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民族的国家形态出现于大约距今一千多年以前。此前，这个民族曾作为欧洲各民族统一发展进程中的组成部分，经历了由原始的日耳曼部落融合为地方性王国，最后达于帝国的发展过程。
8世纪末形成的查理曼帝国，是在罗马奴隶制帝国解体后，日耳曼文明与罗马文明相互融合的基础上，在全欧范围内重建古典帝国的一次尝试。但由于封建制度在地方一级的分散发展和长期反复发生的蛮族入侵浪潮的冲击，缺乏统一基础的帝国昙花一现，很快走向政治分裂。在帝国解体后的混乱中，以帝国东部疆土为核心的东法兰克王国成为早期德意志国家的雏形。“德意志”（Deutsch）原指流行在莱茵河右岸、与罗曼语相对的一种民间方言，9世纪中叶泛指这一语言的使用者日耳曼人，11世纪后开始被用以特指德意志国家和人民。德意志国家最初由五大部族公国（萨克森、法兰克尼亚、士瓦本、巴伐利亚和洛林）发展而来，10世纪中叶，随着统一王权的肇兴，开始演变为一个相对稳定的国家实体。962年，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936—973）在罗马加冕称帝，从此名义上包括北意大利在内的德意志国家就被称作“神圣罗马帝国”（The Holy Roman Empire）。但是这个帝国从一开始就有名无实，取得罗马帝号并没有赋予德王统治意大利的实际权力，相反却因为维持帝冕所承担的义务，分散了统治德国的力量。从奥托一世起，历代德意志国王都围绕加冕或谋求对意大利的统治，同罗马教皇发生程度不同的矛盾冲突。这种冲突在11世纪中期以后曾以争夺“主教叙任权”的斗争达到高潮；在12、13世纪又演变为控制北意大利城市和夺取南部西西里世俗统治权的斗争。斗争的结局导致了德国王权的全面崩溃，建立统一帝国的希望也随之破灭。从1254年起，德国历史处于无国王的“大空位时期”（1254—1273）。持续性的混乱维持了19年，直至1273年，在教皇赞助下，哈布斯堡家族的鲁道夫（1273—1292）登上王位，极度衰弱的神圣罗马帝国才再度出现。鲁道夫试图重建帝国的统一基石，但为时已晚。在德国地方贵族的强烈反对下，德意志不可逆转地逐渐趋向于散漫的公国联盟和一种不健全的君主选举政体。这一趋势在1356年查理四世（1347—1378）时期颁布的《黄金诏书》中得到法律上的确认。依照这个诏书，德国皇位将由七位大诸侯通过选举的方式来确定。选侯拥有对自己领地的最高统治权，不得分割并实行长子继承制，皇帝不得干涉。皇帝赐给城市或任何人的权利，如有损选侯的利益，均属无效。
《黄金诏书》是对中世纪德国政治分裂局面在法律上的确认，是帝国统一悲剧性失败的总结，注定了德意志未来六百余年中不得统一的命运。它以有利于教皇，有益于诸侯，不利于王权和损害城市的方式，成为维持德国永久分裂的根本法。这个诏书的法律效力一直延续至1648年，并作为一种制度性遗产，深深影响了德国统一以前的发展历程。
德国政治分裂是皇权与教权长期斗争的产物，但是教皇并非这场斗争的真正胜利者。作为最高精神权威，教皇权势在格列高利七世（1073—1085）和英诺森三世（1198—1216）时期曾达到最高峰。他们为教权至上的理论所鼓舞，以极端不妥协的方式，把意志强加于欧洲各主要君主，用圆通的手法挑拨他们之间的关系，使教廷作为一支重要力量发挥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威力。然而，当教皇过度地卷入欧洲强权政治的漩涡，使教权发挥出空前的政治化功能的时候，他们所肩负的拯救灵魂的精神使命便不可避免地受到削弱。当他们像世俗封建主一样，为财富和权力所累，充满对维护自身利益的渴望时，他们对普通信众的精神感召力不免黯然失色。随着他们与普通教徒之间的精神鸿沟日渐宽阔，在叙任权之争以后，享有250年政治优势的教皇权位，开始处于江河日下的衰微之中。
到16世纪初，随着商品经济的巨大涌流和资产阶级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流行于全欧的教会制度开始受到宗教改革者的猛烈抨击，教皇及其属下的各级神职人员成为这场批判风暴的直接对象。德国是这一运动的引爆中心。自马丁·路德（1483—1546）率先发起对教会的反叛以来，不到10年时间就不可阻挡地粉碎了教皇在基督教世界的一统天下。在德意志，新的信仰不胫而走，迅速掀起一场反教权主义的政治动乱。不愿放弃罗马天主教精神遗产的皇帝，未能利用这一民族复兴的形势重振统一王权，而是与过去的对手携手合作，分享了教权主义衰落的命运。皇权不再是统一的象征，而成为德国一个教派的领袖。从1546年起，以“施马尔卡登同盟”著称的新教诸侯与以皇帝为首的天主教同盟之间的矛盾迅速发展，很快演变为局部战争。皇帝查理五世（1519—1556）倾其全力镇压新教的叛乱，力图恢复天主教的传统地位，但在内外反对势力的干预下，天主教同盟最终为新教邦国所败。1555年，双方签订《奥格斯堡宗教和约》，以确认“教随国定”的原则，达成暂时妥协。
《奥格斯堡宗教和约》是皇帝对诸侯的巨大让步，它标志着路德教的事业和诸侯国的权利获得完全胜利。由于帝国的每一邦国可依据“教随国定”的原则选择自己的信仰，路德新教就获得与天主教平等的合法地位，新教诸侯也借此赢得与皇帝分庭抗礼的法律依据。自此德意志正式裂变为相互对峙、充满矛盾的两大世界，皇帝重建天主教统一帝国的愿望以完全的失败而告终。新的妥协未能从根本上消除双方的矛盾，敌对阵营的紧张关系持续加剧。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对抗冲突，至17世纪初，因波希米亚的纠纷演变为灾难性的三十年战争。
三十年战争（1618—1648），是在德意志土地上发生的欧战，它具有德国内战和国际混战的双重性质。战争以宗教纷争为爆破口，但以世俗利益和国际范围内的权力和领土分配为主要动机。受新教诸侯支持的捷克同以哈布斯堡家族为代表的皇权和天主教同盟之间的冲突首先拉开战争的序幕，接着因外部势力的插手演变为争夺欧洲霸权的国际战争。法国是反哈布斯堡家族的国际力量的真正组织者。法国首相、红衣主教黎世留（1586—1642）奉行传统的削弱哈布斯堡家族的政策。他以历代法王所标榜的“尊重德意志自古以来的自由”为号召，在国际范围内组成广泛的反哈布斯堡同盟，并在德国新教诸侯初战失利的形势下，先后在幕后策动丹麦和瑞典发动两次大规模入侵德国的战争。能征惯战的瑞典军曾以横扫北德意志的凌厉攻势，对德皇构成重大威胁。皇帝被迫起用捷克名将瓦伦斯坦（1583—1634）与之周旋，并通过1635年的《布拉格和约》，与新教各邦达成妥协，孤立了入侵的瑞典军。瑞典人的辉煌胜利很快因国王古斯塔夫二世（1611—1632）在吕岑战役中的阵亡受到削弱。军纪日渐松弛的瑞典军最终在皇帝与西班牙联军的夹击下走向失败。此后，法国从后台走向前台，联合瑞典向皇帝和西班牙发动了新的攻势。旷日持久的战争又持续了13年，直至1648年10月，精疲力竭的双方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才正式落下帷幕。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神圣罗马帝国走向解体的重要里程碑。它以满足战胜国的领土要求，确保德国诸侯独立的国家地位，并进一步削弱德国皇权为内容，在事实上葬送了神圣罗马帝国。作为这场战争的胜利者，法国从德意志西部割去了若干战略要地和最富饶的地区；瑞典在波罗的海南岸取得大片土地，控制了流向波罗的海的奥得河、易北河和威悉河河口；荷兰人不再从属于帝国，并控制了莱茵河和斯凯尔特河下游两岸地区；瑞士的永久中立获得国际承认。这些都从法律上缩小了帝国的边界。但是对帝国最沉重的打击并非领土的变更，而是和约所规定的帝国新结构。三百多个小邦和一千多处骑士领地，超越皇帝的权威成为独立的、半独立的政治实体，其中诸侯邦国已拥有实施外交和缔结国际条约的独立权利。没有三百多个诸侯、教士和自由城市代表组成的帝国议会的同意，皇帝不能立法、征税、征兵、宣战或媾和。由于在诸多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帝国议会也同皇帝一样毫无权威，冗长的辩论、无益的空谈，使它变得声名狼藉。自1663年在累根斯堡讨论反土耳其人进军多瑙河的措施以来，这个议会既未解散，也未重新召开，成为“永恒的帝国议会”，直至1806年同帝国一道不光彩地终结。帝国的涣散状态还因许多邦国君主身兼外国国王而加剧。勃兰登堡选侯在1701年成为普鲁士国王，汉诺威选侯在1714年继承了英国王位，波兰王位曾为两代萨克森选侯所继承，身为皇帝的哈布斯堡家族从三十年战争后就是波希米亚的世袭国王。这样，来自邦国的、外国的、宗教的、世俗的各种利益冲突，使得任何试图建立一个统一的帝国政府的愿望都成为不可能。在此后大约150年里，残存的帝国逐步蜕变为一个松散的国家联盟；无权的皇帝成为德意志人和非德意志人共同玩弄的政治足球；分裂的德意志，由于长期在欧洲不能发挥国家作用，已由一个政治概念演变为地理名词。到了19世纪中期，一个在中部德意志乘火车旅行的人，常会发现，每隔一两个钟头，士兵的制服和铁道栅栏上的条纹颜色就会改变，实际上他已从一个小邦进入另外一个国度。至此，帝国的存在已不复为臣民所记忆。
随着统一的政治生活的消失，德意志人的心理开始为许多新的感情所支配，邦国爱国主义、地方主义的发展，使统一的民族情感几近冬眠状态。在文化领域，由于封闭落后，德国逐渐落伍于西欧邻国。面对英国、荷兰、法国日新月异的文化繁荣和经济发展，长期萧条不振的德意志，相形见绌，变成了一个缄默的国家。与其西邻灿烂高雅的文化成就相比，德意志成为欧洲较高文明中一个相对落后的部分。
然而，中欧这种政治真空和文化真空的局面是不会长久地维持下去的。随着大西洋沿岸人民率先进行的变革的影响，沉潜在德意志人心灵深处的统一愿望和民族情感必将再度复苏；在摆脱古典帝国单一结构的僵化外壳之后，德意志多元文明结构所蕴含的社会变异潜力，也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发挥。不过，新的变化不是起源于传统帝国的核心地区，而是不自觉地开始于一个前途无望的地区。在帝国东北边陲一片平坦多沙的贫瘠土地上，一支活跃的、适应性强的变革力量正在缓慢地兴起。它所处的边缘地位及其与周边环境长期斗争形成的竞争活力，使之易于突破传统帝国僵化模式的限制，率先走上变革之路。这支力量就是在三十年战争后刚刚出现在地平线上的普鲁士军事国家。普鲁士，特别是易北河以东的普鲁士地区，是德意志乡土中德意志特点最少的地方。它较少受传统因素的束缚，易于产生变革要求，是德意志文明系统中异变因素的汇聚中心。它诞生于一片混乱之中，并在远离帝国有效控制的边缘地带默默地发展起来。由于这个邦国的出现，人们在旧帝国的残垣断壁中，看到了一个与帝国旧体制迥然不同的国家结构和走向民族君主国的新类型。从此，伴随着帝国古老形态的解体，德意志进入向民族统一体迈进的新的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