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开辟了德国历史发展的新阶段。然而，这个帝国既非历史上古老帝国松散结构的复活，也非帝国形态在其他民族中所呈现的那种高度统一，而是一个奇特的联邦国家。帝国时期，德国的经济、文化有了巨大的发展，是近现代史中最令人惊异的篇章。帝国的缔造者俾斯麦，权倾朝野，又面临种种挑战，他那强烈的意志力同无限的智慧和想象融合为一体的独特天赋，为这个新国家打上了自己的印记。
一、帝国的政治结构
德意志帝国在形式上是作为一个联邦国家组织起来的，参加联邦的各独立邦并未失去各自原有的地位。联邦的构成包括4个王国：普鲁士、巴伐利亚、萨克森和符腾堡；6个大公国：巴登、黑森、梅克伦堡—施维林、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奥尔登堡和萨克森—魏玛；5个公国：安哈尔特、不伦瑞克、萨克森—迈宁根、萨克森—阿尔滕堡、萨克森—科堡—哥达；7个侯国：罗伊斯老系、罗伊斯新系、施瓦尔茨堡—鲁道尔施塔特、施瓦尔茨堡—松德尔斯豪森、瓦尔德克、利珀和绍姆堡—利珀；3个自由市：汉堡、不来梅和卢卑克，此外还有帝国直属领地阿尔萨斯—洛林，共计大小25个邦。这些邦在疆土和人口上相差悬殊。普鲁士的版图占整个帝国的2/3，人口占3/5。1871年帝国总人口约4100万人，其中居住在普鲁士的有2470万，而剩余的成员邦中，仅巴伐利亚、萨克森、符腾堡和巴登的人口超过100万；另有8个小邦，其人口数均未超出10万，其中最小的罗伊斯（老系），人口仅6.2万，占地316平方公里。这种不平衡局面使普鲁士拥有事实上的强大优势，它的人口和面积超过所有邦国的总合，并控制着最重要的工业和自然资源。普鲁士的巨大优势决定了它在帝国中的特殊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德意志帝国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联邦国家，因为一个过于强大的参加邦的存在，是和联邦主义的原则不相容的。
依据1871年4月14日通过的帝国宪法，帝国立法权属于两院制的立法机构——联邦议会和帝国议会。联邦议会形式上相当于上院，但它并不代表议员个人的意志，而是由议员所体现的各邦君主的意志。联邦议会的代表由各邦君主任命，一般都由保守的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出任。联邦议会是各邦君主权力的集中体现，它是帝国的最高机构，发挥的作用是主权性质而非议会性质的。任何法律和政策，未经联邦议会同意均视为无效。因此，它被视为拥有新帝国君主权力的旧邦联议会的残余，同时它也是掩盖普鲁士霸权的一种伪装。在联邦议会最初的58个席位中，普鲁士有17席，巴伐利亚6席，萨克森、符腾堡各4席，其他各邦从3席到1席不等。普鲁士的席位不足总数的1/3，但宪法规定拥有14票就可以否决议案，这样普鲁士对宪法的任何修改都握有否决权。
帝国议会名义上是人民议会，由所有年满25岁的男性公民投票选出，因而在表面上具有一个真正立法机构的一切外部特征，但是它的权力实际上极其有限。它对国家的外交和军事没有发言权，也不能单独通过任何一项对政府不利的法案，因为一切法律和决议都必须取得联邦议会和皇帝的同意才能生效。它也不能对政府行使监督权，无权要求政府作政务报告。唯一能对政府施加压力的就是拒绝通过预算，但是，所有议员都没有忘记普鲁士历史上的宪法纠纷，政府抛开议会进行军事改革的先例使他们行使这最后的权力也归于无效。
宪法规定，帝国的皇帝由普鲁士国王兼任，同时规定普鲁士的首相就是帝国的宰相，普鲁士的外交大臣就是帝国的外交国务秘书。由于帝国不组织内阁，帝国的唯一大臣就是帝国宰相。帝国宰相只对皇帝负责，并主持联邦议会的工作。宪法还规定，宰相必须在皇帝批准的一切法案上副署，但由于宰相的任职取决于皇帝的意愿，这一规定实际上毫无意义。事实上，在俾斯麦担任宰相的漫长时期中，皇帝和宰相在原则问题上都是相互信任的，以至于俾斯麦能够大权在握、纵横捭阖，成为帝国权力的真正化身。
帝国军队是帝国结构中的特殊构成部分，它最为明显地表现了帝国的“普鲁士化”倾向。从法律上讲，并没有什么帝国军队、帝国参谋本部或帝国国防大臣。它实际上只是普鲁士军队和军事组织在帝国范围的扩大。在统一的帝国军队旗号下，各邦除巴伐利亚、萨克森和符腾堡保留一定的军队之外，都把分担的份额军队统一交由普鲁士指挥。普鲁士的军队占据了这支军队2/3以上的兵员，并把自己的军事法规扩大运用于整个帝国。由于军人不是对宪法而是对皇帝宣誓效忠，作为帝国皇帝的普鲁士国王便彻底控制了军队。早在统一以前，军队就是普鲁士邦的核心，现在它不仅是“邦中之邦”，而且成为帝国中的主体邦。大多数德国人都承认德国的统一全靠这个普鲁士军人邦。因此，在全帝国，任何政治思想和政治行为都深受普鲁士国王、普鲁士参谋本部和普鲁士军队的影响。人们认为，军队既是缔造德意志帝国的工具，又在极大程度上成为保卫帝国的武器。在帝国时代，它一直是国内政策最坚强的枢轴，又是保卫帝国大厦最前沿的坚固堡垒。高级军官对君主的影响以后变得愈来愈大，以至于俾斯麦之后的任何宰相都难以无视军队的影响而保持自己的威势。只有俾斯麦，他可以凭借个人的威望保持政治上的权势，其他任何宰相都达不到这样的高度。
显然，按照这样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德意志帝国是普鲁士的“扩大版”。普鲁士与帝国其余部分之间的紧张关系的存在就成为一种客观现实，它反映了联邦主义与中央集权的矛盾。但是，在帝国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种紧张关系还是被消除了，因为帝国与普鲁士之间的有机联系，使得帝国的其余部分也获得了普鲁士的力量和政治影响。只要普鲁士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仍在为帝国的所有部分提供保护，以上一切紧张因素都将受到抑制。此外，随着帝国力量的增长，陆、海军的扩大，国际义务的增多，要求扩大帝国政府职能的需求成为一种趋势。1873年成立帝国铁路局，1874年建立帝国银行，1877年最高法院宣告成立。随着这些帝国统一机构的增多，以及俾斯麦时期实施的、适用于整个帝国的社会立法，帝国走向中央集权化的趋向在不断增强。然而，即便如此，带有联邦主义性质的对抗活动仍然存在。除了小邦政府的分立活动，天主教势力、非德意志民族，特别是波兰境内的反日耳曼化斗争的激化，都在抵制各种中央集权化的努力。所以，由俾斯麦一手炮制的帝国体制本身是一个矛盾体，它前所未有地巩固了普鲁士容克贵族的主宰地位，同时又潜伏着种种对立和矛盾。自出任帝国宰相起，俾斯麦不得不再次应对各种新的、不流血的“战争”。以“文化斗争”著称的反教权主义斗争，是帝国时期俾斯麦所领导的第一场战斗。
1870年12月，当普法战争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俾斯麦尚留在法国时，国内政党活动发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一个在50年代曾经存在的罗马天主教政治派别，在邦议会选举中获得引人注目的57席，旋即他们又组成组织严密的政党中央党，并通过购进一家跨地区的大报《日耳曼尼亚报》获得一块宣传阵地。这个党起初以维护在一个新教国家天主教会的权利为出发点，继而提出有关政治与社会的明确的教会纲领，包括反对中央集权、教会自治、宗教教育自由这三个基本方面。显然，这个党的出现以及在纲领中对现代政治和社会发展提出的挑战，标志着天主教徒已成为帝国政治生活中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自普奥战争以来，奥地利便被排除出德意志，天主教徒在新帝国中就成了少数，然而这个“少数”既重要又集中。他们特别集中在南德的巴伐利亚、西部的莱茵兰和东部的西里西亚。作为一个联合一致的集团，他们在国外得到罗马教皇的支持，在国内与南德的分离主义势力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一个新教占优势的帝国，他们所处的少数地位，反而使人们更容易体会到在一个权力无限的国家面前获得保护的必要性。德国天主教徒的政治立场是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有趣的混合物。就其对国家的无限权力提出挑战、竭力维护个人和集团的权利不受国家不必要的干涉而言，他们是自由主义者。然而，从他们所强调的教会世界观的统一性和整体性以及对世俗化、现代化的抗拒而言，他们的立场又是保守主义性质的。对于一个信仰坚定的天主教徒来说，大量的世俗化社会和政治事务应包括在宗教的广阔范围之内，因为基督教就是一种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影响人类活动一切方面的生活方式；而对于新教徒来说，这些事务并不属于宗教，而属于一个完全自由的领域。此外，对于具有世界性和国际性的天主教会的教徒来说，他们不像新教徒那样易于接受民族教会的形式。他们虽然在民族特点和民族传统方面作了许多让步，但决不把自己的宗教完全等同于民族宗教。对于像德国这样天主教居于少数的国家，想要保持天主教会的独特面貌，必然会与民族主义和中央集权的势力发生冲突。所以，德国天主教徒的具体政治要求必然表现为：反对进一步扩大帝国的权力，维持国家的联邦制结构；主张教会组织独立于国家，实行自治；要求开办天主教学校，保持教会对教育的控制。
然而，天主教中央党的政治主张是有悖于德意志帝国的统一现实的。它在南德各邦的政治影响助长了分离主义势力的发展，并增强了信仰天主教的波兰人的反德意志倾向；它与罗马教皇的联系以及在天主教法国所引起的呼应，也对帝国联俄反法的外交战略起着破坏作用；它的反世俗化立场对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因此，当1871年3月3日中央党投入第一届帝国议会选举，成功地取得18.4%的选票，占据63个议席，出人意料地成为第三大党的时候，俾斯麦决定发动一场反教权主义斗争，以打击天主教势力。这场斗争以后被称作“文化斗争”，不仅进步党和自由党使用了这一名词，而且被打击的天主教徒也嘲弄性地接受了这一概念。
1871年6月19日，俾斯麦授意《十字架报》发文率先发起对天主教徒的攻击，声言斗争将由内及外，矛头已指向罗马教皇。7月8日他宣布关闭普鲁士文化部的天主教事务处，使之与新教处合并为宗教事务处。当中央党领袖对此提出非议时，俾斯麦声称：我们不能把国家分割成“每个教派都将分得一定份额的不同教区”。鉴于耶稣会会士在东普鲁士学校提倡恢复波兰文化，以及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神职人员对政府的反对态度，1871年11月俾斯麦采取果断措施，通过一项法律草案，把一切学校，包括私立的教会学校，都置于国家监督之下。为了加强对这场“文化斗争”的领导，1872年1月22日，俾斯麦用激进的反教权主义者阿德尔伯特·法尔克代替较为温和的冯·米勒为文化大臣。新大臣的使命是“恢复国家对教会的权力”，从法律上确立国家对学校的监督权。1872年7月4日，国会通过《反耶稣会士法》，宣布将耶稣会会士驱逐出德国国境。罗马教廷对此提出强烈抗议，两国外交关系遂告中断。1873年5月，由法尔克大臣拟定的一系列反天主教法令公布实施，反教权主义斗争达到高潮。法令剥夺了主教在教会内的大部分惩戒权，把对教士的教育完全置于国家监督之下。1874年3月，政府颁布新的刑律，推行了强制性的非宗教婚姻。7月3日，因为发生了有人企图暗杀俾斯麦的事件，斗争进一步尖锐化。12月，俾斯麦在帝国议会发表6次长篇演说，每次都带着挑衅的口吻迫使中央党应战。但是，中央党在外部也得到罗马强有力的支持。1875年2月5日，教皇庇护九世庄严宣布，普鲁士的所有教会法令统统无效，并威胁说，要把所有遵守这些法令的人逐出教门。教皇的通谕，引起非天主教徒的猛烈抨击，也促使政府加大了对天主教的镇压力度。到1876年，几乎所有普鲁士的主教均依据刑法被逮捕或驱逐出境，大约有1/4的天主教教士职位空缺无人。
俾斯麦的反教权主义斗争，得到资产阶级的支持，人民群众也欢迎“向神父开战”。俾斯麦尽量利用这一有利时机煽动民族情绪。他提醒人们回忆800年前亨利四世皇帝去卡诺莎向教皇格列高里七世悔罪的耻辱，并表示：“我们是不会去卡诺莎的，肉体不去，灵魂也不去！”据报道，人们对俾斯麦的这次议会演说，报之以“压抑的欢呼声”，它反映了俾斯麦投入这场斗争的坚强决心。但是，无论是俾斯麦还是中央党，都没有获得这场斗争的最后胜利，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真正的对手。从1876年起，俾斯麦已认识到他过高估计了中央党对德国统一的危害，随着他所策划的新的对法战争的失败以及国内工人运动的发展所构成的新威胁，俾斯麦决定与教会和解。中央党也深感工人运动的威胁，他们警告宰相说：“如果你们剥夺工人在彼世的天堂，他们就想要地上的天堂了。”这样，从1876年起，斗争停止了。为了对付一切号召阶级斗争的人，俾斯麦打算“至少走一段去卡诺莎的路”。1878年，教皇庇护九世去世和利奥十三世的当选，为他提供了这种机会。新教皇在就职的当天写信给德国皇帝，表示希望在教会与德国之间重建和平。经巴伐利亚政府的斡旋，谈判的双方都作了让步。普鲁士不再认真执行法尔克的法令，并将在晚些时候加以修正。教皇则保证教士行为合度，并承诺今后任命所有教职均事先通知政府。于是，俾斯麦从原先的立场退却，并通过撤免法尔克的大臣职务、恢复各教区的神父、重新开放教堂，实现了与教会的全面和解。1887年5月23日，利奥十三世在一次公开的红衣主教会议上正式宣布，那场“损害教会又不利于国家”的斗争已告结束。
文化斗争是在“为世俗文化而斗争”的旗号下进行的普鲁士容克统治势力与反普鲁士容克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是普鲁士大邦和西南诸中小邦争霸德意志的权力之争。斗争的结果双方都未取得真正的胜利，但斗争所具有的维护统一反对分裂、坚持变革反对倒退的性质，对巩固新帝国的政治秩序产生了重要影响。文化斗争收场以后，面对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惊人的力量增长，俾斯麦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寻求用法律手段来镇压这一运动方面。从此，德国国内政治斗争的内容与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在德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在19世纪40年代，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已经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并在1848年革命中经受了血与火的战斗锻炼。在50、60年代工业高涨的年代，随着统一运动的发展，工人阶级开始走向政治联合的道路，并逐渐摆脱自由资产阶级的直接影响。1863年年初，活跃起来的工人阶级决定在莱比锡建立“全德工人联合会”，这是工人阶级走向政治联合的显著标志，对未来的德国工人运动产生了深刻影响。但是，联合会从一开始就处在一位年轻的犹太律师的影响下，这位曾对德国早期工人运动发挥过决定性影响的人物就是斐迪南·拉萨尔（1825—1864）。
拉萨尔出身于布勒斯劳一个犹太富商家庭。青年时代他就曾梦想成为一名犹太人的英雄领袖，但是犹太人备受歧视压迫的处境，迫使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拒绝了父亲要他经商的劝告，以一种终其一生都具有的英雄资质和戏剧性的悲怆情怀向父亲宣告，他已选择为人权而战斗来作为自己的职业，并打算为此承受挫折和困难。于是，他成为一个民主主义者。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年轻的拉萨尔开始刻苦地学习哲学和历史，并先后进入布勒斯劳大学和柏林大学。1846年，他到巴黎去研究与他的哲学论文有关的手稿材料。在那里，亨利希·海涅同拉萨尔有过一面之缘，并留下了对这个年轻犹太学者初步印象的生动记述。他称拉萨尔是他“所遇见过的智能最优异、学问最渊深、知识最广博、头脑最敏锐的青年人。他既有高度的表达才能，又有坚强的意志和灵巧的行动”，并称拉萨尔为“真正的新时代的儿子”。同一年，拉萨尔因插手一位贵族妇女的离婚案件，中断了他的研究。他用全部热情和精力为这位贵族夫人进行法律斗争，前后卷入这一案件达8年之久，最后终于成功地为她赢得了财产和地位，但拉萨尔因此遭受指控而坐牢。出狱后，他又因参加1848年革命，再度被判处6个月监禁。这些经历使他具有青年革命家的形象，并赢得学者、诗人、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声誉。从此，他把自己的命运紧密地同激进运动联系在一起，并通过出版自己大部头的哲学著作、各种政治小册子以及参与各种大众讲演，成为近代德国杰出的青年政治领袖。由于他的这种名声，莱比锡的工人请求他帮助他们组织全国性的工人联合会。拉萨尔从这个计划中看到了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希望，他决心出面领导这一群众组织，使之成为一支与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党派并列的第三势力，并使自己真正成为一个群众运动的领袖。
自1863年5月23日全德工人联合会在莱比锡建立，至1864年8月31日拉萨尔为一个女人与人决斗受伤去世，联合会的会员达到4600名。虽然人数不多，组织发展得也不快，但这是德国工人走向联合行动的起点。由于拉萨尔的不懈努力，德国工人阶级已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作用，并力争把自己组织成一个独立的政党。这是拉萨尔的功绩。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在德国工人运动沉寂了15年之后，拉萨尔又唤醒了这个运动，这是他的不朽的功绩。”但是，与马克思不同，拉萨尔从来没有真正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他彻底吸收了黑格尔的国家理论，在黑格尔所描述的国家观念面前，他的思想和行为变得裹足不前，甚至向工人阶级呼吁阶级调和与和解，幻想依靠君主国家的帮助实现社会主义。这样，拉萨尔就未能继承19世纪40年代德意志工人运动的革命传统，而是把刚刚独立的工人运动引入改良主义的歧途。拉萨尔生前曾与俾斯麦有过多次接触和通信，他幻想得到普鲁士国家的帮助以实现工人的普选权。俾斯麦也试图利用拉萨尔，达到既打击资产阶级又控制工人运动的目的。他们很快达成交易，拉萨尔诱导工人阶级逐步将自由派资产阶级作为主要攻击目标，俾斯麦除答应实行普选，并准备拨款在西里西亚建立一个国家资助的工人合作社。至此，拉萨尔已由一个工人革命的组织者、鼓动者，转变为普鲁士王家社会主义者。
拉萨尔死后，全德工人联合会的领袖由其门徒约翰·巴普蒂斯特·施韦泽（1833—1875）接替。施韦泽继续追随拉萨尔与普鲁士国家合作的政策，但在某些方面已突破拉萨尔主义的教条，力图在60年代末的新形势下，进一步扩大联合会的活动范围。但这时在南德意志出现了一个新社会主义流派，它对北部的拉萨尔派提出了挑战，并最终使施韦泽及其追随者的活动黯然失色。这个派别最重要的领袖是奥古斯特·倍倍尔（1840—1913）和威廉·李卜克内西（1826—1900）。倍倍尔的职业是木镟工，他是地道的工人阶级子弟。最初他与进步党有一定联系，后来由于拉萨尔的宣传鼓动工作转向社会主义，以后逐步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才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1862年，他陆续担任莱比锡工人教育协会和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的领导职务。1865年他结识了比他年长14岁的威廉·李卜克内西，他们结下了终身的友谊，并加速了他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过程。
威廉·李卜克内西是1848年革命的老战士，青年时代受过大学教育，同早期的工人运动有过密切的接触。1848年革命中他曾参加巴登起义和维护帝国宪法运动，失败后流亡瑞士，以后又辗转转移到伦敦。在伦敦，他参加了“共产主义者同盟”，成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密友和学生。从此，通过掌握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参与革命活动，他成为科学共产主义者。1862年8月，普鲁士政府宣布大赦以后，他回国从事新闻工作和政治活动。1863年秋，他有保留地参加了全德工人联合会。1865年2月，他因与拉萨尔派发生意见分歧，被开除出全德工人联合会，并被普鲁士当局驱逐出柏林。此后，他来到莱比锡，参加了当地工人教育协会的活动。当年他与倍倍尔结识，两人的友谊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信仰，使他们珠联璧合，成为德国工人运动史上最有影响的组织者和活动家。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1866年，以莱比锡为中心的工人组织相继加入马克思领导的“第一国际”。1869年8月，南德各地的工人组织在第一国际思想的影响下，与退出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先进分子一道在爱森纳赫城组建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即“爱森纳赫派”）。这个党以第一国际章程的序言为纲领，提出了要求废除私有制、铲除阶级统治、以阶级斗争为工人阶级解放的手段、拥护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等奋斗目标和策略原则，是德国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来的革命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成为党的集体领导成员，在他们领导下，这个党成为国际工人运动中最有影响的政治力量，德国工人运动迅速地居于国际工运的前列。
1874年以后，统一的德国当局加强了对工人运动的镇压与迫害，迫使社会民主工党和全德工人联合会走向政治联合。1875年5月在哥达召开两派合并代表大会，宣布成立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德国工人阶级开始处于一个统一的组织领导之下。但是，两派的统一忽视了两派存在的思想政治分歧和统一的条件。在统一纲领，即哥达纲领中仍保留了许多拉萨尔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写了《哥达纲领批判》，对这种让步作了严厉的批判。但鉴于两派合并后的形势和帝国当局对两派的镇压态度，这份文献直到1891年才正式公布。尽管如此，两派的合并仍然标志着德国工人运动的不断壮大，它在德国政治生活中的影响不断增强。在1874年的选举中，社会主义党派的选票已由上届的12.4万张增至35.2万张，议会代表由2名增至9名。1877年的选举，工人党的力量进一步增强，选票达49.3万多张，议席增至12位。工人政党选举力量的惊人增长已成为俾斯麦的心腹之患，这是他草草结束文化斗争，以全力来镇压工人运动的基本原因。1876年，当文化斗争收场时，俾斯麦政府面对的就是这样一支新政治力量的崛起。
为了镇压工人运动，俾斯麦一直在寻求运用新的法律手段，但他的尝试一开始就遭到失败。直到1878年5月至6月，先后发生的两起谋刺德皇威廉一世的事件，为他提供了新的机会。他把这一事件归罪于社会民主党人的恶意宣传，在他的授意下，官方报刊对工人政党发动了一场猛烈的攻击。在舆论的作用下，1878年10月19日，国会以221票对149票的优势通过了反社会主义政党的“非常法”，即《镇压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根据这一法令，任何同社会民主党有关的团体、报刊、印刷品及大小集会，均被明令禁止；对于这些团体和活动的任何支持，都要受到严厉的惩罚。最初非常法的有效期规定为两年半，以后每隔两年就延长一次，直至1890年，共计12年。在这12年中，俾斯麦政府共解散工人组织388个，禁封各类出版物1800种，有1500人被判决总计超过1000年的监禁。德国社会民主党处于十分艰难的境地，但他们坚持在非常法条件下进行斗争，最后终于赢得废除非常法的胜利。这是帝国时期德国工人运动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它使德国工人政党开始成为整个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先锋队。
俾斯麦一方面通过非常法强化对工人运动的暴力镇压，一方面通过一系列富有社会改革意义的立法，从政治上迷惑和软化工人阶级的斗志。立法虽主要出于政治上的目的，但也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些规律，即在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的情况下，提出了通过国家干预，协调国民收入，以缓和阶级矛盾扩大再生产的要求。由于俾斯麦的社会立法开欧洲各国之先河，故而具有较为深远的影响。
俾斯麦的社会立法包括劳工立法和社会保险立法两个方面的内容。劳工立法主要是通过70、80年代的几项法案，对工人星期日劳动、实物工资制度以及按期正常支付工资等要求作了具体的法律规定，确立了6天工作日制以及按期给工人支付货币工资的制度。其中1878年的法令对雇佣青工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劳动日的时限作了明确规定，法令要求被雇青工必须年满13岁并读完小学；14岁以下的青工劳动日不得超过6小时；14岁至16岁的青工不得超过10小时；完全禁止在工矿企业中使用童工。1891年又通过立法，对妇女的劳动条件作了具体规定：禁止雇佣妇女在矿区从事地下作业；妇女的劳动日时限不得超过11小时；妇女产后可享有4周的假期等。为了监督各项劳工立法的执行情况，从1878年起，各邦普遍实行工厂视察员制度，以保证劳动过程中侵害工人劳保条件的现象及时得以纠正。
社会保险立法的影响更为广泛。第一项社会保险议案是1883年的疾病保险法，它规定成立一个自主的管理机构，其费用由雇主负担2/3，受雇者承担1/3。这项法案从1885年至1903年，进行过4次修正，到1913年，约有1450万人得到这种保险。1884年通过了意外灾难保险法，这项保险所需费用全部由雇主承担，工人享受保险费用的数额依受伤轻重程度来决定，若工人死亡，家属可领取相当死者薪金约1/5的抚恤金。1889年又通过老年和残废保险法，费用由雇主、工人和国家共同负担。享受这一保险的年龄为65岁，在此年龄界限以内，如果工人残废，会得到一笔抚恤金；65岁以后，他可以领到养老金；如果在65岁以前死去，其家属可获得一笔年金。除此而外，各市政当局和私人机构还在住房、公用事业、流浪工人救济和卫生保健问题上对国家立法作了补充。所有这些措施加在一起，使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成为先进的社会立法楷模。这些举措虽然使部分工人牺牲了一定的政治权利，如领取救济金者将失去选举权，但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工人的生活状况。从长远看，它不自觉地顺应了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国家对劳动力再生产进行干预的需求，并对帝国时代德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二、帝国的经济发展
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实现了德意志民族的政治统一，也为德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创造了条件。从帝国建立到19世纪末，德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成为近现代世界史上最引人注目的篇章之一。因为在不足30年的时间内，德国令人惊异地走完了英国用一百多年时间走过的道路，不仅由一个分散落后的农业国，一变而为高度发达的工业国，而且成为对英、美经济霸权和政治霸权提出挑战的新兴力量。就其成就而言，也许只有现代日本的崛起可与之相媲美。
德国经济蓬勃发展的前奏出现于19世纪50、60年代，在这20年中，经济发展的成就超过了以往整整一个世纪的总和。到1870年，德国在世界工业总产量中所占的比重已达13.2%，超过了法国，进入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但是，在统一以前，德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除了普鲁士、萨克森、巴伐利亚、巴登等一些工业较发达的地区外，德国还存在着许多落后的农业地区。全国总人口中有2/3的居民长年居住在农村，在一千多万劳动力中，有600万人仍在从事农业和林业生产。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在农业地区长年有近百万的德国人离开祖国，到国外去寻找更好的就业机会。在普鲁士东部的大庄园，由于远离城镇、交通不便和沿用旧的经营方式，许多庄园主收益甚少，而且经常负债。他们不断地对国家施加压力，要求给予财政援助。这些都说明，德国在当时仍未摆脱分散的农业国的消极影响，工业发展的成就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它的发展，由于国土分裂和农业滞后，尚未形成一股真正的洪流。
统一，是德国经济真正进入高速发展时期的起点。
第一，政治统一的完成和中央集权政府的建立，为资产阶级通过强有力的政权推行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一体化政策创造了条件。这些政策包括统一的经济法规、统一的度量衡制度、统一的金本位币制的制定以及部分统一的邮政系统和国家中央银行的建立等。从70年代上半期开始，帝国政府相继颁布了商业法、营业自由法、民权和迁徙自由法、统一的度量衡法、保护国外商业法以及对邮政、交通和金融机构事务的管理法等。1873年7月政府公布货币法，1875年1月规定帝国马克成为唯一的支付手段，随之又将普鲁士银行改建为帝国银行，从而统一了全国的货币制度。1879年，国会通过保护关税法，大大提高了进口税率。关税法不仅增加了政府的关税收入，而且使本国产品垄断了国内市场，保护了发展中的国内工商业，也稳定了容克地主的农业经济。这些举措彻底消除了统一前地方经济的分离状态，加速了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从而为商品经济的充分和广泛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
第二，由于1870年对法战争的胜利，法国支付的50亿法郎的赔款和割让阿尔萨斯—洛林这块煤铁产地，对德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50亿法郎的赔款对德国扩大生产起了一种“输血”作用，直接引发了德国经济的“暴发”。吞并阿尔萨斯—洛林则获得了实际而又持久的资源优势。这块煤铁资源丰富的地区与有着丰富的原煤储量的鲁尔矿区连成一片，成为德国发展重工业的一大重要基地。由于新的财力和新的资源的获得，这个新统一的国家取得了迅速完成工业化的决定性条件。
第三，军事工业的发展不仅具有政治意义，而且具有更为重要的经济意义。从三次王朝战争，到维持欧洲大陆霸权，继而争夺世界霸权，大力发展军工生产是普鲁士—德国的既定国策。1879年德国的军费支出为4.3亿马克，1899年上升到9.3亿马克，到1913年则猛增至21亿马克。巨大的军事支出刺激了克虏伯、施图姆等军火企业的飞速发展。1870年至1913年，克虏伯军火工厂的雇员从7000人增至8万人。克虏伯大炮的声名不仅使它垄断了德国军队的供应，而且使它从全世界的军备竞赛中得到加工订货。在德国国内，军事工业不仅被视为国家利益所必需，而且被当作繁荣经济的主要手段受到颂扬。他们深信军备是使德国不断取得经济进步的条件。事实证明，军火工业的膨胀曾直接带动了相关重工业部门的发展。此外，服从于军事需要的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也给一系列工业部门，特别是重工业部门，带来巨量的订货，推动了它们的发展。
第四，帝国时期的教育、科技发展成就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和技术条件，是德国后来居上并呈跳跃式发展的基本原因。在德国，由于实行强迫义务教育制，70年代已基本完成近代教育革命的任务，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已大为提高。全国的文盲率，1865年为5.5%，1881年为2.38%，1895年降至0.33%。学龄前儿童的入学率在60年代已达到100%，在此基础上，还通过调整中等教育体制，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改革高等教育，形成规模性的三级教育网。其中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建立，使德国工人在、写作和计算能力以及工艺水平等方面领先于欧洲其他国家，成为具有高智能、高技术水平的新型劳动力大军。在高等教育方面，自1810年创立柏林大学以来，教学与科研、基础训练与专业训练相结合以及倡导学术自由的原则，已成为高等教育办学的普遍模式。其中布勒斯劳大学（1811年）、波恩大学（1818年）、慕尼黑大学（1862年）都依照柏林大学的模式来创建。此外，由于实行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原则，一些大学还成为某一专业研究的人才基地。著名化学家所在的基森大学由于一个开放性的化学实验室的影响，被誉为化学家的摇篮，而哥廷根大学则成为数学家荟萃之地，以至于在有志于数理研究的学者中流传着这样一句口号：“打起你的背包，上哥廷根去！”
由于德国高等教育十分重视教学与科研的密切结合，结果造就了一大批受过系统训练的高级专门人才，特别是出现了一批集科学家、工程师和企业家为一体的复合型人才。他们不仅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创造性作用，而且由于他们的创新成就使德国成为世界第二次科技革命的中心。这个时期的德国不仅在科学领域出现了在几何学上创立欧几里得定理的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里曼（1826—1866）、卡尔·魏尔斯特拉斯（1815—1897），卓越的化学家奥古斯特·凯库勒（1829—1896）、维克托·迈尔（1848—1897）、埃米尔·菲舍尔（1852—1919）、威廉·奥斯特瓦尔德（1853—1932），最先提出能量守恒定律的罗伯特·迈尔（1814—1878）和赫尔曼·赫尔姆霍茨（1821—1894），发现无线电波的亨利希·赫兹（1857—1894），发现X射线的威廉·伦琴（1845—1923），提出量子理论的马克斯·普朗克（1858—1947），创立了细胞理论的马蒂阿斯·施莱登（1804—1881）和特奥多尔·施旺（1810—1882），创造了现代化学治疗方法的保罗·埃尔利希（1854—1915），发现了结核杆菌和霍乱菌的罗伯特·科赫（1843—1910），以及发展了细胞病理学的鲁道夫·维尔肖（1821—1902）等一批群星灿烂的科学巨子，而且在技术领域产生了一系列应用性的新成果。1866年工程师西门子制成第一台发电机，成为标志电气化时代来临的第一个重要发明。1876年奥托和朗根制造出第一台以煤气为燃料的四冲程内燃机，启动了动力机械应用上的又一革命。以后，经工程师戴姆和狄塞尔分别用汽油和柴油所进行的革新，直接为汽车的发明创造了条件。1886年，由工程师本茨设计制造的世界第一辆汽车已行驶在慕尼黑的街道上。此外，在化学、光学、机械制造和军事工业领域，德国因一系列的创新成就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其中在化学工业方面，德国在20世纪初已拥有五千多名受过高等教育的化学家、工程师，几乎垄断了有机化学领域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全世界42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中，有14名是德国学者。这些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工业迅速发展，并超越英、法等国的最基本的原因。正如经济史专家卡洛·奇波拉所断言的：“正是德国人在19世纪下半叶对科学的偏爱使德国工业比英国和美国工业进展得更快。”
这一时期，德国工业发展的显著特点是增长速度快。从1874年至1890年，英、美、法、德四国的工业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7%、5.2%、2.1%、3.5%；1891年至1900年则变为1.6%、3.5%、2.6%、4.8%。虽然从两个时期的平均增长率来看，美国保持着最快的速度，但是德国的工业增长则显示了愈来愈快的态势，居于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领先地位。从1870年至1900年，德国工业生产总指数由17.5上升至64.7（以1913年为100），增加了约2.7倍。1870年至1910年，德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的比重由13%增至16%，美国由23%增至35%，而英国则由32%降至14%，法国由10%降至7%。
其次，在德国的工业增长中，重、化工业占有相当大的比重。1870年至1900年德国的重工业得到迅速发展，其中原煤开采量从3400万吨增至1.49亿吨；生铁产量从139万吨增至852万吨；钢产量从17万吨增至665万吨。虽然煤和铁仍然是工业发展的基础，但钢则代表着新材料，是机器制造业的基础。1900年世界钢的年产量为2800万吨，德国占到23.75%，这是从90年代起，德国机器制造业发展特别迅速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机器制造业中，电机制造和造船业的发展尤为突出。此外，它对铁路建设和军工生产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化学工业在这一时期也有了较快的发展。化学工业包含了广泛而又多样的工业活动内容，并同科学的发展有着最为密切的联系。1860年德国的化学工业几乎还是空白，到70年代以后，以威廉·霍夫曼为代表的一批化学家把英国人制造合成染料的技术传入德国后，化学工业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从1870年至1900年，德国酸和碱等基本化学原料的产量增长了7倍，染料的产量增加了3倍，均已跃居世界第一位。1900年德国6家最大的染料公司共有资本250万镑，雇佣工人1.8万名，职员1360人，工程师和技术人员350人，化学专家500人，而同期英国染料工业雇佣的化学专家仅30—40人，在所接受的教育水平上，德国化学家已超过他们的英国同行。这是德国在这一新兴工业领域后来居上的根本原因。1900年德国已占据世界染料市场90%的地位，并在人造橡胶、石油和硝酸盐、摄影器材以及新药品等与化学工业有关的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再次，在这一时期德国工业发展中，作为新动力能源开发的电力工业、电气工业的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影响。电力工业发轫于19世纪30、40年代，到50、60年代，随着发电机、电动机的问世和90年代后远距离输电线路的形成，成为发展最快的产业，并导致了电气化的迅速实现。自1866年维尔纳·西门子（1816—1892）发明发电机和埃米尔·拉特瑙（1838—1915）从美国旅行归来带回爱迪生的电灯专利权以来，有轨电车的出现和电灯照明的惊人表演，顿时把人们带入灿烂耀眼的电气时代。从80年代起，德国先后出现两大电气公司：西门子公司和由拉特瑙创建的通用电器公司。从1890年到1910年，两大公司展开激烈的竞争。通用电器公司通过扩大民众对电流和电气产品的需求来壮大自己的实力；西门子公司则得到政府强有力的支持，并通过合并舒克特公司（1903年）与通用电器公司在强电流方面展开激烈的竞争。两大公司在竞争中的迅速发展，加速了德国电气化的实现。随着电车轨道的普遍敷设、城乡输电系统的不断扩大，电气工业已成为德国的主导产业。1895年，电气工业雇佣工人约2.6万人，到1906年，这一数字已猛增至10.7万人。电气工业的发展是造成德国1890年至1902年经济繁荣的基本要素，并且在广泛利用电力能源方面已位居世界之首。1913年，德国电气产品已占世界总产量的34%，而作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美国仅占据29%。所以，电气工业是把德国塑造成经济巨人的基本条件。
最后，随着钢铁工业、化学工业和电气工业的巨大发展，德国的交通运输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由于德国地处中欧平原，既缺乏像英国那样利用近海航运解决内陆运输的条件，也因境内河流的南北流向，难以形成贯通东西的河网运输，故而交通运输领域的技术变革存在着颇大的需求，也制约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早在50、60年代，德国已形成7180英里的铁路网。帝国建立以后，由于逐步实行铁路国有化并在1873年成立了帝国铁路局，铁路修建出现了新的高潮。1880年，德国铁路总长度为2.02万英里；1900年，这一数字上升至32290英里。长度虽低于俄国，但其密度超过所有欧洲国家。由于铁路国有化和不断地降低运价和票价，高效和廉价的铁路运输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大动脉，并刺激了新兴工业、重化工业的迅速发展。此外，海运和内河航运业也随着造船工业的技术变革不断获得新的发展。自80年代以来，汉堡、不来梅两个滨海港口经过不断地扩建和开拓海外新航线，已成为海外贸易的枢纽，它们的涉外航线分别为12条和4条，保证了德国轮船能够行驶在所有海域，成为一支足以与英国海运一争高下的船队。内河航运随着运河的扩大修建以及轮船动力机具的革新，也获得较快发展。1879年，杜伊斯堡—鲁尔奥特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内河港口，它向西部输出粮食和原料，向东部输出煤和钢铁制品，是国内水路网的中心。此外，这里还是国内最大的轮船制造中心。自1834年德国第一艘全部用铁制造的汽轮“巴黎伯爵”号在这里诞生以来，德国已先后在不来梅和汉堡形成了新的造船中心。经过较短时间的创办，德国造船业迅速发展。到80年代，德国已能制造任何等级的商船和军舰，从而结束了从国外买船的历史。1890年建造的具有国际声望的“北大西洋客轮”不仅采用了高精度的机器部件，而且由于恰当地运用陆地建筑的风格，在船体建造上完成了一次“美学”革命。1900年，德国的船舶吨位已达194.2万吨，1910年递升至300万吨，德国已成为威胁不列颠海上霸主地位的海上实力国家。
工业和海运的迅速发展，推动了德国对外贸易的增长。从1880年至1900年，德国进出口贸易额由57.37亿马克增至103.98亿马克，不仅数额增加近一倍，而且贸易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进口额中粮食、原料的比重不断增大，出口额中工业品、生产资料的比重持续上升。“德国制造”这个英文标号，已由最初的劣等品标志，一变而为制造精巧和质量优良的标志。德国人从英国人手中接过这一标号，并赋予它全新的内涵和意义。德国的商品遍及全世界，它的资本输出也扩及近东、远东和南北美洲。1913年，德国的国外投资为300亿马克，而同期外国在德国的投资仅50亿马克。这样，德国在不足30年的时间里彻底地完成了工业革命，开创了由后进步入一流强国的经济奇迹。
工业革命的完成首先改变了德国的经济结构，其中工、农业比重的变化最为显著。1871年帝国成立时，总人口约为4100万，城市人口所占比例为36.1%，农村人口为63.9%。到20世纪初，总人口已达6500万，城市人口为60%，农村为40%。经过四十余年的发展，城市人口已大大超过农村人口，工业化最终完成。其次，在工业发展的内部，轻、重工业的比重也发生重要变化。由于德国在40年代就不同于英、法两国，采取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生产的原则，重工业生产在帝国成立后获得更快的发展。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生产资料的生产增长了8倍，而消费资料增长为3倍。轻、重工业的比重已发生重大变化。从1880年至1900年，在工业品全部输出额中，生产资料产品的比重已由27%迅速攀升至39%。德国已成为典型的重工业国。最后，工业生产力中，科学技术的含量不断增大，并已成为决定性因素。由于教育和科技先行，德国较早地实现了知识与经济发展的结合，凭借物化的知识力量和最大限度地利用科学，德国工业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科技化的生产格局。科技化生产不仅迅速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开拓出新的生产领域，而且培养出了高技能、高素质的生产劳动者大军。由于生产力要素中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最终使德国能够超越英、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科技化工业强国。
工业革命完成最重要的后果是引起德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城市化成为德国这一时期社会变化的显著特征。城市化是工业革命的伴生物，但只有在帝国统一以后，德国的城市化才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1871年，德国城市人口为1479万，占总人口的36.1%，其中居住在10万人口以上城市的人口约196万；1910年，城市总人口升至3897.1万，占总人口的60%，而10万人以上城市的人口为1382万。城市人口的增加是十分显著的。除此以外，德国城市类型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不同于英、法，德国随着重工业的发展迅速崛起了一批工矿业城市群，像鲁尔区的亚琛、多特蒙德、埃森、杜伊斯堡、杜塞尔多夫，以及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斯特拉斯堡、牟罗兹等，都是利用资源优势和河运之便，发展为新的工矿业中心城市群的。此外，还兴起了许多港口城市，像汉堡、不来梅、基尔，以及莱茵河上的科隆，其支流上的法兰克福、斯图加特，多瑙河上游的累根斯堡等，都成为重要的港口城市。它们不仅在工业生产和内外贸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是人口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重要变化的标志。从1870年至1910年，德国八大城市（柏林、布勒斯劳、科隆、埃森、法兰克福、汉堡、莱比锡、慕尼黑）的人口中，最少的埃森已超过41万，最多的柏林已超过200万。柏林从1820年不足20万人，到1910年扩大了10倍，成为欧洲第三大城市和世界第五大城市。1910年被视为德国城市化完成的标志。
随着城市化的完成，德国的社会阶级结构也发生重要变化。首先，随着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和农业改革的完成，容克贵族通过大规模地投资工商业和进行资本主义的农业经营，已全面资产阶级化了。虽然到20世纪初，他们所占据的庄园数目和耕地面积有所降低，他们垄断官职和军队军官的局面已被打破，但他们仍然在帝国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不过由于在经济上已资本主义化，他们同资产阶级的联合已成为一种趋势。资产阶级由于现代工业的发展，在80年代也已发展成影响德国内外政策的重要力量，但他们在政治上愈来愈贵族化，除了投资于土地经营地产，贵族的封号以及与贵族子女联姻，跻身于贵族行列，对他们也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们在工业高涨中已获得惊人的财富，赢得了引人瞩目的经济权利，但他们这时已开始脱离其他资产阶级阶层，并努力寻求一种贵族化的生活方式，以证明他们是社会的精英。他们在贵族们以长时间的传统固定下来的生活方式中，找到了使自己上升到社会金字塔顶端的最佳形式。从贴邻工厂的小屋发展到别墅，从别墅到庄园，最后通过追求勋章或荣誉称号，力图成为显贵。大资产阶级的贵族化倾向不仅仅在于他们的社会野心，还由于他们和容克已经有了共同的政治经济利益，有些甚至通过联姻已经融为一体。这种政治上、经济上甚至血缘上的荣辱与共，是他们走向联合的基础。这样，随着工业化的完成，容克贵族已经和大资产阶级结合成一个新的领导阶层。领导阶层的这种扩大，一方面因大资产阶级的贵族化而促使民族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接近；另一方面由于大资产阶级同世界市场的联系和经济利益，推动德国领导层逐步走上争夺殖民地和世界霸权的道路。
帝国时期，工人阶级已经随着大工业的发展成为社会上人数最多的集团，这是这一时期阶级结构的最大变化。60年代初，德国产业工人近200万人，到90年代已增加到600万人。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在工人队伍内部已出现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之分，彼此之间的工资差别甚大，到90年代，前者的平均工资相当于后者的3倍。所以1870年至1913年间，工人工资虽有所增长，但分配是不平衡的。对于大多数德国工人而言，他们比同期英、法两国工人的生活处境要差得多。正由于这一原因，在巴黎公社革命失败以后，德国工人阶级就成为国际工人运动的先锋队。
社会结构的另一变化，是介于无产阶级和容克—资产阶级之间的一个人数众多的“中等阶级”的形成。他们包括职员、官吏、中小商业主、自由职业者和各类知识分子群体。一些家庭农场主和从事服务业的人员，也属于这个阶层。这批人不是工业化和两极分化所要消灭的小资产阶级，而是随着工业化和产业结构变化的需要产生的新的“中间阶层”。他们拥有一定的知识和技能，虽然在经济上大多数是同工人一样没有独立地位的被雇佣者，但就其政治态度和社会觉悟而言，他们又不接近工人，而是接近自由资产阶级集团。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初，德国这个新的“中间阶层”的人数已达全部就业人数的1/3左右。虽然人数不少，涉及面甚广，但他们没有统一的利益要求。不过，在风云变幻的年代，这个阶层的态度和动向，往往会对政治形势产生重要影响。这是一个因高度工业化而产生的有文化的、处于攀升中的、具有许多不确定特征的阶层。
三、帝国时期的文化新潮
政治统一和经济高速发展为帝国时期德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和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富有探索精神的德国学术研究已达到欧洲的最高水平。德国的大学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德国的科研训练方法被推广到欧美许多国家。与19世纪普及教育的总趋势相一致，德国群众性的各类教育活动蓬勃开展，其中等教育学制已成为整个西方世界的典范。德国的大学不仅是学习的中心，也是研究的中心，学术研究不仅为学术名流所瞩目，也开始受到大型企业集团的关注，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可以得到普通商人和工业家的高度尊重。随着各类报刊和出版物的创办和扩大发行，教育的普及和知识传播的速度大大加快。1750年德国各邦共出版书籍1279本，1850年达到9053本，1890年已升至1.9万本。除了各类普及廉价版本的科普和文艺作品，歌德大部头的《浮士德》也很快成为群众教育的主要作品。
德国文化发展的动力来源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但也受本国文化传统和全欧范围各种文化思潮的影响。由于帝国时期资本主义种种矛盾的暴露，从启蒙时代就流行于全欧的理性自由主义开始受到新的时空观念和价值观念的挑战。这一变化与欧洲整体上出现的理性主义危机相切合，给这一时期德国文化的发展打下深刻的时代印记，使得帝国时期的文化面貌呈现出异常复杂的历史图景。新的文化观念在推动人们不断取得富有创造力的文化成果的同时，也协助创造出一个迷茫的、不确定的时代。
新的文化观念首先在自然科学领域以引人注目的新宇宙观表现出来。直至19世纪末，西方的宇宙观主要建立在牛顿经典物理学的基础之上，一个井然有序、机械般运转的宇宙是牛顿理论所展示的家喻户晓的物质世界图画。然而，世纪之交，这一宇宙模式连同不可抗拒的因果规律已受到新的科学观念的冲击。挑战主要来自德国。除了前面述及的自然科学发现，对20世纪自然科学发展产生革命性影响的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879—1955）的相对论。1905年，这位年仅26岁的犹太裔德国物理学家，在莱比锡《物理学纪事》杂志上发表三篇论文，提出“狭义相对论”，向盛行二百余年的经典物理学传统观念发起挑战。在全文只有9000字的《论动体的电动力学》一文中，爱因斯坦通过论证时间和空间的统一性以及时间、空间与物质运动之间的密切关联，否定了传统的绝对时空观，并通过论证质量和能量的关系，得出了一切质量都有能量、一切能量都有质量、能量等于质量和光速平方的乘积的著名结论。这一结论被用公式表述为：E＝mc2。这一理论揭示了原子内部所蕴藏的巨大能量的奥秘，为现代高能物理学的创立奠定了理论基础。1916年他又发表“广义相对论”，进一步从时间、空间和物质分布的相互关系上否定了传统的时空观，从而拉开了世纪之交物理学革命的序幕。
帝国时期仅次于自然科学发展成就的是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在历史学领域，根植于浪漫主义历史循环论的兰克史学，是对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史学的超越性发展。利奥波德·冯·兰克（1795—1886）是19世纪德国史学界的泰斗，他以其漫长的学术生涯和所标榜的治史态度与方法，对德国和整个欧洲的史学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兰克出身于图林根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早年曾在莱比锡大学研习语言学和神学，以后由语言学转向历史学。1824年，他因发表《拉丁和条顿民族史》声名鹊起，次年被聘为柏林大学教授，从此开始了他那延续六十余年的专业研究生涯。兰克的巨大影响得益于他在柏林大学开创的研究班（seminar）以及他首倡的“客观主义”研究方法。兰克主张研究历史要客观、公正、重视对史料的掌握与考证，强调依照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撰写真实历史的原则。他把这一原则贯穿于他的研究班教学实践，直接间接地培养了上百名卓越的学者，使批判性的历史研究伸展到几乎所有时期和所有国家。依照上述原则，他先后撰写了16、17世纪欧洲许多民族的历史和包括《教皇史》在内的系列人物传记。他的全集多达54卷。晚年他企图以《世界史》来完成他那一系列有关西方各国的民族历史专论，但这部包罗万象的巨著最后只写到1453年。除了教学、著述，兰克担任普鲁士科学院成员达54年，主持柏林大学历史讲座前后46年。1871年退休后他仍笔耕不辍。由于著述宏富、治史严谨、门徒众多，兰克被称为“近代科学历史学之父”、“以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研究历史的第一人”。兰克史学研究的特点在于通过具体、深入的史实和对真实的个体的实证研究来确定历史的真实性，这与总结和探讨历史发展规律的“历史科学”判然有别。此外他否认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反对对历史事件做出解释和概括，并以政治史为主要研究对象。这些都反映了他与理性主义史学在治史观念上的原则差别。
兰克的史学成就代表了19世纪实证研究的一个高峰，但在他身上仍可看到一个理念论者的形象。因为除了强调辨析史料，兰克还主张通过非理性的直觉体验包含在历史个体中的整体精神，以揭示历史的本质。这种矛盾性是他对启蒙主义的反叛，也为后人超越其史学传统提供了新的空间。在他身后，普鲁士学派、文化史学派、经济史学派的兴起，已使兰克史学面临新的挑战。其中号称兰克学派分支的普鲁士学派，在其最重要的代表亨利·冯·特赖奇克（1834—1896）那里，已背离兰克客观史学的传统，成为为德国统治集团公开辩护和效劳的御用史学。而在文化史学派代表人物卡尔·兰布勒希特（1856—1915）那里，兰克的史学模式则完全变成批判的对象。兰布勒希特试图在一般心理学法则的基础上撰写历史。他认为，历史不应只是对事件的叙述，而应当对变化做出解释，历史不应只是对个人的研究，而是对“社会心理”因素和人的共性的研究。兰布勒希特的批判未能撼动兰克史学的正统地位，但新的文化史观已成为与兰克传统的政治史相对抗的新史学思潮。以后，威廉·狄尔泰（1822—1911）高举“精神科学”的旗帜，倡导历史研究中对人的潜在意识和非理性力量的重视，开始了所谓理解的历史学研究，从而对德国历史编纂和社会科学研究的性质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趋势与整个欧洲理性主义衰落和非理性主义思潮崛起的背景相互呼应，展示了德国历史研究的复杂图景。
表现在历史学领域不同文化思潮的冲突，在社会科学领域也有集中的反映。其中德国的社会学，不同于英、法的实证主义经验研究，更大的成果表现在受新思潮影响的历史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领域。斐迪南·滕尼斯、格奥尔格·齐默尔和马克斯·韦伯（1864—1920）是这一学派的杰出先驱。其中马克斯·韦伯由于其所开创的“理解社会学”成为德国社会学领域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
马克斯·韦伯，1864年4月21日降生于德国图林根埃尔富特市一个富有的法学家家庭，5岁时随家迁居柏林，定居于西郊名流荟萃的夏洛腾堡，从小就受到浓厚的学术气氛的熏陶。1882年他入海德堡大学法律系学习，1884年转入柏林大学继续攻读法律，同时兼修历史课程。1892年在柏林大学获得教职，主讲罗马法和德国商业史。两年后，转到弗莱堡大学讲授政治经济学。1896年回到海德堡大学，从事经济学和农业政策的教学研究。1899年因患精神病获长假休养，曾游历英国、比利时、意大利和美国。1903年开始恢复学术创作活动。1905年发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奠定了他的历史社会学基础，为他赢得巨大的声誉。以后，他的创作活力泉涌不止，新的研究成果接踵而来。到1920年去世，他已是德国社会科学界一位知名学者和教授。但直至30年代后期，他的思想才在英语世界广泛传播开来。二次大战后，西方学术界兴起“韦伯热”，并逐渐扩及东亚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他成为国际驰名的学术人物。今天，被称作与马克思、杜尔凯姆齐名的百科全书式的社会学思想家。
韦伯思想的核心命题是“理性化”。他认为，理性化的过程，即以理性了解和掌握自然界的规律，以理性方式组织生产和国家管理，是近代西方文明的主要特征。西方文明与世界上其他文明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在其自然观念和社会观念上完全根除了神话、巫术和各种神秘观念的影响；其国家组织拥有理性的文字宪法，以理性为基础制定的法律以及由依据理性法律规定管理国务的训练有素的政府官员所组成的官僚机构。这一理性化的过程之所以最先出现于西方，是新教伦理观念与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相一致的产物。同时他还解释了宗教价值观和伦理观是如何阻碍了理性化过程在中国和印度出现的原因。韦伯认识到理性有明显的两重性，它带来科学和经济成就的同时，又无情地打破了数世纪以来形成的传统，使生命丧失精神追求。所以，理性化的过程是一个“世界失去魅力”的过程。它将使人类感到空虚，使生活失去意义，并必然助长非理性冲突的产生和发展。因此，要维持理性就必须了解人类的非理性。他主张在社会学研究中，不能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不能从社会结构或社会本身出发研究，只能从作为社会客体存在的个人及其社会行为出发，并运用“主观理解”的方法，通过“理解”影响人的行为的意图、动机、情感、意志等因素来把握社会。韦伯在政治社会学中，有关能以个人魅力吸引民众的非凡领袖人物社会作用的深刻分析，就说明了在所谓高度理性化的现代社会独裁者和煽动家仍能赢得众望的基本原因。这种研究取向和方法，反映了韦伯思想中德国唯心主义思维方式的传统影响，也是理性主义危机以及理性和非理性两种对立思潮所引起的冲突在帝国时期德国知识界的一种反映。在韦伯身上，19世纪理性主义传统和对非理性主义新精神思潮的体验，同时存在，他试图弥合两者冲突的努力以及由此引起的思想矛盾，是使他成为影响巨大，但又充满争议的社会思想家的重要原因。
如果说，在历史学、社会学领域富有影响的成果或多或少地反映出思辨的、非理性的思潮对实证的、理性主义思潮的冲击以及企图弥合两种思潮鸿沟的愿望，那么，在哲学领域，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和尼采的“权力意志论”及文化批判，则把非理性主义推向极端，对德国的精神生活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和影响。
阿图尔·叔本华（1788—1860）属于前帝国时期的哲学家，是非理性的唯意志论思想先驱。青年时期，叔本华曾在柏林大学专攻哲学，受到康德、费希特的影响，也研究过印度哲学。1818年发表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集中阐述了他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和悲观主义的人生观。叔本华认为世界的本质是人的意志而不是理性。意志是人的内驱力，是欲望，是支配人类行为的执著力量。由于意志和欲求总是得不到满足，因而它的本质是痛苦的，欲求是无止境的，痛苦是无边际的。对世界本质的肯定就是对生命意志的肯定，但这种肯定又无异于痛苦，因而要摆脱痛苦，就要抑制各种欲求，摆脱意志的束缚，否定生命意志。这样，叔本华的哲学就从非理性立场出发逐步陷入悲观厌世的虚无主义深渊。叔本华的哲学命运在其生前长期备受冷落，只是到1851年发表《附录和补充》之后，才开始受到人们的注意。但直至尼采接受了他的生命意志学说，并以权力意志说进行了新的超越之后，叔本华才成为这一思潮推崇的精神先驱。
弗里德里希·尼采（1844—1900），出身于萨克森罗肯镇一个新教牧师家庭。少年时期先后就读于瑙姆堡文科中学和浦弗达预备学校。20岁时进入波恩大学，学习神学和古典语言学。一年后转入莱比锡大学，由语言学转向哲学。1869年应聘担任瑞士巴塞尔大学语言学教授。1871年，出版第一部著作《悲剧的诞生》，从美学角度确立了哲学研究的起点，曾轰动一时，受到热烈赞扬，也遭到正统语言学家的猛烈攻击。1879年，尼采因患严重的神经衰弱症辞去教职。从这时起到1889年精神失常，他度过了10年漂泊不定的生活。为了寻找适合自己健康状况的气候，他辗转旅行于德国、意大利之间，从山到海，从海到山，没有职业，没有家庭，背井离乡，四处流浪。在流浪中他深沉地感受到孤独的痛苦，但为了自由地思考，他又感到需要孤独。在这10年中，他写下了他大部分的著作，在反思和批判中确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和哲学观点。
尼采早年深受叔本华哲学思想的影响，以后又同音乐家瓦格纳有过一段亲密的交往。对这两人他都经历了由崇拜到否定、批判的转变过程，但终生也没有完全摆脱他们的影响。叔本华对尼采的影响是纯粹的精神影响，因为他们不仅素昧平生，而且在尼采进大学时，叔本华早已去世。但是当他不经意地读到《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时，立即就为作者的思考方式和生动笔触所感染。叔本华以意志为世界本质的说教及其所描绘的异常悲观的人生图景，引起了他的共鸣。当时的激动和感奋是他从未经历过的，好像这本书是专为他写的一样。但是数年以后，他逐渐超越了他所崇拜的前辈，用权力意志取代了叔本华的生存意志，并通过对人生的可悲性质采取挑战的态度来肯定人生，超越了后者的悲观主义人生观。他指责叔本华用个人忧郁的性格歪曲了世界的真相，决心用新的感受为生命的意义提供一种新的答案。
同音乐家瓦格纳的交往，是尼采一生中富有影响的事件。他们于1869年秋在瑞士相识。瓦格纳是叔本华哲学的信徒，他用音乐表现了叔本华哲学的精神，被尼采视为音乐领域里的叔本华。但是，瓦格纳深受德国市民喝彩的音乐风格，使他们之间产生了疏离感。他指责瓦格纳所倡导的歌剧音乐把音乐变成了对感官的刺激和麻醉，以迎合小市民的多愁善感情调，败坏了音乐的纯正风格。这样，他先后摆脱他早年崇拜的两位对象之后，进入创建自己哲学体系的发轫期。从1878年起，他先后写下了《人性，太人性了》（1876—1878）、《欢乐的科学》（1882年）、《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883—1885）、《善恶的彼岸》（1885—1886）、《道德的谱系》（1887年）、《反基督教》（1888年）、《偶像的黄昏》（1888年）、《看哪这人》（1888年）以及最终没有完成的主要哲学著作《权力意志——变革一切价值的尝试》（1901年出版）。
尼采的著作不是系统的论文，而是格言警句的汇总，常有相互矛盾之处，但他的思想能使自己的读者入迷。造成轰动效应的是他那横扫19世纪文明和价值观的势头，也包括对权力意志、“超人”哲学和非理性的古典酒神精神的推崇和提倡。否定和批判现存的道德观念和精神信条，是贯穿于尼采全部成熟著作的主题。为此他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传统的基督教伦理，并对启蒙时代以来科学与理性的发展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尼采认为，基督教是从古代世界继承下来的弱者对强者的一场革命，它以来世说瓦解了人类控制世界的意志，以其教义中的罪过感束缚了人类本能和天性的正常发挥。它否定生命，钳制人类意志的自由表现，使谦卑和自我压抑成为美德，使骄傲成为邪恶，从而在根本上削弱了生命的本能，窒息了生命的火花。而生命的火花，作为人类本质的内在欲望，必须重新燃烧。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上帝是人类自己的创造，随着上帝和基督教价值观之死，将带来人类的解放。人类可以超越虚无主义价值观，恢复生命活力，创造出新的价值观，成为自己的主人。尼采还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衰败、颓废，归结为理智才能过分发展，而意志和本能受到侵害的产物。他反对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对理智的强调，认为只有人的本能欲望才是生命的真正力量。理性化的过度发展抑制了人类的意志，也摧毁了闪烁着文化创造精神和点燃生活激情的自发的生命活力。为了战胜令人窒息的现代文明带来的单调与平庸，他呼吁一种没有基督教负罪感，能够以强力证实自己存在的理想“超人”的出现。超人不为社会所强加的任何限制所束缚，具有旺盛的强力意志和健全的生命本能，是充满古典的酒神精神的欢乐生活的真正享受者。
尼采的“超人”概念是一种理想，而不是一种现实。他借助超人概念来否定旧的传统，试图为理性抑制下衰弱、退化的人类精神，提供一个超越现代化的理想类型。超人与非超人的界限是生命意志的强弱，而不是种族或出身的差异，但他的学说中包含着种族主义的糟粕。他对优生学的盛赞和对生存竞争规律的宣扬，都表现出露骨的种族主义倾向。他针对西方文明的弊端所展开的文化批判和价值重估，削弱了西方文明的理性基础，对生命哲学、文化哲学以及精神分析学说的创立都有较大影响。由于尼采哲学的复杂性、矛盾性，20世纪资产阶级文化思潮中的进步流派和反动流派，都从他那里获得了启示。他思想中的消极成分曾为法西斯主义者利用，其中权力意志、超人等概念曾为纳粹分子歪曲，他们自视为尼采超人的化身，把尼采颂扬为自己的思想先驱。但尼采既不是民族沙文主义者，也不是反犹主义者，他对新帝国持批判态度，甚至反对把德国置于俾斯麦的领导之下。此外，他对德国民族的评价整体上比较低，认为德国人的心理是病态的，对自己的邪恶毫无意识，是一个危险的民族。相反，他认为“与一个犹太人接触是一种愉快”，承认“犹太人是目前生活在欧洲的最健壮、最坚强、最纯洁的民族”。这些都体现了他与纳粹势力之间的重要差别。
尼采的哲学以极为复杂的内涵，反映了危机时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情绪和人生态度，为认识西方文明的弊端，毫不妥协地正视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考。由于没有提出解决现代社会病症的建设性观点，他对西方价值观极端而猛烈的诋毁以及对权力意志的颂扬，为暴力和非理性的滋长提供了土壤。
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冲击波，在19世纪后期德国的音乐文化创作中得到明显的回应。在帝国时期的思想界，有一位音乐家占有显要地位，令人困惑不解。他以戏剧为题材所独创的音乐剧，以不可遏制的激情所表达的奇妙的、动人心魄的象征意义，使他的音乐成为德意志民族命运的象征，对德国精神文化的未来走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位独具特色的音乐奇才就是理查德·瓦格纳（1813—1883）。1813年5月22日，瓦格纳诞生于莱比锡一个有教养的警官家庭，但父亲在他出生6个月后就去世了。继父路德维希·盖耶尔是一位颇有才艺的演员，同戏曲界、音乐界名流广有交往。耳濡目染，幼年的瓦格纳就同音乐艺术有着不解之缘。18岁时，瓦格纳进入莱比锡大学学习哲学和美学。两年后，在一次音乐会上，他第一次聆听贝多芬的交响乐，深受感动，从此他放弃学业立志要做一名音乐家。其后的6年，他先师从教堂司乐魏利格学习乐理，以后辗转于外省几个剧院充当音乐指挥，逐步积累了丰富的舞台演奏经验。1836年，他完成了最初两部歌剧的创作。1839年，他带着名作《黎恩济》前往巴黎谋求发展，但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相反在生活上陷入困境。绝望之际，他接到德累斯顿歌剧院打算上演《黎恩济》的消息，于是满怀深情地回到祖国。这出反映罗马人反暴政斗争的历史歌剧首演成功，为他的事业带来了前景和希望。从此他开始走上歌剧革新的道路，决心用新的音乐成就改造旧歌剧的传统。
1843年，新歌剧《漂泊的荷兰人》在德累斯顿首演，这成为瓦格纳走向革新道路的起点。在这部歌剧中，他首次以特殊的技巧，展示了音乐与歌剧的综合，把一种源于德国民间的原始乐曲发展为全剧的主题，使歌剧演变为以音乐为主旋律的交响曲。以后随着名作《唐豪赛》、《罗恩格林》的上演，瓦格纳的创作在40年代达到高峰。他试图以交响乐恢复古希腊悲剧宏伟场景的努力，把音乐剧推向一个全新的阶段。然而在这时，欧洲1848年革命爆发了。瓦格纳因同情革命，甚至煽动军队起义，遭到政府的通缉。他被迫流亡瑞士。在那里，他总结了他的艺术改革思想，并开始写作四联剧《尼伯龙根的指环》和另外两部出色的作品：《特利斯坦与伊索尔德》、《纽伦堡的名歌手》。这三部乐剧体裁不同，但都以史诗般的艺术效果，展示了瓦格纳惊人的音乐才华。由于巴伐利亚年轻的国王路德维希二世的赞助，乐剧演出后，为瓦格纳赢得空前的声名。他开始被视为一位开辟了音乐中新的英雄时代、以新的音乐形式恢复古希腊酒神文化精神的先驱。保罗·亨利·朗格指出：“瓦格纳的英雄人物和瓦格纳的音乐不只是产生了一个自然热情的世界，而且是用神话——宗教的虚构掩盖了这些人的热情的世界……”
瓦格纳超越前人之处在于他将音乐与戏剧的表现以尽可能紧密的形式连成一体，以一种“连绵不断的旋律”，取代传统的宣叙调和咏叹调，并按德国语言的音调形成独特的旋律轮廓，使旋律配合剧情的发展，成为连续不断的整体。这种新型“音乐剧”具有鲜明交响性和德国气质。音乐主题和动机成为乐剧的角色，成为与剧中人物和情节相伴随的情感象征，使主题旋律产生的听觉效果与戏剧演出产生的视觉效果融为一体，给观众以强烈的震撼力量。
瓦格纳不是单纯的作曲家。他从少年时代起就热爱文学、诗歌和戏剧创作，认真学习过希腊文，钻研过莎士比亚、歌德和席勒的作品。年轻时他也曾参与政治活动，是1848年革命的政治流亡者，以后又因受戈比诺伯爵种族理论的影响，成为北欧日耳曼民族种族主义的宣传者，是反犹太运动的先锋。此外，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同青年尼采的交往，都从不同方面影响过他的思想。这些复杂的阅历和多方面的文化修养，以及一生中所经受的几起感情波折，都在他的乐剧创作中留下深刻的烙印，使他的作品既新奇多彩、变化万千，充满激情和诱人的幻想，又沉重、压抑，弥漫着浓厚的感伤情调和忧郁气氛。这些都使他成为世界音乐史上充满争议的风暴中心。在他的崇拜者看来，他的乐曲是令人心醉、光彩夺目和新颖脱俗的；他的批评者则认为，他以令人迷醉、麻木、支离破碎的韵律败坏了文化和音乐艺术的纯正风气。尽管如此，他的音乐作品仍具有现代艺术的感人力量。人们可以批评他、攻击他，但不能否定他。由于他在音乐戏剧中的大胆革新，音乐已不再是原来的面貌了。
帝国时期，德国在文学领域的成就与邻国相比虽稍显逊色，但也不乏反映时代精神的流派和杰作。由于世纪交替时期所出现的社会动荡和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冲击，反映在人的思想，特别是作家思想深处的矛盾冲突必然会以不同形式的文艺作品表现出来。其中格哈特·霍普特曼、亨利希·曼和托马斯·曼两兄弟的创作实践在当时有较大的影响。
格哈特·霍普特曼（1862—1946），早年是德国自然主义文学流派的代表性作家。他出身于西里西亚一个富有的店主家庭，青年时期曾在耶拿大学学习自然科学，1884年进入柏林大学，通过参加青年文学团体，开始走上文学创作之路。与文学社团青年诗人阿尔诺·霍尔茨的交往，决定了他在文学创作上的自然主义倾向。自然主义受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泰纳的环境论的影响，认为遗传和环境是决定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反映在文学上就是要把人的生存原始关系毫无遗漏地以自然主义的方式刻画在文学作品中。这种描写方式起源于法国，法国著名作家左拉（1840—1902）和挪威剧作家易卜生（1828—1906）被视为自然主义的先驱。1880年11月22日，易卜生的名剧《娜拉》在柏林上演，给德国戏剧界带来清新之风，一时之间德国作家竞相仿效自然主义模式。1885年，在慕尼黑出版的《社会》杂志，大力宣传自然主义创作方式，介绍左拉、易卜生的作品。1889年，柏林新建的“自由舞台”剧院，以公演易卜生的剧本为开端，很受观众欢迎。同年10月霍普特曼的自然主义剧本《日出之前》在“自由舞台”上演，大获成功，成为作者的代表作。该剧通过刻画一青年与酒徒女儿恋爱的悲剧，真实地再现了德国当时社会生活的阴暗面，震撼了沉闷的社会空气，取得了轰动一时的社会反响。
继《日出之前》之后，霍普特曼最负盛名的剧作是《织工》（1892年）。这是一部首次在德国文学中表现劳资冲突，反映工人阶级反抗剥削、压迫的杰作。霍普特曼利用最原始的素材，成功地创造了非常感人的悲剧场面。不同于一般的自然主义，它表达了作者鲜明的政治倾向和对历史事件的认识和理解，是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代表作，为霍普特曼带来了更高的声誉。
自然主义，从其大胆地暴露社会黑暗、打破现实沉闷空气、表露人的精神的痛苦等方面来看，具有一定进步性。但它缺乏对社会本质的认识，找不到摆脱现实苦难的出路，并否认艺术构思，这些减弱了文学的社会功能。但是就霍普特曼一生的创作而论，他的成就是最主要的，除了47部剧本，还包括许多和诗歌。在文学风格上也经历了由自然主义向批判现实主义的过渡，后来他还写过象征主义和新浪漫主义的作品。作为一个戏剧家，他后期的作品兼有自然主义主体和传统诗的主体相结合的特点。由于他在戏剧艺术领域丰硕、多样和出色的成就，1912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90年代以后，德国批判现实主义最重要的作家是来自卢卑克的亨利希·曼（1871—1950）和托马斯·曼（1875—1955）兄弟两人。他们出身于北方卢卑克城一个富商家庭。亨利希·曼曾就读于柏林大学和慕尼黑大学，1893年到法国和意大利旅行，以后专门从事写作。主要代表作有《帝国》三部曲：《臣仆》（1918年）、《穷人》（1917年）和《首脑》（1925年）。其中《臣仆》是最具有影响的讽刺。他通过对主人公狄得利希·赫斯林的成功刻画，塑造了一个胆小残忍、极端利己而又崇拜和害怕权力的德国帝国主义臣仆的典型形象，表达了作者对自由主义者的无能和社会民主党中工人贵族的蜕化所持的批判态度。此外，作者还通过《垃圾教授》（1905年）、《小城》（1909年）等作品，对德意志帝国的奴隶主义、国家制度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反映了德国帝国主义政策和意识形态的基本特点。
托马斯·曼早年在慕尼黑一家金融机构当见习生，后通过在慕尼黑大学旁听文学艺术课程走上创作之路。1897年，托马斯·曼开始他的第一部长篇《布登勃洛克一家》的创作。这部作品通过对布登勃洛克一家四代兴衰的描述，反映了德国从自由资本主义走向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过程。作者以高超的艺术技巧，从典型人物的变换中表现了历史时代的更替，揭露了资产阶级社会的腐朽、没落，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然而，由于受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的影响，作品对布登勃洛克一家衰亡过程的描述，也流露出一些无奈的惋惜之情，抱有消极悲观的情绪。尽管如此，这部著作仍然是最有影响的代表作之一。1901年，该一发表就引起轰动，奠定了作者在德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以后，作者同类型的作品还有《特利斯坦》（1902年）、《托尼阿·克略格尔》（1903年）等。1912年，他的中篇《在威尼斯之死》被搬上银幕，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一度成为一个支持战争的浪漫民族主义者。战后，经过深刻反省，他成长为一个坚定的共和主义者。1923年他流亡瑞士，1924年发表集大成之作《魔山》，1929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1938年移居美国，晚年重返瑞士定居。
托马斯·曼在艺术风格上继承了德国文学的优秀传统，并受到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特别是列夫·托尔斯泰风格的影响。亨利希·曼在语言风格上更多地受到法国现实主义传统的熏陶，但两人都以自己的作品反映了德国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社会矛盾，批判的现实主义倾向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是他们的共同特点。
四、俾斯麦的外交政策
帝国的建立打破了欧洲的均衡，依靠牺牲法国，德国开始变成一个欧洲强国。韦尔比勋爵曾回忆说，他们记得在19世纪50年代时，德国是一群无足轻重的王室成员统治下的无足轻重的邦；而现在，在一个人的有生之年中，它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而且仍在发展之中。单是这一点就足以使“德国问题”成为未来半个世纪世界政治事务的中心。由于帝国并不是一个从孤立状态中出现的国家，而是崛起于旧的欧洲体系的中心，故而它的建立势必冲击着周边国家的利益，并改变着各大国之间的相对地位。在欧洲，除了遭受直接打击的法国，几乎每个国家都感受到这个新巨人的影响。因此，如何在充满疑虑的新格局中维持帝国的地位，就成为俾斯麦处心积虑所谋求的战略目标。这种情况，由于法国迅速恢复的实力，变得更为严峻了。1873年法国提前交付50亿金法郎的赔款，从而结束了北方6省的被占领状态。1872年法国实行义务兵役制，重整军备并加强对德复仇的宣传，这些变化更令俾斯麦忧虑惊恐，迫使他把帝国外交的全部注意力转向西方的“火山”。
为了阻止法国的复兴，俾斯麦与德军参谋部筹划，决定组织一场新战争，以期彻底打败法国。但是他也深知，只有在法国没有盟友的情况下，才有获胜的希望。从战略上看，最有可能成为法国盟友者是俄国。这不仅因为德国的东部边境缺乏地理上的天然屏障以阻止敌人的入侵，更为重要的是，自1871年以后俄国不再是德国外交政策的坚定支柱，它开始对欧洲的政治天平倾斜到柏林一侧感到愤懑不平，并警惕十足地关注着德意志下一步的行动。于是，法、俄结盟的阴影像噩梦一样萦绕在俾斯麦的心头，使他忧虑惊恐、坐立不安。
为了阻止法、俄接近，俾斯麦把目光投向他的南部邻国，他希望通过德、奥的接近给俄国施加新的压力。奥地利自1866年战败以后已与匈牙利贵族妥协组成奥匈二元帝国。由于帝国在巴尔干半岛与俄国存在着深刻矛盾，它很希望在俄、奥发生冲突时有一个坚固的后方，因而乐于与北方的邻国和解。1871年11月，持顽固的反德立场的奥匈首相霍亨瓦尔特和外交大臣博伊斯特，因捷克问题相继被解职，代之以亲德的奥斯佩克侯爵（任首相）和安德拉西（任外交大臣）。他们把俄国和斯拉夫人看成主要敌人，而把德国和英国视为可以争取的盟友。其中外交大臣安德拉西是匈牙利贵族，很早就与俾斯麦保持着亲密友谊。他力图和德国建立同盟，希望联合反对俄国。
1872年夏天，奥皇弗兰茨·约瑟夫几经犹豫，终于决定应邀访问柏林，这算是他对1866年胜利者的最终承认。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对德、奥之间的和解十分敏感，他急于想知道，他的奥国对手和德国人讨论什么问题，于是让人转告柏林，说沙皇很想参加会晤。威廉一世接受了外甥的请求。当年9月，三位皇帝及其大臣会聚德国首都，原本显示德、奥友好的会晤，在俄国的推动下变成三帝国团结的聚会。外界的舆论是，一个新的神圣同盟正在意识形态上把欧洲分为东方和西方。
俾斯麦对俄国的“突然袭击”略感意外，但事件的结果令他满意。因为他无意联奥反俄，他的目的是既要同奥匈又要同俄国保持友好，以便腾出手来组织新的反法战争。但是，三帝会晤未能引起轰动，除了在道义上承诺联合对付赤色宣传之外，在实质问题上并未取得新的进展。第二年5月，威廉一世在俾斯麦和毛奇的陪同下曾到圣彼得堡的外甥那里作了一次国事访问，以便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双方的友谊。一个月后，沙皇又到维也纳进行了一次访问，双方签订了一个性质十分含糊的协定，即缔约双方有义务就一切感兴趣的问题进行磋商；如果来自欧洲第三国的攻击威胁和平的话，两国皇帝必须彼此商定“共同的行动方针”，如需采取军事行动，则需另缔结军事专约。1873年10月，威廉皇帝来到维也纳，决定加入奥俄协定，于是这个协议就扩大为三皇协定。从名义上，它是构成历时10年声威显赫的三帝同盟的唯一基础，但在实际上它只是一个关系松散的协商公约，由于各自利益上的分歧，协定很快就变为一纸空文。尽管如此，在俾斯麦看来，三帝同盟还是有贡献的，它调节和维系着三个专制政体的关系，只要维也纳和圣彼得堡重视这一同盟，就不存在奥、俄两国向共和制的法国提供援助的危险，而这类援助正是他常常为之忧虑的。然而，事实证明，俾斯麦的估计有些盲目乐观，一个共和制的法国并非永远找不到盟友；一个松散的同盟体系并不能对缔约国形成有效的约束。1875年，当德法战争迫在眉睫时，同盟的“稳固性”便经历了第一次考验。
1873年8月，法国南锡主教发表了一封《致教士的信》，号召信徒们为阿尔萨斯—洛林重归法国而祈祷。这封信是在教坛上宣读的，并刊登在德国境内的天主教报纸上。这封信一经发表，便在德国引起轩然大波，俾斯麦决定利用这一机会向西部邻国发起外交攻势。在他的授意下，德国御用报刊连续发起对法国的舆论攻击，他们把各种图谋复仇的罪名加在法国政府头上，并呼吁德国政府采取强硬的报复对策。在德国舆论界的大力渲染下，到1875年年初，对法战争已有一触即发之势。4月8日，柏林《邮报》发表一篇名为《战争在望》的文章，进一步在德国煽起反法浪潮，一时之间，战云密布，发动一场“先发制人”战争的喧闹声甚嚣尘上。的确，1875年的军事形势非常有利于德国对法国的进攻，但是，能否在外交上取得列强的认可，对战争能否真正爆发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显然，在这方面俾斯麦长期的担忧并非多余。德国的战争恐吓首先遭到英国的强硬抵制，首相迪斯累里从维持欧洲均势出发，不断向柏林施加压力，声称决不容忍1870年至1871年的事件再现。更为严重的是，5月10日沙皇和哥尔查科夫作为各大国的发言人抵达柏林直接向俾斯麦施压，要他保证永远不对法国发动战争。事态的发展使德法冲突发展为“国际化”冲突。俾斯麦一筹莫展，处境孤立。他曾要求威廉一世解除他的职务，遭拒绝后，他离开柏林回瓦尔青庄园疗养。近半年时间，他闭门不出，忧郁地思考着过去和未来。
1875年的危机使俾斯麦获得这样一个深刻认识：俄国永远不可能成为德国的好友。为了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他要设法挑动英俄交恶，加深英法对立，离间俄法关系。1875年至1878年发生的东方危机为他提供了新的机会。东方危机是俄国与西方列强及奥匈围绕土耳其欧洲遗产所发生的外交危机。俄国自从叶卡特琳娜二世女皇以来，就一直对土耳其的欧洲属地和两个海峡（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抱有极强的野心，但这一企图与奥匈和英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发生尖锐冲突。奥匈帝国统治着众多的南部斯拉夫民族，它不愿看到打着解放斯拉夫人旗号的俄国势力在这里有任何扩展；此外，它对巴尔干各国的市场对奥国工业增长的意义也十分关注。英国是沙俄南下战略的最早抵制者，一个完整的土耳其既是英国工业品市场的需要，也是保证通往印度的道路畅通无阻的条件。此外，作为海权国家，它对两海峡的控制也十分重视，这是在战略上制约海峡沿岸国家，特别是把俄国封锁在黑海的基本条件。
1875年7月，巴尔干半岛的黑塞哥维纳和波斯尼亚爆发了反土耳其统治的起义。起义很快蔓延到保加利亚，并在已经实行自治的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引起强烈呼应，一个以斯拉夫人为主体的反土耳其民族压迫的斗争很快达到高潮。土耳其政府以极其残暴的手段镇压起义，但斗争不断高涨而且规模越来越大，土耳其在巴尔干的统治已发生动摇。俄、奥、英三国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并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决定干预事变的进程。俄国的反应最为强烈，它惯常把自己打扮成土耳其境内东正教徒保护人的角色，使它从土耳其素丹的镇压活动中深感自己的大国利益受到触动。虽然俄国人民以无比的热忱支持巴尔干人民的解放斗争，但沙皇政府则认为这是它直接控制黑海，向巴尔干扩张势力的最好机会。奥匈和英国对巴尔干民族起义持否定态度，主张保存土耳其帝国的完整。英国更担心俄国占领君士坦丁堡和达达尼尔海峡，当时的迪斯累里政府鼓励土耳其用一切残酷手段把起义镇压下去，以免引起国际武装干涉的行为。
俄国一开始企图以“欧洲的受委托人”身份对土耳其进行干涉，为此目的，它希望由在巴尔干没有直接利害的德国出面召开一次欧洲大国会议，但遭到德国的拒绝。俾斯麦为了把水搅浑，一方面反对召开国际会议照顾俄国的利益，另一方面又鼓励俄国同土耳其作战。为了取得对土作战的自由，1877年1月15日，俄国与奥匈签订《布达佩斯协定》，以满足奥方的要求换取了奥匈在俄土战争中保持中立。至于英国，如果在大陆上没有一个同盟国家，它是无法单独阻止俄国的行动的。完成这些外交准备之后，俄国在1877年4月24日，以土耳其政府拒绝采用有利于帝国境内基督教臣民的改革纲领为由，对土耳其宣战。战争进展神速，俄军节节胜利。6月23日俄军渡过多瑙河，7月19日占领巴尔干山脉的息普卡隘口，7月27日逼近亚得里亚堡。这时英国授意土耳其大使劝告素丹“邀请”驻泊贝西加湾的英国舰队驶入君士坦丁堡。但这一消息尚未传到土耳其首都，俄军便因在普利佛那要塞的失利，使战争的脚步缓慢下来。至12月，当战事变得再次有利于俄军时，土耳其开始呼吁英国调停。沙皇拒绝别国干涉，他坚持与土耳其单方面商谈议和条件。1878年1月31日，在俄军前锋仅距君士坦丁堡十多英里的压力下，土耳其被迫与俄军议和。3月3日双方在圣斯特法诺签订和约。依据和约，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罗马尼亚脱离土耳其完全独立，塞、门两国领土略有扩展；波、黑两省实施改革；俄国获得比萨拉比亚、卡尔斯、阿尔达汉、巴统及巴亚泽特，并获得了对一个扩大了的保加利亚的控制权。
《圣斯特法诺和约》大大扩展了俄国在巴尔干的势力，一个大保加利亚的出现也堵塞了奥匈向巴尔干半岛扩张的道路。因此奥、英两国竭力谴责这个和约，并提出在柏林召开国际会议，重新审阅和约的全部条文。俾斯麦声称在东方问题上愿做一名“诚实的掮客”，现在他一改过去对俄国的纵容支持，成了一个和事佬，力图利用东方问题，保持列强之间的摩擦，以巩固和扩大德国在中欧的地位和利益。
1878年6月13日，有关东方问题的柏林会议正式开幕。经过英、俄、奥、法、意、德和土耳其与会代表的激烈争议，在俾斯麦的平衡下，会议最后缔结了《柏林协定》。协定大大缩小了受俄国控制的保加利亚的版图，使之处于一个享有自治权，但仍向土耳其纳贡的侯国地位；原属大保加利亚的马其顿及东鲁美利亚与保加利亚分离，仍划归土耳其治下；奥匈获得占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权利；英国取得地中海的战略要地塞浦路斯岛。协定使英、奥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却使俄国出让了战时所得的部分胜利果实。沙皇将此归罪于俾斯麦，抱怨德国牺牲了俄国的利益。所以，柏林会议后三帝同盟已名存实亡，德俄、俄奥关系已发生深刻变化。
《柏林协定》签订18个月以后，俾斯麦的外交战略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一变化决定了今后30年的外交格局。为了摆脱外交上的孤立，俾斯麦虽未放弃恢复暧昧的三帝同盟的努力，但德俄关系的恶化已经开始动摇他几十年来的外交构想。莫斯科报刊对他连篇累牍的攻击以及德俄之间围绕农产品进出口的经济战，都使他深感不安。俄国既不可靠，德国就应当向英国和奥匈靠拢，尤其要加强中欧的团结，这样才有助于应付来自东、西两面的威胁。1878年8月，俾斯麦决定利用一年一度对加施泰因的访问，同奥国人进行一次关于俄国问题的会谈。此外，有消息报道，说他的老朋友奥匈外交大臣安德拉西不久将辞职，因此要争取主动，不应再丧失时机。8月27日，抵达加施泰因的俾斯麦立即同安德拉西举行会晤，双方都希望通过突出德奥友谊来促使俄国改变态度。对于缔结一项反俄同盟，奥皇欣然表示同意，但德皇威廉一世的态度成了俾斯麦最大的难题。威廉一世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舅父，两国传统的友谊以及漫长的共同边界，都使得联奥反俄的政策既无必要，又十分危险。82岁的老皇固执己见，毫不让步。就在9月初，老皇还同他的外甥在俄属波兰边境的亚历山大罗伏举行了友好的会见。舅甥俩含着悔恨与和解的眼泪彼此衷心问候，使威廉一世深为感动。现在，他刚一回来，就让他接受一个反俄性质的盟约，这对于他无论在良知、性格和荣誉方面都是难以接受的，所以老皇毫不妥协地说：“不！”
接下来便出现了皇帝与宰相之间惯常的争吵，虽然彼此已不像早年那样暴跳如雷，但双方都在诉苦。他们都不愿让步，斗争持续了4个星期。俾斯麦得到了皇太子、毛奇和普鲁士内阁的支持。最后，当威廉一世担心他不仅会失去自己的宰相，而且会引起内阁全体辞职的后果时，他被迫屈服了。10月5日，皇帝违心地同意接受同盟条约，但他仍然在签字旁写道：“使我签字的人将来要对此协定负责。”俾斯麦已习惯皇帝这种表达怨愤的方式，他知道他又一次左右了自己的君主。
1879年10月7日，德奥同盟条约由安德拉西和德国大使赖斯在维也纳签署正式生效。依照条约规定：缔约一方若遭受俄国进攻，另一方应以“全部军事力量”给予援助；若一方与俄国之外的另一国交战，另一方则保持善意中立，如交战国得到俄国的支持，上述规定则自行生效。条约的内容是秘密的，有效期初定为5年，实际上以后不断续订，直到39年后德意志帝国与哈布斯堡帝国共同灭亡。这个条约成为以后德国外交政策的基石，也是欧洲国际关系的枢纽。未来的三国同盟不是替代它，而只是扩充它。
德奥同盟关系形成后，俾斯麦开始向英国靠拢，他想把英国拉进德奥同盟，替他分担助奥抗俄的责任。英国虽对德奥接近感到兴奋，却不愿分担在大陆上对俄作战的责任。不久，英国保守党内阁垮台，英、德之间的结盟谈判宣告中断。由于俄国的主要对手是英国而不是德国，英、德之间的接触已引起沙皇的警觉。为了在东方问题上牵制英国，并对奥匈施加压力使之追随俄国，沙皇试图恢复与德国的正常关系。
1880年1月，亲德的萨布罗夫出任驻德大使，他正式向俾斯麦提出恢复三帝同盟的建议。俄国的新姿态使俾斯麦彻底放弃了对英国进一步的试探。他深信，经过前一段时间的外交努力，彼此都愿做出让步，只要三国取得妥协，确保各方多年的合作还是有希望的。但是他过低估计了各君主专制国的差异和弱点，以致谈判拖延了一年半的时间，才使俄、奥在东方利益上达成妥协。1881年6月18日，新的三帝同盟条约在柏林签订。这时俄国的新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刚登上皇位3个月，而奥匈的外交大臣也换为新任命的海默尔。新的三帝同盟与1873年的三帝同盟有所不同，它不是一个空泛的新神圣同盟，而是有具体条约内容限制的中立协定。当缔约国之一和第四国（土耳其除外）发生战争时，另外两个缔约国应保持中立；缔约国承认禁止各国军舰通过海峡的原则，并要求土耳其遵守这一原则；俄国接受奥匈合并波、黑两省的权利，奥匈不再反对保加利亚的合并与扩大。三帝同盟协定使德国暂时达到了孤立法国的目的，并协调了俄奥关系，稳定了东邻的局势，也促成俄、英之间的对立。这是俾斯麦外交的一个意外胜利。但是同盟的基础是脆弱的，俄、奥在巴尔干的矛盾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沙皇也不会长久地容忍德国在中欧霸权的确立。在国际范围内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冲击下，三帝同盟是一个不巩固的同盟。
正当三帝同盟还在谈判之际，意大利因与法国争夺突尼斯的失败，也开始向德奥集团靠拢。意、法之间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是俾斯麦造成的。在柏林会议期间，英、法曾达成一项协议，法国承认埃及为英国的势力范围，而英国则同意法国占领突尼斯取得补偿。俾斯麦支持这个协议，他希望把法国的兴趣部分地从阿尔萨斯—洛林转移到非洲去。但是法国占领突尼斯就同意大利发生了冲突。突尼斯与意大利的西西里岛隔海相望，互为掎角，具有重要的战略和经济地位。早在1880年就有1万名意大利移民居住在突尼斯。法国占领突尼斯后，迫使意大利调整对外政策，向德奥集团发出结盟的呼吁。从1881年秋天起，意大利就积极同两国进行秘密谈判。这种努力于1882年5月20日导致了德、奥、意三国同盟的建立。这个同盟的目标直指法、俄两国，一旦与之发生战争，三国届时将相互援助。
继意大利之后，罗马尼亚也要求加入德奥联盟体系。罗马尼亚在柏林会议上被迫把肥沃的比萨拉比亚割让给俄国，心怀怨愤，为了阻止俄国在巴尔干进一步扩张，积极要求与德、奥结盟。1883年10月30日，罗马尼亚与奥匈在维也纳签订同盟条约。同一天，德国声明加入，于是又形成德、奥、罗三国同盟。到80年代前期，俾斯麦已完成为孤立法国所需要的联盟体系。这个体系由三个三国同盟构成，即德奥俄三帝同盟、德奥意三国同盟和德奥罗三国同盟。三个同盟所构成的联盟体系标志着俾斯麦欧洲结盟体系的高峰。这个体系使德、奥形成坚固的合作轴心，也保留了通往彼得堡的合作道路，同时也在地中海和爱琴海争取到新的盟友，俾斯麦已真正成为欧洲列强音乐会的指挥者。但是，这个同盟体系又是充满矛盾的。两个三国同盟的基调是反俄的，而三帝同盟既不能从根本上调节俄、奥在巴尔干的矛盾，也没有给德国放手对法国行动的自由，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讲，俾斯麦没有从根本上达到自己的外交目的。
1885年至1886年发生了保加利亚危机。保加利亚人民通过革命推翻了土耳其总督，实现了南北领土合并，并在英、奥的支持下，驱逐了沙俄势力，俄国由此丧失了自柏林会议以来的政治地位，俄奥矛盾再度激化，三帝同盟已名存实亡。此外，俄国的反德情绪也在日益增长。1887年6月，三帝协定期满，沙皇拒绝延续，并在国内开始限制德国工业品输入。与此同时，法德矛盾也进一步激化。1886年7月14日，法国新任国防部长布朗热利用国庆日举行盛大的阅兵式对德发出战争挑衅，以后，新的军备建设进一步加强。面对这一形势，俾斯麦决定放弃三帝同盟，与俄国单独缔结所谓的《再保险条约》。1887年6月18日，德、俄经过一番“谅解”，签订了新的双边条约，相互保证以中立态度对待缔约国同第三国的战争。但是这个条约同德奥同盟条约是相互矛盾的。俄国想利用这一条约来打击奥匈，德国则想利用它来进攻法国。双方“同床异梦”，而且彼得堡从一开始就不打算受制于这一条约。1888年12月，俄国从法国银行家手中获得第一笔借款5亿法郎，第二年又成功地取得7亿法郎和12亿法郎两笔借款，从此法国资本家成为沙皇政府的债权人，这种财政关系为法、俄结盟打下经济基础。俾斯麦也曾通过公布1879年德奥同盟条约，并加强与英国的联系，来向俄国施压。到1889年年初，德俄关系已下降至最低点，德国军界已在考虑同两大强邻（法、俄）同时作战。法、俄结盟阴影的再度出现以及英德结盟的前景渺茫，都标志着俾斯麦的大陆政策已走到尽头，他在国内的政治地位也开始发生动摇。
俾斯麦执政初期，德国对海外殖民一直持谨慎态度。这是因为在他的外交战略中，大陆政策处于中心地位，他不愿在德国处于两面受敌的威胁下，为了殖民地冒同英国发生冲突的风险。但是，从80年代起，随着工业化的飞速发展，德国急需为工业品寻求原料和销售市场。“没有一块殖民地”的德国资产阶级开始向宰相施加压力，要求国家保护海外殖民事业。所以到80年代中期，俾斯麦不得不改变看法，接受德国商人海外殖民的请求。
1883年，不来梅大商人阿道夫·吕德里茨在西南非洲的安格腊·贝昆那地区，从当地的霍屯督部落酋长手中“购置”了一块商业殖民地。据推测这一地区蕴藏着丰富的金刚石矿，而英国殖民者也正从南非向这一地区扩张。于是吕德里茨就向俾斯麦请求予以保护，并要求建立一个德国的保护国。俾斯麦立即向外交部发问：英国对这一地区是否有领土要求？英国外交大臣对此迟迟不予回复，声称要先征求南非殖民政府的意见。直至9个月后，俾斯麦才从伦敦得到回音，说从安格腊至好望角之间约1000公里长的地带，均为英帝国合法的领地范围。俾斯麦对此极为恼怒，他在答复中要求英国解释上述要求的理由。在仍然迟迟得不到英国答复的情况下，他于1884年4月24日电令德国驻开普敦总领事通知英国殖民当局该地区已处于德国占领之下。这是德国第一块殖民地，即西南非洲，包括库内内与奥兰治之间约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此后，在俾斯麦的授意下，德国驻突尼斯总领事古斯塔夫·纳赫蒂加尔又于同年7月，在西非海岸作了一次旅行，用欺骗手法与沿海的一些土著部落酋长签订了几份条约，把多哥、喀麦隆地区变为德国的保护地。1885年，一个叫卡尔·彼得斯的“非洲探险家”，以一个较大的德国公司私人代表的身份，通过与土著居民血战后占领了东非地区，建立了德属东非殖民地。这块殖民地从海岸一直向内延伸到坦葛尼喀，但邻近的桑给巴尔岛由于土著首领和英国的反对未能纳入德国保护区。英国占领该岛后，双方协议将北海东部靠近德国的黑尔戈兰岛划归德国作为补偿。
同一年，德国殖民扩张的触角还伸向南太平洋，取得了对马绍尔群岛和新几内亚东北部地区的控制权。后者在年底改名为“俾斯麦群岛”，它们与德国之间的贸易曾引起巨大轰动。德国贴现银行经理阿道夫·汉塞曼授权下的新几内亚公司是这些地区殖民事业最早的经营者。俾斯麦对殖民地扩张“反常”的热情，除了国内资产阶级的压力之外，也有调节外交关系的目的。他知道，英国是最大的海外殖民国，由于几次同英国的结盟谈判都无果而终，他力图通过有限的殖民扩张让英国政府知道，德国已有实力把外交的目标伸向海外，英国必须重视它的存在，特别是在英俄关系上保持一定距离，并照顾奥匈在巴尔干地区的特殊利益，否则，德国在海外将会给它制造更多的麻烦。此外，他也想给即将上台的皇太子设置障碍，使一贯亲英的皇储从一开始就因英德的殖民地冲突，与英国处于对抗之中。尽管如此，俾斯麦的殖民政策仍然是他对外政策的一个插曲，因为他知道，德国在欧洲所处的居中地位，使它暂时还无法推行世界政策。因而他心目中的非洲地图是从欧洲划起的，他的殖民扩张政策是服务于他的全部外交格局谋划的。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的非洲地图在欧洲。”
五、俾斯麦时代的终结
俾斯麦执政以来，在外交上纵横捭阖、左右风云，在内政上推崇暴力、权倾朝野，是德国统一和政治重建过程中产生的极富传奇色彩的铁腕人物。但是，自80年代后期以来，由于对内未能有效地镇压工人运动，对外未能从根本上阻止法、俄接近，他的政治影响和权臣地位已开始下降。1888年3月9日，老皇帝威廉一世的逝世，成为他政治生涯的转折点。
威廉一世自1861年继任普鲁士国王，1871年接受帝国皇冠以来，连续在位27年，终年91岁，是德国历史转折时期的著名君主。威廉一世生前对俾斯麦十分信任，也十分钦佩俾斯麦的胆略和政治才干。虽然君臣之间在内外政策许多方面多有抵牾，但君主总能迁就宰相，而结局也往往证明宰相是正确的，这就更增添了他对宰相的信任和依赖。但是，当这位高龄君主谢世时，俾斯麦的地位就发生了危机。俾斯麦是最早获知皇帝逝世消息的人之一。当他走进国会向议员们宣布这一不幸时，他泣不成声，两脚颤动，极度的哀伤已蕴含着不祥的预感。他知道他左右风云的时代行将告终。但是继位的皇太子弗里德里希三世已病入膏肓。这位多年来一直在政治上与俾斯麦对抗的王位继承人被视为自由主义政府的代表，他的即位必将危及俾斯麦的宰相地位。然而，新君的病危，延缓了可能发生的冲突。弗里德里希三世在位仅99天，宫廷为一片悲哀所笼罩，这使许多批评俾斯麦的人不得不有所收敛。新君去世前两天还最后一次召见俾斯麦，要他做出保证，同同样是宰相政敌的皇后作善意的和解。俾斯麦富有同情地妥协了。
新登基的是弗里德里希三世保守的儿子威廉二世（1888—1918）。他是一位29岁的年轻人，是4个月内德国的第三位皇帝。威廉二世和俾斯麦的孩子们几乎同年，俾斯麦是看着他一步步长大成人的，在宰相眼里皇帝尚是一个半大不小的波茨坦孩童。由于这个原因，俾斯麦犯了过分低估威廉才智的错误。威廉早年在英国接受教育，1877年在波恩上大学，以后又在普鲁士近卫军中服役。他与双亲关系紧张，特别是因左臂残废，对母亲对他缺少关心积怨甚深。他在青年时代就十分钦佩俾斯麦，称之为“伟大的首相”、“德国4600万颗忠诚的心所向往的旗手”。所以俾斯麦的儿子，也是威廉二世的朋友赫伯特（人称第二代俾斯麦）在弗里德里希三世去世前不久，曾兴高采烈地说：“我们的时代不久就要开始了。”但是，威廉二世不同于他的祖父威廉一世，他生性狂傲，喜好发号施令、夸夸其谈。一登上皇位，他便发现他过去所崇拜的宰相已经成为妨碍自己成为一个最高统治者的累赘和麻烦。他不能容忍权力过大的宰相的存在，他声称宰相的职能今后应当分开负担，君主本人应当更多地承担这种职责。他在即位后不久的“近日圣谕”中透露：“我给那老头6个月的喘息时间，然后我就亲自执政。”
实际上俾斯麦的任期仍延续了两年之久。这是一个年轻的皇帝与年老的宰相不断发生磨合冲突的时期。威廉二世登基不久，反俾斯麦集团中的保守派对宰相采取了新的攻击战略，他们决定不在皇帝面前直接进攻宰相，而是采取一种使俾斯麦生气的政策，以此逼他自动提出辞职。1889年3月中旬，他们初次使用这一策略，但导火线既不是军事问题，也不是外交问题，而是社会问题。俾斯麦是1881年提出那些涉及面甚广的社会立法议案的创议人。他本来希望这些社会立法能先发制人地平息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但这一希望未能实现，社会民主党人仍在加强自己对国内工人群众的控制。这使俾斯麦深信，社会立法就此却步，不宜进一步扩大。
然而，威廉另有想法。他由于在青年时代多次参观过鲁尔区的厂矿，并深受他早年家庭教师威斯特伐利亚人格奥尔格·欣茨佩特的影响，对社会问题十分重视，主张继续用怀柔手段来平息工人运动的发展。因此他希望扩大过去的社会立法项目，实行规定星期日休息、控制和限制妇女儿童劳动时间和条件的新法令。俾斯麦虽然对劳动保险等社会立法发表了一些开明的观点，但拒绝在劳动条件和劳动时间上作进一步的让步。他认为，只要厂主硬顶到底，饥饿和贫困就会迫使罢工工人屈服。然而，5月14日，威廉以国王身份出席普鲁士内阁会议，指示大臣，迫使矿主满足工人要求以平息当时在鲁尔矿区发生的大罢工，并提出了扩大社会立法的改革计划。结果，这种无视旧有宪法规定的行为使俾斯麦极为恼火，不过，他虽愤愤不平，却没有提出辞职。
影响双方关系的另一问题是是否延续反社会主义的“非常法”。俾斯麦对以和平方式争取工人已不存幻想，他主张以比过去更加严厉的方式镇压社会民主党人。在新的反社会民主党人法提案中，他甚至提出授权市政当局随时可把所有社会民主党人的领袖驱逐到乡村去。他希望以此激起他们的过激行为，以便获得残酷镇压的借口，但威廉二世不同意这项议案。这并非因为皇帝对社会民主党人抱宽容态度，而是要满足他认为可以用和平手段把工人争取到自己一边的虚荣心。他向大臣们表示，他要当“乞丐们的国王”，而不打算用血腥镇压和猛烈攻击工人来开始自己的统治。结果，俾斯麦主张的反社会民主党人法遭到否决，该党恢复了12年前的合法地位。
皇帝和宰相在外交方面也有分歧，特别在对待俄、奥两国关系上，分歧十分明显。俾斯麦在三帝同盟解体以后，一直没有放弃联俄的努力，他认为联奥不应以拒俄为代价。尽管德、俄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但只要有一线机会，俾斯麦都不愿得罪这个东方巨人。威廉二世受军界的影响，密切关注着乌克兰俄军的调动情况，认为对俄采取友好政策是不现实的。新任总参谋长瓦德西不断地向威廉二世灌输仇俄的思想，竭力主张对俄国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1890年3月的一天，皇帝在宰相的写字桌上发现了几份文件，其中一份是来自彼得堡的机密报告，内容是沙皇关于威廉二世的评论，题目是《他是一个缺乏教养的恶少》（“他”指威廉二世）。年轻的君主被激怒了，他开始接受瓦德西的看法：不罢宰相的官是没有道理的。
导致皇帝直接向宰相摊牌的是一件小事。为了使除自己之外的任何人不对皇帝产生影响，俾斯麦从档案中寻找出1852年9月8日由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签发的一道诏令，诏令要求除国防大臣之外，所有大臣与国王商讨大事之前都必须首先请示首相。目空一切的威廉二世表示不能接受这种限制他自由接近大臣的做法，他一再示意俾斯麦废除这一诏令。3月17日，他派副官去通知俾斯麦：或废除这一诏令，或提出辞呈。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威，俾斯麦表示不愿做出让步。于是，他在3月18日向皇帝提出辞呈，威廉二世立即予以接受。
关于俾斯麦免职的原因迄今仍有种种不同说法，但实际上它反映了不同时代德国政治家难以平息的矛盾冲突。冲突的一方是一位执政28年、已习惯自行其是的老权臣；另一方则是一位刚愎自用、雄心勃勃的年轻君主，他不容权势过大的宰相牵制自己。威廉二世的近臣曾这样奉劝皇帝：弗里德里希大王登位时如果有一个像俾斯麦这样位高权重的首相，他还能成为“大王”吗？这无疑给年轻、好胜的君主留下深刻印象。对于俾斯麦而言，他的确在职的时间太长了，由于衰老、僵化，已无法适应新君主的新作风和新要求。
此后的9天是宰相职位的空位时期。俾斯麦在执掌相权28年即将离去之际，还有几项细小的义务需要履行。首先，他怀着极为复杂的心情最后一次到夏洛滕堡去，在那里向长眠的威廉一世献上三束玫瑰花；接着又对皇太后作了礼节性的拜访，以取得她的同情；最后他威严地进宫参加了他的继任者卡普里维将军的就职仪式。威廉二世授予他劳恩堡公爵的头衔和陆军元帅衔上将。俾斯麦自我解嘲地对儿子赫伯特说：“皇帝把他最优秀的将军任命为首相，把他最优秀的首相任命为将军！”俾斯麦被解职曾引起一些震动，虽然没有一个人呼吁俾斯麦继续留任，但源源不断的慰问电、名片、花束像雪片一样涌向宰相府。俾斯麦戏谑地把此情景喻为一级国葬。在国外，他的离职也引起强烈的反应。伦敦著名的报纸《笨拙》精辟地以漫画《老船长离舰啦！》反映了俾斯麦在近30年中在德国和国际舞台上的重要作用。人们认为，俾斯麦治国艺术的精华在于不要使政策在执行时超越危险的界限，要为体面的退却和改组留有选择余地，这始终是重要的。思想上具有这种适应能力的政治家在德国或其他国家都是寥寥无几的。
3月29日，俾斯麦终于深情地同他的官邸告别，列车在仪仗队和警卫团军乐队的奏乐声中穿过欢呼的人群，向弗里德里希斯鲁方向缓缓驶去，站在车厢窗口的宰相默默地注视着远处的原野、大地，回味着已经逝去的俾斯麦时代。8年后，即1898年7月30日，俾斯麦在他的弗里德里希斯鲁庄园病逝。依照俾斯麦的遗愿，他的儿子赫伯特说服皇帝放弃了为父亲举行国葬的建议。他那十分简朴的墓碑上写道：冯·俾斯麦侯爵……威廉一世皇帝忠实的德国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