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永元九年（公元97年），驻守在西域（今新疆和相邻中亚地区）的军政长官西域都护班超派他的下属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甘英从西域都护府的驻地——今天新疆新和县的西南出发，经过长途跋涉到达了条支国的海滨，一般认为就是今天的波斯湾。就在他准备渡海的时候，安息的船员对他说：“海上非常辽阔，如果遇到顺风要三个月的时间才能够渡过去。如果遇到逆风那就得花两年的时间，所以到海上去航行都得准备三年的粮食。而且在海上航行的时候容易得思乡病，经常有人死在海上。”听了这一番话，甘英就不敢继续往前走了，只好返回。就这样，汉朝和罗马帝国失之交臂，东方和西方两大文明的直接交往至少推迟了七十年。
安息人为什么要阻止汉朝和罗马帝国直接来往？有人分析认为，他们想垄断丝绸转口贸易的利益，因为汉朝的丝绸都是先被运到安息，然后从安息再继续往前运到罗马。这种说法是不是有道理呢？其实根据并不足。因为在整个丝绸贸易的过程中，中国方面，包括汉朝和以后的唐朝，都没有什么自觉性，都不当一回事，而且实际上也从来没有从丝绸贸易中获得什么重大的利益，都是当时外国的商人在做这个买卖。所以是不是通过安息转口，只跟那些从事丝绸贸易的商人有关，与汉朝本身是没有关系的。而且从甘英回来报告的内容看，安息人讲的情况也是符合当时实际的。在一个没有动力船的情况下，要渡过波斯湾或者到地中海，的确都是要靠风力、风向、洋流。就算他们说的情况稍有夸大，甘英回来以后也没有因此受到追究，事后班超再没有派其他人去完成这项使命。可见班超并不一定希望打通与大秦的关系，更不是汉朝的朝廷让他去做这件事，看来只是一个偶然事件，所以过去就过去了。
我们还可以注意一个情况，对甘英这次畏难退却，一直到清朝，也没有见到哪一位专家学者评论这件事，或者认为他犯了一个重大错误，认为汉朝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机遇。
不仅如此，在甘英以后，除了特殊的军事使命，或者特殊的外交活动以外，中国历朝历代从来没有派出什么人专门去考察、了解境外的情况。更不会像西方国家，或者像有些地方的人那样，孜孜不倦地去寻找新的交通路线，寻找新的出海口，寻找新的殖民地，或者致力于对外的侵略、掠夺。其实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长期以来缺少一种对外开拓的动力，甚至连了解外界的兴趣和积极性也不存在。
中国古代文明主要的发祥地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现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初步结论已经告诉我们，中华文明完全可以说有五千年，早期的文明甚至超过五千年。早期文明的发源地像满天星斗散布在中国各地，但到了四千年前后，早期的文明汇聚在黄河中下游，形成中华文明的主体。为什么会集中到这个地方？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这片土地是黄土高原以及由黄土冲积形成的平原。当时的生产力很低，还没有有效的工具，如最早只有石器，以后有了木制农具，这样的土地因为土质疏松，一般没有太茂密的植被，更不会有大片森林，最多有一些稀疏的草原，所以比较容易开发。如果是热带丛林，或者茂密的森林，黏性土壤，沼泽地，在当时没有有效的工具的情况下怎么清除开垦呢？而且当时黄河流域的气温比近代偏高，降水比较充分，依据这样的地形，可以比较容易地实行自流灌溉。又由于土地面积大，连成一片，便于开发，便于管理，也为形成中央集权的体制打下了地理的、物质的基础。这一片土地总面积远远超过从尼罗河三角洲到中东两河流域这样一个新月形的地带——这是公认的在中国以外的、地球上的主要农业区。
所以，中华民族早期的先民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可以生产出足够的粮食和生活资料，就是在人口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也还有非常大的开发余地。
到了汉朝，汉武帝在军事上压倒了匈奴人，取得决定性的优势。汉朝的军队好几次都打到了蒙古高原，但是结果并没有留驻在那里，也没有长期占领它，而是很快撤退回来了。而且，汉朝开疆拓土的标准，就是看这块地方是不是符合农业生产条件，否则在军事行动结束后、在自己的安全能得到保障后就放弃了。
在中国的农业社会，黄河中下游这片土地的确可以在很长的时间内生产出足够的粮食和物资来满足人口的基本需求。最早的一次次人口南迁，并不是出于人口的压力或者土地资源的不足，而是在战争、动乱发生的情况下，黄河中下游这一带的人口才会外迁。但是在战争结束或者动乱平息以后，他们大多数人又会回来。
正因为这样，早期的中国人不具备对外扩张的愿望和动力，也没有探索、了解外界情况的兴趣和勇气，甘英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所以他的行为并没有受到追究或者被后世谴责。
退一步讲，即使甘英到了罗马，难道汉朝就能够和罗马建立密切的联系吗？因为汉朝没有这个必要，汉朝与罗马隔得那么远，罗马并没有对汉朝构成威胁。从另一方面讲，汉朝对罗马也没有什么具体的需求。
也许我们会问，为什么外界，比如西域、两河流域、欧洲，那里的人会有这样强烈的扩张要求？为什么产于两河流域的小麦、牛、羊、青铜，早在四千年前后就已经传到了中国？
我们不妨对比一下，这些地方其实大多数是半干旱地区，可开垦、可灌溉的土地面积有限。等到当地人口增加到一定的程度，当地的资源、当地的农业生产往往就满足不了当地人的需求，或者仅仅能够维持他们的生存，而不可能使他们获得更多的财富。在这种情况下，就促使那里的人要往外扩张，向外寻求新的土地和资源，或者向外推销自己的产品以获得更多利益。
我想，当初青铜就是作为一种贵重的物资，慢慢从两河流域往东传播的。这是受利益驱动，绝对不仅仅是为了向外界展示，或者是为了所谓的和平友好。一开始当地人不会有明确的目的地，是随着需求一步步往东贩卖过来的。而黄河流域更大量的需求，又驱使一批商人，在高额利润的驱动下，将更多的青铜输往东方。小麦也应该是这样，由于它比其他农作物有更大的优势，可以卖更高的价格，或者交换到更多更贵的物品，才可能一步步往东扩散，最终到了黄河流域。
历史上人类的交往，人类的对外扩张，无非出于几种目的：
个别人是出于好奇，就像我们今天有的时候想看看外面的世界。这本来是人类的天性，大多数人都有，但没有满足好奇心的条件。仅仅有好奇心，没有其他利益追求，是走不远的。因为走远的话是要成本的，特别是在古代，没有机械动力的交通工具，多数情况下也没有现成的道路，一般人出于好奇心，除非本人是统治者，或者拥有强大的人力物力可以动用，否则是走不远的。即便如此，如果仅仅是好奇，最终没有获得什么利益或想要的结果，也不可能持久。
而更强的动力来自利益，或者要解决生存的问题。早期还不具备生产能力的人群，光靠采集或者狩猎过日子，如果他们附近能够利用、捕捉到的小动物，可以采集的果实消耗完了，出于生存的压力，他们会往外迁移或者扩张。有了生产能力，当原来的土地和资源耗尽，或者是不足以供养本身人口的时候，扩张或外迁就是必然的选择。
还有就是来自贸易，要使自己的产品获得更高的利润，必定要寻求新的市场和顾客。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往往需要寻找新的陆上或海上的路线，制造出更高效的交通运输工具，不断推出新的商品，更新推广、销售的方式。如果贸易受阻，或达不到预期，很可能诉诸武力，用战争解决问题。
再有就是来自少数人的贪欲，要通过扩张、战争、掠夺，寻找并占有新的土地、资源、奴隶、劳动力。
出于对某种宗教的信仰，虔诚又狂热的信徒要将这种宗教扩张到世界。但这种扩张同样需要以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为后盾，或者直接发动宗教战争。
中国古代享有比较优越的地理环境，有足够的生存空间，又缺少上面这几种需求，所以甘英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
我们一直以为，既然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国文化博大精深，那么在古代，中国文化、中华文明对外的影响一定很大，一定对周边甚至对世界的发展起过重大的作用。但我们认真研究周边地区、外国的、世界的历史，就发现并非如此。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有比较多的机会到外国去，到世界各地去，应该承认在大多数国家找不到古代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影响，除了亚洲“汉字文化圈”中的朝鲜、越南、琉球，或者包括日本。而在其他国家中，包括华人华裔比例很高的国家，它们的主流文化也不是中国文化，宗教信仰也不是汉传佛教。
在信息不发达的古代，文化是要靠人传播的，影响也主要靠人造成。中国可考的对外群体移民只能追溯到16世纪的明朝中期，在东南亚的今印度尼西亚等地有数以万计的华人迁入并定居。但他们绝大多数是底层贫民，一部分人因种种原因逃亡，都是非法出境，得不到明朝的承认和保护。他们能传带的只是代表底层的通俗文化和地方文化，影响局限于他们自己的聚居地。
原因何在？我们还是要对古代中国所处的环境和周边的人群的关系做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前面已经提到，中国的早期文明是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核心、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这是当时世界上面积最大的连片农业区，比从尼罗河三角洲到中东两河流域的新月形农耕地的面积还大。早期黄河流域农业的开发，不仅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并且导致农业人口以更快的增长率增加，也加快了农业和牧业的分化。原来杂居在黄河流域的牧业人口，或者转而从事农业，或者只能迁离，农牧业的界线由此基本形成。
农业的范围不断扩大，从事农业的夏人部族聚集在中原，他们的后人自称“夏”“诸夏”（不止一个部族）。即使在夏朝以后，他们所处的优势地位也没有改变，始终是商、周人口的主体，所以自称“华夏”。华，同“花”，引申出来就是美丽的、美好的、伟大的意思。用“华”字修饰“夏”“诸夏”，自然再恰当不过。
农业区占据了中原这片最适宜的地方，牧业区处在蒙古高原及其南部的边缘、西北、东北地区，牧业区本身干旱、高寒，牧民只能“逐水草而居”，生存不易，一遇到天灾，往往不得不进行长距离迁移，或者南下劫掠为生。
南方不少部族还处于披发文身、刀耕火种，或者采集狩猎的阶段。东部沿海还残留着夷人部落。
早在春秋时期，华夏就将周边的牧业民族和非华夏部族称之为“东夷”“西戎”“北狄”“南蛮”，或者通称为“戎狄”“夷狄”“蛮夷”“四夷”。划清夷、夏之间的界限，已经被华夏当作重要的原则，被称为“大防”，决不允许混淆。比如孔子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只是指华夏之间，并不包括夷狄。而夷狄中间只有个别已经“向化”的人，就是完全接受了华夏文化，完成了“由夷入夏”过程的人，才能变为华夏的一分子。
从秦朝到清朝，即使在自己的统治范围之内，凡是还没有被正式编入户籍，并由正式行政区管辖的非华夏人口，比如在都护府、羁縻州、羁縻府、土司辖境内的部族，还是被当作蛮夷的。外国人除了朝鲜、越南、琉球以外，更被认为是蛮夷，只是开化程度稍有差别而已，他们居住的地方、所在的国家通通被当作“四裔（夷）”“蛮荒之地”。
这样的观念根深蒂固，历代中原王朝从君主到臣民，一直认为自己的地方是“天下之中”，天朝无所不有，无须仰赖外人。周边凡是还没有接受华夏声教，成为华夏一部分的，都是蛮夷、蛮荒之地，不值得去占有，更不应该迁居到那里去。
在文化上，华夏认为蛮夷不配享受他们的文化，过他们的文明生活，而只有当蛮夷主动地来接受文明、接受教育，也就是所谓“向化”，他们才可以教他。所以不仅从来没有主动到外国去传播自己的文化，就是在他们国内那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也要等到那些地方“改土归流”，正式设立了府、州、县这些行政机构，才开始办学校，再给对方科举的名额。否则的话，也不属于传播华夏文化的范围。
尽管历史上有过“丝绸之路”之类的交通路线，提供了人员往来的便利，但古代中国从来没有向外派过一位文化使者或者文化教师，更没有在外国办过一所孔子学院。像朝鲜、越南、琉球、日本，都是它们的人自己主动来中国学习的。
日本了解到唐朝各方面的先进之处，特别是在制度和文化方面，所以前后派出几十批“遣唐使”，不畏风浪，前赴后继。其中包括官员、留学生、学者、和尚、工匠，到唐朝全方位地学习。有的人长期留在唐期，还担任了唐朝的官员，学习、考察相当深入。但唐朝官方没有主动派过一位文化使者或老师前往日本，鉴真和尚东渡弘法也是出于日本方面的一再邀请。
以前我们夸大汉朝、唐朝的开放程度，凭想象将唐朝称之为最开放的时代。其实汉唐的开放是相对其他朝代的不开放或者封闭而言，汉朝、唐朝都没有摆脱“夷夏之辨”的局限，不存在真正的开放机制。我将这种状况总结为“开而不放，传而不播”。
一方面唐朝的大门的确是开的，大明宫里出现了“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况，进出朝堂的突厥人、外国外族人要占到官员的一半。长安城里到处是番将、胡商、胡姬、昆仑奴，长安城里的人听的是胡乐，看的是胡旋舞，吃的是胡饼、胡瓜、胡豆、胡麻。
但是唐朝从来没有放本国人外出，或者允许本国人出国贸易、游历、考察、学习、取经。迄今为止，我们能够查到的屈指可数的出国记录，都是出于偶然或者例外。比如玄奘，是发愿取经，在边境非法闯关。他回来时到了高昌，派人送信向唐太宗请罪，唐太宗正苦于不了解西域的情况，得知他在外面十几年的情况，不仅赦免他，还派人迎候。否则的话，恐怕他就无法重新踏上故土了。又如杜环，他是在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之战被阿拉伯人俘虏的，幸运地得到优待，在十二年后搭乘阿拉伯商船返回广州。近年在西安发现一块墓碑，墓主到过大食（今阿拉伯半岛），碑文写得很清楚，他是作为唐朝的使者去的。所以唐朝只能说是“开而不放”，开着门，但是从来不放自己的人出去。而且唐朝人自己也没有走出去的意识，到自己的边疆地区已经是不得已，到蛮荒之地去干什么？
所谓“传而不播”，就是说你进来学习，我可以教你，可以“传”，但是没有必要主动到外面去宣传，去教，从来没有主动过。
比如说中国的造纸技术，到2世纪已经成熟。但是由于没有对外传播，这项重要的发明并没有影响到丝绸之路的另一端，更没有影响世界，西方继续沿用古埃及的纸莎草造纸。一直到公元751年怛逻斯之战，阿拉伯人从唐朝军队的俘虏中发现一批造纸工匠，才向他们学会了造纸术，取代了纸莎草造纸，以后又传到欧洲。
又如契丹人兴起以后建立辽朝，辽朝与宋朝以今天河北、山西中间为界。照理说宋朝出版的书流传到那里很容易，但宋朝规定书籍不许出口，契丹人就没有学习并采用汉字，而是创造了自己的文字。这种文字是在汉字的基础上复杂化，所以到辽朝亡了，契丹文字也就失传了，成了死文字。宋朝也不许书籍出口到西夏去，党项人也只能自己造文字。西夏文字也是在方块字的基础上复杂化，结果西夏亡后也成了死文字。
为什么有些国家、民族在古代就大力对外传播自己的文化，进行文化扩张呢？这些国家、民族的观念与古代中国截然不同，并且无不借助于宗教与战争。
比如基督教，它的教义是要将上帝的福音传递给每一个人，传到世界的每个角落，不会嫌你野蛮落后，是蛮荒之地。传教人会深入穷乡僻壤，用各种手段传播，应用语言、文字、音乐、艺术，它的文化也得到广泛、深入的传播。
有的宗教认为其他异教和文化都不应该存在，推广自己的宗教可以采取武力，采取行政手段，强制皈依，强制接受，结果迅速扩张。
有的政权扩张到哪里，就强制推行自己的语言文字、文化艺术、价值观念。公元前6世纪波斯帝国扩张到帕米尔高原，至今塔吉克语还属波斯语系。沙俄扩张到中亚，掠夺了中国的土地，就在那里推广俄语。到今天，俄语还是那里的通用语言。有些国家独立后想将母语定为官方语言，但发现会讲本族母语的人口还不如讲俄语的人口多。
通过这样的比较，我们就可以明白，一方面，中国文化的确有强大的生命力，在我们自己的人民中、在自己的国土上，可以说是生生不息。但另一方面，从先秦时期就形成的“夷夏之辨”，使我们一直持“开而不放，传而不播”的态度。既然如此，古代中国和中国文化怎么可能对外产生影响呢？
最近一段时间，人们对唐朝和唐朝的首都长安的评价越来越高，一些人甚至提出唐朝和唐朝的首都长安曾经是当时世界的中心，其实这个结论是不符合史实的。
首先，世界还没有连成一片，还没有形成世界，怎么可能有世界的中心呢？其次，无论从政治还是军事角度看，唐朝能够发挥中心作用的范围还是有限的，并不包括当时世界的其他部分。
唐朝的疆域在历代王朝中间的确是比较大的，但是唐朝并不始终拥有那么大的疆域，而且曾经拥有的地方也并没有真正去行使主权，实施行政管辖。唐朝最西的确曾经到过咸海之滨，控制了阿姆河流域、锡尔河流域，但这主要是军事上打败西突厥的结果，唐朝并没有真正把那里作为自己的领土去管理、去经营。除了少量军事驻防以外，并没有实施有效的移民，或者去传播自己的制度、文化。基本只是利用了当地现存的部族首领、军事长官，给他们一个羁縻都督或刺史的名义，内部的、具体的事务是不去管的。
而且这一疆域维持的时间比较短。如唐朝能够到达咸海之滨的时间，也就三年。因为这片土地原来的主人是波斯的一个王子，波斯发生内乱，王子带着这片土地投降唐朝，唐朝就让他继续管理。三年以后，波斯内乱平息，以后阿拉伯人又扩张过来，唐朝就失去了这片土地。
又如公元751年，也就是安史之乱的四年前，由高仙芝率领的唐朝进攻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一带）的军队突然遭遇“黑衣大食”（阿拉伯阿拔斯王朝）的军队，唐军毫无准备，全军覆没。除高仙芝带了少数人逃回，其他几万名将士不是被杀，就是被俘。以后唐朝再也没恢复对这些地方的统治，而是退到葱岭（帕米尔高原）。
安史之乱以后，连今天新疆的大部分、河西走廊、青海、甘肃、四川西部、云南西北，甚至陕西的一部分，都被吐蕃占据了，有一次甚至被吐蕃军队攻占长安。这时候，唐朝或者长安，还是这片土地的中心吗？
如河西走廊，虽然一度由张义潮率领这一带军民起义，摆脱吐蕃控制，回归唐朝。但是到了唐朝后期，这些地方又成了孤悬于唐朝以外的地方政权，与唐朝的联系也基本断绝了。唐朝还是河西走廊的中心吗？长安对他们还有什么中心的作用？
又如朝鲜半岛，唐朝一度征服了朝鲜，并且把它的国王和几万民众内迁，唐朝在那里设立安东都护府，这个时候可以说长安是朝鲜半岛的中心。但三年以后，安东都护府不得不从平壤迁到了鸭绿江以北，以后甚至从辽河以东退到了辽河以西，朝鲜半岛上的朝鲜遗民与靺鞨人联合建渤海国，实际脱离唐朝。此时还能说长安是朝鲜半岛和辽东的中心吗？
应该讲，在唐朝疆域极盛的时候，长安的确是唐朝疆域的中心。但是形势是变化的，到了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再也没有恢复到原来的疆域，所以长安只能是那片残山剩水的中心。
比如阿拉伯兴起了以后不断东扩，根据现有的史料，唐朝与阿拉伯并没有发生什么交往，更谈不上可以影响阿拉伯，唯一的一次战争唐朝大败，以后阿拉伯继续东扩，你说唐朝与阿拉伯谁是中心？长安可能是阿拉伯的中心吗？
一般认为，在古代曾经建起的那些大帝国里，它们的首都、行政中心就是它们的中心，但不能说就是当时世界的中心。这些帝国虽然曾经跨欧亚大陆或者跨欧亚非三个洲，实际上还只是这三个洲里连成一片的一部分，有的还只占了某一洲的一个角落。比如波斯帝国，它的东边只到了帕米尔高原，没有影响到当时的中国。又如亚历山大帝国，它往东还没有越过开伯尔山口，也没有影响到东亚。
到成吉思汗的蒙古军队西征，以后蒙古人建立了连成一片的元朝和四大汗国，把它的控制范围一直扩展到东欧，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打通了欧亚大陆。在这种情况下，也许有一个地方可以说是欧亚大陆的中心。但由于元代与四大汗国并不是统一的政权，哪一个国家的首都也只能是中心之一。唐朝时还没有出现这样的形势，连当中心之一的条件也没有。世界的中心必然出现在世界形成以后，没有世界，当然不可能有世界的中心。
有人说，唐朝和唐朝的长安在经济上总可以说是当时世界的中心吧！如果我们只看一方面，盛唐时经济繁荣、商业发达，而且在长安、扬州、泉州、广州这些城市的确有很多来自外国的商人、商品，通过这些贸易、商业活动和国际间的商人影响到周边。但不能说唐朝已经成为这些地区的经济中心了。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唐朝缺少一种外向经济，唐朝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都不是主动的，从事国际贸易经商的几乎都是外国人。比如在长安城里做买卖的，最多的是粟特人，就是今天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这一带的商人。又如唐朝后期在广州、泉州做买卖的，主要是阿拉伯人以及被认为是阿拉伯人的波斯人。据记载，广州城里外国商人和他们的家属、随员超过十万。有没有唐朝的商人去了阿拉伯、波斯或其他外国经商呢？到现在还没有发现证据。已经发现的往返于中国贸易的海上沉船，有的虽然是中国式样，或者是在中国制造的，但基本上都是外国的船，或者船主是外国人。著名的“黑石号”沉船，20世纪90年代在印度尼西亚附近的海上被发现，后来打捞成功。从船上还保存着的大量唐后期的铜钱和瓷器看来，这是一艘从阿拉伯来中国的贸易船，到唐朝卖掉货物后采购了大量瓷器、丝绸、茶叶等商品，带着还没有花完的唐朝铜钱，准备去南洋采购香料、胡椒，再返回阿拉伯，不幸在印度尼西亚附近沉没。这是一艘阿拉伯船。在广东阳江发现的整体打捞成功的“南海一号”，其船主也基本可以肯定是阿拉伯人。
这样一种单方面的由外国的商人将外国商品输入唐朝，根据他们的需求再把唐朝的商品贩运出去，主动权不在唐朝。这种贸易对于对方的影响有多大，决定于对方的需求，而不是出于唐朝的主动。即使对那些有直接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唐朝或者长安也谈不上是它们的经济中心。
在文化方面，唐朝也从来没有主动地对外传播，扩大影响。唐朝从来没有派出一位文化使者或者派出一名官员到外国去传播自己的制度、文化、技艺。鉴真和尚东渡，那是出于日本的一次次请求，而且也不是官方派出的，主要目的是弘扬佛法，传播文化是顺便的。日本派遣“遣唐使”来唐朝学习，完全出于主动，派不派，什么时候派，派什么人，到唐朝学什么，学多久，回去后如何应用，推广到什么范围，取舍的标准，哪些学哪些不学，这一切都出于日本的自主，与唐朝无关。唐朝的文化、长安的文化，可以说是当时日本学习仿效的重要来源，甚至是唯一的来源，却不能说长安已经成了日本的文化中心。
实事求是地讲，唐朝时期的确是中国历史上国力比较强、疆域比较广，也相对比较开放的一个阶段。唐朝的长安也的确是当时世界上最繁荣发达的城市之一。但是唐朝和长安城无论在经济、文化、政治上，都没有积极、主动地影响外界，没有成为唐朝以外的任何国家或地区的中心，更不用说是世界的中心。
以前我们不开放，关起门来自娱自乐，经常说古代中国有多少世界第一、世界之最，对国人也许还有一点积极作用，可以提高一点自豪感、自信心。到了今天我们已经全面开放，包括在历史研究方面，与世界各国都有了联系和交流。如果还是不做认真调查，不做对比分析，轻率地提出耸人听闻的“新发现”“新观点”，或者继续满足于自我陶醉，自娱自乐，那就丝毫起不了积极作用。一旦民众发现事实不是如此，或者他们直接了解到外界相反的观点，或者他们经过比较颠覆了原来形成的观念，只能产生消极的后果，甚至动摇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