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年，朱由检在加征剿饷的诏书里曾经说过：“暂累吾民一年，除此心腹大患。”一年很快就过去了，杨嗣昌的“三月平贼”（十年十二月、十一年正月、二月）计划却无法兑现。农民起义的烽火虽暂时受到了遏止，但距离统治者希望的“荡平”还远得很。设想明廷会恪守诺言从此放下屠刀是不可能的，要继续用兵就要继续征饷。朱由检忸怩作态地表白一番不愿“失信”于民之后，就在“勉从廷议”的幌子下决定剿饷延期。[1]
到崇祯十二年，明王朝在军事上的形势仍然没有多大起色。廷臣们归咎于兵虽多而不精，提出了抽练边兵的建议。在杨嗣昌的主持下，决定了抽练各镇精兵的具体方案：“宣府、大同、山西三镇，兵十七万八千八百有奇；三总兵各练一万，总督练三万，以二万驻怀来，一万驻阳和，东西策应，余授镇、监、巡抚以下分练。延绥、宁夏、甘肃、固原、临洮五镇，兵十五万五千七百有奇；五总兵各练一万，总督练三万，以二万驻固原，一万驻延安，东西策应，余授巡抚、副将以下分练。辽东、蓟镇兵二十四万有奇；五总兵各练一万，总督练五万，外自锦州、内抵居庸，东西策应，余授镇、监、巡抚以下分练。汰通州、昌平督治二侍郎，设保定一总督，合畿辅、山东、河北兵得十五万七千有奇；四总兵各练二万，总督练三万，北自昌平，南抵河北，闻警策应，余授巡抚以下分练。”[2]按照这一方案，抽练总数为七十三万多名。朱由检一想到手头将有这么一大批精兵，实现“制虏灭寇”的夙愿自无问题，于是欣然报可。
这时，副总兵杨德政又想出了一着高招。他认为“流寇”之所以难平，是因为他们出没无常，流动不居；要想“灭寇”，关键在于加强地方武装。因此，他建议地方政府实行“裁练”，具体说来就是府裁去通判，设练备一职，品级相当于官军的守备；州裁去判官，县裁主簿，添设练总一职，相当于把总级别。练备、练总隶属于知府、知州、知县，专门负责训练民兵（或称乡兵）；民兵的任务是捍卫乡土，不得调往他处；并且规定数额，每府练民兵一千、州七百、县五百。这个方案得到朝廷的欣赏，杨嗣昌提议先在畿辅、山东、河南、山西实行，然后推广到其他地方。[3]
为了练兵，朝廷又决定加征练饷。有的官僚担心赋税有增无减，势必导致农民逃亡增多，甚至“驱民为盗”。杨嗣昌却鼓动如簧之舌说道：“无伤也。加赋出于土田，土田尽归有力家，百亩增银三四钱，稍抑兼并耳。”[4]崇祯十二年六月，朝廷正式下令加派练饷七百三十多万两。
就实行的效果而言，七十三万精兵和各府州县的民兵不过是纸上谈兵，各地方无非虚报一个练兵数字，然后就借“练饷”之名拼命搜括[5]，“催科急者书上考，督责严者号循良，不肖而墨者以束湿济其饕餮”[6]。结果是“饷加而田日荒，征急而民日少”[7]。崇祯十三年，全国性的大灾荒固然同气候有关，但相当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朝廷加赋迫使农民大批逃亡，耕地荒芜。巨额兵饷的增加，并没有改善官军士卒的待遇，不过使将帅扩大了财源，“盖各边将士视米豆如泥沙，止欲金钱而已”[8]。明清之际就有一个封建文人深以加饷非策，他指出：“古来师行，粮食未有不用本色而用折色者。剿贼之饷，纯用折色，已不得宿饱。……于是，师之所至，在在打粮，而楚、豫之苦兵甚于贼矣。”[9]
继剿饷之后又加派练饷，充分显露了朱由检之流的凶残和昏庸。他们以为可以通过无穷无尽的榨取，豢养一支庞大的军事力量，用反革命的屠刀杀出一个天下太平。殊不知越是狠命把老百姓的裤带勒紧，套在他们脖子上的绞索也就拉得越紧。“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句言简意赅的俗语道出了一个真理：反动统治者总是利令智昏，迫使越来越多的人起来反对自己。
明廷的残酷榨取，使社会矛盾迅速激化，客观上的革命形势正在不断成熟。到崇祯十二年春天，张献忠、罗汝才等部农民军同明政府之间的关系已经相当紧张，双方暂时维持着的“抚局”，像飘荡在风雨中的蜘蛛网一般随时可能破裂。农民军在严密地戒备、仔细地观察着四方的动静。明谷城知县阮之钿在四月间写下了绝命辞，房县知县郝景春拼命向上司请求援兵。这时，明廷正策划着一场阴险毒辣的反革命围剿。四月下旬，兵部尚书杨嗣昌和五省军务总理熊文灿密谋，准备趁“边氛暂敛”的时机，抽调大批军队秘密向郧阳、襄阳地区集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歼灭张献忠起义军。为了实现这个肮脏计划，他们一面派人摸清“献忠营内人众若干，强弱、虚实、向背情形”[10]，一面檄调入卫京师的甘肃镇总兵柴时华部、宁夏镇总兵祖大弼部以及京营禁旅南下湖广，同时命新任陕西三边总督郑崇俭“出师关、洛，趋会郧、襄，与理臣合兵夹击”；四川巡抚傅宗龙统川兵入郧，配合熊文灿标下的总兵左良玉、张任学、陈洪范、龙在田等部齐头并进。[11]
就在明廷计谋已定，忙于调兵筹饷之时，张献忠或许得到了密报，或许从迹象中感到了迫近的危险。他果断地决定先发制人，在崇祯十二年五月初九日率部重新起义。[12]起义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谷城县城，阮之钿服毒自尽。张献忠把曾向他勒索金钱的明政府官僚的名单和得钱数目，逐一写在墙上，公之于众，既揭露了明朝反动统治的黑暗，也从一个角度申述了重新起义的正义性。为了避免被明政府军包围，张献忠决定西进房县，同罗汝才等部会合。五月二十三日，张献忠部义军到达房县，罗汝才、白贵、黑云祥等三部立即响应，从二十四日起联合围攻房县县城。明知县郝景春等负隅顽抗，到二十八日，城上已经没有招架之力了，明郧阳卫指挥张三锡打开北门投降，起义军遂占领房县，郝景春被处死。
谷城、房县起义之后，在均州一带“受抚”的王光恩、王国宁、惠登相、常国安、杨友贤五营首领聚集在一起商议何去何从。王光恩说：“大丈夫各立门户，今献忠反，吾辈亦反，是出其裤下，吾不为也。”当场咬破手指，歃血为盟，并上书熊文灿表明他的反动立场，请求明政府“分顺逆”[13]。王光恩大言不惭地说什么“大丈夫各立门户”，拒绝同张献忠、罗汝才等一道重举义旗，实际上他并没有立什么门户，不过是钻在豪门犬窦当中充当一只看家狗罢了。后来，被王光恩挟持的一些“受抚”首领降叛无常，而王光恩却始终没有回头，在保卫明王朝摇摇欲坠统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到崇祯十六年，李自成起义军由河南南下湖广，他盘踞郧阳，抵死抗拒，博得了明廷的齐声喝彩。
谷城再起，像一声春雷宣告了明政府招抚政策和偷袭计划的破产。熊文灿感到大祸临头，慌忙下令给总兵左良玉，叫他率兵进剿。左良玉认为这一带尽是大山，路途险阻，运粮不易，难以追赶。熊文灿自知无法向朝廷交代，希冀侥幸取胜可以减轻罪责，坚持要进兵。左良玉只好同河南副将罗岱率领部众冒着炎暑进兵。他让罗岱打前锋，自己跟在后面。七月十五日从襄阳起程，只走了两天粮食就接济不上，士兵饥肠辘辘，沿途采摘山中野桃、枣子为食，有的把军马杀了吃，有的甚至吃树叶，直至七月二十五日才赶到房县。张献忠、罗汝才在播箕寨两山之间设下埋伏，故意“佯败二阵”，诱敌深入。官军进入埋伏圈后，义军一声令下，把官军全部包围。官军情知中计，乱成一团，副将罗岱被杀，左良玉拼命突围，大败而回，连总兵官的关防也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士卒死者一万多人，丧失军资器械不计其数。左良玉逃回房县清点人数，剩下的还不到一千人。[14]
张献忠、罗汝才重新起义的消息刚刚传到北京，左良玉的败讯就接踵而至。崇祯皇帝气急败坏，下令把总理熊文灿、河南总兵张任学革职[15]，左良玉降三级图功自赎。随令各督、理分任责成，合力扫除，“立限十二月成功，延违一体参处”[16]。
谷城和房县的再度起义，对明朝廷是个沉重的打击，而对其他各支农民军则是个有力的鼓舞。特别是在这以后约一年半的时间里，张献忠和罗汝才部是反抗明王朝的主力，吸引和拖住了明政府的大批官军，这就为其他农民军的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崇祯十四年以后明末农民战争进入高潮同他们的斗争业绩是分不开的。
杨嗣昌夺情视事以后，一直担任兵部尚书。崇祯十一年六月，他和程国祥、方逢年、蔡国仕、范复粹同时入阁任大学士，“仍带管兵部事”[17]。崇祯十二年八月，新任兵部尚书傅宗龙抵京。杨嗣昌移交部务后，上疏请罪。朱由检在二十二日批示：着杨嗣昌“回阁佐理”。杨嗣昌为了表示自己的谨慎小心，再次上疏请罪。尽管疏中毫无自请督师的意思，朱由检却在二十五日批示道：
辅臣屡疏请罪，诚恳愈如，尤见守法振玩至意。目今叛寇猖獗，总理革任，以辅臣才识过人，办此裕如，可星驰往代，速荡妖氛，救民水火。凯旋之日，优叙隆酬。仍赐尚方剑督师，各省兵马自督、抚、镇以下俱听节制，副、参以下即以赐剑从事，其敕印等项，速与办给。[18]
这是明廷命杨嗣昌出京督师的第一个文件。三天以前，朱由检还手诏杨嗣昌回阁佐理，转眼之间却派他出马督师，而且连权限范围以至颁给剑敕等具体事务都做了明确规定，使杨嗣昌毫无推托的余地。这正是朱由检的特殊御下之道。
经过几天的准备，杨嗣昌被授予礼部兼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的官衔就任督师，简称督师阁部或阁部。九月初四日召对时，朱由检说：“剿贼事前已面谕，又有敕书，还有一事要紧，特召卿来密谕。”密谕的内容就是强调，“张献忠曾惊祖陵，绝不可赦，其余剿抚互用”[19]。朱由检的“密谕”对杨嗣昌督师期间的军事部署规定了根本方针。这是因为他考虑到明政府手中的兵力有限，要同时对付各部起义军显然力不从心。至于集中力量打张献忠部，是由于张献忠谷城再度起义，打破了明廷的抚局，使他恨之入骨。同时也因为张献忠部是当时义军中最强的一支，如能够把张献忠部歼灭，其他各部就比较容易对付了。至于说张献忠“曾惊祖陵”因而绝不可赦，只不过是一种饰词而已，否则就无法解释准许张献忠在谷城“受抚”。
朱由检对军事部署做了指示以后，又说道：“辅臣督师，事不常有，今写数字赐卿。”回头命太监捧过他的亲笔题诗赐给杨嗣昌，诗云：
盐梅今暂作干城，上将威严细柳营。一扫寇氛从此靖，还期教养遂民生。[20]
杨嗣昌感激涕零，于九月初六日离开北京前往襄阳。十月初一日到达襄阳，即同革任总理熊文灿、太监刘元斌、巡抚方孔炤和总兵左良玉、陈洪范等人会商军务。
杨嗣昌出任督师，表面上气派很大，实际上并没有什么良谋奇策，不过按照朱由检的剿抚兼用的“密谕”行事而已。他调兵遣将，一心想打垮张献忠部，而对于包括罗汝才在内的其他各支起义军则尽量施展招降诡计，妄图分化瓦解。当时李自成的部众很少，去向又不明，杨嗣昌并不把他看在眼里。为了达到剿灭张献忠部义军的目的，杨嗣昌认为必须集中兵力，改变过去进止不一的局面。因此，他在十月初五上疏，建议任命左良玉为“大将”，挂“平贼将军印”，赋予指挥其他参与镇压农民起义的各镇总兵的权力。他说：“必立大将一员，总统诸部，听其指麾，共臣谋划，转行调度。而后以威众则无不服，以用众则无不调，以杀贼则罔不摧，以平贼则罔不效。臣之不材，不敢方古裴度，而行间李愬，则良玉亦或庶几。”[21]杨嗣昌推荐左良玉为大将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他自己尽管位高势重，毕竟是文官，为了防止武将跋扈，调度不灵，需要笼络一员实力最强的将领充当助手。而左良玉在当时诸将中比较能打仗，声望也比较高。杨嗣昌希望通过破格重用，使左良玉感激用命，同时依靠左部兵力挟制其他将领。由于左良玉在播箕寨战役中丢失了总兵关防，成了无印之官，杨嗣昌向崇祯建议，把藏在内府的“平贼将军印”颁发给左良玉，并赐给敕书一道，明确规定左良玉的权限。朱由检言听计从，一一核准。
在部署军事围剿的时候，杨嗣昌还展开了一场政治攻势。他在崇祯十二年十二月，刻榜悬赏通缉张献忠，榜文上画着张献忠的头像，书《西江月》一首，词云：
此是谷城叛贼，而今狗命垂亡。兴安、平利走四方，四下天兵赶上。
逃去改名换姓，单身黑衣逃藏。军民人等绑来降，玉带锦衣升赏。[22]
榜尾大书赏格：“能擒张献忠者赏万金，爵通侯。”[23]榜文在湖广、河南、陕西、四川等地到处张贴，张献忠看到以后，笑道“营中有获嗣昌者赏银三钱”[24]，对这个位极人臣的督师阁部表示了极大的轻蔑。
张献忠、罗汝才等获悉杨嗣昌出马督师后，预感到将有一场恶战，就把队伍带进深山。杨嗣昌在襄阳筹划进剿时，张献忠部已由湖广西进，转入陕西、四川交界地区；罗汝才、过天星等部则活动于南漳、房县、兴山、远安一带。杨嗣昌秉承朱由检关于集中力量首先打击张献忠起义军的指示，于崇祯十三年闰正月檄诸道进兵，命陕西总督郑崇俭率领副总兵贺人龙、李国奇的军队从汉中西乡入川。他估计围剿开始以后，张献忠将率部折入陕西，因此命令左良玉以主力驻于陕西兴安（今安康）、平利，另遣偏师三千人入蜀参加追剿。左良玉不同意这个部署，认为把主力留在兴安、平利，只遣偏师追剿，未必能够奏效，而张献忠部未必会北入陕西，万一向西进入四川的成都平原就难以控制。因此，他拒绝执行杨嗣昌的命令，在二月初一日带着部下兵卒由渔渡溪进入四川。杨嗣昌对左良玉擅自违反自己的节度很不满意，把左良玉的申文转报崇祯皇帝，意思是立此存照，打了败仗也同自己无关。
二月初七日，左良玉所统主力和陕西官军，同张献忠部义军在四川太平（今万源市）玛瑙山遭遇。义军据守山顶，准备迎敌。左良玉由于新受命为大将，求功心切，在察看了地形险易后，下令由他自己统率的军队担任中路和右路，陕西兵为左路，以击鼓为号，同时发动进攻。起义军虽然拼命反击，终因力量不敌，被官军攻上山头，老营也遭到袭击。献忠大败，部卒牺牲了三千五百多人。他自己用的镌有“天赐飞刀”字样的大刀，刻有“西营八大王承天澄清川岳”字样的虎符、镂金龙棍，令旗、令箭、卜卦用的金钱以及妻妾敖氏、高氏等七口都被官军掳获。十反王杨友贤投降。张献忠的军师潘独鳌躲在树林里也被官军搜获。杨嗣昌命令把敖氏、高氏和潘独鳌关进襄阳监狱，飞章向朝廷报捷。朱由检得报后欣喜异常，除了颁发赏银等物以外，还命新任兵部尚书陈新甲制定将领立功赏格，催促杨嗣昌乘胜进军。[25]
三月初九日，陕西官军贺人龙、李国奇部在韩溪寺[26]又大败张献忠起义军。起义军阵亡一千三百人，张献忠部将左营一条龙（薛成才）、右营顺天王（贺国现）领着两千多人投降。次日，官军追到盐井，起义军又损失六百五十一人，前营二只虎带着一千多人投降。但这时张献忠部仍有相当实力，在西撤途中将四川官军张令部六千人包围在柯家坪，直至湖广官军赶到后，张献忠才解围而去。三月十五日，陕西官军又追杀起义军于木瓜溪，义军战士牺牲了一千二百多人。张献忠在连遭重大挫折以后，领着残兵败卒进入荒山野岭，躲过官军的追剿。
就当时的形势来说，张献忠的处境是十分险恶的。杨嗣昌毫不掩饰自己扬扬得意的心情，多次在给朝廷的奏疏和给其他官僚的信函里，预言张献忠被“擒斩”已经指日可待。然而，同他的预料相反，张献忠部义军终于渡过了难关，在崎岖的征途上又胜利前行了。这里的原因有三：一是张献忠和他的忠实部下，没有因为敌人强大和自己屡遭挫折而悲观失望；二是山中的老百姓给了义军很大的帮助，他们不仅拿出了食盐、粮草等生活必需品支援起义军，还对官军封锁义军的行踪，帮助起义军探听官军的动向；三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逐渐激化，使他们不可能齐心合力地追剿起义军。
前两个原因比较明显，这里着重谈谈第三个原因，即统治集团内部文官武将之间矛盾的激化。玛瑙山战役以后，左良玉神气起来，认为自己在这次战役中立下大功，是违背杨嗣昌的部署才取得的，从此就不把杨嗣昌放在眼里。杨嗣昌命他乘胜追击，他偏按兵不动。杨嗣昌亲笔写信给他晓以利害：
圣意所重，全在逆献一人。深箐四壁，险峻难逃。将军在彼，严督穷搜，断可必得。今云十二日引兵而还，何耶？想穷谷无粮，大兵难驻。将军必不得已而为此。或张应元、汪云凤亦能办此则幸矣。万一不能，而逆献终逃不获，将奈之何？将军万万再画必然之策，勿胶奇正之言，果大兵回兴，须驻彼调度，期擒渠而止。毋令旁观忌嫉之夫谓贼在掌握而复纵逸为患也。[27]
左良玉对此置之不理，仍然“高卧竹溪、屡檄不动，不肯协心穷搜深箐”[28]。杨嗣昌本来就性情褊狭，不能忍受别人的轻视，更主要的是急于抓到张献忠以便向朝廷请功，因此对左良玉大为不满。他在愤懑之中写信给兵部尚书陈新甲，商量用陕西总兵贺人龙代替左良玉挂“平贼将军印”。陈新甲即据以入告，取得了朱由检的同意。朝命下达之后，杨嗣昌又犹豫起来，他知道临阵易将，兵家所忌，何况无论在声望上还是在实力上，贺人龙都不能同左良玉相比，于是又请求朝廷收回成命。这种用大将如儿戏的做法，反映了明廷内部的重重矛盾。左良玉闻讯之后，对杨嗣昌极为反感；贺人龙因为杨嗣昌透露过将任命他为大将正满心高兴，不料杨嗣昌出尔反尔，事情中途变卦，也怀恨在心。这样，由于杨嗣昌心地褊狭和行事笨拙，大将没有换成，反而弄成两面不讨好。张献忠充分地利用了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率领部众偃旗息鼓从山间小路返回湖广兴山、房县地区。
这年七月，罗汝才、白贵（小秦王）、武自强（混世王）等部在兴山县丰邑坪被京营官兵和湖广官兵击败，阵亡士卒三千三百人。十三日，白贵、武自强、张自秀（张胖子）率部众四千人于羊角寨投降。罗汝才感到兵单势孤，乃于十九日同张献忠部合营于白羊山。[29]两人商议后认为官军主力云集湖广，只有进兵四川才有前途。于是，两部义军合力向四川挺进。杨嗣昌得到报告，决定自己亲赴四川，“压贼折楚，一鼓可完”[30]。不料川军方国安部由于前任总兵罗尚文“虚冒剥削”，以致士兵“衣甲器械蓝缕朽蔽，全不堪战”。起义军进抵大昌，杨嗣昌檄调方国安部“迎头截击”，方部未至而义军已渡过昌江进抵净堡。这里原有川将张奏凯领兵五千据守，听说义军到来吓得魂不附体，避上高山，使义军不战而过。杨嗣昌闻讯后气得连声抱怨川兵“毫无足恃”，以致“山川绝险”而起义军却“如履坦途”[31]。
崇祯十三年秋，张献忠、罗汝才两部起义军为了摆脱困境，决计联合入川。九月初九日，进抵大昌城下。明四川巡抚邵捷春领着官兵在这儿据守。起义军便绕过大昌，向开县、新宁（今开江县）、梁山（今梁平县）行进。十七、十八两日，张、罗二部在达县地区作战不利，又转回大昌、大宁（今巫溪县境）。本月底，起义军在达县尤溪口击败追袭而来的总兵方国安、参将罗于莘部官军，趁势进取巴州（今巴中市）。十月初三日，在巴州同敌副将张奏凯部作战。十一日，过广元县，渡嘉陵江。十三日，攻剑州（今剑阁县），破城后杀署印官。占领剑州以后，张献忠、罗汝才曾打算北上广元，经宁羌（今宁强）入陕西汉中，由于明陕西当局深恐义军重返陕境，派总兵赵光远、贺人龙统重兵扼险于川陕交界的朝天关。张、罗见入陕有困难，即于十六日从剑阁起营向南攻克梓潼县。十九日于庙垭击毙明副将罗万象、韩光荣、刘贵、谭绎等。二十一日又败陕西官军贺人龙、李国奇部，活捉并处死了叛徒张一川（扫地王），随即进抵绵州（今绵阳）。
起义军在剑州、梓潼的胜利，迫使杨嗣昌向朝廷请罪。他在奏疏中说：
窃臣入川督剿，贼由广元、昭化将奔剑州、梓潼，业于十月二十四日自梁山县（今梁平）拜疏上闻。臣即冲泥冒雨，于二十七日早发梁山，经过大足（当是大竹）、广安、岳池，至于顺庆（今南充）。亲见随行步兵跋涉之苦，马骡倒损之多，臣亦心忧身病，憔悴支离，无复人理，始知蜀道之难果难于登天也。日望官兵一战之捷，挫败狂锋，蹙之遄死。岂期蜀兵之脆，将领之愚，至不堪言。该署镇方国安遣罗万象（原作罗万家，误）、韩光荣、刘贵等，一溃于剑州之上真铺；抚臣邵捷春遣寅启高、孙逢圣、卫嘉增、邹鸣等，再溃于绵州之亢香铺（他书作沉香铺）。皆行无哨探，止无营垒，梦梦焉如寻常走路，掉臂遨游，而倏然遇贼，稳步入其伏中。即客将李国奇、贺勇、张应元与署镇方国安等梓潼一战，亦不隄（提）防贼“打倒番”，而先胜后败，得不偿失。臣在中途闻之，拊心顿足，仰天嗟吁。何区区二孽，若是其凶且狡，而我兵未能得志也。[32]
杨嗣昌把围剿的失败归罪于四川当局的疏于防范和陕西官军的挟饷噪归。四川巡抚邵捷春竟因此革职逮问，论罪弃市。巡抚一职由监军道廖大亨接替。陕西总督郑崇俭也被革职，由丁启睿继任。
十一月，义军经中江破什邡县，进至汉州（今广汉县），又经绵竹、金堂、简州、资阳进至安岳、乐至一带。杨嗣昌和监军大理寺评事万元吉见官军进止不一，处处被动，乃拔总兵猛如虎为总统，张应元为副总统，负责组织各部官军追剿[33]。由于四川当局腐败已极，无力组织有效的阻击，起义军一到往往不攻而下，加上张献忠、罗汝才采取了“以走致敌”的战术，使追剿官军疲于奔命。在当时的官军士兵中传布着“想杀我左镇，跑杀我猛镇”的“流言”。他们留恋左良玉的按兵不动，而对猛如虎驱迫他们一味跟在起义军后面穷追不舍深为不满。
十二月初一日，起义军破隆昌县；初五日破泸州，杀了途经该城赴任的明松潘道黄谏卿[34]和泸州知州苏琼。初七日，攻克南溪县；十一日又克荣县[35]，进围井研。十四日克仁寿县，杀知县刘三策。十六日清晨，起义军到达成都东门外，见官军守御严密，即绕城北上，再次攻克德阳。此后又继续北上，于昭化县境渡过嘉陵江，二十九日夜间以骑兵诈称杨阁部差兵赚开巴州。这样，张献忠、罗汝才起义军自崇祯十三年九月入川之后，在四个月里拖着官军在四川腹地来了个千里大游行。他们既然已经把督师杨嗣昌、监军万元吉和相当一批官军牵进了四川，下一步的文章就是如何抢在官军的前面打出四川，到湖广地区去开创新局面了。起义军战士们胜利实现了“以走致敌”的方针，不禁心情激荡，“饮酒鼓掌而歌，以诋嗣昌曰：前有邵巡抚，常来团转舞；后有廖参军，不战随我行；好个杨阁部，离我三天路。”[36]歌词表达了起义农民对反动统治者的鄙视和对未来充满着胜利的信心。
崇祯十四年正月初四日，张献忠、罗汝才部义军从巴州起营，攻克通江县，取道达州，打算沿进川时的旧路东出湖广。明督师大学士杨嗣昌一面命令总兵猛如虎等加紧追击，一面连续九次檄调驻扎在湖广郧阳地区的左良玉部进川堵截。正月十三日，起义军进至开县黄侯城[37]时，被猛如虎所统官军追上。当时官军业已“人马困乏，多不能前”，有的将领主张休息待次日再战。猛如虎和参将刘士杰求功心切，认为好不容易才追上义军，如若耽搁一天起义军又走远了难免贻误战机。于是，不顾士卒疲惫，下令直前搏战。双方战况非常激烈。张献忠登高一望，见追上来的官军数量不多，没有后续部队，乃挥众冲杀而下，把官军包围在内。义军战士人人勇气百倍，呼声震天，冲锋直前。官军抵敌不住，乱成一团，参将刘士杰被击毙，猛如虎溃围脱逃，其子猛先捷、侄儿猛忠矢尽弦折，拔刀自刎。官军经过这场恶战之后，元气大损，再也无力追赶了。而奉调入川夹剿的左良玉却由于对杨嗣昌积恨甚深，对发来的九次檄令置若罔闻。待义军即将由四川东出湖广时，他竟拉起队伍开往陕西兴安，“若相避者”[38]。张献忠、罗汝才部义军在毫无阻拦的情况下，顺利地出夔门（今奉节县）经巫山进入湖广。正月二十五日攻克兴山，杀官军守将吴国懋、知县刘定国。[39]东进至当阳县时，探得襄阳城内官军守备单薄，乃定计奇袭。张献忠亲自率领轻骑一日一夜奔驰二百里，到达襄阳附近，命部将率二十八骑伪装成官军，拿着缴获来的杨嗣昌调兵文书混入城内。[40]二月初四日夜半，埋伏在城内的义军将士放火为号，趁乱袭击驻防官军，城内顿时鸡飞狗走，鼎沸起来。天明以后，起义军主力一到，即占领了襄阳。明襄王朱翊铭被活捉。张献忠坐于襄王宫中殿上，给朱翊铭一杯酒，说道：“吾欲斩嗣昌头，而嗣昌远在蜀，今当借王头使嗣昌以陷藩伏法。王其努力尽此一杯酒。”[41]把他拖到襄阳西城楼上处斩，又杀襄藩贵阳王朱常法等。义军打开监狱，救出了玛瑙山战役中被俘的军师潘独鳌和献忠妻妾。献忠下令没收襄王宫中的全部财产，“发银五十万以赈饥民”[42]。
张献忠、罗汝才部义军的出川和攻克襄阳，同不到一个月前李自成部义军攻克洛阳，是明末农民战争史上划时期的里程碑。它们标志着明廷组织的反革命围剿已经全盘破产，战争的主动权开始转移到起义农民方面。那位显赫一时的督师、大学士杨嗣昌，这时也已经完全绝望。他在给湖广巡抚宋一鹤的信中哀鸣道：“天降奇祸，突中襄藩。仆呕血伤心，束身俟死，无他说矣。”[43]三月初一日，杨嗣昌死于湖广沙市徐家花园[44]，结束了他的反革命生涯。
农民起义的勃兴，在明廷内部激起了一阵轩然大波。明廷官员如兵科都给事中张缙彦、吏部尚书李日宣、左都御史王道直等纷纷上疏，“极言枢辅之恶”[45]，要求追究杨嗣昌的责任。朱由检因为杨嗣昌是自己力排众议，特简夺情委以重任的，大小臣工的群起责难，有损他的“明主”形象。于是，他把六部九卿、科道等官召进宫内，宣称：“杨嗣昌系朕简用，用兵不效，朕自鉴裁；况尚有才可取。”接着他训斥上疏的臣工是“大家排斥，意欲沽名。……本该重治，尔等又说朕庇嗣昌，姑饶这一遭”[46]。廷臣们见皇帝护短，只好缄口不语。不久，杨嗣昌的死讯传来，朱由检接受兵部尚书陈新甲的建议，任命陕西三边总督丁启睿接替督师，起用因事下狱的原兵部尚书傅宗龙继任陕西三边总督，负责追剿农民起义军。此后虽多次易马，却再没有一个人能够像杨嗣昌那样得到朱由检的信任了。
[1]四川道御史卫周胤在崇祯十五年四月的奏疏中说：“剿饷原暂行一年，次岁又复催征二百八十万，吸尽百胜之膏血，实杨嗣昌流毒于天下也。”（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第九七页）后来，钱肃乐在《论恢复疏》中说：“往者，辽事起而有辽饷，诏书有言，暂累吾民一年，已而为定倾矣；及剿寇而有剿饷，诏书如前，已而复为定额矣；杨嗣昌请抽练九边之兵以制虏灭寇，诏书复如前，已而复为定额矣。”（见《甬东正气集）卷一）
[2]《明通鉴》卷八六。
[3]从湖广巡抚宋一鹤的题本中可以看到，崇祯十三年湖广各郡县都已着手裁练，题本比较详细地反映了地方上遵命裁练的情况。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第八三至八六页。
[4]《明通鉴》卷八六。
[5]明亡前夕，大学士蒋德璟在一次召对时说：“既有旧饷五百万、薪饷九百余万（指崇祯三年增加的辽饷和十年加派的剿饷），复增练饷七百三十万。当时部、科难辞责。且所练兵马安在？蓟督抽练兵四万五千，今止三万五千；保督抽练三万，今止二千五百；保镇抽练一万，今止二三百。若山（山海关）、永（永平）兵七万八千，蓟（蓟州）、密（密云）兵十万，昌平兵四万，宣（宣府）大（大同）、山西兵，陕西三边兵各二十余万，一经抽练，将原额兵马俱不问，并所抽亦未练，徒增七百三十万之饷耳。民安得不困？”朱由检听得刺耳，大发脾气。蒋德璟退出后上疏重申自己的意见：“臣因近日边臣每言兵马，皆以抽练之说或数千或数百，抵塞明旨，而全镇新旧饷兵马数万概不言及。是因有练饷而兵马反少也。又近日直省各官每借练饷名色，追比如火，致百姓困苦，遇贼辄迎，甚至未见贼先迎。虽三饷并急，不止练饷，而练饷尤急。盖至外无兵，内无民，且并饷亦不能完，故追咎于议练饷之人。”（见李清《三垣笔记·附识》卷中）孙承泽也说：“杨嗣昌在兵部议加剿饷一（当作二）百八十万，欲练兵十二万为剿贼之用。饷既加，陕、豫、江、楚报兵八万，然仍旧籍之兵也。又议加练饷七百余万，将宣、蓟边兵抽而练之，集成劲旅。营制纷纭，出彼入此，仍旧籍之兵也。剿不成剿，练不成练，而四海之困穷已甚矣。”（《春明梦余录》卷三五，《赋役》）
[6]《明通鉴》卷八六引给事中王家彦疏。
[7]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三五，《赋役》。
[8]《三垣笔记·附识》卷中。
[9]《野老漫录》。
[10]杨嗣昌崇祯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密奏疏》，见《杨文弱先生集》卷三二。
[11]杨嗣昌崇祯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二十八日《密奏疏》《再奏疏》，见《杨文弱先生集》卷三二。
[12]《平寇志》卷三，记张献忠重新起义的日期为六月初一日，又说七月初一日“献忠焚谷城，西走房县合曹操”。时间都不对。这里是根据王鳌永《抚郧疏稿》、《郝太仆褒忠录》以及《杨文弱先生集》，三书的作者都是当事人，应属可信。
[13]《平寇志》卷三。
[14]王鳌永：《抚郧疏稿》，崇祯十二年八月初二日题本《为塘报贼情事》。
[15]张任学原为御史，后改武职，任总兵。副将罗岱部即拨交他统率的军队。
[16]《明清史料》乙编，第九本，第八七七页。
[17]《杨文弱先生集》卷四三，《戊寅六月八日召对》。
[18]《杨文弱先生集》卷三五。
[19]《杨文弱先生集》卷四四。
[20]朱由检亲笔题诗当时曾立碑文庙，现在西安市陕西省博物馆内还保存了一块（北京图书馆有拓片），诗后书“赐督师辅臣嗣昌，崇祯十二年九月”。有的书记载这首诗的文字略有出入，如首句中“今暂”二字作“暂借”，应以碑文为准。杨嗣昌到襄阳后竖起“盐梅上将”的大旗，他的直属标兵称为“上将营”，都是以这首“御制诗”做标榜。
[21]《杨文弱先生集》卷三五；杨山松：《孤儿吁天录》。
[22]谈迁：《北游录》，《纪闻上》，《榜购一词》条。按，此条首云“总督杨文岳嗣昌出师，榜辑剧寇张献忠”，杨嗣昌字文弱，谈迁误为文岳，又称之为总督，遂与明保定总督杨文岳混为一人。杨复吉《梦阑琐笔》载此事时更写成“保督杨文岳出师榜缉张献忠”，均误。又杨氏所载词中“兴安、平利走四方”一句作“兴安、平利走东乡”。李馥荣：《滟滪囊》卷一所载杨嗣昌榜刊《西江月》词句为：“不作安安饿殍，效尤奋臂螳螂。往来楚蜀肆猖狂，弄兵潢池无状。云屯雨骤师集，蛇豕奔突奚藏？许尔军民绑来降，爵赏酬功上上。”或系杨嗣昌所刊另一榜文。
[23]见《滟滪囊》卷一。崇祯十二年十一月杨嗣昌在《备述献贼孤穷，亟宜悬赏购缚疏》中酌议“有生擒张献忠者赏银五千两，加升玉带，荫锦衣卫指挥世袭；斩首来献者赏银二千两，加升玉带，荫授锦衣卫指挥佥事世袭”。其他分别给赏。此议于十二月初八日经朱由检批准（见《杨文弱先生集》卷三七；又见杨山松《孤儿吁天录》卷十二）。按，杨嗣昌在朝廷面前历来谨小慎微，他在榜文中公布的赏格不大可能同朝廷认可的规格相抵牾，所谓“赏万金，爵通侯”疑是传闻之辞。但他在《飞报玛瑙山大捷疏》（疏尾云崇祯十三年三月初五日奉圣旨，上奏时间当在同年二月二十日左右）中说：“臣于两月之前，恐其潜踪远窜，业已画刻图形，遍布湖广、河南、陕西、四川等处，高悬赏格，预备擒拿。”既云“两月之前”当在崇祯十二年十二月间，同上引两个材料相符。可知榜文上确已列出赏格，标准应是经朱由检批准的规格。
[24]见《滟滪囊》卷一。按，此事在《平寇志》等书中，都记载于杨嗣昌追击张献忠入川之时，还说在杨嗣昌的衙门里到处贴着“有斩阁部来降者赏银三钱”，嗣昌“疑左右皆贼”。参考上引原始材料，恐系传闻之误。
[25]玛瑙山战役中，张献忠大败的主要原因，是这时左良玉感恩图报，肯于打硬仗。杨嗣昌决定暂时放过其他各部义军，集中左良玉部和陕西、四川、湖广官军专一打击张献忠部，力量对比上占了绝对优势。暂时获胜是毫不奇怪的。戴笠、吴殳在《怀陵流寇始终录》里，对左良玉等部取胜的原因表示怀疑，说“献，剧贼，丧败至此，必有意外之变”，因而采取了左良玉遣降将刘国能挑选一批精兵伪装成打粮归来的义军将士混进营盘，突然内外夹攻，献忠猝不及防，以致大败的说法。彭孙贻《平寇志》卷三、孙之《二申野录》卷八，也持此说。其实，这个传说是不可靠的。据现存左良玉出师时的报告，刘国能和李万庆当时留守郧阳，不在行间。另外，玛瑙山战役的经过，在杨嗣昌当时的奏疏里有详细的描写，可资参考。
[26]《绥寇纪略》卷七、《国榷》卷九七写作寒溪寺，此据《杨文弱先生集》和《孤儿吁天录》。
[27]《杨文弱先生集》卷四九。
[28]杨山松：《孤儿吁天录》卷十一。《绥寇纪略》卷八说，张献忠派部将马元利携带重宝去见左良玉，说：“献忠在，故公见重。公独不之思乎？公听所部多杀掠，而阁部猜专，无献忠即灭不久矣。”左心动，实纵之去。这一说法不知可靠与否。但明后期官场上重文贱武的风气十分盛行，左良玉等反动将领出于个人考虑，采取保存实力，“养寇自重”的办法，当系事实。
[29]据光绪十年《兴山县志》，白羊山又名白羊寨，在县城西偏北。
[30]《杨文弱先生集》卷五三。
[31]《杨文弱先生集》卷五二。
[32]《杨文弱先生集》卷四一，《独请臣罪疏》。按，张献忠、罗汝才部义军在这次战役中，连续击败四川官军（主兵）和奉调入川的陕西、湖广官兵，使杨嗣昌组织的围剿遭到重大挫折，战果是相当辉煌的。但是，无名氏作《纪事略》载：“梓潼一战，累骨如山，十三省大兵丧殁殆尽。”过分地夸大了这一战役的规模。
[33]《国榷》卷九七。杨嗣昌选拔猛如虎、张应元为正副总统同左良玉、贺人龙不听调遣有密切关系。
[34]《杨文弱先生集》卷四二，《再报蜀疆失守州县疏》。
[35]《杨文弱先生集》卷四二。《嗒史》作营县，误。
[36]《滟滪囊》卷一，邵巡抚指原任四川巡抚邵捷春；廖参军指接替邵捷春的廖大亨。
[37]《绥寇纪略》卷七，作“我师追贼及于开县之黄陵城”。《杨文弱先生集》卷四二与《孤儿吁天录》卷十四，作“追及于开县之葫芦颈黄后城”。据乾隆十一年《开县志·古迹》载：“黄侯城，在县东五里，五代时土人黄、侯二家避兵于此。”可见，正确的写法应是黄侯城。
[38]《杨文弱先生集》卷五三，《与宋楚抚一鹤》。
[39]《孤儿吁天录》卷十四；光绪十年《兴山县志》卷二一，《人物》。
[40]《平寇志》卷四，说这位部将是刘兴秀，可备一说。崇祯十四年八月奉敕往勘襄阳失事情形的司礼监策笔太监王裕民的题本中，除了说到起义军有“假充阁部差官，安置公署”者以外，还谈到有“奸细伏于平日”以及从前安插在樊城的“降丁”，“盈千盈百，往来城中，不知是贼是兵”，又说监禁在襄阳监狱内的献忠妻妾和军师潘独鳌也暗通线索（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第八九页）。总之，张献忠为了奇袭襄阳，事先是做了周密布置的。
[41]《平寇志》卷四。按，余瑞紫《流贼陷庐州府纪》（收入《野史无文》卷十四）载献忠与襄王的对话较详。此书作者虽自称得自亲身见闻，然核之以现存明档（《明清史料》乙编，第十本，第九二四页）等原始材料，作者所言多有失实之处，如攻克襄阳之日，可断定为崇祯十四年二月初四日，余瑞紫却记于崇祯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因此不取他的说法。
[42]《明季北略》卷十七。《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四作“发银十五万以赈饥民”。
[43]《杨文弱先生集》卷五三。
[44]关于杨嗣昌之死，《绥寇纪略》卷八云：嗣昌自川“返荆州，将谒惠邸。王命阍者谢曰：先生愿见寡人者请先朝襄王。嗣昌惭，乃缢”。同书卷七又云：“嗣昌闻襄阳破，遂不复食。及闻李自成陷洛阳，于是拊膺大恸曰：无面目见上。伏毒死焉。”《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四云：“嗣昌败后，左良玉以平行牒文侮之。嗣昌惭愤，乃仰药自杀。”嗣昌子杨山松于《孤儿吁天录》中力辨其诬，云其父乃病死。按：据杨嗣昌死前书函及在嗣昌左右之监军万元吉所作《筹军录序》可知嗣昌时已病重，疾中获悉福、襄二藩相继告陷，惊悸转剧，虽曰死于病，实亦死于时局也。嗣昌殁时方五十余岁，尚在壮年，距襄阳之破不足一月，相传自尽，不为无因。然在疑似之间，未可据为定论。
[45]张缙彦：《依水园文集》前集卷二。
[46]张缙彦：《依水园文集》前集卷二。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所记文字略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