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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英明的开国皇帝为何会成为暴君?(1 / 1)


公元前202年,刘邦统一天下,诸侯共同尊他为皇帝。即位大典在定陶(今山东定陶区西北)举行后,叔孙通奉命制定朝廷的仪式制度。但刘邦嫌秦朝留下的礼仪太烦琐,全部删除,只求简易。结果一帮大臣在朝堂上边喝酒边争功,喝醉后有的人大喊大叫,有的竟拔出刀剑在柱子上乱砍,刘邦觉得实在不成体统,担心没有办法收拾。

叔孙通知道刘邦心里头已经非常讨厌这种现象,就提出建议:“读书人在打天下时起不了什么作用,但可以一起守成,我可以召来鲁地的儒生,与我的弟子一起为陛下制定上朝的仪式。”

刘邦问:“会不会太难办了?”叔孙通说:“我可以用比较简单的办法。”刘邦同意试一试,但是要求“一定要容易学,按照我能做到的程度来订”。

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长乐宫建成了,诸侯、文武百官齐聚新宫,完全按照新的朝仪举行朝会。天刚亮,警卫宫殿的兵车、骑兵、步兵就在庭院中排列整齐,举着武器和旗帜。负责指挥调度的官员——谒者,在检查合格以后,将诸侯百官依次序领进殿门。大殿的台阶两旁排列着数百名郎中,一声“趋”——意思是快步轻声上前,百官鱼贯而入,功臣、列侯、诸将和其他武官排列在西面,东向站定;丞相以下的文官排列在东面,西向而站。一切准备妥当后,在殿上的典礼官接受百官的逐级报告,又接力传声,请皇帝起驾。皇帝坐着轿子离开住所,有仪仗队开道,沿途警戒。皇帝在大殿坐定以后,典礼官引导诸侯王至六百石俸禄以上的官员依次拜贺,诸侯王和百官吓得大气都不敢喘,没有一个不毕恭毕敬的。朝见以后,皇帝赐酒,有资格坐在殿上的大臣都低着头,俯着身子,依照地位尊卑、官职高低,分九次向皇帝祝酒,然后谒者下令“罢酒”。在饮酒的过程中,始终有御史在监督,发现有不遵守仪式的人立即把他带走,整个朝堂上没有人敢喧哗失礼。刘邦好不得意地说:“我今天才体会到做皇帝的尊贵了。”

当时另一位大臣陆贾,他认为要使新建立的汉朝能够长治久安,必须使刘邦了解治国安邦的道理,所以经常在刘邦面前引用《诗经》《书经》中的话。刘邦非常讨厌,有一天竟破口大骂:“你老子是在马上夺取的天下,要靠《诗经》《书经》干吗?”陆贾反问他:“在马上得的天下,难道可以在马上治理吗?”又说了一番大道理,把刘邦说得哑口无言,刘邦心里虽然不乐意,却也感到内疚,就对陆贾说:“试着为我写一点秦朝之所以失天下,我之所以得天下的原因,以及古代各国成败的教训经验。”

于是陆贾就概括论述了兴衰的规律,写成了十二篇文章。每奏上一篇,刘邦没有不说好的,左右见皇帝高兴,一齐高呼万岁。陆贾奏上的书就被称为《新语》。

刘邦之所以从善如流,接受陆贾的意见,承认在马上得天下,不能在马上治天下,大概已经尝到了治天下的不易。而叔孙通为他制定隆重的礼仪,也使他享受到了皇帝的尊严,体会到治天下的妙处。

但治天下不易到什么程度呢?史书上没有明说,读史者往往缺乏具体的了解,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

在民主政治制度建立之前,中国历代都是实行中央集权的专制政体。在这种条件下,要得天下,推翻一个现存的政权,取而代之,自然只能够依靠武力和阴谋。因为堂堂正正地进行政治斗争,无异与虎谋皮,不仅成不了气候,反而是自取灭亡,连试试这种可能性都不现实。但这些却成为企图得天下者的优势,因为只要能达到目的,手段可以不论。无所不用其极,反正不必承担什么政治、道义责任。即使真相暴露,也不难找到各种借口或者替罪羊。

治天下者做事就不能太过分,至少不能越过社会公认的底线。比如清朝初年,在关外反明,袁崇焕守住了边关,清朝军队屡次被袁崇焕打败。于是就使用反间计:派人到北京散布流言,故意泄露所谓袁崇焕与清朝勾结的密信。崇祯皇帝居然信以为真,再加上当时不同派别之间的斗争,袁崇焕成为牺牲品,不仅蒙了“汉奸”“叛国”的恶名,并且被崇祯皇帝残酷地处以凌迟的酷刑。但等到要治天下的时候,到了乾隆年间,清朝方面自己披露了事实,而且为袁崇焕平反昭雪,因为统治者不这样做,以后就逃脱不了恶名,跟他治天下的身份,跟自己标榜的“自古得天下无如本朝之仁者”这样的形象是不相称的。

得天下的过程中可以以破坏为主,不计后果,而且破坏得越严重,对自己越有利。所以无论天灾还是人祸,巴不得闹得越大越好,搞得越乱越管用。治天下的人什么事都难辞其咎,人祸固然是治理不当、防范不力、政策错误、吏治腐败所致,天灾则更是上天的警告和惩罚,说明自己失去了“天命”,成了“天之所厌”,不仅会造成生命和财产的巨大损失,更会动摇人心,为反对派所利用。任何时候,破坏不知比建设要容易多少。

所以在得天下的过程中,惯于使用断绝粮食供应、屠城、杀俘虏、以水代兵、散布流言蜚语、美人计、反间计等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而且总是握有主动权,可以随时随地应用。治天下者防不胜防,只能被动挨打。

得天下的人为了争取人心,煽动民怨,可以不顾实际可能,做出过高、过多的承诺,或者给自己的支持者、拥护者以现成的利益,反正是慷他人之慨。治天下者只能量力而行,在物质基础有限的条件下,满足一部分人的需求,还必须留有余地。

比如王莽在执政之初,就给社会各阶层许诺,并且一律给予优待,获得各阶层的好感和普遍支持,这使他顺利篡夺,当上皇帝,得了天下。但等到他治天下的时候,面对着虚假的数字和空虚的国库,那就只能用空话、假话应付天下人,号召臣民艰苦奋斗,以野菜代替粮食,结果原来的拥护者都成了反对者。

同样,李自成发动民众支持自己的口号是“吃他娘,用她娘,闯王来了不纳粮”,由文人加工为“盼闯王,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反正开的是明朝的官仓,分的是别人的家产。但一旦他进了北京,就忙着“追赃”,搜刮金银财宝,连仓皇出逃的时候都舍不得丢弃。要是真让他治天下,百姓的负担恐怕绝不会比明朝时轻。

得天下的时候可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只要目标对着现政权,都能互相利用。其他方面的分歧或者冲突可以暂且不论。内部的权力斗争虽难以避免,但是大敌当前,首领还不能当孤家寡人,专制和残暴的手段不得不有所收敛。但到治天下的时候,皇帝和现政权就成了另一些人的唯一目标和夺取的对象。

赵匡胤在杯酒释兵权的时候对老部下说:“皇帝谁不想当?……你们不想当,谁能保证你们的部下不想当?到时候把黄袍披在你们的身上,你们怎么办?”这话虽说得绝了一点,却是至理名言。一方面,五代时候那些短命的皇帝就算得了天下,可是却治不了天下,一个个像走马灯般下台或丧命。另一方面,当了皇帝就有了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以往的袍泽、同乡、师生、兄弟关系一笔勾销,更不必有什么顾忌。于是就大开杀戒,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被杀也不在话下。

得天下的过程中,从上到下都还没有过多的要求,原来的贫民、罪犯只求活命。因种种原因投奔的也志在长远利益,被武力收降或阴谋收买的人会暂时隐忍。在物资有限和战事频繁的时候,各级首领还没有条件或者来不及太腐败。等到治天下的时候,个人的要求都要得到满足,统治者也不能一直提倡艰苦朴素。老是要求臣民“共度时艰”又不像个太平盛世。要天下太平,还得对一部分人实行赎买政策,对豪强做些让步,这些都需要真金白银,所以往往刚坐稳江山就开始捉襟见肘。

正因为如此,英明的开国皇帝往往在治天下时会成为暴君,当现成皇帝的人不少是昏君,或者成了权臣、宦官的傀儡和玩物,不幸当了末代皇帝下场就更惨,这些都是专制制度治天下的产物,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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