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即在弗里德里希二世去世后三年，法国爆发了具有世界影响的资产阶级革命。作为一场超越本国国界的运动，法国革命对德意志社会的影响比其他任何国家更为迅速和直接。法国革命激发了德意志的民族意识，并通过革命战争和军事占领动摇了旧的封建秩序，使它的所有部分，不论是通过合作还是反抗，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以法国革命为标志，德意志进入一个剧变的历史时期。
一、法国革命的影响
法国革命的爆发震撼了毗邻的德意志，按恩格斯的说法，它“像霹雳一样击中了这个叫做德国的混乱世界，它的影响非常大”。
法国革命的影响，首先在与法国接壤的德意志边境地区得到反应。其中西部的莱茵地区是受影响最早，也是反应最强烈的地区。早在1789年秋天，在普法尔茨、黑森和上莱茵地区就发生了农民拒绝服徭役和纳租税的暴动，在萨克森和西里西亚也发生了手工业者、家庭工人反对剥削的罢工和骚动。从1790年春天开始的萨克森农民起义波及萨克森广大地区，持续半年之久，大有历史上农民战争再现之势。由于这些革命反应主要限于局部地区并缺乏政治性革命力量的引导，因而在坚持一段时间后，相继走向失败。在德国，由于政治分裂、资产阶级力量软弱，下层民众的革命反应未能演变为引发全德革命的熊熊烈火。
在知识界，革命的影响曾得到异乎寻常的热烈反应。不少奔赴巴黎的“自由的朝圣者”给家里寄来热情洋溢的报道，在德意志本土也有成群的狂热者为革命举行群众大会，庆贺这个新时代的开端。黑格尔把法国革命称作是一次“壮丽的日出”；歌德也在他的诗作中称法国革命是“朝阳放射出的第一道光芒”；赫德尔以基督教的诞生和民族大迁移比拟法国革命的影响；康德和年轻的费希特，则把这场革命视为卢梭热爱自由思想的充分体现。在德国知识界，几乎所有的文化名人都在革命初期对革命表达了积极的赞赏态度。但是，随着革命的深入，随着法国革命军队进一步把活动范围扩大到国外，除了少数人外，德意志的知识界开始对法国革命持否定态度。他们因法国的民族主义扩张，开始对普遍的人道主义观念丧失信心，并激发了对德意志民族精神特殊性的追求。这种民族精神，作为法国革命影响的一个副产品，促进了德意志民族意识的觉醒。
所以，法国革命对德意志的未来命运发生决定性影响的，不是对革命的最初反应，而是新法国与旧欧洲列强之间的冲突。这一冲突，由于革命进程的深入和对外政策所发生的变化，使德意志的政治形势和领土状况以一种真正革命的规模发生了彻底的变革。
至1792年，节节胜利的法国革命同德意志封建诸侯之间的冲突已经变得不可避免，然而在起初能够领会巴黎的变革将引发欧洲危机的人还寥若晨星。因为种种迹象表明，自七年战争，特别是参加北美独立战争以来，法国已急剧走向衰落，财政破产，债务重重，再加上连年歉收和饥馑的困扰，人们已不再把法国视为欧洲的一个强国；另一方面，东方三强（俄、奥、普）对波兰命运的安排，以及1787年开始的俄、奥对土耳其的战争正吸引着各国政治家的注意力。没有人担心来自西部的威胁，他们渴望看到的是这个国家将在这场新的混乱中进一步走向衰落。
但是，法国革命所具有的激进色彩很快就对整个国际格局产生了决定性影响。革命的爆发和发展，没有出现导致法兰西在混乱中进一步削弱的局面，而是在法国形成了一种新力量，“一种用传统的防御所无法应付的新威胁正从混乱中勃然兴起”。这种威胁打破了旧的欧洲均势，使列强同资产阶级革命后的法国的斗争，很快成为一切国际事件和外交冲突的中心。毗邻的德意志最先受到革命风暴的冲击。
冲突和摩擦最初源于法国国民议会颁布的废除一切特权的决议对阿尔萨斯封建主享有的邦君权利的触动。以后德国封建主对法国君主派流亡者的友好接待，进一步激怒了法国人民。但更加危险的纠纷是奥地利君主联合普鲁士国王对法国革命的直接干涉。他们为法国王室备受痛苦的消息所震惊，主张通过君主间的合作，来抑制法国人的过激行为。1791年8月27日，两位君主发表《庇尔尼茨声明》，不仅表达了对完全恢复法国国王政府的共同关怀，而且也表示为实现这一目的将使用必要的武力。此后，维也纳同柏林更紧密地联结起来，并在1792年2月7日签订奥普友好防御条约，约定如法国发动进攻，两国将各派2万士兵互相支援。在法国，由于较为激进的吉伦特派组成内阁，他们不顾温和派和更为激进的雅各宾派的反对，通过了宣战的决议。在1792年4月20日的立法议会上，法国正式向奥地利宣战，由此开始了延续近1/4世纪的战争。
战争的爆发，对法国而言，意味着维持近两年的和平防御外交转向“积极进攻”，自此战争被视为捍卫革命成果、抗击欧洲封建君主侵略的神圣手段，并逐步扩展到法国国境以外。“对茅屋以和平，对宫廷以战争！”以革命战争把欧洲各国人民从封建统治下解放出来，也逐步成为法国革命新的目标。但是，开战初期，由于王党势力卖国通敌，法军节节败退，前线局势危急。普鲁士趁机于7月6日参战，奥普联军于7月上旬开始越过边境，侵入法国。7月11日，立法议会宣布“祖国在危机中”，号召全民抗战。7月25日，奥普联军总司令不伦瑞克公爵发表宣言，声称将毁灭巴黎，严惩罪犯。不伦瑞克的宣言激发了法国人民的爱国热忱，9月20日，同仇敌忾的法军在瓦尔米高地大破奥普联军。几周之后，法国革命军就进入了德意志领土。随着11月6日奥军在热马普的战败，奥普武装干涉以失败告终。1792年年底至1793年年初，法军长驱直入，相继占领莱茵河西岸和比利时以及南方的萨瓦、尼斯。
法军在莱茵河西岸的胜利进军，使英国和整个欧洲由惊讶转向不安。为了保障尼德兰这座对英国来说的大陆屏障，并维持欧洲旧有的均势，英国出面，在1793年2月组成第一次反法联盟。参加这个阵营的有英国、普鲁士、奥地利、俄国、荷兰、西班牙、葡萄牙、撒丁、那不勒斯以及德意志的部分小邦。这是全欧范围内组织起的对法国革命的围攻。联盟在数量上的优势，一度使法国处于防御地位并失去了许多新占领的土地。但是联盟的围攻加剧了法国国内的政治变革，革命中最激进的派别——雅各宾派开始在危急关头登上政治舞台。雅各宾派的土地立法、限价政策、恐怖手段，把法国革命推向最高峰；它的普遍征兵法令使法国军队成为一支令整个欧洲望而生畏的武装力量。1793年秋天，共和国陆军的人数已逾百万。这支军队以“每分钟120步的快步伐”，替代了它的敌人“固守传统”的70步，创造了新的流动战术；这个军队从就地取得给养摆脱了它的对手所依赖的辎重车辆，从而经常处于运动之中；这个军队摒弃了欧洲一切军队使用的横列队形和陈旧的军事理论，代之以新的散兵队形和“急袭猛攻”的作战方法；这个军队以自由农民为骨干，指挥作战的不是门第高贵的望族，而是以前沉默无闻但功勋卓著的劳动者子弟。这一切结合起来，终于使这支军队成为一支无敌于欧洲的军队。从1793年9月起，法军捷报频传，敌人从四面八方被赶出法国国土。1794年春天是胜利的春天，乘胜前进的法军再度越出国界，相继进入热那亚（意大利）、加泰隆尼亚（西班牙）和比利时。1794年6月24日，法军在弗勒律斯的胜利，使莱茵河西岸再度归并法国。
1795年5月，在反法联盟中首先感到力量不支的普鲁士通过单独与法国媾和退出了战争。依据《巴塞尔和约》，法国可以自由处置莱茵河以西地区；作为回报，普鲁士在莱茵河以东获得补偿。7月，法国又与西班牙签订和约；荷兰早在5月已与法国议和。因此在欧洲大陆上，除了沙俄在忙于波兰问题外，只剩下奥地利一国对法作战。1796年，由热月党人组成的督政府命令军队兵分三路攻打奥地利。其中意大利方面军的指挥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率领的法军，绕道意大利，出其不意地取得对奥战争的决定性胜利。1797年4月，波拿巴大军进逼奥都维也纳。奥地利被迫签订《坎波福米奥和约》，放弃了对比利时的统治，并承认波拿巴在意大利建立的两个“姐妹共和国”——利古里亚共和国（热那亚）和南阿尔卑斯共和国（米兰）。同两年前的普鲁士一样，奥地利在一项秘密附带条款中同意把莱茵河西岸地区割让给法国。至此，1793年组成的第一次反法联盟宣告瓦解。
取得对第一次反法联盟的胜利，有力地巩固了法国革命的成果，并使革命的原则被广泛地推广到法国以外的地区。在新占领的莱茵河西岸地区，法国占领者通过废除旧的租税、贡赋和徭役，使当地居民逐渐摆脱了封建关系的束缚，从而使莱茵地区以后成为德意志最发达、最富有生机的地区。但是，法国输出革命的进步意义由于对占领区所进行的掠夺和扩张受到削弱。从战胜第一次反法联盟以来，法国的对外政策开始具有两重性，即既有捍卫革命成果的一面，又有对外扩张和掠夺的一面。特别是在大资产阶级掌权以后，这种两重性就变得十分突出。1799年，伴随着拿破仑在法国执掌政权，法国对德意志的政策成了这种双重属性的重要体现。从此，德意志的政治形势和领土现状，随着拿破仑战争的深入发展，开始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
二、拿破仑在德国的统治
粉碎第一次反法联盟以后，唯有英国继续与法国处于战争状态。为了打击英国，1798年夏，法国督政府派遣意大利战役的胜利者拿破仑·波拿巴远征埃及，试图通过控制英国通往东方的航路来动摇这个海上强国的地位。但是，这个庞大而冒险的计划因英国海军上将纳尔逊在阿布基尔湾全歼法国舰队而化为泡影。法国遭受的这一挫折立即鼓舞了所有憎恨法国的国家加入英国所策动的第二次反法联盟（1798—1800）。除了英国、奥地利、俄国、葡萄牙、那不勒斯这些旧有的成员之外，奥斯曼土耳其也因拿破仑占领它的埃及属地而站在英国一边。1799年春天，欧洲的战争在对法国极为不利的形势下重新爆发。在联盟合围下，法国在先后丢失了米诺卡岛和马耳他岛之后，又在瑞士和意大利为俄奥联军所败。陷在埃及的拿破仑不能获胜，一筹莫展。国内督政府的统治，由于战时经济生活的紊乱和强敌压境，变得风雨飘摇、岌岌可危。法国革命再次处于命运攸关的危急关头。时代呼唤一个能够保证资产阶级内外秩序的强有力的政府。
1799年8月，一份载有法国内外形势恶化消息的报纸落在法国东征军总司令拿破仑的手上。他怀着攫取政权的野心，决定立即启程回国。经过47天的艰难航行，身带少数随从人员的拿破仑于10月9日在法国南海岸登陆。当时法国资产阶级正在策划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拿破仑的归来使他们如获救星。经过三个多星期的周密准备，在1799年11月9日（共和历雾月18日）拿破仑发动政变，推翻督政府，建立了以他为第一执政的执政府，在法国出现了军人独裁者的军事统治。5年后，随着拿破仑加冕称帝，这个政权被称作法兰西帝国，亦称第一帝国或拿破仑帝国。
拿破仑政权的实质是大资产阶级专政。这个政权一方面保卫了大革命以来资产阶级和自由农民争得的主要民主成果；另一方面又消除了大革命时期形成的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成就。因此，这是一个具有两重性的政权。这种两重性反映在对外关系方面，即它既有捍卫和推广革命原则、打击反法联盟的一面，又有殖民扩张和大国争霸的一面。由于这个强有力政权的崛起，毗邻的德意志无论在政治形势还是在领土状况上，都受到这双重因素的冲击。
当拿破仑在雾月政变后登上法国政治舞台的时候，法国同第二次反法联盟依然处于战争状态。由于督政府的腐败，法军在前线连续失利。针对这种形势，拿破仑决定通过外交途径争取俄国、分化同盟，并集中力量打击奥地利。俄国沙皇保罗一世（1796—1801）是一个反复无常、感情用事的人。这时他正因马耳他岛和北意大利事务同英、奥发生深刻矛盾，拿破仑乘机与俄国言和，答应以后把马耳他割让给俄国（当时英国已从法国手中夺取了马耳他），并对俘获的俄军予以体面的释放。保罗一世遂与拿破仑结成秘密同盟，甚至在1801年1月命令一支顿河哥萨克军队取道布哈拉和希瓦汗国，直下印度河，配合拿破仑发动对英国的印度战役。但是1801年3月11日，保罗在宫中被亲英势力谋杀，这使拿破仑的印度计划化为泡影。尽管这样，新沙皇亚历山大一世（1801—1825）还是在1801年10月退出了反法联盟。
俄军一撤退，法军就以雷霆万钧之势冲向奥地利。1800年6月14日，拿破仑在上意大利的马伦戈取得对奥军的决定性胜利；6个月后，又在巴伐利亚的霍亨林登战役中再创奥军。战败的奥地利被迫再次求和。1801年2月9日，双方签订《吕内微尔和约》，依据这个和约，法国获得在《坎波福米奥和约》中早已确认并进一步扩大了的帝国莱茵河西岸地区，奥地利放弃比利时和列日，并承认法国在东部边境从北到南建立的一系列卫星藩属共和国，作为法国的屏障。它们是巴达维亚共和国（荷兰）、海尔维第共和国（瑞士）、利古里亚共和国（热那亚）、南阿尔卑斯共和国（伦巴底—米兰）。奥地利再次失去意大利和莱茵地区的统治，这是它所不甘心的。《吕内微尔和约》实际上结束了第二次反法联盟。英国也于1802年3月同法国签订《亚眠和约》，进入唯一的暂时休战时期。
第二次反法联盟的失败和法、奥间和约的签订，对德国政治现状和领土布局产生了深刻影响。首先，由于奥地利以德意志帝国的名义放弃了莱茵河西岸地区，德国丧失了1150平方英里的土地和近400万居民（占全德人口的1/7），莱茵河从此成为法兰西共和国和德意志帝国之间的国界。其次，和约所规定的对从莱茵河西岸地区被赶走的德国世俗诸侯所受损失将在帝国内部用教会土地加以补偿的原则，导致了德国领土的重新分配和帝国政治体制的深刻变化。为澄清后一问题，德国在累根斯堡召开了全帝国代表会议。会议在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一世的监督下，以法、俄两国在1802年8月提出的计划为基础，于1803年2月25日通过了《全帝国代表会总决议》。总决议规定取消帝国内部的112个邦，以小邦并入大邦的方式把德意志邦国的数目缩减至三十几个；绝大部分教会诸侯邦国实行了教产还俗；1500个帝国骑士领地和45个帝国直辖市失去直属帝国的地位，被分别置于世俗邦国之下；汉堡、不来梅、卢卑克、奥格斯堡、法兰克福和纽伦堡这6个帝国城市仍保持独立地位。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等中等世俗邦国通过兼并小邦扩大了领土。奥地利得失相抵，势力相对有所削弱。普鲁士因退出汉诺威，失去48平方英里的土地和13.7万人口，却从补偿中获得235平方英里的土地和60万人口。由于获得希尔德斯海姆、帕德博恩、艾希斯费尔特、爱尔福特、明斯特的东部及其城市，大修道院领地黑尔福特、魁特林堡、埃尔滕、埃森、韦尔登、卡彭贝格以及帝国城市米尔豪森、诺德豪森和戈斯都拉等地，普鲁士在西北德的地位得以大大加强。
德国领土变动是反法战争失败的产物，它无疑贯穿着法国的战略意图，即通过大量缩减小邦、扩大中等邦国的势力，以对抗奥、普两大邦；同时，适当照顾普鲁士的利益，以集中削弱和打击奥地利。但是，这种领土变动方式改变了德意志长期以来小邦割据分裂的局面，客观上为德意志未来的统一消除了障碍。另一方面，由于教产还俗和一些天主教诸侯领地被废，德国天主教势力遭到沉重打击，这又为德国政治生活世俗化的发展创造了前提。此外，随着信奉天主教的邦国数目大大减少，人们可以预见的是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被推选为德意志皇帝的机会也在变小。对于这些既成事实和潜在可能，奥地利是不甘心接受的，因此新的战争仍然是不可避免的。
1805年8月，奥地利加入由英、俄两国策动的第三次反法联盟，德意志同法国的战争再度打响。拿破仑原计划法军登陆不列颠作战，但因法国舰队在特拉法加海战中遭受英军重创而放弃。在陆上，10月中旬法军在乌尔姆击败奥军，以后长驱直入，于11月攻下奥都维也纳。12月2日，法、俄、奥三国在维也纳东北120公里的奥斯特里茨举行了著名的“三皇会战”，法军一举歼灭俄奥联军3万余人。这一辉煌的胜利迫使俄军残部退入波兰，奥地利被迫再次议和。依据12月26日签订的《普勒斯堡和约》，奥地利放弃在意大利仅存的威尼西亚，承认拿破仑为意大利国王；割让蒂罗尔和福拉尔贝格给巴伐利亚，其余它保留的南德领地分别让与巴登和符腾堡。此外，它还被迫赞同将巴伐利亚和符腾堡升格为王国。第三次反法联盟至此又宣告瓦解。
《普勒斯堡和约》以把奥地利完全排挤出意大利和德意志并扩大亲法的中等邦国势力再次实现了法国的战略意图，但拿破仑并不以此为满足，他在1806年7月，策动西、南德16个邦国组成“莱茵联邦”，脱离德意志，进一步肢解了德国。莱茵联邦以拿破仑为保护人，作为对抗奥、普两大邦的“第三德意志”，在事实上宣告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灭亡。1806年8月6日，德意志皇帝弗兰茨在宣布自己是奥地利皇帝的同时，正式宣布帝国皇位已不复存在，于是形式上延续近850年的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就此终结。
帝国的瓦解和奥地利的衰落，使普鲁士成为拿破仑在德国扩张的新目标。自1795年签订《巴塞尔和约》以来，普鲁士与法国之间的和平维持了10年之久。现在，随着奥地利的军事失败，它急于充当德意志霸主的心情日益迫切。但是，拿破仑要全面控制德意志的计划也变得越来越清楚，莱茵联邦的不断扩大（最后达到21个邦），不仅使他的权力深入到德国的心脏，而且直接威胁到普鲁士的领土完整。汉诺威曾作为使普鲁士保持中立的许诺，现在又被用作同英国讨价还价的筹码，被一笔勾销。对于这些欺骗和公然侵犯，普鲁士国王怒火中烧、愤愤不已。他因绝望而产生了勇气：因为他确信，不管他怎样卑躬屈膝，拿破仑还是要进攻的。1806年9月，普鲁士参加了由英、俄两国策动的第四次反法联盟。在举国一片愤怒的主战声中，头脑发热的普鲁士政府甚至在盟友尚未一致行动的情况下，便昏头昏脑地单独对法宣战。10月9日，两军在什列茨相遇，普军初战失利，损失约700人。第二天，在扎尔费尔特的交火中，普军再败，丧失1500人。这两场小战的消息传至柏林，所有的人都为之震惊，过分的自吹自擂很快地为张皇失措、胆战心惊的心情所取代。10月14日，耶拿和奥埃尔施塔特两场战役决定了普鲁士的命运：全军覆没，士兵成百上千地向法军投降，到处弥漫着绝望的惊慌心情。10月27日，即战争开始后的第19天、耶拿之战以后的13天，拿破仑以胜利者的姿态穿越普鲁士的凯旋门——勃兰登堡门进入柏林，并命令法军继续追击仓皇东逃的普鲁士残军。至11月8日马格德堡投降，拿破仑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就消灭了他曾认真加以考虑的欧洲四大强国之一，并且是他从未有过的绝对优势的全胜。这个曾经拥有为人称颂的弗里德里希二世传统的军队和最完善的行政机构的国家，突然间崩溃，不禁使整个欧洲为之震惊。对此，拿破仑在告法军书中得意洋洋地写道：“不久前曾致力于要求我们屈辱投降的欧洲最重要的强国之一被消灭了。我们先人用了七年的时间未能穿过的森林、弗朗科尼峡道、萨勒河、易北河，我们七天内穿过了……然而，我们当中有将近一半人由于还没有放过一枪而感到遗憾。到奥得河为止的普鲁士君主国的所有省份现在都在我们支配之下。”
在全歼普军主力之后，法军继续向东追击，普鲁士国王和他的朝廷一直逃至东普鲁士的边境小城梅默尔，希望在那里与沙皇的军队会合得到俄国的帮助。但所向披靡的法军已越过波兰西部，进入东普鲁士，准备同俄军开战。1807年2月8日，相遇的两军在艾劳发生了一场血战，双方损失惨重，但胜负未决。4个月后，在弗里德兰举行的会战中，俄军被法军击败。乘胜追击的法军抵达涅曼河畔，与渡过河的俄军残部隔河相望。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不愿把战争引入俄国，他担心本土遭到侵略会触发普加乔夫式的叛乱，因而愿意与拿破仑讲和。拿破仑也因战线漫长，不愿再深入俄国腹地。双方在6月22日签订了停战协定；25日拿破仑与亚历山大一世在涅曼河的一座浮桥上举行了会晤。经过一番“谅解”，双方于7月7日签订了《提尔西特和约》，沙皇承认拿破仑对欧洲的实际占领，拿破仑则同意俄国在东方自由行动。和约实际是对法、俄各自在欧洲势力范围的划分：维斯杜拉河以东的地方归亚历山大一世，以西归拿破仑。和约没有使俄国失去一寸土地，相反，在沙皇的坚持下还获得普鲁士的波兰属地比亚威斯托克地区，并拥有在瑞典和土耳其行动的权利。
和约对普鲁士极为苛刻。除了“旧普鲁士”、波美拉尼亚、勃兰登堡和西里西亚，普鲁士丧失了其余东部和西部的全部领土，其面积约占总面积一半以上。易北河以西的全部领土被划入由拿破仑之弟热罗姆为国王的威斯特伐利亚王国；东部瓜分波兰所得地区被拿破仑组成华沙大公国，由其附庸萨克森国王兼领。“这是征服者楔入旧普鲁士王国喘息未定的两肋中的两根锋利的踢马刺”，它使残破的普鲁士变得更加易攻难守。由于失去上述地区，普鲁士的人口从1000万骤减至493万，军队被缩减到4.2万人。此外，和约还责成普鲁士承担反英义务，参加大陆封锁体系。7月12日在柯尼斯堡签署的补充协定要求普鲁士支付战争赔款3.11亿法郎，在未付清赔款前领土继续由法军占领。这样，随着耶拿战役的惨败和《提尔西特和约》的签订，一个经过多年惨淡经营、拥有三十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一千多万人口和25万军队的德意志强邦，连同它那自称为欧洲最强的军队，以及称颂一时的开明专制主义精神一道陷于破产崩溃的境地。普鲁士这种史无前例、闪电般的溃败，说明历史上较为先进的资产阶级制度战胜了过时的封建专制制度。也正是到这个时候，被驱赶到涅曼河畔的普鲁士统治者“终于模糊地理解到，依靠经常处于被逐出自己家园的威胁之下的服徭役的农奴子弟，是无法战胜自由的、占有土地的法国农民子弟的”（恩格斯）。普鲁士的大溃败和《提尔西特和约》对德国的宰割，激发了德意志的民族自尊心，正是以此为标志，他们进入了一个民族复兴的转折时期。
《提尔西特和约》是拿破仑统治进入极盛时期的开端。经过1805年、1806年和1807年的连年征战，他先后打败奥地利、普鲁士和俄罗斯军队；他的战马踏遍整个欧洲古老的文化圈，通过征服德意志而达到了胜利事业的最高峰。为了把这个广袤的地区组织起来，使得它的政治、军事力量和物质资源能够用来扩大和保卫他的大帝国，拿破仑依照不同的隶属关系在德意志推行了一系列改革。
首先，对于从1794年起逐渐纳入法国控制范围的莱茵河西岸地区，直接实行拿破仑式的中央集权管理制度。由于封建制度较早废除，一切贵族特权和教会特权遭到取缔，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制度很快在这里开始实行。1797年10月，法国政府把这一地区划分为4个行政区，即以亚琛为中心的鲁尔区、以特利尔为中心的萨尔区、以科布伦茨为中心的莱茵—摩泽尔区和以美因茨为中心的唐纳斯山区，实行统一的法国民政管理和典型的资本主义制度。1804年后，随着《拿破仑法典》的全面推广，这里成为法国革命原则渗透最强的地区。但是法国的统治并不能消除这里鲜明的德意志性质，当地居民对因扩大占领而增加的义务，一般采取抵制或不合作态度。
法国控制的莱茵河以东地区，情况不尽相同。在莱茵联邦（包括莱茵河东岸地区和西南德意志各邦），法国式的资本主义改造保持着较大的影响。作为“保护人”，拿破仑直接废除了这一地区的封建领主制度，取缔了农民的代役租、徭役劳动和各种封建贡赋；在法律上领主丧失了对他的农民的一切合法管辖权，农民变成国家属下的人民，获得活动、迁移和结婚的自由。在莱茵河以西，农民无偿地摆脱了封建义务；在莱茵河以东，农民缴纳一定赎金即可获得上述权利。结果在莱茵地区和西南德意志各邦逐步造就了一个人数众多的、牢固的小土地所有者——农民阶级。在西部德意志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较为发达的地区，还出现了一种以大块土地出租或租佃给农场主经营的资本主义大地产制形式。同法国一样，《拿破仑法典》公布以后，在莱茵联邦各邦广泛推行，资产阶级法权关系开始取代等级关系，使当地居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和平等；一些新的司法概念，如陪审制度、公开审讯等也开始进入当地居民的新生活。为了给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在欧洲大陆上创造出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新环境，拿破仑进一步以法典精神为指导，强化了对这一地区的改革，其力度不下于法国本土。改革的内容涉及行政、司法、农业、手工业行会及财政等方面，除了除旧还贯穿着布新的原则。随着封建领主制度被基本废除，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被解除，教会的特权受到沉重打击，一个世俗国家的原则开始被普遍接受；古老的各不相同的法律制度到处为法国民法典让路；世袭官职和鬻卖官职的腐朽制度为职责分明、权力集中，并有着固定薪俸的政府机构所取代。在经济领域，行会制度、国内关卡被无情地取缔，一切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基本被消除；国界内的自由贸易受到鼓励；起源于中世纪的杂乱的度量衡制度让位于公制的笛卡尔规则；捐税和财政得以革新，直接收税取代了税收承包制；新的会计和统计方法也逐步推广开来。最后，随着对传统的歧视犹太人政策的废除，一个具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宽松环境首先在德意志西部形成。这样一来，伴随着拿破仑改革的深入，法国革命的原则首先在莱茵河两岸生根开花，茁壮成长，并最终使这一地区成为德意志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地区。
拿破仑的改革对受法国控制的所有附庸国都有影响。在意大利，在华沙大公国，甚至在俄国都有程度不同的共鸣和回应。对于受拿破仑战争冲击最深的奥、普两国而言，莱茵地区的资本主义改造为它们提供了可资效法的榜样。在奥地利，由于多次反法战争的失败，已出现进行现代改革的政治呼声，一些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贵族，像菲利浦·施塔迪昂（1763—1824）、查理大公等，曾试图延续18世纪末玛丽亚·特莱西娅和约瑟夫二世的开明专制主义传统，对国家制度进行民主化改革，以吸引臣民积极参与政治生活。但是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多民族国家的分散性、落后性以及为维持这个统一体对农奴制度所持的谨慎态度，都成为改革家难以逾越的障碍。不久后，改革派只能把目标局限于反对拿破仑的军事领域。虽然在实行义务兵役制、改组奥地利军队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但由于不敢触动神圣的农奴制度，改革未能引发全面的社会变革。1809年施塔迪昂被推翻，继任者梅特涅伯爵又使奥地利退回旧有的专制主义轨道。同一年，在瓦格拉姆遭受的军事失败，宣告了英、奥组建的第五次反法联盟的瓦解，奥地利被迫在《维也纳和约》中把更多的土地割让给巴伐利亚和拿破仑，并彻底放弃了领导德意志反对拿破仑的打算。
与奥地利改革失败恰成对比的是普鲁士。自1806年大溃败以来，仅保有半壁河山的普鲁士面临着较之奥地利更为严峻的生存危机，领土被分割包围，财政因战争赔款陷于破产，外贸因参加大陆封锁急剧萎缩，人民大众对容克贵族统治的旧秩序日益不满，这一切都表明普鲁士国家已陷入山穷水尽的境地，它呼唤着一场彻底的深刻的内部改革。此外，一些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也把对法国依附性较少的普鲁士视为争取德意志民族自由的中心，他们为爱国主义所驱使，纷纷来到这个在过去看来德意志特性最少的地方，希望通过变革旧制度，为全德的民族解放和政治统一树立起一面旗帜。正是在这内外因素的相互作用下，普鲁士的改革从一开始就突破了救亡图存的一般目的，能够在深入的社会变革层面上进行。因此，普鲁士的改革虽仅限于残存的半壁河山，但它的深度和影响具有全新的意义。它带来的不只是普鲁士的恢复与重建，而且标志着德国历史一个重要转折时期的到来。
三、普鲁士的改革
普鲁士的改革通常被称作“施泰因—哈登堡改革”。要了解改革的内容，首先得从改革的主角谈起。
卡尔·冯·施泰因男爵（1757—1831）出身于德意志西部拿骚地方一个帝国骑士家庭。由于没有邦国，施泰因从小就习惯于超越他那狭小的领地，从全德意志整体思考问题。他有一句盛传的名言：“我只有一个祖国，这就是德意志。”青年时期，施泰因曾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法律，在那里他受到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教育和法国启蒙思想的熏陶。以后他又在韦茨拉尔帝国法院和南德一些邦国的宫廷进行过实习考察。最后，由于对康德和费希特哲学的潜心研究，他把实现政治理想的希望寄托在独立性较强并富有改革传统的普鲁士身上。
1780年，经亨尼茨大臣的介绍，他开始到普鲁士国家机关供职。起初，他在马尔克伯爵领地的矿山和冶金部门任初等文官，1784年，被任命为威斯特伐利亚矿务局长，不久即赴英国考察。1796年出任莱茵—威斯特伐利亚议院院长，并兼任威悉河以西领地军事和产业行政长官，1804年被任命为普鲁士税务、贸易和厂矿部大臣，进入柏林总管理局。
任职期间，他广泛地了解了普鲁士各领地中存在的严重弊端，并通过与资产阶级人士的交往和接触，熟悉了英、法等国的进步思想，这些都有助于他社会改革思想的形成，并推动他较早地投入局部的改革实践。
早在西部任职期间，施泰因就曾致力于农业改革的最初尝试。他针对旧的农奴制立法对城乡经济发展的限制，多次上书普鲁士国王，陈述限制容克贵族特权，取消农民的人身依附，使之成为自由承租者或土地所有者的主张，并在1802年推动国王率先在莱茵河东岸王室领地上进行废除农民人身依附关系的初步改革。1804年，他又试图废除各领地的内部关税，准备建立全普鲁士的统一经济区，实行普遍的累进税制度，结果遭到国王和容克贵族的一致反对而被迫放弃。
这些早期的实践，促使他的改革思想不断深化，对改革实践的复杂性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自从青年时在哥廷根大学接受汉诺威人布兰德斯和雷贝格的影响以来，特别是访英期间的观感，他形成了牢固的英国式渐进改革观念，对法国革命的激进主义一直持否定态度。但是，国内保守势力对改革的抵制以及法国革命所展示的时代精神，触动了他的改革观念。他已认识到，只有改革逐渐深化到社会和权力结构的层面，改革的目标才能实现。所以在受命改革以前，他的具有时代内容的立宪改革思想已逐步成熟。1807年年初，当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要他出任外交大臣时，施泰因周围已集中了一批改革精英，一个改革派集团已开始形成。但是当施泰因试图以建立责任制大臣政府取代旧的枢密制政府作为任职条件时，震怒的普王就以“刚愎、傲慢、顽固而不服从命令”的罪名将其解职。回到故乡拿骚的施泰因没有陷入消沉，而是埋头于他的政治纲领《拿骚备忘录》的写作，进一步完善改革计划，希望有机会说服国王，“自上而下地做法国人自下而上地做的事情”。
1807年9月30日，由于拿破仑的推荐，施泰因被任命为首席大臣。法国皇帝坚信唯有施泰因才能振兴普鲁士经济并满足对法国的赔款要求。施泰因从领地出发，于10月4日抵达东普鲁士的梅默尔，从此他身负重任开始了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变革。在一年多的任期内，施泰因在农民的解放、城市管理和国家机构管理三个重要领域进行了有步骤的调整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收获，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中解放农民的农业立法，是他全部改革的基础，也是最具社会变革内容的重要部分。1807年10月9日，上任仅5天，施泰因就公布了第一项有关农民解放的法令，全称为《关于放宽土地占有的条件限制和自由使用地产以及农村居民人身关系的敕令》，简称《十月敕令》。敕令的核心内容是“地产自由”和“解放农民”。敕令解除土地买卖和流通中的种种限制，允许市民和农民获得贵族庄园的土地；贵族也可以扩大地产或进入城市从事工商业。敕令禁止创设新的人身依附关系，废除一切既存的农奴制度。敕令宣布：自1810年圣马丁节（11月11日）起，废除一切庄园的农奴制，在“1810年圣马丁节之后，只有自由的人”。
《十月敕令》是以现代立法的形式在全普鲁士境内解除农民的人身依附地位，以赎买的方式实现封建土地所有制向资本主义地产制过渡的具有革命性的改革步骤。敕令的颁布以及1807年至1808年一些补充农业法令的实施，使普鲁士约4.7万多户农奴获得解放，变为自由的国家公民，他们获得432万摩尔根土地，有3/4的封建义务被废除。由于获得人身自由，农民有离开庄园的权利，可以自由地选择职业，自由结婚，并摆脱了强制性的奴婢劳役。随着地产的自由流动，贵族、市民、农民之间的等级限制逐渐被打破，有条件的封建等级所有制开始向资本主义的绝对私有制过渡。因而以《十月敕令》为标志的农业改革，结束了资本主义因素在传统农业中的缓慢“进化”，成为德意志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历史开端。当然改革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的，农民获得身份的自由又是以赎买为代价的，在地产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其结果必然是农民失去土地和容克贵族扩大地产的过程。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地产的扩大和自由劳动力的形成，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
施泰因改革的第二个领域是城市管理。随着农业改革深入而来的择业自由和社会流动，必然为旧有的城市社会结构带来巨大的冲击。为了使城市能适应社会结构变化所带来的动荡，施泰因在1808年11月19日颁布了《普鲁士王国各城市规程》，试图放宽国家对城市的控制，以扩大城市自主权，来提高其适应社会变革的能力。依照这个城市规程，国家除保留对各城市的最高监督权、司法权和部分警察治安权之外，其余权力均归城市所有；城市市民将通过选举议员组成市参议会，参与公共事务；市民选举有一定的财产资格限制，年收入达150塔勒（大城市为200塔勒）的市民才有选举权，城市贫民和多数手工业工人没有选举权；此外，还规定至少2/3的市参议员必须有房产，每一任市长的人选都必须得到国王的认可。这些表明，城市实际管理权是掌握在富有的市民手中，新兴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通过取缔部分行会，扫除对工商业发展的种种限制，发展城市的财政、济贫和教育事业，特别是自主的参政议政，把城市建设成“自由市民之岛”，发挥了新的活力。施泰因的条例不仅提高了城市富有市民的政治积极性，他的自治设想对以后普鲁士的乡村建设也发生过有益的影响。他曾设想在此基础上通过建立省议会和国民议会形成一部新宪法，但此计划由于他过早下台而被搁置。
他改革的第三个领域是国家管理机构。为了消除长期以来普鲁士国家机构笼统庞杂、管理混乱、效率不高的弊端，施泰因在1808年11月24日颁布了《改善国家最高行政管理机构的章程》，决定取消陈旧的枢密内阁和庞杂的总管理局，由专职大臣组成国务会议，在国王的监督下行使最高管理权。国务会议下设外交、内务、财政、军政、司法等五个部，实行专职管理；以后又增设文化部和工商部，进一步完善了职能管理部门。在地方一级，行政系统由省、县、乡三级构成。省长由国务会议任命，并赋予监督各县县长之权。施泰因强调行政权与立法权的分离，力图打破地方势力对权力的垄断。行政体制的改革削弱了容克贵族的政治特权，有助于加强中央集权；其分职管理的原则，促成了行政管理的专业化，提高了施政的效率，是政府机构逐步向近代类型过渡的重要标志。
施泰因改革的资产阶级性质，引起目光短浅的容克贵族的激烈反对，他们处心积虑地想把他赶下台。作为一名爱国者，施泰因力图通过改革筹措拿破仑所要求的巨额赔款，以达到让法军早日撤军的目的。但是当国王的兄弟威廉与法国代表达成支付1.4亿法郎的赔款协议，而拿破仑仍不打算撤出奥得河畔的阵地时，他开始谋求以武装反抗达到这一目的。1808年，拿破仑在西班牙的失败，对他是一个鼓舞。他在致维特根施泰因侯爵（一个反法起义的策划者）的一封信里，表达了这种兴奋心情，并呼吁组织一场反法武装起义来实现民族独立。但是这封具有反法立场的密信不慎为容克所利用，不久便落入法国人之手。身在马德里的拿破仑闻讯大怒，他一方面迫使普鲁士承受更重的财政负担，一方面要求将施泰因解职。在内外压力下，这位务实、坚定的改革家被迫于1808年11月24日去职。一个月后，拿破仑从马德里行辕发布了一道手谕，宣布施泰因不受法律保护，通令随时缉拿。在国内无法立足的施泰因被迫逃往波希米亚，以后又流亡到俄国。
施泰因去职以后，普鲁士的改革并未中断。1810年6月，随着哈登堡侯爵出任政府首脑，普鲁士的改革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卡尔·奥古斯特·冯·哈登堡（1750—1822）出身于汉诺威埃森罗德一个贵族家庭，学习过法律，通晓古典重农学派和自由主义经济学。早期曾在汉诺威和不伦瑞克政府供职。1791年担任普鲁士的安斯巴赫—拜罗伊特的官员，在协助普鲁士政府兼并西部领地中已显露出一定的外交才能。1795年他曾以外交官身份参与签订《巴塞尔和约》；1804年被擢升为外交大臣；1807年1月任政府首席大臣。《提尔西特和约》签订以后，由于拿破仑的干预他被免职，以后长时期应国王夫妇之邀担任政府顾问。1810年6月，他被任命为政府首脑，主持改革，当年10月27日正式担任政府首届首相。
哈登堡是施泰因的朋友，在国家改革大业上两人也有基本的共识，但个性和气质判然有别。不同于那位恪守道德准则的帝国骑士后裔，哈登堡是一个性格随和、处事圆滑而又热衷于追求功名的人。温文尔雅、思维敏捷、精明强干是他的主要特点，但是思想缺乏深度，知识博而不精，他也是一位喜欢追逐高雅享受的绅士。他常常以过分自信的乐观主义精神处理政务，但也不失为一位对可能做到的事情有敏锐眼光的务实政治家。他的改革思想根植于开明专制主义时期的旧传统，也从法国革命和拿破仑在莱茵地区的改革中吸收了新的政治营养。他曾热衷于在王国内推行民主政治的原则，但并不打算把某种程度的内阁责任制列入王国宪法，而是主张在维护和加强政府权威的前提下，满足于在经济生活中运用自由和平等的原则。这些主张和个人风格决定了他与施泰因改革的联系与差异。
哈登堡的改革也主要在三个领域内进行，在许多方面同施泰因的改革有重合之处，也有新的拓展，但策略和方法不尽一致。哈登堡的基础性改革仍是农业立法，这是施泰因农业改革的继续和发展。自《十月敕令》颁布以来，同改革命运攸关的容克贵族和农民都有强烈的反应。容克试图通过抵制、拖延，甚至向农民隐瞒实情来阻止敕令的实施，而农民则奋起反抗，甚至以起义、暴动来要求摆脱封建压迫。在这样的背景下，出于改善财政状况的需要，也为了发动农民参加反法战争并使原有的改革持续下去，哈登堡于1811年9月14日颁布了《关于调整地主与农民关系的敕令》，简称《调整敕令》。这个敕令与1816年5月29日公布的对《调整敕令》的补充规定以及其他法令，一并构成哈登堡农业立法的主要内容。它与施泰因的农业立法构成一个整体，较之后者具有更明显的资本主义性质，但也采取了更有利于容克贵族的方式。
《调整敕令》的核心内容是使农民获得土地，并解除《十月敕令》中所保留的农民对地主的义务和劳役。但是农民在获得土地时，必须向地主提供物质补偿：支付一笔相当于常年租赋25倍的赎金或把1/3（世袭农户）到1/2（非世袭农户）的土地割让给领主。关于劳役和其他义务的赎买与调整，法令规定以两年为期，采取协商解决的办法。这样一来，凡实行调整法的地方，容克地主通过掠夺农民土地、收取赎金都壮大了经济实力，而农民由于苛刻的赎买条件，不是陷于破产，就是要付出数十年的血汗。民族解放战争爆发后，改革受到冲击，许多容克抵制改革，哈登堡在1816年5月19日公布《王家公告》，对调整法作了新的修订，将有权赎买封建义务的农户限制到少数富裕农民的范围，即少数拥有车马进行自耕的农民，才可以在牺牲大量货币和部分耕地的条件下赎免封建义务。这样贫苦农民便被排斥在受“保护”的范围之外。同法国相比，农民在革命中获得的东西，在德国则要经历两个世代，直至19世纪40年代才基本完成。尽管如此，这种改革毕竟为资本主义在普鲁士农业中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它在保留容克地主政权和收入的条件下，通过剥夺以前的农奴的土地并把他们变为农业工人的方式，使容克的庄园逐步由徭役庄园变成资本主义大农场，完成了农业的资本主义改造。
哈登堡的财政改革和工业立法构成了他改革的第二方面内容。1810年10月27日和28日，相继颁布的《财政敕令》和《工业税敕令》是改革工商业的纲领性文件。《财政敕令》着眼于贯彻普遍纳税的平等原则，并通过废除限制工商业的特许权，实现完全的营业自由；《工业税敕令》是《财政敕令》在税收领域的延伸，它在确认择业自由的基础上，通过税收调节，为工商业自由发展提供法律保障。同时，立法进一步剥夺了行会的经济权力，强调自由从商，行会成员可自由退出所属行会，使行会成为工商业者自愿参加的民间组织。这些都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自由发展扫除了障碍。工业税的实施也为政府进行关税改革创造了条件。1818年5月26日，普鲁士颁布新的关税法，首次在王国境内废除了所有内地关卡，统一了对外税则，实现了关税统一。关税统一保护了新兴的工商业，创造了统一的国内市场，对整个德意志贸易状况和经济形势产生了重要影响，是普鲁士未来在德意志实现经济扩张、争取政治统一的重要前提。总之，工业立法和税收改革，促进了工商业中的自由竞争，有利于生产中的创新、发明和吸收富余劳动力。此外，稳定的税收体系为扩大财政收入来源、增强国家实力创造了条件。
在社会关系方面，能够体现哈登堡改革精神的举措是1812年3月11日颁布的《关于犹太人公民地位的敕令》。这道立法承认定居在普鲁士境内的犹太居民的公民地位，赋予他们平等的公民权利，并要求他们承担同等的公民义务。对于犹太人移居较多的若干地区而言，确定犹太人的公民身份是一个具有社会平等意义的举措，它增强了普鲁士的社会凝聚力，并使犹太居民在国家建设、反拿破仑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虽然法令涉及的范围主要有利于富裕的犹太居民，但仍然是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原则调整社会关系所迈出的重要一步。由于这个原因，许多顽固的容克曾愤怒地指责这一立法，说这是要“把值得尊敬的勃兰登堡普鲁士变成一个新型的犹太国家”。
在施泰因—哈登堡改革的影响下，普鲁士政府还在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进行了相应的改革。军事改革是农业改革的一种反映，因为有那么多贵族特权被废除，必然要涉及来自容克的军官和来自农民的士兵之间的相互关系；此外，拿破仑的军事占领和控制，也迫使普鲁士感到有必要在军队编制和训练方法上进行一番新的改组与变通。军事改革方面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沙恩霍斯特，参与这一变革的还有格奈森瑙、格罗尔曼、博伊恩和未来的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
格尔哈特·冯·沙恩霍斯特（1755—1813）出身于萨克森的博尔登瑙一个农民家庭。青年时他曾在威廉施泰因岛上的绍姆堡伯爵军事学校学习，从1783年起开始在汉诺威军队中服役，曾参加第一次反法联盟战争，是联军与法军在比利时作战的目击者。早期的实战经验以及所接受的启蒙思想教育，使他很早就认识到人民军队较之雇佣军队所具有的优越性。他确信只有彻底改变军队体制，进行军事教育，才能在同法军的战斗中获胜。1801年他被调至新成立的柏林军事学院任教，以后又从教官被提升为院长。职务的变动有助于他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他开始致力于探讨军事改革，并通过新成立的“军事协会”团结了一批具有爱国精神的青年军官。1806年普鲁士的大溃败，使他完全摆脱了旧式军事战略的影响，开始制订全民武装的计划。1807年7月，晋升为少将的沙恩霍斯特被国王任命为“军事改革委员会”主席，主持重建军队的改革工作。
针对普鲁士军队的严重弊端，总结长期失败的经验教训，以沙恩霍斯特为首的改革委员会首先对旧军队进行了重要的人事改组。他们按照国王1807年11月27日的指令，详细调查了军官队伍中在战时犯有临阵脱逃或投降行为者的罪行，惩处了一批对战败负有一定责任的军事指挥人员；同时也清除和淘汰了一批因年老或指挥不力不宜担任现职的指挥官，更新和纯洁了军官队伍。接着对军队体制进行了大规模的改组，废除了过时的雇佣兵制度，按法国模式建立了一支由普鲁士人组成的新型军队。新军废除了旧的等级制度，打破了容克贵族垄断军官职位的特权，鼓励一切在和平时期学习知识、受过教育，在战争时期表现勇敢、出类拔萃并能驾驭全局的人获得军官职位和军队中的荣誉，而不考虑其出身。新军废除了旧的体罚制度，野蛮的鞭打和残酷的“穿列笞刑”遭到禁止，侵犯士兵“背脊的自由”的惩罚不再发生；维持军纪、激励战绩的保障不再依赖农奴式的训诫，而是责任和荣誉感的发扬。在战术原则方面，新军废除了陈旧过时的线型队列作战方法，代之以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散兵战战术。军队编制也依照法国的创制，统编为混合旅，在野战演习中开始实行各兵种（步兵、骑兵、炮兵）协同作战的训练方法。
由于拿破仑把普鲁士的兵员限制在4.2万人之内，为了不突破这一限制并使更多的国民受到军事训练，沙恩霍斯特创设了一种“速成兵制度”。这是一种以隐秘的方式通过对入伍新兵轮流进行短期训练，在实际上不断扩大兵员的办法。按照这种制度，不断有经过短期训练后离队复员的士兵，又不断有新兵前来填补空额，接受新的训练。从表面上看，普鲁士的军队始终不超过4.2万人的限额，但实际上在编外保持着一支数量庞大的后备部队。至1813年解放战争爆发时，普鲁士的后备军人数已达15万人，其中10万人可立即投入战争。这是沙恩霍斯特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实践法国式的全民武装计划的一个创举。由于其实践效果显著，在1813年3月17日通过了《后备军条例》，此创举成为正规的军事制度。
随着军事改革的深入，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的条件日益成熟。从1813年2月9日起，依照普鲁士兵役制命令，取消了自1792年2月以来军事法规有关纳税的富裕市民免服兵役的特权，要求17岁至40岁的男性公民，不论出身与职业，必须在定期内自选兵种，到部队服役；服役期限也由原来的20年缩短为7年；服役期满可依次转为后备役军人和民兵。同期普鲁士还组建了“国土防卫部队”，专门吸收20岁至24岁的青年参加，这是一支包括青年大学生在内的志愿狙击兵团，在反拿破仑战争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由现役、后备役、民兵和志愿兵团构成的不同层次的兵役制度和军事体制，有助于军民结合组织起更广泛的反击敌人的抵抗运动，是法国大革命全民皆兵的精神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再现。沙恩霍斯特的军事改革直接为未来的解放战争准备了胜利条件。
军事改革，也包括前面所述及的行政改革，除了具体的目标，它的重要目的还在于在普鲁士创造一种新的国民精神。但是最直接产生这种效果的改革还是教育制度的改革。1807年费希特在《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中已向人们呼吁，建立一种新的教育制度，培养各阶级的独立自主人才，对于重建国家、复兴民族具有重要意义。他使人们相信：国家的责任是教育它的人民读书和写作，这不仅是出于功利主义的目的，更为重要的是国家有责任发挥它的公民的新力量，以便使他们成为比他们以前更加完美、更加发达的人。事实上，公民上学的义务是与他服兵役和纳税的义务密切联系的，政府的责任就是要像实施义务兵役制一样，建立一种能够感化全体人民的国民教育制度。费希特的演讲在德国知识界、舆论界引起巨大反响，普鲁士政府开始着手教育改革。1808年，施泰因在辞职前富有远见地向国王推荐了一位教育改革的主持人，他就是威廉·冯·洪堡。
洪堡（1767—1835）出身于波茨坦一个贵族家庭，是才干出众的洪堡两兄弟中的兄长（其弟亚历山大·洪堡为著名地理学家）。他早年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成年后先后在法兰克福大学、哥廷根大学学习法律，以后转向语言学、哲学、美学和古典文化的研究，是歌德和席勒在学术界的朋友。1802年，洪堡出任普鲁士驻罗马使节，这使他有机会广泛地接触古典文化，并初步形成从文化教育入手改造国民性的思想。1809年3月，他被任命为普鲁士内政部文化教育司司长，受命进行教育改革。
洪堡的教育改革思想立足于通过对青年的教育培养，使之成为忠实的爱国者和能够发挥全部天赋与才能的人才。他认为教育不应以服务于某种职业需要为目的，而应以发展人的自由个性、培养素质优秀的人才为目的。他受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和费希特的思想影响，认为学校教育不光要重视知识的传授，更应该立足于学生的个性和能力得到全面发挥。因此，他主张实行普遍教育，发展普通学校，着眼于民族素质在整体上的提高与加强，同时要逐渐适应自然科学的发展。按照这一思路，洪堡首先加强了对完全中学的教学计划的修订，将反映人文主义思想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科目，如古典语言、德语、法语以及数学和自然科学等列入必修课程范围，通过扩大普通基础学科的教学，贯彻通才教育的目标。为了强化教师素质，普鲁士从1810年起开始实行中学教师考试制度，通过严格选拔，逐渐形成一个脱离教士影响而独立存在的教师职业队伍。1812年建立了中学毕业考试制度，规定男孩必须通过以大学预科标准为依据的考试，方可升入大学。
在发展高等教育方面，洪堡最重要的贡献是在1810年创办了柏林大学。由于这一具有科学潜力的学府的出现，柏林开始成为德国哲学、科学和学术的中心。柏林大学注重高深的专门知识的探讨和学术研究水平的提高，倡导学术“自由”、科学研究领先的原则；同时也以发展和培养学生的智力结构、判断能力和道德修养为办学目标，科学、艺术、哲学都被视为创造性和意识的最高能力的组成部分。这些突出的特点很快使柏林大学成为德国各大学相继仿效的楷模，也吸引了来自德意志各地的驰名学者，如哲学家费希特（荣任第一任校长）、施莱尔马赫，语言学家沃尔夫，历史学家尼布尔，法学家萨维尼、艾希霍恩，国民经济学家霍夫曼以及医学家赖尔和胡费尔兰德等。他们既是第一流的学者，也是德意志民族运动和改革的协作者。他们的到来，使年轻的大学不仅在德国达到第一流的科学水平，而且成为德意志解放和统一运动的精神中心。至1813年春，几乎所有柏林大学的学生都踊跃报名，参加了解放战争。这是洪堡教育改革重要影响的集中反映。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他的改革原则在他去职以后持续得以贯彻，历经一个世纪之久，依然在发挥作用。
从1807年开始，以施泰因和哈登堡之名著称的普鲁士改革，是普鲁士在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冲击下所进行的一场具有现代内容的社会变革。改革的结果，使普鲁士逐步从一个封建专制国家演变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普鲁士社会也开始从传统的贵族社会向早期的国民社会转变。由于改革的进步性质，普鲁士不仅成为德意志经济发展的中心，而且成为民族运动的中心。普鲁士的改革吸引了全德意志的进步力量，它的改革成就及其在解放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也开始具有全德意志的意义。因此，改革是德意志民族复兴、社会转型和走向统一的历史过程的重要起点。
四、德意志民族解放战争
拿破仑在德国的统治和局部控制，直接推动了德意志的社会变革进程。从莱茵河两岸所进行的最彻底的改革到奥、普两大邦的改革反应，特别是普鲁士改革的成功，人们都可以从中感受到拿破仑的巨大影响。但是，德意志在异族统治下能带来多少资产阶级改革，它在历史上的合法权利也就失去多少。特别是当拿破仑通过大陆封锁体系把德意志和他的附属国纳入一体化轨道，服务于法国资产阶级的反英目标时，各国的民族利益开始受到严重侵害。
自1806年11月21日拿破仑从柏林发布大陆封锁令以来，包括整个德意志在内的直接或间接为法国控制的欧洲大陆地区都被纳入这一体系。拿破仑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大陆封锁直接打击英国对大陆国家的出口贸易，以便在经济上制服这个岛国对手。拿破仑的经济制裁战略的确取得了一定成效，英国同欧洲大陆的贸易是大为减少了，但是英国采取的反封锁政策也对参加大陆体系的各国带来严重损害。由于法国的工业生产能力远远落后于英国，它无法满足大陆各国不断增长的多样化消费需求，消费品的短缺和昂贵，使它们难以拒绝来自英国的走私贸易的诱惑。此外，英国通过强大的海军对大陆海岸的反封锁，直接造成了大陆对外贸易和航运的萎缩，为以往经营海外物品的商人、船主、造船厂主和技工带来了灭顶之灾。从法国到荷兰的沿海港口一片萧条，的里雅斯特的年出口总吨数从1807年的20.8万吨跌至1812年的6万吨。昔日繁盛的港口已变得杂草丛生、满目荒凉。在德国，脆弱的工业生产遭受了严重打击，除了棉纺工业有所发展之外，传统亚麻织业由于失去海外市场陷于破产境地；粮食出口量下降惊人，使得长期依赖农作物出口的普鲁士遭到沉重的打击，它既不能推销自己的农产品，也不能合法地从英国取得工业品。这种打击也波及毗邻的波兰和俄国，东欧的贵族已无法再接受大陆封锁，他们在憎恶法国人的同时，开始同情英国人。
大陆封锁作为一种反英战略最终失败了，因为只要英国海军控制着海洋，它在大陆贸易中的损失就可以通过在别处的贸易中得到补偿。从1805年至1809年，英国对拉丁美洲的出口从30万英镑升至630万英镑。它表明，一个海外世界的存在是大陆封锁制度难以奏效的根本原因。此外，大陆封锁作为一项强化法国在欧洲统治的手段也遭到了失败，因为它引起了对拿破仑政权的广泛对抗。对抗的第一道闪电出现在1808年的西班牙，西班牙人是大陆体系中第一个公开拿起武器反抗法国侵略的民族。他们通过武装的民众打败了法国正规军的入侵，首次在欧洲粉碎了拿破仑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此后又以游击战牵制着大约30万法军达五年之久，成为拿破仑帝国久治不愈的“溃疡”。在德意志，自1809年蒂罗尔—奥地利富有起色的反抗遭到失败以来，各地多次爆发人民起义，在法兰克尼亚、波美拉尼亚、黑森和威斯特伐利亚不断有反法暴动发生。起义多由爱国军官或贵族领导，他们试图用自己训练的义勇军通过局部行动来引发全民起义，但因力量分散，先后遭到失败。
此外，德意志蓬勃兴起的民族文化运动也为渴望摆脱异族统治的德国人提供了走向民族复兴的精神动力。在民族主义先驱赫尔德（1744—1803）的思想影响下，德意志知识分子开始突破法国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世界主义观念，着重从民族差异来论证德意志民族文化的优越性。他们呼吁民族团结，反对异族压迫，要求恢复德意志的独立地位。在法军占领下的柏林，激进的民族主义者费希特（1762—1814）发表了一系列《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论证了存在着一种不可磨灭的德意志精神，号召建立一个“作为人类理性王国核心”的德意志国家。演说影响了整整一代德意志青年，激励他们为复兴德意志进行义无反顾的斗争。在海德堡，浪漫主义文学家阿希姆·阿尼姆（1781—1831）、克莱门斯·布伦塔诺（1778—1842）和约瑟夫·格雷斯（1776—1848），通过他们的文学作品揭示了德意志的历史意义，宣扬德意志民族权利，被誉为从海德堡燃起的一股吞噬法国人的熊熊烈火。此外，一些由青年爱国者建立的宣传性的秘密团体也展开积极活动，他们竭力宣传德意志的民族特性，呼吁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斗争。这场发生在文化领域的民族运动，曾有力地影响了普鲁士的改革，同时也为未来的民族解放战争做好了舆论准备，是反拿破仑的斗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反映。在德意志民族意识普遍觉醒的条件下，普鲁士改革的成功又为民族运动提供了坚固中心，德意志反法民族解放运动的主、客观条件已经成熟。在这样的背景下，1812年拿破仑侵俄战争的失败，为民族解放战争的爆发提供了外部条件。
自1808年西班牙人揭竿而起以来，在西欧、中欧不断发生的抵抗斗争不是拿破仑大陆封锁体系所遭受的唯一挑战，在东欧，沙皇俄国同拿破仑法国关系的恶化，构成了对这一体系的另一严重威胁。自1807年签订《提尔西特和约》以来，俄国作为法国的盟友参加了大陆封锁体系，但是如同中欧各国那样，俄国也经历了无法同英国通商所带来的财政破产的过程。俄国的地主抱怨同法国的结盟，认为这是他们陷于贫困的主要原因，他们向沙皇施加压力，要求脱离大陆体系。另一方面，沙皇也对拿破仑在东欧的扩张心存戒备，特别是华沙大公国的建立，直接威胁到俄国的安全。因此，从1810年12月31日起，沙皇正式宣布退出大陆封锁，恢复了英俄商业关系。俄国的退出不只涉及俄国一国的利益，而是为大陆封锁体系打开了一道巨大的裂口，它使得进入俄国的英国商品沿着俄国广阔的西部边界，经过成千上万的细孔流入欧洲，从而从根本上破坏了大陆封锁。拿破仑无法容忍沙皇的“背叛”行为，决心用武力来压服俄国。1811年1月，拿破仑已着手进行对俄战争的军事准备。1812年2月和3月，他又通过外交压力迫使普鲁士和奥地利与法国缔结反俄同盟条约。1812年5月，拿破仑在东部德意志和波兰集结他的侵俄大军，共约70万人。这是一支全欧洲的军队，除了1/3的法军，还包括从西欧和德意志各个部分以及波兰征调的大量军队。6月24日，这支操着12种语言、来自欧洲不同国度和地区的大军渡过涅曼河，向俄国进发。
拿破仑期望打一场激烈而短暂的战争，以达到迅速使俄国屈服的目的。但是俄军一直避免正面冲突，不战即退，采取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渡过涅曼河的法军面对的是一片广阔无垠的土地，除了褐黄色的旷野、枯萎的植物以及在遥远的地平线上隐约闪现的树木，看不到任何进行抵抗的迹象。拿破仑首次遇到这种情况：他不是在同一支军队作战，而是在占领一片漫无边际的平原。直至8月15日，疲惫不堪的法军才与俄军在斯摩棱斯克发生了首次遭遇战，战败的俄军继续撤退。到9月7日，双方在博罗迪诺进行了一场血战，拿破仑勉强取胜，但损失惨重。此后在9月14日，法军进入莫斯科，但俄国的首都已变为一座空城。自侵入俄国以来，法军就因在这块广袤、敌对的土地上难以找到必要的物资而遭受给养不足的困苦，现在俄国人纵火莫斯科，情况就变得更为严峻。拿破仑在这座空城驻守一个月，一无所获，所有的和谈建议也遭到拒绝，于是，他被迫从10月19日开始撤退。由于严冬降临和俄军与农民游击队的追击阻截，备受寒冷、饥饿和袭扰之苦的法军伤亡惨重、疲于奔命。渡过别列津纳河时，仅有两万残兵败将逃出了敌人的包围。拿破仑的大军不复存在了。
拿破仑在俄国的溃败，成为西方以普遍起义反对法国统治的信号。它直接引发了德意志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解放战争的主要参加者是德意志的劳动群众和进步的资产阶级，贵族中的爱国者也加入民族解放战争的行列。1812年12月30日，当追击溃逃法军的俄国军队乘胜向西挺进的时候，随拿破仑远征的普鲁士军团指挥官汉斯·冯·约克将军（1759—1830），未经国王授权即与俄军签订了一项普军保持中立的协定。这是一个大胆的步骤，它使俄军在波罗的海沿岸通行无阻，并导致普鲁士与法国的公开决裂。约克的行动得到流亡在俄国的施泰因的支持，他们在柯尼斯堡率先组织起地区性的反拿破仑斗争，并在克劳塞维茨（当时任俄军顾问）的帮助下组织起两万人的地方武装，从此拉开了民族解放战争的序幕。
但是，约克的行动和柯尼斯堡事变遭到怯懦的普王的反对。他担心反抗不会取得胜利，也害怕广泛的人民起义会危及自身的统治。不过，在爱国热潮席卷全国的形势下，再三迟疑的国王还是行动了起来。1813年1月，他在哈登堡的陪同下来到法国势力控制之外的布勒斯劳。在这里，他受爱国者的推动于2月23日发布实行义务兵役制的命令；旋即在2月28日又同俄国签订了《卡利什协定》，规定俄国出兵15万，普军8万，为解放欧洲共同作战。3月16日，俄、普通过《布勒斯劳协定》正式结盟，普鲁士向法国宣战。3月17日普王发表《告我人民书》，呼吁人民参加战斗，积极为保卫祖国、财产、荣誉和独立而战。至此民族解放运动进入高潮。从1813年3月起，在汉堡、德累斯顿、不来梅、奥尔登堡、索林根、埃贝费尔德、雷姆沙伊德、贝尔格等地相继爆发人民起义。起义者自发地起来反击法国占领者，有力地配合了正规军作战，使反侵略战争真正成为一场广泛的全民族运动。
当普鲁士向法国宣战的时候，在1812年12月提早赶回巴黎的拿破仑，经过三个月的准备，已组建起30万人的帝国新军。新军在1813年春投入战斗，在3月至5月同俄普联军的交战中，双方互有胜负。4月5日原法国大军残部被赶过莱茵河，柏林的安全已得到保证。但5月初，在格罗斯格尔申和吕岑近郊的战斗中，联军为拿破仑所败；5月20日，在包岑之战中，法军再度取胜。6月初，尚处于中立地位的奥地利出面调停，双方暂时休战（6月4日至8月10日）。
休战期间，双方都在拼命备战。拿破仑把他的军队扩充到44万人；联军方面，由于英国、瑞典加入同盟，力量有所壮大。奥地利向法国提出温和的议和建议，希望以莱茵河为界结束双方的战争，但遭到拿破仑的拒绝。于是，经过一段时间观望的奥地利于8月11日对法宣战，至此，盟军的力量已明显超过拿破仑。到1813年秋季，俄国、普鲁士、奥地利由于不断地征募新兵，其总兵力已达85万人；而拿破仑的军队，连同后备部队也接近55万人。英国不惜一切代价，用金钱支持联军，联军的优势更为突出。拿破仑首次面对四大强国组成的“大联盟”，在战略上已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
新的战役开始后，反法联军兵分三路向法国进逼：南部主力部分25.4万人，由奥地利的施瓦岑贝格任统帅，在波希米亚集结；中路俄普联军10.5万人，以西里西亚为据点，由普鲁士70岁的老将布吕歇尔任总指挥；北方军15万人，由瑞典国王贝尔纳多特率领，对法军形成半圆形包围态势。但是在8月27日的德累斯顿战役中，处于劣势的法军在拿破仑的指挥下竟击败施瓦岑贝格统率的联军主力。不过，在格罗斯贝伦战役（8月23日）、卡茨巴克河战役（8月26日）以及库尔姆会战（8月29日至30日）中，法军接连失利，这使德累斯顿战后意气消沉的联军大受鼓舞。至10月初，反法联盟三路大军在莱比锡附近对法军形成合围之势。10月16日，俄、奥、普、瑞四国联军22万人，向15.5万法军发起向心进攻，拿破仑时代最大规模的战役正式开始。由于这场战役几乎欧洲各个民族都有兵员投入，史称“民族大会战”。经过三天的激战，其间由于萨克森军队倒戈，法军在损失6万人后，被迫向莱茵河方向撤退。莱比锡会战成为德意志民族解放战争走向胜利的转折点。伴随着法军渡过莱茵河，依附于拿破仑的莱茵联邦随即瓦解，他所创造的威斯特伐利亚王国、贝格大公国和法兰克福也宣告解体。至1813年年底，除了一些要塞，莱茵河东岸的德意志领土全部摆脱了法国的控制。
乘胜追击的联军在1814年新年之夜渡过莱茵河，随即解放了西岸的德意志领土并迅速向法国北部推进。退回法国的拿破仑在1813年年底重新组织了11万新军，准备在法国本土进行最后决战，但入侵的联军这时已近23万，并且还有几乎同样多的军队正从各路赶来增援。拿破仑的形势已变得岌岌可危，但他仍能利用联军内部不协调的弱点，在尚波贝尔、蒙米赖和沃尚的战斗中（2月10日至14日），将强大的对手打败。然而在2月下旬以后，形势开始逆转，联军在巴尔（2月27日）、拉昂（3月10日）和阿尔西（3月22日）连续重创法军。拿破仑企图进入联军的后方，切断联军与莱茵河的交通线，但是联军已决定置他于不顾而奋力攻取巴黎。3月30日，失去保护的巴黎向联军投降。31日沙皇和普王进入巴黎。拿破仑大势已去，被迫于1814年4月6日在枫丹白露宣布退位。根据联盟各国的协议，由法国前国王之弟回国执政，是为路易十八（1814—1824），法国出现了旧王朝复辟。
德意志通过反拿破仑的战争实现了民族解放，但是由于旧的君主势力在战争中的领导地位，它未能满足解放战争开始以来蓬勃发展的民族运动的统一和进步要求，在维也纳的善后会议上，重建的德意志是一个令渴望统一的民族主义者十分失望的新形态。
五、德国的新形态
战胜拿破仑以后，反法联盟各国的头面人物以及除土耳其以外的欧洲各国代表云集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了一次空前的国际会议。会议从1814年10月延续到1815年6月，历时8个多月，其主要目的有三个：一是庆贺战胜拿破仑法国的胜利；二是恢复和巩固战后欧洲的封建秩序；三是瓜分从战败国手中得来的赃物。参加会议的代表有216人，但起决定作用的是俄、英、奥、普四大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奥地利首相梅特涅、普鲁士首相哈登堡，是会议的轴心人物。他们组成一个四国委员会，会议的一切重要问题都由四国代表在秘密状态下研究进行。法国复辟后的外交大臣塔列朗也获准出席会议，这为他利用列强的矛盾维护法国利益提供了条件。
作为一次庆贺会和恢复战前秩序的要求，会议不存在大的分歧，但是一涉及“分配赃物和奖金”，会议立刻陷入漫无边际的争吵和冲突之中，以致会议一直拖延到第二年6月。因此有人说，会议不是在进行，而是在原地“跳舞”。这是一句双关语，一是说会议因矛盾和争执不能进展；二是说决定会议命运的是少数几个巨头，大多数代表除参加开、闭幕式外，一直沉浸在东道国所提供的歌舞饮宴之中。
会议争执的焦点是波兰—萨克森问题。俄国自恃战胜拿破仑有功，坚持要把俄军占领的华沙大公国重新组建为一个波兰王国，由沙皇兼任国王，把波兰间接地变为俄国的一部分。这个拟议中的波兰王国大部分属普鲁士参与瓜分波兰所得部分，现在沙俄要兼并，普鲁士自然反对。为了安抚普鲁士，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建议把曾追随拿破仑的萨克森王国割让给普鲁士作为补偿。普鲁士虽对波兰十分垂涎，但不敢得罪沙皇，勉强接受了这个不算吃亏的安排。但是，奥地利和英国竭力反对沙俄吞并波兰，也反对普鲁士兼并萨克森。它们不愿俄国过分强大和向西扩张，而奥地利特别不愿普鲁士得到萨克森变得更为强大。
法国外相塔列朗立即看出，在这个基础上挑起一场决斗，拆散反法同盟，改善法国处境是再好不过了。塔列朗结合法国的利益，针对会议的矛盾，提出所谓“正统主义原则”，主张在欧洲恢复一切被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破坏了的传统国家和正统君主。这个正统主义原则迎合了大部分与会者恢复旧秩序的要求，同时在客观上也为保证法国领土完整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这一原则在实践上不利于沙俄和普鲁士的扩张计划，因为根据正统主义，沙俄应放弃革命战争前不属于俄国的华沙大公国，普鲁士也不应吞并合法存在的萨克森王国。由于这一点，塔列朗深信这一原则必然会得到英、奥的支持。三国很快达成默契，并在1815年1月3日签订秘密协定，规定三国如遇他国进攻，将相互援助，法、奥各出兵15万，由英国提供军火。秘密协定是塔列朗在外交上的一大成就。亚历山大一世虽不解内情，但三国之间的合作姿态已使俄国不得不有所顾忌。
此后，塔列朗又竭力为萨克森王国的独立地位在会上辩解。他讲道，萨克森王已经像“父亲”一样统治其臣民达40年之久，在各方面都是贤德的。虽然曾盲目地屈从拿破仑犯下过错，但是，那些以此来羞辱他的人们自己也犯有同样的过错，而且更为严重。因此，大家都应按正统原则恢复自己的尊严，而不必单单加害于萨克森王。塔列朗的辩解不仅在为萨克森王开脱罪责，而且也讽刺了亚历山大一世和威廉三世在1807年同样怯懦地屈从于拿破仑。
由于塔列朗据理力争，加上三国之间明显的合作立场，亚历山大一世被迫做出让步。根据各方在1815年2月11日达成的妥协，波兰再次遭到瓜分：其大部分领土组成波兰王国，由沙皇任国王，成为俄国附属；普鲁士得到波兹南和但泽；奥地利占有加里西亚；剩余的克拉科夫及附近一千多平方公里土地组成独立共和国，由俄、奥、普三国派驻使节监管。根据普鲁士提出的补偿要求，萨克森王国被迫割让2/5的土地给普鲁士，此外它还获得莱茵河流域最发达的莱茵省以及原属瑞典的波美拉尼亚。作为补偿，瑞典获得丹麦统治下的挪威，而丹麦则从德意志取得对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因两个公国的统治权。
随着会议最棘手的波兰—萨克森问题的解决，列强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到制定会议最后总决议方面。正在这个时候，流放中的拿破仑悄悄离开厄尔巴岛，于3月1日在法国南部登陆。由于法国人民对波旁王朝的鄙视和反感，拿破仑在20天内未放一枪便抵达巴黎，路易十八仓皇出逃，拿破仑重登帝位。这对维也纳会议的代表犹如晴天霹雳。英、俄、奥、普、撒丁五国以及荷兰、比利时和德意志一些小邦立即组成第七次反法联盟，以七八十万的兵力向法国扑去。1815年6月18日，拿破仑兵败滑铁卢。至此，拿破仑战争这部英雄史诗最后落下帷幕。6年后，他于流放地——大西洋上的圣赫勒拿岛去世。
拿破仑的“百日”事变，加速了维也纳会议的进程。在滑铁卢战役前数日（6月9日），会议举行了末次会议，签署了一个由121条条款和17条单独附带条约构成的《最后总决议案》。总决议案按正统主义原则在欧洲恢复了革命前的政治秩序（德意志例外），并确认了列强关于领土分割的协议。其中俄国除获得波兰外，还占有芬兰和比萨拉比亚；普鲁士的领土扩展到萨克森北部、莱茵河西岸和波罗的海南岸；奥地利恢复了对意大利北部的伦巴底和威尼斯的统治，并占有萨尔兹堡、蒂罗尔和达尔马提亚沿岸；英国的利益在海上，它迫使会议同意它占领马耳他、法属多巴哥、圣卢西亚（两者均在西印度群岛）、毛里求斯以及从荷兰手中夺得的南非开普殖民地和锡兰岛（斯里兰卡），从而控制了通往东方的战略要地。
法国根据1814年第一次《巴黎和约》，保持了1792年的疆界。拿破仑“百日”事变后，总决议案根据1815年11月20日第二次《巴黎和约》，把法国限定在1790年疆界，赔款7亿法郎，交出军舰，东北部7个要塞由联军占领三年。
会议对德意志的处理比较特殊，它没有打算修复被打碎的神圣罗马帝国，也没有理睬那些已经被合并的数百个小邦的呼吁，而是保留了经拿破仑减少的邦国的数量和调整的局面。巴伐利亚、符腾堡和萨克森的国王保住了拿破仑赐给他们的王冠，英国控制下的汉诺威也升格为王国而不再是“选侯”。依据6月8日专门制定的《德意志邦联条例》，包括普鲁士和奥地利两大邦在内的38个德意志政治实体，组成松散的“德意志邦联”。由于各邦之间保持着独立自主的地位，德意志仍然维持着政治分裂的局面。成立邦联的目的是“维护德意志外部和内部的安全，维护德意志各邦的独立和不受侵犯”。但它并非创立了一个牢固结合的联邦国家，而是一个结构松弛、近似于国际性联盟的统一体。它的唯一机构是设在法兰克福的邦联议会和奥地利人任主席的常设公使会议。奥地利和普鲁士只以它们以前的帝国领土加入这个邦联，附属于奥地利的非德语民族以及普鲁士的东、西普鲁士和波森均不在邦联的范围。另外有三个非德意志的君主却算作它的成员，即代表汉诺威的英国国王、代表卢森堡的尼德兰王室和代表霍尔施坦因的丹麦人。邦联的领导事务预定由邦联议会一个人数不多的委员会承担，在这个委员会中11个较大的邦各有一席，其他小邦共同拥有6席。总共有70票的全体大会通过表决决定邦联的组织机构和对外宣战与媾和，但必须有2/3的多数票才能通过，如果讨论修改宪法则必须全体一致同意。6月10日，由各全权代表签字的《德意志邦联条例》被收入前一天签订的会议最后总决议案，成为维也纳国际体系的构成部分，这样就为欧洲列强合法地干预德意志事务提供了可能。
德意志邦联的建立没有满足渴望真正统一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愿望。他们十分气愤地评论这一干瘪可悲、不成体统、丑陋不堪的组织，开始以自由主义为武器，投身于争取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的新形式斗争之中，以耶拿大学为先导的学生运动的兴起，成为争取德意志统一与自由运动的先声。
但是，必须承认，依照邦联条例所构成的德意志新形态，较之于法国革命冲击以前的旧帝国已经有了一些新的、本质性的变化。首先，延续近千年、长期影响德国统一的帝国形态已不复存在，帝国骑士和教会邦国已完全消失，拿破仑时期的教产还俗成果得以肯定，莱茵联邦的模式部分地为新的邦联所继承。其次，由于领土调整，德意志东、西两边的边界得到更好的保护。由于奥地利的统治集中到东南部，普鲁士在东北部处于可以防御的优势地位，并在西部成为莱茵河的守卫者。莱茵河开始真正成为一种民族象征。最后，由于发达的莱茵地区并入普鲁士，这为这个邦国在德意志的内部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提供了新的条件，它潜在地展示了德意志未来的统一前途。当然，维也纳会议的决议和它在德国确立的新秩序，在整体上是以复旧和倒退为前提的，它受到各国利益的支配和18世纪旧原则的影响，从而忽视了过去几十年来兴起的新政治潮流和民众的意愿。然而这种新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随着德意志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民族意识的普遍觉醒，维也纳会议所构筑的德意志形态，必将为新的民族形式所取代。现代化，为德意志的统一和复兴提供了新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