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士国家的兴起，是一部不断地在地理上、政治上由德意志的外缘向中心发展的历史。了解这个外偏中心的形成，我们需要追溯到它尚处于默默无闻的、遥远的过去。
一、勃兰登堡—普鲁士的形成
从12世纪起，在波罗的海南岸平坦开阔的波德平原上，有两块在地理上并不连接的近海土地先后与德国历史发生了密切联系。其中一块叫勃兰登堡，一块叫普鲁士。勃兰登堡是中世纪德国封建主在反斯拉夫人异教徒的多次战役中，作为帝国的边疆区而建立的前哨据点。这里原是一片荒芜的沙丘平原，人口稀少，土地贫瘠，为大海所封闭的内陆没有突出的自然特征和自然边界。1240年以后，随着易北河以东的广大地区陆续为德意志军事贵族所征服，这里开始形成以柏林为中心的边地侯爵领地。柏林城兴建于13世纪初，由施普雷河两岸两个斯拉夫居民点构成，1317年与克尔恩合并为一个城市，1442年被确定为勃兰登堡侯国首都。勃兰登堡的前身是斯拉夫人建立的勃兰尼堡公国。自1134年，萨克森地方贵族阿斯卡尼家族的阿尔布莱希特（绰号“大熊”），从皇帝洛塔尔三世（1125—1137）手中获得对这块领地的统治权以来，历代勃兰登堡边地侯一直奉行向东扩张的政策。在“东进”浪潮的推动下，12世纪末，阿尔布莱希特的后裔已将其领地从哈菲尔河流域扩展到奥得河畔。至13世纪末，其疆土已达波兰西境的瓦尔塔河和维斯瓦河流域，并逐步控制了斯拉夫人的滨海地区，使这个边疆殖民地不断得到发展和扩大。到阿斯卡尼家族统治末年，勃兰登堡的疆域已达4.5万平方公里。侯爵通过招徕移民、建立城市、发展商业，大大加速了这一地区的德意志化。1356年，依据《黄金诏书》勃兰登堡侯爵获得帝国选帝侯称号。
从勃兰登堡向东，越过帝国的东部边界和一片辽阔的斯拉夫人滨海居住区，有一块德意志的“飞地”，就是普鲁士。普鲁士的原始居民属立陶宛人的一支，世代生息繁衍于维斯瓦河和涅曼河之间的滨海土地上，是这里最早的主人。12世纪末，波兰封建贵族在维斯瓦河口构筑但泽城堡（格但斯克），开始以此为据点同立陶宛争夺对普鲁士的控制权。在迭遭失败之后，波兰贵族马佐维亚公爵被迫向德意志条顿骑士团求援。条顿骑士团原为德国天主教会进行十字军东征的军事组织，13世纪初在德国教会的征召下进入这一地区。1230年，骑士团与波兰贵族立约负责进攻普鲁士，作为交换条件，将取得库尔默兰等边境被征服土地的统治权。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残酷征服，骑士团占据了这块遥远的“飞地”，并通过大量移民和强迫劳役，使普鲁士逐渐德意志化。骑士团在征服和统治普鲁士的过程中，逐渐由一个负有宗教使命的军事组织演变为国家组织和经济组织。它以军事管理提高行政效率所取得的有效经验，以及靠宗教禁欲主义和严格的军事纪律在其成员中培养的抽象的超个人效忠观念，对未来的普鲁士国家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通过与汉萨同盟开展广泛的贸易，骑士团把商业精神和竞争意识带入这块原始的土地，也通过编著大量的拉丁文和德文文献，以及表现在各种实用性建筑上的艺术风格，展示了骑士团地区的文化精神。这些没有先例的成就，增强了骑士团的实力，稳定了它在这一地区的统治。在站稳脚跟之后，骑士团开始排挤波兰在这一地区的势力，并联合立沃尼亚骑士团，在波罗的海沿岸扩充疆土。1308年骑士团出兵占领但泽，不久又把势力扩张到东波莫瑞，切断波兰的出海口。德国骑士团的扩张对波兰和立陶宛国家构成重大威胁，迫使两国联合起来共同向骑士团反击。1410年7月15日，得到俄罗斯支持的波兰—立陶宛联军在坦能堡会战中重创骑士团。至此，骑士团的扩张势头受到遏制。以后，由于内部纷争，特别是1454年爆发的延续达13年的普鲁士人起义的打击，骑士团的势力开始走向衰落。1466年，骑士团与波兰签订《托伦和约》，被迫放弃所占有的部分领地，包括但泽、托伦、马林堡和波莫瑞东部被波兰收复；剩余的普鲁士土地仍为骑士团领有，但必须臣服于波兰。至此，骑士团的中心转移到柯尼斯堡，作为依附于波兰的藩属，暂时中止了在东欧的扩张。
勃兰登堡和普鲁士不同的历史起源和相互独立的发展过程，在15世纪以后，由于霍亨索伦家族的兴起开始发生密切联系。霍亨索伦家族原为德国士瓦本公国的小贵族，10世纪因统治瑞士北方的索伦城堡而得名。1192年，这个家族因与皇帝亨利六世（1165—1197）联姻，获纽伦堡伯爵封地，开始成为望族。1411年，纽伦堡伯爵弗里德里希六世（1372—1440）利用勃兰登堡宗室断嗣、领地发生混乱的机会，用金钱从皇帝西吉斯蒙（1410—1437）手中获得了对这块边地侯领地的临时管理权。这是霍亨索伦家族统治勃兰登堡的开始。在担任该地临时行政长官期间，弗里德里希多次利用皇室困难而慷慨解囊，以便从身负重债的皇帝手中获得对这一地区的永久统治权。6年后，为酬谢这位久受考验的追随者，皇帝终于将这片土地连同选侯爵位一并封赠给弗里德里希。从此，勃兰登堡作为霍亨索伦家族统治的核心，伴随着统治形式从侯国、公国、王国发展为帝国，一直没有变化，延续了500年（1417—1918）。其间，霍亨索伦家族利用婚姻关系、继承协定以及其他类似手段，不断扩大其统治范围。其中对普鲁士公国的兼并对它的未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臣服于波兰的普鲁士，由于早期推行的德意志化政策一直保持着较大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在16世纪初霍亨索伦家族的旁系阿尔布莱希特当选为骑士团首领时，获得了进一步发展。阿尔布莱希特（1490—1568）是霍亨索伦家族纽伦堡一支的领地继承人。他掌握骑士团以后，接受马丁·路德的建议，宣布宗教改革，使骑士团的教会地产在路德新教的旗帜下逐步世俗化。由于改革富有成效，脱离天主教以后的东普鲁士逐渐变为这个家族的世袭领地，获得普鲁士公国的称号，但对波兰的臣属地位没有改变。
阿尔布莱希特在普鲁士的家族统治仅维持了两代，至其子阿尔布莱希特·弗里德里希（1568—1618）逝世，其统治因家族断嗣而宣告中断。此前，勃兰登堡选侯约阿希姆（1598—1608）为兼并普鲁士遗产，刻意安排其子西吉斯蒙（1572—1619）与普鲁士公爵长女安娜联姻，取得了对这块“飞地”的法定继承权。由于同波兰的藩属关系依然存在，勃兰登堡选侯不惜采用贿赂手段，先后取得波兰王公和议会的承认。至此，勃兰登堡—普鲁士公国最终形成（1618年）。
在兼并普鲁士前后的几十年里，勃兰登堡选侯还通过类似的方法，先后在德意志西部取得克勒弗、马尔克（鲁尔地区）、拉文斯堡和拉文施泰因等下莱茵公爵的领地遗产（1614年），三十年战争后又将明登、卡敏、哈尔伯施塔特等分散领地纳入自己的版图（1648年）。这些领地多位于威悉河、莱茵河下游经济发达地区，虽与勃兰登堡在地理上并不相连，但它使霍亨索伦家族与西欧较先进的地区发生了直接联系，为它在西北德意志新的扩张提供了基地，是普鲁士国家由外围深入旧德国领土的重要起步。
这样，从1417年正式承袭勃兰登堡选侯遗产以来，在200年里，霍亨索伦家族的地产已发展为三块辽阔而又分散的领地，即大为扩展了的勃兰登堡、远离德意志的东普鲁士和镶嵌在其他邦国之中富裕发达的下莱茵地区。领土面积亦由原来的4万多平方公里扩大到8万余平方公里，成为一个从德语区最西边延伸至最东部的、漫散的领地联合体。三大板块中，勃兰登堡和普鲁士在自然地理和气候条件上较为接近：遍布沙质低地和沼泽、森林，濒临大海，冰冻期稍长，因而在早期殖民垦殖的传统基础上，形成以容克贵族地产为主体的农业经济区。由于两块领地都有大河贯通全境（易北河、奥得河、维斯瓦河、涅曼河等），并流向大海，故而有着发达的航运和商业，在波罗的海对西方的贸易中，两地的粮食出口占有重要地位。西部的下莱茵地区，面积虽小，但地处著名的莱茵谷地与威悉河中游，气候湿润，地势低平，土壤肥沃，是人口密集和农业发达的地区。由于西欧的传统影响，这里有着丝绸制造、亚麻工业和铁制品生产的悠久历史，是重要的手工业生产基地。
三块领地之间在自然地理和经济结构上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这个领地联合体多样化的经济需求和人口流动，并通过发挥各自的资源优势，协调互补，增强了这个家族统治应付内外挑战的能力。但是，一个在空间上相互隔离、缺乏完整统一边界的分散领地，本身又潜伏着强大的分离因素。这种因素又因为三块领地臣属于两个不同的国家，不断得以加强。因此，这个时期的勃兰登堡—普鲁士仍处在前途未卜的十字路口，在诸侯并起、战乱频仍的动荡年代，它依然面临着严峻考验。
二、军事立国
勃兰登堡—普鲁士形成不久，就因三十年战争的爆发经受了一场严峻考验。丹麦、瑞典干涉军的入侵极大地蹂躏了德意志的北方，但作为名义上的新教信仰拯救者，他们仍得到北德意志新教诸侯的支持。勃兰登堡选侯从战争一开始就对他们采取中立态度。当时的选侯格奥尔格·威廉（1619—1640）是霍亨索伦家族成员中性格最软弱的人。由于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1611—1632）的入侵，他在波美拉尼亚的继承权已受到严重威胁，但作为瑞典国王的妻舅和新教诸侯成员，又不容他站在德国皇帝一边。因而他的骑墙态度既有对瑞典国王的厌恶，也包含对德意志皇帝的恐惧，而后者颁布的教产复原敕令也已危及他的领地安全。这种首鼠两端的态度使他在三十年战争中扮演了一个颇为可鄙的角色，并招致了他的领地上各封建等级的蔑视。到他统治末期，由于邦国内各等级贵族纷纷与皇帝结盟，他的领地国家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危机。
1640年，他的儿子、20岁的弗里德里希·威廉继位，才为摆脱困境带来一线转机。弗里德里希·威廉（1640—1688），后世称“大选侯”，是勃兰登堡—普鲁士国家实体的真正奠基人。他诞生和成长于战时困难环境之中，目击了他的邦国饱受战祸蹂躏的残酷现实。在他即位之日，这场战乱已延续了22年，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成百座村庄被夷为平地，城镇被劫掠一空，无数的难民流落他乡，狼群在旷野上到处漫游。战乱和饥馑造成了人口锐减，东普鲁士的人口密度不到法国的1/4、英国的1/3，连柏林这样的都会，人口也从1.4万人降至6000人。威廉面对的是一片残垣断壁，所承袭的领地被称作“铁罐堆里幸存的一个瓦罐”。由于勃兰登堡是一块平坦、开阔、无天然险阻可供据守的平原，威廉认定只有创建一支具有战斗力的军队，他的领地才能得以防守，并使邻国有所顾忌。为此，他通过扩大领地内各等级贵族对农民的剥削，换取了他们对君主以固定税收来维持一支邦国军队的支持。勃兰登堡统治者的传统收入主要来自王室产业，部分来自政府税收。在弗里德里希·威廉就任选侯之初，还能用王室产业的收入来支付政府机构的基本费用，但是为了维持一支军队，他就不得不设法从产业上获得更多的东西，并且需要从税收上筹集新的收入。由于早年在荷兰的经历，那里的财富和繁荣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从担任选侯开始，弗里德里希·威廉就有着发展国内工商业的强烈愿望。他热诚欢迎来自波兰的犹太商人，并接纳了来自法国受宗教迫害被迫流亡的大批新教徒。在他统治时期，柏林的法国手工业者已占总人口的1/6，成为这个原始城市最进步的成分。他慷慨资助各种企业，并使军队的需要取代民用需要，成为影响本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力量。此外，他已不再满足于以固定的土地税作为唯一的税收来源，而是竭力学习法国，通过征收城市消费税和国家对食盐的专卖税来开辟新的财源。三十年战争期间，这些税收以及旧的土地税，已由一个军人组成的机构专门征收。依赖这些小本经营，也包括君主本人的极度节俭，至选侯统治中期，邦国的军队规模已达3万余人。通过严格的操练和残酷的体罚制度，他使这支军队成为他扩充疆土、镇压人民和实行中央集权的工具。弗里德里希·威廉对这支军队悉心爱护，以至小心翼翼，通常备而不用使其养精蓄锐，以便在重要关头发挥威慑作用；在一般情况下，他更多的是通过外交途径达到目的。运用这种策略，他在三十年战争结束时的谈判中，已经崭露头角。以实力为后盾，以谈判为技巧，他果断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为勃兰登堡赢得了远波美拉尼亚、哈尔伯施塔特、明登、卡敏等地方，进一步扩大了他在东部和西部的领土范围。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他对战后瑞典据有近波美拉尼亚、垄断奥得河口始终耿耿于怀。三十年战争后，为了摆脱政治上的从属地位和打开波罗的海贸易通道，弗里德里希·威廉为自己和后继者定下了三大奋斗目标：解除波兰对普鲁士的宗主权；夺取波罗的海南岸，控制奥得河口；通过新的扩张把所有领地连成一片。
为了实现前两个目标，他充分利用了波兰和瑞典在波罗的海的矛盾。1655年，波、瑞之间发生战争，弗里德里希·威廉周旋于两方之间，见风使舵、朝秦暮楚，时而追随波兰反对瑞典，时而又与瑞典结盟反对波兰。他的3万军队也作为结盟的筹码，曾参与瑞典横扫波兰的进军，也曾作为反瑞典的同盟开进日德兰半岛。但有一点是不变的，即为勃兰登堡谋取最大利益。结果，经过多次讨价还价，终于在1657年9月通过《韦劳条约》，以承认他对普鲁士的主权与波兰达成谅解。在倒向波兰一边之后，他同瑞典争夺近波美拉尼亚和奥得河口的斗争未获成功。尽管1675年在费尔贝林失利的瑞典一度退出近波美拉尼亚，但瑞典盟友法国的出面干涉，最终使弗里德里希·威廉功败垂成。对此，他念念不忘，直至临终还嘱咐他的后继者要设法解除这个阻挠他占有近波美拉尼亚的“可憎同盟”。尽管如此，晚年的弗里德里希·威廉还多次转移阵线。他曾接受每年10万塔勒的补助金，成为法国的盟友，支持法国在德意志的扩张，以后又因不满法国对瑞典的长期支持转而与荷兰结盟。在此期间，他也以支持德意志对土耳其人的战争，实现了同皇帝的和解。然而，即便在此时，法国的重金贿赂仍能使他命令南下土耳其的军队按兵不动。的确，在这方面，弗里德里希·威廉堪称他的后辈效法的典范，这种不以道义，而以邦国利益为原则的对外政策，也成为普鲁士国家的一大传统。至1688年去世，弗里德里希·威廉仅实现了他对外扩张的第一个目标，即从波兰领主手中解放了普鲁士。但他为他的后继者留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一个由若干零乱的领地聚合在一起，然而却是井然有序的国家和一种因多次军事胜利的光荣赋予臣民的初步的民族生存意识。这些都为他的后继者进一步实现他的战略目标，将这个新国家提升到欧洲一流强国地位创造了条件。
弗里德里希·威廉的继承人弗里德里希三世（1688—1713），是一个爱慕虚荣的人，他不具备他父亲的魄力和远见，生性软弱，缺乏自信并且喜怒无常。由于崇拜路易十四，他推崇法国的一切，竭力模仿凡尔赛宫廷的豪华，纵情歌舞饮宴，恣意挥霍国家资财，热衷于以豪华的排场来显示君主的尊严和声威，是霍亨索伦家族中典型的挥霍浪费者。但是在他统治时期，他的邦国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即由勃兰登堡—普鲁士公国发展为“普鲁士王国”。
1700年，法国与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争夺西班牙王位的战争即将爆发。由于法王路易十四与瑞典结成反哈布斯堡同盟，奥地利面临腹背受敌之势。弗里德里希三世利用皇帝的困境，以提供8000名援军为条件，换取皇帝同意，将勃兰登堡—普鲁士升格为王国。这是以臣民的躯体为抵押，换取的一次“晋升”机会，大大满足了弗里德里希三世早就渴望称王的野心，也得到大多数容克贵族的支持。由于考虑到东普鲁士尚处于德意志帝国版图之外，他有意选择了“普鲁士王国”作为统一国号，以示新国家不受皇帝管束的独立性。1701年1月18日，弗里德里希三世在普鲁士首府柯尼斯堡（意为国王之城）加冕称王，改称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一世。“普鲁士国王”这一称号起初仅限于东普鲁士，即“在普鲁士的国王”（the King in Prussia）；后来这一称谓的法定权力扩大到他的整个领地，变为“普鲁士的国王”（the King of Prussia），“普鲁士”就成为邦国所有领地的代名词。这一变化表明国王提高权力和集合权力的倾向都得到加强。
弗里德里希一世的统治结束于1713年，代之而起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1713—1740）重新恢复了其祖父大选侯的军事传统，使普鲁士逐渐发展成一个中央集权化的专制主义国家。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生性残暴，悭吝粗俗，喜好骂人、打人，是坐在普鲁士王座上的粗暴农民。他鄙视一切带有文化气息的事物，唯独对扩充军队、巩固权力情有独钟。为了创造维持和加强军队的前提，他执政后立即废除了他父亲奢侈浪费的宫廷生活，削减王室经费的3/4，用于军队建设。除了军队，他对花费每一分钱都十分吝惜。在赴柯尼斯堡加冕的时候，他花费2547个银币就完成了这一隆重的典礼，而他父亲为此曾花费500万银币。他爱护军队，却以棍棒、体罚惩戒任何玩忽职守的个人。他喜欢穿一件简朴的士兵制服潜行于柏林的大街小巷，像领主对待他的庄园一样监督整个国家。这位“军人国王”曾以喜爱高个子士兵而闻名遐迩。在他的“长汉团”里，成员的身高均在6—7英尺，既从欧洲招募，也接受过彼得大帝从亚洲送来的几位。由于从境外招收的士兵日益增多，专门从事招兵的军官多达一千余人。为扩大兵源并保持军队合理的年龄结构，1733年5月他颁布了“征兵区条例”。条例把全国分为若干区，每区5000户，各区必须为驻扎在本区或本区附近的某一团队提供兵员，并保持适龄青年的比例。这种招募制以后长期为他的后继者所仿效，并为全民兵役制铺平了道路。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不仅重视扩大军队的数量，同时十分注意通过严酷的训练不断提高军事素质。他为军队规定了新的训练方式和演习形式，力求通过严格的操练，使士兵养成守纪律、讲服从的习惯。为了吸引容克贵族子弟进入军队，他创办了专门的贵族士官学校，为他的军队培养高效、廉洁、富有自信的军官队伍。在威廉一世统治时期，除了继承地产的长子以外，其余的容克子弟差不多都成了穿制服的军官。他把贵族和农奴的关系搬进了军队，军官也像容克地主对待农民一样对待他们的士兵。国王本人，由于沉湎于军事操练，也被人们视为一位出色的军事教官。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也像他的祖父一样，对他苦心经营的军队爱护备至，经常备而不用，以至于他本人实际上并没有亲自作过战。在维也纳宫廷，这位“一直舞刀弄枪，却从不拨动扳机”的国王，常被传为笑谈。然而他和平时期拥有的军队已远远超过其祖父在战时的数量。在他继位时，普鲁士军队数量达4万人，而在他离世前已扩大到8.3万人。在当时柏林的10万人口中，仅士兵就占去2万，这是一个超过任何欧洲城市的比例。此外，由于这支军队不常作战，他还拥有一笔为数700万银币的军费余额。这是一笔与他的国家幅员和人口极不相称的积蓄，而由它所供养的军队同样是一个与人口和资源极不相称的庞大力量。就人口而论，普鲁士居欧洲第13位；就面积而论，它只占第10位，而它却超常地拥有欧洲大陆第4位的强大军队。与法国的16万军队、俄国的13万军队、奥地利的10万军队相比，普鲁士所维持的8万军队可以说已达到人口和资源所能承受的极限。如果考虑到这个新国家形成的较短历史，那么，这就是一个统治者通过宰割本国人民所取得的非凡成就。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做到了一个君主能为军队所做的一切，他是普鲁士军事立国原则的真正开创者。在这方面他已超过其祖父大选侯。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在于他通过完善国家税收体系，为维持军队提供了更为广泛的经费来源，此外，为强化中央集权对政府机构的改革和对文职人员的改组，也为他实施军事立国的战略提供了制度方面的富有效率的支持。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的经济政策是完全适应他的军队发展需要的。在他统治末年，国家收入增加到大约700万塔勒，其中有600万花费在军队身上。工业、商业、文化、农业等一切都以军队的需要为转移，并且只有在能够为增加军队税源的时候，才会受到国王的重视和鼓励。为了维持和扩充军队，国王开始像他的祖父和西欧国家的君主一样关心能提供税收的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国家工场以及初步的保护关税制度也跟着建立起来。1721年，他开始对波兰的进口谷物征收进口税，1732年则完全禁止进口波兰谷物。根据同样的精神，1718年已禁止原羊毛出口；补充的措施则是禁止进口外国布匹和棉花。通过保护关税得到发展的手工工场，不只是有助于筹措资金，还为扩大军需品生产创造了条件。其中为制造军服建立的柏林仓库，就是一个规模较大的国家工场。此外，他还特意不定期地组织一些集市和博览会来增加商品流通，以扩大国家的税收来源。
同大选侯一样，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积极鼓励从德意志各地或国外向普鲁士移民，移民的成分主要是新教徒，人们甚至认为在启蒙运动开始以前，这位军人国王就异乎寻常地允许信教自由了。1732年，大约有两万多名新教难民被奥地利人驱逐出萨尔茨堡教区，他们被吸引到普鲁士，虽历经无数苦难，最后都在东普鲁士定居下来。此后来自德意志各地的移民源源不断地前来。他们许多人拥有财产，并掌握一定的工艺，在普鲁士享有免服兵役、迅速开业、一段时间可不纳税的优待。即便是农民，也可得到提供路费、给予土地，也许还有牲畜和家具的承诺。正因为国王把人看作是“最大的财富”，有计划地引进国内，所以普鲁士的人口增长率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可与之相比拟。18世纪勃兰登堡的人口密度增加了两倍以上，其中有20%源于这个时期的移民或其后代。
随着税收范围的扩大和人口的增长，普鲁士旧有的官僚管理系统也亟待扩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除了延用容克贵族，许多市民阶层出身的人也被吸收进文官队伍，他们被委以高级职务，成为职业官僚，逐渐摆脱地方贵族和城市自治机构的束缚，变为强化王权的独立性工具。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像训练军官一样教育他的文官，他认为一名官员的天职是无条件地、准时地、认真而迅速地履行职责，完全献身于工作并且不断地充实知识。因此，他的文官队伍和军官队伍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而且许多下层的文职官员通常是由以前的军人充任的。所以，在普鲁士与众不同的是军队独立发展自己的生活，并由于自身的需要创造出了国家机构，使国家机器发展成一种支持武装部队的工具。普鲁士的文官形成于大选侯时期，从一开始就以对政府“忠诚”和效率著称于世。至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时期，这支主要由中产阶级分子构成的队伍，对国王更为忠诚，对贵族更为顺从，对军队更加望而生畏。为国王或为国家服务的意识，不仅在文官队伍中深深生根，而且被誉为全民族的最高美德。由于普鲁士很晚才由一个人为的分散领地联合体发展而来，缺乏那种文化传统久远的国家所具有的共同文化心理，所以使得依靠义务、服从、服务与牺牲为内容的军事规范成为整个普鲁士贵族认同的军事美德。这种统一感情，由于士兵的服役期高达25年，由于几乎所有的容克贵族都有成员在军队供职，以及军队与国家机构的密切结合，而变成了一种国家规范。适应军队的需要就是适应国家的需要，这使得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能够轻而易举地把军队生活扩展到全民族，使普鲁士成为一座大兵营。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不仅以他所发展和扩大的军队深深地影响了普鲁士的政治生活，而且以残酷的刑罚制度培育了普鲁士军人蛮横、粗暴、盲从和暴戾的作风。他对整个军队的偏爱与他对单个士兵严厉的体罚形成奇特的对比。他常常以棍棒、权杖、皮鞭拷打和惩戒一切敢于自行其是的人。严厉的惩罚使人人胆战心惊，最可怕的刑罚是被送去“铺铁轨”，其残酷程度在有史以来的文明国家中是前所未闻的。由于上行下效，普鲁士各级军官也都专横粗暴，对上司奴隶般地服从，对士兵傲慢和暴虐，这成为历代军事统治者的遗风，影响德国达200年之久。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在外交政策上比较审慎，除了执政之初因介入北方战争（1700—1721）以高昂的代价（200万塔勒）获得奥得河口地区外，没有实现控制整个波罗的海南岸的夙愿。就此而论，他有别于他身前身后的“军国主义者”，但他对军队管理和行政管理的热忱，却把整个国家生活纳入军国主义轨道。依赖他所创立的基础，他的继承人弗里德里希二世把普鲁士的国家地位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他的军事立国战略也有了一些新的特点和新的表现。
三、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早期扩张
1740年，随着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的去世，以及德意志最大的邦国奥地利所发生的变化，中欧的历史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一方面，普鲁士在北方的兴起，打破了德意志分裂混乱的传统格局，在北德意志形成一个富有凝聚力的外偏中心；另一方面，在南部，以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为核心的奥地利，也通过一系列王族联姻、领土兼并，以及在抵御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斗争中所经受的考验，开始形成一个新的多民族国家联合体。哈布斯堡家族，自从1438年阿尔伯特二世（1438—1440）承袭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称号以来，几乎无间断地保持这一地位近400年之久。但是自从马克西米利安一世（1492—1519）试图重建统一帝国的愿望失败以来，皇帝愈来愈成为奥地利君主国的领袖。1701年爆发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是哈布斯堡家族在欧洲重建家族帝国的最后尝试，但由于西班牙王位最终为法国波旁王朝获得，它与西班牙的历史联系就此割断。在摆脱帝国枷锁以后，哈布斯堡家族逐渐从“神圣罗马帝国”这一毫无价值的外壳中脱颖而出，形成以奥地利领地为核心的君主国实体。这是一个重要转变。从此，这个家族虽然继续担任德意志帝国皇帝，但这一职务已成为它为奥地利谋取国家利益的一种手段。
同普鲁士近似，奥地利国家的领地也大致由三个分散的部分构成。最古老的辖区是以维也纳为中心的上奥地利、下奥地利、蒂罗尔、卡蒂利亚、卡林西亚和卡尔尼奥拉；其次是波希米亚王国，包括捷克、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最后是由特兰西瓦尼亚、克罗地亚和匈牙利本土构成的匈牙利王国。与普鲁士不同，奥地利的三块辖区在地理上基本是连在一起的，差别主要是文化上的。波希米亚是重新皈依天主教后才从属于哈布斯堡家族的，而匈牙利则是在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压力下逐渐依附于奥地利的。其中奥斯曼帝国的扩张是哈布斯堡家族实现领土霸权的严重障碍。1683年，奥斯曼帝国的军队最后一次包围维也纳，围城两个月后，因波兰国王索别斯基率领的援军到来，才解围而去。以后，在著名的军事将领欧根亲王的指挥下，奥地利通过1697年在曾塔战役中的胜利，将土耳其人逐出匈牙利。在1699年的卡洛维茨和会上，奥地利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才为土耳其人所接受。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奥地利虽未取得西班牙王位，却在英国的支持下，以吞并南尼德兰（比利时）和意大利的米兰及那不勒斯作为补偿。所以到18世纪上半期，哈布斯堡家族终于建立起一个以维也纳为中心的、拥有部分分散领土的中部多瑙河帝国。
与平坦多沙、土地贫瘠的勃兰登堡平原相比，群山环抱、气候温和、音乐之声不绝于耳的维也纳更像是一个威严王朝的所在地。三百余年的征战和无数次王族联姻所继承的遗产，给古老的哈布斯堡家族带来了欧洲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财富和资源。由于领地无比广阔与多样，不同地域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恰成互补，赋予帝国稳定的收入来源和充足的人力资源，支持了帝国的长期征战和光辉灿烂的文化建树，使维也纳一度成为“世界政治、哲学、建筑和音乐文化的真正中心”。即便在失去西班牙以后，由于在反土耳其人进攻斗争中的胜利，这个王朝仍能把分布广泛的领土糅合在一起，以巨大的资源维持其运转，同样展示了这个脱胎于古老帝国的新国家的再生活力和政治技巧。然而，如果我们从望远镜的另一头望去，也不难看出，这个帝国在本质上是脆弱的。依靠联姻、兼并和遗产继承所构成的这个帝国在结构上是松散的，它的领土是不规则的，它的民族构成是多样性的。这些结构性的弱点决定了哈布斯堡帝国不能建成亚洲式的、真正中央集权的帝国。此外，作为一个占据领土十分分散的政治集合体，它在继承众多领地的同时，也树立了众多的敌人，在民族主义逐渐兴起的时代，它所占据的那些文化差异颇大的领土，在一定意义上又变成它的政治包袱。这是一个依靠个人联盟把拥有不同语言、不同民族、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组合在一起的领地集合体。维持这个辽阔的集合体，哈布斯堡家族承担了过多的责任和义务，但没有获得相应的统治权利。维持奥地利统一的唯一力量是各个王国、公国及郡县和村社等对哈布斯堡统治者的效忠，以及天主教在欧洲文化中的某种朦胧而又强烈的使命感。这些建立在个人情感上的忠诚常常随君主个人权威和统治技巧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无法成为维持帝国统一的永恒纽带。在新的征服使民族成分的变化进一步加深的情况下，一次王位的更替就会引发帝国的全面危机。这种危机，由于皇帝和大公查理六世（1711—1740）继位以来一直没有男性继承人，已经变得十分紧迫了。
查理是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登上皇位的。由于没有男嗣，他在即位不久就打算让长女玛丽亚·特莱西娅继承全部领地遗产。通过1713年颁布的《国本诏书》，查理确立了上述原则，并在生前争取到国内法律和国际条约来保证帝国在其女继承人统治下的延续。但他在1740年10月刚一去世，《国本诏书》的效力就发生动摇，年轻的女大公面临严峻挑战。最大的威胁来自她的北方邻国。在普鲁士，同年继承王位的弗里德里希二世，以领土要求发动了对奥地利的战争，迈出了争夺德意志霸权的关键一步。
弗里德里希二世（1740—1786），后世称“弗里德里希大王”，1740年登上王位时，是一位28岁的青年。从1712年1月24日降生时起，他就生长在一种严酷而阴郁的环境之中。父亲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专横、暴戾的作风和粗俗的举止，使他从小产生逆反心理，他厌恶父亲所爱好的一切，反对他为自己安排的生活，抵制他坚持要自己成为一名军人的要求。与先王鄙视文化的习惯不同，王储从小就热爱文学、艺术和哲学，酷爱读书，潜心于各类知识的追求。王储的喜好背离了国王对他的期望和家族的传统，恼怒的父亲认为必须严厉地对待儿子离经叛道的行为，动辄责骂或鞭打，像惩戒士兵一样迫使他转变，但是收效不大，在内心深处，他开始痛恨父亲，蔑视家族传统，渴望发展自己的个性，并在行为上不断地进行抵制。1730年8月，为抗拒父亲为他安排的婚姻，他趁去南德旅行的机会，伙同三位好友一起出逃，但尚未到达边境，就因计划不周，被父亲派人追捕抓回，随即被关进屈斯特林监狱，并送交军事法庭审判。按照处罚的惯例，参与出逃的成员均应被判处斩决。为了“医治”他的叛逆精神和违规行为，国王有意安排他观看行刑过程。目睹朋友人头落地的惨状，弗里德里希受到沉重打击，开始由一个活泼的青年变得沉默不语、郁郁寡欢，成为一个懂得抑制自己感情的“成熟”的人。
狱中的生活使他变得深沉理智，为了保住王位继承权，一封悔过的家信呈送在父亲面前。欣喜的国王不久就下令释放儿子出狱，让他回宫居住。经过这番经历，弗里德里希的思想发生了重要转折，为了担负安邦治国的重任，他逐渐适应了为邦国安危忧虑的父亲的特性。军国要务也逐渐引起他的兴趣，家族传统也变得不那么格格不入。还在屈斯特林被关押期间，他通过财政长官希勒已开始了解普鲁士的行政管理和经济。1733年，他顺从父愿与不伦瑞克的伊丽莎白结婚，并被任命为普军驻鲁宾一个团队的团长。1734年，作为奥地利欧根亲王的阵地观察员，他参加了波兰王位继承战争，受到实战生活的锻炼。从1736年起，在鲁宾附近的莱茵斯堡，他恢复了早年对读书的爱好。除了博览群书，他还广交文友，并同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建立了通信联系。但与他早年单纯、任性的读书热情有所不同，他现在已经能以同样的热情投入军事操练，观看军事演习，甚至对外出视察、监督税收也很有兴趣。这些复杂的经历和对不同生活的体验，大大影响了他的精神发育和心理素质，使得道义与强权、理想与现实、情感与理智这些极为不同甚至完全对立的因素，能够协调地汇集于一身，铸就他独特的个性素质，并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他今后的内外政策。人们对这位新国王的评价是：表面上谦和、热情，但骨子里冷漠、严峻。他既能以文会友、谈古论今、吟诗撰文，又推崇暴力、热衷强权、蔑视公理和人道，为追求君主的利益而不择手段。就其个性素质的复杂而言，弗里德里希二世超过了他的前辈和一切后继者。他曾经表达过对启蒙主义理想的赞许和追求，但只有与一个强大的君主国利益相一致时，他才努力去实现这种理想。他曾经撰文反对马基雅维里式的阴谋伎俩，但随时准备为他的国家利益进行军事扩张。1740年10月，当查理六世突然死亡，奥地利陷于王位继承危机的时候，弗里德里希二世以超迈前人的勇敢精神，率先发起对传统的天然君长哈布斯堡王朝的挑战，决定发兵征服西里西亚。
西里西亚位于奥得河上游，与普鲁士毗邻，为波希米亚王国（捷克）属地，是哈布斯堡帝国在东北部的边缘辖区。这里不仅物产丰富，拥有发达的工业，而且是通往北方的过境交往要道，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和战略地位。霍亨索伦家族很早就对西里西亚提出过含糊的领土要求，但直至弗里德里希二世即位后，借助于几代人所经营的强大军队，才将这一要求付诸行动。弗里德里希二世向维也纳提出割让西里西亚以换取承认女大公王位继承权的建议，在遭拒绝后，他于当年12月将大军开进西里西亚。
这时的玛丽亚·特莱西娅正处于初登王位后的危急时刻，其父苦心经营的《国本诏书》受到普遍的漠视，巴伐利亚、萨克森、西班牙都向她提出新的要求，法国作为传统敌人也把比利时视为吞并对象。在这样的背景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入侵更是雪上加霜。年仅23岁的玛丽亚·特莱西娅遇事冷静、临危不乱，在稳定内部之后，迅速在匈牙利征集10万大军开赴前线。1741年4月10日，两军在莫尔维茨发生激战。开战之初，普鲁士的骑兵很快被奥地利骑兵击溃，但普鲁士训练有素和英勇善战的步兵最终挽回了战局，他们击败了奥军，显示了普鲁士军事训练制度的真正价值。奥军的失利成为它的众多敌人联合进攻的信号。法军、巴伐利亚军和萨克森军一齐出动，进犯波希米亚，旋即拿下布拉格。弗里德里希二世乘胜拥兵南下，兵锋直指摩拉维亚。1742年2月，巴伐利亚选侯卡尔·阿尔伯特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称查理七世，旨在从政治上增强对抗特莱西娅的力量。面对各路敌人的联合进攻，1742年6月，特莱西娅在英国的调停下，被迫接受了弗里德里希二世提出的单独议和建议，暂时将西里西亚大部分地区出让给普鲁士，普军以此为条件退出战争。
普军退出后，特莱西娅在英国的支持下，集中全力对付法国及其盟友，不久，法军被赶出波希米亚，并在当年冬季撤回本土。巴伐利亚也在奥军的打击下，相继失去自己的世袭领地，查理七世被迫退至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成为没有领地的皇帝。1743年9月，奥地利与英国、萨丁王国缔结盟约，支持奥地利恢复《国本诏书》的效力，奥地利的处境已大为改善。1744年，当奥军渡过莱茵河到达阿尔萨斯的消息传来时，弗里德里希二世担心奥军的胜利将危及他对西里西亚的控制，便撕毁协议，从波希米亚对奥军发动新的进攻。但普军遭到当地人民的激烈反抗，进军不久就被迫撤退。以后，他又把军队开进萨克森，在这里先后两次击败奥军和倒向奥地利的萨克森军，保证了西里西亚的安全。
1745年8月，玛丽亚·特莱西娅的丈夫弗兰茨在法兰克福被选为皇帝，接替去世的查理七世登上帝国皇位。这时，弗里德里希二世意识到，打击和削弱奥地利的目的已经达到，扩大战果可能会招致自己的孤立。奥地利方面对未能夺回西里西亚极为不满，但毕竟度过了王位继承的危机，于是双方议和的条件逐渐成熟。1745年12月25日，双方签订《德累斯顿和约》，奥地利确认普鲁士占有西里西亚，普鲁士则承认弗兰茨一世为帝国皇帝，结束了战争。战争是军事同盟和国家实力相互作用的产物。奥地利虽失去了西里西亚，但通过稳定王权，维持其对其余广阔领地的统治，仍保持着欧洲强国地位。普鲁士是这场战争的最大获益者，由于西里西亚落入其手，不仅获得巨大的经济意义，而且大大加强了它在德意志的地位。西里西亚较为单一的德意志人口的加入，使普鲁士统治下的德意志人的数量增加了一倍，却使哈布斯堡帝国成为德意志人较少的“非德意志国家”。所以西里西亚是德国的拱心石，一方增加意味着另外一方力量的减少。对于这样一块具有重要意义的地区，奥地利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普鲁士也绝不肯轻易出让，因此，一场新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四、七年战争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的结束，没有为奥、普两国带来持久的和平，相反，双方都在备战，并通过外交攻势，争取新的同盟，准备新的战争。弗里德里希二世没有陶醉于他的成功之中，他知道，他在西里西亚初露锋芒之后，已成为众矢之的，除了奥地利的仇恨，周边大国也都愤愤不平。因此，在近10年时光的相对和平时期，他积极进行国内改革，增加国库收入，加强军队建设，以提高应付未来战争的能力。在维也纳，玛丽亚·特莱西娅痛定思痛，已着手对“历经数百年高贵的家族统治形式”进行“全面的颠倒和改造”，并为维持一支10万人的强大军队在税收和教育领域开始了引人注目的改革。
双方更为直接的对抗与竞争集中表现在外交领域。为了实现对普鲁士的包围，特莱西娅充分利用英、普同俄、法的矛盾，疏远海上盟友英国，设法接近传统的敌人法国，并争取到对普鲁士保持警觉态度的俄国的支持。弗里德里希二世密切关注着邻国的外交动向，抢先采取主动，与财力雄厚的英国在1756年1月16日签订了互助同盟条约。这个条约在表面上是防御性的，它规定双方负责在德意志境内维持和平，并以武力对付“侵犯德意志领土完整的任何国家”，因而它的矛头是对准法、奥、俄三国的。英普同盟损害了法国与普鲁士的关系，也促使俄国坚定地站在奥地利一边采取反普立场。3月25日奥、俄结成攻守同盟；5月1日法、奥签订条约，保证相互提供援助反击任何敌人。瑞典和萨克森为了削弱普鲁士，也加入法、奥、俄一边。这样，经过分化组合，欧洲已形成相互对抗的两大同盟体系，战争一触即发。
为了争取主动，先发制人，弗里德里希二世亲率7万大军，在8月29日不宣而战侵入萨克森，七年战争（1756—1763）由此爆发。萨克森兵力薄弱，难以抵挡普军的强大攻势，首府德累斯顿很快被普军占领。特莱西娅下令奥军驰援，但在易北河与埃格河交汇处的洛波西茨为普军所阻。萨克森全境遂为普军占领。拿下萨克森就打通了通往奥地利的道路，也为普军提供了丰富的战时资源。稍作休整之后，弗里德里希二世在1757年春对波希米亚发动新的攻势。重整旗鼓的奥军积极准备反攻，并会同法、俄两国，集中40万大军，从西、南、东、北四面合击，准备围歼普军。1757年5月6日，进抵布拉格城下的普军与守军进行了激烈的会战，最后普军以400名军官伤亡的代价（包括陆军元帅施韦林的阵亡）转败为胜。接着普军乘胜东进，于6月18日，在易守难攻的科林地区与奥地利名将道恩率领的援军遭遇。由于轻率地向居高临下的奥军发动正面进攻，此役弗里德里希二世遭到惨重失败，损失1.3万余人，仅由于奥军追击时面临困难，普军才逃脱全军覆没的命运。
科林之战解除了普军对布拉格的包围，不久又迫其撤出波希米亚。普军的形势日益被动。受科林之胜的鼓舞，联盟军从不同方向加强了对普鲁士本土的围攻。其中法军控制了英国在大陆的领地汉诺威，并攻占普鲁士境内的马格德堡；瑞典军在波美拉尼亚登陆，逐步向南推进；俄军在东普鲁士进展神速，在重创普军后，与奥军配合从东、西两面夹击弗里德里希二世的主力。反普同盟及帝国各邦的反普联军约40万之众已从四面八方迅速向柏林逼近。玛丽亚·特莱西娅已指令一支奥地利巡逻队准备在柏林征收军税。普鲁士在战略上已身陷重围。
面对各路强敌的围攻之势，弗里德里希二世决定在运动中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军最危险、最薄弱的一支，予以沉重打击，以打破被围困的局面。经过冷静分析，他把打击目标放在人数众多、指挥分散的法奥联军一线。这是一路由约瑟夫公爵统率的帝国军队和苏比斯率领的法军第二支部队在图林根会合后构成的联军。联军共约6.4万人，其中苏比斯的法军有3万人。苏比斯起初把联军部署在一个有利位置上，弗里德里希二世一直不敢贸然进攻。为了诱敌出击，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弗里德里希二世频频调动军队，有意让苏比斯造成判断失误，以引诱联军追击普军。11月4日，普军大队人马转移至波恩以东40公里处的罗斯巴赫村附近，随即潜入一座山脊后隐蔽起来。11月5日，追击中疲惫不堪的联军抵达罗斯巴赫后，缓缓地向东南方向开进。这是一片地势开阔的平原，联军的动向尽在普军的掌握之中。上午11时，当戒备松懈的敌军进入普军的最佳出击位置时，弗里德里希二世一声令下，向敌人发动了全线进攻。仅1个小时，普军便战胜了双倍于自己的敌人，取得辉煌胜利。这一战，普军以500人伤亡的代价使联军遭受了死伤3000人、被俘5000人的沉重打击，标志着号称欧洲第一陆军的法国军队的衰落。英国议会也因此决定把对普鲁士的补助金增加7倍，由16.4万镑升至120万镑。弗里德里希二世也因这一胜利，减轻了来自西部的压力，打破了四面受困的危局，摆脱了战初的被动形势。
罗斯巴赫战役后，稍事休整的普军把主攻的目标转向东南，决意相机与奥军决战，以收复西里西亚。12月初，行动神速的普军经15天的急行军进入西里西亚的布勒斯劳附近，在洛伊滕与奥军相遇，双方在这里摆开阵势，力求给对方以沉重打击。弗里德里希二世为了获取全胜，开创性地运用他所总结的“斜进战斗序列”，结果战胜了数量上占优势的奥军。按照弗里德里希二世的解释，这种战术原则的作战方法是：面对强敌，可以把自己兵力之一翼缩回，加强准备进攻的另一翼，使之在局部上处于优势，对敌军的侧翼发起攻击。使用这种作战方法的优点在于：一支小型兵力可与较大兵力之敌作战；可以在一个决定点上集中优势兵力进行攻击，在大部敌人尚未投入战斗之前取得胜利；如果被击败，只是一部分兵力遭受损失，其余兵力可以用来掩护退却，保存实力。洛伊滕战役是运用这一作战方法的典范。当时普、奥军队的数量之比大约为3∶8，武器和兵力配置奥军也占优势，但奥军战线过长，兵力分散，配合不够紧密，这就为弗里德里希二世运用这一战术原则留下了较大的余地。战斗开始后，普军以少量部队佯攻奥军右翼阵地，迫使奥军左翼兵力向右翼集中，当左翼明显削弱时，普军便全线出击，使来不及转变阵势的奥军遭到痛击，奥军其余部队尚未投入战斗，遭受攻击的部分已被击溃，从而使整个部队陷于混乱。洛伊滕战役普军打败三倍于己的奥军，以死伤6000人的代价，赢得击毙和俘虏对方3万余人的辉煌胜利。此役普军解除了奥军的威胁，重新夺回西里西亚，对战争结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弗里德里希二世在战斗中所表现出的勇气和才能，达到其军事生涯的辉煌顶点。拿破仑称洛伊滕战役是“动机和决心的杰作”，仅此一战就足以使弗里德里希二世跻身于伟大军事统帅之列。
洛伊滕战役后，普军主力按运动战的原则，与联军周旋于北德意志各个战场，一个一个地对付敌人，从奥得河打到易北河，从易北河打到威悉河，几乎不停地运动。正是依靠流动作战，弗里德里希二世以他战术上的创新抗拒了几路强敌的围攻，改变了一度看来十分危急的形势。但是，随着战争的深入和继续，有限的兵力和资源也使他愈来愈感到力不从心。他的战术优势只能在短期内奏效，难以改变在战略上长期处于被包围的态势。1759年以后，由于联军巨大的人力和资源优势，普军的处境日渐窘迫，特别是俄军积极参战以后，普鲁士才感受到真正的威胁。这不仅因为俄国女皇叶丽萨维塔·彼得罗芙娜（1741—1761）对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扩张政策极为仇视，而且在于普军与俄军的每一次相遇都尸横遍野、血流成河。1758年8月，普、俄两军在屈斯特林附近的措恩多夫村打了一场遭遇战，浴血奋战的双方损失惨重，仅打成平手。此次血战给弗里德里希二世留下一个深刻印象：不能低估这个敌人。到1759年普鲁士的力量消耗几乎到了尽头。弗里德里希二世在战场上只能投入10万兵力，而且每战都得争取主动。对手的力量已显著增强，俄、奥两军已联合对普作战。8月12日，在奥得河右岸库纳尔斯多夫附近，俄奥联军给普军主力以毁灭性打击，弗里德里希二世落荒而逃，险些丧命。随即，联军攻占柏林。普鲁士山河破碎，面临亡国危机。弗里德里希二世虽仍然顽强战斗，并在利格尼茨和托尔高取得局部胜利，但在战略上已身陷绝境。到1760年冬，由于财力匮乏、兵员枯竭，普军战斗力大大削弱，除了对法国一线外，各路普军接连失利。进入1761年，普军形势更加恶化，法军盘踞汉诺威，帝国军队占领德累斯顿，俄奥联军驻扎在西里西亚，弗里德里希二世被赶出波兰，普军穷于应付，疲于奔命，陷于灭顶之灾。
当普鲁士陷入绝境之时，它的盟友英国人却在海外大获全胜。法国在大陆战争中陷得越深，它就越无法顾及海外，英国也就越易获得战利品。1759年，英国从法国手中夺取加拿大，1761年又取得印度的本地治里，此外，法国的舰队也几乎全军覆没。英国既然已经达到了战争的目的，那么，它也就心安理得地把它的盟友普鲁士交给联军去摆布，摆布得愈久，也就愈加有利于相互削弱。到那时，英国人不仅拥有海洋，还有助于在大陆指手画脚。英国人的冷淡不免使已经极度孤立的弗里德里希二世陷入绝望境地，他暗自携带烈性毒药，随时准备末日到来前服毒自尽。只是由于联军之间时有发生的意见分歧，延缓了弗里德里希二世悲剧性结局的到来。弗里德里希二世自己也承认：“如果命运继续对我如此无情，我毫无疑问只得屈服。只有命运能使我摆脱目前的处境。”
然而，弗里德里希二世的绝望估计由于事态新的发展出人意料地发生了变化，他绝路逢生，重振精神，并在最后还赢得了战争。拯救他命运的，不是他的军队，不是英国的金钱，而是俄国宫廷发生的变故。1762年1月5日，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死敌、俄国女皇叶丽萨维塔·彼得罗芙娜突然驾崩，导致了新的王位继承和对外政策的变化，最终改变了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命运。女皇的继承人彼得三世（1761—1762）是女皇的外甥，德意志霍尔施坦因人。长久以来他对勇敢的弗里德里希二世极为崇拜，也对他的故土以及他父亲的祖国普鲁士充满深情。他继位后，不仅命令俄军放弃在普鲁士占领的一切领土，而且与弗里德里希二世组成联盟。1762年6月双方签订协约，不仅包括上述内容，而且将1.8万名俄军交由普王指挥，联合攻打奥军。弗里德里希二世喜从天降，绝处逢生，高兴得“谢天谢地”。利用这一形势，他很快把奥军再次赶出西里西亚，并使法军退回莱茵河彼岸。彼得三世的幼稚做法很快招来杀身之祸。新登位的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1762—1796）无意帮助普鲁士，摒弃了俄普同盟，但认可了和约，命令俄军退出了战争。弗里德里希二世利用俄军在布尔克斯多夫附近占领的奥地利阵地，迫使奥军向波希米亚撤退，并通过收复施韦德尼茨和在弗赖堡战胜帝国的军队，让维也纳认识到继续战斗是没有希望的。1863年2月15日，在莱比锡附近的胡贝图斯堡宫，普、奥签订和约，结束了延续7年的战争。领土的占有没有发生变化，只是重新肯定了普鲁士对西里西亚的占有，唯一的让步是弗里德里希二世答应支持玛丽亚·特莱西娅的儿子约瑟夫大公当选为罗马国王。
延续7年的战争，曾被英国首相丘吉尔称作“第一次世界战争”。战争不仅在欧洲，而且在北美和印度同时进行，但欧洲是主战场。在欧洲，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国家和军队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它几乎单独抵挡了奥、俄、法三大强国的联合进攻，并保住了富饶的西里西亚，从此在德意志形成普、奥二元对抗的格局，并使普鲁士跻身于欧洲强国之林，迈出了未来称霸德意志和欧洲前途渺茫的重要一步。战争也提高了弗里德里希二世个人的威望，一些国际战略家开始把他与英国的马尔博罗公爵、奥地利的欧根亲王一道并称为“18世纪三大军事天才”。在德国国内，民族沙文主义者更把他颂扬为“大王”、“唯一王”。
著名历史学家H.A.L.菲希尔在《欧洲史》一书中，曾这样评述普鲁士在七年战争中的地位和它作为一个“大国”免于覆灭的原因：
普鲁士的四面边境极易受敌，绝无希望可以进行有效的防御免遭侵犯。关键的问题是，这个贫穷、人口不多的小国君主弗里德里希是否能够保持一支与两个大帝国的联合力量抗衡的军队，并且具有极大的灵活性。这个问题弗里德里希所以能够顺利地做出答案，不仅是由于他的军事天才使他能够一次又一次地进攻并打败敌人，而且也是由于他的奥俄对手联合中存在着缺陷和相互猜忌以及在气质上存在着他能够充分利用的某些根深蒂固的弱点。
由于这些原因，7年来，普鲁士坚持住了，直到最后获得意想不到的胜利，但是它为这一胜利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战争吞噬了它的50万人口，也把所有的领地变为一片废墟。七年战争后的普鲁士，就像是三十年战争结束后的勃兰登堡。为战火所蹂躏的大地面临着战后重建的任务。此外，由于战后外交上的孤立——与法国不和、与奥地利敌对、同英国的联系中断，与俄国的结盟势在必行。同时，弗里德里希二世同叶卡特琳娜二世一样，这时已共同对波兰王国的命运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五、开明专制主义改革
七年战争是德意志的又一场浩劫，休战后的普鲁士和奥地利都面临着战后重建的任务。在普鲁士，战争造成的破坏更为惨重，全国损失精壮人口约50万（总人口为450万），大批农田荒芜，城市一片萧条，经济生活几近崩溃。
面对满目疮痍的国土，弗里德里希二世重振精神，决心通过一系列改革来恢复和发展国力。这些改革是他以往改革的延续，也贯穿着他早年所向往的开明专制主义精神。
首先，弗里德里希二世把恢复和“重建”的重点放在改善农民的状况和农业生产方面。正如他所认识的：“农业是各种技艺中的第一着，没有它，就没有商人、诗人和哲学家。只有农业才是大地创造的真正财富。”1763年，他颁布法令宣布取消王室领地波美拉尼亚的农奴依附关系，禁止把农民驱逐出份地。1777年，又颁布法令保证农民的财产权和土地继承权。他还通过给农民减免税款、以优惠的条件支付贷款、提供谷物、修建被摧毁的农舍等方式，尽快地使农民重建家园，恢复农业生产。在西里西亚，他准许农民免税6个月，并以提供优惠的预付金以及三年内修建民房7000所的举措，招徕流亡人口，吸引农业劳动力，以促进农业的发展。他还下令，凡因战争房屋遭受破坏的农户，均可接受国家50塔勒的安置费和部分木料，迅速修复住房，恢复生产生活。为鼓励向国内边远落后地区移民，他从军队中征调6万余名士兵，派驻到人口最稀疏的地方，专门协助当地居民修建房屋、恢复生产，直至5年后，当地面貌基本改观，才允许士兵们重返军营。在战争间歇期间，在波美拉尼亚、勃兰登堡和奥得河流域的沼泽地带，有近300个新村庄建立起来，大多数产生于新开垦的土地之上。七年战争后，由于政府的鼓励和优惠政策，在奥得河与纳茨河的沼泽地带，又有5万多农户定居下来。这种吸引移民的政策在弗里德里希二世统治时期具有稳定的连贯性，从1740年至1786年间，大约有30万农民在马格德堡和东普鲁士的边远地区落户。农民所获土地数量已达75万公顷，农业的恢复发展已取得重要成效。
在这一时期，弗里德里希二世还加强了对国外先进农业生产和管理经验的吸收和借鉴。由于英国阿瑟·扬有关农业管理的著述被译介到普鲁士，英国被视为农业经营者必须朝觐的“麦加”。许多英籍经济学家应聘来普鲁士指导农业发展，更多的农业经营者的子弟被派往英国学习。学习者负有把学习的内容寄回祖国的任务，这使得源于荷兰、在英国获得发展的先进农业耕作方式和植物栽培技术，在普鲁士和整个德国逐渐传播开来。弗里德里希二世非常关心亚麻、啤酒花、烟叶的栽培，也对扩大牲畜饲料的生产很感兴趣。他希望引进种植羽扁豆来改良勃兰登堡和波美拉尼亚湾贫瘠的沙质土壤。他在1776年的一封信中说：“我坦白地说，除了利比亚，在沙土方面，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自豪地同我们竞争。”此外，他还通过在王室领地上种植马铃薯，奖励饲养美利奴羊，来推广新的动、植物品种。其中马铃薯的栽培具有农业改革的重要意义。尽管这一作物从1740年就开始引进，但一直遭到农民的抵制。直到1764年国王颁布强制栽种命令以后，才逐渐普及全国，在70年代，正是由于马铃薯的广泛种植，普鲁士才免除了一场饥馑的危机。伴随着新作物品种的种植，普鲁士在弗里德里希二世时期首次实施了西欧盛行的耕作三圃制，结果，有效地提高了土地利用率，也使单位面积的土地肥力不断增强。这对农牧业的恢复发展创造了重要前提。
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农业改革也体现在他对农田水利设施的改造方面。由于普鲁士境内的几条大河都北向流至波罗的海，彼此之间缺乏横向的水路联系。为适应这一需求，即位不久的弗里德里希二世就指令在1743年至1745年间首先修建了连接易北河与哈韦尔河的普劳埃施运河。1744年至1746年又开凿了连通奥得河与哈韦尔河的芬诺运河。至1772年，随着连接奥得河与维斯瓦河的布罗姆贝格运河的凿通，三条运河把国内几条大河连成一线，大大便利了内河航运并为农田灌溉提供了优越条件。除了兴修水利，弗里德里希二世还通过疏浚河道、垦殖农田，不断扩大可耕地面积。1747年至1753年，通过在奥得河谷地施行排水工程、筑堤围堰，共开辟良田27万摩尔根，被称为“在和平时期占领的一个省”。七年战争后至1768年，又在瓦尔塔河流域用同样的办法垦地12.3万摩尔根。在新垦殖的土地上，除了发展农田之外，还广泛提倡植树造林，并仿照英国的榜样，走农牧业相结合的道路。这样，随着土地面积的扩大，其内在价值也不断得到提升。至弗里德里希二世统治末年，来到这些地方的移民人数已达30万，其中有7.6万人为城市居民。他们的后裔在工业革命后成为强大的产业后备军的来源。
为了增加国家岁入，在工商业方面，弗里德里希二世积极推行重商主义政策，鼓励符合国家利益的纺织、采矿、造纸等工场手工业的发展。针对普鲁士工业品质次价高、生产能力有限等特点，弗里德里希二世通过高额的关税政策，扶植国内生产的发展。他明令禁止食盐、铁器、瓷器等商品输入国内，以刺激国内生产同类商品。在对外贸易方面，弗里德里希二世奉行扩大出口、限制进口的重商主义方针，并力争使贸易服务于国内工商业的发展。他对丝绸、瓷器、毛织品生产的扩大和出口十分关切。为发展丝绸工业，他不仅投以巨额资金，而且鼓励柏林附近的乡村牧师和学校教师种桑养蚕，试图从原料入手加强丝织业在欧洲的竞争力。他还接管过一家处于困境的陶瓷厂，通过扩大经营，使欧洲稀缺的瓷器生产，在普鲁士成为日趋兴旺的产业。在弗里德里希二世统治时期，普鲁士发展最快的产业是丝织业和毛织业，这两者也是最大份额的出口项目。至1786年，从勃兰登堡运往外国（包括其他德意志国家）的丝织品价值达65万塔勒，毛织品达62万塔勒；运到普鲁士各省的丝织品和毛织品的价值分别为47万塔勒和50万塔勒。其时，工业总产值约为3000万塔勒，贸易顺差达300万—400万塔勒。普鲁士成为名副其实的重商主义国家。
为了使有限的资金更有效地用于国家建设，弗里德里希二世十分注意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对财政支出进行宏观调控。战争年月，军费支出浩大，需要各部门全力支持军事开支；和平年代，军费开支减少就适当缩减军费，以增加建设资金。其中缩减部分常常转化为国家贷款，用来扶植工商业的发展。为此他在当时分别设立了柏林国家银行和军队银行，以分工协作的方式管理国家财政。一切工业税纳入军队银行，负责支付全部军用开支；其他款项均由国家银行控制。
弗里德里希二世的经济政策是服务于他的军队建设和国家至上原则的。他的农业改革顺应了欧洲农业革命的整体形势，对战后的恢复“重建”产生了一定积极影响。他的所谓“保护农民”的主张，实际上是企图为国家保持一定数量的自由农民，以保证国家的税源和兵源。他的重商主义政策，促使普鲁士经济逐步走向繁荣，提高了容克贵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并为他强化专制统治和扩大对外扩张提供了经济实力。
弗里德里希二世富有影响的另一改革成就体现在司法领域，这是反映启蒙运动对他的影响，并赋予他的改革以开明专制主义精神的重要领域。普鲁士自立国以来，一直没有通行全国的根本大法，普遍盛行的是中世纪的领主裁判法和神裁法，致使国家施政无法可依，司法程序混乱，法官素质低下，错案屡见不鲜。这种法律状况，既影响了政治秩序的稳定，也使各项改革难以深入进行。执政伊始，弗里德里希二世就以健全法制为己任，先后废除了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多种酷刑，减轻了对盗窃、谋杀等罪的刑罚，并提拔了一批受过良好教育、政风廉洁的法官，着手进行全面的改革。其中先后担任司法大臣的萨·科策伊（1679—1755）和约·卡默尔（1721—1801），是他推行改革的主要执行人。1746年，科策伊首先拟定了全面改革的计划：在普鲁士全境建立一个单一的中央集权司法系统，以新的统一程序改变司法混乱的局面；精简法官人数，提高其工作效率；将所有法律汇编成法典，推行全国。经过5年的努力，普鲁士形成了以柏林最高法院和各省高等法院为统一体的司法系统；改革、简化了司法审讯程序；提高了法官和律师的任职资格要求和法律地位，并用受过训练的司法人员对庄园法庭进行了改造与重建。1784年，公布了由司法大臣起草的邦国统一宪法草案。国王要求臣民逐条对宪法草案进行公开讨论，广泛征求意见。宪法宣布了国家至上、以法治国的原则，并表达了国王完全放弃干预司法的改革精神，因而受到普遍重视，一些资产阶级学者也称赞国王“开明的思想方法”。宪法经过10年的酝酿最终于1794年公布生效，称之为《普鲁士通用邦法》。这部法典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司法改革的上述成果，并对诸如放宽书报检查制度、实行宗教宽容政策、提倡发展科学与艺术、重视发展世俗教育等贯穿“开明”精神的改革原则，作了具体规定。宪法是普鲁士第一部根本大法，它为调解普鲁士统治者与臣民的关系，提供了法律依据，是弗里德里希二世以法制精神巩固国家权力的重要成就。
与司法改革和立法建设同期进行的还有行政机构的改革。自1723年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建立“财政、军事与王室领地最高总执行局”以来，这个机构就成为加强中央集权的核心机构。这个机构最初由4名大臣和若干枢密财政顾问组成，以后人数不断增加，最后竟达20人。大臣们的分工同时遵循着两条原则，即每个大臣既要全面负责一个指定地区的包罗万象的事务，又要负责所有地区的一项特定工作。由于管理职能有一定重叠，结果彼此之间经常发生摩擦。弗里德里希二世执政后，为了使职能部门更为专业化，并使权力更为集中，就在这一机构之下，逐步设立五个新的职能部门：工商部（1740年）、军事事务部（1746年）、货物税和关税部（1766年）、矿山冶炼部（1768年）、森林部（1771年）。这些专职的部门，摆脱了总执行局的繁琐程序，办事效率大大提高，同时它们均被置于为弗里德里希二世本人负责的官员控制之下，使国王的权力变得更为集中。为集中处理外部事务而形成的对外事务部，成为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内阁。内阁大臣只保留2名至3名，完全听命于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坚持每日在内阁工作，夙兴夜寐、殚精竭虑，通常在早饭前便批阅完大使们的公文和贵族的来信；午饭以前，来信已一一作答；对于所有的请愿书、政府部门的报告和其他国家的文书，通常由私人秘书分类后，以书面或口头做出明确的指示。由于他事必躬亲，官员们无人敢懒散怠惰、塞责渎职，以至于普鲁士宫廷秩序井然、政风廉洁，讲求效率之风远近传扬，被视为欧洲各国宫廷的典范。当然，弗里德里希二世的为政原则是权力高度集中在君主手中，不仅集中在波茨坦，而且要集中在君主的头脑里。因此，他不允许大臣或将军有独立思考的选择，正如他所要求他的军队那样：没有人思考，人人都得尽职。因此，大臣们只是他施政的工具，谁也没获得过独立行事的殊荣。用弗里德里希二世的话来讲，要是牛顿得同笛卡尔商量的话，那他永远不会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他认为，要去考虑别人的意见或者把职责交给能力不如自己的人，不是失职也是一种对资源的浪费。因之，除了国王本人，他不希望别人思考。
和平岁月里的经济建设和政权建设，没有影响被弗里德里希二世视为安身立命之所的军队建设。其实，他的一切改革都服从并服务于军队建设。正如他在《政治遗嘱》中所表达的，他始终意识到，作为普鲁士国王，必须经常备战，并把整个政策立足于这种准备。在他看来，虽然和平谈判也是达到外交目的的重要手段，但“没有武力后盾而进行谈判，如同没有乐器而演奏音乐一样”。因此，他的“重建”计划中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把军队建设成“像灰烬中升起的不死鸟”。七年战争后的第4年，他的军队规模就开始扩大，至统治末年，其总兵力已接近20万，平均32个居民中就有1个士兵，其比例远高于欧洲各军事大国（奥地利64个居民中有1名士兵；俄国91人中有1名；法国140人中有1名）。普鲁士成了“和平时期的兵营”。弗里德里希二世治军森严，纪律严明，训练有素，强调士兵的绝对服从，因而其军队具有较强的战斗力，被视为欧洲最好的军事组织。一位评论家这样写道：
我观察到普军唯一与众不同的优良纪律特点是，无论在什么时候，部队行军途经小城镇或因某种原因队伍中有一部分需要在城里停留时，从未见到一名士兵离开过队列。即使这种停留长达一个小时以上，情况也是如此。诚然，所有其他的军队也有同样的规定，但能如此严格遵守的，就我所见，唯有这支军队。
正是依靠这种纪律，一支人数较少的普军在七年战争中多次击败人数众多的法奥联军的进攻，成为驰骋欧洲的一支劲旅。在战略战术上，弗里德里希二世提倡主动进攻、灵活机动，打短而激烈的战争。他认为战争的目的不是占领或守住一片领土，而是摧毁敌人的有生力量；在强敌围攻面前，最有效的作战方式，就是迫使敌人按自己的运动而运动，诱使他们在运动中犯错误，最后聚而歼之。他的这些战术思想以及骑兵、炮兵配合作战的原则，在当时和以后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他本人也被誉为“18世纪的三大军事天才之一”。
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改革，使七年战争后普鲁士的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发展。他的一系列制度化建设，增强了容克贵族的力量，强化了专制王权的统治。以他的统治为标志，普鲁士进入了前工业社会一个较快的发展时期。在他统治末年，普鲁士的人口已从他即位初的220万增加到543万；土地收入产值由300万塔勒升至600万塔勒；国家税收亦由300万塔勒增至1100万塔勒；国库储备也从800万塔勒增加到5000万塔勒。这些进展与廉洁高效的管理体制以及奋发进取的社会风气相结合，把普鲁士由一个默默无闻的边缘性小邦，提升为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欧洲大国。
六、瓜分波兰
七年战争结束以后，经过近10年的恢复和“重建”，国力日渐强大的普鲁士重新恢复了扩张主义传统。念念不忘先祖“遗训”的弗里德里希二世，决心通过新的扩张，把分散的领地连接成一片完整的疆土。为此，他把侵略的矛头指向日益衰弱的波兰，力图占有勃兰登堡与东普鲁士之间的波兰领土，把波罗的海南岸的土地连成一片。
18世纪的波兰，是除俄国以外欧洲最大的国家。它的疆界从波罗的海抵达黑海，向东延伸800英里，横跨东欧平原，算得上一个泱泱大国。历史上，波兰一度把普鲁士变为它的藩属；也多次出兵莫斯科，威胁俄国的安全；为争夺波罗的海霸权，它曾与丹麦、瑞典长期对抗，是波罗的海周边国家中的一大强国。但是，由于农奴制度的长期存在，工商业和城市发育不健全，波兰的经济发展水平十分落后；加上民族构成复杂，国内教派林立，以及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自由选王制”和“自由否决权”两项贵族特权的长期存在，未能形成中央集权，波兰的国势在17世纪中期开始走向衰落。进入18世纪以后，当柏林和莫斯科已相继变为高度集中的权力中心时，这个名为波兰的广阔地区，由于王权的衰微和地方分离势力的发展，实际成为一个没有政治压力的权力真空。由于贵族不交纳捐税，波兰国王实际是一个没有军队、没有法院、没有官吏，也几乎没有收入的政治偶像。数年一度的国王选举常常成为进行贿赂和施展阴谋的斗鸡场，由此所引发的派别矛盾总是使国家陷于长期的无政府和混乱状态。这些都为外国势力的插手和干涉大开方便之门。事实上，从1572年到波兰被灭亡的200年间，只有两位波兰本国人担任国王，派别纷争使波兰贵族更愿意接受一个外国人担任国王。此外，中央权力的行使，还因国会实行一票否决制而陷于瘫痪。从1652年至1764年，波兰共召开55次国会，其中有48次因一票反对而没有通过任何议案。所以波兰由于内在的隐患正处于危亡和解体之中，这种趋势正好为国力不断上升的普、俄两国利用，它们对波兰领土的觊觎就不可避免了。
七年战争时期，相互交战的普、俄两国军队已经把波兰的国土视为“路边客栈”随意驻扎，双方都以波兰允许对方驻军表示不能尊重它的中立，但波兰贵族由于惊人的惰性和目光短浅，未能充分考虑这一问题的危害和实质。事实上，自从北方战争（1700—1721）发生以来，波兰的形势已岌岌可危。它的大片领土曾被瑞典占领，国王的王冠一度也不翼而飞。在彼得一世（1682—1725）的帮助下，波兰起死回生，但很快又沦为俄国的附庸。彼得一世以保护人自居曾采用各种办法控制波兰，实际上是“有步骤地毁坏了波兰”（恩格斯）。从安娜到叶丽萨维塔，俄国统治者都把波兰视为抵挡瑞典和普鲁士侵犯的屏障，在普、俄对抗的形势下，波兰的领土虽保持完整，但主权已逐渐丧失。所以，到七年战争为止，波兰仅作为普、俄冲突的缓冲地带“完整”存在。不过，在这块辽阔的土地上，已投下了被列强瓜分、蚕食的阴影。
普鲁士很早就想肢解波兰领土，但限于国力，未敢轻举妄动。七年战争后，出于摆脱外交孤立的考虑，弗里德里希二世积极谋求与俄国和解，并密切关注它在波兰的动向，为参与分割这个无害的邻国选择适当的时机。在俄国，叶卡特琳娜二世继位后，对波兰的控制进一步加强。为了有一个她可以随意干涉的波兰，1764年9月女皇命令5万军队开进华沙，把自己从前的情夫——波兰贵族斯坦尼斯拉夫·波尼亚托夫斯基（1765年至1795年在位）扶上波兰王位。从此，波兰完全成为俄国的政治附庸，俄国吞并波兰的步骤日益加快。叶卡特琳娜二世宣布自己是波兰自由的保护人，主张维持波兰的政治现状（包括自由选王制），以扩大俄国在波兰全国的政治影响。为了防止俄国独吞波兰，弗里德里希二世最先提出瓜分波兰的主张。早在1764年4月，他就派人与女皇密谋，签订了针对波兰的条约，支持在波兰维持现状，以后又对波尼亚托夫斯基上台给予必要的合作，这些都为未来的瓜分波兰提供了必要的前提，但促使女皇最终接受瓜分主张的则是来自土耳其的战争。
叶卡特琳娜二世对波兰事务的干涉，引起法国和奥地利的嫉视。对法国来说，波兰、瑞典、土耳其一直是它外交上的“外围藩篱”，过去这道藩篱长期被用来对付神圣罗马帝国，而现在它希望用它来防范正在崛起的俄国。对奥地利来说，俄国的西扩将打破东欧的势力平衡，此外还将威胁它在波兰边境上的特殊利益。于是，在法国和奥地利驻伊斯坦布尔大使的煽动下，土耳其素丹于1768年10月对俄国宣战，新的俄土战争随即爆发（1768—1774）。土耳其同波兰一样，也是叶卡特琳娜二世外交棋盘上需要吃掉的卒子，因为她想使俄国冲出黑海，并占领从波罗的海到地中海一片组织松散的地带，无论是波兰的、土耳其的，她都要。事实表明，土耳其对俄宣战是一个鲁莽的行动，它招致了黑海海峡对俄国的开放，并丧失了在黑海北岸的土地，但它帮助了弗里德里希二世，使波兰遭到了牺牲。
俄土战争牵制了叶卡特琳娜二世对波兰的注意力，为弗里德里希二世提供了通过外交活动加紧分割波兰的机会。弗里德里希二世知道，奥地利正在为俄国的扩张打破东欧地区的均势而担忧，于是他主动与他过去的对手协商，建议俄、奥、普三国瓜分波兰，以维持东欧均势并防止可能发生的俄奥战争。从1768年至1770年，弗里德里希二世同奥地利君主约瑟夫二世（1765—1790）进行了三次会晤，双方捐弃前嫌，日趋友好，最后达成瓜分波兰的默契。此后，弗里德里希二世又派人到彼得堡对女皇游说，他知道，没有俄国的参加，瓜分波兰是无法实现的。叶卡特琳娜二世早有独吞波兰的野心，但俄土战争使她受到牵制；此外，1771年夏奥地利与土耳其缔结防御同盟的消息，也给她带来外交上的压力。为了拉拢奥地利放弃同土耳其的同盟，女皇最终同意了三国瓜分波兰的主张。起初，彼得堡方面只打算把东普鲁士西部的埃梅兰地区划割给普鲁士，但弗里德里希二世很不满意，抱怨“这块面包切得太小了”，以致谈判有搁浅的危险。后来波兰南部发生反政府暴乱，奥地利应波兰国王请求出兵平叛，乘机占领了克拉科夫附近地区。这里不仅战略地位重要，而且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奥地利出兵波兰引起普、俄两国的惊慌，于是，叶卡特琳娜二世被迫向普鲁士做出更大的让步，并同意奥地利一同参与瓜分波兰的谈判。
对于奥地利来说，波兰这个无害的天主教国家的削弱和俄国的逼近是同样可虑的。母后玛丽亚·特莱西娅曾为儿子约瑟夫二世参与这一不义之举感到良心不安，但是，奥地利太弱，不足以阻止瓜分，袖手旁观反而会使自己同普鲁士和俄国之间的力量对比更悬殊。同时，奥地利和普鲁士一样，都要估计到整个波兰将会成为俄国的战利品的可能。
这样，三国的态度便决定了波兰的命运。1772年8月5日，俄、奥、普三国在彼得堡签订了第一次瓜分波兰的条约。依据条约规定，俄国获得西德维纳河、德鲁奇河和第聂伯河之间的白俄罗斯地区和拉脱维亚的一部分，面积为9.2万平方公里，人口130万；奥地利占领了维斯瓦河和桑河以南地区以及加里西亚的大部分，共8.3万平方公里，人口265万；普鲁士占领格但斯克以外的波莫瑞地区、托伦市以外的海尔姆诺和马耳博克省、瓦尔米亚等波兰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以及一部分大波兰地区和库雅维地区，共3.6万平方公里，人口58万。同年11月13日，普鲁士政府把这些新占领的辖区（除瓦尔米亚省外）改建为玛里恩维尔德领地，统称为“新普鲁士”。1773年1月31日，根据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旨意，该地区又易名为“西普鲁士”，把原来的柯尼斯堡和贡宾年等行政区域改建成“东普鲁士省”。
从瓜分的面积、人口来看，俄国所占份额最大，占被瓜分总面积的42%以上，但人口稀少，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但比俄国本土先进），叶卡特琳娜二世对她所得的部分并不满意，因为在瓜分前她已是整个波兰的主人。奥地利对所分享到的一份反应不同：母后特莱西娅难以按捺心头的不安，约瑟夫二世则心安理得，欣然接受。普鲁士所得份额最小，但弗里德里希二世却比较满意，因为它实现了霍亨索伦王朝的夙愿，把王国的中西部与东部连成了一片，形成从易北河绵延至立陶宛的完整边界，加强了对东部地区的控制和各领地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其中维斯瓦河口不仅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而且是直通波罗的海的贸易通道。失去这一通道，加速了波兰的封闭和衰落；占据这一通道却为普鲁士经济重心的东移和加强它在波罗的海的经济战略地位创造了条件。
弗里德里希二世死后，他的后继者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1786—1797）利用法国革命爆发后的欧洲危机，分别在1793年和1795年，两次参与瓜分波兰，与奥、俄两国一道吞并了波兰残存的领土。列强瓜分波兰期间，波兰人民曾举行大规模起义反抗瓜分，但由于民族力量薄弱，斗争先后被镇压。普鲁士因三次参与瓜分波兰，其领土由不足16万平方公里增至31万平方公里；人口也由七年战争后恢复期的543万增加到868万，成为德意志境内最大的邦国。通过肢解波兰，普鲁士统治者终于实现了他们的夙愿，把波罗的海沿岸的土地连成一片。与以往的领土扩张有所不同，瓜分波兰是他们首次未经战争，仅通过几份协定，在形式上还经过波兰议会和国王的“批准”，就分割和兼并了一个有光荣历史传统的民族的领土。这是波兰的悲哀，也是普鲁士历史上难以洗刷的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