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十五日，大顺军进抵居庸关，唐通和监军太监杜之秩投降，号称天险的京师“北门锁钥”，便在大顺军面前敞开了。
大顺军逼近京师，给明廷蒙上一片阴沉的气氛，朱由检和他的大臣们陷入了束手无策的境地。三月十六日，大臣们在朝房商讨对策，一个个“但相顾不发一论”[1]。同一天，朱由检故作镇定，按照常例召对考选诸臣，以抵御满洲贵族军队和农民起义军以及筹措兵饷为题，挨次奏对。在厄运临头的时候，他做这种毫无实际意义的官样文章，只不过是借以安定人心。然而，就连他本人内心的恐惧也无法掩饰了。据时人刘尚友记载，朱由检在听取诸臣奏对时已经心不在焉：“上或凭几而听之，或左右顾而哂之，或斟茶，或磨墨，皆亲手自为之。如忽忽无绪然，非平时庄莅景象也。”“闻是日帝笑语颇失恒度。”[2]奏对还没有结束，内官便忽然递进一件密封文书。朱由检一看，立刻面无人色，惶遽退入后宫。参加奏对的臣工们面面相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出来后一打听才知道是报告昌平失守[3]，起义军即将兵临城下了。[4]
就在这天的傍晚，大顺军先头部队到达京师北面的土城（元大都北面城墙遗址）。十七日，义军进抵北京城下，开始攻城。京师里立即像开了锅一样乱作一团，“人人惶急，莫知所措。士大夫相见，唯唯否否，或曰无害，或曰奈何？惟议巡街闭门，无一胜算也”。[5]有的官僚心怀侥幸，“犹谓城坚势重，外有大帅足倚，围三月未伤也。故城中多务积煤米，余无所问”[6]。崇祯皇帝则“仰天长号，绕殿环走，拊胸顿足，叹息通宵，大呼：‘内外诸臣误我，误我！’仓皇召对，人人战栗无策，噤不发声”[7]。守城的重任完全落到了宦官手里，被驱赶上城守垛的士兵平时既无训练，临事又缺粮饷，“守垛之兵，饥不得食。或母或子，携粥至城下狂呼，不知守之所在。一日再食者十无一二”[8]。襄城伯李国桢所统京兵三大营屯扎于城外，大顺军一到立即全部投降，火炮等器械转手之间便成了义军攻城的利器。
大顺军围攻北京的时候，李自成在昌平、北京之间的沙河巩华城设下临时总部，由大将刘宗敏担任前线总指挥，攻取北京。为了尽量减少攻城时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以及日后进兵中的阻力，李自成等义军领导人认为，争取朱由检投降是比较理想的。于是，派了在宣府投降过来的太监杜勋等人进入城内，敦促朱由检看清形势，及早投降。关于这次谈判的情况，史籍中言人人殊。根据原始材料来考察，可以大致确定谈判的经过如下：杜勋到城下后，由于当时的城守掌握在太监之手，没有遇到什么阻拦就被城守太监曹化淳、王德化等用绳索吊到城上。[9]杜勋说明了来意，指出大顺军兵势浩大，明廷根本无力抵敌，转达了义军领袖要求朱由检“逊位”的意见。[10]朱由检自知已成瓮中之鳖，除了接受起义农民的条件之外只有死路一条。这时，他处于贪生之念与博个“国君死社稷”的“美名”之间的矛盾之中。长期君临一切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极端的爱面子，阻碍了他接受杜勋转达的要求，而一口拒绝就无异于宣判自己的死刑。在这种两难之中，他指使亲信太监同杜勋继续谈判，希望通过讨价还价争取到一个比较可以接受的条件，或许还希望拖延谈判，等待各地勤王官军的到来。谈判一直延至十八日晚，即义军攻克北京的前夕。史料记载说，十八日晚，明兵部尚书张缙彦巡视城头，走到正阳门附近，见“其处之城上有酒筵，上坐者一人，旁坐者皆内官。则数人见缙彦起。缙彦问何人。内官曰：城下都督爷。缙彦惊问何以得上。内官出一纸，草纸也，其上墨写‘再与他谈’四字，帝之御书。缙彦默然”。清朝初年，张缙彦任职浙江布政司时，“有问以巡城事，无异词，惟帝之御书草纸谓是朱写非墨写”[11]。
朱由检的拖延不决，超过了起义农民的忍耐限度，大顺军开始了大规模的攻城，崇祯年间满洲贵族军队几次攻到京师附近，明王朝都是依靠各地勤王兵才守住京师的，这次却没有任何勤王兵参加守城，京营兵的腐败已经到了不堪一击的程度。朱由检欲战不能，欲和不愿，只有坐待灭亡。三月十八日夜间，大顺军将士爬城而入，占领了外城。[12]朱由检感到火烧眉毛了，他“徘徊殿廷，忧懑计无所出”。内官张殷忽然跑上前来说道：“皇爷不需忧愁，奴辈有策在此。”朱由检忙问何策，答道：“贼若果然入城，直须投降便无事矣。”朱由检大怒，一剑把张殷砍死。[13]直到这时，他还妄图突围逃命。他先要皇亲国戚巩永固、刘文炳等召集家丁护驾，得到的答复却是人心已散，无法可想。[14]他仍不死心，自己手持三眼枪带着一批内官像没头苍蝇似的向齐化（朝阳）、安定等门乱窜，但碰壁而回。最后，他领着太监王承恩爬到煤山（今景山）顶上四处瞭望，看到城外烽火连天，已经插翅难逃了，才下了狠心上吊自尽。[15]临死之前，他迫使皇后周氏自缢，对长女长平公主朱徽娖怒喝一声：“为何生我家？”挥剑砍去，朱徽娖举手遮挡，被砍断左臂，昏倒在地；又杀死幼女昭仁公主。他还念念不忘要同起义农民斗争下去，把太子、永王、定王叫来，让他们换上平民衣装，嘱咐道：“汝今日为太子，明日为平人，在乱离中匿形迹，藏姓名，见年老者呼之以翁，年少者呼之以伯叔。万一得全，报父母仇，无忘吾今日戒也。”[16]说罢，派太监领去躲藏。朱由检的最后一道谕旨，是发给成国公朱纯臣的，命他总督内外诸军，且托以东宫。[17]这道谕旨送到内阁还未及发出，就被大顺军缴获了。
三月十八日深夜，外廷大小官僚们还在梦中，宫内已经乱成一团。皇帝不知去向，皇家的变乱又是那样触目惊心，宫女和太监们纷纷夺门而逃，络绎道路，在一片惊惶骇乱的景象当中，紫禁城迎来了黎明。
一六四四年农历三月十九日，大顺农民军占领了北京，宣告了明王朝反动统治的覆亡。这天上午，大顺军迈着胜利的步伐由外城通过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进入北京内城。[18]史籍载：“刘宗敏整军入，军容甚肃。”[19]大顺军纪律严明，进城后迅速地建立起革命秩序，有效地维护了社会治安。北京城里的居民热烈欢迎农民军[20]，皆在门口设立香案，大书“大顺永昌皇帝万岁，万万岁”，有的人在帽子上也贴上“顺民”字样，“往来奔走如故”[21]。
李自成在得到京师已经攻克的捷报后，从巩华城来到北京，于中午时分由德胜门入城。[22]
在刘宗敏、牛金星、宋献策等文武大员的陪同下，李自成这个当年的驿站马夫，骑着高头大马来到了象征着封建帝国权威所在的皇城。立马承天门下[23]，李自成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忽然，他拿起弓来，搭上一支箭，照着承天门的门扁上射了过去。“奉天承运”的朱明王朝垮台了。
李自成等进宫时，明太子朱慈烺“跪迎于门左，遂仆地”[24]。李自成叫人把他扶起来，接着又搜获了永王朱慈炯、定王朱慈焕。兄弟三人“穿民间破衣，帽上亦贴顺民二字”[25]。李自成命人给他们换下破衣服，吩咐他们不必害怕，“今日即同我子，不失富贵”[26]。随即将明太子和二王交刘宗敏营内看管。不久，李自成封明太子为宋王，定王为安定公，永王也改封公爵。[27]这在当时只是一种策略性的举动，目的是招徕原为明王朝效劳的文武官员。自成在宫内看到被朱由检砍伤的袁妃和长公主，也为之叹息，“令扶去本宫，各调理之”[28]。
当时的头等大事是要查明崇祯皇帝的下落。宫中既找不到朱由检的踪迹，内官和宫女也说不清去向。尚玺卿黎志陞说：“此必匿民间，非重赏严诛不可得。今日大事，不可忽也。”于是，一面“令诸将南追”[29]，一面出牌大书曰：“主上救民水火，克破京城。其崇祯逃出紫金城外，有能出首者赏黄金一千两；隐匿者诛其全家。”[30]过了两天，有个内官在煤山发现了朱由检所骑的马，才寻踪找到了朱由检的尸体。吊死皇帝的衣袖上写着“因失江山，无面目见祖宗，不敢终于正寝”，又一行云“百官俱赴东宫行在”[31]，说明这个反动头子，直到葬身于农民革命的烈火中时，还寄希望于太子和百官同起义农民继续对抗下去。大顺政权把朱由检和周后的尸体移出宫禁，停在东华门外示众。[32]那些不久前还在朝廷上争权固宠的明朝官僚们，这时皆树倒猢狲散，有的钻头觅缝，希冀改换门庭；有的藏头露尾，避之唯恐不及。总之，已没有多少人再去理会这具政治僵尸了。四月初，由大顺政权派员将崇祯帝、后葬入昌平县田贵妃墓。[33]
从三月十九日到四月三十日，大顺军在北京一共经历了四十二天。这是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的极盛时期。大顺政权当时管辖的范围，包括了整个西北和华北，山东、河南两个全省以及湖广、南直隶的部分地区，广袤数千里。在此期间，大顺政权及其领导人的活动情况究竟如何，关系到对这一政权的认识、它失败原因的分析，以及对李自成、大顺军的评价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过去的一些著作常常在缺乏对当时全貌进行深入研究的情况下，就轻率地接过南明和清初封建统治阶级的诬蔑之词，对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滥加指责。有的则为李自成和他领导的大顺军的所谓“腐化”而叹息。然而，历史是公正无私的，它不允许用阶级偏见和主观臆测来代替事实真相。那么，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
我们首先要指出一个基本的也是人们往往忽视的事实：大顺军在北京的四十二天可以分为两段，前一段从三月十九日起，到四月初十日得到山海关战报为止，计二十二天；后一段从紧张准备出兵，中经山海关战役，再到主动放弃北京，共二十天。既然人们普遍地认为招致大顺军在山海关大败的主要原因，是入京以后追求享受，丧失战斗意志，那么问题的热点自然应集中到前一阶段的二十二天。我们且不说一支朝气蓬勃的军队，竟然在短短的二十二天里便腐化得不能打仗，听起来是多么令人难以置信；也不说某些论著为了证明大顺军在北京急剧“腐化”，而在材料上不得不借重当时敌对势力所编造的污言秽语。还是先来看看在这段时间里，大顺政权究竟干了些什么事情吧。
大致来说，大顺政权在这段时间内的活动主要有以下几项：一、迅速地稳定京师的人心和社会秩序；二、接管和清理明王朝的中央机构，对数达两三千名的明朝官僚进行甄别，或予录用，或加惩办；三、向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区派设地方官，于战略要地派驻军队，以建立政权，稳定地方；四、抽调部分军队沿运河南下，试图打通漕运道路并为尔后的大举南征做准备；五、筹备即位典礼，制定一统之规，草拟政策、法令、仪注；六、清点府库仓储，没收皇宫、宗室、勋戚、太监的财产，对贪污官僚进行追赃助饷；七、着手解决土地问题；八、打击太监和厂、卫；九、问民疾苦；等等。现分述如下：
一、稳定社会秩序
大顺军入京之初，便迅速地稳定了局势，恢复了北京居民的正常生活秩序。由于北京是明王朝长期统治的巢穴，是达官贵人、三教九流会集的地方，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太容易。大顺军的领导人深知，北京的局面如何，对各地的影响关系重大。因此，首先便是严肃军纪，解除一般居民因明王朝的反动宣传而产生的疑惧心理。赵士锦在大顺军进城时是明工部官员，他根据亲眼所见的记载说，大顺军进城之后，鉴于官军停止了抵抗，立即就“不杀人了”。义军战士“俱白帽青衣，御甲负箭，衔枚贯走”。百姓“有行走者，避于道旁，亦不相诘”，丝毫不加侵犯。为了防止反革命势力的敌对活动，义军“添设门兵，禁人出入；放马兵入城，街坊胡同无不至者，但不抄掠”。在数以万计的入城大军中，个别违反纪律的现象在所难免，但一旦发现违纪事件，大顺军领导就毫不手软地秉公执法。赵士锦就记载说：“贼初入城，有兵二人抢前门铺中绸缎，即磔杀之，以手足钉于前门左栅栏上，予目击之。”[34]当时在北京充当明给事中涂必泓记室的徐应芬（署名聋道人），在其著作中虽然提到个别义军战士有贪图便宜暗中窃取银钱的现象，但他仍然不得不承认：“至淫、夺、斩、杀之事，则犹未见也。”[35]当时也在北京的陈济生，一方面在他的书中记载大顺军进城后，“商民仍旧张肆。兵淫掠者有禁，民抢攘者有禁，城军下城者有禁，犯者立死，断头截体，纵横衢道，虽触目悚恻，而人情稍帖”。另一方面又编造了许多谣言，硬说大顺军在京师奸淫妇女，乃至于“安福胡同，一夜妇女死者三百七十余人，惨不忍言”[36]。然而，当时亦在京师的明左谕德杨士聪，虽然因为妻子和二妾自缢、爱女投井，对大顺军充满了仇恨，但他在《甲申核真略》中，还是比较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大顺军“军纪不行”是四月二十六日从山海关败回京师以后的事。“若二十六日以前，则绝无此等。坊刻称贼于四月初七日淫掠妇女，一日夜安福胡同死者三百七十余人，大属妄语。事之所无，虽在逆贼，讵可诬乎？”直接有力地批驳了陈济生所散布的谎言。
由于大顺军在加强对京师的控制的同时，又注意约束军纪，故当时北京的社会秩序是良好的。大顺军在普通居民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如杨士聪记载说：“都人嫁女于贼营者甚多，甚以为荣。”甚至在李自成亲自统率大军前往山海关讨伐吴三桂，京师的守备力量大大削弱的时候，依然保持了局面的安定。这也说明大顺军为稳定京师社会秩序所做的努力，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二、接管和清理明朝廷各衙门
大顺军进京时，明朝在京官僚大约有两三千人，其中只有二十几个人自杀，甘心充当朱明王朝的殉葬品，对剩下的一大批人员如何处理，是个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大顺政权在三月十九日发布的命令说：“文武各官，于次日投职名，二十一日见朝。愿为官者量材擢用，不愿者听其回籍。如有隐匿者，歇家、邻佑一并正法。”[37]
命令一公布，一些热衷仕途的官僚争先恐后地报名；一部分心怀观望的官僚，也在长班随役的督促下前往应点。二十一日，“报名各官，青衣小帽于午门外匍匐听点。平日老成者、儇巧者、负文名才名者、哓哓利口者、昂昂负气者，至是皆缩首低眉，植立如木偶，任兵卒侮谑，不敢出声。亦有削发成僧、帕首作病，种种丑态，笔不尽绘”[38]。二十三日，刘宗敏、牛金星又在五凤楼（午门）前，传各营在押官员入朝听选，按姓名册唱名。首批录用的就有九十六人，“用者出东华门赴吏部听选，仍长班家人相随，无防押之人；不用者仍发营看守”[39]。二十六日，又选用了一批。
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深知明朝吏治腐败，特别是那些占据要津的高官显宦，不仅是明王朝反人民政策的策划者，而且绝大多数是贪污成性者。因此，决定三品以上的文武大僚一般不予录用，发往各营追赃助饷[40]；四品以下的官员则分别情况，多数授职，让他们自动捐银助饷，少数劣迹昭彰的也发到各营追赃。
大顺政权在对待明朝官员的问题上，也有处置不当的地方，它的革命性大大地超越了必要的策略性。这不仅表现在匆匆忙忙地大搞追赃助饷的不合时宜（这点在下面还将讲到）；而且在安排降官职务上也过于拘谨。在数以千计的明朝官员出于种种原因而倒向大顺政权的时候，在各地明朝官僚正密切注视新兴的大顺政权如何对待自己这一流人物的时候，李自成等起义军领导人，本来应当在注意防范的前提下，采取先包下来然后逐步清洗的办法，却没有这样做。李自成在北京时重用的文官除牛金星、顾君恩外，其他也多是明朝的降官，不过投顺得稍微早一点罢了。大顺政权后期一个明显的不足，是缺少一批对全国形势有真知灼见，能够统筹全局，提出恰当的战略方针的人物。相形之下清廷却要高明得多，它在入关以前就网罗了范文程、洪承畴这样一批“引路人”，在决定战略方针时非常注意征求他们的意见；入关以后，对明、顺两个政权的官员一概收揽，还多次命令已经投降的汉族官员推荐人才，动员他们写信招降。在北京投降过大顺政权的明朝官僚中，并不缺少有才能的人，其中有的后来被清廷选拔为六部首脑甚至大学士。大顺政权在北京期间，规定了文官受武将节制的制度，只注意到出身于起义农民的将领居于支配地位，却没有注意发挥降官的作用，这不能不说是策略上的一个重大错误。
三、接管地方
鉴于明王朝在黄河流域的统治已经土崩瓦解，大顺军的领导人不失时机地任命了大批官员到各地去接管地方政权，把这些地区置于大顺政权的管辖之下。当时派遣官员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在大顺军进军过程中，由统兵大将直接从随营文士中或当地降官、知识分子中选充；另一种是在大顺军进入北京后，由吏政府从明廷投降官僚和科举取士中选派。大顺军在北京期间，任命的地方官相当多，山东全境几乎都建立了各级政权机构，南直隶北部也派设了官员。刘尚友在《北还纪变》诗中说：“正拟次第举，设官遐迩均。”下注大顺政权“设官东至淮，西至蜀”[41]。连同襄阳、西安时期任命的地方官员一起，作这样的描写是符合实际的。在这样广阔的地区内建立起从属于农民革命的政权，不仅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在我国历史上确实是光彩夺目的一页。大顺军在山西、北直隶、山东以及豫东、南直隶北部建立的地方政权，为时虽然短暂，却不可等闲视之。它的意义在于：在整个黄河流域和部分长江流域的大地上推翻了明王朝的反动统治，通过各级政权机构推行了大顺农民革命政策，如三年免征、平买平卖、追赃助饷，以至于着手解决土地问题的均田政策等，无情地打击了罪大恶极的官绅地主，使明王朝加在广大人民身上的枷锁一度得到松弛。
在某些著作当中，为了解释大顺政权的失败，依据不可靠的史料，甚至加上主观推测，归咎于大顺政权的腐化变质。说他们由以解民倒悬为己任变而成为各级领导人追逐私利、漠视民间疾苦，乃至于苛虐人民，结果丧失民心，自己也随之垮台。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首先，史料确凿地表明，大顺政权占领北京以后基本政策并没有改变。遍查黄河流域各地的地方志和某些时人的著作，可以看到大顺政权在各地的官员主要干的就是两件事：一是追赃助饷，打击官僚地主；二是宣布钱粮三年免征，使农民们能够喘一口气，安心恢复生产。既然这是依据大量的统计得出的判断，就没有理由去怀疑大顺政权已经变质。说它丧失“民心”，实际上是它使那些希望大顺政权和一切改朝换代的王朝一样维护自身利益的大地主们痛心疾首。但是，官僚地主正是农民革命所要扫荡的主要对象之一，并不属于当时的人民范畴。其次，一个同样明显的事实是，由于大顺政权推行农民革命政策，严重地激化了它同官僚地主的矛盾。一旦当大顺政权在军事上遭受重大挫折，形势逆转时，这些人便乘衅而起，发动叛乱；但是，在那样广阔的地区内，却没有出现过农民起来反抗大顺政权的事。明末清初，山西、畿南、山东、河南，到处狼烟滚滚，烽火遍地，反抗官府的地方性农民起义更是数不胜数。在大顺政权治理的短暂期间，形势却截然相反，原先各地的地方性农民起义武装，有的改编为大顺政权的地方武装，有的自动解散归农，个别已经转化成了地主武装的则被大顺军剿灭或驱走。时人陈济生记载他在甲申四月，由北京南下经过大顺政权管辖区的见闻时曾经说：“追忆出都时，人言籍籍，皆云盗贼密布，跬步难移。今布帆安稳，殊出望外。”走到郑家口（今故城县）时，所看到的情况是，“居民稠密，诸乡村肩荷而来，日中为市，至晚方散。太平光景，于兹仅见”[42]。刘銮在《五石瓠》中也说：“至李自成称帝关中，设伪守令到河北，诸贼（指各地地方性农民起义）始消。”从一些封建史籍中，也可以看到大顺政权在群众中的威望是很高的。如《定兴县志》记载，明王朝覆亡后，畿辅地区的群众曾经趁乱抢掠富家财产，一个名叫耿权的绅士想出了一条奇计，“取自成伪檄增数条禁之。一时传数百里，皆敛手不敢动，众以保全。孙夏峰称其能济变”。[43]大顺政权得到人民群众拥护的根本原因，固然是它实行了免粮等农民革命政策。它所派出的地方官员一般比较廉洁，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如光绪《定兴县志》转引旧志说：“崇祯十七年，逆闯陷京师，伪县令刘钟泰自山右来任。……时贼法严，吏不敢舞文，民不敢犯禁，……履任二十余日，邑甚安之。”大顺政权的淮徐防御使武愫上任后，当地乡绅“有屈膝于公堂之上馈遗礼物，为其所摈斥者”[44]。《甲申传信录》也说，李自成“号令严切，所遣守土之吏，无敢暴民，亦旬月之雄也”。可见，在北京期间，各地建立的大顺政权颇有一番新兴振作的气象，是得到贫苦群众，以至于中小地主拥护的。
为了吸收知识分子，大顺政权在北京期间也举行了考试。四月初二日，“黎志陞充随驾考选试官，考京城生员，出题《天与之人归之》”[45]。同时，顺天府召试了所属各县生员，中试者由吏政府选授官职。
四、抽调部分军队南下
大顺军攻克北京以后，占地日广，驻防军队所占的比重迅速增加，除了在北京掌握着较大的机动兵力以应付不测事件以外，抽不出多少军队南征。然而，随着明王朝的覆亡，长江以北的明政府统治已成瓦解之势。为了利用这一有利形势，把大顺农民革命扩展到更加广阔的地区，为北方底定之后完成统一大业做准备，李自成曾决定抽调部分军队（基本上是明朝投降官军）沿运河南下。四月初六日，任董学礼（原明朝宁夏花马池副将）为淮镇制将军，并命他带领兵马一千五百名由北京起行。五月间到达南直隶宿迁县，与南明弘光朝廷的官军对峙。[46]随同董学礼南下的，有充当招降使者的大顺军将领刘暴[47]，他携带了李自成颁发给南明将领黄得功、高杰、刘伊盛、刘肇基、徐大绶的五道敕文。黄得功冥顽不化，把刘暴关进监狱，并且报告了弘光朝廷。由于大顺军主力没有南下，派遣的明降将兵力又非常单薄，招降无效自是意料中之事。除董学礼部以外，先后奉调南下的，还有明降将、原柳沟副将郭陞和副将白邦政，所带兵员也都不过数千人。这时，明福王朱由崧在大臣史可法、马士英等拥戴之下，已经初步稳住了阵脚。南下的大顺军除了对山东、苏北一带的官僚地主起了某些震慑作用外，没有收到更大的效果。不久，由于清兵进关，整个局势急剧逆转，大顺军的南征和统一大业终于成为画饼。
五、筹备即位典礼
随着大顺军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建立的地方政权已经相当广泛。特别是占领了北京，迫使崇祯帝自尽，标志着明王朝的覆亡。李自成等大顺政权领导人，认为有必要在北京举行即位典礼，正式颁诏天下，宣告大顺政权业已取代朱明王朝而居于正统地位。因此，在京师局面稳定之后，便由礼政府于三月二十五日发出告示，命随驾各官率领耆老上表劝进，开始了即位典礼的准备工作。新铸造了国宝，文曰：“继天立极，天字上一层居中，下一层并列继立极三字。”[48]在牛金星等人的主持下，制定了《永昌仪注》，刊刻成为一卷，“前载伪令，禁奏疏冗长。条记官制、补服、朝见仪节，以及各官往来礼柬之类皆具”。[49]大顺政权规定以水德王，衣服尚蓝。这是由于明以火德王，取水灭火之义，反映了五德终始的天命循环思想。
六、继续推行追赃助饷等政策
大顺政权在北京期间的财政政策，是西安时期的继续。它和历史上各个新建立的封建王朝不同，没有宣布在保护官僚地主土地财产所有制的前提下实行轻徭薄赋，而是坚持“三年免征”赋税，用没收明内帑及宗室、勋戚、太监的家产和对官僚实行追赃助饷的办法，来解决财政问题。关于大顺军攻克北京之后，究竟从宫中缴获了多少属于皇帝的私财（内帑），各种史籍记载分歧很大。比较可信的说法是白银三千七百万两，黄金一百五十万两，数量相当庞大。[50]对于明宗室和勋戚的财产，在政策上同对官僚的追赃是有区别的，前者的动产和不动产全部没收，而对后者则在数额上有一定的限制。在京期间的追赃助饷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是在大顺军所到之处普遍推行这项政策；二是指在北京城内对明廷官员实行的追赃助饷。
下面着重谈谈在北京追赃助饷的经过情形。
据杨士聪记载，三月“二十七日，派饷于在京各官，不论用与不用。用者派少，令其自完，不用者派多，一言不辨即夹。……其输饷之数，中堂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或五万、三万，科道、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二万、一万，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矣。勋戚之家无定数，人财两尽而后已”[51]。
追赃的做法，据亲身经历者的记载，都是说发到刘宗敏、李友等大将营内，由农民军官佐、战士追比。[52]“言卿相所有，非盗上则剥下，皆赃也。”[53]抗拒不纳或纳不及数者，用夹棍刑追。当时在北京的明廷官僚，因追赃受到刑拷的人数由于史料芜杂，无法做出正确统计。但是可以肯定，许多史籍为了渲染农民军的残暴，过分地夸大了受刑的人数。杨士聪就说过，“其未受刑者甚多。若坊刻随意填注，半属未真”[54]。后来清修的《明史》中也说，“大抵降者十七，刑者十三”[55]。
追赃助饷，在本质上是农民阶级实行的一项革命政策，它不仅在一个时期里把国家财政负担，从贫苦农民身上转嫁给官僚地主，而且在政治上也有力地打击了这伙衣冠禽兽，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威风。然而，就策略而言，大顺军在进入北京以后，大规模地对明朝官僚实行追赃助饷是很不妥当的，甚至可以说这是大顺军领导人犯下的一个严重错误。因为当时仅没收的明廷内帑，就足够大顺政权两年以上的全部支出，并不存在财政上的紧迫性。如果把当时打击的对象，明确宣布限制在皇亲国戚、勋臣、太监以及为数不多的持敌对态度的官绅范围内，必然可以大大减少官绅地主的疑惧，有利于大顺政权的稳定。可是，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却没有考虑到进入北京后客观形势的变化，在政策上未能做出相应的调整。在北京和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区内普遍地推行追赃助饷，使各地官绅如罹汤火，人人自危，造成了树敌过多的局面。
在北京的追赃从三月二十七日开始，由于反应相当强烈，李自成也发觉这样搞法对大顺政权的稳定和进而统一全国可能造成不利的影响。因此，他在四月初八日便亲自出面干预，下令停止在北京的追赃助饷，对明廷官僚，不论是否已交足所派饷额，一律释放。但是，这一果断措施只限于对明廷官僚，各地方的追赃活动仍然在雷厉风行地进行。
七、均田问题
大顺政权为解决土地问题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查继佐在《罪惟录》一书中说，大顺政权“五年不征，一民不杀，且有贵贱均田之制”[56]。大顺政权是否提出过均田的政策或口号，目前还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有的论著认为，史料中的“均田”指的是改革赋役征收办法，只求做到赋役的相对平均，并不包含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意思。应当承认，在明清官场用语中，“均田”一词确实有时是指按田亩和人丁的多少均出赋役。不过，正如不能把史料中出现的所有“均田”字样都解释为均分土地一样，也不能把这个词都解释为均出赋役。在明末土地高度集中的历史条件下，要求改变“富者田连阡陌，贫者地鲜立锥”的土地占有状况，具有客观的必然性。就连当时统治阶级中的一些人物也提出过限田的主张，例如崇祯九年，吏科都给事中颜继祖的奏疏中就说到，有人主张“追富家千石外之田以没官”[57]。崇祯十三年，工部主事李振声又上疏，“请限品官占田，如一品田十顷、屋百间，其下递减”[58]。试问：身为官绅的人尚且在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提出了触及土地问题的建议，为什么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民在革命的高涨时期，反而不可能提出均分土地的政策或口号呢？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对于明末农民战争带来的土地关系的变动，不可能做出确切的叙述，但是，起义农民连根铲除某些大地主，实行占田屯种的事例却是屡见不鲜的。大顺政权在北京期间管辖的一些地区，确实出现了剥夺宗室、勋戚和官绅地主田产的行动，有的正是在当地大顺政权的直接支持下展开的。著名的例子如山东诸城县官僚丁耀亢所述：
……闯官莅任，则土贼豪恶投为胥役，虎借豺藂，鹰假鹯翼，以割富济贫之说，明示通衢：“产不论久近，许业主认耕。”故有百年之宅，千金之产，忽有一二穷棍认为祖产者，亦有强邻业主明知不能久占而掠取资物者，有伐树抢粮得财物而去者。一邑纷如沸釜，大家（指官绅地主）茫无恒业。[59]
日照县官僚地主厉宁在本县和诸城县拥有四千多亩土地。当地大顺政权建立后他畏罪潜逃，“所存田产、牛只、家属，悉为二县民人瓜占”[60]。这两个县属青州府管辖，该府是明朝衡王建藩的地方，王府的禄粮和庄田也被“仆佃悉行侵欠”[61]。山东青州地区的农民们在大顺政权支持下，“均”大地主的田产，可以视为大顺政权管辖区内土地关系变动的一个缩影。[62]自然，不能据此而推论以李自成为首的大顺军领导集团，制定了平均分配土地的法令。但是，在大顺农民革命浪潮激荡所至的地方，大土地所有制受到了猛烈冲击，部分在明王朝统治下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民收回或夺得了部分土地，则无疑是个事实。这年五月，江西临川绅士曾益写了一篇《讨贼檄》，以官绅地主代言人的姿态破口大骂大顺军“掠我资，均我产”[63]，也反映出农民革命带来了包括土地在内的社会财产关系方面的变化。
在叙述大顺政权为解决土地问题而采取的措施时，应当指出均田在大顺政权的活动中并不占重要地位。这是因为在明末统治阶级的沉重压榨下，农民往往整甲整里地逃亡，耕地大面积抛荒；由于农民军到达的地方，明宗室、官绅大批地被消灭或者窜往他乡，出现了大量无主之田。因而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土地问题反而不显得那么突出。现存史料中涉及土地关系的比较少见并不奇怪。总之，我们不应该否认大顺政权曾经着手解决贫苦农民的耕地问题（均田），也不能过分渲染大顺政权的均田政策。
八、打击太监和厂卫
大顺军迅速攻克北京，同明朝太监开门迎降是有关系的。李自成进入京城时，太监王德化领着内官三百余名排班迎接。这些昔日倚仗明朝皇帝权势作威作福的家伙，现在又聚集到李自成的周围了。太监杜勋奉李自成之命在进京谈判时，曾私下对他的同伙说：“吾辈富贵自在也，可无虑。”[64]然而这一次他们却打错了算盘。四月初一日，李自成下令“尽驱阉宦出城，不许复入，群呼打逐老公。寺人贵贱老少，哀泣奔走，失履裂衣坠帽，首面血淋漓”。“一钱不得随身，都人大快之。”[65]有的史籍记载，李自成在设置官职时规定：“太监不得过千人。”[66]这同明朝末年内官数万相比，不能不说是一项重大的改革，对明中期以来飞扬跋扈的宦官集团是个沉重打击。但是，它也说明，李自成这位农民革命领袖已经在逐步继承封建帝王的遗产。
对于明代臭名昭著的特务机构东厂和锦衣卫，大顺政权断然地予以废除[67]，厂、卫头目一律从严惩办。这件事深得人心，连当时一个敌视大顺政权的封建文人也不得不用赞扬的口气说道：“向来厂卫知名者咸从束缚，要津猾胥，先倾其家而后杀之。此举差强人意。”[68]
大顺政权对那些世袭的所谓开国功臣、靖难功臣之后和皇亲国戚，则给以摧毁性的打击。三月二十二日处死了成国公朱纯臣。两天以后，又押解勋卫武职官员二百多人斩于平则门外。[69]
九、召见明降官、耆老
山海关战役前，李自成承担的军国重务虽然很多，但还是抽空亲自接见明降官和京师城郊耆老，借以联络感情，了解民间疾苦。三月二十三日，在文华殿召见明中允梁兆阳，梁叩头说：“先帝无甚失德，只因刚愎自用，致使君臣之谊否隔不通，以致万民涂炭，灾害并至。”自成回答道：“我只为几个百姓故起义兵。”梁又叩头说：“主上救民水火，自秦、晋抵燕，兵不血刃。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神武不杀，比隆尧舜，汤武不足道也。臣遭逢圣主，敢不精白一心，以答殊恩。”自成很高兴，留坐款茶，谈得十分融洽。告辞时，梁兆阳向上打躬，自成也举手作揖回礼。随即任梁为兵政府侍郎。[70]被召见的还有已委任为礼政府侍郎的杨观光，李自成向他询问了郊天典礼的有关事项，杨观光一一做了解答。自成颇为欣赏，在谈话结束时说道：“俱有至理之言，先生说得是。以后先生常进来讲讲。”把杨送到屋檐下才告别而还。[71]后人有感于李自成的礼贤下士，赋诗寄慨云：“开国先延理学臣，赐茶留坐问谆谆。亲贤下士非夸大，漫骂刘邦敢问尘。”[72]
四月上旬，李自成先后两次召见了城内和城郊各村镇耆老，“问民间疾苦，有无扰害。”[73]受到接见的耆老们出宫后，喜形于色地传告李自成头戴大绒帽，身穿天蓝箭衣，同其他将领简直没有区别。
这些事实说明，李自成注意到了争取明朝官僚和士绅、耆老的问题。如果不是很快就爆发了吴三桂叛乱和清兵进关，大顺政权完全可以进一步稳定局势，并且以对社会生产最小的破坏为代价实现全国的统一。如能在一个新兴的，领导人物起自民间、饱经阅历因而能够实行开明政策的大顺帝国统治下，我国的社会进程，无疑地将会在明朝中后期社会经济、思想、文化、对外交流等方面已经取得成就的基础上，获得长足的发展。然而，历史的偶然性却导致了大顺政权的失败。由于清兵的南进，民族矛盾激化，连年的战祸使劳动人口等社会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而代替大顺朝执掌全国政权的清王朝，又是一个以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的满洲贵族同汉族中最腐朽的大地主阶级相勾结建立起来的新王朝，这就推迟了明朝末年凋敝已极的社会生产的恢复，从而导致了我国社会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里，陷于倒退停滞和发展缓慢的境地。
以上依据史实，列举了大顺政权在京期间活动的九个方面。此外，大顺军入京后也没有放松军事训练，仅据《甲申传信录》卷六所载就有：四月初一日“权将军刘宗敏下营点操”；初六日，“闯尝至万寿山观将士骑射，从者数千余人”。尽管由于大顺政权档案文书被毁灭，我们无从弄清它的全部活动的具体情况，但是，在二十二天里有效地治理那么广阔的地区，从事那样多方面的工作，领导人公务之繁忙是可想而知的。正因为事实如此，我们才无法同意那种认为大顺军入京之后，领导人只顾追欢逐乐，不以国事为念的论点。
三月，吴三桂率领辽东明军约四万人及八九万关外汉民陆续进关，暂屯于山海关至滦县、昌黎、乐亭、开平一带。[74]这里需要纠正一种常见的误解：许多史籍都以为山海关属于吴三桂的防区，甚至把吴三桂说成山海关总兵。[75]其实当时的明山海关总兵是高第[76]，下辖兵员数目约为一万人。吴三桂进关之后即同高第会合，密切注视形势的变化。
三月十五日，大顺军进抵居庸关，明守将唐通投降。李自成对山海关一带的官军十分重视，他知道吴三桂所统边兵是明朝的一支劲旅，距离北京比较近，又处于大顺军和满洲贵族军队之间，如果不及时解决，将成为一个重大的隐患。至于解决的方式究竟是以武力消灭还是采用政治手段招降，李自成分析了当时的情况，认为以招降比较稳妥。首先，因为自从大顺军进入山西以后，除了宁武总兵周遇吉负隅顽抗落得个兵败身死的下场外，据守各战略要地的明朝统兵将领，如大同姜瓖、宣府王承胤、居庸关唐通等，都望风归附。在这以前投降的总兵还有白广恩、牛成虎、郑嘉栋、左光先、陈永福等。这种先例对吴三桂自然会产生重大影响。其次，吴三桂自己统兵在外，他的父亲吴襄和其他家属却留在北京，为了保住身家产业，决策投降大顺政权也是在情理当中的。另外，如果不先从政治上争取就付诸武力，吴三桂势必倒向满洲贵族。因此，李自成命降将唐通率本部兵马，带上犒赏关宁官军的银两、财物，前往山海关招降吴三桂和高第。唐通去后，“遗三桂书，盛夸自成礼贤，啖以父子封侯”。[77]这两个明朝总兵果然立即投降了。由唐通接管了山海关防务，吴三桂则带领部众向京师进发，准备朝见李自成，接受新命。
吴三桂领着兵马于三月二十四日到永平府（府治在卢龙县），“大张告示：本镇率所部朝见新主，所过秋毫无犯，尔民不必惊恐，等语”[78]。一两天之后又行至玉田县。[79]就在这时，吴三桂得到消息，说他在北京的家属受到大顺军的侵犯，政治态度立即发生了变化。关于导致吴三桂叛变的直接原因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他的爱妾陈圆圆被刘宗敏夺去，于是“冲冠一怒为红颜”[80]。另一种说法是刘宗敏在追赃助饷的过程中，逮捕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索饷二十万”[81]。目前因史料不足，尚无法判定孰是孰非，但大顺军触犯了他的家庭，大致是可信的。吴三桂本来是个封建军阀，他的政治态度完全以个人利害为转移。他投降大顺政权，是为了保住既得利益，并希冀在大顺朝革故鼎新之际跻身于新贵行列。当他获悉自己的家庭受到波及时，便误以为李自成的招降是把他骗来北京，将不利于己。其他地方传来的大顺政权对明降官追赃助饷的种种消息也使他不寒而栗。于是，他一怒而去，率部直奔山海关，向镇守关门的唐通部发起突然袭击。由于变生意外，唐通猝不及防，被吴军击败，山海关遂被吴三桂占领。吴三桂的叛变，对于各方面人士来说都是没有预料到的，也是很不得人心的。在一个当事人的诗中有这样的描写：“吴帅旋关日，文武尽辞行。士女争骇窜，农商互震惊。”[82]说明愿意跟着他背叛大顺政权的人寥寥无几。[83]唐通被击败后，带着残兵驻于关城西北的一片石，派人向北京告急。约四月初十日左右，李自成得到了吴三桂叛变、山海关被占的消息。经过紧急商议之后，他一面批评了刘宗敏，对吴襄进行了抚慰，并且让牛金星代吴襄起草了一封给吴三桂的信，努力做挽回工作；一面决定亲率大军往山海关平叛。
四月十三日晨，李自成、刘宗敏带领大顺军从北京出发，由丞相牛金星和少数大顺军将领统率一万名士卒守备北京。[84]随军带往山海关的有吴襄和崇祯帝的三个儿子，以及在西安、太原俘获的秦王、晋王。这表明李自成希望让吴襄出面消除误传的谣言，以父子之情打动吴三桂。带明太子朱慈烺等一同前去的用意也非常明显，无非是堵塞吴三桂效忠故主的借口。尽管李自成等做了诸多准备，但这一次招降却没有达到目的。吴三桂叛乱后，关宁两镇兵合在一起只有五万人，占据山海关一隅之地，根本无法同大顺军相抗衡。为了逃脱覆灭的命运，吴三桂不顾民族大义，决定卖身投靠满洲贵族。
这时，满洲贵族在关外建立的清廷，已经度过了由于皇太极去世而出现的内部动荡，注意力又集中到如何利用明朝内部的阶级大搏斗实现自己进取中原的夙愿。在大顺军占领北京以前，清廷曾希望联合农民军推翻明王朝，分享胜利成果。这年正月二十七日，清廷派迟起龙等人充当使者，取道蒙古部落地区给大顺政权送来一封信。信的原文如下：
大清国皇帝致书于西据明地之诸帅：朕与公等，山河远隔，但闻战胜攻取之名，不能悉知称号，故书中不及，幸毋以此而介意也。兹者致书，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混一区宇，富贵共之矣。不知尊意何如耳。惟速驰书使，倾怀以告，是诚至愿也。[85]
这封信送到大顺军镇守榆林的大将王良智手里时，李自成已经率军东渡黄河向北京进军了。尽管王良智立即奏知了李自成，但李自成对清廷“协谋同力，并取中原”的建议却未予理会。大顺军摧枯拉朽式的进军，使满洲贵族们既为之眼红，也感到极大的不安。他们不禁考虑到一个新兴的、朝气蓬勃的汉族政权代替原来腐朽没落、不堪一击的明王朝之后，自己将无油水可捞；而且一旦大顺政权完成了汉族地区的统一事业之后，必将凭借强大的人力和物力资源，重新解决辽东问题。因此，清廷在摄政王多尔衮等人的策划下，决定乘大顺军立脚未稳之时出兵干涉。
四月初，清廷得到大顺军占领北京、明朝覆亡的消息，便急不可待地大举兴师。《朝鲜李朝实录》中，记载了朝鲜使臣郑太和四月十四日在安州同清朝使节谈话后写的一件紧急报告，其中说：
……（清使郑命寿）又曰：“顷日九王闻中国本坐空虚，数日之内，急聚兵马而行。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无不从军。成败之判，在此一举。”臣问：“所谓本坐空虚者何事耶？”曰“为土贼所陷”云，而更不明言。所谓本坐似指中原皇帝而言矣。[86]
四月初九日，多尔衮和豫郡王多铎、武英郡王阿济格等，带领满洲、蒙古八旗兵员的三分之二以及全部汉军大举“伐明”[87]。进军路线是采纳汉奸洪承畴的建议，准备由蓟州、密云地区破边墙而入。四月十五日，清军行至翁后，遇上了吴三桂派来的使者副将杨坤和游击郭云龙，告以山海关形势危急，“若及此时促兵来救，当开山海关门以迎大王”[88]。同时面呈书信一封，内称：“王以盖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会，诚难再得之时也。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直入中协、西协。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则我朝之报北朝者岂惟财帛，将裂地以酬，不敢食言。”[89]多尔衮大喜，除留下使者杨坤外，还派妻弟拜然随郭云龙前往山海关探其虚实。同时下令改变行军路线，向山海关兼程进发。在给吴三桂的回信里，多尔衮避而不用“合兵”一词，却趁机向吴三桂进行招降：“今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一则国仇得报，一则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富贵，如河山之永也。”[90]吴三桂得到回书后，果然决定投降，并决心驱迫关辽兵同大顺军恶战一场，借以提高自己在满洲贵族面前的地位。
四月二十一日，大顺军到达山海关，吴三桂只留下少数军队和反动乡绅防守关城，把主力已拉到关内石河，摆开阵势。李自成除了把主力用于石河以外，还派出部队进攻山海关的东罗城、西罗城和北翼城[91]，对吴军实行包围。双方昼夜激战，至二十二日晨，吴军已困惫难支，据守北翼城的一支吴军向大顺军投降，吴三桂的全军已面临崩溃之势。清兵于二十一日晚赶到山海关后，屯驻于欢喜岭。此时的多尔衮并不急于参战，他“蓄锐不发”[92]，要等到吴三桂部支持不住、大顺军也疲惫时再一鼓作气夺取胜利；同时，他也要观察一下吴三桂的诚意，以免上汉人的当。二十二日晨，吴三桂感到形势严重，带着属官和乡绅们出关，至欢喜岭上的威远台[93]谒见摄政王，请求清军立即来援。多尔衮谕以“汝等愿为故主复仇，大义可嘉，予领兵来成全其美。先帝时事，在今日不必言，亦不忍言。但昔为敌国，今为一家。我兵进关，若动人一株草、一颗粒，定以军法处死。汝等分谕大小居民，勿得惊慌”[94]。继之又对吴三桂道：“尔回，可令尔兵以白布系肩为号。不然，同系汉人，以何为辨？恐致误杀。”[95]说完，让吴三桂等先行回去，自己随即下令清军，从南水门、北水门、关中门三路进关。布好阵势后，即向大顺军阵地发动猛烈冲击。大顺军虽然奋勇迎敌，无奈清兵以逸对劳，而且在数量上也占了很大的优势[96]，故不久便败下阵来。清军乘胜追击，大顺军大败，兵员器械损失惨重，大将刘宗敏也负了伤。李自成只好连夜撤退。他们行经永平范家庄时，把吴襄处斩。二十六日回到北京，又杀吴三桂全家三十四口。而吴三桂本人却在山海关战役结束这一天，被清摄政王承制封为平西王。这样，由于吴三桂背信弃义，大顺军终于被满汉地主阶级联军击败。从此明末农民战争由盛转衰，进入了以抗清为主的新时期。
山海关战役是顺、清之间关键性的一战，它决定着究竟是大顺朝还是清王朝能建立对全国的统治。大顺军的失败，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因素以外，主要的原因是：首先，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在一片凯歌声中滋长了骄傲轻敌的思想，对于随着明王朝的土崩瓦解而必然出现的满洲贵族的武装干涉，缺乏清醒的估计。这主要表现在，大顺军渡河东征时调集的兵员不够。当时，大顺军兵力总数在百万以上，但平定西北地区后派驻各地的军队数量过多，占领山西、北直隶、山东等地后，又在各战略要地分别驻军，使兵力进一步分散。因而在北京地区集结的军队，用于对付吴三桂等部的明朝官军虽然胜任有余，但要同强大的满洲贵族军队决一雌雄，就显得力量不够了。
其次，在用政治手段招降吴三桂之后，李自成派往山海关镇守的，只是刚刚投降过来的明将唐通所部八千人，没有派出农民军大将率领重兵协防。派到山海关地区的文官兵政府侍郎左懋泰和山海关防御使张若麒，都是大顺军进京以后从明朝官僚中选拔的。这也反映了大顺政权领导集团对辽东军事形势可能出现的新情况估计得很不够。按情理分析，从万历末年以来，辽东军事冲突连绵不断，特别是崇祯年间清兵几次攻入畿辅地区，造成朝野震惊的局面。要说李自成等人对此一无所知或漠然视之，是绝对不可能的。然而，他们的行动却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似乎在他们心目中明、清之战是“前朝”的事情，自己并没有同清方交恶，完全可以井水不犯河水，各自安心过日子。因此，他们头脑中的辽东问题只是吴三桂等人统率的关宁边兵，吴三桂投降之后东北方面的问题就已经基本解决，关外虎视眈眈的满洲贵族被置之度外。如果李自成在山海关地区部署了重兵，吴三桂发动叛乱的可能性势必大大降低，即便叛变也不可能轻易地夺得关门重镇。这种麻痹轻敌不能不说是李自成等起义军领导人犯下的一个重大错误。
清廷方面的情况却正好相反。从皇太极到多尔衮等人都一直密切注视着中原地区阶级斗争的演变，并随时根据获得的情报而决定自己的对策。到大顺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北京进军之时，清廷已经认准农民军是自己的真正对手，紧张地筹划出兵干涉了。顺治元年初，范文程在《致摄政诸王启》里明确指出：
盖以为明劲敌者我国也，抑则流寇也。正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97]
到了大顺军攻占北京，明王朝覆亡之后，清廷就在极短的时间里几乎空国而来，“前后兴师未有如今日之大举”，因为多尔衮等人深知，“成败之判，在此一举”[98]。
一方是对迫在眉睫的危险视若无睹，一方是处心积虑以求一逞。在这种情况下，前者的惨败和后者的大获全胜就是必然的了。李自成农民军在山海关战役中用鲜血写下的教训，直到现在仍然值得记取。
四月二十六日，李自成带着败军回到北京。此时摆在他面前的问题是，固守北京等待援军的到来呢？还是趁清军围城以前主动放弃北京？刚回京时，李自成就下令火速拆除关厢民房和羊马墙[99]，说明他曾一度考虑过固守北京，但只过了两天，李自成却毅然决定在北京举行即位典礼后立即向西撤退。做出这样的决策是痛苦的然而却是正确的。当时大顺军在距北京不远的地方虽然有不少驻军，但不可能组织起一支足以挡住清军（包括已经投降清方的吴三桂部）的武装。其他军队则因分驻在西北各省和湖广、河南、山西等地，短期内无法调来。在外有跟踪而来的强敌，内有仇视农民革命的残余反动势力的情况下，李自成以新败之余据守孤城，后果是不待龟卜的。大顺军领导人有鉴于此，终于决定了主动放弃北京。
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举行即位典礼，由牛金星代行郊天礼，六政府各颁敕书一道。[100]典礼草草结束后，即“分付阖城人民，俱各出城避难”[101]，同时放火焚毁了明代宫殿和各门城楼，开始撤离北京。“城中扶老挈幼西奔者络绎不绝”[102]，一些投顺了大顺政权的明廷官员也杂在队伍里一同逃难。在大顺军遭到严重挫折，而敌方以明太子为标榜的情况下，仍然出现这种场面，说明大顺政权在京师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在撤退之前还要正式举行即位典礼完全是从政治上考虑。北京自元代以来就长期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在人们心目中设在北京的朝廷拥有正统地位。李自成之所以在军情旁午之际，仍然要在这里举行一次即位典礼，颁诏天下，其用意即在于向全国宣布：大顺政权在推翻朱明王朝之后，业已成为全国唯一合法的政权，北京是大顺朝定鼎的地方，尽管由于军事上的失利而暂时放弃，但迟早是要回来的。
四月三十日晚，清军进抵蓟州，得到了大顺军已撤离北京的消息，多尔衮即命多铎、阿济格和吴三桂等人统率精锐急速追击，自己则带领一部分军队赶往北京。五月初二日，多尔衮到达北京。当时都中的明朝官僚和市民并不知道吴三桂已经投降清朝，纷纷传说吴三桂打败了李闯，夺回了明太子朱慈烺，将奉太子来京即位。于是一群官僚便聚集东郊迎接，内官们也准备了卤簿法驾。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傲然而来的却是胡服辫发的清朝摄政王，转眼之间满洲白旗兵已经布满城垣。许多人不胜错愕，惶遽而退。一部分鲜廉寡耻的官僚则将错就错，竟把多尔衮迎接进宫，居之于火后仅存的武英殿。
五月初三日，大顺军退至保定，“虽钲鼓喧阗，而骑无行列，弧折筈残，人尽阻饥”[103]。但农民军仍严守纪律，“掏珠易饪”[104]，用财物向当地百姓购买食品。为了阻滞追兵，担任殿后的部队把“大内锦绮缠挂树上，铸金为瓴甋抛置道右，啖追骑以可欲，少缓须臾，一日夜行三百里”[105]。五月初八日，清兵在庆都（今河北望都县）追上大顺军。蕲侯谷英麾兵还战，双方战于城东。大顺军饥疲交困，士气不扬，被清军击败，谷英不幸牺牲。[106]大顺军继续南撤，又与清军战于真定，再次失利[107]，遂经井陉退入山西，留精兵防守固关。[108]追击的清军也因“马困人疲，不能远逐”[109]，又需要巩固对京师和畿辅地区的占领，不得不在五月十二日回到北京。[110]
清军是在为崇祯帝复仇、“吊民伐罪”的黑旗下出兵镇压农民军的。为了在汉族地区站稳脚跟，多尔衮接受范文程、洪承畴等人的建议，采取了一些笼络汉族官绅地主的措施。进京后的第三天就下令，“官民人等为崇祯帝服丧三日，以展舆情，着礼部、太常寺备帝礼具葬”[111]。由于在京的明朝官僚绝大多数都投降过大顺政权，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担心吴三桂和清兵入城以后，会把自己视作“从逆伪官”。清廷有鉴于此，“大张榜示，与诸朝绅荡涤前秽”[112]。只要归顺清朝，就官复原职，甚至加官晋级。同时明确宣布，凡属被起义农民夺去的田产一律归还本主[113]。这些保护汉族官僚地主的政令一公布，那些曾饱受农民军铁拳打击的明朝官绅地主，无不弹冠相庆，“故朝野一时欢然服从，如大旱之得时雨也”[114]。“是月终旬，长安市上仍复冠盖如云矣！”[115]完全是一派全面复辟的景象。
[1]刘尚友：《定思小记》。
[2]刘尚友：《定思小记》。
[3]赵士锦《甲申纪事》中说：“昌平降兵陈一元谓予曰：昌平巡抚何老爷（何谦）于大兵未至，十四日借守居庸之名出城。吾辈于十七早闻大兵至，禀李总爷守鑅即襄成（指襄城伯李国桢）之叔云：‘吾兵只得去降。’总爷不肯。吾辈又云：‘老爷虽不肯，吾辈去矣。’李回马至门房自缢。我兵至三里坡，已有老人、生员在前迎接。刘老爷（指宗敏）先至，吾辈跪云：‘昌平守兵降。’刘老爷云：‘圣驾在后。’须臾，皇爷（指自成）至，跪降之。”据此则大顺军占领昌平在三月十七日。关于李守鑅之死，光绪十一年《昌平州志》的说法略有不同，“十七年三月乙未（乙未为初七日，当为乙巳），李自成陷昌平。总兵官李守鑅骂贼不屈，格杀数人，死之”。（卷六，《大事记》）
[4]许多史籍都说大顺军经过昌平时，将明十二陵烧毁无遗（如文秉《烈皇小识》卷八就说“闯贼破昌平，将十二陵享殿悉行焚毁”）。清初，顾炎武在《昌平山水记》中说，被烧毁的只是康陵、昭陵的明楼和定陵的殿庑门。他在《恭谒天寿山十三陵》诗中又说：“康、昭二明楼，并遭劫火亡。定陵毁大殿，以及东西廊。”（《亭林诗集》卷三）屈大均在《自代北入京记》中也说：“定陵全毁于贼，昭陵、康陵仅明楼被焚。”（《翁山文外》卷一）顾炎武、屈大均都经过实地探访，所记完全相同，可证一般史籍之误。最可笑的是光绪十一年《昌平州志》卷六《大事表》，竟然也说“贼遂焚十二陵享殿”，简直是闭着眼睛说瞎话。被义军烧毁的康、昭、定三陵在西边，其他九陵在东边，也许能说明义军当时行经的路途。
[5]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
[6]刘尚友：《定思小记》。
[7]张正声：《二素纪事》。
[8]史可法：《请饬禁门户疏》，见《史忠正公集》卷一，《奏疏》。
[9]孙承泽：《天府广记》卷三四；《国榷》卷一○○。
[10]关于谈判的情况，史籍中有种种说法。《国榷》卷一百说，杜勋在城下喊话，“提督太监王承恩缒之上，同入见大内，盛称贼势，皇上可自为计。守陵太监申芝秀自昌平降，亦缒上入见，述贼语，请逊位。上怒叱之。”《平寇志》卷九所记相同。陈济生《再生纪略》说，三月十八日“申酉时分，贼密遣杜勋通话，欲中分天下，谋之大僚，不可而止”。《甲申传信录》卷一云：“是日，贼遣叛监杜勋缒城入讲和，盛言李闯人马强众，议割西北一带，分国而王，并犒赏军银百万，退守河南。当局茫然无应。内臣告上，上密召见之平台，辅臣魏藻德在焉。勋具以事白上，且言闯既受封，愿为朝廷内遏群寇，尤能以劲兵助制辽沈，但不奉诏与觐耳。因劝上如诸为便。上语藻德曰：‘此议何如？今事已急，可一言决之。’藻德默然不答，鞠躬俯身而已。上忧惑不能坐，于龙椅后靠立，再四询藻德定议，藻德终无一辞。上命勋且回话，朕计定另有旨。复缒勋还营。”《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七也有这样一段记载。另在三月十二日下又说：“蓟辽总督王永吉陷贼，纵归。中枢张缙彦疏请召对。下旨先问来意。永吉云：闯贼有二说，一如楚汉分地，一解甲归朝以大将军辅政。闻者大骇，不许召对。”文秉《烈皇小识》卷八所记亦同。按，王永吉当时并没有被大顺军俘获，所记有误。以情理而言，大顺军已经兵临城下，谈判中提的条件就只能是同永昌元年诏书一样，要朱由检逊位，也就是投降，其他的说法大概都不可靠。
[11]李长祥：《天问阁集》卷中。张缙彦《依水园文集》前集卷二有《缒贼上城纪事》一文。惜我所见北京图书馆藏刊本缺二页，这篇文章正在缺页之内。但书前既有这篇文章的题目，至少可以证明义军代表上城谈判完全属实。当时任明朝兵部职方司郎中的张正声说，“是夜（十七日夜），降珰杜勋吊城，坐楼上与三军门叙话”，也可资旁证（见《二素纪事》）。李长祥所记城头上坐者为“城下都督爷”，似乎是大顺军的一位将领，详情待考。杨士聪《甲申核真略》以“杜勋已叛，安肯复回”为理由，否定有杜勋入城谈判之事，失之武断。
[12]杨士聪：《甲申核真略》，记大顺军于十八日申时攻克外城。
[13]王世德：《烈皇帝遗事》。
[14]《天问阁集》卷上，《新乐侯刘氏传》。
[15]景山公园中有一棵槐树，相传是崇祯自缢处。然而，当时在北京的人留下的记载不少，虽然都说吊死在煤山，具体地点却不一致，没有任何人说吊死在那棵槐树上。这棵槐树还在，并不太大，不像三百多年的古树；何况要说崇祯吊死在上面，这棵树当时就不能太小。估计这种说法起源于清代宫内人员的附会。
[16]《烬宫遗录》卷下。王世德《烈皇帝遗事》也记载了这件事，文字略有不同：“上执太子手大恸曰：‘尔等今日是太子、王，城破，即小民也。各自逃生去罢，不必恋我。朕必死社稷，有何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尔等切要谨慎小心，若逢做官的人，老者当呼为老爷，幼者呼为相公；若遇平民，老者呼为老爹，呼幼者为老兄，或称为长兄，呼文人为先生，呼军士为户长，或称曰长官。’言毕，大声曰：‘尔三人何不幸而生我家也。’遂呜咽不能出声。”太子、二王生于深宫之中，长于阿保之手，虽经乃父的一番教诲，毕竟少不更事。大顺军进城以后，他们成了俘虏，同别人谈到大顺军时还是满口“贼”字。原大学士丘瑜听得心惊肉跳，偷偷以笔书于掌示之云：“今后勿言贼字。”（刘尚友：《定思小记》）
[17]《甲申核真略》。
[18]张正声在《二素纪事》中说：“十九日早，贼从正阳、安定门两股分入。”
[19]《明季北略》卷二○。又刘尚友《定思小记》中也说：“辰刻入城，果尔肃然。”
[20]《国寿录》卷一，《左中允刘理顺传》云：“须臾贼入，百姓欢迎。”
[21]赵士锦：《甲申纪事》。
[22]许多书上都说大顺军开始进攻北京时，李自成即已亲抵城下，甚至说他向着城上大骂。这种违反常识的说法根本不足信。又，《鹿樵纪闻》卷下《槐国人政》条说，李自成进城时先到西直门，“拔剑去镞，向后三发，令曰：‘军士入城敢伤一人者，杀无赦。’忽有黑气涌门而出。宋献策曰：‘此害气也，宜避。’乃改从德胜门入”。钱甹只《甲申传信录》卷一也有类似记载。这种说法并不可靠。因为李自成是在大顺军占领全城以后才从德胜门进城的，申明军纪应当是在军队进城以前。根据当时正在北京的祝渊等人的记载，分守西直门的明朝官僚是吴麟征，他在大顺军围城时，用土石把西直门的城门洞子堵了个严严实实。李自成在京期间，西直门一直没有开过。清兵进京后才把土挖掉，重开西直门。此外，李自成从德胜门进京，不仅是因为这个城门的名称具有以德制胜的象征性意义，而且他从沙河巩华城过来，由德胜门进城路途也最便捷。
[23]承天门在清顺治皇帝亲政后改为天安门。
[24]《甲申核真略》；《甲申纪事》。
[25]张正声：《二素纪事》。
[26]《甲申核真略》；《甲申纪事》。
[27]《国榷》卷一百。永王所封公爵之号，诸书失记。《国榷》写作“永王改口永公”。《甲申核真略》云：“封东宫为宋王，定、永二王亦各改封为王如故。”甲申以后，朱由检三子中太子的下落众说纷纭，无法取信。永王结局也不清楚。只有定王朱慈焕被大顺军将领带到河南，后来又逃往安徽、浙江等地，长期隐姓埋名。康熙四十七年时已经七十五岁了，在山东汶上县李朋来家充当塾师，被清政府捕获，不久全家处死。这个案件清政府称之为“伪朱三太子案”。其实，朱慈焕的口供说得非常清楚，他是朱由检的第四子（第三子为永王朱慈炯），他的六个儿子仍按朱元璋《祖训》中规定的排行第二字以“和”字命名，其孙儿名曾裕，盖隐曾祖父（朱由检）临御天下之义。康熙皇帝审阅了全部案卷，明知确系崇祯的后裔，却故意说是假的，全部杀光。玄烨南巡时，一再拜谒明孝陵，表示要寻求朱氏子孙奉祀。朱慈焕一生颠沛流离，并没有从事反清活动，却硬给安上一个“伪”字实行斩草除根，政治手腕真是到家了。这个案件的详情见《史料旬刊》第二期所收康熙四十七年直隶巡抚赵弘燮的奏疏；又见李朋来《张先生传》以及《清圣祖实录》的有关部分。
[28]《甲申核真略》。
[29]聋道人（徐应芬）：《遇变纪略》。
[30]《明季北略》卷二○作“献帝者赏万金，封伯爵”；赵士锦《甲申纪事》作“有能出首者爵通侯，黄金万两”。这里是根据杨士聪的《甲申核真略》，该书原注紫禁城被农民军误书为“紫金城”，作者可能看到了大顺政权发出的告示牌。
[31]关于这件事各书所记文字多有不同，这里据《甲申核真略》。作者杨士聪说：“此余闻之周中官自内出亲见之者。”
[32]据谈迁《金陵对泣录》说，朱由检和周后的尸体移出宫城后，由明朝兵部武选司主事刘养贞出私钱八千，买柳木棺殡殓。三天后，大顺政权用红漆棺和黑漆棺各一具，改殓了崇祯帝、后。清朝康熙皇帝在宫中听到另一种说法：朱由检死后，“尸首暴露东华门桥上，官员无一寻收者，太监慈有芳觅棺殡殓”（见《清圣祖实录》卷二九一）。这种说法同当时留下的各种记载不符，很可能是宦官们编造的，借以表明自己最能效忠主子。
[33]即今昌平区明十三陵中的思陵。赵士锦《甲申纪事》云：四月“初三日，葬先帝及后于田贵妃墓，黎明令数人舁去”。根据承办这件差事的署昌平州吏目赵一桂的申状，他在三月二十五日接到大顺政权顺天府的檄文后，“即动帑银，雇夫穿田妃圹，葬先帝及周后。四月戊午朔，职用夫二十名举先帝梓宫、夫十六名举周后梓宫至州。越三日庚申发引，翌日辛酉下窆”。大顺政权只派了礼政府主事许作梅（大顺军进京后录用的明朝降官）任监葬官，没有任何的铺张。下葬时昌平州的经费不够，许作梅束手无策，当地十名绅士“敛钱三百四十千”才勉强完工。赵一桂的申状还说：“田妃葬于无事之日，棺椁如制。职见先帝有棺无椁，遂移田妃椁用之。”（温睿临：《南疆逸史》卷四七，《赵一桂传》）事实经过说明，大顺政权在安葬朱由检一事上是非常简慢的，当时的京师官民对此也是相当冷漠的。谭吉璁在《延绥镇志》中说：“俄得崇祯帝凶问，贼往煤山临而哭之，曰：‘我来与汝共享江山，如何寻此短见识？’诸贼无不洒泪，乃以帝礼殡之。”（卷五之四，《僭国列传》）钱邦芑《崇祯甲申燕都纪变实录》云，三月二十一日，“在京大小官员由东华门入朝拜贺，御座上不见有人，但见青衣小帽一人传呼。贺毕，众官请殡先帝。见青衣传一批云：‘帝礼葬，王礼祭，二子待以杞、宋之礼。’众官又求并以帝礼祭。少顷，青衣传语云：‘准了’”。恐怕都属于传闻之辞。
[34]赵士锦：《甲申纪事》。
[35]聋道人（徐应芬）：《遇变纪略》。
[36]陈济生：《再生纪略》。
[37]赵士锦：《甲申纪事》。按，陈济生《再生纪略》和无名氏《燕都日记》，说这是丞相牛金星出的布告。李天根《爝火录》卷一于三月十九日下记：“吏政府大堂谕：为奉旨选授官职事。照得大顺鼎新，恭承天眷，凡属臣庶，应各倾心。尔前朝在京文武官员，限次早一概报名汇察。不愿仕者听其自便；愿仕照前擢用。如违抗不出者，大辟处治。藏匿之家，一并连坐。仰各遵新旨，共扩皇图。赴谒宜先，趋选宜后。须至榜者。永昌元年三月 日示。”《爝火录》成书较晚，这段文字和《明季北略》卷二三相同，而《明季北略》中这一条又是抄自反动《新世宏勋》（《定鼎奇闻》）第十二回，告示尾书“永昌元年三月廿四日”，系时同当时在京诸人所记不合，有可能是伪造的榜文。
[38]陈济生：《再生纪略》。
[39]赵士锦：《甲申纪事》。
[40]三品以上大员中录用了前户部尚书侯恂，这是因为侯恂被朱由检关在监狱里。
[41]刘尚友：《定思小纪》。
[42]陈济生：《再生纪略》。
[43]光绪《定兴县志》卷二○，《志余》。按，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二说“李自成破北京，奇逢避迹新安水乡，颇苦抄掠。忽发一檄，严禁把棍掳掠，列款多端，署名大顺，众遂以戢。事后始知奇逢命仲子奏雅所为”，孙奇逢即夏峰先生。盗用大顺政权名义出布告的究竟是谁，说法不一，但这件事确实反映了大顺政权令行禁止，享有很高的威望。
[44]阎尔梅：《阎古古全集》卷六，《沛城从贼纪事》。
[45]赵士锦：《甲申纪事》。
[46]陈济生：《再生纪略》中说：“贼兵营于宿迁。南北相持，往来路绝。”不久，在南明优势官军的攻击下，董部被迫北撤。
[47]李天根：《爝火录》卷三。按，刘暴在一些史籍里被写作刘日恭。
[48]聋道人（徐应芬）：《遇变纪略》。
[49]《国榷》卷一○一。又，《甲申传信录》卷六载，四月“初二日，……榜示伪顺仪制，颁为条约，凡文官俱受权将军节制，行跪礼”。刘尚友《定思小纪》说大顺政权将官制、服色以及“文官拜武将之类，俱刊定成册，以候颁行”。《永昌仪注》早已亡佚，从一些记载当中可以看出，这部文献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反映了大顺政权实行“右武”制度，以保证久经战阵的农民军将领居于主导地位。
[50]赵士锦：《甲申纪事》说，内库“银尚存三千余万两，金一百五十万两”。大顺军破城时任明朝兵部职方司郎中的张正声说，“李自成括内库银九千几百万，金半之”（见《二素纪事》）。杨士聪《甲申核真略》说：“贼入大内，括各库银共三千七百万，金若干万。其在户部者外解不及四十万，捐助二十万而已。”
[51]《甲申核真略》。
[52]“在宗敏及诸将处者，付本人；在监押健儿处者，付健儿自追。”（《甲申核真略》）
[53]《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八。
[54]《甲申核真略》。除了杨士聪所说的某些“坊刻”以外，有些接受了大顺政权官职的明朝官僚，为了掩盖自己“从贼”的经历，也颠倒黑白地把大顺政权的礼遇说成被“拷掠”。
[55]《明史》卷二六六。
[56]查继佐：《罪惟录》卷十七，《帝纪》。又该书卷三一也说，大顺政权“伪为均田免粮之说”。
[57]《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一二一页。
[58]《明季北略》卷十六。
[59]丁耀亢：《出劫纪略·保全残业示后人存纪》。
[60]顺治二年《厉宁奏本》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明清档案》第三册A3—226，户部为厉宁事上揭帖为顺治三年正月。厉宁为日照生员，中武举，历都司，任副将，降清，隶镶红旗下为副总兵。
[61]顺治二年《登莱巡抚陈锦题本》，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第四九六页。
[62]在山西大同地区，明朝代王的“宗姓约计四千余，闯贼盘踞六日，屠戮将尽”。“宗之房屋尽为贼居，地土庄窝无一不为贼据。”大顺军西撤之后，清政府“查出贼遗故宗室空房共一千六十所，地一千三百七十余顷，大小庄窝五十八处”。说明在大顺政权控制下的一两个月间，当地大土地所有制受到摧毁性的打击（引文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顺治元年八月初六日《大同总兵姜瓖启本》）。
[63]李天根：《爝火录》。
[64]《国榷》卷一百。
[65]《平寇志》卷十；《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八。
[66]《小腆纪年》卷四。杨士聪《甲申核真略》记：“中贵迎贼不独（王）德化一人为然，凡监局掌印者皆出迎，皆照旧。由是各招集名下听贼拣选，共留八百余人，余皆散去。”
[67]《国榷》卷一〇一说，大顺政权“改锦衣卫为龙衣卫，各营兵递直午门……”孙承泽在《天府广记》卷三四中，记大顺军占领北京后，看守他的人是“伪锦衣尉梁姓”，原为“陕西诸生”。两书所说的“龙衣卫”和“伪锦衣尉”大概是指李自成的警卫部队，而不是明朝的锦衣卫。
[68]《再生纪略》卷上。
[69]顾炎武：《明季实录》；《平寇志》卷九。
[70]《平寇志》卷九；《甲申传信录》卷五。
[71]《明季实录》；《甲申传信录》卷五。
[72]民国三十二年《米脂县志》卷九下，《艺文·诗词》。
[73]《再生纪略》卷下。
[74]乾隆三十九年《永平府志》卷三，《封域志·纪事》。又，顺治元年七月清滦州同知赵钟瑞奏本中自我表功说：“即前平西亲王兵丁分居本城，尽皆安置得宜，兵民帖服。”（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顺治朝奏本》第九号）也是指吴三桂降清以前的事。
[75]《明史》卷三○九《李自成传》，就用了“闻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兵起”的措辞。
[76]见康熙八年《山海关志》卷四，《官职志》。
[77]《清史列传》卷七九，《唐通传》；《平寇志》卷十。
[78]匿名：《吴三桂纪略》，见《辛巳丛编》。行至永平府的时日是根据乾隆《永平府志》卷三，《封域志·纪事》。
[79]康熙八年《山海关志》卷五，《政事志·兵警》。又，《临榆县志》所载当时人佘一元《述旧事诗》云：“进抵无终地。”无终即玉田县的古称。
[80]吴伟业：《梅村家藏稿》卷三，《圆圆曲》。这类讲法极多，充斥于史籍。
[81]张怡：《謏闻续笔》卷一。《甲申传信录》卷八也说：“闻其父为贼刑掠且甚。”杨士聪则说：“吴襄者，三桂父也，在京为都督，被获将夹，复宥而宴之。吴知终不免，遣人贻书与子云。”
[82]佘一元：《述旧事诗》第二首，见光绪四年《临榆县志》卷九，《舆地编》四，《纪事》。
[83]同1，《述旧事诗》中有一联是：“二三绅儒辈，早晚共趋迎。”可见参加吴三桂叛乱的人只是当地为数有限的几个绅士。请参看程儒珍《关门举义诸公记》（见光绪四年《临榆县志》卷二一，《事实编》四，《乡型》下）和佘一元《潜沧集》卷三《曹捷音传》，卷四《朱太母诸氏墓志铭》《赓庭冯先生墓志铭》。
[84]关于山海关战役期间留守北京的大顺军将领是谁，各种史籍说法不一致。赵士锦《甲申纪事》说：“惟留李岩居东城，牛金星居朝中，以为守备。”陈济生《再生纪略》说：“伪相牛及贺（有威）、郭（之纬）两伪将留守京师。”《甲申传信录》说：“制将军李遇（过）及贺锦二将留守京都，禁约军丁。”杨士聪《甲申核真略》说：“惟留一姓李伪都督居东，与牛金星共为守备。”《平寇志》和《怀陵流寇始终录》说，李牟和牛金星“以老弱万人守京师”。《鹿樵纪闻》则说李过留守。《国榷》记“牛金星、李牟、李友等居守”。这些说法不尽可信。如李岩、李牟本无其人，贺锦已牺牲于西宁。《国榷》卷一○一记四月十七日有人在京师宣武门外偷偷张贴“大明运当中兴”的反动榜文，“伪都督李友捕榜之，左右民杀之”。《甲申传信录》卷六记四月“二十三日，都中微闻闯败。制将军刘当将城外房屋督居民尽行拆毁，并及佛寺，运兵器上城守城”。制将军刘当指左营制将军刘芳亮。如果这两条记载属实的话，李友和刘芳亮是留守北京的大顺军将领。此事尚待继续查考。
[85]《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清帝致西据明地诸帅书稿》。
[86]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五八。
[87]《清世祖实录》卷四。按，据李《沈馆录》卷七，清廷在三月二十六日以前即已准备“西征”（伐明），并命李从行。不久，得到大顺军攻占北京的消息，在出兵时间和调集兵员数量上大概都做了调整。
[88]李：《沈馆录》卷七，引自《辽海丛书》。
[89]《清世祖实录》卷四。
[90]同2。
[91]按，山海关是东西向的，南翼城近海，故不作为进攻的主要目标。
[92]刘健：《庭闻录》卷一，《乞师逐寇》。
[93]威远台遗址尚在，称作“威远城”，距山海关城极近，大约不过二三里。威远台建造在欢喜岭上，所谓欢喜岭只是略高于平地的一条小丘陵。当地人士说，明时官军返自辽东，行至该岭则关门近在眼前，心中欢喜，故名。
[94]康熙八年《山海关志》卷五，《政事志·兵警》。
[95]《清世祖实录》卷四。
[96]李粹以当事人的身份说：“以臣所见，胡兵似倍于流贼。”（见《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五八）加上吴三桂的军队双方兵力悬殊更大。
[97]缪荃孙：《云自在龛随笔》。
[98]《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五八。
[99]杨士聪：《甲申核真略》记，四月二十七日，“驱城中百姓于崇文、宣武门外，毁撤沿河诸房及城外四面羊马墙，云：‘向攻城时借此墙遮蔽炮箭，大得其力。恐东兵攻城，故亟去之’”。下文又说第二天他自己也被抓去拆羊马墙，“余脱身而走”。这证明山海关战役后，李自成确曾打算固守北京。
[100]杨士聪：《甲申核真略》。按传统规矩都是由皇帝颁诏天下宣告即位，诏书的后面一般都附有大赦等恩款。大顺政权却分别由吏、户、礼、兵、刑、工六政府各发敕书一道，这些文献没有保存下来。
[101]李天根：《爝火录》卷三所引塘报。
[102]聋道人（徐应芬）：《遇变纪略》。
[103]康熙十九年《保定府志》卷十七，《忠烈》。
[104]同1。
[105]同1。
[106]《清世祖实录》卷五记：五月初八日“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等追击流寇于庆都县，大获其辎重”。另参看康熙十七年《庆都县志》卷三，《历代政绩》；《国榷》卷一○一。按，《国榷》记双方作战地点为定州北十里清水铺，据《清世祖实录》和《庆都县志》，这一战役是在望都县境进行的。又《国榷》记大顺军有“大帅三人”被清军俘虏，恐不可靠。
[107]《清世祖实录》卷五记：“固山额真谭泰、准塔，护军统领德尔得赫、哈宁噶等率前锋兵追至真定，又破之。贼焚辎重，仓皇败走。”另参见《清史列传》卷四，谭泰、准塔、哈宁噶传。
[108]边大绶：《虎口余生记》。
[109]《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五八。
[110]《清世祖实录》卷五。
[111]《清世祖实录》卷四。
[112]聋道人（徐应芬）：《燕都志变》（《遇变纪略》）。
[113]《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第七五页，引顺治元年谕旨云：“前朝勋戚赐田、己业，俱各照旧。”
[114]《燕都志变》。
[115]同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