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顺军在西安建国改元和渡河东征的消息传到北京，朱由检吓得坐立不安。当时摆在他面前的是一大堆的难题：在军事上，起义军兵强马壮，占了绝对的优势，而自己却缺兵、缺将、缺饷，根本招架不过来；在政治上，大顺政权好比旭日东升，万民景仰，而他所代表的明王朝却是民心丧尽，出现了土崩瓦解的形势。他已经预感到自己的末日临近了。但是，一切剥削阶级都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正如列宁所说的：“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的事情，统治阶级和压迫阶级会自愿放弃自己统治的权利、压迫的权利以及从被奴役的农民和工人身上榨取成千上万的收入的权利。”[1]对于朱由检来说，只要他还拥有一块可供榨取的地盘，一支可供调遣的兵力，他就绝不会甘心坐待灭亡。自从孙传庭兵败身死之后，朱由检迫切希望找到一个能够担任督师的人替他收拾残局，挡住起义军的进攻。经过一番盘算，他内心里选定了大学士李建泰。一天，他在临朝时叹息说：“朕非亡国之君，事事皆亡国之象。祖宗栉风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何面目见于地下。朕愿督师，亲决一战，身死沙场无所恨，但死不瞑目耳。”[2]说罢痛哭流涕。大学士们听皇帝说要御驾亲征，一个个心领神会，从首辅陈演起都挨次报名请求代替，但朱由检都不答应，轮到李建泰报名时，他才欣然同意。
李建泰为人贪生怕死[3]，既无驭将之才，也无应变之策，他被选中出马督师，只是因为他是山西的大富翁。朱由检在兵饷俱缺的情况下看中了他的万贯家财，指靠他“破家以纾国难”。李建泰也明白朱由检的意图，想到大顺军离老家曲沃已经不远，与其让家产落入起义农民的手里，不如用来博取一个急公好义的美名。于是，他干脆在朱由检面前装出一副义形于色的样子，说道：“臣家曲沃，愿出私财饷军，不烦官帑，请提师以西。”[4]正月二十日，朱由检正式决定李建泰以督师辅臣的身份“代朕亲征”，选定二十六日举行隆重的遣将礼。到了这一天，朱由检先派驸马都尉万炜祭告太庙，卯时举行典礼，然后在正阳门（北京前门）城楼上大摆宴席，为李建泰饯行。朱由检用金杯斟酒连赐三杯，即以三个金杯赐之后，当即拿出自己亲笔撰写的《钦赐督辅手敕》郑重地交给了李建泰。敕书原文如下：
朕仰承天命，继祖宏图，自戊辰至今甲申十有七年，未能修德尊贤，化行海宇，以致兵灾连岁，民罹水火，皆朕之罪。至流寇，本我赤子，窃弄兵戈，流毒直省。朝廷不得已用兵剿除，本为安民。今卿代朕亲征，鼓联忠勇，表扬节义，奖励廉能，选拔雄杰。其骄怯逗玩之将，贪酷倡逃之吏，妖言惑众之人，缺误军粮之辈，情真罪当，即以尚方从事。行间一切调度赏罚，俱不中制。卿宜临事而惧，好谋而成，剿则真剿，歼渠宥胁，一人勿得妄杀；抚则真抚，投戈散遣，万民从此安生。以卿忠猷壮略，品望夙隆，办此裕如，特兹简任，告庙授节，正阳亲饯。愿卿蚤荡妖氛，旋师奏凯，侯封晋爵，鼎彝铭功。有功内外文武各官从优叙赉。朕仍亲迎庆赏，共享太平。预将代朕亲征安民靖乱至意偏行示谕，咸使闻知。特谕。[5]
由于李建泰是代帝亲征，故朱由检在敕书里授予了莫大的权力。过去命杨嗣昌等人充当督师时也颁赐尚方剑，但专决范围限制在“文官自监军、兵备道及饷司、府州县等官，武官自副、参以下”[6]，对各地总督、巡抚、总兵等高级文武官员只能参奏，听凭皇帝裁决。给李建泰的敕书中却没有这类限制，不论何人只要“情真罪当，即以尚方从事”。为了让李建泰能够放手摆布，还特别规定“行间一切调度赏罚，俱不中制”。昔年杨嗣昌陛辞出京时，朱由检不过吩咐一声“与他酒饭吃”，自己就起驾还宫了。[7]这次却亲临正阳门城楼斟酒赐宴，礼遇之隆，前所未有。李建泰受到这样隆厚的礼遇，也为之感泣，誓以死报。席散，崇祯皇帝在正阳门上目送李建泰出京。
李建泰离京后取道保定南下。选择这条路线同当时明廷对形势的分析有关，朱由检和他左右的大臣们都认为，在大同、宣府一带还拥有重兵，大顺军进入山西后如果要攻取京师，“必不犯天下重兵处以入。于是命辅臣统禁旅出保定，而朝廷之忧则在保定不在宣大，且谓保定即不支，犹可调宣大兵之半以援畿辅也”[8]。后来的事实表明，明廷的这种分析仍然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等到发现义军采取的是南北夹攻的战略时，就完全陷入了被动地位。
一出北京，李建泰就立即感到了政治气候的急剧变化。他这位堂堂代帝亲征的大学士，在畿辅之内竟至落到了举目无亲的境地。“李至一县，县人漫视不为礼。李从者饥，求食。县人曰：‘汝官为大明乎？为大顺乎？’诡对曰：‘大顺。’乃为设食甚丰，饱餐而去。”[9]定兴县距离北京不过二百里，李建泰领着禁旅途经该县时，居然吃了闭门羹。“建泰攻破之，笞其长吏。”[10]南到邯郸时便传来了大顺军左营刘芳亮部正沿着黄河北岸向东进军的消息，李建泰立即原形毕露，“心怖，北向鼠窜，兵遂溃。所过之处恣意劫杀”[11]。途经广宗县时，他要求入城躲避，知县李弘基严词拒绝，带领县民登城设守。李建泰大怒，下令攻城。城破后乡绅王佐当面质问他：“阁部受命南征逆闯，赐尚方剑、斗牛服，推毂目送，圣眷至渥。今贼从西南来，正宜迎敌一战，灭此朝食，上报国恩。奈何望风披靡，避贼北遁，陷城焚劫耶？”李建泰恼羞成怒，下令把王佐处斩。[12]李军把“官帑民舍抢劫一空”之后继续北窜，一路上士卒不断逃走，只剩下数百名亲军拥簇着饷银，跟随李建泰溜进了保定。不久即在此向刘芳亮部大顺军投降。风光一时的大学士代帝亲征的闹剧，遂告结束。[13]
孙传庭统率的陕西三边官军覆没后，朱由检感到手头可以用来抵挡农民军东进的兵力十分单薄，除了抽调驻守宁远的辽东总兵吴三桂部以外，再也没有其他选择了。于是在正月十九日召对大臣时，正式指示调吴三桂部进关。在调兵的问题上，又一次表现了明廷的内部矛盾。朱由检非常清楚，吴三桂部入关，无疑是放弃宁远，使山海关外的土地、汉民落入满洲贵族手里。为了避免使自己承担“弃地”的恶名，他一方面指示只抽调五千名精兵随吴三桂前往山西助剿，说什么关外“余兵尚多”，未尝不可以支撑局面；另一方面又示意大臣们主动承担责任，说：“此等重大军机应行与否，原应先生每（们）主持担任，未可推诿延缓误事。”[14]
然而，实际情况是，吴三桂的五千精兵一撤，剩下滥竽充数的明军，根本无法抵挡满洲贵族军队的进逼。而且随着吴三桂主力的进关，势必出现人心不固，关外军民蜂拥入关避难的局面。大臣们深知朱由检的为人，唯恐招来杀身之祸，竭力避免自己承担风险。首辅陈演首先打出“一寸山河一寸金”的旗号，坚决反对“弃地”[15]。在回奏揭帖里，陈演等大臣先把朱由检恭维一番，说调吴部精兵入关“诚为灭寇胜着”，接着笔锋一转：“第关宁迫切神京，所系尤重。三桂兵五千为奴（指满洲贵族）所畏，不独宁远恃之，关门亦恃之。虽缓急未必能相救，而有精兵在彼，人心自壮。倘一旦调去，其余皆分守各城堡之兵，未必可用也。……万一差错，臣等之肉其足食乎？此真安危大机，臣等促膝密商，意旨如此，实未敢轻议也。……臣等迂愚无当，诚不敢以封疆尝试，伏乞圣裁！”[16]兵部尚书张缙彦干脆把问题挑明，说：“三桂之调不调，视宁远之弃不弃，两言而决耳。”[17]朱由检卸责于下的算盘落了空，只好自己决策放弃宁远。他说：“收守关（指退守山海关）之效，成荡寇之功，虽属下策，诚亦不得已之思。”[18]表面看来，调吴三桂部入关的方针在正月下旬总算确定了下来，实际上仍然在扯皮。首辅陈演为了把责任推个一干二净，再次召集大臣合议，意在分担责任。廷议通过后，他又千方百计地拖延时间，“具揭以为外边督抚未必来，亦当佥同”[19]，“请行督、抚、镇再议宁远弃后关门作何守法？军民作何安顿？总欲完其不敢任之局也”[20]。朱由检被弄得心烦意乱，只好下“圣谕一道，差官前去，及取回奏”[21]。经过这样反复协商，迁延了一个多月，直到二月底，吴三桂入关之议仍然没有付诸实行。
三月初，大顺军已经逼近畿辅。明廷才在初四日诏封吴三桂为平西伯、蓟镇总兵唐通为定西伯、挂平贼将军印援剿总兵左良玉为宁南伯、凤庐总兵黄得功为靖南伯（不久又补封刘泽清为平东伯）；同时命令吴三桂、唐通等统兵入卫京师。吴三桂部因为距离较远，直到大顺军占领了大同、宣化，兵锋直指京师时，才在三月十三日进关。[22]首辅陈演眼看大厦将倾，就告病回家，陛辞时口称“赞理无效，臣罪当死”。朱由检明知正是陈演等人的油滑才使自己吃了大亏，不禁火冒三丈，大骂道：“汝一死不足尽其辜。”[23]就这样，原来策划调吴三桂部入晋抵挡大顺军的计划由于上下推诿，终于全部落空。
按当时的形势和双方兵力对比来分析，即便吴三桂部在正月下旬开始进关，也无法实现朱由检的战略意图，挽救不了明王朝覆灭的命运。因为大顺军不仅在东征的兵力上远远超过明政府所能抽调的兵员，而且大顺军除了主力由大同、宣化进军居庸关，从北面攻取北京以外，还有两路偏师分别由大将刘芳亮等率领经怀庆、长治、畿南，取道河间府北上及大将任继荣、马重禧率部由山西出固关，取真定，形成三路包抄京师的态势。相形之下，吴三桂部区区数千官军，不过是杯水车薪，根本无法分头迎敌这三路大军。但是，抽调吴三桂部进关所经历的周折，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王朝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加速了它自身的灭亡。
尽管朱由检对李建泰出京督师和抽调吴三桂部堵御农民军抱有幻想，但山西前线传来的越来越不利的消息，却使他感到前途渺茫。何况吴三桂的军队移作抵御农民军之后，关外的满洲贵族军队乘虚而入，京师也同样难保。在这种内外交困之时，他何尝不想效法晋元、宋高，赶在大顺军兵临城下以前脱身南逃，依托半壁江山苟延残喘。早在这年正月，朱由检就秘密地多次召见主张“南迁图存”的左中允李明睿。他四顾无人之后才向李明睿推心置腹地说：“朕有此志久矣，无人赞襄，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朕志决矣。诸臣不从，奈何？尔且密之。”[24]接着，他同李明睿具体商量了南迁的路线、护卫、饷银和留守事宜。二月间，形势急转直下，代帝亲征的李建泰束手无策，派人飞章上奏说：“贼势大，不可敌矣。愿奉皇太子南去。”[25]南迁的问题逐渐由窃窃私议而公开形之于奏章。然而，连这样一件并不难抉择的事情，也因为朝廷内部的纷争而搁浅了。按崇祯皇帝的本意是自己逃往南方，但一要大臣襄赞，二要顾全面子。李明睿在奏疏里故意把南逃美其名曰“亲征”，就是摸准了朱由检的这种心理。可是，大学士们唯恐皇帝南迁时留下自己辅佐太子居守，变成替死鬼；即便随驾南迁，一旦京师失守，也说不定由于自己曾经主张南迁而替人受过。于是一个个唯唯诺诺，不置可否，即所谓“帝欲大臣一言主之。大臣畏帝不敢言，虑驾行属其留守，或驾行后京师不能守，帝必罪主之者。遂无人决策”[26]。特别是一部分廷臣如左都御史李邦华，竟然主张“皇上自然守社稷”[27]，而让太子朱慈烺到南京去监国，同时分封定王和永王。这是完全不符合朱由检心意的。因为如果实行这个办法，朱由检自己仍然逃不了命；即便有如天之福，勤王兵及时赶到，守住了京师，太子监国南京，说不定会重演唐肃宗灵武登基的旧戏。所以，他愤愤不平地说：“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不能济，哥儿们孩子家做得甚事？先生早讲战守之策，此外不必再言。”[28]在一片混乱当中，给事中光时亨又跑出来参了一本，指责“李明睿南迁为邪说”。朱由检气急败坏地当面斥责道：“一样邪说，却只参李明睿何也？显是朋党，姑且不究。”[29]南迁之议就在这样一片纷争当中拖延了下来。等到起义军逼近北京的时候，朱由检得到情报说，大顺军除了由大同、宣化方面来的主力以外，还有刘芳亮等统率的部队沿黄河北岸进军从南面包抄北京，往南逃跑的可能性也很小了。只有在内心追悔之余，发出“朕不能守社稷，可殉社稷”的哀鸣，准备同他所代表的明王朝一道葬身于农民起义的火海。[30]
三月初六日，明廷感到事态严重，正式下令放弃宁远，命蓟辽总督王永吉、宁远总兵吴三桂统兵入卫京师。同时檄调蓟镇总兵唐通、山东总兵刘泽清率部勤王。
吴三桂因为远离京师，收拾和安置关外又费时日，直到京师被义军攻克时还跋涉于勤王路上。刘泽清接到勤王诏书后，谎称自己坠马负伤，不能行动。朱由检无法，只得反赐银两表示慰问。刘泽清并没有因此而感动，竟将临清大肆抢掠后率军南逃。只有唐通领着所部八千士卒到达北京，屯扎在齐化门（朝阳门）外。[31]陛见时，朱由检赐宴，慰劳有加。唐通也表示“愿捐躯报效，使元凶速就歼夷”。朱由检非常高兴，赏唐通本人白银四十两，兵丁每人五钱。为了加强对这支军队的控制，他派太监杜之秩充任监军。这种做法激怒了唐通。他把朝廷赐给的东西摔在地上，满腹牢骚地说：“皇上太师我，伯我；又以内官节制反上我，是我不敌一奴才也。”[32]接着便借口自己带领的兵员数“寡于贼，不敌；战此平地，尤不敌。当往居庸关设险以待”[33]。上疏后不待朝命，拉起队伍就走。朱由检也无可奈何。此外，临近灭亡之时，朱由检还手忙脚乱地采取了一些措施，主要有以下各项：
一、令勋戚、太监和百官助饷。朱由检为了搜括兵员进行垂死挣扎，但又碰到了军饷的困难。明王朝的国库早已囊空底净，有限的外解又由于京师在军事上陷于被包围状态而无法运来。皇宫里的内帑虽然还很多，朱由检却舍不得拿出来。[34]他在二月中旬下了一道捐饷的命令，责成勋戚、太监和百官报效，以纳银三万两为上等。皇帝自己有钱不出，达官贵人们也相顾不动。朱由检派内官徐高，密谕周后的父亲嘉定伯周奎，让他纳银十二万两，给其他臣工做个榜样。周奎不肯答应，说是“老臣安得多金？”一口咬定只能捐一万两。朱由检认为太少，要他至少拿出二万两。周奎派人向女儿周后求助，周后暗中派人送去五千两。周奎不仅自己一个铜子不添，反将周后送来的银子扣下两千，只以三千两应命。不久大顺军进城，从周奎家抄出现银五十三万两，其他财物也值几十万两。勋戚当中只有太康伯张国纪输银二万两，晋封侯爵。文武百官捐助的不过几十两、几百两不等，聊以应景。朱由检见所得甚微，干脆实行摊派。先是规定每个衙门必须捐助若干，后来又按官员籍贯，规定每省仕京官僚捐助数字，如江南八千、江北四千、浙江六千、湖广五千、陕西四千、山东四千之类。“缙绅纷纷告免。”[35]朱由检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知道许多官僚贪污致富，乃命大臣推举“各省堪输者”，由政府勒逼出银。内官也奉命捐银助饷。太监王之心最有钱，传说他家中藏银一项就多达三十万两。朱由检当面叫他慷慨输将，王之心却推诿道“连年家计消乏”，仅献银一万两。后来，他被大顺军刑夹追赃，吐银十五万两，金银器物价值与此相当。其他的太监一个个也装穷叫苦，有的在住房门上大书“此房急卖”，有的把古董器玩送往市上出售，摆出一副破家纾难的样子。[36]据史籍记载，朱由检大搞捐助，所得不过区区二十万两而已。对比大顺军进城之后，没收皇家内帑和对勋戚、太监、百官追赃助饷，一共弄到七千万两以上的白银，明朝统治集团的贪婪鄙吝也就可想而知了。
二、派太监监视各镇。各地文官武将纷纷投向大顺政权，使朱由检感到不寒而栗，进一步加深了他的猜忌心理。二月底，他派出一批亲信太监前往各地担任监督防范之责，如高起潜总监关、蓟、宁远，卢惟宁总监通、德、临、津，方正化总监真定、保定，杜勋总监宣府，王梦弼监视顺德、彰德，阎思印监视大名、广平，牛文炳监视卫辉、怀庆，杨茂林监视大同，李宗先监视蓟镇中协，张泽民监视蓟镇西协，等等。兵部认为，这样政出多门，事权无法统一，只会增加地方上的困难，请求收回成命。朱由检却拒绝采纳。这些太监除了方正化甘心充当朱明王朝的殉葬品以外，其余大抵都随同地方官员和驻军一起投降了大顺军。朱由检这一着棋，不仅丝毫没有奏效，而且更加暴露了他的众叛亲离。
三、下罪己诏。朱由检在面临灭顶之灾时，妄想收拾人心，在二月中旬和三月中旬两次发布了“罪己诏”。二月间的诏书表面上承担一切罪责，宣布“皆朕抚御失宜，诚感未孚”，“己实不德，人则何尤？”实际上空话连篇，一点与民休息的措施也不肯采取。就像谈迁所指出的那样：“当是时，民莫苦于横征，率空言无指实。”[37]三月十八日，即明王朝覆亡的前一天，朱由检再次发布的罪己诏中才声称加派的新旧饷项全部停止。同时宣布“除李自成罪在不赦外，……他如文伪职牛金星、喻上猷；武伪职刘宗敏、罗戴恩等皆朕之臣子，如乃心王室，伺隙反正，朕亦何忍弃之，悉赦其罪，令复官职”[38]。自己的命运都已完全掌握在革命人民手中之时，朱由检还摆出一副宽大为怀的模样，高唱赦罪安民的调子，真好比骷髅卖俏，徒在历史上增加一点笑料而已。
由于大小臣工们眼见形势不妙，在二月底三月初已纷纷逃难，“旬日内外，大车小辆络绎而出国门”[39]。朱由检见人心动摇，下令除了朝廷派出的官员外，其他官员和家属一律不准出城。三月十四日，为了防止起义军化装潜入京师，朱由检还命都察院，督促五城御史严行保甲制度，“缉捕奸细”[40]。这类措施究竟能收到多大的效果，事实不久就做出了回答。
[1]列宁：《在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关于土地问题演说的草稿》，引自《列宁全集》第十二卷，第二六一页。
[2]《明史》卷二五三，《李建泰传》。
[3]《明季北略》卷二○，《李建泰督师》条下记载了一个小故事，颇能说明李建泰的为人：“昔崇祯丙子（九年），建泰主试江南。（九月）九日，大宴雨花台。百官送之。建泰坐轿中叹曰：‘不觉又重阳矣！’盖感日月之易迁，知其贪生之念重也。”
[4]《明史》卷二五三，《李建泰传》。
[5]蒋德璟：《悫书》卷十一。
[6]杨山松：《孤儿吁天录》卷十三所载崇祯十三年赐给杨嗣昌的敕书。
[7]《杨文弱先生集》卷四四。
[8]李长祥：《天问阁集》卷中，《故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宣府巡抚宛平朱公庙碑》。
[9]刘尚友：《定思小记》。
[10]光绪十六年《定兴县志》卷十九，《大事》。
[11]康熙三十二年《广宗县志》卷十，《人物列传》。
[12]乾隆十五年《顺德府志》卷十二，《人物下》。又见康熙《广宗县志》卷十，《人物列传》。按，不少史籍说李建泰军攻破了东光县城，李军并未经过东光，实无其事。
[13]《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七，记甲申正月丙辰日李建泰出京事有一条小注说：“辽东孙德新云：建泰实奉密旨封闯为秦王，求罢兵也。”录以备考。
[14]蒋德璟：《悫书》卷十一。蒋德璟当时任大学士，书中抄录了阁帖原文，是准确可靠的。一般史籍记载明廷策划抽调吴三桂部入关，都失之过晚，例如谈迁《国榷》卷一百记，二月丁亥（二十八日）朱由检“命府部大臣各条战守事宜”时，吏科都给事中吴麟征“请弃山海关外宁远、前屯二城，徙吴三桂入关，屯宿近郊以卫京师。三桂忠勇，可倚以办寇。廷臣皆以弃地非策，不敢主其议”。这种叙述不能说是误记，而是不知道在这以前，朝廷业已就撤辽东兵马入关防堵大顺军进行过计议。
[15]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二四，《闻警求去》条。
[16]蒋德璟：《悫书》卷十一。
[17]同3。
[18]同3。
[19]张缙彦：《依水园文集》前集卷二。
[20]《春明梦余录》卷二四。
[21]《依水园文集》前集卷二。
[22]张缙彦：《依水园文集》前集卷二，《关宁调援纪事》说：吴三桂部“于三月十三日进关，请马一万，安歇家口五日，遂无及矣”。
[23]《春明梦余录》卷二四。
[24]《平寇志》卷八。朱由检说“朕有此志久矣”，这句话同满洲贵族军队多次侵入畿辅，明京师数次处于危急的背景有关。
[25]李长祥：《天问阁集》卷上，《甲申廷臣传》。
[26]同1。
[27]李邦华明知当时“太原以西已成鱼烂，太原以北势如破竹”，京师“内备外援，一无足恃”，“恃者惟都城崇墉耳”。可是，他却主张“在皇上惟有坚持效死勿去之义”。说什么“方今国势杌陧，人心危疑，皇上为中国主，则当守中国；为兆民父母，则当抚兆民；为陵庙主鬯，则当卫陵庙；而周平、宋高之陋计，非所宜闻”。他先建议让太子早日抚军南京，过了几天不见动静，形势却越来越急，又再次上疏请分封定王和永王于东南太平、宁国等府（在今安徽省南部），用意是避免覆巢之下无完卵，即便北京被农民军占领，朱由检的儿子还可以在南京继统（见《皇明李忠文先生集》卷六，《总宪奏议》）。
[28]《绥寇纪略》补遗中。按，蒋德璟《悫书》卷十二，《阁臣回奏会议名单》中，说“璟奏廷议俱言东宫宜往南监国，上不应”。
[29]蒋德璟：《悫书》卷十二。其他史籍多有“光时亨阻朕南迁，本应处斩，姑饶这遭”一语。蒋德璟的记载是当时正式回奉的原文，应当说比较准确。杨士聪在《甲申核真略》内，力辨光时亨上疏谏阻南迁一事为妄，失之武断。
[30]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建都》条云：“当李贼之围京师也，毅宗亦欲南下，而孤悬绝北，音尘不贯，一时既不能出，出亦不能必达，故不得已而身殉社稷。”孙承泽在《天府广记》卷三四中也说：“上御勤政殿，独召都尉（指驸马都尉巩永固）密商，然真、保之间路已梗塞。”
[31]李长祥：《天问阁集》卷上，《甲申廷臣传》作：“通至，骑八千，步倍之，皆极精锐，壁齐化门外。”（齐化门即朝阳门）李长祥自称当时曾经亲往拜访唐通，按他的说法，唐通部下士卒有骑、步二万四千人左右。然而，其他史籍记唐通入卫时，明廷发给犒师银每人五钱，共发银四千两，算来还是八千人。唐通降于大顺军后，奉命领所部兵马前往山海关时，也只有八千人。李氏所记可能有误。
[32]《天问阁集》卷上。《甲申廷臣传》记此语为唐通对作者李长祥所述。
[33]《天问阁集》卷上，《甲申廷臣传》。
[34]明亡前夕，朱由检仍说：“户部既称无饷，内帑业已如扫，各官速为集议。”（见孙承泽《天府广记》卷三四，《成德传》）然而，就连他的亲信大臣也不相信。左都御史李邦华在疏中说：“祖宗设立内帑，原积有余之财以供有事之用。今军兴告急。司农（户部）掣肘，士无重赏，何由得其死力？社稷杌陧，皇上犹吝此余物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窃恐尽捐内帑尚无及于事也。……天下大矣，未有天下乂安而天子患贫者，特恐有力者负之而趋耳。”（见李邦华《皇明李忠文先生集》卷六，《总宪奏议》）朱由检不予批答。
[35]赵士锦：《甲申纪事》。杨士聪《甲申核真略》中记作“陕西五千”。
[36]《国榷》卷一○○。
[37]《国榷》卷一○○。这年正月，给事中孙承泽和光时亨都曾上疏，“求皇上下罪己之诏”，希望他采取停止练饷等实际步骤（见《天府广记》卷十三，光时亨：《王言更新疏》）。
[38]《国榷》卷一○○。《平寇志》卷八，把这件诏书记载于三月初六日，所列大顺政权文武官员还有李振声、杨永誉（裕）、田见秀、杨彦昌、谷可成。又，陈济生《再生纪略》，说这个诏书是三月十四日颁发的；《怀陵流寇始终录》则载于三月初五日，待考。
[39]《皇明李忠文先生集》卷六，《总宪奏议》。
[40]《皇明李忠文先生集》卷六，《总宪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