到齐国的田完，田完之后再过十一代，有田氏齐国的开国君王田和，田和的后人，有在楚汉战争时期被项羽封为济北王的田安。田安当了几个月济北王，齐地反项，田安被彭越杀掉。由于田安当过王爷，所以汉兴之后，齐国人都称田安的后代为“王家”，久而久之，他们也就以“王”为姓了。田安的孙子，叫王遂；王遂的儿子，叫王贺；王贺的儿子，叫王禁。王禁有四女八男，次女王政君，次子王曼；王曼有子，曰王莽。
有了这样一个家谱，王莽就宣布：姚、妫、陈、田、王，这五个姓都是黄帝、舜帝的子孙，和自己是同一个家族。这五姓之人都是新王朝的皇室宗亲，要报上姓名登记在册。
王莽要立的庙出来了。祖宗庙五座：黄帝、舜帝、妫满、田完和田安；亲庙四座，就是从王莽以上，田安以下，他的四代王姓亲人：王遂、王贺、王禁和王曼。
为了修建这九座庙，王莽下了大功夫。他听从臣子的话，要将祖宗庙建得辉煌大气，能够让后代人高山仰止，即便历经万世也仍然雄伟壮观。他广征能工巧匠，又拆解了汉代的十余座宫殿，用它们的材料来修庙。单单黄帝的庙，东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1]，其余八座庙，规模是黄帝庙的一半。九庙不但规模宏大，建造得也极尽奢华。为了使庙宇显得壮观宏伟，建造之地还特意选在高处。据史书记载，修庙所耗费用达数百亿之多，修庙死掉的工人达到数万。
但是修再壮观的庙，也不能指望那些“神”给百姓发粮食。连年的自然灾害让百姓食不果腹，而修庙的耗费最后也都摊派在百姓身上。这样的做法使情况越发糟糕，糟糕到深居皇宫的王莽都有所耳闻。
王莽想解决饥荒问题，他除了打开东部的粮仓给百姓发粮借粮，还想到了一个很特别的法子。
王莽十四年（地皇三年，22），王莽派了一批官员，到地方上推广新技术。新技术就是如何用草木煮羹。
百姓喝了，要么直咧嘴，要么成天拉稀，总之没法吃。这么瞎折腾一番，不但未解决问题，还加重了负担。
闹剧过后，王莽不再幻想。那时候，凡是山里、水里、林子里的自然资源，以及其产生的所有收益，都归皇帝个人。王莽决定放开山河资源，允许老百姓去打猎捕鱼采果而不收取费用。而且他承诺，这个政策会延续到地皇三十年，也就是再持续二十八年。
但在大量的灾民面前，这只是杯水车薪。东部百姓活不下去，就离家讨饭。数十万饥民涌入关中，希望到天子脚下，得到天子的关注，也盼望着来到富庶的关中平原，捡回一条性命。
只是关中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当年夏天，大批蝗虫飞到长安，遮天蔽日，进入未央宫，爬在宫殿和阁楼上，王莽看着不舒服，还招募官员和百姓去捕捉。
数十万流民入关，王莽自然不会坐视不管，他安排了专门赈灾的官员。可是他用人不当，将一批贪官污吏安排到这个位置上，于是大部分救灾物资都被侵吞，那几十万靠着救灾粮活命的人，有十之七八都饿死了。
城内闹饥荒的消息也传到王莽的耳中了。但王莽肯定不会亲自出宫去看，他问了一个叫王业的人。王业告诉他，死的都是乱跑的流亡之徒。为了让王莽不多过问这个事，他跑出宫，从饭店买了精美的饭和肉羹，拿到王莽面前说：百姓们吃的都是这样的食物。王莽一见，心中的石头终于落下。
王莽自称是黄帝和舜帝的后代，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就喜欢效法。当各地都有变民的时候，他就想到了“先人”。他听说黄帝平定天下时，内置大将，外置大司马5人，大将军25人，偏将军125人，裨将军1250人，校尉12500人，以及校尉之下的武官数十万，就也设置了一大批武官。他封了前、后、左、右、中五个大司马，给地方上的行政长官增加职务。州之长官州牧，加封大将军，州之下的郡长官[2]为偏将军，郡里负责武事的武装长官[]为裨将军，县里的长官加封校尉。
王莽设置了成千上万的将军校尉等武官，相当于给地方官员加任务：你们不但是地方上行政事务一把手，也是军务一把手。这样一来，就从理论上建立了一个平乱的长效机制。
地方上有了抓手，王莽的使者就出动了。为了督促地方上尽快平乱，使者可谓络绎不绝，有时候一天能接待近十批人。地方上没有余粮和车马供给使者，就给老百姓加赋，甚至向百姓强取豪夺。
可不管王莽弄多少个将军，派多少批使者，根本问题并没有解决：百姓吃不饱饭。所以，高压政策越来越严，官员的压力越来越大，却激起了更多民变。除了东部的青州、徐州、兖州等地的叛乱，就连天子脚下的京城地区，也是民变纷起，《汉书·王莽传》曰：三辅盗贼麻起。
为平息民变，王莽做了不少事情：武力讨伐、引诱招安、舆论引导、建立机制、赈济灾民。可这些做完了不但没有起到应有效果，变民还越来越多。加上王莽不允许人们说百姓因饥穷造反，持这个观点的人都被免官，而说假话声称变民会很快灭亡的人反而吃香，到后来就没有人对他说真话。
王莽没有找准问题根源，处理民变时方法不当，百姓越发不满和失望。王邑败于昆阳，不是对手强大，不是对手计谋高超，也没有人背后捅刀，他面对远少于自己的汉军，却几乎全军覆没，根本原因是，那些来自百姓中间的士兵，大都从心底里不认可王莽政权，没有替王莽卖命的想法，缺乏战斗勇气和必胜信念，于是一交手就“不利”了，“阵乱”了，接着“汉兵乘锐崩之”，于是“莽兵大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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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书记载，昆阳之战后，各路豪杰纷纷起义，自称将军，响应汉政权。消息传到关中，更是引起了巨大骚动。与此同时，汉军之中传出一个消息：汉孝平皇帝刘衎，是王莽毒死的。
在这个时候，突然传出这个消息，对王莽的杀伤力是非常大的。因为汉朝的最后一任皇帝——汉平帝刘衎，的确是被王莽毒死的。
汉平帝五年（元始五年，5）十二月，十五岁的刘衎对大权独揽的王莽心生不满，为王莽察觉，于当年十二月被毒死于未央宫。三年后，王莽称帝，建立新王朝。
但汉王朝的这个结局，并不始于王莽，而是半个多世纪前，王政君进入皇宫的时候。
[1]据何清谷所撰《三辅黄图校释》，汉代一丈相当于今天的 2.3 米。边长 四十丈，就是 92 米；高十七丈，就是 39.1 米。
[2]郡里负责武事的长官，汉朝曰都尉，王莽改称大尉，后来王莽制定了爵位 制度，就将大尉改称属令、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