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战的爆发，标志着德国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由于战时超常的社会动员和国家对工业生产及人民生活的强制干预和控制，这个时期的帝国已完全被纳入战时轨道。对外持续作战，对内加速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军事化，成为战时德国的显著特点。此外，帝国的上层权力结构，也因战时军队对政权影响的加深而发生显著变化。皇帝的权威虽依然存在，但军事统帅愈来愈成为左右内外政策的决定性力量，以至于到战争后期，总参谋部已获得指派或解除首相职位的权力，德国已俨然进入军事专政时期。由于战争旷日持久，破坏巨大，资源消耗殆尽的帝国最终因战败和一场革命风潮的冲击而走向崩溃。帝国时代曾经繁荣发展的上升态势和相应的生活节奏由此被打断。战后和约使德国的工业和军事力量受到遏制，部分领土遭到剥夺，殖民地被瓜分，并被迫接受惩罚性的巨额战争赔款。一个对帝国灭亡毫无责任的共和国，承担起帝国灭亡所留下的沉重负担，并开始了前途未卜的民主试验。
一、德军速决战战略的失败
自8月4日英国对德宣战以后，随着其自治领地和殖民地相继加入战争，战火迅速蔓延至中东、非洲和远东，战争开始真正具有世界战争的规模，但欧洲的战略中心地位没有改变。在欧洲，由于意大利一直动摇于两大集团之间，战争一开始主要在德、奥与三大协约国之间进行。从双方的力量对比来看，德、奥备战较早，装备先进，在战初占有一定的军事优势。其中德国不仅军队训练有素、装备精良，而且与军事工业密切相关的重化工业的生产能力已超过英、法、俄三国的总和。这些要素与日益膨胀的人口相结合，不免使德国军队成为一支令人望而生畏的力量。但是这些优势由于它所处的地理环境和外交上的孤立被部分地削弱了。德、奥在欧洲地理上的中心地位，决定了它们从战争一开始就面临着同时在西、东、南三个方面作战的不利形势。此外，天然易受包围的地缘与外交上的孤立，切断了它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资源的有限性使之难以支持长期战争的消耗。协约国方面地域辽阔，资源丰富，有助于维持长期战争，因此，集中优势兵力，先发制人，发动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是中欧两强的战略选择。
如前所述，德国的作战方案，即“施里芬计划”形成于1905年。其出发点是避免在东、西两线同时对法、俄作战，力争在俄国军队集结之前，集中兵力于西线，通过奇袭合围的闪电战术，争取在3周至4周之内击败法国，迫其投降，然后挥师东进，以全力打击俄国，增援南线的奥匈，在3个月至4个月内取得胜利，结束战争。
战争开始后，德国按预定计划，出动150万人，在西线大举向法国发动进攻。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德军先后突破比利时中立防线，击败英、法军队，占领法国北部，并在9月5日抵达距巴黎50公里的地方，法国政府被迫南迁波尔多。但是德国预期的胜利，因俄军出人意料地及早行动受到损害。出击东普鲁士的俄军已危及容克贵族的产业和利益，德国军方被迫从西线抽调两个军团回援，结果削弱了德军右翼突击包抄部队的进攻能力。重新调配兵力部署的法军在英、比两国军队的配合下对德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最终使德军包围敌人的计划陷于失败，并使其中的一翼反而陷入法军的包围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两军的对抗逐渐发展成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大的战役之一——马恩河战役。马恩河是流经巴黎的塞纳河的一条支流。9月5日，由于德国第一集团军孤军南下追击法军，驻守在马恩河北岸的德军成为法军分割合围的目标。战斗打响后，德国第一集团军被迫回援，来自巴黎的法军和行动迟缓的英军也向马恩河集结。原为德军追击的法国第五集团军、福煦指挥的第九集团军也回师马恩河，致使德国两个集团军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从9月5日到9月9日，在长达200公里的马恩河战线上，硝烟滚滚、炮声隆隆。双方投入兵力共达152万人，经过反复冲杀，德军撤退至艾讷河，占领巴黎的目的没有达到；英、法军也没有力量把德军逐出法国和比利时。尽管双方都因伤亡人数不多说自己获得了胜利，但真正遭受打击的是德国。因为它宣告了施里芬计划的破产，德军已陷入可怕的两线作战境地。到1914年年底，西线已发展成持久性的阵地战，德国速胜的希望化为泡影。
不过，德国虽遭受战略上的失败，但其经济资源得以加强。初战的结果，法国有近1/10的国土为德国所占领，其中包括法国工业生产最关键的地区。由于这一损失，法国在大战未来的岁月里，失去了80%的煤、几乎全部的铁矿资源，以及东北部的大工厂。这些资源，加上德军在法、比边境快速推进所夺取的有利地形，大大强化了德国应对协约国军队发动大规模进攻的能力。尽管英法联军凭借人数优势曾发动多次进攻，但因条件不利，一直未能突破德军防线。直到1918年3月以前，双方在西部的战线变动，从未超出10英里。
在东线，战初德国仅布防一个集团军（第八集团军），连同东普鲁士各要塞警备部队共30万人，防御俄军的进攻。俄军的较早出击曾打乱了德军在西线的部署，但因军队素质太差、指挥无能，虽数量上两倍于德军，最终仍被新任集团军司令兴登堡和参谋长鲁登道夫指挥的德军所败。保罗·冯·兴登堡（1847—1934）士官生出身，青年时期曾参加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两次获得穿越柏林凯旋门的殊荣，1873年进入柏林军事学院学习，此后长期在陆军参谋总部供职，深得上司毛奇和施里芬的赏识。1903年他被擢升为中将，出任陆军第四军军长，1911年退休。大战爆发后，他重返总参谋部要求担任军职。1914年8月23日他被任命为第八集团军司令，同新任的该军参谋长一道担负起抗击东线俄军的任务。埃里希·鲁登道夫（1865—1937），早年就读于陆军士官学校，1890年进入陆军大学学习，1893年毕业后任战术教官，1908年任总参谋部第二处处长。大战爆发后，在斯特拉斯堡担任旅长的鲁登道夫被调往西线参战，任第二集团军参谋处长。在德军攻打比利时列日要塞的关键战役中，鲁登道夫指挥炮兵猛攻炮台，并身先士卒，冲入敌阵，为拿下列日建立了头功。自此，他才略显露，官运亨通，不断得到晋升的嘉奖。8月末，东线俄军大兵压境，来势凶猛，紧要关头，他被任命为第八集团军参谋长，同兴登堡一道抵马林堡驻地赴任。8月24日，到达前线的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在参谋人员霍夫曼等人的建议下，研究部署了一个聚歼俄军的计划。他们决定以小部兵力迷惑、阻击俄第一集团军，集中德军主力于战线右翼，力图全歼俄第二集团军，然后再全力围歼其第一集团军。为了改变德军主力与俄第二集团军相比在数量上的劣势，计划决定以德军之一部诱敌深入，而将大部兵力分为左、右两路，分别进攻俄军两翼，在运动中围歼敌人。
8月26日，战斗在坦能堡和马祖里湖之间打响。一支德军佯败，不知是计的俄军穷追不舍，逐渐陷入通过高效率的铁路重新集结的德军两翼的包围之中。经过3个昼夜的激战，疲劳、饥饿、迷乱的俄军，像受惊的羊群一样，四散奔逃，延伸40英里的德军只需要把俘虏圈指给他们就行了，因为这些本来十分勇敢的士兵已经由于体力消耗和突如其来的打击，丧失了任何抵抗能力。俄国第二集团军全部消失了！此役是德军的胜利、俄军的灾难。俄军伤亡、被俘人数约达12万人，有500门大炮被毁或被缴获，大批的辎重、武器落入德军之手。眼见大势已去的俄第二集团军司令萨松诺夫，在8月29日晚独自闯进一座森林，举起手枪对准太阳穴，扣动扳机，为战役画上了句号。
为了纪念这次胜利，德国人选择了五百多年前，即1410年7月15日条顿骑士团为波兰—立陶宛和俄罗斯联军所败的地点“坦能堡”，作为这次战役的名称。坦能堡之战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围歼战”。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从此声威大震，被称为“珠联璧合的一对将才”。在德国国内，还兴起一股“兴登堡热”，不仅“兴登堡”这个名字被认为富有音乐旋律，他那巨人般威风凛凛的外形，沉稳、坚定的司令官风度，一副如同雕刻出来的军人面部表情，都对这个尚武民族具有极大的感染力。然而，兴登堡最能取悦于人的还在于他本人谈到这次战役时的态度。他把它看得很轻松，说他“好像进行了一次温泉疗法”。这句看似漫不经意的话，增添了他那随和性格的感染力，同时也道出了事实的真相。因为了解内情的下属都知道，无论在战前还是战后，甚至在战役期间，隆隆的枪炮声从未影响这位新任元帅的生活节奏，他照常吃饭、睡觉、活动，而真正为战役殚精竭虑的却是参谋长鲁登道夫。后者既没有前者的贵族出身，也没有前者的个性魅力，但作为副手，在战时他始终发挥着独立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兴登堡曾坦率地讲过，他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使参谋长的聪明才智、过人精力和不懈的干劲得到充分发挥，必要时为之创造条件。因此，在一些德国人的心目中，“鲁登道夫是位将军，而兴登堡则是爱国者”。
坦能堡战役之后两周，随着西线援军的到来，德军在马祖里湖战役中再度奏凯。9月11日，随着德军攻下俄军第一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因斯特尔堡，入侵的俄军便全部被逐出东普鲁士。为了扩大战果，德军乘胜追击，到9月下旬，俄军已退回涅曼河。在东普鲁士战役中，俄军总计损失25万人，入侵计划以俄国的全面失败告终。德军在沉重打击俄军之后，也因兵力所限，暂时集结在波兰国境线一带，等待新的战机。
决定东线德军下一步行动的，主要是俄奥战场上的形势。为了牵制俄军，应德国的要求，奥匈在战争打响后即在加里西亚部署4个集团军，准备在卢布林和赫尔姆一带粉碎俄军先头部队后，实现与德军合围波兰地区俄军主力的计划。但是与德军一触即溃的俄军却是奥军的强硬对手，除了初战时在克腊希尼克以南和托马舒夫取得阻击俄军南下的局部小胜之外，在加里西亚南部的战役中，奥匈连续遭到俄军的沉重打击。由于兵力强大、行动迅速，8月下旬俄军在德涅斯特河上游重创奥军，先后占领军事重镇莱姆堡和加利奇。9月初，俄军三路大军在哥罗多克一带包抄奥军主力，形势危急，奥军被迫全线向桑河以西撤退。撤退中，奥军毁坏了沿途交通，并开始向德军求援。在追击中，俄军包围了奥匈最大的要塞普热米什尔，15万奥军变为俄军俘虏。9月下旬，俄军已抵达喀尔巴阡山麓。此役奥匈损失兵员四十余万，并被迫退守喀尔巴阡山一线。奥匈的失败暴露了这个多民族帝国的固有弱点：经济落后，资源分散，民族构成复杂，仅大战来临时“军事动员令要以15种不同的民族语言下达”一项，就影响了其部队有效实力的正常发挥。因此，德国的援助是必需的。9月28日，一支主要由西线增援部队组成的德国第九集团军已在冯·马肯森将军的率领下开赴前线，德、奥两国东线的力量进一步增强了。
德军在东普鲁士的胜利进军和奥匈在加里西亚的溃败，从不同角度使中欧盟国体会到东线战场对整个战略的影响。由于西线受挫和东线俄军压力的加大，德奥已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为了集中兵力，在一线突破，德军把注意力逐渐转向战线辽阔、敌军力量分散、便于展开运动战的东线。在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等人的坚持下，德军决定在1915年实现战略重心东移，以全力打垮俄军，迫其单独媾和，然后调兵西线，打败英法联军。
二、德军在东线和西线的进攻
1915年新年刚过，德奥的作战方案已经拟就，其基本方针是，西线实行积极防御；东线兵分两路，分别从南、北两面对俄军发动进攻。北面由德军从东普鲁士向布列斯特方向出击，南面由德奥联军沿喀尔巴阡山一线向莱姆堡方向进攻，最后两军逐渐合拢，以钳形攻势力争在波兰境内聚歼俄军。战役开始时，由于德军领导对战略重心东移仍存在分歧，东线战场的力量对比，俄军仍在数量上占据优势。当时俄军在前线部署的兵力多达175万，德、奥两国军队约为130万。除了军事素质，德军取胜的条件在于强大的经济潜力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原则。
东线战役在1915年年初打响。德军选择了俄军防守薄弱的马祖里湖东部地区，并在极度寒冷的严冬季节出其不意地发动了进攻。由于时值降雪，天气奇寒，行军困难，戒备松懈的俄军不知在平静的雪原上会有大兵袭来。2月8日，突然出现的德军向俄国第十集团军两翼发起强攻，仓促应战的俄军顿时乱作一团。在德军的猛烈打击下，俄军夺路而走，四散奔逃，溃不成军，沿途丢弃的辎重粮秣无数。2月15日，溃逃的俄军在奥古斯托夫森林被德军团团围住，经过6天的激战，全部为德军所歼。这次战役彻底肃清了再次入侵东普鲁士的俄军。直至大战结束，俄军再未涉足德国领土。
在喀尔巴阡山一线，从1月至4月初，俄、奥之间一直进行着激烈的争夺战，但双方都没有取得重大进展。5月，德、奥协议决定集中兵力于俄军防卫较弱的西部加里西亚发动一次突袭，以分散进攻喀尔巴阡山的俄军，并牵制俄军的西进计划。为了实现这次突袭，德国从西线调来大量精锐部队，连同奥军，组成强大的集团军，由德军将领马肯森统一指挥。由于德军的调配极为迅速、严密，并通过对波罗的海地区的佯攻转移了敌人的视线，俄国对德奥新的军事意图毫无所知。5月2日，在夜幕的掩护下，德军以强大的炮火开路，集中优势兵力，向平静的俄军阵地发起猛烈的冲锋。面对强大的突袭，俄军一片混乱，军事指挥失控，军需供应匮乏。在3人1杆枪、每门炮每天分摊两枚炮弹的装备下，俄军的抵抗变成无谓的牺牲。德军乘胜猛攻，在二十多天里先后拿下雅罗斯瓦夫、莱姆堡，占领了加里西亚大部分地区。6月末，德奥开始实施南北夹攻波兰地区俄军的计划。7月初，马肯森指挥的德奥联军已拿下克腊西尼克，直驱卢布林、赫尔姆地区。8月，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率领的德军挺进波兰和立陶宛，前锋抵达维尔诺。为了保存实力，俄军被迫撤离华沙，并让出了维斯瓦河两岸地区。从1915年5月至9月，5个月中，俄国先后丧失波兰、立陶宛、波罗的海沿岸部分地区，俄军战线大幅度东移，军队伤亡85万人，被俘90万人，这是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惨重的失败。气急败坏的沙皇尼古拉二世为推卸战争责任，撤销了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的最高统帅职务，自任最高统帅。德奥在9月末占领维尔诺城以后，东部战线从里加湾到德涅斯特河基本形成一条直线。由于战线漫长，难以深入俄国腹地，德军迫使俄国投降和单独媾和的战略目标没有达到。此后，东线也进入阵地战。
同年4月，在亚洲的土耳其战线，德国还协助土耳其挫败了英法联军远征达达尼尔海峡的图谋。土耳其于1914年1月14日参加德奥一方对协约国宣战。土耳其的参战切断了协约国对俄国的军事援助，这是德奥在东线获胜的重要条件之一。同时，它将威胁到英属印度、埃及，以及英国在地中海航运的安全。为了排除上述威胁，并阻扰德国势力在土耳其的扩张，1915年4月，一支由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人组成的联军对达达尼尔海峡欧洲海岸的加利波利半岛发起猛攻。这支8万人的队伍，在海军和空军的协同下，很快在海峡南端登陆，占领了半岛南部的沿海滩头。但是，当入侵者试图攀上海峡高地向半岛深处挺进时，土耳其坚固的防御阵地和顽强的抵抗，使他们的登陆计划很快失败。此外，动用舰队从海峡水域展开的进攻，也因对方炮火的轰击和水雷的威胁而损失惨重。英国战列舰“不可抗号”、“不屈号”和“大洋号”，先后因触雷倾斜和沉没，幸存的舰只奉命返航爱琴海。由德国将军利曼·冯·赞德尔指挥的、拥有8.4万人的新建土耳其第五集团军训练有素、攻守兼备，他们以隐蔽在悬崖后面的防御阵地为依托，多次成功地挫败协约国军队登上海滩、夺取高地的企图。到8月，英国又派遣10万军队登陆，在占领了17公里长的狭长地带后，进一步的行动被土耳其军队所阻。至此，协约国军队的伤亡已达4万人以上。其中一些最艰苦的战役是在加利波利海滩和悬崖上进行的。由于土军居高临下，防守严密，英军每前进一步，通常死伤枕藉。以后，随着秋冬季的来临，战场的环境因暴雨、风雪、疾病和缺水而日益恶化，协约国伤亡人数持续攀升。到当年年底，其伤亡人数已上升至25.2万人，但主要目标远未达到。英国最终被迫放弃这一计划，悄然将部队撤走。
英法联军远征达达尼尔海峡的失败和德军在东线的节节胜利，对巴尔干局势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同塞尔维亚矛盾较深的保加利亚，在德奥的拉拢下，于1915年10月加入同盟国方面作战。保加利亚拥有一支大约30万人的陆军，加上它占有十分重要的地理位置，它的参战不免使塞尔维亚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10月5日，由马肯森将军指挥的35万德奥联军首先从北面对塞尔维亚发起进攻。联军以凌厉攻势，迅速占领贝尔格莱德，并把20万塞军压向南方。12日，早已集结在边境的30万保加利亚军从东面攻入塞境，切断了塞军退往希腊的道路。在德、奥、保三国的联合进攻下，兵力薄弱的塞军被击败后全部撤离塞尔维亚全境。幸存的约12万塞军没有屈服和投降，他们摆脱了敌人的跟踪追击，冒着风雪严寒，克服重重困难，经过阿尔巴尼亚和门的内哥罗之间的山间小道退往亚得里亚海滨，以后又转移至希腊的罗孚岛，在那里组建了流亡政府，继续组织抗战。塞尔维亚被占领，不仅解除了奥匈帝国侧翼面临的威胁，也使德国与土耳其之间建立了直接联系。德军不仅能从土耳其获得粮食和战略物资，也可以从波罗的海经中欧和东南欧深入到近东开展军事行动。同盟国之间也因此而连成一片，从丹麦海峡到土耳其海峡之间的广袤空间，开始有可能协调一致、配合行动。然而，由于意大利在1915年5月加入协约国一方作战，以及英法在中东、俄国在高加索一带对土耳其的围攻，同盟国在战略上仍没有摆脱被包围、封锁的形势。因此，争取在一线突破仍然是德国的不变选择。
进入1916年，德国被迫对作战方针再次做出调整。鉴于俄国幅员广大，气候寒冷，难以继续深入，而英、法不仅在西线构成重大威胁，而且不断地以财政和军火的支持使俄军恢复元气，因此只有速胜英、法才能赢得整个战争的主动权。1916年年初，德军总参谋长法尔根汉开始在西线集结重兵，并秘密选择突击目标，准备倾其全力，一举获胜。法尔根汉是在马恩河战役失利后接替毛奇出任总长的，他历来把西线视为战略重点，并同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存在着一定分歧。在东线无望速胜的形势下，法尔根汉的西线打击计划开始受到重视。在西线，德国一直把英国视为主要敌人，但因大海阻隔和对方海军力量的强大，德国没有直接打击英国的手段，唯一的选择是重创它的盟友法国，然后使其孤立起来。在德方看来，法国由于战时的兵力消耗已十分衰弱，如果在它的要害部位给予猛烈的一击，它必然会走向崩溃，从而使英国手中最好的武器被打落在地。法尔根汉不打算对法国实施大规模的围攻计划，而是要选择一个战略要地和情感上被视为神圣的地区，重点突破，使法国为保卫这一地区被迫投入其全部力量，达到使之在军事上、心理上走向全面崩溃的目的。这个打击部位最终被确定在法国的东北门户凡尔登要塞。
凡尔登，是法国历史名城，也是通向巴黎的一个强固据点，由于地处马斯河畔的高地之上，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自罗马帝国时起就成为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843年，查理大帝的子孙通过《凡尔登条约》三分了查理曼帝国，构成现代法、德、意三国政治疆界的雏形。三十年战争以后，依据《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凡尔登和梅斯、土尔三城正式并入法兰西版图。大战爆发后，凡尔登成为协约国西线伸向德国防线最突出的部分，并令人不安地接近德军铁路运输线不足13英里。因此无论从历史沿革或战略地位而论，凡尔登都是法国人视为神圣的地区。法尔根汉深信，占领凡尔登将会成为从军事上、心理上“碾碎法军的磨盘”。
1916年2月21日清晨，在1400门大炮的轰击声中，德国以17个师27万人的兵力向凡尔登发起攻击。震耳欲聋的炮声延续了12个小时，200万发炮弹倾泻在凡尔登周围不足14英里的三角地带，密集的炮火夷平了壕沟，摧毁了碉堡，并把森林撕成碎片。被击中的人群、马匹和装备像稻壳一样飞散在天空，爆炸的热浪融化了周围的积雪，把许多双目失明的伤兵淹没在浸水的弹穴之中。但是，法军不惜一切代价死守阵地。两军火力交叉对射，步兵冲锋，最后发展到白刃战。在法军的殊死抵抗下，德军进展缓慢，直到23日才突破第一道防线。25日德军占领都蒙炮台，并用炮火把法军阵地切为数段。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法国政府迅速调集19万生力军和2.5万吨军火，用全力阻挡德军占领凡尔登。双方反复冲杀，形成拉锯战，彼此伤亡惨重。到6月中旬，德军已进抵距凡尔登6公里的地方，法军不惜伤亡，拼死抵抗，德军虽竭尽全力，但未能实现自己的战略计划。除了法国人的顽强抵抗，协约国在其他战线的进攻也减轻了法军的压力。特别是俄军6月初由布鲁西洛夫将军指挥、在加里西亚所发动的新攻势，不仅阻止了奥匈对意大利的进攻，而且牵制了德军在凡尔登的力量。俄军的进攻虽最终被德军阻止，但凡尔登战役已经变成一场消耗战，资源、人力有限的德国无法赢得一场消耗战。这次战役一直延续到10月，德军曾发动多次进攻高峰，中间也有一些间歇，但始终未能攻下要塞。此役双方伤亡兵员约达七十余万，法军伤亡略多于德军，但德军未能拿下要塞，宣告了自己在战略上的失败。法尔根汉也因此次失利失去德皇的信任，他在当年8月28日被迫辞职，由兴登堡继任总参谋长，鲁登道夫任军需总监，为总长的副手。
在凡尔登战役进行期间，英、法在索姆河一线策划了一次对德军的进攻。经过7天旨在摧毁德军防线的猛烈炮击之后，战役于7月1日在索姆河畔打响。由英军担任主攻，法军配合。但是，德军的阵地并没有被摧毁，从地下掩蔽所冒出来的德国机枪手，不断地向奉命成排挺进的英国士兵连续开火。在德军机枪的疯狂扫射下，成千上万的英军在到达正面堑壕线之前倒地。被密集的火力封锁的开阔地带，已成为根本无法通过的“无人区”。在第一天进攻的11万人中，有近6万英国官兵死伤，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任何一国军队在一天之内所遭受的最大伤亡。尽管在这次战役中，英国还初次使用了新发明的坦克，但由于技术不完善，虽使德军大为惊恐，最终并没有帮助英军突破德军防线。这次战役是一场巨大的消耗战，截至11月战役结束，双方伤亡达120万人，协约国仅攻占了德方微不足道的一点土地，但也减轻了凡尔登战役的压力。
凡尔登和索姆河两战役以后，德军的进攻能力大大削弱，企图在一线突破赢得战争的希望已成泡影。协约国方面依靠兵力和资源优势，曾发动一系列新的进攻，试图突破德军防线，但都因对方的有效反击和坚固防守而失败。直到1917年4月，法军新任总司令尼韦尔指挥的进攻失败引起部队哗变；英军于7月至11月在帕琛达尔的轻率进攻遭受挫折之后，西线又恢复了僵持对峙的局面。由于协约国实行的海上封锁，德军物资供应日益匮乏，为了冲破封锁，德国已筹划与英国争夺制海权。双方在海上的争斗开始进入高潮。
三、大海战
早在大战爆发初期，英、德两国海军就在海上展开激烈的角逐。鉴于英国海军的强大，德国主要通过在公海游弋的几艘巡洋舰，袭击和骚扰协约国海上贸易和交通线。其中，先后由中国青岛出发的两支德国海军分舰队，避开英、日舰队的锋芒，曾在南太平洋、南美洲、南大西洋和印度洋，多次击沉协约国战舰和商船，一度对英、法等国的海上运输构成严重威胁，使伦敦海军部大为震惊。然而，由于德国在海外没有能向本国舰队提供支持的可靠基地，这些一时获得成功的袭击舰，最终成为追击和拦截它们的英国海上力量的牺牲品。只有地中海分舰队是个例外，两艘最先进的战斗巡洋舰——戈本号和布勒斯劳号，多次成功地拦截协约国商船之后，逃脱英、法舰只的追击，驶向黑海，加入土耳其舰队，成为后来联合阻击英法联军占领达达尼尔海峡的一支重要力量。
因此，在远洋上发生的孤立、分散的突袭虽然在短期内威胁到协约国的海上交通线，但不能从根本上削弱对方的海上力量；相反，由于英国海军的有效反击并逐步控制了海上航道，德国逐渐失去与海外的联系。协约国趁此机会夺取了德国在海外的殖民地。包括太平洋上的德属全部岛屿以及德国在非洲的大片殖民地，先后被英国在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协助下夺取；日本也独占了德国在中国胶东半岛的海军基地。与此同时，英国主力舰队也开始封锁北海，德国本土及其军舰和商船都处于被围困状态。英国进一步的目标是控制黑尔戈兰海域，攻占基尔海军基地，解除德国在波罗的海对俄国的封锁，联合俄国海军，从北面近距离进攻柏林。德国则通过在重要海道上布雷，运用潜水艇，配合以水面舰只小规模的进攻来削弱英国的海上优势，尽可能在北海获得充分的海上均势，以解除英国的封锁。因此，英德海战中较重要的战役主要是在北海海域进行的。
双方主力舰队的首次海战发生于1914年8月28日。是日，英国海军组织了一次对在黑尔戈兰岛附近巡逻的德国战舰的袭击。这个戒备森严的设防岛屿拱卫着约40英里以东的德国海军基地，是出入基尔运河的海上门户。由英国海军中将戴维·贝蒂率领的、由几艘轻巡洋舰和驱逐舰支援的快速战斗巡洋舰，利用大雾，向大胆出击的德国分舰队发起猛攻。在守备在威廉港的德国主力舰队能够起航前，这支英国海军中队连续击沉了3艘德国巡洋舰和1艘驱逐舰，并安全撤离。这次出击证实了英国中小型海军舰队的优势，德国舰队遭受了一次重创。
英、德主力海军在北海的第二次海战发生于1915年1月24日。由德国海军中将弗兰茨·冯·希佩尔率领的拥有8艘巡洋舰和19艘驱逐舰的海军中队，前一天夜晚，由威廉港出发，把攻击目标指向北海中部多格尔沙洲的英国海军巡逻艇和渔船。英国海军依靠截获的无线电报得知这次袭击。他们派出了仍以贝蒂为指挥的，拥有5艘战斗巡洋舰、7艘轻巡洋舰和30艘驱逐舰的联合海军中队，迎击德国的袭击舰。另有由海军上将约翰·杰利科率领的庞大的主力舰，随时驰援贝蒂。因此，这是一次英方有充分准备，而出乎德方意料的较量。急速返航的德国舰队，在与追击中的英国舰只长达5小时的激战中，先后有1艘战斗巡洋舰被击沉，两艘受创，954名海员丧生。英国有两艘舰船受损和15人阵亡。海战虽以英国的胜利告终，但德国主力舰队实力和海岸炮火威胁并未受到根本性的削弱，因而两国在北海仍孕育着新的大战。
一年多以后，当凡尔登战役还在激烈进行的时候，英、德海军于1916年5月31日至6月1日，进行了自开战以来规模最大的海战。由于海战的地点在北欧日德兰半岛的斯卡格拉克海峡附近，常称作“日德兰海战”。海战爆发前三个月，刚被任命为德国公海舰队总司令的赖因哈德·谢尔海军上将求战心切，急于打破英国的封锁。为了寻求战机，他派出小批巡洋舰，沿着英国沿海地区开始了一系列“打了就跑”的袭击，意在吸引英舰追击，以便将其引入德国主力舰队射程范围，加以聚歼。5月31日，由希佩尔率领的、沿着丹麦海岸驶向斯卡格拉克海峡的德国海军中队，终于引来了英国海军的拦截。英国海军司令约翰·杰利科和海军中将戴维·贝蒂分别率领着主力舰队和分舰队，从基地出发，向东驶去。当日午后2时左右，英国分舰队与德国海军中队前锋相遇，海战即刻爆发。全速前进的英国分舰队有6艘战斗巡洋舰走在最前面，急于截断对方后路，以便让自己的后续舰队，包括4艘速度稍慢但战斗力更强的战列舰以及杰利科率领的27艘主力舰，能够合围聚歼德舰。这样不免拉大了自己与后续舰只和主力舰队的距离，愈来愈靠近对方舰只的射程范围。掉头后转的德国海军中队乘势发起进攻，使孤军深入、暂时失去数量优势的英舰很快处于对方的首尾夹击之中。在激烈的战斗中，英国战斗巡洋舰“玛丽王后号”、“不屈号”先后被击沉，除“新西兰号”外，其余各舰也被击中受伤。英德海军战斗前沿实力发生变化。不久，4艘英国战列舰、德国公海舰队司令谢尔的主力，以及英国主力舰队的前锋相继赶到，战斗规模进一步扩大。在四百多平方英里的洋面上，数以百计的战舰横冲直撞，疯狂地相互对射，昔日平静的日德兰海滨，炮声轰鸣，巨浪翻滚，火光冲天。目力所及，人们看到的是漂浮在水面的死鱼，上下颠簸、挣扎着的落水人群，血肉模糊的尸体和被炸舰船的散落碎片。激战导致了英舰“防卫号”、“无敌号”和“黑太子号”等重型舰只相继中弹沉没。德国的“威斯巴登号”轻巡洋舰、“吕措夫号”战斗巡洋舰和“波默恩号”主力舰，也先后被击中或遭受重创后沉没。战斗持续至黄昏，天色变暗，薄雾变浓，双方用驱逐舰发射鱼雷相互攻击，德国有5艘驱逐舰被击沉，英方则有8艘驱逐舰被摧毁。由于英国主力舰队陆续投入战斗，德舰司令谢尔已察觉到对方实力在增强，持续战斗于己不利，于是乘夜色降临施放烟幕，掉转航向，撤向本国港口。英国主力舰队不愿冒险夜战，在次日拂晓获知德舰已安全离去时，也将舰队撤回基地。至此，海战正式结束。
日德兰海战，对英、德双方的海军战略和技术都是一场严峻考验。战时，德国出动军舰101艘，英国出动151艘，经过激烈的交锋，德国有1艘大舰、10艘小舰被击沉，11艘其他舰只受到重创，约2500名海军官兵葬身海底；英国有11艘小舰和3艘大舰被击沉，6艘其他舰只受损，约6900人被大海吞没。在实际吨位上，英国损失的吨位数几乎是德国的两倍。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在于德国海军在防护设备、射击技术、信号技术、测距和夜战设备等方面的优势，反映了在第二次科技与工业革命条件下，后起的新兴工业国超越老牌资本主义工业国的客观现实。但是，由于在总体上英国海军仍然实力雄厚，并控制着制海权，德国仍不能打破海上的被动局面。日德兰海战后，北海依然被封锁，直到大战结束，德国舰队也不敢贸然出海作战。但是德国并未放弃打破封锁的努力，而是将海战的重点从远洋航队转向大规模的无限制潜艇战。
早在1915年2月，德国已开始实行无限制潜艇战。德国是第一个认识到潜艇具有反敌对国商船航运作战潜力的交战国家。潜艇的威力在于事先无须调查是敌对国家还是中立国商船，不发出警告就在水下发起攻击，而根据现行的海上战利品法是应当首先区分清楚的，否则，不仅物质财富，而且交战国或中立国的平民生命都会遭受损失。但是，当人们试图遵守国际法的规定，让潜艇在商船附近浮出水面，检查商船，让船上人员安全撤离时，常常会被伪装的、备有火炮的“商船”所击沉。因而，德国的潜艇战经常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为了迎合中立国对不人道的潜艇战的抗议，一再缓和其方法；而为了有效地损害敌国的贸易，特别是军需品交易，又被迫不受限制地使用这一武器。直到1915年2月4日，针对三个月前英国宣布北海为作战区，德国才相应宣布：英伦三岛周围水域为作战地区，活动在这一区域的协约国商船将受到鱼雷攻击，事先不予以警告；中立国的船只也不例外。
德国实行无限制潜艇战以后，对协约国乃至中立国的海运和贸易构成重大威胁。仅过了三个月，英国定期海轮“卢西塔尼亚号”在离开爱尔兰海岸以后便遭到鱼雷攻击。在将近1200名遇难者中，约有120名美国公民。尽管这艘客轮运载着在美国制造而供协约国使用的军需物资，但由于生命的损失所引起的震动，美国仍在一系列照会中对这种作战方式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威尔逊总统警告德国人，如果再次发生类似的行为将被认为是不友好的、蓄意制造的事件，美国将“不会省略任何言论或行动”。为了避免引起新的国际纠纷，德国颁布了一系列限制潜艇战的命令，不再充分使用这一武器，到1915年9月间甚至完全停止了在不列颠周围水域的潜艇战。美国也抗议英国和法国违背国际法对敌对国实行封锁的做法，要求它们在战争法范围内重视遵守海洋自由的原则，但这一抗议没有取得什么结果。英国不仅通过歧视性的措施阻止中立国贸易，而且阻挠粮食途经北海运往德国。其结果是，1916年年初短短几个月内，由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输往德国的食品就下降了一半；而协约国在海上的航行，只是部分地受到妨碍。由于英国不放弃饥饿封锁方法，1916年2月德国重新恢复了潜艇战。虽然攻击的目标和范围有所限制，但力度进一步加大：潜艇可在所有海洋不加警告就攻击敌国的武装商船；在作战地区可以攻击非武装敌国商船。1916年3月24日，法国客轮“舒赛兹”号被鱼雷击沉于英吉利海峡，成为德国恢复潜艇战后的一个较大牺牲品。由于数名搭乘该船的美国人丧生，此举招致美国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美德关系处于破裂的边缘。迫于美国的压力，德国不得不抑制自己，在一段时间内减少，甚至再次停止了无限制潜艇战。
这种无奈的政策变化，间接地造成了日德兰海战的发生。但海战结束后，英国的海上封锁并未解除。在大型舰队无法在水面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条件下，处境日益困难的德国决定恢复无限制潜艇战。从1917年2月1日起，德国的潜艇威力已使英国的海上物资供应受到沉重打击。当年2月，德国已击沉总吨位达54万吨的船只；3月上升至57.8万吨；4月，由于白昼的延长，击沉的船只已达87.4万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商船被德国潜艇击沉的，估计在1300万吨至1900万吨之间。在实行无限制潜艇战的高峰期，德国潜艇平均每月击沉英国和其他协约国大约50万吨的商船。到1917年初夏，英国的海上运输已趋于瘫痪，战争所需物资严重不足，城市食品供应也发生危机。但是潜艇战的扩大也助长了协约国反潜艇能力的增强，除了猎潜艇等新式舰艇的出现，水听器和深水炸弹的使用，以及飞机侦察、在航道密布电网和有效的护航措施，也在不断弱化潜艇的威胁。而潜艇战引发的国际纠纷和道义上的谴责，也最终成为改变协约国与德奥集团力量对比的一个重要条件。潜艇战本身所具有的矛盾性，使得潜艇的使用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德国在战时的处境。事实上，到1917年年底，潜艇对协约国的威胁已基本解除，德国开始承受潜艇战所带来的一系列不良后果。与此同时，德国国内经济和政治的形势也变得十分严峻，成为影响战争进程的重要因素。
四、战时经济和国内政治危机
从大战爆发以来，德国相继实施了各种各样的战略计划，包括1914年的施里芬计划、1915年击败俄国的计划、1916年在西线决定战局的计划、1915年至1917年的潜艇战和海战计划。但所有这些计划都未能帮助德国实现速胜战略。随着军事力量的耗竭和各种物资及战略资源的匮乏，德国国内的经济形势在不断恶化，民众的反战情绪日益增长，高层内部的矛盾冲突和斗争危机步步加深。这些都对战争进程和结局产生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由于战争旷日持久，到1917年，德国的经济发展已严重衰退。其中农业生产因劳动力不足，人员、马匹和燃料被征用以满足军队和军火工业的需求，其产量、产值已大幅度下降。谷物、饲料、肉类产量1917年只有1914年的一半，加上海上封锁，食品奇缺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1916年冬，由于马铃薯歉收和面包、肉类的匮乏，人们用蔓青充饥，因而被称作“蔓青的冬天”。工业生产，由于转入战时轨道，资本和劳动力大幅度地投向军事工业部门，军火生产的急剧上升与民用消费品的显著下降形成鲜明对比。依据1916年12月发布的“兴登堡计划”，凡17岁至60岁的男子，一律被征调入伍；留在工厂中生产的劳动者，不得随意离岗；一切工厂、企业都必须服从军工生产的需要。兴登堡计划破坏了工业发展的内在平衡和节奏，加速了国民经济军事化，在农业长期受到忽视的情况下，把国家带到了饥饿的边缘。到1917年冬天，德国居民的食物供应较之战前已缩减2/3；至大战结束，除去贫困、疾病，仅因饥饿而死亡的人数已达75万。在这样的条件下，德国人民的反战情绪日益高涨。
大战爆发不久，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就以不同的形式展开反战宣传，号召抵制军事拨款，揭露战争的掠夺性质，呼吁加强各民族的国际团结。其中，以李卜克内西、卢森堡、蔡特金、梅林等人为代表的左派领袖对反战运动的高涨产生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卡尔·李卜克内西（1871—1919），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威廉·李卜克内西之子，早年参加社会主义运动，曾参与1907年社会主义青年组织国际联合会的创建。1912年他当选为国会议员。大战爆发后，他不顾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的决定，在国会内以一票的少数反对政府的战争预算。1916年1月1日他与其他左派领袖组织斯巴达克派，开始有组织地领导群众性的反战运动。罗莎·卢森堡（1871—1919）为波兰籍女革命家。1893年她参加创建波兰社会民主党，1897年移居德国，积极参加德国工人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她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团结各国左派，反对帝国主义和沙文主义，并参与创建左派组织斯巴达克派，与李卜克内西一道成为该派的主要领导人。在主要由年轻人组成的斯巴达克派中，卢森堡是思想上更敏锐，政治上更成熟，个人品质更完善、感人的杰出革命家。对当时德国政局具有重大影响的斯巴达克派的政策和基本路线都是她制定的，并带有她个人独立的品格和思想印记。她与李卜克内西，以及国际社会主义妇女运动领导人克拉拉·蔡特金（1857—1933）、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理论家弗兰茨·梅林（1846—1919）一起，通过各种宣传和组织活动，把反战革命运动不断推向高潮。
在左派领导下，德国人民的反战斗争持续高涨。1915年5月23日，在柏林议会大厦前，最先出现了有工人、妇女组成的约1500人的抗议示威活动。10月30日，在柏林又有数百名妇女到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楼前示威，要求纠正党的政策，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到1916年年初，随着斯巴达克派的建立和卢森堡当年2月以“尤尼乌斯”为笔名发表的反映左派理论观点和反战内容的著名小册子的出版，德国国内的反战运动空前高涨。1916年5月，在柏林、德累斯顿、耶拿等城市先后发生大规模的反战示威游行，游行群众公开高呼“反对饥饿”、“反对战争”、“和平万岁”等口号，要求结束战争，缔结和约，改善生活状况。在这次反战运动的高潮中，李卜克内西因亲自参加游行示威，遭到逮捕，但群众斗争继续向前发展。6月末，围绕对李卜克内西的审讯，群众性的抗议、罢工和游行活动再度高涨。在柏林、不来梅、不伦瑞克、斯图加特等地都发生了群众性的罢工示威、游行活动。与此同时，以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为首的德国左派还联合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和各国党左派，通过参加诸如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会议（1915年3月）、国际社会主义青年代表会议（1915年4月）、国际社会党左派齐美尔瓦尔德聚会（1915年9月）、昆塔尔聚会（1916年4月）等国际会议，号召反对“社会爱国主义者”，并为建立一个团结各国左派的新的国际组织而斗争。
到1917年，随着德国人民物质生活状况的进一步恶化，各大城市的反战运动再起高潮。当年1月至4月，在柏林、莱比锡、不伦瑞克、汉诺威、马格德堡、哈勒出现了强大的罢工浪潮，提出了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实行言论、出版、结社自由，废除自愿兵役法，实现不兼并别国领土的和平，争取充分民主等一系列政治经济要求。其中柏林的“四月罢工”斗争规模最大，来自300家工厂的30万工人，在斯巴达克派的宣传鼓动下，不仅提出了各项政治经济要求，而且要求缔结和约，结束战争。当年6月，反战运动开始波及军队，出现了离开舰队、不愿服役的水兵运动高潮。至8月，停留在基尔和威廉港一带的水兵，有四百多人参与了一场哗变。他们仿效俄国，秘密建立“水兵苏维埃”，举行集会，发表反战演说，号召士兵为反对战争和帝国主义而斗争。这次范围有限的哗变，是1917年反战运动的高潮，成为1918年基尔海军起义的前奏曲，是国内政治危机的重要标志。
国内经济形势的恶化和反战运动的兴起，加剧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和派别分化。围绕战争问题，统治阶层内部，特别是宰相和军队领导人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大战爆发时，被称作德国政坛上“迟钝而缓慢的农夫”的贝特曼—霍尔维格正身居相位。他在战前的任期内（1909—1914）已给人留下一个“怯于行动、犹豫不决、毫无影响能力”的印象。但有人认为他是一个“掌管权力，却不沉湎于权力”的政治家。他性格忧郁严肃，遇事喜好仔细权衡，厌恶追逐效果和大肆张扬，但一旦经过长期等待和深思熟虑选定了目标，他会坚韧不拔地坚持和维护由他个人负责并具有深远影响的决定。并且，为了在变化无常的内政外交格局中谋求可能实现的任务，他也能手段灵活，不抱成见。他谋求内外政策的目标，既靠深谋远虑，也靠诡计多端、难以识破的策略。因而，至今他仍被认为是德国近代史上最令人“捉摸不透的宰相”。贝特曼—霍尔维格继承了他的前任标洛遗留的外交格局：德国“受包围”的局面，因而他把冲破这种包围视为他毕生的使命，其办法是力图使英国从三国协约中解脱，但直到1914年他都未能做到。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后，德国军人的胜利信念促使他相信，有必要通过一场局部战争来实现德国的外交目标，因此，他对德国投入战争负有重要责任。当马恩河战役的失利证明预料中的“短期战争”是一种幻想时，他开始与军界发生分歧。与军人们不同，他提出“保障加安全”的公式，淡化领土兼并，以期能为仅仅赞成卫国战争的社会民主党人所接受，并在外国面前起掩饰的作用。战争初期，他提出“把俄罗斯的暴政统治击退到莫斯科”的口号，以后又在蒂尔皮茨的影响下，主张立即同俄国单独媾和。在围绕波兰问题同俄国的谈判中，关于这个地带的规模大小，他同军人和普鲁士大臣们发生了长达数年的争吵，最后终因军人们强硬的扩张要求占据上风导致了德俄谈判的破裂。
在潜艇战问题上，贝特曼—霍尔维格既怀疑潜艇的巨大威力，又害怕因此招致美国参战。宰相的否定态度曾引起蒂尔皮茨的猛烈抨击，但得到总参谋长法尔根汉的支持。然而，当凡尔登战役爆发法尔根汉决定用潜艇战支持德军在西线的进攻时，宰相又被迫向军方作了妥协。此后围绕潜艇战问题，贝特曼与军人集团多有抵牾。为了避免给美国参战提供口实，他先说服威廉二世将鼓动打无限制潜艇战的蒂尔皮茨解职，又向皇帝进言撤换了法尔根汉。贝特曼—霍尔维格寄希望于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他相信，只有“坦能堡胜利者”的神话才能使德国人度过这场危机。但是宰相的期望很快被证明只是一种幻想，因为这两位神话人物也是军人主战派的典型代表，他们上升到最高统帅的领导地位必然会加强军界对抗宰相的力量。1916年秋，随着外交大臣雅戈夫的职务为最高统帅部的代理人齐默尔曼所取代，贝特曼—霍尔维格的活动空间大为缩小。11月，在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示意下，右翼各政党在帝国议会正式提出潜艇战问题，并表示宰相应当根据最高司令部的决定行事。贝特曼面对两种选择：或接受这种最后通牒式的要求，或因拒绝批准而引退。宰相选择了留任，理由是他的离职将会引起内政困难，因为他至今仍把自己视为民族团结的保证。这样一来，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就不再是他的温和政策的挡箭牌，而他则成为他们极度冒险政策的挡箭牌。
尽管如此，宰相并没有缓和他与军部领导人之间的矛盾冲突。1917年4月5日，当他在普鲁士国务部建议，由皇帝下诏宣布在普鲁士实行普遍、平等、无记名的直接选举改革时，不仅普鲁士有半数大臣不接受宰相富有远见的建议，而且遭到军方的非难。他们谴责宰相的改革意图，认为是在涣散战争。贝特曼—霍尔维格坚持自己的看法，并积极争取威廉二世支持他的改革计划。1917年7月11日，当皇帝终于被说服答应草拟一部曾允诺过的选举改革草案时，贝特曼遭到保守党人和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工业界的一致反对。选举法草案是贝特曼的最后一次胜利，但同时也是他政治上的死刑宣判书。两天后，在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坚持下，贝特曼被迫辞去宰相职务。一位不知名的普鲁士官吏格奥尔格·米夏埃利斯（1857—1936）接替了这一职位，但在兴登堡、鲁登道夫军事专政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不仅宰相一职已无足轻重，皇帝也变得徒有其名。总参谋部是帝国最起作用的机构，它填补了权力真空。由于这个原因，它决定了德国对待战争的态度，也决定了帝国的最后命运。
五、大战的转折
1917年，发生在德国以外的两件大事注定成为影响战争进程和结局的重要因素。其一是俄国因先后发生的两场革命退出了战争；其二是美国加入协约国一方对德宣战。这两大事件以不同的方式冲击着战乱的欧洲，为战争的前景带来了新的转机，也预示着延续数百年的欧洲文明中心地位开始衰落。伴随着俄、美两个欧洲文明边缘地区的崛起和影响的扩大，它们分别成为决定20世纪发展进程的重要力量。然而，只有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两国对战争的重要影响，才能真正理解俄、美的崛起作为新时代到来标志的深刻含义。
俄国是大战中人力资源损失和经济遭受破坏最大的国家。由于农业生产落后，工业经济发育不够成熟，军队素质低劣、装备陈旧，特别是腐朽的沙皇专制制度和农奴制的存在，俄国缺乏应付长期现代化战争的基本条件。在战时，俄国为前线输送了1600万青壮年，其中大多数是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的农民。由于启战以来俄国数百公里长的国境线一直暴露在战斗力强大得多的德国军队猛烈打击之下，俄军伤亡人数和战略物资消耗很快达到极限。到1916年年底，俄军伤亡和被俘人数已达570万人。从那时起，俄国不得不从家庭的唯一男性劳动力中征召新兵。巨量的人力资源消耗以及德军对俄国西部领土的占领，冲击了原本落后的农业，也破坏了脆弱的工业，俄国国民经济陷于一片混乱之中。随着工农业生产萎缩、锐减，国内生活必需品供应匮乏，物价飞涨，货币贬值，俄国劳动群众在战时经受了最大的苦难。战争教育了人民，1917年，俄国各地连续发生反战示威和政治罢工。3月12日（俄历2月27日），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号召下，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了统治俄国达300年之久的罗曼诺夫王朝。武装的工人和士兵在起义中建立了工兵代表苏维埃。但是，在二月革命中窃取了政权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继承了沙皇政府的衣钵，对内镇压人民的反抗，对外继续进行战争。这些都加剧了国内矛盾，孕育着新的革命，俄国已处于新的政治变革的前夜。
为了转移国内视线，并配合协约国的军事行动，7月1日克伦斯基政府对德奥发动了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进攻。这次攻势，和先前的军事遭遇一样，在初期对奥匈帝国军队实施了成功的打击之后，不久就被马肯森将军的反击打得七零八落。德军大量的野炮在广阔的原野上猛烈轰击，俄军有秩序的退却很快变为全线溃退。与装备精良、机动性强的德军相比，溃逃中的俄军更像是由失望和愤怒的人们组成的“一群疲惫不堪、衣衫褴褛、营养不良的乌合之众”。不到一周，俄国就丧失了1916年布鲁西洛夫进攻期间所获的全部领土。1917年9月3日，德军未遇抵抗就轻松攻占里加，打通了通往彼得格勒的道路；10月占领波罗的海沿海岛屿，控制了俄军人口最为密集、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至此，抵抗力完全崩溃的俄军在事实上已经退出了大战。
对外战争的失败加剧了国内危机。7月中旬，发生在首都彼得格勒的工人、士兵反临时政府的流血冲突，拉开了俄国新的革命变革的序幕，把武装夺取政权，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任务提上日程。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俄国无产阶级和革命士兵成功地发动武装起义，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立即提出缔结不割地、不赔款和约的和平倡议，但遭到协约国集团的拒绝。于是，苏俄转向与德国单独进行和平谈判。1918年3月3日，双方签订《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苏俄退出帝国主义战争。
《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是一个苛刻的掠夺性条约。依据和约，俄国出让波兰、乌克兰、芬兰和波罗的海沿岸诸省，德国由此获得俄国26%的人口、27%的耕地、32%的粮食生产、33%的工业企业、73%的钢铁生产、75%的煤矿和26%的铁路系统。由于苏俄退出战争，德国部分实现了战争初期的某些战争目标：俄国的中立化、控制东欧、从乌克兰获得打破海上封锁所需要的粮食，并且至少已不再两线作战。对于一个在近4年的时间里，一直缺乏来自自己盟国的有效援助，单凭自身力量先后攻入法国、打败俄国，牵动整个世界其余地区的欧洲军事巨人来说，这是一个重要转机。然而，从1917年4月6日起，由于美国以反对德国实施无限制潜艇战为借口对德宣战，德国的战争前途仍布满阴影。美国参战的重要意义并不完全表现在军事方面，而在于它无可匹敌的工业生产潜力。它不仅弥补了帝俄崩溃后的局面，而且完全改变了当时的力量对比，对战争的结局产生着无可替代的重要影响。
美国参战的原因是逐步形成的。大战爆发初期，美国一直标榜外交“中立”，以便向交战双方出售军火，提供物资、贷款，坐收渔利。但随着战争的深入，美国与协约国的联系愈来愈密切。除去在道义上，英、法与美国同属民主国家，很早就得到多数美国人的同情外，双方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在不断加深。由于协约国对美军用物资的巨大需求，欧洲的财富开始源源不断地流向美国。包括现金支付、公债券和股票抵押以及大笔借款，从根本上提升了美国的旧有经济地位，迅速改变了美欧之间的债务关系，美国很快由欧洲的债务国变为债权国。此外，协约国接连不断的加工订货，也使美国的工业获得蓬勃发展。相对于欧洲遭受巨大破坏的工业区，美国的工厂犹如雨后春笋，惊人地发展起来。新的金融实力和世界工业生产潜力方面的领导权，在战时已转移至大西洋彼岸。美欧在战时这种地位的变化，是由协约国的需求所塑造的。因此，在中立的名义下，美国早已在经济上与协约国休戚与共，联成一体。参与对德作战，是美国迟早的选择。
美国之所以选择在1917年4月参战，除了2月1日德国恢复无限制潜艇战这一因素外，主要在于俄国二月革命可能对战争造成的影响。因为一旦俄国退出战争，德国可能战胜英、法，赢得胜利。如果德国获胜，美国提供给协约国的数十亿贷款将化为乌有，通过军需品交易获取的、存放在美国银行的巨额英、法货币，将变得一钱不值。此外，获胜的德国在战后有可能称霸欧洲和世界的前景也增加了美国的忧虑。美国未来的全球战略无法容忍德国在全球的扩张，同时，它想在战后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的世界的希望，也会因德国的胜利而破灭。最后，在获悉德国恢复潜艇战之后的第三周，一份由英国密码专家破译的从柏林发给德国驻墨西哥城公使的密电，加剧了美国的反德情绪。密电转告墨西哥总统：如果美国参与对德作战，墨西哥可与德国结盟，胜利后可从美国收复历史上所“丧失的领土”，包括得克萨斯、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等。这份密电很快在报纸上刊出，震动了美国舆论界，成为美国参战的直接动因。因此，美国完全是为了自身利益、自身安全和未来发展前景而战。
美国的参战无疑对战争进程和结局带来了深刻影响。首先，美国参战壮大了协约国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使整个战争形势开始明显地向着有利于协约国方面转变。美国输往欧洲的兵员，从宣战时的30万人，到战争结束已达200万人。有34艘驱逐舰从1917年6月开始参与大西洋上的反潜艇战；另有9艘战斗舰参与驻防北海和北爱尔兰海；并在直布罗陀、亚速尔群岛等地建立了海军基地，以加强协约国海上联系和海战需要。美国还继续通过提供各类军需物资以及直接贷款，从经济上增援协约国。到战争结束，包括给协约国的贷款在内，美国战时支出高达354.13亿美元。这些财富转化为巨大的战争潜力，增强了协约国的优势，加速了德奥集团的军事溃败，为战争早日结束提供了一定物质条件。
其次，美国的参战赋予大战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使大战具有一定的道德圣战和捍卫自由民主制度的内涵。尽管美国介入战争的主要目的是维护自身利益和安全，但在威尔逊总统的刻意宣传下，大战变成了一场“专制”与“民主”的意识冲突。提倡以民族为基础的领土变动，倡导将民主原则应用于国际关系之中，通过国家间的联合组织，在战后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的世界的理想，似乎成为美国的战争目的。威尔逊在著名的《十四点和平纲领》中，有关美国战争目的的宣传和对世界未来和平的希望的表达，在很大程度上掩饰了协约国的侵略本质，迷惑了许多原来宣布中立的国家和受美国影响的国家。它们相继参加到协约国方面对德宣战，不仅壮大了协约国的力量，而且从道义上削弱了同盟国的影响，加速了德奥集团的崩溃和战争的进程。
最后，美国的参战，意味着一个美洲国家开始以其资源、人力和军事要素影响发生在欧洲的战争。由于这个对战争结局具有重要作用的非欧洲大国的介入，原本由欧洲问题引起，实质是欧洲的战争，现已演变为全球范围的战争。世界大战，真正进入全球阶段。它与俄国所发生的两场革命一道，成为世界大战的转折点。如同美、苏（俄）两国在战后即将发挥主导作用一样，两国在战时所发生的变化和行动，不只改变了战争进程，而且开始动摇欧洲传统的中心地位。正如英国著名全球史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所说：“美国于1917年参战是历史的转折点，它标志了欧洲政治时代向全球政治时代转变之中的决定性阶段。”外交史家A.J.P.泰勒也指出：“美国参战确实是欧洲命运的转折点。”因此，1917年，对于延续数年的世界大战而言，是一个新阶段开始的标志。
六、最后的攻势和帝国的覆亡
美国的参战壮大了协约国的实力，并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一定政治影响。但是，由于长期奉行孤立主义政策，美国为投入战争的军事准备尚不充足，它庞大的经济实力足以把自己的军队扩充成一支数百万人的生力军，但这需要一定的时间。这样就为德国在俄国退出战争后，集中力量于西线反击英、法提供了一定条件。德国能否实现自己的计划？这要看美国的援助是否能以足够的数量尽快运抵欧洲。所以，1918年就成为一个激烈竞赛的年头，无论是德国还是美国，时间，是他们最需要的战略资源。但是，对疲惫不堪的英、法而言，它们更倾向于拖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给美国人的到来提供最需要的时间。这种形势决定了德国人的态度：如果不能迅速在西线取得对英、法的胜利，他们就不可能最后赢得战争。
事实上，自1917年11月俄国新的革命发生以来，德国的军运列车已开始从东线向西线大量调运兵力。到1918年3月初，德国做好发动新的攻势准备时，德军在西线的兵力已达193个师，约380万人，比英法联军几乎多出近30个师。其中许多部队，整个冬季都在参谋军官的指导下，接受“渗透式”的突袭战术训练，其冲击力较之几年前的刻板举动大有改进。德军要是能够成功地突破协约国防线，并向巴黎或海峡挺进，就有可能取得这场战争的最大成就。
但是，在德国仍拥有军事优势的表象背后，它的经济正在不祥地走向衰落。同1913年相比，工业生产下降了43%；农业因恶劣的气候和战时环境也在持续下降，并已造成食品供应的紧张而引起普遍不满；军事装备正在日益减少，只有56个被指定为“攻击师”的部队有可能获得装备和弹药贮备的最大份额。因此，对德国而言，这是一次只许成功的赌博。因为在美国军队源源不断地开进法国的压力下，德国唯一可选择的就是，利用最后的资源尽快打败英、法。
1918年3月21日，德军在西线发动了号称“皇帝战役”的第一次大规模进攻，主攻方向是亚眠，打击的主要对象是英军。鲁登道夫是西线战役的决策人和指挥者，在他看来，英国是协约国的柱石，亚眠是英、法防线的结合点，在此突破，可以切断英、法联系，占领法国海岸，摧毁英军或迫其退至海峡，然后全力消灭法军。战斗在拂晓前打响，在长达90公里的战线上，德军出动65个师，在3000门大炮轰击的掩护下，率先发起进攻。在密集的炮轰和徐进弹幕射击之后，英军的防御工事和交通线已成为一片废墟。连续一周的推进，德军冲破英军两道防线，深入英军防区60公里，但由于军需供应困难和英军的顽强抵抗，前进速度日渐缓慢。4月初，在无效的第二次进攻之后，疲乏的德军被迫停止了攻势。这次战役英军伤亡16.5万人，法军7.7万，德军23万。德军虽略有进展，但兵力损耗严重，力争的战略目标也没有达到。
5月，德军将主攻方向转向夏托蒂埃里至巴黎一线。鲁登道夫知道，正像英国人誓死保卫海峡一样，法国人为保卫巴黎是不惜代价的。危及巴黎最易打击法军士气，并且那里也是英法联军大量集结地区，突破一点，将危及全局。战斗在5月27日打响，德军迅速突破法军防线，占领苏瓦松，进抵马恩河。6月3日，德军已推进到距巴黎仅37英里的地方，并开始用远程大炮轰击法国首都。但增援的美军已抵达前线，他们拦截了德军通向巴黎的道路，并在一场短暂而猛烈的战斗中击溃了德军。此役德军损失13万人，鲁登道夫不得不每日以10个师的速度从东线向西线抽调兵力。
7月15日，德军决定在马恩河向协约国发动最后一次攻击。战斗仅两天，尽管德军在一个地段前进了9英里，但在美、法两国军队的坚决抵抗面前，他们的进攻失败了。至此，德军由于连续作战，实力严重消耗，加上后方经济衰退、兵源枯竭、军需匮乏，已丧失了任何进攻能力。相反，协约国由于美军源源不断地抵达欧洲和物资供应方面的巨大优势，已开始掌握主动权。7月18日，协约国联军发动新的马恩河战役，德军被击退40公里，解除了对巴黎的威胁。8月8日协约国又发动亚眠战役，仅两天，德军就被迫后撤并丧失16万人。鲁登道夫后来哀叹：“8月8日是战时德军最暗淡的日子。”9月下旬，协约国联军突破兴登堡防线，德军无力抵挡，战败已成定局。
与此同时，德国的盟国由于失去陷于困境的德国的支持，也纷纷走向崩溃。9月15日，在萨洛尼卡战线，协约国军队首先对保加利亚开始反攻。保加利亚的抵抗一触即溃。自从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以来，几乎不断卷入战争的保加利亚人民除了严重的体力消耗之外，还对自己在同罗马尼亚媾和时没有获得所渴望的多布罗加地区深感失望。因此，当协约国军队突破保、土军队在多勃鲁平原的防线，包围了10万保军之后，保加利亚军队被迫从瓦达河以西地区全线撤退。9月25日，保加利亚没有与它的盟国商议，即向协约国求和。9月29日，保加利亚接受停战条件。数日后斐迪南国王（1887—1918）退位。保加利亚的投降在中欧列强南部防线上打开一个缺口，不仅德国和土耳其的联系被切断，联军通向君士坦丁堡的道路也畅通无阻。土耳其已变得岌岌可危。
自从成功地防御了协约国在加利波利登陆的企图之后，土耳其人一直在亚美尼亚同俄国人、在美索不达米亚同英国人和印度人交替作战，但决定胜负的地区是巴勒斯坦。这里虽然有德国军队协助，但兵力薄弱，无法全面抵挡英军的攻势。早在1917年12月，耶路撒冷便落入英国人手中。1918年9月19日，英军再次发动进攻。到10月底，他们占领了整个叙利亚。由于阿勒颇和亚历山大勒塔被攻占，土耳其从小亚细亚到美索不达米亚的铁路联系被完全切断。在另一支英军的打击下，那里也停止了抵抗。1918年10月31日，内外交困的土耳其被迫放下武器，在爱琴海利姆诺斯岛附近停泊的一艘巡洋舰上，与英国签订了停战协定。土耳其的屈服，也意味着延续五百余年的奥斯曼帝国的崩溃。
与保加利亚和土耳其抵抗的瓦解相对应的是，奥匈帝国由于前线遭受失败正在迅速分解为以民族为基础的各自独立的国家。大战期间，被认为是“企图以二流国家的物力扮演一流强国角色”的奥匈帝国，只是由于德国的军事援助，才勉强应战。但是，战争带来的巨大破坏和消耗已使帝国经济陷于枯竭。大战后期，国内反战运动、工人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交织在一起，猛烈冲击着民族文化内聚力十分薄弱的帝国。191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民族独立运动持续高涨，要求建立各自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呼声日益强烈。当年夏、秋两季，奥匈军队先后两次发生大规模骚乱。到8月14日，奥匈当局正式告知德国，它已不能继续作战。10月11日，奥属波兰在克拉科夫宣布脱离奥国。10月4日，帝国的工业中心——捷克在要求建立独立共和国的口号下举行总罢工。10月24日，匈牙利宣布独立。10月28日，捷克和斯洛伐克合并宣布独立。10月29日，包括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南斯拉夫国家宣告成立。千疮百孔的奥匈帝国瓦解成一系列民族国家。10月27日，奥匈外交大臣向协约国要求单独媾和，11月3日，在帕杜亚签订停战协定，向意大利投降。11月12日，奥地利共和国宣告成立，哈布斯堡王朝延续七百余年的统治彻底覆灭。
随着保、土、奥匈相继退出战争，同盟国中只剩下德国，但已陷于内外交困的绝境。军事上的失败，已无法挽回；国内革命的烈火，也已成燎原之势。11月4日，德国北海海军基地基尔的水兵起义成为全国革命的信号。基尔海军基地的水兵富有光荣的斗争传统。早在1917年夏，那里发生的局部哗变，就把反战争运动引向一个高潮。1918年10月底，在胜利无望的形势下，顽固坚持战争政策的德国海军部下令德远洋舰队出海进击英国，希望通过切断英、法之间的补给线为前线德军减轻压力，并要求舰队不能获胜就“光荣沉没”。8万名水兵不愿作此无谓的牺牲，他们抗拒命令，拒绝出航。到11月初，由于部分水兵被捕，北海沿岸地区迅速掀起了规模广泛的抗议浪潮。愤怒的水兵上街与数千名基尔工人联合，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并与海军当局发生流血冲突。11月4日，冲突演变为武装起义。水兵们解除了军官的武装，占领了炮位，控制了车站、船坞，并与一同起义的工人联合起来，组建了工人士兵代表会。当晚，整个基尔已被起义者占领。次日，全城总罢工，所有军舰都升起了红旗。基尔水兵起义获得胜利。
基尔武装起义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国，并引发积极回应。从11月5日到9日，在卢卑克、汉堡、不来梅、布伦斯比特尔科格、库克斯港等城市和西北沿海港口相继爆发革命。他们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成立工人士兵代表会，宣布接管当地政权，在此期间，汉诺威、不伦瑞克、马格德堡、奥尔登堡、罗斯托克、德累斯顿、科伦、莱比锡、开姆尼茨、斯图加特等地同时发生了革命。其中不伦瑞克、萨克森、威腾贝格等邦的君主制被废除。各地几乎都成立了工人士兵委员会，宣布接管政权，或对政权机关实行监督。然而，对基尔水兵起义回应最强烈的是南方的巴伐利亚和首都柏林。
巴伐利亚地处帝国最南端，与奥匈毗邻，也是除普鲁士以外，帝国内最大的邦国。由于奥匈帝国向协约国投降，巴伐利亚面临着协约国直接进攻的威胁。这种前景使他们感到现存政权不可信赖，迫切渴望结束战争，实现和平，并摆脱柏林中央政府严厉的经济控制。为了把巴伐利亚人民的反战情绪纳入有秩序的轨道，国王路德维希三世（1913—1918）在1月初也曾效仿马克斯亲王政府的“民主化”改革以避免革命，但基尔水兵起义所引发的革命风潮，很快就使国王的改革许诺变得陈旧过时。11月7日，慕尼黑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游行者的口号是“面包与和平”、“废除王朝”、“德皇、巴伐利亚国王和太子退位”、“彻底修改宪法”。示威群众得到多数士兵的支持，他们解除了宫廷卫队的武装，占领了邦议会，并释放了政治犯。一位名叫库纳·艾斯纳（1867—1919）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人，领导组成了“工人农民士兵代表会”，宣布巴伐利亚为“民主社会共和国”。艾斯纳当选为临时政府总理，国王路德维希三世被迫退位，维特尔斯巴赫王朝统治自此终结。巴伐利亚的革命对德国其他地区的革命具有广泛的影响。11月8日《法兰克福总汇报》这样写道：“德国的革命正在以疯狂的速度发展着。从政治观点看，昨天还只是德国北部的一场几乎是无足轻重的士兵运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慕尼黑的一场政治革命。”艾斯纳在慕尼黑的行动直接推动了柏林的政治变革，成为全德与君主政体决裂的信号。
在柏林，革命的形势在11月初已经成熟，但由于社会民主党人的干扰，直到11月9日才在斯巴达克派和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下进入决定性的战斗阶段。当日清晨，数十万列队游行的工人群众与士兵联合起来，掀起武装起义。他们夺取皇宫，攻打市政厅，占领警察局。到中午时分起义者已控制了柏林。沸腾中的工厂和兵营纷纷成立工人士兵代表会，帝国权力中枢迅速陷于瘫痪，但皇帝一直迟迟不肯宣布退位。自基尔水兵起义以来，威廉二世就躲进设在巴斯的最高统帅部，拒绝接受帝国最后一任宰相马克斯亲王（1867—1929）劝其“自愿”退位以挽救君主政体的建议，但是革命的发生已使他再也无法维持自己的统治。他开始不得不考虑大臣们从11月初就劝他退位的郑重建议。除了马克斯亲王不断地从柏林来电，敦促他尽快做出退位决定，兴登堡也悲伤地向皇帝证明，军队已不再支持陛下！“弗里德里希大王的后代决不退位！”威廉二世反驳道。他在犹豫不定中想了一条出路，想继续担任普鲁士国王。但是，马克斯亲王已不再等待，他未经授权就自行作主用急电向全世界宣告皇帝已经退位。异常气恼的威廉二世连声高叫：“背叛，背叛！”第二天凌晨，他携带儿子仓皇逃往荷兰避难。在那里，作为流亡者，他继续活了23年。虽然他常希望他的国民会召他回国，但一直没有人理睬。11月11日，新成立的共和国代表与协约国签订停战协定，大战宣告终结。
延续4年的世界大战，对德国和欧洲主要参战国的人口和物质资源带来巨大的损失和破坏。除去战时因饥饿封锁而死去的75万人，德国有200万士兵阵亡和失踪，150万人负伤，其中一部分因伤重而永远残疾。如果再加上其他盟国和协约国的阵亡人数，各参战国的死亡和失踪人数已超过850万人，轻、重伤员达1500万人，平民伤亡（除去俄国）超过500万人。物质方面的损失更加骇人听闻。在双方反复冲杀、争夺的地区，无数幢房屋被摧毁，公路、铁路和电报线路被炸断，田野一片荒芜，牲畜横遭屠杀，森林被夷为平地，由于田野遍布尚未爆炸的地雷和炸弹，大片土地无法耕种。如果再加上船舶损失和战费支出，战时德国和其他参战国的总消耗已达2600亿美元。由于大战所带来的破坏，德国的工业生产比战前降低30%，农业产量低于常年的1/3，出口额不及战前的一半。在长达近8年的时间里，经济的发展一直处于停滞状态。
战后和约没有体现威尔逊总统所标榜的自由、民主精神，所反映的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残酷掠夺。依据《凡尔赛和约》，德国丧失了1/8的领土、650万人口；25%的煤、86%的锌、近75%的铁矿、13%的小麦、16%的黑麦、17%的马铃薯；军队被迫缩减至10万人，海军限制为1.5万人，禁止建立重炮兵、航空兵和潜水艇部队，总参谋部被取缔，武器弹药供应受到限制；1600吨以上的商船被全部没收，1000—1600吨之间的商船被没收一半，并要求提供大量的铁路器材、海底电缆、木材、牲畜以及战争赔款，其数额和时间待后确定。和约还规定，莱茵河以西的德国领土由协约国军队分区占领15年，以东50公里宽的地带为不设防区；萨尔区由国际联盟一个委员会托管15年，矿井由法国开采，期满后通过公民投票决定其归属；在东部，一条穿越西普鲁士，一直延伸到波罗的海但泽港的出海通道被割让给波兰，但泽变为国际自由市，而东普鲁士则因这道波兰走廊的开辟与德国其余部分分割开来。和约剥夺了德国战前在海外所拥有的全部殖民地，它们以“国际托管”的名义，分别被英、法、日、比、澳、新和南非联邦所占有。
和约的这些规定，集中反映了战胜国对战败国的掠夺本质，严重伤害了德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激发了新的民族仇恨。因此，它不仅不能保证维持持久的国际和平，而且为新战争的爆发埋下了隐患。由于战后20年就又爆发了新的大战，人们更愿意把这一和约所维持的“和平”视为一个走向未来战争的“休战”时期。
大战显著的政治后果，是通过一场革命促使半专制的君主政体走向瓦解。大战是对古老的君主制度和贵族封建制度的最后一次打击。随着威廉二世的逃亡和德国在世界大战中的失败，俾斯麦开创的帝国以及霍亨索伦王朝在德国的漫长统治一并告终，成为历史的陈迹。但是，德意志帝国的扩张传统和专制主义遗产并未得到彻底的清除。以社会民主党为主要设计师的新共和国，从一开始成立就缺乏那种构成共和主义基础的深刻的社会改革。以后，随着它被迫承受的种种负担——《凡尔赛和约》、巨额赔款、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所带来的压力，它急于维护既定的秩序，远甚于进行新的大胆的社会改革试验。这种保守的态度，使它在与亲布尔什维克的德国共产主义者决裂之后，不久就受到来自右翼集团，包括原来的保皇派、军官、容克地主和大企业家为首的真正的反动派的威胁。但是，魏玛政府没有采取足够坚定的措施来制止反民主势力对民主政体的侵害，而是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妥协、退让加深了自身统治的危机。随着时间的推移，魏玛共和国的民主试验正在失去它原先对德国民众的吸引力。民主政体已开始被视为一种价值有待重估的外来事物、一种进口的学说、一种由不久前的战争强加给德国的外国制度，而遭到许多德国人的排斥和怀疑。正像《凡尔赛和约》是走向新战争的短期“休战”一样，新生的共和国也正在成为由君主专制向极权主义统治转变的过渡性桥梁。十多年后，魏玛共和国出现的道德混乱和经济动荡最终导致了法西斯独裁体制的建立。这一过程再现了德意志帝国的扩张传统和专制主义遗产的消极影响，给德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德国人民将经历一系列充满“悲剧”和“喜剧”的选择，向新的历史阶段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