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边区千里河防
1938年春天，留守兵团共有兵力1.5万余人，担负着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的光荣任务。
当时，留守兵团面对的敌人有3个：日本侵略者、土匪和国民党顽固派，其中日本侵略者及其日伪军，无疑是强大的敌人。
陕甘宁边区是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政治领导中心，是敌后抗战的指挥中枢和总后方。日军侵占华北后，在北起大同，南至风陵渡，沿同蒲路部署了4个师团又1个旅团的兵力，从东面严重威胁陕甘宁边区的安全。
抗战时期，在秦晋之间，以黄河为界，北起陕西府谷以南的贺家堡，南至宜川以北的屹针滩蜿蜒千里的黄河河防，是一段险象丛生而令人心惊胆寒的千古航道，这段黄河及其沿岸地区当时是边区迈向各抗日根据地的走廊。如果河防不巩固，不但边区不得安宁，且将割断中共中央与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
陕甘宁边区东临奔流不息的黄河天堑。这段黄河，当时不仅是陕甘宁边区通向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通道，也是阻止日军侵犯边区的天然屏障。
从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3月，日本军队先后占领了北平、天津、上海、南京，重点夺取了山西。1937年11月8日占领了太原。
油画《东渡黄河》
反映的是1937年9月6日，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和任弼时、左权、邓小平等率领八路军总部在陕西韩城芝川镇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时的情景。
画面中，朱德手持望远镜，目光严峻地注视着对岸；并肩而立的左权，双手后背，脸色凝重；坐在船帮上的任弼时，似乎陷入沉思；手插裤兜侧身而立的邓小平，显得成竹在胸。
1938年2月底，同蒲路沿线的日军继续南犯，攻陷临汾后，占领了黄河天险风陵渡，与潼关隔河对峙。同时，驻守太原、大同的日军第二十六师团进攻晋西北，连续攻陷宁武、神池、五寨岢岚、偏关、河曲、保德等七个城市及黄河要口军渡，炮轰西岸宋家川，并在绥远日军的配合，疯狂向伊克昭盟、东胜地区进犯。此后，陕甘宁边区即经常处在日军直接进攻的严重威胁下。
太原失陷后，日军就大举南下，津浦沿线的日军为占领徐州，要求南北协同，以配合其正面进攻，就于1938年8月以汾阳离石公路线之日军向陕甘宁边区河防宋家川等地进攻。
武汉失守后，日本侵略者改变了对中国的政策，对国民党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将其战略打击重点转移到对中共领导的敌后根据地的“扫荡”。
这时的日军，以进攻陕甘宁边区河防来配合其对晋西北根据地的“扫荡”，并截断晋西北与陕甘宁边区之联系，以达到其消灭晋西北抗日军队之目的。
1938年2月，日军占领了军渡，直接逼迫近河防，并以绥远伪军不断进攻东胜、胁迫内蒙各旗投降，并不断进犯定边、安边、靖边和榆林地区。
在这种严重形势下，留守兵团按照中共边区党委指示的精神，下达了抗日总动员令和备战的战斗命令，命令河防部队及一切武装力量紧急动员起来，随时准备战斗，边区政府则号召边区人民及自卫军动员和组织起来，配合留守兵团及保安部队防御与打退日军的进犯。
陕甘宁边区的黄河河防，留守兵团亲切地称它为“千里河防”。当时，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参谋长曹里怀都认识到，巩固千里河防，至为重要，关系到党中央、中央军委与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关系到边区和敌后抗战指挥中枢的安全。
因此，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就要守住千里河防，这是留守兵团面临的一个重大而艰巨的任务。
日军将会在什么情况下进犯黄河河防？留守兵团能否守住千里河防，打退敌人的进攻？
为此，萧劲光司令员召集留守兵团的领导干部认真地进行了分析研究。
经过分析，大家认为敌人的进犯主要可能发生在3种情况下：一是日军进攻西安时，以一支部队相策应，进犯河防；二是日军进攻大西北时，以一支兵马突破河防，进攻陕北；三是日军在山西进行“扫荡”时，侵犯河防，以切断陕甘宁边区与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
面对武器装备和兵力上都占优势的敌人，以留守兵团这样较少的兵力，固守千里之长的河防，确实有些困难。
但是，留守兵团也有许多有利条件。首先，留守兵团地理上占有优势。黄河水深流急，浪涛汹涌，古来就有天险之称，沿岸渡口少，留守兵团这岸多悬崖峭壁，对岸多土山，无法架桥，利于我守而不利于敌攻，日军强渡绝非易事。
其次，在黄河以东，晋西北、晋西南和晋东南都有八路军的主力和部分友军在打击敌人，破坏敌人的进攻计划，阻止敌人西渡黄河，使敌人难以接近河防，即使接近河防也有陷入腹背受击之虑。
再次，留守兵团由中央军委直接领导，有情况可以很快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报告、及时得到指示，还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
因为这些原因，萧劲光等人认为，具备了这些有利条件，只要保持高度警惕，指挥、部署得当，战术运用得法，面对强敌，千里河防也将固若金汤。
萧劲光
萧劲光（1903～1989）湖南省长沙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月1月任红三军团参谋长。到达陕北后，任中共陕甘省委军事部部长兼红二十九军军长，红军后方司令部参谋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留守兵团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
即便对守卫千里河防充满自信，但萧劲光等人也丝毫不敢大意。
为抗击日寇对我河防的进犯，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安全，1937年底，中央军委决定将神木县之马镇至宜川县之临镇的千里河防划为3个地段，葭县以北至马镇，由神府河防司令部负责；河口以北至葭县，由绥德等5县警备司令部负责；临镇以北至清涧河口，由两延河防司令部负责。
留守兵团司令萧劲光兼任河防总指挥。
在兵力部署上，以王兆相为团长的警备六团驻神府地区，守卫葭县北、万户峪、沙峁、盘塘、马镇、贺家堡等渡口。
以文年生为团长、帅荣为政委的警八团调米脂，守备大会坪、螅蜊峪、宋家川、李家沟、丁家畔、康家塔、枣林坪等渡口。
以阎红彦为团长、杜平为政委的警备三团驻清涧，守备河口至接近枣林坪一带的沿河渡口。
以陈先瑞为团长、罗志敏为政委的警备四团驻永坪地区，派出一个营的兵力守备延水关、高家畔渡口。
以白志文为团长、李宗贵为政委的警备五团驻延长，守备凉水岩至清水关沿河渡口。
为了便于统一指挥，还成立了两延、神府和五县河防司令部，作为留守兵团派驻当地的代理指挥机构。
兵力部署大体就绪后，河防部队立即投入紧张的战前准备工作：侦察敌情，察看地形，深入进行战斗动员，紧急构筑防御工事，抓紧战前练兵。
留守兵团当时军事训练的总方针是提高部队战术基础，发扬现有武器威力和传统的战斗作风，学习和掌握新式武器及其战斗方法，建立部队正规制度，提高干部的指挥能力。
此外，河防部队还特别注意了防空、防毒、防战车的教育，加紧了河川战斗的训练，尤其加紧学习土工作业。
留守兵团广大官兵明白，虽然河防打的是防御战，虽然有黄河天险，但如果没有坚固的防御工事，也难以抵挡敌人飞机、大炮的轰击，而留守兵团当时又缺乏土工作业的实践和训练，因此，构筑河防工事成了战前准备中一项最重要也是最繁重的任务。
为此，河防部队下了很大工夫，克服了技术上、工具上的困难，选择有利地形，利用河岸的悬崖峭壁，以石头、木料、沙土等为材料，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不辞劳累，星夜赶修，很快构筑起一道有相当纵深的类似坑道的坚固防御工事。
当时，阎锡山的第二战区曾派员前来视察，看了陕甘宁边区的河防工事后，也情不自禁地称赞：“八路军能做这样坚固的工事，实是我们所预料不到……这真正是国防工事”。
在后来的河防战斗中，由于河防工事隐蔽、坚固，大大减少了部队的伤亡，并为河防部队消灭敌人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河防工事是修好了，但对于河防战斗，萧劲光根据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提出了要执行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但是，这种凭险固守的战斗，究竟应该怎么打，对于萧劲光和同萧劲光一样打惯了运动战和游击战的各级指挥员来说，都是一个新的课题，只能是边打边总结经验。
日军对黄河河防的侵犯，是从1938年春开始的。1938年2月，日军进占黄河东岸的一些据点后，留守兵团立即下令所属部队紧急备战，命令河防部队及一切武装力量，立即动员起来。随时准备战斗。
自1938年3月起，日军就先后以第一○九师、第二十六师及独立混成第三、第十六旅等部向边区黄河防线进攻，企图切断边区与山西省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并配合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扫荡”。
1938年3月，日本军队为了配合其正面进攻，当日军占领了晋西北各重要的据点之后，就企图突破边区河防，消灭陕甘宁边区，以摧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中枢，驱逐中共中央，陷八路军于无后方作战之境地，并配合南下日军钳击西安，进而夺取大西北。
3月10日，攻陷静乐的日军2000余人，携炮20余门，携带渡河器材于12日侵占兴县，于13日进抵神府河防对岸。开始以大炮、机枪向河防阵地轰击，接着以10多架飞机在我河西阵地上空来回侦察轰炸，接着用大炮对我阵地轰击了约3个小时。随后，大队敌人就开始渡河。
我警备六团指战员沉着应战，一直等到敌人密集部队涌下河岸时，才突然集中全部机枪，一齐开火。同时分兵一部，乘日军混乱时迂渡河东，袭敌侧背。
敌人受两面夹击，被打得懵头转向，慌乱逃窜。我军事先准备好的一支部队，乘势渡过黄河，袭敌侧背，敌人支持不住，向兴县方向仓皇退去。
这一仗，共计击毙日军40余人，伤敌100余人，缴获步枪10多支和不少军用品。而我河防部队仅伤亡6人。同时，我晋西北八路军一二○师以强攻收复岢岚。残敌退到五寨，八路军又追击至五寨，以两旅之众对敌猛攻，敌人严重不支，溃退至宁武、神池，八路军就尾追不放。
敌军一直退至大同、朔县附近。经过一周的激战，八路军收复了宁武、神池、五寨、岢岚、偏关、河曲、保德七城，击退了敌之进攻。这就是后来称为的神府河防战斗。
八路军黄河边抗击日军（油画）
5月初，日军占领离石后，又集结约一个旅团的兵力，携大炮30余门集结于离石地区。5月初经大武向军黉进犯，气势汹汹，企图占领军渡，截断陕甘宁边区与晋绥之交通线。并强渡宋家川渡口，突破河防阵地。10日晚，其先头部队已进抵王老婆山，后续部队仍在源源推进。
宋家川是陕甘宁边区通向黄河东岸的一个重要渡口,对岸军渡、碛口渡口,有一条经离石到汾阳的公路,是河岸衔接同蒲铁路的唯一公路,也是陕甘宁边区联系华北抗日根据地的重要通道。
我河防部队由于侦察工作做得较好，准确掌握了敌人的行动，没等敌人到达河边，文年生团长便亲自率领一支部队，东渡黄河，乘敌人立足未稳，夜袭刚进到王老婆山的敌人一个大队。
10日夜，文年生所部在敌先头部队约一个联队进抵王老婆山及其附近及后续部队运抵柳林一线时，择机向王老婆山之敌一个大队乘夜突然袭击，经数小时白刃格斗后，我军歼敌200余人，缴获步枪、机枪20余支，营长郭永清还抓了一个日军俘虏。
由于遭此突然打击，再加上我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和地方游击队也在敌侧后开展游击战，日军便被迫掉头向东退去。这就是有名的第一次宋家川战斗。
1938年12月下旬，山西蒲县的日军侵占了大宁、吉县、永和等地后，随即准备了大批渡河器材、粮食和弹药，分兵三路，每路约1000余人，附炮100余门，向黄河沿岸挺进。一路指向马头关，一路指向凉水岩，一路指向泥金滩。
1939年1月1日，日军先后占领该三据点的河东阵地。日军此次进攻由于接受了以往失败的教训，就比以往显得稳重了，但是更为野蛮，除用猛烈炮火以及机枪轰击扫射河西阵地外，还以飞机1O余架向我阵地投掷毒瓦斯弹。在我阵地数处被炸毁后，日军就以炮火掩护步兵在河东集结，运送船只，进行强渡。
八路军、游击队、自卫军就乘着日军运动集结之机，隐蔽待敌，毫不慌张，以猛烈火力给以袭击。双方战斗终日，我军击毁敌人部分船只，杀伤敌人一部，使敌无法实施强渡。
日军不得不退回山地，构筑工事与我对峙。在炮火不时轰击掩护下，八路军、游击队、自卫军重新进行了布署。
同时，我河东部队不断展开游击活动，不断袭击日军的增援部队与辎重。日军在攻击受挫后，交通运输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不得不于4、5两日相继撤退。
八路军、游击队、自卫军就以一部兵力渡河发起追击，在大宁附近的曲峨镇地区与日军激战约3小时，毙敌80余名，缴步枪10余支，马10匹。我共伤亡8名，中毒10余名。
这就是著名的凉水岩、马头关河防战斗。这次战斗后，我河防部队召开了作战会议，对一年来河防战斗的情况进行了总结，交流了作战经验。
通过几次战斗之后，各部队对于河防战斗贯彻积极防御作战方针应该采用的战术，总结出了一些实际而有效的经验。
留守兵团参谋长曹里怀还写了《河防战斗的检讨》一文，刊登在《八路军军政杂志》第四期上，对河防部队作战的经验教训作了介绍。
比如，每个指战员应该具备沉着、勇敢、机动的战斗精神和素质；保持良好、顺畅的通讯联络；自卫军和人民群众自愿配合守备部队积极参战等。
然而，更为可贵的是，通过这几次战斗，我河防部队已经基本找到了河防战斗中贯彻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所应采用的有效战术。其中主要是两条：
一是“半渡而击”，就是在敌人到达我火力地带以前，要善于隐蔽，要顶住敌人大炮、飞机的狂轰滥炸。待敌人进入我火网后，就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火力，大量杀伤敌人。或击敌于崖边上船处，或击敌于横渡过程中，或击敌于登陆之际。这一条是受我军的武器装备处于劣势这一客观条件所决定的。不等敌人到达有效射程之内就开火，只能是白白浪费弹药；
二是主动出击，就是不能单纯防御，要选择时机。在战斗之前，或于敌人溃逃之时，派出精悍得力部队，到河东去袭击敌人，以配合正面部队的防御作战。要做到这一条，关键是要及时获得准确的情报。在这方面，当时边区自卫军的密切配合，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们不时派出小分队，到河东侦察敌情，配合河防部队派出的侦察员，形成了一个严密、有效的情报网，使我河防指挥机关基本上做到了耳聪日明，能够随时掌握敌人的动向。
日军在河防沿线前后三次进犯，但是每次都受到了重创。日军是恼羞成怒，又调集大量兵力，企图由宋家川与马头关、凉水岩突破我河防。
1939年5月，敌人由太原增调两个师团至汾阳、离石，6月4、5两日，日军一路1000余人进占军渡，于黄河东岸各山头构筑工事，并用炮火向我河西宋家川、枣林坪等一线陈地进行轰击。
6日，日军又以约15000多人进占孟门、碛门两镇，还以飞机逐日向我河西李家沟等阵地以及边区内地城市不断进行猛烈轰炸。
另一路阳县、大宁的日军，有约一个联队、附炮20门，分两路各约千余人，于6日晚占领了东马头关及泥针滩阵地，并以大炮机枪轰击扫射阵地两小时。日军这是企图渡河进攻边区，以利于其推动中国的和平投降活动。
延安总部判断当时日军是企图寻找渡口点，实施重兵强渡。在日军兵力强大的情况下，在延安总部领导下，组织与动员了全边区军民积极准备战斗，准备物质，组织担架，运送军粮，全力支援河防部队。在边区人民大力支援下，河防部队都昼夜坚守阵地。
宋家川方面经过三个昼夜的隔河对战，八路军依托有利工事，不时以强大火力袭击军渡街之敌，顽强抗击，封锁河面，使得日军最终没有越过河心。日军渡河没有得逞，只得退于军渡后山，以炮击我阵地。
在此时，马头关、泥针滩之敌，虽然不断以炮火轰击我阵地，并在飞机轰炸配合下，还施放了毒瓦斯弹，以配合进行强渡。但是，八路军沉着应战，敌人的企图也没有得逞。
此时的河东部队，猛烈袭击日军的侧背，破袭日军的交通运输线，阻敌运输，积极配合作战。日军腹背受击，运输困难，于是被迫全线撤退。攻击宋家川之敌一部于8日退出穆村，9日全部返回柳林。
就在同一天，盂门、碛口之敌也退到了大武镇。此时，我河防守军又分兵一部，渡河东进，收复了李家坦，10日拂晓收复了柳林。至此，我共毙敌50余人，缴获步枪10余支，军旗三面及军用品一部，我只伤亡10余人。
8日，当东马头关之敌在撤退时，八路军乘敌一个中队在河滩集合时，突然以火力猛然袭击，毙敌30余人，余敌狼狈登山逃蹿，而八路军无一伤亡。
9日晨，日军全部经大宁退到了浦县黑龙关地区。此后，八路军共歼敌80余人，八路军伤亡仅10余人，粉碎了日军最大的一次进攻。这就是第二次宋家川、马头关、凉水岩河防战斗。
当时，跟着八路军渡河追击的，还有随萧劲光一起到河防部队慰问演出的“烽火剧团”的一些文艺战士。他们回到延安后，党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的记者采访了萧劲光，又访问了“烽火剧团”的文艺战士。
这些文艺战士以耳闻目睹的事实，愤怒地揭露了日军惨杀无辜、蹂躏柳林地区的罪行，同时生动地讲述了我渡河部队追歼日寇的动人事迹。
日军各次进攻都遭到了重大打击，未达目的，而我敌后抗日根据地却日益巩固。日军决定由太原向汾离公路增调更大兵力威胁我黄河河防中段，在河防南段也同时进犯，发动了对黄河河防更大规模的进攻。
1939年6月，日军实施近2000人的进攻受挫后，于是集中兵力以图首先解除其后方的威胁，因此对我边区河防不再发起过更大规模的进攻。但是，日军为了配合对我晋绥根据地的“扫荡”，仍没有放弃对陕甘宁边区河防的进攻。
1939年8、9月间，我边区河防吃紧，中共中央于是决定调王震的三五九旅返回陕北，以加强河防力量。当时，正处于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前夜，边区内外的顽固派正在到处寻衅闹事，制造磨擦事件。
为了不给顽固派造谣生事以任何错口，中央在下令调动三五九旅的同时，毛泽东指示萧劲光把这件事向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官阎锡山和边区司令邓宝珊进行了报告。
邓宝珊
邓宝珊（1894～1968）甘肃天水人。他早年参加中国同盟会，是国军的陆军上将。在辛亥革命时，曾参加新疆伊犁起义。1924年任国民二军师长，后代理甘肃省主席。1932年起，任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主任、新一军军长等职。在抗日战争期间，他任第二十一军团军团长、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驻防榆林，在平绥线西段侧翼抗击日军西侵。他多次到延安与共产党领导人会晤，赞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整个抗战期间，他与陕甘宁边区一直保持着睦邻关系。1948年8月，他任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年底他代表傅作义同人民解放军代表谈判，达成和平解放北平协议。新中国成立后，任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省长。“
萧劲光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将电文起草好了以后，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认为电文表达的意思不够充分，措词也不够策略，随即将电文全部改写了一遍。改写后的电文是：
日寇猖狂，河防屡急，迭奉钧座电令，加强防御。近以敌占柳林，盘据不去，窥其用意，似有西犯模样。迭以此情呈报朱彭总副司令、嗣奉电示：指派一二○师王旅布置绥吴警备区，巩固河防，并资休整。现该旅已到东岸，即日渡河布防。兵力既增，河防当可巩固。惟仍当属送钧谕，激励士气，不使稍有疏忽……
该电文力陈为执行阎、邓多次要求加强防御的电令和日寇猖狂、屡犯河防之事实，说明调王旅是加强河防的需要，同时说明这一军事行动，既是受制于八路军总部，又给国民党当局以充分的尊重。在电文后面，毛泽东还附笔提示萧劲光：
肖：此电待王旅确到河边并先头部队开始渡河时才发，不要发早，也不要发迟了。
发早了，王旅未到河岸，消息传出去，可能节外生枝。发迟了，先斩后奏，又难免阎、邓怪罪。正是由于电文无懈可击，时机又掌握得恰到火候，果然得到了阎、邓的认可。阎锡山于是回电说：
希饬该旅速至巩固河防为要。
邓宝珊的回电更是表示赞同：
王旅开驻绥吴，增厚兵力，极佩荩筹。
尽管如此，边区内外的顽固分子还是抓住这件事大作文章。一时间，谣言四起，什么“三五九旅不服从指挥，自由行动”呀。“三五九旅是来警备区消灭保安队的，上面不知道”呀，等等。有的甚至谩骂三五九旅是叛军，是土匪等。
为了驳斥顽固分子，毛泽东指示萧劲光立即写了《加强河防，反对造谣破坏的阴谋家》的文章，进行驳斥。并转述了阎、邓回电的原文，说明调王旅是为了巩固河防，并且是按照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多次电令做的。事理俱在，那些谣言便不攻自破了。该文后来刊登在了《新中华报》1939年12月9日第一版上。
1939年9月，王震奉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命令，率三五九旅回到陕甘宁边区，驻防绥米地区，有力地加强了河防的守备力量。三五九旅出征两年，屡建战功，守备河防，更是一支劲旅。
1939年9月，国民党颁布了《异党问题处理方案》，规定可用军事进攻对付共产党。于是，留在晋西北的国民党顽固分子与日军勾结制造新旧摩擦事件，积极进行反共，以策应日军占领晋西北。
于是，日军便集结其驻汾阳、离石地区的部队约4000人，附炮30门，于9月2日进占下白霜，4日黄昏占领军渡，构筑工事，强迫群众修筑军渡到离石的公路，并炮击宋家川的河防阵地，企图长期巩固河东阵地，以待机进攻。
八路军为了粉碎敌军的立足计划．仍以河东侦察部队乘敌立足末稳之时，猛袭穆村、薛村，并破坏军渡与薛村地区的公路。日军以数千发炮弹终日炮击阵地，并于6日向碛口前进。
八路军河东部队就在孟门、留誉、暖泉等地抗击日军。消耗敌人后，并主动放弃碛口，转至碛口以北地区。我河西阵地守备军一部则渡河迂回到敌后，活动于柳林、穆村、军渡间。
日军在侧背受到八路军游击部队袭扰后，于是在20日晨龟缩至柳林、穆村地区。从9月4日至18日，在14天中，八路军共歼敌30多人，缴步马枪5支，我伤亡只10余人。这就是第三次宋家川、河防战斗。
自从日军在汾阳、离石公路安扎据点后，就利用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而发动的“晋西事变”。于1939年11月初，便由各县增调约1万余人，积极准备渡河器材，附炮30余门，于11月20日兵分四路由大武、离石、柳林、穆村向碛口进行合围，并强占葭县渡口。23日占领碛口、孟门两镇，同时向河西进行猛烈炮击，并大举扫荡我河东游击部队。
日军还以2000余人，在炮火掩护下集结于碛口河滩，放船强渡。我河西守备军，于是对集结渡河之敌突然用机枪给予猛烈射击，日军只得仓惶退窜到后山，只得用大炮进行还击。
此刻，八路军三五九旅左翼部队警六团一部已经乘机渡河到河东，在侧后袭击日军。经过5小时战斗，日军不支，于是分途退窜。这次战斗共毙敌百余，俘敌2名，缴步枪6支。这就是碛口河防战斗。
王震
王震（1908～1993）湖南浏阳人。1924年参加工作。1927年加入共青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副旅长、旅长兼政委。1941年初率三五九旅屯垦南泥湾。1942年兼任中共延安地委书记、延安军分区司令员、卫戍区司令员。1944年任八路军南下支队司令员。
自众“晋西事变”爆发后，国民党晋西官员与部队相继公开投向日军，充分日军的走狗。日军趁此之机，调兵遣将，企图在乘机占领晋西北的同时，向陕甘宁边区河防进犯，以策应日军大举侵犯行动。
在12月初日军集结了离石、柳林的部队4000余人，炮20余门，再次进犯军渡，炮击宋家川。12日12时，日军占领李家坦后，就炮击河西阵地。
八路军河东侦察部队在日军向李家垣进犯之时，就在李家坦山地进行了坚决抗击。因敌众我寡的悬殊，八路军撤出李家垣后，又转向军渡、离石公路线上频繁打击日军。经过5天的战斗，八路军毙敌20余名。日军侧背也不断受袭，只得在16日东窜到柳林。这就是著名的第四次宋家川河防战斗。
八路军于是立即收复了军渡和李家垣两地。在这次持续近一个月的战役中，三五九旅表现十分突出。为此，朱、彭总副司令当时曾致电阎锡山、程潜等人，请对王旅予以嘉奖。
随后不久，毛泽东又指示萧劲光，并致电蒋介石、何应钦、陈诚等人，并报朱、彭总副司令和叶剑英参谋长，请求给予王旅以奖励。电文中说：
三五九旅接任绥德河防以来，该旅旅长王震率兵督战，劳绩接多，尤以三月战役最为激烈。当时敌占军渡、碛口，轰击河防阵地，飞机大炮猛烈异常，该员亲临督战，工事则随毁随修，官兵再接再励。复于战争紧急之际，派兵东渡，力敌侧后，卒将顽敌击退，巩固陕北后方。
八路军河防部队在边区人民及人民自卫军的配合下，英勇奋战，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军，粉碎了日军的西渡阴谋。
我八路军一二○师主力在转战冀中开辟了广大根据地后，1939年12月及第二年初，为巩固晋西北，挥师晋西北，经过38天战斗，粉碎了日军对晋西的“扫荡”，收复了方山、岚县、临县等城。
1940年2月1日，晋西北新政权正式宣告成立，抗日游击战争更是大力展开，陕甘宁边区河防是日益巩固。这时，日军后方不得安宁，自顾不暇，于是不得不放弃了对陕甘宁地区河防的进犯。
在一年零十个月的河防战斗中，陕甘宁边区军民付出了160余人的伤亡和20余人中毒的代价，赢得了击退日军各次进犯、保卫河防战斗的光辉胜利。在各次战斗中，日军的伤亡都大大超过了八路军，敌我伤亡比例，最小者25∶1，最大者达24∶1。
由于陕甘宁边区军民明确认识到保卫河防、粉碎日军的进攻不仅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家乡，也是保卫人民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所获得的胜利成果，而且是保卫全国人民的心脏，保卫全国人民赢得抗日战争胜利和争取民主自由的希望，军民的这种思想政治觉悟，是陕甘宁边区河防不可突破和边区军民不可战胜的巨大力量。
在战斗中，地方性的保安部队，除担负部分河防任务外，当日军进攻宋家川时，不仅固林、延川、延长保安队直接参加了战斗，而且大批自卫军还自动修补工事、协助运输，以至直接参战。仅1938年3月，固林、延长、延川有400余名自卫军和1000多牲口为了保卫家乡和配合主力开赴前线，是冲过黄河，扰乱与钳制敌军，运回胜利品近6万多斤，送回了全部伤员。
由于人民自卫军的参战，就在沿河作战地区，形成了一副警戒和侦察的“天罗地网”，保证了部队有可靠的情报和通畅的通讯联络以及军事秘密的严守，从而保证了各次战斗的胜利。
留守兵团部队河防战斗的胜利，是根据毛泽东“持久战”的战略方针，结合边区具体情况，执行了“主动、灵活、积极、坚决、突然、机动”战术原则的结果。
河防部队在八路军过去作战经验的基础上，具体运用河川战术，依托有利地形与黄河天险及时构筑工事，发挥当时的各种火力、采取“半渡而击”的战斗动作，同时实行东渡迂回敌后侧击敌背的战术，来配合沉着、顽强、机动作战的正面防御策略，抓住一切有利战机，给予进攻之敌一部以沉重的打击。正确掌握和运用这些战略战术，保证了河防各次战斗的巨大胜利。
日军对河防的进攻，在战略上是依附其先进的技术装备、训练较好的军事素质以及便利的交通运输等优越条件，孤军直进。但是，随着后方人民觉悟的提高和人民武装力量的壮大，其战役后方就日趋不稳定，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也不复存在，因而陷入了腹背受敌之境。
这是日军侵略战争非正义性的必然结果，尽管日军曾在战术上有所改进，在突击方向上由一路突破改为两路突破，甚至多路突破，在多路突破中又有主助之分，在火力急袭上，由大面积急袭到集中的小面积急袭，在使用兵力上由2000余人增至近20000余人，甚至违犯国际公法，使用毒气弹等。然而由于日军低估了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人民的力量，轻视人民军队，又不熟悉地形，不明当地情况，还是骄横地采取机械的、教条的战术，因而虽然有着优越的技术装备，但是每次进攻都以失败而归。
我河防部队贯彻执行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沉着勇敢地战斗，在河东八路军部队的有力配合下，粉碎了日军的多次进攻，取得了河防各次战斗的胜利，有力地保卫了陕甘宁边区，保卫了党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