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顺军在山海关战役中的失败和被迫放弃北京，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农民军自从崇祯十四年以来几乎是战无不利，攻无不克，现在却在一次关键性的战役中遭到重大挫折，士气难免受影响。清方旗开得胜，一举拿下了北京，迈出了多年梦寐以求的进取中原的第一步，自然兴高采烈，信心大增。但是，由于大顺军后方的兵员尚多，活动余地仍然很大；清军战斗力虽然比较强，毕竟受到满族人口稀少的限制。因此，在大顺和清争夺天下的抗衡中，具有关键意义的却是汉族官绅地主的动向。
汉族地主中的许多人，大约从崇祯十六年冬开始，已经看出明王朝大厦将倾的前景。他们在这场社会大动荡当中仓皇四顾，迫切地寻求新的保护者，见以李自成为首的大顺政权如日东升，兵锋所至，风卷残云，很自然地便把保护自身利益的希望寄托于大顺政权。这也是李自成起义军进潼关以后，不到半年时间几乎兵不血刃地就拿下整个黄河流域数千里地方的重要原因之一。
然而，汉族地主们很快就大失所望了。李自成和大顺军的主要领导人，虽然由于自身地位的上升和封建文人的影响而开始逐步地向官绅地主转化，可是这种转化还没有达到质变的程度。在基本政策方面，李自成等大顺政权的领导人仍然坚持维护农民阶级的利益。在阶级社会中，一个政权的政策总是要维护某些阶级、阶层的利益而损害另一些阶级、阶层利益的。大顺政权的经济政策，特别是它的财政政策，正是在最大限度地维护着农民（可能还有一些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给地主阶级，特别是其中最有权势的官僚地主以沉重的打击。当时，大顺军的兵员已达百万左右，在大片地区内建立了政权，用什么办法来筹措这笔庞大的兵饷和行政费用呢？一种办法是在承认和保护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实行“轻徭薄赋”，这是历史上许多新建王朝的传统办法；另一种是实行剥夺剥削者的农民革命政策。李自成于崇祯十四年到十五年在河南曾提出了“不当差，不纳粮”的口号，崇祯十六年初在襄阳建立政权时，又具体化为“三年免征”的政策。是信守这些诺言呢？还是出尔反尔食言以自肥呢？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坚持了保护贫苦群众利益的农民革命立场，决定继续执行暂时（计划在三年之内）免除农民赋税的政策。这样，一方面要解决庞大的军饷和日益增多的政府开支，另一方面又要恪守许下的诺言，大顺政权的财源就只能依靠没收明宗室财产、接收所克城镇官府的微薄库存、对明朝官绅实行追赃助饷了。三者当中，最后一项是主要的。从现有史料来看，李自成虽然早在河南时就提出过“贪污吏籍其家以赏军”的口号，但追赃助饷作为一项政策，是在大顺军进占西安以后才正式形成并且广泛实行的。这以后，随着大顺政权管辖地区的扩展，遂普遍推行于陕西、山西、北直隶、山东、河南等地。雷厉风行地执行追赃助饷，使各地官僚地主“如罹汤火”。他们不仅像剜却心头肉似的被迫缴出贪污盘剥所得的钱财，而且在追赃过程中刑拷相加，缙绅体面扫地以尽。这样，官僚地主作为一个在各地拥有盘根错节的潜在实力的阶层，政治态度就逐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原先希冀托庇于大顺政权的保护，现在发现这个政权的刀锋正是对准着自己。严酷的事实使他们同大顺政权处于不共戴天的敌对状态。当大顺军在军事上势如破竹地向前挺进时，各地的官绅地主慑于兵威，表面上俯首帖耳潜伏忍受，骨子里却咬牙切齿，待机报复，即所谓“人人饮恨，未及发也”[1]。甚至一些被大顺政权吸收参加了工作的官僚士绅，也不免产生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之感，对执行这种政策的大顺政权的前途表示怀疑。
封建社会中的农民毕竟受到所处时代和地位的局限，在同官绅地主的斗争中，他们只能借用原有的政权形式加以惩罚，而不可能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把贫苦农民组织起来，对本地的乡绅劣衿实行有效的专政。于是，在大顺政权管辖区内就存在着一种十分微妙的政治形势：一方面是显而易见的，农民们如释重负，意气风发，沉浸于胜利的喜悦当中；另一方面是潜在的，官绅地主在各地的头面人物虽然被弄得衣冠扫地，但他们所代表的封建势力却依然相当强大，在某种程度上讲，只有他们才有可能利用各种社会联系、习惯势力把当地的人力、物力调动起来。这就是说，封建社会中的农民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即便是在狂飙突起的革命高潮中，也不可能产生科学的思想武器，创造出有效的组织形式，用以镇压统治者的势力和保护自身利益。他们的胜利当中就潜藏着巨大的危险，或者说隐藏着失败的因素。
山海关战役中大顺军的失败，特别是全国政治中心——北京的陷落，成了一个重要的信号，各地官绅地主认为时机已到，纷纷发动叛乱。他们杀害或拘捕大顺政权地方官员，袭杀当地大顺军驻兵，“榜闯大逆无道罪状”，“凡逆闯政令一切革去”[2]。叛乱一旦得逞，原来的明朝官僚立即把握了地方政权，从而实现了全面复辟。
现将山海关战役后两个月内北直隶、山东、河南地区发生的官绅地主叛乱情况列制为表，附于本书之后，供读者参阅（见附录）。
这些叛乱虽然是分散、自发的，但都不谋而合地聚集到封建王朝之下。较早发生的叛乱往往以为崇祯帝发丧，恢复明朝年号，甚至抬出明朝宗室相号召，如德州推出宗室朱帅金炊为“济王”[3]；大同总兵姜瓖也以明枣强王朱鼎册“续先帝之祀”[4]。等到他们弄明白了大顺军是败在清兵之手时，就差不多全部归顺了清朝。而靠近南方的山东、河南一些地方的官绅地主，则在清廷和南明弘光朝廷之间摇摆。以满洲贵族为主体的清廷，在很短的时间里便能在黄河流域站住脚并且进而推行征服全国的事业，其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它得到了北方汉族地主，特别是这个阶级中最有权势的阶层——官绅地主的支持。
在这些叛乱当中，对农民革命事业危害最大的是那些窃据了大顺政权重要职务的文武官僚。如明朝遵化巡抚宋权在李自成进京时拜表投降，被任命为大顺政权遵化节度使。[5]他发动叛乱时，大顺军守将黄锭还被蒙在鼓里，仍用对上司的礼节对待他，结果仓促遇害，镇守军队全部被搞光，防御使、府同知和县令等下属文官也被一网打尽。[6]又如李自成在晋北重镇大同留了上万名重兵，由制将军张天琳负责镇守，由于没有解除明朝投降总兵姜瓖等人的军权，加上防范不严，以致姜瓖叛变得逞，张天琳等大顺军将领被刺杀，驻防的军队也随之瓦解，使李自成放弃北京后固守山西的计划转眼就落了空。
一六四四年五至六月，大顺政权领导集团经由山西太原、平阳（今临汾）返回西安。由于兵力不足，对畿辅和山东地区已经无力顾及，所以把防御重点放在山西、河南一线。五月中旬，李自成对山西一带的防务做了具体部署：晋北大同地区由制将军张天琳统领一万多名士兵镇守；晋中太原地区由文水伯陈永福带领兵马一万镇守[7]；晋东南长治地区由平南伯刘忠镇守，兵员数字不详。李自成离开太原时亲自召见了陈永福，“授以坚壁清野之计”[8]。为了加强山西的防务，又留下右营大将、绵侯袁宗第以兵万人屯于临汾挂甲庄[9]。在河南卫辉府一带也留下刘汝魁等部大顺军镇守。
为了巩固对山西、河南等地的控制，大顺政权还采取了措施打击和防范各地官僚豪绅的叛乱活动。大顺军主力西撤以后已无法有效地镇压北直隶、山东的叛乱，而在山西、河南则仍然采取了有力的对策。对于已经发生的叛乱，坚决用武力平定。五月上旬，大顺军从北直隶撤入山西时，山西平定州（今平定县）、榆次县和太谷县的官僚劣绅背叛大顺政权，关起城门，不让义军进城，甚至填塞水井，给军队饮水造饭制造困难。李自成等人当即下令攻城平叛，把参与叛乱的分子处以死刑。[10]五月中旬，山西定襄发生了大顺政权的饷银被明朝官僚组织的“游兵”劫去、典史被害的事件，该县县令密报省城太原，当即派来大顺军三千多名平定了叛乱，并由镇守忻州的大顺军将领“兼辖定襄”[11]。大顺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坚决打击叛乱活动，在一段时间里遏制了北直隶、山东官绅地主叛乱活动的蔓延，使山西、河南等地的大顺政权得以暂时稳定。
为了同样目的，大顺政权还采取了一项重要的防范措施，即在六月间下令把山西、河南等地的明朝官绅，强制迁往陕西各地重新安置。如五月间，河南滑县举人王良翰、程见周等绅衿，定盟“起兵，将斩伪令以待王师”。相邻的浚县明典史李化桂也勾结当地士绅，秘密策划逮捕大顺政权县令马世聪。这两起阴谋败露后，首恶都被处死。滑县令刘三晋还具疏奏请“李自成，欲一网打尽”。六月，大顺军将领刘汝魁带着兵马来到，把浚县、滑县、长垣三县的明朝官绅押往陕西，“各安置边远州县”[12]。大顺政权山西巡按也奉命把全晋之缙绅，“其未死与潜匿者，票催尽解西安”[13]。河南辉县一带的“大小乡绅、举贡，则尽并其家属押解陕西”[14]。顺治二年清都察院的揭帖中说：“河南、山西官绅为贼逼勒西行，甚有合家颠连，求生不能，求死不得者。”[15]这种大批迁徙明朝官绅的目的，在于使这些地头蛇脱离故土，无从发挥他们的反革命能量。
关于李自成等大顺政权的领导人为什么没有在山西就地组织固守，伺机反攻，而是径直返回西安的问题，由于其失败后档案被毁弃一空，我们无从知道李自成等人当时是怎样商议和决策的。看来主要是因为西安是大顺政权立国的地方，称为西京。一些史籍曾经记载大顺军渡河东征时，中央机构仍然留在西安，李自成统兵所到的地方称为行在，六政府各选一侍郎从征。[16]此外，李自成的妻子高氏从来没有在北京露过面，可以肯定这位皇后一直留在西安。这就意味着，大顺军占领北京期间，实际上存在着两京制度。北京失守以后，西安就成了大顺政权的政治中心。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当时西北地区的大顺军队比较多，李自成需要亲自去组织反攻力量。然而，李自成在西撤过程中，没有尽可能地把较多的主力部队留在山西，也没有任命一位高级将领统筹山西防务，回到西安后又没有及时地从陕西调集兵力加强山西的驻军，这在战略上似乎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错误。
李自成回到西安以后，确实很快就开始了反攻的准备工作。顺治元年七月，清大同总兵姜瓖在一件塘报里，提到了大顺永昌元年七月初七日发出的行牌，其中有“长安二府田（指田见秀），绥德、汉中高、赵（指高一功、赵光远）从西河驿过河，统领夷汉番回马步兵丁三十万，权将军刘（指刘宗敏）统兵十万过河从平阳北上。又报皇上（指李自成）统领大兵三百五十万，七月初二日从长安起马。三路行兵，指日前来。先恢剿宁武、代州、大同、宣府等处，后赴北京、山海，剿除辽左。至叛逆官兵尽行平洗，顺我百姓无得惊遁”等语[17]。这个行牌为了先声夺人，在兵力数字上不免有所夸张，但表达了大顺政权领导人有整兵渡河、同清军再决雌雄的意向。行牌中宣布以田见秀、高一功、赵光远（原为明朝汉中总兵）统兵三十万为先锋，也值得注意。他们在大顺军进军北京时分别留守西安、绥德和汉中，养精蓄锐，兵马齐整，计划中让他们打头阵，安排也是合理的。大顺政权还加紧了反攻的其他准备工作，如筹集军用物资，在平阳府属各县“派征钢、布、翎毛”等物[18]；在山西泽州、潞安（今晋城、长治地区）“打造盔甲”[19]；在河南怀庆地区也积极征集制造箭翎的羽毛。[20]在军事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清兵部右侍郎金之俊在顺治元年六月上的奏疏中说：“臣接易州道塘报，流贼尚在太原，日事招练。又询之真定副将王燝云，伪将马总兵（当即大顺军大将马重禧）径倚固关以蔽我。且连日据守门官军盘获流贼奸细，供称来京探信，实繁有徒。可见逆闯包藏祸心，固未尝一刻忘东向者。”[21]七月间，大顺军还曾派出部队东出固关，一度占领了井陉县城。[22]八月，奉南明弘光政权之命前往北京同清政府和谈的左懋第也在奏疏中说：“然道路传闻，闯贼盘踞晋中，以多寇守紫荆、倒马、井陉等关，似贼不甘心于（虏）而与为难者。”[23]九月间，高一功部也曾经一度由陕北攻入山西。然而，这些措施毕竟属于准备工作和局部行动，大规模的反攻始终没有成为事实。我们不大清楚李自成在部署反攻时遇到了哪些困难。从一些迹象来看，内部的不稳定是个重要的原因。不稳定的因素包括：一、当时在西北地区的明朝投降将领还掌握着部分兵权，清王朝则利用各种社会联系对他们广为招徕，而他们的态度或是暧昧难明，或是跃跃欲试；李自成为了防范可能发生的武装叛变，不得不在战略要地分驻大顺军旧部，这就必然要牵扯相当一部分力量。这年六月，大顺军绥德守将高一功和延安守将亳侯李过，突然把镇守榆林的确山伯王良智（李自成进攻西安时开门投降的明朝守将王根子）处死，由高一功接管了榆林的防务[24]。王良智为什么被杀，没有见到能够说明当时情况的材料。上面曾经提到，清廷写给“西据明地诸帅”的书信曾送到了他手里。此后他同清方是否有来往不得而知，但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更明显的一个例子是：上文说到七月间大顺军组织了一次反击，由山西出固关占领了井陉县。正待扩大战果时，投降大顺政权的明都司崔有福，突然在晋西永宁州（今离石）叛变。他聚集乡兵逮捕了大顺政权的州牧，占领州城，并且骚掠接境的临县、宁乡（今中阳）二县。大顺军被迫“移兵围州城”，直至八月二十五日才攻克。[25]这次叛乱虽然平定了，反攻的部署却被全盘打乱。二、在文职官员当中，原明朝投降官僚以至一部分没有出仕明朝的封建文人，在大顺军遭到重大挫折时也阴萌异志。《豫变纪略》记载了牛金星在西安时对其亲戚说的一席话：
一日，出为贡生置酒，饮间忽叹曰：“人生乱世，贵贱何足道，孽报耳！”因指其首曰：“保此物大难。我在祸网中，或庶几可以幸免，即不免而砍之悬于市曹也亦宜。君死网中胡为乎？幸即出居他所，卒有变，利有逃匿，保此头颅。”遂呜咽流涕而罢饮。
李自成还惩办了一些朝廷和地方官员，如刑政府尚书耿始然、户政府侍郎李天笃以及平阳防御使张爌等。有的固然是因为贪赃枉法，有的则是同政治态度有关。上述迹象表明，大顺军败回西安之后，内部矛盾有逐渐激化之势。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全力对敌就不大可能了。
最后，我们还要着重指出一点，即从一六四四年农历六月李自成返回陕西到下一年正月放弃西安，经过了半年的时间，大顺政权当时管辖的地方还相当广阔，处理着好几个省的政治、经济、军事日常事务。从现存的非常有限的一些材料可以说明，大顺政权在西安期间不仅做了大量的工作，政策上也做了相应的调整。如在财政政策上就做了重大的改变，停止了追赃助饷，改而实行按土地数字征收赋税的政策。上文说过，李自成在北京时就感到大规模地追赃助饷对大顺政权的稳定不利，四月初八日曾亲自出面干预，把拘留在营中追赃的明朝官僚全部释放。然而，当时只是停止了在北京对明廷官员的追赃助饷，其他地方则仍在继续进行。回到西安以后，便“通行免追比”[26]。全面停止追赃助饷的原因固然比较多，但主要原因还是避免对官绅地主过分打击而不利于后方的稳定。
追赃助饷一经停止，各地政权便失去了财源，势必要用其他方式来代替。我们至今还不清楚大顺朝廷是否规定了统一的征税制度，但从各地的零星材料来看，从一六四四年农历六七月起，许多地方确实开始了征收赋税。如顺治元年七月，清国子监司业薛所蕴启本中谈到，大顺政权在他家乡河南辉县，“每地一亩派银五分，追比急如星火。又按亩征解阔布，花缺布贵，敲朴就毙，人相枕藉。又科派雕以充箭翎，臣乡此鸟最少，乃至死鸱一只，费银十两有余。又派打造盔甲”[27]。曾任明朝兵部尚书、投降大顺政权不久又降清的张缙彦也说：“雕翎、鱼胶，尽派穷民；钢铁、牛角，亦入地亩……初诱百姓以三年免征，后辄百端催科。”[28]史料还记载，陕西麟游县大顺政权曾经“踏勘荒熟”，征收税粮，“计当时共坐阖县熟地一千五百一十六顷四十五亩，按地该粮一千八百八十三石”[29]。这些史实都说明在形势逆转的情况下，大顺政权被迫提前改变了赋税政策。只是由于满汉地主阶级相勾结已成大势所趋，局面已无法挽回了，财政政策的改变并没有收到什么效果。
清军进入北京以后，一面巩固自己在畿辅地区的统治，一面逐步蚕食山西、山东两翼，为大举进兵作准备。六月，明恭顺侯之弟吴惟华自称应袭侯爵，“请招抚山西自效”[30]。摄政王多尔衮欣然同意，派其前往山西招抚，又派明降官王鳌永以户部右侍郎兼工部右侍郎名义前往山东招抚。同月，“遣固山额真觉罗哈纳、石廷柱率将士平定山东一路”，“遣固山额真叶臣等率将士平山西一路”[31]，以为武力后盾。
当时，姜瓖对大顺政权的背叛使大同地区落入了清方手里，吴惟华乘势招抚了大同府南面的代州及所属繁峙、崞县。投降大顺政权的明将唐通，在大顺军西撤时同李过部一起退到陕西府谷地区。他看到大顺军的处境日益困难，就在清廷招诱下[32]，向李过部发起突然袭击，随即把部队拉过黄河驻于山西保德地区，至九月十五日便拜表投降了清廷。[33]整个山西北部遂为清方所有。
大顺政权山西节度使韩文铨、制将军陈永福和山西巡按李若星等见形势日益紧张，加强了保卫太原的准备。他们处死了明宗室千余人，又把大批明朝官绅押往陕西，借以消除内患。陈永福还遵照李自成“坚壁清野”的指示，下令拆除了城外关厢的全部房屋，以免清军攻城时用作掩蔽，并且派出军队“四出搜野，为固守计”[34]。九月十三日，叶臣等统率的清军经固关进抵太原城下。在一段时间里，陈永福等人防守太原是相当认真的，清军无机可乘。十月初三日，清军调来“西洋神炮”，集中火力轰击西北城角，城垣被毁塌数十丈，清军由缺口一拥而上。大顺军抵挡不住，从东门突围，又遭到埋伏在城外的清军截杀，伤亡很大。陈永福向南逃脱，后来投降了清朝。[35]节度使韩文铨战死，巡按李若星投降，山西省城太原遂告陷落。
晋东南长治地区，大顺政权原派平南伯刘忠镇守。开始刘忠也采取了拆毁关厢民房等坚壁清野措施，防备清军攻城。可是，八月间清将孟乔芳等从泽州（今晋城）北上进攻长治时，刘忠却弃城而逃。大顺政权防御使孙明翼、潞安府尹师心知以及长子县令、屯留县令均被捕杀。清军以原明朝潞安府通判冯圣兆署冀南道事，随即北上参加攻取太原之役。刘忠探知清军已离长治，又引兵来取。冯圣兆会同当地士绅，驱迫百姓据城防守。刘忠以帛书射城上说：“明亡，天下分裂，秦晋当属我，而拒之，是逆也。百姓执冯通判出，即不屠。”[36]因此城中人心动摇，“啧啧多偶语”。但冯圣兆以清军势盛相威慑，继续坚守。十月，清军攻破太原，派兵来援。刘忠被迫经泽州撤退，攻阳城十一昼夜也未能得手[37]，不得不率部转入河南。至此，山西全省仅剩下西南一隅仍属大顺政权，李自成扼守山西的计划已基本瓦解了。
一六四四年九月，多尔衮把顺治皇帝福临由沈阳接到北京，于十月初一日举行了即位典礼。满洲贵族在畿辅、山东、山西的统治逐渐稳定下来后，清廷便以为征服全国的时机已经成熟，遂决定大举进兵。多尔衮等清廷决策人的胃口起初是非常大的，他们分兵两路，企图一举摧毁西安的大顺政权和南京的弘光政权。十月十九日，英亲王阿济格、吴三桂、尚可喜等由北京出发，准备先攻陕北，然后南下西安，镇压大顺农民革命。途中把宣府、大同两镇降兵尽调随征，“搜括无遗”[38]，总兵力达八万人。同月二十五日，豫亲王多铎、孔有德、耿仲明等统领另一支大军南下，原计划是收取江南。
就在清廷调兵遣将的前后，大顺军向河南怀庆地区发动了局部的反攻。十月十二日，大顺军两万多人由山西垣曲东下河南怀庆。“怀庆肘太行，踵黄河，为南北要道。”[39]大顺军连续攻克济源、孟县，“其锋甚锐”[40]。清军怀庆总兵金玉和领兵出战，被击毙于柏香镇。大顺军乘胜攻怀庆府城沁阳，清卫辉总兵祖可法火急赶入沁阳组织城守。
大顺军反攻怀庆、金玉和被击毙的消息传到北京，多尔衮大惊，不得不立即改变进军南京的计划，命多铎先救怀庆，然后攻取潼关，同阿济格夹攻西安。大顺军发动的怀庆之役，把清军主力全部吸引到了自己这方面来，在客观上延缓了弘光朝廷覆灭的时间。朱由崧、马士英、史可法等弘光朝廷的决策人在清军主力西向，山东、河南、北直隶等地兵力相当薄弱的时候，只是鼠目寸光地欣赏着清军代为讨平“流寇”，自己却按兵不动，弃掷了进取山东、北直隶的良机。这不仅充分暴露了弘光朝廷仇视人民、认敌为友的反动本质，更重要的是给清廷提供了各个击破的机会。
多铎的大军进抵怀庆后，大顺军兵力不敌，主动撤退。清军从孟津渡河，十二月十五日进至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陕州区），大顺军张有曾部屯于灵宝城外，被清军击破。多铎遂于二十二日进抵潼关二十里外立营。
李自成等大顺领导人获得清军将攻陕北的消息后，注意力集中在加强陕北的防务。[41]这年冬天，大顺军便源源不断地大批北调。史料记载：“顺治元年冬十二月，李贼自同州过白水，北趋延安。战败，复奔白水。”[42]“自成遣其部伪侯刘、贺、辜、高等来援。已而，自成亲至，率伪汝侯刘宗敏踞洛浃旬。”[43]这两段记载弥补了一般史籍上的缺略，使我们知道当多铎统率大军正向潼关进发时，大顺军领导人才发觉根据过去情报做出的部署有问题，但自己已经陷入了南北夹攻的困境。《洛川县志》说，李自成、刘宗敏由西安北行至该县后整整停留了十天。显然是被清军两路来犯的形势弄得进退失据，只好暂时不动，需等待进一步的消息后方能决定增援何方。这样，原来准备在陕北迎击清军的战略设想，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不得不改变，使自己在战局上完全陷于被动。由于阿济格军迂道蒙古土默特、鄂尔多斯部地方“索取驼马”，进军缓慢[44]，而潼关的消息却越来越紧，李自成才决定同刘宗敏等带领增援部队匆忙赶往潼关。
十二月二十九日，潼关战役开始，刘宗敏先战不利。次年正月初四日，刘芳亮统兵出战，受到挫折。李自成“亲率马步兵拒战”，也遭到多铎部八旗兵全力反击，大顺军再次失利，步兵损失很大。初五、初六两日晚间，大顺军连续出击，都没有取得效果。初九日，清军调来攻坚利器红衣大炮，进逼潼关口，大顺军“凿重壕，立坚壁”阻之。十一日，清军先用红衣炮轰击，接着大举进攻。在不利的情况下，大顺军仍然英勇奋战，派出骑兵反击，又分兵迂回到清军阵后突击，竭力想扭转战局，但都没有成功。
这时，北路阿济格带领重兵已由山西保德州渡过黄河，进入陕北。他留下一班投降将领围攻榆林，自己则统兵南下。十二月十四日，清军占领米脂，惨无人道地将李自成故里李家跕和李继迁寨的居民，不分老幼全部屠戮一空。[45]接着，便向西安推进。李自成在两路清兵夹攻的形势下，看到陕西的陷落已成定局，被迫带着主力撤回西安。正月十二日，镇守潼关的大顺军将领巫山伯马世耀及所部七千余人伪降，清军占领潼关。当晚，马世耀派使者送密信给李自成，被伏路清兵截获。次日，多铎假说打猎，在潼关城西南十里的金盆坡口埋伏军队，旋又声言举行宴会，把马世耀所部军队的马匹器械全部解除。然后一声号令，伏兵四起，七千多名大顺军将士统统被杀。[46]
潼关战役是大顺军保卫西北地区的一次决定性战役，经过十三天的激战，因力量不敌以失败而告终。李自成知道守住陕西已无望，就在撤回西安的当天（正月十三日）决定放弃西安，取道蓝田、商洛地区向河南转移。这个决策是非常仓促的，因为估计潼关失守后多铎所统大军将很快进攻西安。当时，大顺军李过、高一功部还据守着榆林、延安；宁夏、甘肃、西宁也都还有驻军。但是李自成考虑到在多铎、阿济格两路重兵压境的情况下陕西是支持不住的，如果向西撤退，势必被清军切断同河南、湖广大顺军的联系，且僻处荒凉的西北一隅也没有多大前途；南面是张献忠控制下的四川，但由于一六四四年秋冬间大顺军同大西军发生过正面冲突，李自成也不便向西南发展。因此向河南、湖广转移，去夺取弘光朝廷控制下的南方，凭借这里雄厚的人力、物力继续进行斗争，便成了当时唯一的出路。
放弃西安时，李自成令权将军、泽侯田见秀殿后，让他把带不走的粮食等库存物资和官舍全部烧毁，以免资敌。田见秀却以“秦人饥，留此米活百姓”[47]为由，没有执行李自成的指示，只把东门城楼和南月城楼点燃，便赶来告诉李自成说已经遵命办理。李自成远望烟焰冲天，信以为实。田见秀所行的小人之仁，使清军在西安得到了大量的补给，士饱马腾，很快就追了上来。大顺军在转移过程中得不到较充分的休整时间，同田见秀的错误是有一定关系的。
人们常常以为李自成从西安撤退时，是带着西北地区的全部大顺军向河南、湖广转移。实际上同他一起行动的只是大顺政权的中央机构、李自成带往增援潼关的军队以及西安地区的留守部队，兵员总数只有十三万左右。陕北、汉中、宁夏、甘肃、西宁的军队都还留在原地。等到李过、高一功部在陕北立脚不住被迫撤退时，西安地区已被多铎、阿济格部先后占领，只有迂道会合镇守甘肃的党守素等部，取道汉中南下四川，然后顺江而下。他们直到李自成牺牲以后，才在湖广同跟随李自成、刘宗敏东下的大顺军余部会师。
随着清军攻入陕西，西北地区的明朝降官降将也一个个原形毕露，乘衅而起，拜表投降清廷。原先任过明朝宁夏花马池副将的董学礼，归顺大顺政权后曾奉命沿运河南下，后来撤到河南怀庆地区降于清朝。[48]他降清之后急于“立功自现”，派人带书信约大顺政权宁夏节度使陈之龙起兵充当内应。陈之龙过去是明朝监军道，他投降大顺政权本来就心怀叵测，用他自己的话来讲是“借其兵权，以待天时”[49]。董学礼的密信被牛成虎（曾任明朝总兵，这时奉大顺政权之命镇守宁夏）截获。牛成虎不赞成背叛大顺政权，把董学礼的家属全部处斩。陈之龙引而不发，清军进入陕西后，他利用职权拉拢一部分军队，“倡率大小文武军民，望风投诚”[50]，迫使牛成虎一道投降了清朝。白广恩归顺李自成后被封为桃源伯，随着形势的逆转，也准备投降清朝，只是由于大顺军防范较严，一时还难以得逞。到李自成撤出西安时，他就在蓝田口拉出队伍投奔了清朝。兰州总兵郑嘉栋，甘州总兵左勷、副总兵谢祯荣等人，都在一六四五年正月叛降清朝。奉李自成之命率军入川的四川节度使黎玉田（原先是明朝辽东巡抚），总兵马科（投降大顺后被封为怀仁伯），副总兵马德、高汝利、石国玺，也在清廷招降下领着士卒一万多人叛附清朝。此外，叛投清朝的还有汉南副将胡向化所部士兵一万余人、黄甫营守将高鸾以及陕北从响水到宁塞的十营堡边军。
从目前所见到的资料来看，原来为形势所迫投降大顺政权的明朝将领，差不多全部都拜倒在了爱新觉罗皇室之下。[51]他们在政治上的反侧，给大顺军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当他们态度暧昧、尚未公开叛变时，李自成等人为了防范而不得不留下相当数量的大顺军旧部加以监视，这就在前线急需增援时不能充分有效地集中兵力。他们叛变以后又往往急于向清廷献媚，或是背信弃义地向大顺军发动突然袭击，或是把自己驻防的地区作为进见礼，甚或二者兼而有之。我们已经指出，山西沦陷时，姜瓖在大同和唐通在保德的叛变，不仅把整个山西北部献给了清廷，而且都给大顺军造成了重大损失。西北地区明朝降官降将的叛变，更使大顺军领导人苦心经营的后方顿时烽烟四起，无法固守。陕北的陷落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除了高一功、李过镇守的榆林、延安以外，其他负责防守沿边城堡的明降将，很快就被清廷拉了过去，使榆林、延安陷入孤立无援的地位。文献中说，“惟榆林守将高一功乃闯贼旧党，坚拒相抗”[52]。正是由于大批降官降将的反水，阿济格才能只留下大同总兵姜瓖、榆林总兵王大业、宁武总兵高勋、宣化副将康镇邦等降将围攻榆林，自己却领着大军继续南下。这是迫使李自成丢掉西安的一个重要原因。历史又一次证明，任何政权如果没有一个大体上稳固的后方，要在前线取得胜利是非常困难的。大顺军在山海关战役之后节节败退，主要原因并不是清兵天下无敌，而是由于自己内部的不稳定。
清军占领西安后，多尔衮命多铎按原计划移师进攻南明弘光政权，阿济格部由陕北南下追击大顺军。这时李自成正带着军队进至河南内乡一带。据说，李自成曾有意直趋南京，抢在清军之前占领东南财富之区，由于顾君恩的竭力劝阻，才决定南下襄阳、承天。[53]阿济格受命进攻陕北时，曾经迂道蒙古部落索取马匹，受到摄政王多尔衮的严厉训斥，责成他“将流寇余孽务期剿除，以赎从前逗留之咎”[54]。阿济格不敢怠慢，在任命了西北地区官员之后随即率师南下。当时大顺军在数量上仍然超过清军，但是连续大败之后，士气低落，撤退时又拉家带口，行动迟缓。正月二十九日，主力撤到河南内乡后，在这里停留了较长的时间，直到阿济格部清军追了上来时，才于三月十八日拔营南下湖广。[55]
据阿济格向清廷的报告，这年三月到四月，清军先后在河南邓州，湖广承天（今钟祥）、德安（今安陆）、武昌、富池口（今湖北阳新县境）、桑家口、江西九江等七地，接战八次，大顺军都被击败。[56]这里所说的八次战役，并不都是大顺军主力同阿济格部清军展开的正面交锋，但反映了大顺军从西安撤退下来的行经路线和清军的追击情况。[57]
三月，大顺军由承天进抵汉川、沔阳，南明镇守武昌的左良玉告急。明江西总督袁继咸以为大顺军将沿长江北岸向南京进军，就带了一部分军队赶往蕲春，同武昌的左良玉部相呼应。大顺军却从沔阳州的沙湖和对岸簰洲之间渡过长江，在荆河口击败左良玉部将马进忠、王允成的驻防军，使“武岳大震”[58]。左良玉吓得魂飞魄散，只好借着“北来太子”[59]问题大做文章，打起清君侧的旗帜，声称要打到南京，讨伐马士英、阮大铖。左军于三月二十三日全师东下后，武昌遂无驻军，李自成乘机占领该城。
李自成当时的计划是夺取东南作为抗清斗争的基地，所谓“西北虽不定，东南讵再失之”[60]。到达襄阳时，他麾下的士卒有从西安带来的十三万，又把原先部署在襄阳、承天、德安、荆州四府驻防的七万人调集随营，合计二十万众，“声言欲取南京，水陆并进”[61]。李自成把襄、荆四府的驻防军调随主力东下，是因为同清军争夺南京，需要这支比较完整的生力军。但是，这次集中兵力的做法是失策的，当时负责镇守德安的大将白旺就曾提出意见，认为这些地方经过一年多的经营，已经比较巩固，驻防军也不弱，应当固守。但这个正确的建议没有为李自成所接受，白旺没有办法，只好奉命行事。所以当阿济格部清军尾追而来时，大顺军后方空虚，根本没有力量阻滞清军前进。
李自成刚到达武昌不久，清军就跟踪而至，“围武昌城数匝”[62]。刘宗敏、田见秀领兵五千出战，败还，大顺军只好弃武昌东下。[63]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大顺军当时向东南方面进发，战线拉得比较长。南明江西等地总督袁继咸在三月下旬曾向朝廷报告：“闯贼下走蕲黄，上犯荆岳。”[64]所以他当时派出署总兵邓林奇等增援蕲黄，自己则准备带副将汪硕画等领兵往江西袁州，防备大顺军由岳阳进入湘赣。
由于大顺政权没有留下较多的兵力扼守地方，又没有适时地组织必要的反击，只是一味地东进，这种顾前不顾后的做法终于招致了惨重的失败。四月，清军追至阳新富池口，趁大顺军不备冲入营垒，使大顺军又一次失利。同月下旬，在距江西九江四十里处被清军攻入老营，大顺军久历战阵、功勋卓著的大将刘宗敏被俘，军师宋献策、明降将左光先、李自成的两位叔父赵侯和襄南侯以及大批随军的将领家属也被清军俘获。刘宗敏和李自成的两位叔父当时就被杀害，宋献策和左光先却可耻地投降了。[65]就在这前后，丞相牛金星认为大势已去，竟然不告而别，开了小差。牛金星的儿子牛佺原任大顺政权的襄阳府尹，在大顺军节节败退的情况下，也认贼作父，投降了清朝，被委任为黄州知府，后来又升任湖广粮储道。牛金星逃离大顺农民革命队伍后，一直住在牛佺的官衙里，享受着老太爷的清福，直至寿终正寝。[66]“千古艰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以一个封建落魄文人出身、被李自成委为文臣之首的牛金星所走过的生活道路确实是耐人寻味的。
大顺军在湖广阳新、江西九江连遭重大挫折之后，东下的去路已被清军截断，所掌握的数万艘船只也被清军掠夺一空，多铎部清军已由归德（商丘）、泗州直趋南京，李自成原先的战略意图已无法实现，不得不掉头向西南方向进军，准备穿过江西西北部转入湖广南部。五月初，李自成行至湖广通山县境九宫山下，突然遭到当地地主武装[67]袭击。当时跟随在他身边的只有义子张鼐和二十八名战士。地主武装见兵马不多，就一拥而上。二十八名战士先后被击杀，李自成也在搏斗中壮烈牺牲。关于李自成牺牲的情况，明末清初人士费密所著的《荒书》里有这样一段记载：
自成亲随十八骑，由通山县过九宫山岭，即江西界。山民闻有贼至，群登山击石，将十八骑打散。自成独行至小月山牛脊岭。会大雨，自成拉马登岭。山民程九百者下与自成手搏，遂辗转泥滓中。自成坐九百臀下，抽刀欲杀之，刀血渍，又经泥水，不可出。九伯呼救甚急，其甥金姓以铲杀自成，不知其为闯贼也。武昌已系大清总督，自成之亲随十八骑有至武昌出首者，行查到县，九伯不敢出认。县官亲入山，谕以所杀者流贼李自成，奖其有功。九伯始往见总督，委九伯以德安府经历。[68]
关于李自成牺牲的地点和时间，各种史籍记载分歧很大。地点问题有通城说[69]，通山说，辰州说[70]，新昌（今江西宜丰县）说[71]，等等。有的书说李自成并没有牺牲，而是病死于罗公山[72]；甚至说他兵败以后遁往湖广石门县夹山寺[73]，或湘黔交界的清水江畔野寺[74]，或山西五台山[75]当了和尚。史学界在一九五六年考证自成牺牲于湖北通山县[76]，其说良是，兹不赘。时间问题，《明史》载于九月，他书或作四月、五月、六月、八月以至顺治三年，主张石门为僧说的人甚至认为“李自成”（奉天玉和尚）圆寂于康熙十三年，但绝大多数都是依据传闻和推测。近年来，学者多倾向于五月说，但究竟在五月的哪一日，尚无定论。康熙四年《通山县志》载：“顺治二年五月初四，闯贼数万入县，毁戮四境，人民如鸟兽散，死于锋镝者数千，蹂躏三月无宁宇。”[77]同书又说：“程九伯，六都人。顺治二年五月，闯贼万余人至县，蹂躏烧杀为虐，民无宁处。九伯聚众，围杀贼首于小源口。本省总督军门佟嘉其勇略，札委德安府经历。”[78]与大顺军相比，程九伯等地主武装在力量上是微不足道的。当时的各种文献都说，他们之所以敢于向李自成及其随从发起攻击，是因为不知道出现在面前的这支小队伍就是声名赫赫的大顺军，更不知道其中就有大顺皇帝在内。何腾蛟在前引疏中就说：“闯势实强，闯伙实众，何以死于九宫山团练之手？诚有其故。”缘故就在于“乡兵初不知也。使乡兵知其为闯，气反不壮，未必遂能翦灭……”[79]所以，如果大顺军大队人马奔驰而来的话，这种局面是不可能出现的。比较合理的解释是，李自成带着近三十名随从，行进在大队人马之前（作为全军统帅也不可能距离大队太远）[80]，乡团练见来人不多才敢于上前寻衅。在刘姓伴当逃回报告“李万岁爷被乡兵杀死马下”的噩耗后，大顺军“满营聚哭”[81]，部下将士对通山县一小撮地主武装立即实行报复性打击乃是必然之事。就是说，李自成仓促遇难，同大顺军在通山的“毁戮四境”应是同一天发生的事。如果这一推断能够成立的话，李自成牺牲的日期，可初步确定为顺治二年五月初四日。[82]其他材料也有助于推断李自成遇难的日期。康熙《宁州志》载，大顺军攻克宁州是在五月十三日。[83]江西宁州（今修水县）同湖北通山接境，大顺军在领袖遇难以后必然要经过一番料理，将近十天之后这部分大顺军才进抵宁州，也在情理之中。
李自成这位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杰出的农民革命领袖牺牲了。他把一生献给了反对阶级压迫和满洲贵族民族征服的革命事业。在他领导下，受尽欺凌压榨的贫苦农民挺起了腰，抬起了头，向腐朽透顶的明王朝进行了勇猛的冲击，在广阔的土地上荡涤了官绅地主的污泥浊水，推翻了以朱由检为头子的明王朝。直到他牺牲时为止，他所领导的大顺军以大无畏的气概，独立地承担了抗清斗争的全部重任，为尔后二十年的抗清斗争揭开了序幕。以李自成为代表的明末起义农民们创建的丰功伟绩，将永远光照史册，受到后世人们的景仰。
[1]王度：《伪官据城记》，引自《荆驼逸史》；又见康熙《泰安州志》。
[2]李长祥：《天问阁集》卷中，《殷渊传》。
[3]康熙十二年《德州志》卷十，《纪事》载，当地乡绅卢世、赵继鼎、程先贞等发动叛乱时，“求得王孙朱帅为盟主”；乾隆五十三年《德州志》载，以朱帅金炊名义发布的檄文中有：“闻吾君犹存六尺之孤，况寰宇不止一成之藉”，“知匡复之不远，识中兴之有期”。可见德州的官僚地主是以恢复明朝相号召的。朱帅火欽（按：有的书写作朱帅金炊，有的书写作朱帅火欽，此据顺治元年朱帅火欽本人给清廷的启本）原为明庆藩宗室，崇祯年间换授为北直隶香河知县。他的济王称号是冒牌的。《德州志》讳而不言。但是，康熙十四年《香河县志》卷七，《秩官志》记载：“朱帅金炊，宗室换授，陕西宁夏人……值李闯犯阙，遂率健卒至山东德州，为州人共推立为济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还藏有“山东济王府兵部主事臣张吕韬”在顺治元年七月给清廷的奏本。
[4]《清世祖实录》卷五载大同总兵姜瓖启本中说，他“恐无主生乱”，故立枣强王朱鼎，被清摄政王多尔衮斥之为“大不合理”。
[5]《甲申传信录》卷首原序。
[6]宋荦：《记文康公遵化平伪始末》，见光绪五年《永平府志》卷三○，《纪事中》。按，宋荦是宋权的儿子，文康公即宋权。宋荦在这篇文章里，竭力掩盖他父亲曾经投降过大顺政权。可是在叙述经过情形时又一再露出马脚，如说大顺军守将黄锭见宋权时“向上揖”，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吴伟业在《绥寇纪略》卷九中记遵化事变即取材于这篇文章。
[7]顺治元年七月二十日招安山西大同等处吴惟华揭帖中说：“风闻太原府有明朝巡按韩文铨今为节度使矣，李若星为直指使矣，总兵陈永福为权将军矣。城内兵马约有一万。”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第四○九页。
[8]康熙二十一年《阳曲县志》卷十三，《丛纪》。
[9]康熙四十七年《平阳府志》卷三四，《兵氛》；雍正七年《临汾县志》卷五，《兵氛》。
[10]参见乾隆五十一年《平定州志》，《建置志·营制》附《兵事》；乾隆十三年《榆次县志》卷七，《事考》；乾隆四年《太谷县志》卷五，《祥异》。
[11]康熙五十一年《太谷县志》卷五，《祥异》。
[12]康熙二十五年《滑县志》卷十，《丛志》。
[13]《明清史料》丙编，第三本，第二五三页。
[14]清国子监司业薛所蕴顺治元年七月十八日启本，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15]《明清史料》丙编，第三本，第二六二页。
[16]赵士锦《甲申纪事》中说：“其尚书皆留守陕西，每府（指吏、户、礼、兵、刑、工六政府）一侍郎从征，称行在。如吏政宋企郊、户政杨建烈、兵政喻上猷、刑政陆之祺、工政张璘然及（礼政巩）焴，皆侍郎也。”
[17]征西前将军大同总兵官姜瓖塘报，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四五八页。关于高一功是否曾随李自成东征的问题，现在还不清楚。乾隆二十年《丰润县志》卷六，《杂记》载：“明庄烈帝末年四月，流贼李自成率兵东行入丰润，居于西察院，于墙拆一豁口，踞坐胡床，左右雁行立。旋率众由弘法寺西街至城外阅视战马。……李自成之妻弟住居西街王家，呼主人出问何人，曰生员也。即令戴巾，云：有人问即云是我将令。”自成妻弟即高一功，如果所记不误，那么高一功不仅参加了东征，而且参加了山海关战役。由于目前只是一个孤证，暂按高一功在大顺军东征前后一直守陕西绥德的说法。
[18]康熙十一年《垣曲县志》卷十二，《兵乱》；雍正《临汾县志》卷五，《兵氛》。
[19]顺治元年七月通政使王公弼启本，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20]顺治元年七月国子监司业薛所蕴启本，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21]金之俊：《贼谋甚狡疏》，见《息斋集·佐枢疏草》。
[22]《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四七四页，《直隶真顺广大巡按监察御史卫周胤揭帖》。
[23]左懋第：《萝石山房文钞》卷一，《辞阙效言疏》。
[24]康熙十二年《延绥镇志》卷五之二，《纪事志》；卷三之四，《名宦志》下。又见康熙十九年《延安府志》卷九，《纪事》；道光二十一年《榆林府志》卷九，《纪事志·历代纪事》。
[25]康熙四十一年《永宁州志》卷八附《灾祥》。原文记载，大顺军克城后，“在城庠士被杀死者百七十人”，可见参与崔有福叛乱的骨干都是绅衿地主。
[26]顺治四年七月清陕西巡抚黄尔性题本，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这个题本中说到，大顺政权中部县令陈尚新在“李贼通行免追比”之后，竟然把追到的一笔赃银五百两“侵扣入己”。同一内容又见顺治四年十一月清刑部尚书吴达海等《为贪婪伪官匿藏伪印事》题本，亦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27]顺治元年七月十八日国子监司业薛所蕴启本，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28]张缙彦：《菉居文集》卷二，又见《依水园文集》前集卷二。
[29]王继文：《乞恩查减荒粮以实国赋以存残黎事揭帖》，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又见顺治十四年《麟游县志》卷三上，《田赋》第四，文字略有不同。此外，顺治元年十月清山西巡抚马国柱题本中，说到大顺政权在山西忻州“三丁之中抽军一名，其余二丁供田三十亩，银十二两”。这项措施不知道是哪一个月开始的，就内容来看属于军屯，征收的籽粒银每亩高达四钱银子，是相当重的。
[30]《清史列传》卷七九，《吴惟华传》。
[31]蒋良骐：《东华录》卷四。不久，石廷柱被调往山西。
[32]见多尔衮致唐通书稿，载《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第一二九页。
[33]唐通降清以后被封为定西侯，不久解除兵权，寓居北京。他叛降清朝之后，大顺政权把他的家属处斩，家产没收，给予了应得的惩罚。见顺治十一年正月唐通奏本，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34]雍正十二年《山西通志》卷五一。
[35]陈永福何时何地降清未见到明确记载。但顺治五年八月，清廷给投降将领授职时，陈永福被授予拜他喇布勒哈番，见《清世祖实录》卷四○。按，《清世祖实录》把陈永福的名字误写为陈有福，参见《清世祖实录》卷十。
[36]康熙十一年《束鹿县志》卷七，《仕迹列传》，刘昆：《冯中丞传》。
[37]康熙四十五年《泽州志》卷二八，《祥异》，附《兵燹》。
[38]顺治元年十二月十三日清宣大总督吴孳昌启本，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39]李介：《天香阁随笔》卷二。
[40]同2。
[41]《豫变纪略》卷六说：“是时，贼在西安，所谨备者北边耳，潼关谓有刘宗敏可无虑。及闻英王将南下，惧弗支，则调关中兵悉往应之。而其实英王尚远未来也。豫王抵潼关，关中卒无几人，遂长驱而入。贼方筹谋御北鄙，而潼关溃卒残甲断秋而带伤者踵至矣。贼大恐，中夜而逃，南走蓝田。”这里对潼关战役的经过叙述得严重失实。潼关战役前，刘宗敏并不是潼关的守将，战役开始时李自成本人也已赶到潼关。但是，书中指出李自成等人把防御的重点放在陕北，抽调大批军队北上准备迎敌阿济格部清军，却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42]乾隆十九年《白水县志》卷一，《地理·兵寇》。按，这里所说的“战败，复奔白水”，是错误的。顺治四年《白水县志》作：“清顺治元年冬十二月，贼闯自同州逾白（水），北趋延安逆战。未几，复自延安逾白（水）趋同（州）。县为古今兵争冲地如此。”（卷上，《扼要》）李自成是在增援陕北的途中接到多铎部清军威胁潼关的消息以后又调过头来赶往潼关，他本人并没有参加陕北战役。
[43]康熙六年《洛川县志》卷上五之四，《杂志》附。按，文中洛即指洛川，地在延安和西安之间。
[44]《清世祖实录》卷十四。
[45]民国三十二年《米脂县志》卷十，《轶事志》附《拾遗》，《李自成族裔考》。据这篇文章记载，当清兵围剿的时候，有一位妇女携带幼子，归宁于榆林所属的叶家跕，幸免于难。此子遂冒姓叶氏，入籍榆林。又有李某从悬岩上跳下得脱，遍体鳞伤，人呼之为李没皮。此外全被清军杀光。《清世祖实录》卷八，记顺治元年九月二十日，平定山西固山额真叶臣自军中奏报：“伪定西侯唐通败降后，我军复攻破流贼原籍米脂县，歼其亲族，掘其坟墓，弃其骸骨。侦得流寇党羽俱经星散，以闻。”唐通降清事在九月十五日，从九月十五日到二十日，并没有清军攻破陕西米脂县事，当时叶臣所部清军也没有进入陕西。《清世祖实录》的这条记载可能有误。
[46]潼关战役的经过，见《清世祖实录》卷十四所载豫亲王多铎顺治二年二月奏报和康熙二十四年《潼关志》卷下，《兵略第八》。《绥寇纪略》卷九记：“二月，本朝大兵至潼关，攻之。伪巫山伯马世耀以六十万众大败，潼关破，世耀死。”《钦定明史》卷三○九，《李自成传》，也依样画葫芦，大书“顺治二年二月，我兵攻潼关，伪伯马世耀以六十万众迎战，败死，潼关破”。时日和战况无一不错。看来清朝明史馆的编纂人员，连本朝的实录和档案也未能寓目，仅拾他人牙慧敷衍成篇，疏漏荒诞乃至于此。
[47]《绥寇纪略》卷九。
[48]顺治二年三月《凤翔总兵董学礼揭帖》，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第四七五页。
[49]《陕西三边总督陈之龙揭帖》，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第一○四页。
[50]同2。
[51]这时还没有叛变的原明朝将领只剩下左光先，一六四五年四月他在湖广被清军俘虏后也屈膝投降了。
[52]《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第四六九页。
[53]康熙六年《钟祥县志》卷十，《杂志》记：“顾君恩，邑庠生，值李自成陷城，用为伪吏政府，宠待最隆。及贼败南下，欲趋汝南。君恩力阻之，遂走襄、郢。”我以为顾君恩反对东进、主张南下襄阳、承天，大概确有其事。但是，李自成决策从河南南下的主要原因，可能同襄阳一带留驻的大顺军比较多有关，顾君恩未必能发挥那么大影响。
[54]《清世祖实录》卷十四。
[55]康熙《内乡县志》卷十，《兵事》。
[56]《清世祖实录》卷十八。
[57]据康熙年间大学士张玉书的记载，邓州之役的情况是：“时贼自西安收败卒出蓝田，分道鼠窜，由西而南，豫楚之间所至皆贼，而独不得自成所在。会谍者言河南邓州贼兵甚众，葛布什贤、噶喇额真席忒库率兵薄其城。城溃，乃贼余党也。斩抗敌者数十人，余悉就抚。”（见《张文贞公集》卷七，《纪灭闯献二贼事》）德安之役，清军所遣的只是偏师，作战规模也很小。可见，所谓连战八次，并不都是双方主力对阵。
[58]袁继咸：《浔阳纪事》。
[59]乙酉正月有一少年自北而南，自称崇祯之皇太子。弘光朝廷斥之为伪，云系驸马都尉王昺之侄孙王之明，监于狱中。时任大学士的王铎，在崇祯朝曾教太子读书三年，他去看后说，相貌风度全然不似，问以当年讲书情况，“竟懵憧罔知”，连他这位讲书时仅离二尺的老师也不认识，立即断定为假冒（见王铎《拟山园选集》卷十一，《奏疏》四）。李清在《三垣笔记》中也认为是假太子，并记载了崇祯朝另外两位东宫讲官刘正宗、李景濂前往看视后都说不像。然中外多有疑其为真者。就材料而言，假冒的可能性极大。当时闹成轩然大波，实质上是反映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弘光朝廷不得人心。
[60]《绥寇纪略》卷九。
[61]《清世祖实录》卷十八。
[62]《张文贞公集》卷七。
[63]有的史籍说李自成在武昌停留了五十天（如《绥寇纪略》卷九；《明史》卷三○九），但当时南明湖广总督何腾蛟却说：“闯逆居鄂两日，忽狂风骤起，对面不见。闯心惊疑，惧清之蹑其后也，即拔营而上。然其意欲迫臣盘踞湖南耳。”他指出大顺军在武昌只停留了两天，也没有提到清军围攻武昌的事。
[64]《浔阳纪事》。
[65]《清世祖实录》卷十八，记这些人员被俘以后，“其自成两叔及伪汝侯刘宗闵（敏）俱斩于军”，没有涉及对宋献策、左光先怎样处理。据谈迁《北游录·纪闻》下，《宋献策》条记载，他在顺治十年到北京以后得知“满洲人重其术，隶旗下。出入骑从甚都”。说明宋献策又用算命占卦献媚于满洲贵族了。另据《清世祖实录》卷四○，顺治五年八月左光先被授予拜他喇布勒哈番，可知也投降了清朝。
[66]牛金星究竟在什么时候逃离大顺军有不同的说法。《绥寇纪略》卷九，记李自成撤离陕西之后，“宋企郊等皆于道亡，牛金星亦留而从其子于襄阳”。似乎牛金星在三月间随军撤到襄阳时就脱离了大顺军。近年来又有人说，在江西瑞昌县隔江对面的一个属湖北省管辖的村子里存有牛金星的牌位，如果此言非虚，牛金星脱离大顺军就有可能是在刘宗敏、宋献策被俘以后，在大顺军已转移到通山、瑞昌、宁州一带时。据道光二十一年赐绮堂刊本耿兴宗《遵汝山房文稿》卷七《牛金星事略》，牛金星一直住在牛佺的官署中，病危时嘱咐牛佺说：“赖弥缝之巧，得不膏荆棘，可幸，要不可恃也。吾死，必葬吾于香山（在河南宝丰县境）之阳，闭门教子，勿再出。”（《牛金星事略》承友人白钢同志从郑州抄赠，谨此致谢）清朝统治者并不是找不到牛金星的下落才使他吞舟是漏，而是因为他和牛佺的政治态度已经改变。顺治四年八月清吏科给事中杭齐苏、六年八月户科给事中常若柱，先后上疏要求清廷把牛金星父子一并处斩，多尔衮不仅置之不理，反而训斥道：“流贼伪官，真心投诚者多能效力，常若柱此奏疏不合理。”下令把常若柱革职回家（见《清世祖实录》卷四五；《明清史料》丙编，第七本，第六一八页；康熙五年《蒲城县志》卷二，人物上，甲科）。《清史稿》列传三一《季开生传》，所载常若柱奏疏中说，牛金星在顺治初年“复玷列卿寺，?颜朝右”，与《清世祖实录》所载不同。牛金星大概没有出任清朝官职，原因未必是他讲究什么气节，而是他在大顺政权中地位太高，在汉族地主中又名声很坏，清廷不便安排他的官职。
[67]据康熙四年《通山县志》卷一，《乡坊》记载，这里历来有官府组织的地主武装。“成化间，设三十五堡……各有保长。嘉靖二十四年，地方屡警，抚按檄照旧规，每大村或合数小村，共设团长一名。十人编一甲，置小甲一名，百人为一总，置总甲一名。衣甲器械操演如法，遇警互相救援。知县吴道夫编为一十九堡……万历十年，知县张书绅复置张公隘、九宫隘二堡于要害处，并旧二十一堡。各立堡长以守之。岁时儆点，以戒不虞。”何腾蛟在《逆闯伏诛疏》中说：“臣揣知闯逆知左兵南逞，势必窥楚，即飞檄道臣傅上瑞、章旷，推官赵廷璧、姚继舜，咸宁知县陈鹤龄等联络乡勇以待。”何腾蛟在报告李自成死讯时特别写上这段话，目的是引为己功。所谓“联络乡勇以待”，就是指动员这类地主武装准备同大顺农民军为敌。
[68]费密记载李自成牺牲的经过相当详细，也比较准确，可惜没有注明材料的来源。个别细节可能有错误，比如当时跟随李自成的人数，据何腾蛟《逆闯伏诛疏》的说法是二十八骑，张鼐幸免于难，当时张鼐正在何腾蛟部下，应该更接近事实。
[69]《明史》卷三○九，《李自成传》；同治六年《通城县志》卷二三，《兵事》，又见同书卷三，《山川》。
[70]之江抱阳生辑《甲申朝事小纪》卷一；同治十三年《黔阳县志》卷五六，《载记》下，《闯贼》。又见林时对《荷牐丛谈》卷四。
[71]《石匮书后集》卷四六，《陈泰来传》记：“先是，甲申闯贼败窜，期径道新昌走长沙。泰来将兵御截。李自成奔八公山，九日登高，乡民群以梃击杀自成，实泰来功也。里人生祠泰来，东郊十里有石柱一丈，勒‘陈刚长先生杀逆贼李自成于此’。”
[72]嘉定苏瀜眉函《惕斋见闻录》；《明季遗闻》卷一。
[73]乾隆十五年《澧州志林》，又见同治十三年《石门县志》；近年来发表持这种观点的文章甚多，可资参考。
[74]《甲申朝事小纪》载王怀民转述阎南宫的一段话说：“凡载李自成死于通城九宫山，谬也。湖广孝廉张琮伯，字和汉，于壬寅、癸卯（康熙元年、二年）间赴云南同知任，由常德乘船上镇远，泊舟于清（在辰州西、镇远东，黔楚交界处），因林谷幽胜，乃登高四望，忽闻磬声，即觅径步至禅院。叩门入，见一老僧，状伟而言辞慷慨，语甚投合。留连数日乃别。后升江西抚州知府，复道经于此。访老僧，已物故矣。其徒悬像，所陈设彝鼎，皆非常物。询何以得此，其徒曰：‘吾师即闯王李自成也。’张惊问：‘当日九宫山死者谁邪’，其徒曰：‘闯王平日原养状貌类己者数人，彼时有孙某者愿代死。吾师甫得脱耳。’张益奇之，后转甘肃道，以语阎南宫，阎又语予云。”
[75]光绪三十三年《米脂县志》卷十二记：“有传其削发至五台山为僧者。有僧徒数人皆猛恶，不类沙门，居尝趺坐，不诵经卷。死后共瘗之，树碣曰：‘奉天玉和尚。’自成初为奉天王，犹隐寓其意也。尝有诗云：‘时来作恶天还怕，运去看经佛不灵。’二语恰肖其人。”
[76]《历史研究》一九五六年第六期。
[77]康熙四年《通山县志》卷八，《灾异》。
[78]康熙四年《通山县志》卷五，《人物·武勋》。
[79]《烈皇小识》卷八所附何腾蛟《逆闯伏诛疏》。
[80]认为李自成和他的随从走在大队之前，并不仅是一种推测，查继佐在《国寿录》卷四《中湘王何腾蛟传》中就说：“自成弃关中，南走楚，众犹二十余万。方至九宫山下，自成先以二十余骑前观屯处。乡之人向团结，有事共起，防小掠也。见数骑，一呼数百人，持田器竞前搏，骑不能敌，尽走散，一时俱死。须臾后队至，始知有自成顺皇帝在此二十骑中。乡人惧，咸走匿。”又，何腾蛟《逆闯伏诛疏》内说：“天意亡闯，以二十八骑登九宫山，为窥伺计。”用“窥伺”这个字眼，也意味着李自成行进在大队之前。
[81]何腾蛟：《逆闯伏诛疏》。
[82]不久前湖北通山县有人拿出了一份题为《甲申岁弋闯志》的文件（《武汉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八二年第一期刊有该文的影印件，可资参阅），文尾有“顺治二年乙酉腊万年拙录，民国元年仲秋八世孙麟安移录”字样。据说这是当时目击李自成牺牲经过的一位本地人士朱万年的记录。文中说李自成被乡勇“弩铳击毙”，时为“顺治元年甲申五月癸未”。李自成牺牲于顺治二年是确切无疑的。如果是这年的五月癸未，那就是五月初二日，比笔者的推论早两天。但是，通观《甲申岁弋闯志》全文，可疑的地方甚多，比如顺治二年腊月记载当年五月间的重大事件，何至于误为上年，文中提到“清大将阿济格、多铎”，都是规范化以后的满人译名，在顺治二年是不可能运用的。这个“文件”极其可能出于近人的伪造。在没有就其真伪做出结论的时候，既不能轻易相信李自成牺牲于五月初二日的说法，也不宜采用其中描述的情节。
[83]康熙十九年《宁州志》卷一，《祥异》，卷五，《列传·宦绩·万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