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斯麦解职以后，德国历史进入威廉二世时期。这一时期的基本特点是光辉灿烂的物质繁荣和军国主义恶性膨胀的极不协调的发展；宰相的职位不再占据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君主从形式上开始成为内外政策的唯一决策者。这一变化深刻地影响了这一时期的德国历史。人们慨叹，自中世纪以来，德国已上升为雄踞欧洲的强国，但另一方面，在这位“德意志民族轻率而盲动的恺撒”的领导下，他们的国家正在一步步地走向世界战争的深渊。理解这些变化的深层原因，我们需要追溯至少自1890年以来德意志帝国的经济发展以及这些发展对德国内外政策的改变所具有的影响。
一、帝国的新发展
威廉二世时期，帝国在工业、商业和海外贸易方面的新发展预示着德国作为世界一流强国的崛起。这一发展态势改写了帝国早期的发展纪录，也冲击着毗邻国家的利益，改变着当时欧洲各大国之间的相对地位，是这一时期德国内外政策形成的重要前提。
首先，帝国人口有了快速增长，由1890年的4900万猛增至1913年的6700万。其中城镇人口已从1890年的47%，增至1910年的60%。这一人口规模和增长速度在欧洲仅次于俄国，远大于幅员稍大的法国。如果考虑到德国人口远高于俄国的受教育水平、人均收入和社会供给以及比法国更大的密度，这样的人口规模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是强大的。
高素质的人口结构首先使军队受益。据统计，1905年德国招募的新兵有2/3以上的兵源来自城市，在陆军特别是海军的技术化程度日益增长的情况下，受过教育的、熟悉机器的城市青年，正在成为提高军队现代化水平最重要的成分。此外，同强大的英国皇家海军相比，德国海军在海战技术、舰船设备和夜间训练方面更为优秀。威慑英国海上力量的不只是德国制造舰船的规模和速度，还有德国海军在一系列技术和训练上所表现出来的素质。
人力资源的增长也回应了工厂、企业、大公司、实验室以及管理部门对熟练的技术工人、受过良好训练的工程师、优秀的管理人员和推销员的需求。自1890年的教育会议以来，科学和技术教育已得到人们的普遍赞同，多种科技学院以及成人职业教育、实科学校和女子教育体系，都在为适应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培养上述各类人才。就连农业这一传统的产业部门，也因知识和科技人才的运用，在这个时期创造出它的高效率。德国农民通过使用化肥和农用机械，大幅度地提高了粮食产量，使每公顷的产量比其他任何一个大国都高得多。到1913年，德国农业总产值已达117亿马克，比19世纪中期超出近5倍，以至于有学者这样评述：“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由于机械技术方面的许多发明，德国农业今天无可争辩地处于世界所有文明国家的前列。”
然而，最能体现德国发展速度和程度的仍然是工业，在这里，德国才真正显示出这些年它的发展特色。其中煤和铁的生产一直到19世纪末都是德国经济的基础。集中在鲁尔区、洛林、上西里西亚的煤矿开采和钢铁生产所具有的规模和速度，超过大陆上任何其他国家，并使第一工业国英国开始受到威胁。从1890年至1914年，德国的煤产量从8930万吨增至2.79亿吨，仅落后于英国的2.92亿吨，但远远领先于奥匈帝国的4700万吨、法国的4000万吨和俄国的3600万吨。钢铁的增长速度更为惊人，到1914年，德国高达1760万吨的钢产量，已超过英、法、俄三国产量的总和。铁路建设自1879年实行国有化以后一直发展很快，至1895年已形成相对密集的统一铁路网。20世纪初，随着建设军事铁路和对旧有铁路进行电气化改造的需要，铁路建设持续发展。从1890年至1913年，德国铁路长度从41818公里增至63700公里。德国成为欧洲铁路线最为密集、使用铁路最有效率的国家，并有力地推动了钢铁工业的发展。
煤、铁以及铁路建设的快速发展也引起了企业生产组织的深刻变化。其中1893年出现的“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煤矿辛迪加”，在1898年至1903年间通过兼并、联合一百多家大型煤矿、冶炼厂和股份公司，到1913年已成为控制德国煤炭生产一半的巨型垄断经济组织。而1904年建立的“钢铁工厂联盟”则垄断了全国大部分钢铁生产，把钢铁生产的大型化推向新的高峰。大型垄断组织被视为一种有组织的力量体系，它源于生产规模的扩大，同时又促进了生产的进一步发展。由于它与银行之间的密切联系，并得到政府的支持保护，大大提升了企业的生产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是这一时期德国工业生产能够“跳跃式”发展，迅速赶上并超过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法的一个重要条件。
如果说重工业的大发展是这一时期德国经济文化的基础，那么，在电力、化学和光学工业等20世纪新兴工业领域中所取得的进展就更加引人注目。在电力工业领域，像西门子和通用电气公司这样的大公司雇佣的工人人数已上升至14.2万人，生产出占世界50%的同类产品。到1910年，德国已有195家电气公司，资本总额达12亿马克。1891年至1913年，德国电气工业总产值增加了28倍，电站的装机容量亦从1894年的3.9万千瓦增加到1913年的360万千瓦。随着电气化的发展，在车辆、照明、电讯和工厂生产等领域，电力能源已得到广泛应用。在化学工业领域，以拜尔和霍奇斯特为首的化学公司早在1907年雇佣工人便达27万人，生产了当时世界工业染料的90%。德国的染料工业不仅生产效率高，而且产品质量好，价格合理，已超越英国获得这一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光学工业的产量和产值也在大幅度增长，其出口总值1912年已达6000万马克，在工业总产值中占据着重要份额。德国在新兴工业领域的快速发展，得益于最新科技成果的运用。正是这种偏爱，使19世纪下半期德国的工业生产比英国，甚至美国进展更快。
这段快速发展历史的成就也反映在德国对外贸易增长的数据中。从1890年到1913年，德国出口贸易额增加了2倍，由33.27亿马克增至100.97亿马克；贸易总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3%，已接近占15%的世界头号出口国英国。与此相适应，德国的商船也有了巨大增长。汉堡美洲邮船公司和北德轮船公司垄断了全国的航运业，组成第一支有竞争力的德国商船队。1888年，这支商船队还主要由帆船组成，注册吨位为120万吨；1913年，它已全部改为轮船，注册吨位为310万吨，船只的数目从3811艘增至4850艘，虽增加了1/4，但吨位增加2.5倍，船员增加了2倍。在25年里，德国港口的海运吞吐量增加3倍，运入量由980万吨增至2960万吨，运出量由790万吨增加到2100万吨。其中汉堡已超过伦敦和马赛，成为仅次于纽约和安特卫普的世界第三大货物转运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已成为仅次于英国的世界第二大商船拥有国。与此同时，德国在世界制造业所占的份额已达14.8%，高于英国所占的13.6%，超出法国所占6.1%的近1.5倍。此外，国民财富也以每年增加30亿至40亿马克的速度增长。1914年，德国国民总收入已达120亿美元，高于英国的110亿美元，是法国60亿美元的两倍。1890年前后，全部人口中的30%、1913年的60%达到应纳税的最低收入。1880年起储蓄银行存款增长9倍，同人口变动相比约增长4倍，远超过欧洲可比国家的水平。这些都表明，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德国不仅成为驱动欧洲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之源和欧洲第一工业强国，而且已步入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行列。
这些不同凡响的发展成就对德国世界地位变化所具有的含义，很快就通过国内民族主义组织所表达的对海外领土的热情以及帝国内外政策的相应改变表现出来。早在1891年，新成立的“泛德意志协会”就在其宣言中宣称：“由于我们缺乏自己的幅员足够大的殖民地，所以我们还没有在任何条件下都可以使我国工业得到保障的市场。”协会要求在非洲和南美洲建立辽阔的殖民帝国，并号召德国政府重新瓜分英、法两国以及各殖民小国的殖民地。同时，一些泛日耳曼主义者也要求重新划分欧洲领土，要求把斯堪的纳维亚、荷兰、丹麦以及瑞士的一部分并入德意志帝国版图，并打算使比利时、法国东部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也遭到同样的命运。从战略和经济上考虑，他们特别想夺取加来海峡沿岸地区以及布律埃和隆维铁矿区。他们声称：“法国的三色旗在敦刻尔克、里尔、阿尔特赖特（在下日耳曼）以及南锡、吕内维尔、图尔和凡尔登（在古代洛林公国）尚未落到日耳曼鹰的脚下之前，德意志帝国是不会感到满足的。”这些露骨的呼吁和敦促德国增强在欧洲和海外影响的宣传，不久就在帝国政府那里得到回应。自1895年以后，德国统治者上层就坚信，德国的工业化和海外征服“像自然法则一样不可抗拒”，希望“在旧欧洲狭窄的边界之外完成重要任务”。更有甚者，帝国的领导者已经开始把海洋战略，发展海上力量，同商业和殖民地一样视为帝国一项不可动摇的国策。他们宣称：“在海洋问题上，在它的任何一个遥远的地方，如果没有德国，没有德国皇帝参加，绝不允许做出任何重大决定。”这种扩张主义腔调，相对于俾斯麦谨慎、有限的强国目标，是一种彻底的转变。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它意味着对旧有的、既定的国际秩序的挑战。这种挑战能否成功，并不完全取决于经济实力，甚至军事实力，地缘因素、外交技巧和国内秩序一并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地缘因素是影响德国实现新目标的重要障碍。
德国地处欧洲大陆中心，东、南、西三面分别与陆上大国俄、奥、法三国为邻，西北方与海上强国英国隔海相望。这种“天生被包围”的环境，使得它的发展似乎同时威胁到这些大国的利益。它历史上的扩张主义传统、军队优良的战斗素质、凭借众多人口和庞大的工业基础实际动员起来的参战人数，再加上泛德意志重组欧洲边界的号召，使法国和俄国感到恐慌，迫使它们彼此之间更为接近。德国海上力量的迅速发展，就像它对低地国家和法国北部的潜在威胁一样，使英国感到极度不安。即使德国扩张的矛头是指向海外的，但如果不侵入其他大国的势力范围就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很显然，当拉丁美洲被视为美国的势力范围，俄国和英国向中东、东亚渗透，日本侵入中国东北，法国和英国打算修补、连接在非洲的殖民区域时，几乎两手空空的德国已很难插手对殖民地的分割，就连把小小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地搞到手的努力也遭到英国人的阻拦。这种在欧洲被四面包围、在海外无从插足的现实，使德国对既定的、有利于老牌资本主义大国的国际秩序强烈不满。同时，由于它的工业潜力和陆海军发展，它也最有实力要求对现状做出改变。但是，改变旧秩序的要求往往会受到维持现状力量的限制，并且只有在要求改变旧秩序的力量大于维持旧秩序的力量时，旧秩序相对稳定的局面才会被打破。这样，如何在不招致太多反对的情况下改变现有的国际秩序，就需要高超的外交技巧。此外，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容克上层担忧农业利益相对减少，担心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兴起和工业繁荣时期社会民主党影响的扩大，也希望通过对强权政治目标的追求，转移国内政治分歧的注意力。能否在传统的容克权力精英和新兴的、实力不断壮大的资产阶级与充满变革要求的人口大众所构成的多元社会中，维持平衡，实现国家利益，同样需要非常成熟的治国理政之道。然而自俾斯麦去职以后，德意志帝国似乎已成为一艘“失去舵手的航船”，隐藏在帝国重要目的表象后面的是决策的混乱和不稳定。这固然与帝国宪法中制度上的缺陷有关，但更多地应归咎于威廉二世个人的性格弱点。急于表明自己气概的德皇及其顾问们，与前代政治家相比，缺少的不只是政治经验，包括追求目标的灵活策略、量力而行的现实主义态度，还有成熟、稳健的精神气质和素养。对于一个年仅29岁就继承了“世界上最重的皇冠”的人来说，他的个人品质和惊人个性不应一笔带过，因为它构成帝国兴衰史的一个重要内容。
二、年轻的君主
威廉二世（1888—1918），世称小威廉，1859年降生于普鲁士宫廷。由于皇太子的特殊地位，他从小养成狂傲的性格，惯于发号施令、夸夸其谈。1888年6月15日，他接替父亲弗里德里希三世登上皇位。由于弗里德里希三世的统治仅维持约100天，所以他实际上是继承了祖父威廉一世的皇位。继位两年后，由于君臣冲突，他迫使俾斯麦辞职。自此，他大权独揽，影响德国历史达28年，并成为德意志帝国的末代皇帝。
如前所述，威廉二世即位时已经29岁，但无论在心理上还是政治上，他都是一个尚不成熟的人。由于左臂先天性残废，他的心理发育一直不够健全。一方面他将此归罪于他的母亲对他早年缺少照料，从而对母亲终生抱有敌意；另一方面他一直通过扮演强健而又敏捷的军人角色，来掩饰自己的生理缺陷。这两个方面都助长了他心理上的弱点，即因缺少母爱和惯于掩盖内在弱点而表现出极为敏感的自我意识。人们普遍认为，这是这位年轻王子形成犹疑动摇气质的重要心理因素。他经常用一种虚张声势的傲慢态度来掩盖内心的犹疑动摇，在虚假的高傲外表下，他实质上是一个敏感、胆怯和神经质的人物。一位深刻的观察家曾这样评价威廉二世，他“几乎没有一个时刻不意识到他自己，只是没有意识到他在作自我挣扎；这是一种无意识地跟自我作对的性格，他对自我的全神贯注始终没有得到克服”。
这种性格缺陷，还由于他从霍亨索伦家族祖先那里继承的对炫耀与官场虚饰的喜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他既继承了军人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对高个子军官的偏爱，也像弗里德里希一世那样热衷于宫廷的豪华排场。他每天都想过生日，正如菲利普·欧伦堡伯爵所说：“对这位君主来说，每天都是一个化装舞会。”由于爱好虚饰，在他统治的头16年，他命令自己的卫队更换制服达37次。他本人几乎每天都要更换衣服，最多时每天更换6次，并且总是身着海军上将制服去观看歌剧，包括他最喜欢的歌剧《漂泊的荷兰人》。在他最高兴的时候，他周围总有一群狂热的谄媚之徒，向他高唱赞歌，大献阿谀逢迎之词。他们知道：他只需要阳光，于是只让他知道好事喜事，而把其他一切都对他隐瞒起来。1890年，威廉二世的一位密友这样描述30岁的皇帝：
这个人希望自己的一切行动都超过别人，从关心自己的地位到取得人们的爱戴。此外，还加上担心自己的安全和迅速膨胀的虚荣心。他抓住一切欢迎场面，最喜欢博得群众的掌声和欢呼。由于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实际上这是一种不幸的错觉），因而非常喜爱听恭维话。他走到哪里，都能赢得人心，只是不能停留太久。
威廉二世沉浸在阿谀奉承之中达25年之久。这群谄媚之徒，除了宫廷贵族和容克，还有德意志北部诸城市的富绅和大西洋彼岸的美国阔佬。驻华盛顿大使施佩克·斯台恩堡在一次公开的讲话中，将皇帝描绘成“世界最伟大的万能圣人，是一位在工业和科学、艺术和音乐各方面都具有同样水平的大师”。一位学界巨子道依森教授写道：“皇帝领导着我们从歌德到荷马和沙夫克里斯，从康德到柏拉图。”另一位颇受赞扬的德国历史学家兰布勒希特，直至1912年还撰写专文，恭维皇帝是“远古圣贤的再现，是一位有着强大意志的巨人，所有创造性艺术的大门对他始终是敞开的”。
在一片颂扬声中，威廉二世变得飘飘然，如坠五里雾中，更加不可一世。他深信自己是神之所选，负有神命，坚信上帝给自己的使命就是领导人民建立伟大的功业。1891年，他在一次公众集会上宣称：“帝国只有一个主人，那就是我，我不能容忍有另外的主人。”他甚至向一批年轻的新兵宣布：“如果你们的皇帝命令你们向父母开枪，你们应当照办。”在统治了20年之后，他骄傲地声称，他从没有读过宪法，也不了解宪法。在他看来，“把德意志帝国锤炼出来的是士兵和军队，而不是议会决议”。因此，在他即位之初所颁布的第一道圣谕不是《致我的人民》（像他的前辈），而是《致我的军队》。他声称：“我和军队是一体的。我们天生互相帮助，不管上帝的意志是要给我和平还是风暴，我们都将站在一起，永不分离。”
威廉二世个性和心理上的弱点，由于许多拍马奉承者的鼓动而急剧膨胀，同时也因他智能上一些有益的天赋而获得危险性的发展。除了浮躁、虚荣的一面，威廉个性深处还有色彩丰富、富有魅力，并使所有见到他的人都着迷的一面。他首先是一个为人称道的健谈家。在私人交往中，他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富有魅力、充满善意而又和蔼可亲。他对新知识具有罕见的理解力和广泛的吸收能力，对艺术、音乐和科学技术领域的最新发现有浓厚的兴趣和一定的文化修养。尤其为人称道的是他那“滔滔不绝”的演说才能。他是一位优秀的即兴演说家，发表演讲通常不用讲稿。只要演说开了头，话语通常顺口倾泻而出，犹如山洪暴发、穿山出峡、奔腾咆哮，大有一泻千里之势。这种出众的演说才能和智能结构上的多样化天赋，原本可以把他塑造成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但由于心理素质的缺陷和环境的误导，他成为当时德国政治舞台上最具矛盾性的人物，成为当时德国弱点的典型代表。结果，罕见的感悟能力变成了狂妄自负，雄辩的演说才能变成了夸夸其谈、信口开河。研究者认为，他的性格特征是他所面临的各种矛盾的反映：有母亲与儿子的矛盾、普鲁士与英国的矛盾、专制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矛盾、传统与现代化的矛盾。威廉二世最鲜明的特征是体现了封建浪漫主义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思想的混合。他曾像他的叔祖父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一样迷信神秘的招魂术，但又是霍亨索伦王朝统治者中第一个愿与大工业家交朋友并积极支持技术进步的人。这种矛盾性支配着威廉二世的整个政策，也是他的统治能够维持28年的基本原因。俾斯麦是较早认识到新皇帝弱点的政治家之一。他在1890年曾抱怨说：“他（指威廉二世）好胡思乱想。他从不冷静地深思熟虑，而是灵机一动就信口开河，毫不考虑自己身居高位，应该小心谨慎。”
由于威廉二世是在父亲暴卒的情况下，突然接管了这个由俾斯麦缔造的帝国，从缺少治国训练意义上讲，他也是不成熟的。两年以前，他的父亲就曾写道：“鉴于我的儿子不成熟，又具有傲慢自负、自高自大的倾向，我不得不认为，在这个阶段让他接触外交政策问题，实属危险之事。”弗里德里希三世的担心以后被不幸言中，但在当时，只有少数人才能对年轻的皇帝做出确切的判断。除了他的双亲和俾斯麦之外，1891年，也就是在威廉二世统治3年之后，一位敏锐的葡萄牙外交官埃萨·德·克罗兹曾对他作过一个恰当的、后来得到惊人应验的评价。美国学者科佩尔·S.平森曾引用这一段分析来展示这位君主的精神风貌，我们完整地转述如下，以再现那位同时代人对威廉二世的贴切评述：
他（指威廉二世）与哈姆雷特一样，身上存在着不同类型人物的胚芽。我们不能预见哪一种胚芽将来会占优势，也不知道最后有一种胚芽长大时，它究竟以其伟大还是以其渺小使我们惊异。
这位国君是多少不同类型君王的化身。今天，他是一个军人国王，戴着头盔，系着胸甲，僵硬笔直，只为检阅和演习忙碌，把调换卫队看得比一切国务都重要，认为教练军士从根本上体现了举国一致，把军营纪律置于一切道德和自然法则之上，认为德国的光荣集中表现在新兵齐步行进时动作的绝对准确。突然，他脱掉军服，穿上工人的工装裤，于是他成了一个改革国王，只注意资本和工资问题，热衷于召开有关社会福利问题的会议，决心作为一个无产阶级兄弟的解放者载入史册。
然后他又会变成廷臣的国王，热心俗务，浮华铺张，一心只求礼仪的漂亮豪华。世界正看着他微笑，但是他说变就变，又成为一个摩登（现代）国王，一个19世纪的国王。他认为过去的一切都是偏执顽固的，决心借议会制度来大建物质文明和工业文明，并把工厂视为至高无上的圣堂，梦想着德国完全实现电气化。
有人说他不过是一个渴望在报纸上扬名的年轻人，另有人断言他不过是幻想力太强，有一种病态的想象力推动他去胡思乱想。作为一个几乎有无限权力的皇帝，他可以听任这种病态的想象力无限膨胀；还有人认为他不过是一个霍亨索伦家族的重要成员，勃兰登堡这一最幸运的世系相继的一些国王所交替具有的某种品质，诸如专制主义、神秘主义、军人主义、官僚文牍主义和独断作风，全都集中于他一身，既更加发展，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然而，我认为他不过是一个喜欢活动、干着玩玩的人。他这个人极爱活动，在活动中他异常强烈地领略和感受到某种无限的愉快，因此，他希望在我们这种文化所容许的一切形式中体验和享受这种愉快。
这就是使得这位德国皇帝成为一个极端有趣人物的原因。在我们的时代，我们在他身上看到，我们中有这么一个人，本是一个凡人，却比任何先知、术士或圣徒都更为积极地声称自己是上帝的助手和密友。似乎自摩西在西奈山接受上帝的十诫以来，还从未见过造物主和创造物之间存在过如此密切的关系和联系。
对他来说，没有做不到的事，因为他统率着两百万军队和全国人民；而人民只允许他们在哲学、伦理学和经典注释方面享有自由，只要皇帝命令他们齐步前进，他们就默默服从。
威廉二世有被拖下石阶的严重危险，由于他大胆地把在一切国家都是分属不同政府机构的职责集于一身，独自判断，独自执行，似乎上帝只把神灵的启示赋予他一人，而不是他的大臣和议会。这样，他被认为是永远正确、不可战胜的。然而，当灾难首次降临时，不管这种灾难是来自柏林街上的人民，还是欧洲平原上的联军，整个德国都会把他大肆吹嘘的自己与上帝的联系，视为一个狡诈的暴君所施展的诡计。那时候，从洛林到波美拉尼亚，就没有足够的石头用来投击这个假摩西了。
在这位葡萄牙总领事做出以上评述之后12年，也就是1903年，巴伐利亚常驻联邦参议院的全权代表莱尔欣费尔德伯爵，作为一位高明的行家，在一份写给巴伐利亚政府的报告中再度给威廉二世提供了一幅肖像，他写道：
今天他依然显露他那青年人的朝气、他那敏捷的理解能力、他那个人的勇气以及他对自己的判断和能力的可靠性的信念。但是这种本来对一个君主来说很宝贵的品质，今天很遗憾地由于不喜欢集中思想并使自己深入到事物中去，由于几乎是一种病态的需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听取延聘顾问们的意见而立即做出决定，同时由于缺乏眼力和真正的政治感觉而部分地无法发挥作用。……很想干预一切事务，对一切事务承担责任，并且至少是理论上把大臣看作是单纯执行他命令的机构。但是他不能仔细地观察国家机器运转的进程，人们觉察得到，他所干预的事情，大多数是一些细枝末节，是他自己爱干的事情。……皇帝对国会有着自己的想法，这种想法可以归纳为两个字：藐视。……陛下相信，有朝一日不能再和国会共事，他有力量迅速进行革新，这种信念使他看不见国内形势的众多危险……
德国皇帝就是这样一个在心理上、政治上迟迟不能走向成熟的人物。由于他性情多变，反复无常，易受外界影响，他的亲政不免给德国的内外政策带来许多不确定因素，并使君主这一职位，因宪法制度上的缺陷，开始对德国的未来具有危险的性质。他在1888年不只继承了普鲁士王国，继承了德意志帝国，甚至在两年后接替了铁血宰相俾斯麦的无上权力。如同俾斯麦一样，威廉二世把自己的统治也维持了28年。但威廉二世时期与俾斯麦时期是两个虽有密切联系，却又截然不同的时代。除了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这一总的时代特征之外，威廉二世时期的显著特点是决策的混乱和不稳定。此外，在统治技巧上，已没有一个人能像俾斯麦那样同时玩5个球。从这个意义上讲，威廉二世时期的确是德国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端。
三、“新路线”
威廉二世的统治实际是从更换帝国宰相开始的，但是俾斯麦的继承人没有一个能填补俾斯麦去职后留下的权力真空，因而从1890年至1917年，俾斯麦留下的职位先后由4个人担任。他们是：利奥·冯·卡普里维（1890—1894）、克洛德维希·霍恩洛厄—谢林斯菲斯特亲王（1894—1900）、伯恩哈德·冯·标洛亲王（1900—1909）和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维格（1909—1917）。其中，前两位执政时期，帝国处在一个对内对外政策的过渡时期，即所谓“新路线”时期。
直接接替俾斯麦的卡普里维，原为普鲁士陆军军官，曾担任海军大臣，是一位具有高度责任感和进步观念并惯于听命的优秀军人。他是被俾斯麦推荐作为自己接班人的。俾斯麦认为卡普里维是处理矛盾重重的国内政策最适合的坚强人物。威廉二世之所以接受老宰相的推荐，是期望惯于听命的士兵会成为他亲政的得心应手的工具。尽管如此，当俾斯麦下台被安慰性地任命为陆军大元帅时，他仍然不无讥讽地叹道：“皇帝把他最优秀的将军任命为首相，把他最优秀的首相任命为将军！”实际上，卡普里维既不是俾斯麦政策的继承人，也不是威廉二世的好帮手，而是一位具有民主思想和改革意识的优秀官员。在担任宰相的4年中，他废除了反社会党人法，将3年军役期缩减为2年，对波兰人采取了安抚政策，降低了关税，并在普鲁士实行了累进所得税制和三级选举制的改革。卡普里维的另一重要成就是通过与奥地利、意大利、比利时、瑞士、罗马尼亚和俄国等一系列欧洲国家的谈判，签订了商务条约，通过降低德国关税，放宽农产品进口限制，为刺激德国工业品出口到农业国家创造了条件。这些都使卡普里维在自由派资产阶级中获得较大的声望，却使他成为普鲁士容克统治集团攻击的目标。威廉二世原指望通过卡普里维的改革，否定俾斯麦的镇压政策，以缓和阶级矛盾，但是社会民主党和工人阶级所持的斗争立场，使威廉二世大感失望。他决定恢复俾斯麦的镇压政策，通过制定一项新的特别法令来打击社会民主党的活动。但卡普里维反对皇帝采取这一政策。他力图使“民族经历过伟大人物和丰功伟绩的时代之后回到日常生活中去”，并为建立这种日常生活所需要的社会平衡创造条件。他的理想和实践在施政初期曾取得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成就，但在保守势力的反对和皇帝自相矛盾态度的干预下，最终归于失败。1894年10月，他被威廉二世免职，接替他的是克洛德维希·霍恩洛厄—谢林斯菲斯特侯爵。
霍恩洛厄侯爵是巴伐利亚人，接任时已75岁。他曾任巴伐利亚内阁首相兼外交大臣。帝国成立时出任驻巴黎大使。1885年起任阿尔萨斯—洛林最高行政长官。皇帝任命一位老迈之人为宰相令人惊讶，因为在皇帝动摇不定的态度和日益繁杂的国内局势面前，年迈的宰相已没有足够的精力去胜任他的职务。显然他是皇帝过渡性的人选，只行使有名无实的权力。尽管这位年迈的宰相从一开始就打定主意“只穿一身整齐的职员外衣，同时永远不开口”，但他仍然同变化无常的皇帝发生了冲突。当1897年威廉二世开始辞退霍恩洛厄周围最亲密的工作人员时，宰相陷入日益孤立的境地。老宰相后来提出辞职的理由对了解威廉二世的治国风格是十分耐人寻味的。他写道：“所有一切有关外交政策的事情都是由陛下和标洛（未来的宰相）商议决定的。国内政策问题由主管部门的主管人员处理，用不着我参与，因为他们知道，陛下是不听我的意见的。在报刊上我必须承担责任，在国会不得不进行答辩，我自己却并不知情。所有人事问题都不需要我的建议，甚至连情况都不知道就做出了决定。”实际上，霍恩洛厄的宰相任期是一个“没有宰相的宰相任期”。
适应威廉二世变化无常、自相矛盾的思想并协调皇帝与国会的矛盾，是新首相伯恩哈德·冯·标洛的任务。标洛在1900年10月霍恩洛厄去职以前曾负责外交部的工作。这是一位比前几任更富有文化素养、温文尔雅、圆熟机敏、熟谙政治技巧的人。由于巧于辞令，善于随机应变，他有着取悦于人的高超本领。对于阿谀皇帝，他被认为是最有办法的人。威廉二世亲政10年，自以为慧眼独具，终于发现了一个勤奋、聪明而又能毫无异议地执行他的命令的工具。但实际上，这是一位思想肤浅、毫无内政经验、只会玩弄政治花招的“小小政治家”。由于标洛出身于外交界，担任宰相后，他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对外政策方面，而国内政策主要是通过帝国内政部国务秘书波萨多夫斯基伯爵来协助其制订和实施。标洛国内政策的主要目标是“警惕国内危机”，通过推行避免与国会发生冲突的政策，取得国会多数的支持，以使人们感到德国正在发展某种议会制政府，来掩盖威廉二世统治的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性质。波萨多夫斯基受命从两个方面争取同议会多数派的妥协。第一，他放弃了过去镇压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利用并恢复了许多陷于停顿的社会立法，来争取工人群众逐渐与君主国和睦相处。在波萨多夫斯基主持下，疾病保险法、工伤事故保险法有了新的改善，通过国家补助推动工人住宅建设的计划，从1901年起由政府每年拨款400万至500万马克开始启动。禁止社团之间互相联系的条文遭到废除，对国会议员的开会补贴金也从1906年批准实施。这些都部分地争取到工会和社会民主党的赞同。第二，延长卡普里维时期的协定并适当提高关税税率，这既迎合了农场主的农业要求，又保证了工业品出口不受大的影响。这种妥协得到中央党、民族自由党和保守党中温和派的支持，维持了标洛政府在帝国议会多数派中的威望。但是标洛政府同国会多数派之间的“蜜月”是短暂的。1904年，当德属西南非洲发生赫里罗人和霍屯督人反抗德国殖民统治的起义，政府为维持守卫部队要求国会追加2900万马克时，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一起反对追加殖民预算，使之没有通过。两党共同取消追加预算损伤了帝国作为殖民大国的荣誉心，而中央党要求缩减守卫的殖民军队是对皇帝军事指挥权的干涉。标洛决心同中央党决裂，不久就解散了国会（1906年12月13日），并号召为了帝国利益同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进行斗争，从此宣告了波萨多夫斯基辅政时期的终结。
标洛为了挽回残局，在1907年大选之后与保守党人、民族自由党人和进步党人联合，组成“标洛集团”与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对抗，结果又构成国会中的多数派，并维持到1909年。标洛的集团政策没有从根本上挽救他的政治命运。以“《每日电讯》事件”著称的皇帝失职行为株连了标洛，导致了他的引咎辞职。
《每日电讯》是英国伦敦一家著名报刊。1908年10月28日，该报记者斯图亚特·沃特利发表了一篇威廉二世访问记，文中报道说，威廉二世声称他本人是英国的朋友，但在国内持这种态度的人属于少数，德国舆论是与英国敌对的。他还承认在英国同南非布尔人战争期间，曾送给维多利亚女王一份作战计划，英国人之所以战胜布尔人就是因为利用了这一计划。威廉二世笨拙鲁钝而又毫不掩饰的轻率谈话，暴露了德英关系恶化的真实原因，他所谓给女王提供反布尔人计划的说法，被视为傲慢自负，在英国引起了极大的愤慨。在德国国内，几乎所有的党派都对皇帝的独断和不负责任表示震惊和抗议，甚至最保守的派别也发表声明，要求皇帝今后更多地克制自己。
这篇访问记在发表以前，沃特利曾把它寄给威廉二世征求是否可以发表。皇帝把原稿送给外交部，问发表它有没有问题。外交部又把原稿呈送标洛审定。标洛只字未看，只让一位下属官员审查。这位官员没有提出或是不敢提出异议，于是原稿又送回皇帝。这时威廉二世随手便加上自己的批语：发表，没有问题。访问记经过这一番周折，回到编辑部，最终发表出来，并震惊了朝野。面对各党派暴风雨般的批评，标洛不敢承担责任，反而在私下也指责威廉二世，声称如果皇帝今后不更多地加以克制，宰相就不能对帝国的政策负责。威廉二世把宰相的指责视为背叛，从此他决定伺机让标洛下台。“《每日电讯》事件”严重损伤了皇帝的威望，也暴露了标洛在处理政务中的马虎态度。几个月后，因选举法改革在普鲁士引起的分歧，标洛失去国会多数派的支持。在相继失去皇帝和国会多数派的信任后，标洛被迫在1909年7月14日辞去宰相职务，接替他的是贝特曼—霍尔维格。
贝特曼—霍尔维格曾是标洛政府的内政大臣，和精明能干、处事圆滑的前任相比，他是一个严肃认真、责任心强，却“迟钝缓慢”的人。他缺乏政治上贯彻自己主张的能力，也缺乏勇于决断的精神，是一位普鲁士官僚与教师的风格相结合的类型。因此人们讥讽他“手里总是拿着粉笔”。由于缺少外交事务经验，虽继承了标洛的遗产，并得到皇帝的信任，他却没有足够的本领去处理1914年前后德国所面临的各种复杂形势。
贝特曼—霍尔维格承担了他的前任未能实现的普鲁士选举法改革的任务。虽然他知道把帝国选举法搬用到普鲁士会阻力重重，但他仍想在普鲁士选举法方面进行一些改良。1910年2月10日，贝特曼—霍尔维格把新的选举改革草案提交国会审议。提案主张在普鲁士实行直接的、公开的选举，区分选民等级时将不再考虑原规定选民须年纳税5000马克的限制。为了照顾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利益，提案把“有文化的人”以及担任公职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按其纳税额所定等级提高一级。后一规定既包括大学毕业生也包括退伍的士官。然而这一微小的改革尝试仍遭到保守党的抗拒，结果改革的许诺无果而终。以后，贝特曼—霍尔维格又将改革的意图转移到阿尔萨斯—洛林方面，希望在这块帝国的新征服地区发展具有帝国内部性质的“个性”，而使当地居民不再想成为法国的一个省。由于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特殊性，改革的阻力较弱，结果一个两院制（即第一院议员一半由皇帝任命，一半由教会、城市和同业公会委派，第二院由直接和秘密分等级投票产生议员）的宪政体制，终于在这块帝国的“飞地”上建立起来。但是这一体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阿尔萨斯—洛林的状况，由于德国驻军的存在及其与当地居民的摩擦冲突，如何维持这一地区的稳定，仍是德国皇帝和他的宰相的一块心病。
1913年，适逢威廉二世即位25周年。由于政治统一的巩固和工业发展的成就，不少德国人沉浸在一片乐观和自豪的情绪之中。许多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技术专家和新闻记者在为威廉二世的统治高唱赞歌、大献谀词，以表庆贺，其规模和程度超过对德国历代帝王的颂扬。但是，也有相当多的进步人士没有为表面上的物质繁荣和军事威力所蒙蔽。他们透过表面的繁荣和强大，为德国内外环境的恶化而担忧。事实上，自威廉二世即位以来，表面上灿烂辉煌的物质繁荣与军国主义的恶性膨胀都在不协调地发展，德意志帝国正居于世界战争的火山口上。了解这一趋势，我们需要回顾威廉二世时期帝国对外政策的形成发展。
四、世界政策
把俾斯麦时期同威廉二世时期截然分开的因素之一即对外政策。如果说俾斯麦时期德国外交政策的重点在欧洲，那么威廉二世时期已明显地转向世界。从“大陆政策”到“世界政策”，是德国国家实力、地位发展变化的产物，也同决策者的个人素质与外交风格密切相关。透过繁芜复杂的外交文献，那些构成一国人民及其领袖的思想和愿望，也对外交事务及其结局产生着重要影响。因为时代发展所留下的印记和一个民族在政治上、心理上根深蒂固的历史传统，总要通过一定时期居于领导地位的、有权采取行动的人物所发挥的影响表现出来。它构成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对外交事务处理的重要差异，特别是程度上的区别。
俾斯麦统治时期德国外交政策和威廉二世时期外交政策的基本区别在于，前者的外交政策是有限制的、有约束的，并基本具有和平性质。1870年德国统一后，俾斯麦意识到新帝国需要一个长久的和平发展时期，因此他致力于把德国的精力限制在欧洲大陆，并通过精心建立一个制约性的同盟体系来维护帝国的安全。这样，他的外交政策就具有明显的防御性质，并称之为“大陆政策”。大陆政策的核心是德国、奥匈、意大利三国同盟，并通过“三皇同盟”和《再保险条约》，保持同俄国的友好关系，最后达到最大限度地孤立法国的目的。在大陆之外，俾斯麦也设法与英国和平相处，支持英国和其他列强在亚、非两洲的扩张，以便把它们的注意力从欧洲引开或加剧它们之间的不和，最终使德国成为欧洲的仲裁人。这种对奥、意、俄、法、英的不同外交方针，构成俾斯麦外交的基本特点，其中阻止法、俄两国接近，避免东、西两线作战，是俾斯麦大陆政策的核心内容。尽管同俄国的关系多有反复，但维持德俄友好一直是俾斯麦始终致力贯彻的目标。俾斯麦为维持德俄关系所作的努力给彼得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只有在这位外交大师引退以后，俄国宫廷才感受到在维持俄德关系方面所形成的空白。一位德国驻俄使馆武官在俾斯麦去职后曾这样报道俄国的反应：
从柏林会议以来，俄国一直以敌视和怀疑的眼光注视着俾斯麦侯爵，这种敌视和怀疑的情绪突然被遗忘了。人们已认识到，由于他的去职，他们失去的不是俄国的敌人，而是俄国的朋友。俄国人认为，这位人物近30年来曾经是两个邻国之间友好关系最可靠的保证人，并以一定方式保证了两国之间的和平，现在，他们为失去这样一位人物而惋惜。人们深信，从最近一次土耳其战争以来，俄国人之所以能生活在和平安宁的环境里，能改善其财政状况并完善自己的军备，其实应感谢俾斯麦。因此，俄国对俾斯麦离开政治舞台并不高兴，而是感到真诚的惋惜……从今以后，俄国人在估量未来的局势时突然缺少了这样一个可靠的因素。正如俄国人所说的那样，代替俾斯麦这一可靠因素的是“捉摸不定的东西”，是“新世纪的神秘莫测的东西”，前景这样茫昧难测给俄国人带来很大的不安，自信心以及过去那种认为自己能掌握欧洲命运的信念消失了。他们相信，俾斯麦侯爵的辞职，会引发天翻地覆的变化，他们殚精竭虑地猜测会朝什么方向发展，特别是关于德国未来的外交政策。
俄国人的惋惜和担心不是多余的！俾斯麦下台不久，威廉二世和他的新宰相们便离开德国维持近30年的小心翼翼的欧洲安全政策航道，向“世界政策”的新路线全速前进。从一个大陆强国进而成为一个世界强国的渴望，以及伴随而来的殖民主义和海军扩张，标志着德国与俾斯麦时代的外交政策分道扬镳。打破俾斯麦外交坚冰的第一个举措是中止德俄《再保险条约》。《再保险条约》缔结于1887年6月18日，是德、俄之间的一项秘密协定。条约规定：遇到大规模战争时，德、俄双方保证相互保持中立，除非俄国主动进攻奥匈或德国主动进攻法国。条约最初有效期为3年。该条约限制了俾斯麦对法行动的自由，但在保证德奥联盟体系的基础上，把德俄关系稳定了3年。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它使德国有时间去寻求新的保证，以防止来自俄、法两线作战的危险。
1890年，《再保险条约》期满，新上任的德国卡普里维政府认为这个条约已不能阻止法俄联盟的形成，决定不再续订条约并积极寻求新的结盟方式以打破法、俄的接近。至此，俾斯麦长期致力维系的德俄关系开始公开走向恶化。在德国国内，毛奇及其助手军需总长瓦德西伯爵已积极筹划打一场对俄的先发制人的战争，以摆脱难以避免的两线作战局面。后来，俄国曾第二次、第三次试图在做出重要让步的情况下争取与它的西部邻国达成新的协议并续订条约，但都遭到卡普里维及其外交班子的拒绝。他们认为俄、法两国结盟从长远看是不可能的，同时深信熊与鲸鱼，即俄国与英国也绝不会达成谅解。由于英、法在北非，英、俄在中亚的激烈争夺，它们都会被迫向德国靠拢，因此德国享有选择自由的种种好处。正是在这种错误判断的支配下，德国开始超越俾斯麦的亲俄战略，把俄国这个东方军事巨人逐步推向法国一边。
德国在背弃《再保险条约》以后，通过签订《黑尔戈兰—桑给巴尔条约》在彼得堡造成了亲英反俄的深刻印象。黑尔戈兰岛是英国1815年从丹麦手中取得的旨在对付未来的大陆封锁体系的一块潜在的走私基地。由于地处易北河口并能作为正在开凿的北海—波罗的海运河西口前一道不可缺少的屏障，德国决定出让东非索马里海岸的德属部分，并把桑给巴尔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保护权交给英国，以换取对黑尔戈兰的占有。这笔交易加深了沙皇对德国亲英反俄立场的认识，结果消除了法、俄接近的最后障碍，法国开始被视为对付相互结盟的中欧大国的天然盟友，一步步地走向俄国的怀抱。
1891年7月，一支法国海军舰队驶抵喀琅施塔得要塞对俄国进行访问，这是自1812年拿破仑侵俄战争以来法国军事代表团首次造访俄国。为了欢迎法国使团的到来，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破天荒地在微风中脱帽聆听一向在俄国禁止演奏的《马赛曲》。这一前所未闻的举动给了法国舰队最高礼遇，也引起欧洲舆论界的普遍关注，它表明法、俄两国已从传统的敌对关系发展到友好合作的新阶段。1892年8月，法国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再次访问俄国。在彼得堡两国经过磋商最终达成关于缔结军事专约的协议。依照这一协议，俄国受到奥匈和德国的进攻，或者法国受到意大利或德国以及两国的联合进攻，法、俄两国将相互提供军事援助，届时俄国将提供兵力130万人，法国则出兵80万。1893年12月27日和1894年1月4日，协议先后经俄、法两国政府批准，法俄军事同盟正式形成。至此，大陆上的大的军事强国已分为相互威胁的两大军事阵营：一方是俄国和法国，另一方是德国和奥匈。由于双方结盟基础的稳固性，在欧洲大陆国家中已形成若干固定的结盟体系。这一体系结束了俾斯麦十分重视的法国孤立状态，也使德国处于受结盟的两翼国家夹攻的地位。
由于两翼威胁的加强，现在德国特别注意同英国保持良好关系。自《黑尔戈兰—桑给巴尔条约》签订以来，英德关系并未获得突破性进展。起初，德国一直希望英国能够加入三国同盟，但惯于奉行“光荣孤立”的英国迟迟不愿对德国的呼吁做出反应，因为它不愿过早地卷入大陆体系而失去自由选择的权利。1893年夏，英、法两国在印度支那的湄公河谷发生的冲突似乎为德国带来新的希望，但自1892年开始执政的自由党格莱斯顿内阁一直对德国的结盟鼓励持十分克制的态度。除了传统的影响，德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急剧膨胀，是英国在结盟关系上裹足不前的真正原因。进入90年代以来，德国由于新的科技革命和垄断组织的发展，工业生产和对外贸易额均有长足的发展，不仅增长速度超过了英国，而且其产品已在欧洲市场上排挤英国商品。80年代，英国在对德竞争关系方面已感受到强大的压力，而在90年代面对德国的发展成就，已从惊讶转变为深深的忧虑。与此同时，德国由于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空前发展开始加紧殖民扩张。争取建立一个幅员辽阔的殖民帝国并在一些经济落后的国家中夺取“势力范围”，已成为德国对外政策的一项战略任务。到90年代中期，夺取殖民地几乎已成为德国对外政策的最重要目标，英、德两国的关系开始由冷淡转向决裂。德国的强大力量，使英国政治家对德国更加怀疑和警惕，德国向英国所表示的好感和结盟要求，由于英国不信任感的增强，已失去它的价值和意义。1896年1月26日的《法兰克福报》写道：
德国的整个政治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现今许许多多集团正在为实行世界政策进行积极鼓动，以激起某种民族沙文主义情绪。在一个如此重大的问题上以如此肤浅的方式进行积极鼓动，这在过去是罕见的……德国是一个大陆强国。它在陆上的力量已使它获得无可争议的世界强国的地位……德国执行世界政策的愿望与加强德国地位是不协调的，这倒会使人们怀疑德意志帝国的和平意图，在政治舞台上造成了一种新的难以估量的局面。
从谋求与英国结盟到英、德对抗，是德国外交战略由大陆政策向世界政策演变的重要转折。如果说放弃与俄国的结盟是对俾斯麦大陆体系的重要修正，那么，同英国展开激烈的竞争则是推行世界政策的重要体现。卡普里维因估计到法、俄两线作战的强大压力，曾竭力避免同英国发生政治冲突。但在他下台以后，不顾两翼威胁，致力于殖民扩张并与英国展开竞争的政策开始占据上风。人们普遍认为，1897年7月标洛出任外交国务秘书，海军上将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1849—1930）出任海军大臣，总参谋长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1832—1904）以及外交部官员霍尔斯坦因的相继重用，是德国推行世界政策的显著标志。从这个时期起，德国统治集团的野心已冲破俾斯麦设下的各种限制，狂热地要求实行一项能体现德国实力的毫无保留的世界政策。
标洛，这位健谈、机智的外交家，自1897年主持外交部工作，1900年升任宰相，在连续12年里（到1909年）都是世界政策的象征。他的演说技巧、应变才能以及潇洒的风度，曾引起国际外交界的一片赞誉，连俄国老牌外交家哥尔查科夫也称颂他是一位卓越的策略家。然而事实上，标洛是一位能力薄弱、思想肤浅的政客。他不善于考虑比较远大的目标和对外政策的前景。过分聪明的头脑，使他往往只在表面现象上做文章，而缺乏对国际形势和外交决策深入细致的分析和全面谋划。有人说他可以一连几个小时面对镜子练习将在国会发表的演说，不仅能反复推敲需要讲的词句，而且十分注意琢磨语调和面部表情，但在重大的外交决策方面，往往漫不经心，轻下判断，缺乏深沉的思索和耐心。他的这些个性素质得到同他一样肤浅的威廉二世的赏识，也成为后者外交决策和外交风格的一面镜子。
标洛主持外交部以后，德国外交战略的目标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是争夺殖民地，第二是大力扩充海军。德国的殖民扩张始于俾斯麦执政的后期。1884年4月24日，俾斯麦宣布由不来梅商人吕德里茨开拓的西南非洲地区受德国保护，通常被视为德国殖民政策的“诞生日”。同年7月，经纳赫蒂加尔宣布，喀麦隆海岸地区为德国占有；第二年，东非和桑给巴尔以及南太平洋上的若干岛屿也沦为帝国的保护地。这样，在俾斯麦执政时期德国就开始建立其殖民帝国了。但是，俾斯麦坚持他的殖民政策的商业性质，表示只有在商人们已经开始经营的基础上才开拓殖民地。他反对建立拥有卫戍和殖民官员的殖民行政机构，主张学习和效法早先东印度公司的榜样，由商业界负责开拓事宜。俾斯麦对殖民地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他认为：“殖民地绝不会增强一个国家的实力，只会使国家的力量单单从一个方面伸向外部世界，这可能暂时给国家的实力增添光辉，但不可能保持久远。”所以在俾斯麦时期德国的殖民扩张尚处于“史前”时代，在整个对外政策中并不占重要地位。
然而，自威廉二世即位以来，特别是标洛进入外交部以后，受经济实力迅速膨胀的驱动，争夺殖民地开始演变为一项基本国策。1900年2月11日《泛德意志报》一篇题为《20世纪的德国》的文章愤懑地指出：“德国因本身殖民地拥有不充分而不得不从南美和亚洲土耳其取得补充，从而处于一种非常被动的地位。”帝国军事将领伯恩哈迪在他的小册子《我们的未来》中大声疾呼：“如果我们来观察一下英国、法国，甚至小小的比利时所拥有的殖民地面积，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在地球的分配中，我们自己早犯了严重的错误，吃了大亏。”民族主义历史学家阿达尔伯特·瓦尔写道：“德国需要殖民地就像需要每天吃的面包一样。”这主要倒不是出于经济理由，而是“为了给充满进取精神和活力的德国人民提供一个活动场所，帮助创造一种新的、不那么平庸的德国人”。要求实行殖民主义的动机各不相同，但都在为一个殖民帝国进行鼓动。标洛这位身负外交重任的圆滑政客自然不能置身舆论之外，他于1897年12月6日在帝国议会的雄辩演说中，为德国的殖民政策作了全面辩护，这成为大力推行殖民扩张的宣言。标洛指出：“各民族在争夺统治大有发展前途的地区的竞争中，从一开始就不应当把德国排斥在外。德国过去曾有那样的时期，把土地让给一个邻国，把海洋让给另一个邻国，而自己只剩下纯粹在理论上主宰着的天空，可是这种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也要为自己要求在阳光下的地盘。”
非洲是德国殖民扩张的起点，但是当它全面推行世界政策时，非洲大陆已接近被瓜分完毕。为了把自己的非洲领地连成一片，进而参与对非洲的再瓜分，德国制订了一个从大西洋（西南非洲）到印度洋（东非）的斜断中南非洲的计划。这个计划囊括德属西南非洲、葡属安哥拉、比属刚果的一部分、德属东非和葡属莫桑比克。这个计划一旦得手，不仅能为德国提供丰富的矿业资源、农业资源和新的投资场所，还将拦腰截断英国纵贯非洲的开罗—开普敦殖民体系，并以此为基地南北延伸，进一步蚕食非洲大陆。为了排除竞争对手，德国还不断地通过对南非布尔人的支持来打击英国殖民势力，并积极向南非渗透资本，甚至准备宣布德兰士瓦为德国的保护国，不惜与英开战，展开同英国的激烈争夺。
中近东是欧、亚、非三洲的交通枢纽和战略要地，也是德国殖民扩张的重要目标。在“向东方推进”的口号下，德国急欲插足中近东，控制奥斯曼帝国，把小亚细亚变为德国的工业品市场、投资场所和粮食产地，并排除英、俄、法等国在这一地区的传统势力。为了控制土耳其，德国采取最有可能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就是修建具有战略意义的巴格达铁路。铁路，是德国向安纳托利亚进行渗透的最强有力的工具。自1893年在德意志银行的支持下，一条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到安卡拉的铁路正式通车以来，德国人已正式进入中东政治舞台。其后，从德国向土耳其输出的产品总值增加了350%，而从土耳其输出至德国的产品总值飞跃至700%以上。到处是德国的推销员；德意志东方航运公司在汉堡、不来梅和伊斯坦布尔之间建立了直接航线；东方研究也在德国变成一门流行的学科。但是，最诱人的计划是修建一条从博斯普鲁斯海峡通往波斯湾的铁路。这条铁路从伊斯坦布尔穿过小亚细亚、美索不达米亚直达波斯湾海岸。这条铁路将与已经通车的汉堡经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索菲亚到伊斯坦布尔的铁路连成一线，成为德国“向东方推进”最强有力的工具。它将拦腰切断英国从陆上通往印度的道路，把整个中近东地区都囊括进德国的势力范围，从而严重威胁英国在北非、西亚和印度的殖民利益，也将妨碍英国对波斯湾地区丰富的石油资源的独占。这条铁路被德国殖民者恰当地称作“架在英属印度上面的一把利剑”，它不仅刺中英国的要害部位，而且严重损害了俄国在黑海两海峡和小亚细亚的利益，对土耳其最大的债权国法国的利益也构成严重威胁。因此，英、俄、法三国都竭力阻挠德国这一计划的实现，并通过对土耳其施加压力和加强对波斯湾的控制与德国对抗。为了争取对这条铁路的租借权，1898年10月，威廉二世在标洛的陪同下，以朝觐“圣地”为名，亲访土耳其，在拜谒萨拉丁陵墓之后的讲演中，以自己是“3亿穆斯林生死不渝的朋友”的承诺，换取了土耳其素丹的好感，为德意志银行在优惠条件下取得了渴望得到的铁路租让权。1903年，当德国最终获得巴格达铁路修建权的时候，惊慌的英国已在酝酿与法、俄两国的合作，以阻止德国的东进愿望。从这个意义上讲，巴格达铁路是形成英、德对抗并最终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要成因。
远东，也是西方列强激烈争夺的前沿阵地，德国急切地要求在这里占有一席之地。为了在远东水域获得海军基地，继而在中国扩张殖民势力，德国远东舰队前任司令蒂尔皮茨海军上将（现任海军大臣）选中了山东半岛南岸的胶州湾。1897年11月，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曹州巨野县被杀，德国以此为借口以武力强占中国胶州湾，接着在1898年3月，胁迫中国签订《中德胶澳租借条约》，取得包括青岛在内的、周围半径约50公里的胶州湾领土的租让权，并攫取了修筑胶济铁路和在山东开采矿山的权利，将山东纳入德国的势力范围。德国侵占胶州湾以后，列强纷纷效仿，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旅顺、大连、九龙、威海、广州湾、福建相继被划为俄、英、法、日等国的势力范围。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灾难在中国触发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反帝爱国运动。领导这一运动的是秘密团体“义和团”。1900年6月，义和团进入北京，包围各国使馆并杀死德国公使冯·克林德。西方列强决定联合出兵镇压，组成英、法、德、日、俄、美、意、奥八国联军，以德国将领瓦德西伯爵为统帅，发动了空前规模的侵华战争。在联军的野蛮镇压下，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陷于失败。1901年9月7日，随着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的签订，中国的半殖民地危机进一步加深。德国在瓜分中国、镇压中国革命的活动中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同时，它与其他列强的矛盾也变得更加尖锐了。
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特别是在辽阔的太平洋水域，德国长期以来渴望得到一块海军基地。自1889年以来一直由英、美、德三国共同管辖的萨摩亚群岛，首先成为德国试图完全独占的一个目标。1898年7月，德国利用美西战争之机，向美国提出结束共管、移交德国单独占领的要求。在遭拒绝后，它又利用次年英布战争爆发的机会向英国敲诈。德国既在群岛制造内讧，以损害共管的声誉，又在外交上不断对英国进行恫吓。结果，英国被迫让步，最后将群岛中的两个岛屿划归德国，结束了这场纠纷。德国得到了英国的施舍，却加深了英、德之间的对抗。正如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惯常对来访的德国客人所说的：“您为您的友谊要价太高了。”
德国世界政策的另一重要目标是大力扩充海军。海洋是建立世界性扩张体制的保证，英国正是借助其海上霸主地位成为世界性殖民帝国的。德国要想争得世界霸权，必然要打破英国的海洋垄断地位，并且只有扩充相当的海军力量，才能迫使英国在殖民地方面做出让步。威廉二世宣称，“德国的殖民目的，只有在德国已经成为海上霸主的时候方能达到”，“帝国的力量意味着海上力量”。惯于领会威廉二世意图的标洛也在国会演说中为大力发展海军进行鼓动，他说：“与我国历史上任何时候相比，海洋都已成为国家生活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它已成为一条生死攸关的神经，如果我们不想让一个蒸蒸日上、充满青春活力的民族变成一个老气横秋的衰朽民族，我们就不能允许这条神经被切断。”德国必须成为一个海上强国！这代表了从威廉二世到各种民族沙文主义宣传机构的共同意愿。正是在一片民族沙文主义的鼓噪声中，德国的海军军备建设步步升级，成为对外扩张争霸的重要工具。
1897年6月17日，冯·蒂尔皮茨（1849—1930）出任海军大臣是德国大力扩充海军的重要信号。蒂尔皮茨原为德国远东舰队司令，上台伊始，不仅制订了庞大的海军扩充计划和技术方案，而且通过创办商业参谋部、海军协会，出版《航海年鉴》，在全德迅速掀起一股建设强大海军的狂热浪潮。在新闻界、知识界、工商界，他有系统地运用一切宣传技巧，甚至引用汉撒同盟古老的航海传统来唤起人们对海洋的浪漫情怀。威廉二世终于发现，他已恰当地任用了一位足以把位居世界第七的德国“婴儿舰队”提升为可向不列颠海军挑战的合适人选。
1898年3月17日，德国帝国议会以压倒性多数票通过蒂尔皮茨提交的第一个海军扩建法案。该法案规定了7年海军预算，计划到1904年德国海军舰队应配有主力舰19艘、海防装甲舰8艘、巡洋舰42艘，拟耗资4.8亿马克。1900年6月12日，鉴于两年前的法案已不能适应海军发展的要求，国会又通过第二个海军法案。新法案几乎把海军舰只装备数目扩大了一倍，规定到1915年，德国海军将拥有34艘战列舰、11艘重型巡洋舰、34艘轻型巡洋舰和100艘驱逐舰，加上其他预备役军舰，总耗资18.6亿马克。英国为保持海上优势，加紧舰队升级。1906年，英国第一艘体积和航速都超越旧式军舰的巨型“无畏舰”下水。英国海军部估计，无论技术水平还是基尔运河的深度，都制约着德国建造此类军舰，德国海军将无法超越英国海军。但是英国估计错了：德国很快着手建造无畏舰，并挖深了基尔运河。1906年，德国国会通过第三个海军法案，无畏舰开始在德国港口下水，并且今后一切新式战列舰都必须是无畏舰级的军舰。到1908年德、英无畏舰的比例已达3：4。此时，蒂尔皮茨又向国会提出第四个海军法案，计划从1908年至1911年每年建造4艘无畏舰。英国决心保持“双强标准”（即英国海军吨位不少于两个大国海军吨位的总和），德国每建造一艘无畏舰，英国就建造两艘。双方的海军军备竞赛已进入白热化阶段。
德国海军力量的迅速增长和咄咄逼人的扩张态势，不禁令列强特别是英帝国倍感威胁。为了摆脱困境，应付挑战，英国被迫放弃传统的“光荣孤立”政策，着手调整对外关系。1902年1月，英国与日本签订同盟条约，正式迈出与大国结盟的第一步。此后，英国又争取与法国接近，以图联法抗德。英王爱德华七世（1901—1910）是18世纪以来英国国王中唯一有远见的政治家。他对欧洲局势的发展以及德国的强大对英国的威胁早有认识，而法国当局渴望收复阿尔萨斯—洛林的要求也推动英、法走向和解。于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谈判，英、法在殖民地问题上最终达成谅解，并于1904年4月签订了《英法协约》。《英法协约》标志着英国正式与法俄集团勾结起来，成为准备对德战争的重大步骤。
《英法协约》签订后，英俄关系也开始走向缓和。英俄关系原比英法关系更为紧张，因为两国在中东、中亚和远东都是竞争对手，但是，由于俄国在日俄战争中的失败，彼此在远东的矛盾已经减弱；此外，德国加紧在中近东的扩张也使两国感受到合作的必要。1907年8月，英、俄签订协定，调整了它们在波斯和阿富汗的势力范围，最终由对抗走向合作。《英俄协定》的签订标志着英、法、俄“三国协约”的最终形成。三国协约的出现，及其与德、奥、意“三国同盟”的对峙，意味着欧洲已裂变为尖锐对立的两大军事集团。然而，两大军事集团的出现对各国外交的意义是不同的。英、法两国由于参与三国协约最终摆脱了德国威胁下的孤立；在东亚扩张受挫的俄国通过限制自己在中亚的行动，开始借助协约的力量重新追求其在东南欧的目标；意大利虽加入同盟国集团，却因谋求地中海的利益，日益向协约国靠拢；德意志帝国除了与日渐衰落的奥匈结伴之外，在事实上已陷于完全的孤立。它所谋求的世界政策，由于一连串的外交失误和对自身力量的过高估计，已经走向失败。日益迫近的世界大战从一开始就隐含着德国悲剧性失败的结局。但是，正如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倍倍尔所指出的：“整个国家仍然陶醉在军事荣耀之中，在一场大灾难使我们清醒之前，人们对这种情况毫无办法。”
五、走向世界大战
英、法、俄三国关系由疏远、对抗演变为和好、协作，是对德意志帝国的严峻挑战。因为自1904年以后，由于法俄同盟和《英法协约》的存在，德国东、西两面受敌的形势已经形成。此外，由于英国加入法俄集团，德国对手的力量大大增强，国际体系的天平已向协约国一方倾斜。为了摆脱孤立，德国积极改善同俄国的关系，重续德俄友好，从而拆散法俄联盟或是通过俄国拉拢法国，组成一个反英的大陆同盟。此外，它还决定在英法协定所涉及的敏感地区，即摩洛哥，给法国以打击，迫使法国让步，削弱英法合作的前景。
联俄的尝试因俄国对法国资本的依赖无果而终，于是，德国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到摩洛哥问题上。围绕摩洛哥问题所发生的国际危机和局部冲突，加剧了两大军事集团的矛盾，成为走向全面战争的序幕。
摩洛哥地处非洲西北端，北临地中海，西濒大西洋，交通便利、商业发达、矿藏丰富，加上它的重要港口丹吉尔扼守着进入地中海的门户直布罗陀海峡，它早已成为西方列强激烈争夺的对象。法、德、英、意、西等国都想扩大在摩洛哥的势力，彼此争斗、排挤，相持不下。由于摩洛哥人民长期的反抗斗争，直到20世纪初，这块战略要地仍保持着独立地位。法国长期以来把北非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在占领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之后，加紧对摩洛哥渗透扩张，成为在摩洛哥影响最大的势力。1900年，法国与意大利签订协约，允许意大利在利比亚自由行动，换取了其对自己在摩洛哥扩张的默认。1904年4月，《英法协约》签订，法国以放弃在埃及的权利换取了英国对法国在摩洛哥权益的承认。当年10月，法国又与西班牙缔约，划分了两国在摩洛哥的势力范围。自此，法国已初步实现了对摩洛哥大部分领土的控制。1905年1月，法国提出了一个对摩洛哥全面改革的计划，企图完全控制摩洛哥的内政和经济，通过“和平渗透”使之成为自己的殖民地。德国原来对法国在摩洛哥和北非的扩张持容忍态度，目的是让它的西部邻国转移对欧洲的注意力，放弃收复阿尔萨斯—洛林的念头。但是《英法协约》的签订以及法国在地中海势力的不断扩展，已危及德国的称霸计划。为了试探《英法协约》的牢靠性并遏制法国的扩张，德国决定插手摩洛哥事务，给法国施加压力，以削弱英法关系。
1905年3月31日，威廉二世在首相标洛的陪同下，示威性地访问了丹吉尔港。在前来欢迎的摩洛哥国王代表和各国公使面前，威廉二世发表了针对法国的挑衅性演说。如同数年前在中东“朝圣”一样，他在丹吉尔以摩洛哥人民的保护人自居，在维护摩洛哥主权的招牌下，要求各国在摩洛哥的地位完全平等，实际是否认法国的特殊权益。他警告摩洛哥素丹必须慎重地对待法国的改革建议，事后又通过德国驻摩洛哥公使，要求素丹拒绝法国的改革计划。
对于德国在摩洛哥问题上的挑衅，法国在开始时一直持坚决对抗的态度，以致德法关系一时十分紧张，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德国外交部声称：“如果法国军队越过摩洛哥边界，德军就立刻越过法国边界。”在德国的战争威胁下，法国内阁考虑到《英法协约》尚不稳固，俄军尚在远东与日本作战，无法在东线全力支持，法军本身也未做好战争准备，故而决定缓和与德国的关系。经过磋商，法国表示接受德国的建议，召开国际会议来讨论摩洛哥问题。
1906年1月16日，有13个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在西班牙的阿尔黑西拉斯举行。会议在形式上对德国作了让步，承认摩洛哥独立，并建立一个由西班牙银行监督、西方各大国提供贷款的国家银行，对摩洛哥财政实行国际管理，各国在摩洛哥有平等经济权利。但是在摩洛哥的警察管理权方面，会议出现尖锐分歧。法国要控制这一特权，但遭到德国的反对。英、俄两国积极支持法国，美国也站在法国一边。意大利、西班牙因与法国订有协议，也与法国立场一致。奥匈帝国因在摩洛哥没有特殊利益，虽支持德国，但态度并不积极。所以，除了奥匈无精打采的支持外，德国在会上实际处于孤立地位。最后德国被迫让步，以法国和西班牙分别掌管摩洛哥的警察权而告终。
阿尔黑西拉斯会议没有使德国达到打击法国、削弱《英法协约》的目的，反而因自己外交上的孤立所做出的让步，加强了法国在摩洛哥的地位。此外，英法关系、法俄关系也获得进一步加强。摩洛哥问题的国际解决消除了一次战争危机，但没有削弱列强之间的矛盾，暂时的“缓和”潜伏着新的、更大的战争危机。
摩洛哥危机平息不久，1908年，在巴尔干半岛又发生了波斯尼亚危机。巴尔干半岛是欧洲的“下腹部”（丘吉尔），也是进入东方世界的门户和桥头堡。在历史上，这里曾是多重文化的交汇之地，希腊文化、拉丁文化、拜占庭文化、斯拉夫文化和穆斯林文化，在这里冲突、交汇，形成这里奇特多姿、充满活力的文化景观。近代以来，随着奥斯曼帝国的兴起，这里又成为西方基督教文明与穆斯林文明冲突交汇的边缘地区。奥斯曼帝国的衰落，推动了西方列强和正在崛起的俄罗斯加紧填补这一政治真空。掩盖在大日耳曼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旗号下的渗透、扩张，其实是俄、奥、德三国在这一地区激烈争夺的反映。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原为奥斯曼土耳其在巴尔干的属地。1875年夏，先后在黑、波两地爆发的民族起义动摇了土耳其的封建统治，也引发了持续3年的近东外交危机。俄、奥两国在巴尔干的争夺冲突成为危机的焦点。为了抑制俄国的扩张气焰，在1878年6月召开的柏林会议上，因俾斯麦的周旋，波、黑两地暂时由奥匈代管。土耳其遭到一次有限的瓜分。俄国因没有完全实现扩张目标，迁怒于德国，从此与德、奥的关系不断恶化。1908年7月，土耳其发生青年土耳其党人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素丹哈米德二世的独裁统治，宣布恢复宪法，实行君主立宪。奥匈帝国认为这是正式吞并波、黑两省的绝好机会，俄国也想趁机分割土耳其领土并控制黑海海峡。9月16日，奥、俄经过密商达成协议：俄国同意奥匈兼并波、黑，奥匈则同意黑海海峡对俄国军舰开放。10月，奥匈正式宣布吞并波、黑，但俄国争取自由通过海峡的权利因英、法的反对未获成功。于是，奥匈的兼并行为开始遭到俄国的反对。由于波、黑两地居民大部分为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他们长期坚持反对土耳其的统治和奥匈的控制，渴望与塞尔维亚国家联合，组成统一的民族国家，塞尔维亚也一直把这两个地区视为未来建立统一的南斯拉夫国家的组成部分，因此，当奥匈正式宣布吞并波、黑两省时，塞尔维亚也向奥方提出强烈抗议。俄国出于反奥的目的，打着“支持南部斯拉夫兄弟”的旗号，竭力煽动对奥战争。奥匈力图用武力压服塞尔维亚，并得到德国的支持。这样，巴尔干的地区冲突一下子变得具有两大集团对抗的性质。1909年2月，在德国的影响下，土耳其政府与奥匈签订协定，以获得奥方250万英镑为补偿，放弃了对波、黑两省的主权。俄国面对奥匈吞并波、黑的既定事实和德国的战争威胁，在未能得到英、法两国有力支持的前提下，被迫劝说塞尔维亚放弃一切反奥宣传和战争准备，波斯尼亚危机遂告平息。但是，自此以后德、奥与俄国的矛盾更加尖锐了。
波斯尼亚危机刚过两年，德、法在摩洛哥的冲突又趋尖锐，因而出现了第二次摩洛哥危机。1911年4月，摩洛哥首都非斯爆发人民起义，法国以保护侨民为借口于5月出兵占领非斯，并很快控制摩洛哥全境。7月1日，德国因不甘心法国独占摩洛哥，派炮舰“豹”号开抵阿加迪尔海面，对法国进行军事威胁。这一事件被称为“豹的跳跃”，使德法关系顿时紧张起来。两国舆论相互指责，战争迫在眉睫。危急关头，英国出面干预，反对德国军舰在摩洛哥西海岸立足，支持法国对德采取强硬态度。英国不能容忍德国在直布罗陀附近建立一个海军基地，以威胁其南下好望角航道的安全，声称：在摩洛哥问题上，如无英国参与，其结果英国绝不承认。7月21日，英国财政大臣劳合·乔治在当晚举行的伦敦市长宴会上进一步表明了英国的态度，他指出：“我准备为维护和平做出重大牺牲。……但是，如果强迫我们处于这样的境地——即只有以放弃英国经过几个世纪用英勇精神和胜利业绩争得的重要的优越地位作为代价才能维护和平的话，如果在涉及英国切身利益问题上无视英国的存在，仿佛它在世界人民的大家庭中已不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我要强调指出，以这样的代价换来的和平将是一种屈辱，对于像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来说是不能容忍的。”
在英国的强硬态度面前，德国再次感受到了《英法协约》的力量，它不得不降低自己的要求，与法国磋商妥协条件。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德国以法国割让部分法属刚果领土为条件，承认了法在摩洛哥的特权。随后，德国军舰悄然撤离阿加迪尔港，但留下了对英国干预难以抹去的嫉恨，英德矛盾已无可挽回地恶化了。
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对德国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民族沙文主义者指责政府懦弱犹豫，致受屈辱，同时仇英情绪迅速高涨。德国军界大声疾呼扩充军备，誓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决一死战。在这样的背景下，不仅海军军备步步升级，大力扩充陆军的计划也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早在1893年，德国国会就通过扩军法案，把陆军平时编制扩充至58.9万人，6年后又增至61.9万人。1896年，德军首先采用新式77毫米速射重炮装备陆军，实战能力大为增强。从1905年起，在总参谋长施里芬伯爵（1833—1913）主持下，德国开始制订在东、西两线同时对法、俄作战的计划，称“施里芬计划”。依照这一计划，德军将集中优势兵力于西线，绕道比利时、卢森堡和荷兰，从侧翼包抄法国，以闪击战、歼灭战的战略，迅速击败法国，然后掉头东进，迎击俄军，迫其缔结和约。施里芬计划是对原总参谋长毛奇出奇制胜战略原则的继承和发挥，它不仅强调在战略上先发制人，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而且主张尽可能进攻敌军的侧翼和后方，迫其在两面作战。施里芬计划形成后，成为德国一战前基本的作战方针，以后的新计划只是补充它，而不是取代它。由于施里芬计划把决战的重点放在西线，为集中优势兵力，它要求“陆军尽可能强大”，因而从1911年摩洛哥危机以后，德国一方面疯狂扩充海军，另一方面又加速扩充陆军。1912年，德国再次拟定扩编陆军13.6万人和加强重炮部队的计划。到1913年，德国拥有先进技术装备的现役军人已达76万人。1914年大战爆发前夕，德国常备军人数已增加到89.1万人，此外还增设了一支拥有50只飞艇、6个兵站的飞艇部队。
对于某些观察家来说，德国陆军扩展的规模和作战能力给人留下的印象并不怎么深刻。因为德国不仅与法国军队的规模不相上下，而且要与拥有130万前线部队和号称500万后备军的俄国武装力量相比，不免在数量上有些相形见绌。然而，德国的军事力量是潜在的。首先，从1890年至1914年，德国人口从4900万增至6700万，净增1800万；而同期法国人口仅增加100万多一点。依靠从普鲁士时期就形成的后备役军事制度，德国总参谋部不仅能组建一百多个师，而且拥有可征召1000万适龄青年入伍的潜在兵力，相比之下，法国只有500万。除了高效的并以最先进战术思想武装的总参谋部外，德军拥有数十万训练有素、接受过高水平教育的优秀军官。在德国军队的构成中，军官所占比例庞大，这是在战时能够迅速扩充军队的关键因素。此外，由于德国的学校体制，德军士兵的文化素质位居欧洲各国军队之首。有资料反映，俄国的兵员中每千人约有1/3是文盲（约330名），奥匈帝国是220名，法国是68名，而德国只有1名是文盲。高水平的文化素质保证德军能够迅速地接受最先进的技术装备，并通过发达的国内交通、快速的动员体制，在战斗前沿集结优势兵力，给对手以沉重打击。当然德国的军事优势更主要地来源于它的经济实力。1914年德国的钢产量已达1760万吨，这个数量已超过英、法、俄三国产量的总和；在电力、光学和化学等新兴工业领域，德国引人瞩目的发展成就更使它的对手相形见绌。大战前，德国在世界制造业中所占的份额已达14.8%，高于英国的13.6%，而法国为6.1%。因此，当1911年和1912年的国际紧张局势促使柏林决定大规模扩充陆军时，德军军事装备上的投资幅度是十分惊人的。从1910年到1914年，德国陆军的预算从2.04亿美元猛增至4.42亿美元，而法国仅从1.88亿美元升至1.97亿美元。法国虽维持了与德国近似的军队数量，但它几乎征召了89%的适龄青年，而德国只需招募53%的适龄青年就达到了这种军事集结。同样是后备役军人，德国由于良好的教育和训练，可把他们部署在前线行动，而法国和俄国只能把他们留在后方使用。所以德国的军事优势表现在素质、技术等一类不能完全用数量来表达的因素上。
从1905年到1914年，德国的经济发展和军事实力已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峰。德国能否保持这种相对优势，取决于德国自身的发展和邻国力量的消长。早在1909年，俄国首相斯托雷平就断言：“如果给这个国家20年的国内外和平时间，你们就会认不出俄国了。”但是，两大军事集团的存在，俄国所承担的结盟义务，以及它与德、奥两国的尖锐矛盾，决定了俄国不可能得到斯托雷平所期望的20年和平时间。如同克里米亚战争、日俄战争一样，它将不得不再度通过战争考验来确定在欧洲强权政治中所拥有的某种地位。俄国如此，英、法也是如此，德奥集团更是如此。随着英、法两国对德国疑惧的不断加深，随着标洛宰相与威廉二世不断地宣称“德国世纪”正在到来，以及德、奥在巴尔干持续扩张所引起圣彼得堡的恐慌，欧洲各大国正在一步步地走向世界战争的深渊。1911年至1913年，发生在地中海东部的三场战争最终把列强之间的矛盾推向沸点。它们是1911年至1912年的意土战争、1912年的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和1913年的第二次巴尔干战争。
的黎波里（利比亚）位于地中海南岸，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为了吞并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这两块奥斯曼帝国属地，意大利发动了对土耳其的战争。战争持续到1912年，土耳其被迫把两地割让给意大利。意土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意大利与德奥集团的联系，并使奥斯曼帝国陷入困境。受此鼓舞的巴尔干各民族，包括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希腊等国乘机联合起来发动了对土耳其新的战争，是为第一次巴尔干战争。1913年5月，巴尔干同盟各国最终战胜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几乎被赶出欧洲。但是，紧接着在胜利了的巴尔干各国之间又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于是以保加利亚为一方，以塞尔维亚、希腊和罗马尼亚为另一方的同盟之间又发生了新的战争。土耳其为收复部分失地也参加到反保一方作战。势单力孤的保加利亚在1913年7月战败，被迫先后与塞、希等国和土耳其签订和约，出让大部分领土。巴尔干国家新的力量组合为欧洲各大国控制巴尔干事务提供了可乘之机。从此，塞尔维亚、希腊和罗马尼亚得到俄国的支持，加强了同协约国的联系，保加利亚则转向德奥集团一边；土耳其由于亲德政府上台加紧向德国靠拢，于是，巴尔干地区性的矛盾冲突便带上了两大军事集团尖锐对抗的性质。巴尔干成为列强矛盾的聚合点，也成为最敏感、最易爆发战争的地区。1914年6月28日，发生在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的谋刺奥国皇太子事件，成为引发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经过两次巴尔干战争，奥斯曼帝国在东南欧的统治基本瓦解，这一形势大大鼓舞和推动了仍在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各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的斗争。其中，1908年为奥匈所兼并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两地的斯拉夫人，要求摆脱异族统治，与塞尔维亚合并，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的愿望日益强烈。塞尔维亚，由于在两次战争中的胜利，也成为南部斯拉夫人所瞩目的反抗异族压迫、争取民族统一的强固核心。这一形势引起多瑙河哈布斯堡帝国的极度不安，为了摧毁甚至兼并塞尔维亚，奥匈统治集团积极策划对塞战争。皇储弗兰茨·斐迪南大公以及军队总参谋长康拉康·冯·赫岑多夫男爵是这一战争的主要策划人。他们决定在毗邻塞尔维亚的波斯尼亚边境举行一次军事演习，以塞人为假设敌人，蓄意挑衅，以打击斯拉夫人的反奥情绪。
1914年6月28日，天气晴和、阳光灿烂，斐迪南偕同夫人出巡波斯尼亚。在观看三天的军事演习并检阅军队之后，奥国皇储希望在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度过一个轻松、愉快的周日，因为这一天正是皇储夫妇结婚14周年纪念日。为了保持访问的平和气氛，应大公的请求，演习部队一律不准进入市区，因而当皇室车队缓慢地驶过拥挤的大街时，只有稀疏的宪兵分布在路旁担任警戒任务。这个原本为了掩饰皇储出巡目的的天真想法并没有改变当地人把大公视为奥地利民族压迫象征的看法。在有礼貌的欢呼声掩护下，松弛的警戒为一场早已策划好的暗杀行动提供了条件。当天下午，当例行的欢迎仪式结束，大公夫妇驱车驶至距市政厅不远的一个街道转弯处时，遭到塞尔维亚一爱国青年的袭击，当场身亡。
皇储的遇刺震动了世界，表示同情的电讯来自欧美各地。伍德罗·威尔逊发来慰唁，代表美国政府和人民表示深切同情。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宣告他的宫廷将致哀7日。为了不被人超过，沙皇尼古拉二世宣布致哀12天。但在事发当天的萨拉热窝，气氛却出奇地平静，只是在第二天，一帮流浪的克罗特人和穆斯林通过劫掠和破坏塞尔维亚人地区，对谋杀进行了报复，除五十多人受伤外，由波蒂奥雷克将军调集的部队进入市区，很快恢复了秩序。看来，这一切都意味着一个突发的地方性事件的结束。甚至在事发后一个星期，奥地利外交部仍保持沉默。当遇刺的皇储夫妇被埋葬两天后，年迈的奥皇弗兰茨·约瑟夫没有参加葬礼就回到他的夏季别墅去了。皇帝的侍从官帕尔伯爵解释道：“这不过是又一次悲惨事件而已，它在皇帝的一生中是经常发生的。我不认为他会以任何别的见地来考虑这个事件。”
然而，帕尔伯爵显然没有意识到的是，这件谋杀案与历史上的宫廷悲剧在性质和背景上是多么不同！而且在维也纳，事情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因为对大公之死十分高兴的大有人在。外交大臣莱奥波尔德·冯·贝尔希多尔德伯爵以及总参谋长赫岑多夫将军，数年前就怂恿皇帝对塞尔维亚开战，现在他们终于有了一个很好的借口和机会。
“现在是解决塞尔维亚问题的时候了！”贝尔希多尔德在7月4日鼓励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向威廉二世写了一封私人信件并发出政府备忘录，探询德国意见。威廉二世在事发当天的较晚时候已获悉事件的真相，当时他正在参加基尔运河竣工19周年纪念活动。作为朋友和猎伴，威廉二世对斐迪南的遇刺十分震惊，同时隐约意识到了这件事在列强关系方面可能产生的爆炸性影响。几天后，当奥皇的信件送达柏林时，威廉二世已从最初的震惊中恢复过来。他建议维也纳抓住这次机会，通过一场小规模的战争来表明自己的大国地位。考虑到奥塞冲突可能局限于局部地区，为了打消盟友的顾虑，威廉二世向来使作了一旦战争升级，德国将作为可靠的盟友站在奥匈一边的承诺。当弗兰茨·约瑟夫收到德皇的“担保支票”时，他以往谨慎的和平感觉顿时化为乌有，他喃喃自语：“现在我们不能再回头了，将要有一场可怕的战争。”
7月23日，奥匈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如同维也纳惯常的作风，他们的行动过于迟缓，可望获得国际舆论支持的机会，由于全欧洲对斐迪南大公被刺的愤恨情绪的逐渐消失而大大减弱。最后通牒的要求是十分强硬的，除了惩办凶手、禁止一切反奥宣传、取缔一切反奥组织，还包括由奥方政府提供名单从军队和政府中肃清一切反奥官员，由奥方参与调查、追捕和审判凶手。后一方面的内容是一个主权国家所难以接受的。通牒限4时答复。塞尔维亚在与俄国磋商后，在7月25日，即指定的时间以内，将措词十分克制而又非常委婉的复照呈递奥匈驻塞使馆。复照接受了通牒中提出的9项要求，仅对奥方派代表参与在塞方领土范围内调查暗杀大公事件的要求持有异议，他们认为这“将破坏宪法和刑事诉讼程序法”。奥匈原本不希望与塞尔维亚和解，便借口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当即宣布断绝奥、塞之间的外交关系。7月28日中午，奥匈正式对塞尔维亚宣战。28日午夜，奥军的炮火响彻贝尔格莱德上空。这不是局部战争的信号，而是世界大战的开端。俄国原想以牺牲塞尔维亚的利益暂时避免与德、奥开战，但奥匈对塞宣战迫使俄国不再后退。7月30日，俄国宣布总动员。31日，德国要求俄国取消总动员。俄国既未答复，也没有停止动员。8月1日，德国下令总动员，并于当晚7时向俄国宣战。在7月31日向俄国发出强硬照会的同时，德国也向法国送交一份照会，要求知道法国在德、俄开战后的态度，但法国只作了“保持行动自由”的含糊答复，并在8月1日也宣布总动员。为了争取速度，摆脱不可避免的两线作战，8月3日德国对法宣战。8月2日为实施对法作战计划，德国对比利时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借道进攻法国。遭拒绝后，8月4日德军开始强攻比利时。当天，英国以德国破坏比利时中立为由，对德宣战。这样，自“萨拉热窝事件”发生以来，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欧洲各大国相继卷入这场旷古未有的世界大战。犹如一组多米诺骨牌，一牌掀倒，牌牌相逐，全部应声倒下。从柏林、巴黎、维也纳、圣彼得堡到伦敦，人们沉浸在战争的呼啸声中，超越一代人之久的俾斯麦式和平终结了。谁是这场战争的失败者？或许是这古老的帝国结构和贵族制度，以及延续约4个世纪的欧洲文明的中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