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四年（1641）是明末农民战争进入高潮的一年。这年初，李自成起义军攻克洛阳，张献忠起义军奇袭襄阳，标志着起义军同明官军之间的力量对比开始发生了变化，从此义军所向无敌，明王朝的覆灭已成定局。
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李自成部义军攻克洛阳和在河南的大发展，并非侥幸或偶然而得。从崇祯十一年到十三年的两年时间内，李自成部义军往来活动于湖广、四川、陕西三省交界地区，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崇祯十三年夏，明王朝调集的官军逐渐向这一地区集中，对张献忠、罗汝才、李自成等部义军的压力不断增大。李自成就在这年的六七月间，由湖广房县地区出发，取道陕西平利、洵阳、商州进入河南的淅川、内乡一带。[1]
这里有必要叙述一下以李自成、张献忠为代表的明末农民战争大发展的背景。根据许多地方志中保存的材料，崇祯十三年的灾荒是特别严重的，几乎遍及全国，不少地方竟至于颗粒无收，饥民大批死亡。灾荒的形成，除了这年气候恶劣，连续几个月干旱、蝗虫为害以外，明廷加派剿饷、练饷迫使农民逃亡，造成农业生产急剧萎缩，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举例来说，崇祯十四年武安（当时属河南彰德府，今属河北省）知县窦维辂在奏疏中报告：“本县原编户口一万三十五户，今死绝者八千二十八户；原编人丁二万三百二十五丁，今逃死者一万八千四百五十丁。通计本县正派条银，新、旧、练三饷共银四万四千七百九十五两，漕米二千三百四石，辽米豆共一万二千五十三石，临清仓米六百八十八石，禄米八百四十二石。加以三年压欠，应征不下十余万。”以残存的二千户、一千八百余丁，承担这样巨额的赋税自然是不可能的，其他的农民除了死掉的以外，“居他乡者，只惧粮差重累，不敢承种田亩。即来岁丰稔，有土无民，依然荒芜”[2]。关于灾荒的严重性，由于材料太多了，这里只着重谈谈河南省的情况。
河南是明帝国的腹心地区，也是当时社会阶级矛盾最尖锐的地方之一。明王朝在这一个省里分封了七个藩王，加上官僚地主的巧取豪夺，造成了土地高度集中，农民如牛负重。在明末多事之秋，频繁的军队调动、官差的往来，更使河南这块四通八达之地首当其冲。连年的大旱、蝗灾，把河南变成了赤地千里。明政府在这样大荒之年，仍然毫不放松追逼钱粮。挣扎于死亡线上的农民，除了奋起反抗之外没有任何出路。
保存下来的一些记载可以构成一幅幅触目惊心的图画：
至己卯（崇祯十二年）旱、蝗，自秋至明年不雨。其年庚辰（崇祯十三年）又蝗，仅能种而禾实不稔。斗米直可千钱，民间素所藏蓄者一时搜掠都尽。瓜果枣柿不待□而残，渐及草根、木皮、糠秕、山蔬，侈云富贵家粮也。十月之交，环辉山皆盗，以人为粮。千夫长擒来戮诸市，人争啖之。至二之日大寒，人益困，有父母食子女者，子女食父母者，夫妻、兄弟、朋友、乡邻互相食者。余人之衣冠动静犹昔，性情惊疑为豺狼。过岁春事益奇，人死已归土，丘垅欲干，取厌朝饥；未成人孺子转盼不见，则已在釜中矣。孀妇单丁，诱杀充食者无宁日。辉之四围，村落并无，居人十存一二者皆住郊关。每中夜徬徨，或闻呼号啼救之声，皆奸人用计噬人，人每不敢救。食肉多爨人骨，间亦有以人头颅灰作面同人汁啖者，余骨弃野外。首骨如东陵瓜垒垒无算，特少蔓耳。胁臂小骨，狼藉于道，每郊行，足履于上，搰搰有声，如在麻秸上。伤心酸鼻，尝不忍过。[3]
一个当时在乡的反动官僚描写那时河南的情况说：
今流亡满道，骴骼盈野。阴风惨鬼磷之青，啸聚伏林莽之绿。且有阖门投缳者，有全村泥门逃者，有一日而溺河数百者，有食雁矢、蚕矢者，有食荆子、蒺藜者，有食土石者，有如鬼形而呻吟者，有僵仆于道而不能言者……有集数千数百人于城隅周道而揭竿者。[4]
郑廉在《豫变纪略》里，比较集中地叙述了贫苦无告的农民怎样转化成地方性的起义队伍：
……岁乃大饥，人益不敢粜谷，谷以踊贵。米麦斗值钱三千，禾二千七百。人相食，有父食子、妻食夫者，道路无独行之客，虽东西村亦不敢往来。其颠顿死于沟壑者群聚而刲割之，顷刻而骨骸相撑矣。官吏捽而捶杀之垒垒焉，不能禁也。其桀黠不逞者遂相率为盗。于是鼠窃狗偷千百为群者不可胜数，如一条龙、张判子、宋江、袁老山之属，众皆万许。而临颍一条龙、寿州袁老山，其徒尤众，斩木折钧，往来梁宋之郊无虚日，日以益多。[5]
类似的记载在地方志和当时人士的文集里屡见不鲜，说明崇祯十二、十三年时河南各地已经布满了干柴，自发斗争之火业已点燃。李自成部义军进入河南，很快就把这些星星之火连成一片，化作熊熊之焰。
李自成部义军初进河南时，兵力相当有限，大约不到一千人。经过短期的休整和准备，李自成在十月间率兵北上，同当地的起义农民一斗谷、瓦罐子等联合，有众数万人。十二月，“连破鲁山、郏县、伊阳三县”[6]，于二十一日攻克宜阳，“不杀平民，唯杀官”[7]。接着，乘胜进攻永宁（今洛宁县）。破城后，义军把抓获的明万安王朱采轻和地主豪绅一百多人，带到县西关“过堂”，审讯后处决，为当地人民解了心头之恨。[8]此后，义军又连克偃师、灵宝、新安、宝丰，为攻取洛阳做了准备。
随着起义军力量的兴起，少数知识分子开始投身到农民起义中来，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牛金星和宋献策。牛金星是宝丰县人，天启七年中了举人[9]，为人慷慨不羁，在官场内部斗争中受到倾轧，被革去功名遣戍充军。[10]参加起义军后，成为李自成的主要谋士。史载“金星通天官风角诸书，亦颇讲孙、吴兵法”[11]。从后来的情况看，牛金星主要是在制定规章制度、招揽人才和建立政权方面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大约在差不多的时间里，江湖上以算命占卦为业的宋献策也投入了李自成起义军。他的籍贯有河南永城等说法。见面的时候，宋献策向李自成献上了“十八子主神器”的谶语[12]，利用白莲教在民间散布的李氏当兴的舆论，说李自成上膺天命。李自成很高兴，尊他为军师。在史料当中，我们并没有见到宋献策在军机进止方面提出过什么超见卓识，只有一些他用占卜预测胜负的记载。然而李自成对他一直十分信任，常常带在身边征询意见。宋献策的进身和受到重用，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农民落后性的一面。他们即便是觉悟到要同封建统治者相对抗，也还不可能摆脱“天命”“神授”之类的迷信思想。他们不能正确地估计自身的力量和所从事的事业的正义性，就只有借助于高于君权的神权，作为自己推翻旧王朝的思想武器。就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而言，无论他们个人的品质和识度多么杰出，也不可能把起义取得的成就如实地看作千百万群众奋斗的结果，而常常误认为这些胜利证明了上天对自己的眷顾。从根本上来说，天命思想既是掌权者维护自身统治的理论依据，又是他们一旦需要换马时，实行改朝换代的方便舆论。封建时代的农民既然不可能得到先进的社会革命思想的指导，他们在利用现成的天命思想向统治阶级发起猛攻时，却不自觉地成了这种思想的俘虏。起义农民在军事上可能取得胜利甚至决定性胜利；在思想上却无法超越时代的局限，注定要一败涂地。这种情况就决定了每一次农民革命都避免不了悲剧性的结局，不是被淹没在疯狂围剿的血泊当中，就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13]。
史籍中关于李岩的记载很多，好些书都说这时（崇祯十三年底）有一位出身贵宦的杞县公子李岩参加到李自成起义军中来，对起义军后期的发展关系甚巨。清初河南归德府人士郑廉和《杞县志》的编纂者都指出过李岩是“乌有先生”。笔者经过查考认为，在明末农民战争中确实不存在李岩这个人物，有关的记载或是出于讹传，更多的是出自家的编造，被清初某些文人误采入史籍，根本不能相信。由于已经另行撰文探讨[14]，这里不再赘述。
古都洛阳乃豫西重镇，是明朝福王建藩之地。福王朱常洵是明神宗的宠姬郑贵妃所生。子以母贵，朱常洵自然受到神宗的特别偏爱。在万历后期围绕着立太子的一场激烈斗争中，朱翊钧拗不过朝野舆论，被迫同意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立爱子常洵的初衷既不能实现，他和郑贵妃就多方在经济上给常洵以优遇，不仅大量赐给宫中积累的财物，而且对于福王请乞的庄田、行盐、商税等也无不“朝报而夕可”。朱常洵就藩洛阳，同明初以来分封的诸王相比在时间上虽然要短得多，但拥有的财物却是“富甲天下”。福王在洛阳所过的穷奢极侈的生活，同当时河南人民所受的灾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道福邸宫墙隔出了两个世界：墙内是纸醉金迷，说不尽的豪奢靡费；墙外却是凄凉愁惨，无异于丰都地狱。这种人世间极端不合理的丑恶现实理应结束，它果然在起义农民铁拳的打击下结束了。
李自成起义军在攻克宜阳、永宁、卢氏、偃师、灵宝、新安、宝丰、鲁山、郏县、伊阳等县的过程中，不仅扫清了洛阳的外围，也使大批新参加义军的战士得到了初步的作战训练。义军在豫西的发展，使统治者如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当时居住在洛阳的明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在给福王的一封信里对形势的危急有如下一段描述：
三载奇荒，亘古未闻。村镇之饿死一空，城市皆杀人而食。处处土贼盘踞，加以流贼数万阴相结合，连破鲁山、郏县、伊阳三县，又六日之内，连破宜阳、永宁二县。贼势汹涌，窥洛甚急。无坚不破，无攻不克。且饥民之思乱可虞，人心之瓦解堪虑。况抚台大兵无一至，虽有操、义二兵，亦无粮饷，及城头垛夫又皆鬼形鸠面而垂毙者。城中一无可恃，有累卵朝露之危。[15]
他一方面建议福王，敦促河南巡抚李仙风急派军队来洛阳加强城防；另一方面又指出官府库藏如洗，要求福王为自己的身家性命着想，拿出钱来解决军队的粮饷。吕维祺特别举出宜阳、永宁二城被起义军攻破的事作为前车之鉴。两座城里的宗室官绅，“悠悠忽忽，靠天度日，一筹不划，一钱不舍，一言不听，今虽噬脐，嗟何及矣”[16]。希望朱常洵不要充当眼光短浅的守财奴，最后落到噬脐无及的地步。可是，朱常洵偏是个爱财如命的人，根本听不进去。
崇祯十四年正月十九日，李自成部义军进抵洛阳北门，开始攻城。守城的官军知道福王府库里的金钱财物堆积如山，却叫自己饿着肚子去守城，一个个愤愤不平。有的士兵公然在路上大骂：“王府金钱百万，餍粱肉，而令吾辈枵腹死贼乎？”[17]当李自成兵临城下时，守城的官军士兵以至一部分中下级偏裨都毫无斗志，迅速地转到了起义军方面。二十日晚，总兵王绍禹的部卒在城头起义，逮捕了明兵备副使王胤昌，大开城门迎接起义军进城。[18]二十一日凌晨，义军占领洛阳全城。福王朱常洵和世子朱由崧慌忙逃出王宫，躲进迎恩寺。在义军搜捕时，朱常洵被活捉，世子朱由崧钻空子逃脱，这就是后来在南京登极的弘光皇帝。明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也被俘获。当押解这批吸血鬼向起义军领袖献俘时，朱常洵向吕维祺大叫：“吕先生救我！”吕维祺也哀叹：“我命亦在顷刻。”他从封建纲常出发，劝朱常洵别忘了自己是当今皇上的亲叔，“毋自屈”，得装出个样子来。[19]可是，贪生怕死的朱常洵一带到李自成面前即吓破了胆，“色怖，泥首乞命”[20]。李自成端坐殿上亲自审问这位朱明王朝的亲王，怒斥道：“汝为亲王，富甲天下。当如此饥荒，不肯发分毫帑藏赈济百姓，汝奴才也”。[21]命左右打他四十大板，枭首示众。当审讯吕维祺时，李自成不无讽刺意味地说：“吕尚书今日请兵，明日请饷，欲杀我曹，今定何如？”下令处死了这个反动官僚。[22]接着，响亮地向洛阳的贫苦群众宣布：“王侯贵人剥穷民，视其冻馁，吾故杀之，以为若曹。”[23]李自成的话鲜明地表达了他所领导的起义军的革命宗旨，对于动员人民起来同朱明王朝做拼死的搏斗是个有力的号召。
在经济方面，起义军没收了福王府中金银财货和大批粮食、物资，发布告示大赈饥民，令饥者远近就食，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史载：
远近饥民荷旗而往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自是而后，所过无坚城，所遇无劲敌，诸将皆望风走。即秉钺者以名节自许，不过以身予敌而已矣。[24]
除了开仓济贫以外，起义军还把大批金钱物资运往山区，充作军用。剩下的金银财物，李自成在准备移兵攻取开封时，委派原洛阳的一名书办邵时昌为副将，用以募兵守城。同时授官的还有洛阳生员张旋吉、梅鼎盛等人。[25]邵时昌等受命后，即“募人为兵，月给银五两。饥民趋如鹜。简五百人，用贼旌旗列营城上”[26]。二月，明河南巡抚李仙风探听到义军已经转移，才领兵来攻洛阳。城破，邵时昌等为李仙风所杀。
李自成指定人员募兵设守洛阳，是义军在占领区内建立政权的尝试。顺治《河南府志》说：“贼置官留银，妄意作开国始基。”[27]李自成攻克洛阳时，虽然不一定就有了开国建号的计划，但是这个措施至少说明义军已经开始注意到了建立自己地方政权的问题。人们或许会说，任命一个刚刚投降过来的明朝吏员，负责洛阳这样重要城市的防守事宜，未免如同儿戏。李自成部义军的实力当时还相当有限，兵员虽有数万人，但骨干部分只有千人左右，不可能分派主力部队担任防守。李自成等起义军领导人何尝不希望自己能有一块立足之地，既可安置随军家属，又可取得比较稳定的人力、物力补充。无奈主观愿望拧不过客观上强弱异形的力量对比，只有继续通过反复的运动战歼灭官军的有生力量，才有可能在地方上站住脚跟。洛阳失守以后，李自成清醒地估计到自己的力量，所以直到崇祯十五年秋，战局发生根本变化以前，再也没有勉强去做自己的力量达不到的事情。[28]他“破城下邑，弃而不守”，每次部队转移之前，都下令将攻克城池的城墙拆毁，叫作平城，目的是防止官军再度据以抗拒。[29]历史已经证明，李自成的这种策略是完全正确的（张献忠起义军在这段时间里，也采取了“夷其城”的措施，表明张献忠对客观形势同样做了清醒的估计），它保证义军能够集中兵力，灵活机动地夺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如果不带先入为主的偏见，真正从历史实际出发，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没有这一阶段的流动作战，也就没有崇祯十五年冬季以后，李自成、张献忠在大面积土地上建立农民革命政权的局面。
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军连克洛阳、襄阳，具有重大的意义。它表明经过十几年的斗争锻炼，起义军已经成长壮大起来，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斗争经验，力量对比的优势和作战的主动权正在逐步地转到起义农民手中。崇祯十三年以前，各部起义军都没有攻占过大城市（凤阳是一个特殊的例外，而且凤阳虽是明朝中都，政治地位很高，城市规模却并不算大），明朝的藩王也没有被俘杀的。而在崇祯十四年初的一个月之内，起义军连克洛阳、襄阳两城，杀福、襄二藩。战役的胜利，不仅缴获了大批金钱财物和军械，增强了起义军的实力，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所造成的深远影响。一方面，它使起义者进一步认识到了自己的力量，提高了胜利的信心；另一方面，也暴露了明朝貌似强大、实际却虚弱不堪的本质。朱由检得到洛阳被攻破、福王被杀的消息，在召见阁臣和礼、兵二部科臣时，大哭道：“朕不能保一叔父。”[30]“御袖为湿”[31]，诸臣只好俯伏请罪。[32]史料又载，此后的一天，朱由检去朝见其庶祖母刘太妃，坐下不久就打瞌睡，一觉醒来感到有失体统，忙向太妃道歉说：“神祖时海内少事，至儿子苦枝梧多难。两夜省文书未尝交睫，心烦懑，辄废餐。自以年才逾壮，为国事磨耗，蚤困劣。在太妃前惛然不自持一至此。”“太妃为之泣下，上亦汍澜者久之，诸宫人莫能仰视。”[33]这个小故事形象地说明了，在起义农民的打击下，明王朝最高统治者已经陷入了极大的苦闷之中，昔日的美好安宁成了不堪回首的往事。他们建筑在劳动人民血汗和白骨之上的乐园已经动摇，欢笑的日子确实不多了。
李自成部攻克洛阳时，明河南巡抚李仙风正领着游击将军高谦所部官军，在黄河以北的怀庆地区镇压当地的农民起义。开封城守副将陈永福获悉洛阳失守，火急率兵往援，开封的守御力量因而非常单薄。李自成得到这个情报，决定奇袭开封。二月初九日，他带领精兵三千、部卒三万从洛阳地区出发，急行军三昼夜，于十二日中午时分到达开封城下，立即大举攻城。明河南巡按御史高名衡等唯恐重蹈洛阳覆辙，落个失城陷藩的罪责，急忙把一切能够动员的力量统统赶上城去固守。封在开封的周王朱恭枵和其他嗜财如命的藩王们有点不同，他奉行的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保命哲学。在起义军兵临城下时，他一狠心把府中累朝积攒的银子搬出一部分，“下令民间，有能出城斩贼一级者赏银五十两，能射杀一贼者赏三十两，射伤一贼或砖石击伤者赏十两”[34]。这一举措果然生了效，开封城内一批亡命之徒纷纷上城同义军为敌。尽管义军攻城非常勇敢，“射终日，箭插城如猬”[35]，但是，原来设想的以奇袭方式夺取开封的计划却未能实现。这时，前往洛阳赴援的陈永福听说起义军乘虚进攻开封，连忙带着军队两昼夜兼程赶回，十六日由水门入城参加防守。
由于敌情发生了变化，李自成在十七日亲自到城下观察形势，以便决定下一步的攻城方法。不料行踪不密，被城上的官军射中左眼。[36]后来伤口虽经治愈，左眼却从此失明。当时，起义军的领袖负了重伤，又有消息说左良玉的军队和保定总督杨文岳所统官军正向开封进发。只有“精兵不过三千，胁从之众不过三万”[37]的义军首领明白，一旦明政府的援军到达，自己就可能陷入内外夹攻的境地。于是决定停止进攻开封，主动向西转移到登封、密县、嵩县一带。李自成部义军首次进攻开封，遂以自动撤围而告终。
崇祯十四年七月，罗汝才由于与张献忠不和，率领部众到河南淅川，同李自成部义军联合作战。[38]当时，李自成部已经成为各支起义军中实力最强的队伍，罗汝才虽然比李自成年纪大，却待以兄长的礼节，以示尊重。史载“自成之兵长于攻，汝才之兵强于战，两人相须如左右手”[39]。李、罗的联营，使活跃在中原地区的农民军力量显著增强，成为明王朝反动统治的最大威胁。
李自成和罗汝才联营之后，由豫西经唐县进入湖广枣阳、随州地区，准备攻取承天。[40]陕西三边总督傅宗龙唯恐承天祖陵有失，带领总兵贺人龙、副总兵李国奇部于八月上旬赶往承天。李自成、罗汝才探得承天的守备相当严密，陕西官军又将赶到，乃决定改变计划，取道应山返回河南。傅宗龙见起义军不战而走，误认为是胆怯的表现，就带着军队尾追不舍。至九月初，傅宗龙指挥的贺人龙、李国奇所部二万人进至河南新蔡，同保定总督杨文岳率领的总兵虎大威部会合，然后齐赴项城，打算围歼李自成、罗汝才联军。起义军得到消息后，立即部署作战方案，决定把精锐部队埋伏在松树林里，另外派出一支队伍西渡颍河[41]，制造移师汝宁的假象。官军果然中计，以为义军主力已经渡河西去，就在孟家庄结营休息。官军士卒纷纷散入村落搜括百姓的粮食草料，几无部伍可言。隐蔽在树林里的义军乘机发起进攻。官军将领慌忙集结军队，可是仓促之际军心已乱，抵敌不住。贺人龙和虎大威径自拉起队伍向沈丘逃窜，李国奇见势不妙也跟着逃跑。剩下傅宗龙、杨文岳两总督，带着直属标营陷入了起义军的重围。当晚，杨文岳在副将张某的保护下逃往项城、陈州。傅宗龙无可奈何，一方面命令直属标营兵丁挖掘壕堑，妄图坚守待援；同时又派人持亲笔信催贺人龙、李国奇火速来救。贺、李两人正私自庆幸逃脱了义军的包围，哪里肯再钻进来，他们以“此书从贼中来，庸知非伪耶”做借口，拒绝回军援救。傅宗龙部在起义军的包围圈中一筹莫展，几天以后粮食、骡马都吃光了，靠组织突击队将战场上的尸首拖来充饥。最后，箭支和弹丸俱已用尽，傅宗龙知道难以顽抗下去，遂于十八日晚领着残兵六千人突围。在义军的截击下，士卒星散。次日中午，傅宗龙带着一些散兵游勇，在距离项城八里处被义军追上，当了俘虏。义军将士把他带到项城下大喊道“我秦督官兵也，请启门纳秦督”，准备相机夺取项城。傅宗龙却坚持反动立场，向城上大喊自己已经当了俘虏，身旁都是起义军，不能开门。诈取项城的计谋未能实现，义军战士一怒之下，当场处死了傅宗龙。[42]
傅宗龙、杨文岳纠集数万官军进行的围剿，就这样以惨败而告终。李自成、罗汝才联军夺得了大量衣甲器械，收降了一批傅宗龙部的陕西兵士，声势越来越盛。据说，李自成在项城战役之后，曾“令人撰《九问》《九劝》诸词，号召诸盗，勾引饥民，号为闯王”[43]。可惜直到目前还没有看到《九问》《九劝》的原词。如能发掘出这些珍贵的文献，对于研究起义军当时的纲领、政策和宣传口号等，必将大大推进一步。
项城战役以后，李自成、罗汝才联军乘势攻克了商水、扶沟、洧川、许州、长葛等豫中州县。十月间，义军包围了叶县。奉命在这里镇守的是北舞渡副将刘国能，此人原是农民军的一位重要首领，绰号闯塌天，崇祯十一年投降官军后就死心塌地充当明政府的鹰犬，以忠臣孝子自命。义军围攻七昼夜，刘国能眼看难以据守，便自己缒下城墙进入起义军营垒，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向李自成、罗汝才声称：“凡所以防守之具皆吾自为之，与叶民无涉。今吾力已竭，不忍城破尽毙此民，特来请死。”李自成劝他投降，他却说“吾大逆人，受朝廷厚恩，不敢负”[44]，自刎而死。十一月初四日，义军攻克南阳，总兵猛如虎、刘光祚均被击杀，唐王朱聿镆也被处死。[45]接着，义军又攻克邓州，然后回师北上，在十二月间进攻襄城。襄城守将李万庆也是农民军叛徒，原先的绰号为射塌天。他同刘国能一样，在投降官军之后堕落成了农民起义军的死敌。义军破城，李万庆被处死。与此同时，义军还攻克了镇平、新野、唐县、泌阳、舞阳、汝州、许州、禹州、新郑、鄢陵、尉氏、通许、陈留等大批州县，再次进抵开封城下。
刘国能、李万庆都是明末农民战争前期的著名首领人物。他们背叛农民群众的利益，弃明投暗，终于受到了历史的惩罚，成为朱明王朝的殉葬品。明廷在他们死后，又是赠官，又是立祠，树为“改邪归正”的典型，指望借此对起义军将领进行分化。然而，此时形势已经不同了，朱由检之流的这种手腕并没有收到什么效果。封建史籍中专门为刘国能、李万庆立传，不过为后世留下了两名反面教员，告诉人们应当怎样选择自己的道路而已。
十二月下旬，李自成、罗汝才联军开始了第二次进攻开封的战役。二十三日，义军到达城下，李自成的指挥部设在土堤外应城郡王的花园里，罗汝才设指挥部于城外繁塔寺。开封城外原有明督师丁启睿从南阳调来的三千官军，义军一到，这些毫无斗志的士兵便全部投降。由于城内的官绅组织反革命势力拼死抵抗，义军的进攻受阻。双方相持到次年正月十三日，义军决定以火药炸城，派勇士冒矢石，在事先选择的地点把城墙墙砖挖掘下来，然后掘成深丈余，广十丈余的大洞，用布袋装火药数十石填塞其中，牵出引线。又于洞口布置了骑兵和步兵，准备城墙炸塌时一举突击进城。不料开封的城墙特别坚固，火药引爆后山崩地裂一声，城墙没有炸塌，城外的义军战士反被横飞的土石击伤不少。第二次攻城失利，义军只好再次撤退。这次进攻开封虽然仍未能得手，但可看出义军的攻坚战术已经具有相当水平。
项城之役中傅宗龙兵败身死后，明廷于十一月间提升陕西巡抚汪乔年为陕西三边总督，令他火速准备，东出潼关，同左良玉部夹剿义军。汪乔年奉命后“即飞檄各边调集兵马，戴星治械措饷”[46]，积极筹备提兵入豫。发兵前，他感到李自成羽翼已成，气候大非寻常，于是便想出一条“奇计”，密令米脂县知县边大绶把李自成的祖坟掘毁，以为这么一来风水既破，李自成必败无疑。这帮迷信愚昧的家伙，除了把他们的仇恨尽情地发泄到李自成先人的枯骨之上以外，还把墓中捉到的一条小蛇视为即将化龙之灵物，极尽渲染铺张之能事。[47]崇祯十五年正月，汪乔年在西安登坛誓师，“斩蛇以徇”[48]。二月间，他率领总兵贺人龙、郑嘉栋、牛成虎、张国钦、张应贵等统兵三万出潼关。陕西官军进抵洛阳时，李自成、罗汝才部义军正把左良玉部官军包围在郾城。汪乔年认为这是同左良玉会师合击义军的大好时机，就把步卒留在洛阳，领着二万骑兵兼程前进。汪军到达襄城时，一小撮受到起义农民打击的地主豪绅远道来迎，要求官军为他们复仇，并且告以起义军的虚实。汪乔年大为高兴，神气活现地说：“贼在吾目中矣。二三日间当为汝军扫荡贼氛，碎元凶如齑粉也。”[49]他下令贺人龙、郑嘉栋、牛成虎三总兵各领所部，分作三路进至襄城以东四十里，同被困郾城中的左良玉部遥为声援，自己则率领总兵张应贵部四五千人入屯襄城。李自成等侦知汪乔年的军队已经到达襄城，立即撤出包围郾城的部队，西向迎击来援的陕西官军。二月十三日，义军于襄城东面初战告捷，明总兵张国钦被击毙。贺人龙、郑嘉栋、牛成虎都不战而走，径自奔回陕西。左良玉在义军主动解围后，不仅没有西向夹击义军，反而乘机带着部众向东溜走。总督汪乔年遂成了光杆司令。义军再次进攻襄城，到十七日攻克[50]，明总兵张应贵被炮火击毙。汪乔年亦被活捉，带到城北韩家庄经李自成亲自审讯后处决。
义军粉碎汪乔年的进攻以后，乘胜连克豫东大批城镇。三月二十二日，克睢州，“入城搜掠财物，未杀一人”[51]。二十七日攻克归德府（今河南商丘）。四月中旬，李自成、罗汝才部义军，同河南的一支农民起义武装以袁时中为首的小袁营会合。本月十六日占领杞县。这样，李自成等部义军就扫清了开封的外围，为最后拿下该城创造了条件。
五月初二日，义军第三次进攻开封。李自成设指挥部于阎李寨，罗汝才屯于横地铺。明廷急令督师丁启睿、保定总督杨文岳和总兵左良玉、虎大威、杨德政、方国安等率领大批军队来援。官军总数多达十八万，号称四十万，连营河上，摆出了同义军展开决战的阵势。五月十三日，官军前锋到达朱仙镇，起义军暂时撤离开封，集中力量打击来援的官军。为了防止开封城内的官军出城追袭，使义军陷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地位，李自成派人持伪造的左良玉部令箭到城下大呼道：“贼旦夕成擒矣，但恐其潜遁入城，汴兵无多，当严守，不可轻出。”[52]城内的明朝官僚果然中计，闭门不出。由于丁启睿统御无能，官军内部各将领之间又矛盾重重，朱仙镇一战，官军主力左良玉部七千人首先避战而逃，其他将领也不战而溃。丁启睿借口追回左良玉，经许州逃往光州、固始；杨文岳仓皇窜往归德。义军大获全胜，俘杀明总兵姜名武[53]，收得降卒数万名，骡马七千匹。[54]五月二十五日，义军复围开封。[55]朱由检获悉援军溃败，丁启睿在狼狈逃窜时竟把督师的敕书、印、剑都丢失一空，愤恨不已，下令把丁启睿逮捕下狱，杨文岳也革职候代。左良玉虽然倡逃在先，由于他兵多势大，朝廷有所顾忌，只把另一总兵杨德政做个“法头例首”，予以处斩。
开封城内的明朝文武官员见救兵溃散，守城的官军力量又单薄，不足以同起义军相抗衡，就以共同的阶级利害来动员地主豪绅，组织反动武装负隅顽抗。六月二十六日，明开封府推官黄澍在曹门竖起一面大白旗，上面写道：“汴梁豪杰，愿从吾游者立此旗下。”这一着棋果然收到相当效果，开封城内的上层人物，“郡王、乡绅、士民、商贾无不愿入社”[56]。这些地头蛇为了保住自己的身家地位，强迫自己控制下的劳动人民参加地主武装，在短期内就集结了一支上万人的队伍。被指派为头目的都是明宗室、乡绅和富商大贾。[57]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开封城内的守御力量。但是，人民群众的心是向着起义军的，甚至在明政府的严密控制下，仍然有贫苦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投奔义军。如开封城里一位名叫孙忠的锻工，便私自打造了几百个箭镞，写下手折一个，内称义军为“天兵老爷”，拟趁开封当局放饥民出城采青的机会混出城去。不幸被把门的军士搜出，结果被惨无人道地用长钉将四肢钉在城门上，壮烈地牺牲了。[58]
起义军首领们总结了两次进攻开封失利的教训，决定改用长期围困的策略。除了把主力用于包围开封以外，还“分党四出，势如破竹”[59]，两个月内就攻克附近三十多座州县，使官军据守的开封变成了汪洋当中的孤岛。为了争取城内明朝文官武将停止抵抗，义军曾以李自成的名义，写了一件文告用箭射入开封城里。告示原文如下：
杀，将置尔等于河鱼腹中矣。慎勿沉迷，自贻后悔。[60]
这件告示很值得注意，它不仅表达了李自成等起义军领导人力图减轻双方军队的伤亡和城中百姓的苦难等愿望，也反映了义军在政治上更臻成熟和在组织上的变化。李自成长期沿用的“八队”（或老八队）营号，这时已经改为“奉天倡义营”，他自己的闯将称号也随之改为“奉天倡义营文武大将军”。这说明到崇祯十五年五月以后，原来时分时合的各支义军开始走向统一，李自成的领袖地位逐渐形成。“奉天倡义”的营号，明显地具有号召各路义军和广大群众共同推翻明王朝的意义。告示中命令开封城内的明朝官僚立即投降，并且宣布“照旧录用”，表明义军已有建立政权的明确意向。
李自成发布的文告，给开封城里的明朝官僚指明了出路，然而，这批家伙仍然把希望寄托于明廷调集兵力把他们解出重围。他们对义军的文告置之不理，继续负隅顽抗，从而给开封城内的百姓带来了极大的灾难。经过一段时间的围城，城内的粮食所余无多，普通居民大批地饿死，明官僚却趁机大肆搜刮。他们强行摊派民户交粮，无粮的折银缴纳。开初每石食粮折银八十两，后来增加到一百三十两。交不出粮食和银钱的就“先捉幼男女以大针数百刺其肤，号叫冤惨”[61]，甚至有的富室缴纳了上万两白银仍不免于拷掠而死。守城的官军持巡抚的令箭闯入民家搜粮，除郡王以上的府第外，无处不搜，“掘地拆屋破柱以求”[62]。市上粮价飞腾，“米粟百金一斗，青菜千钱一斤”[63]；后来完全断市，有钱也买不着食物。城里粮食告绝后，居民们吃牛皮、皮袄、药材、水草、瓦松、马粪、胶泥等以求苟延时日，最后竟至于出现人吃人的悲惨局面。官军更公然以人为粮，“将军密计抚军颔，肥瘠皆堪充军食”[64]。
到崇祯十五年九月间，明官僚见外无救兵，内无粮草，开封城的陷落已经迫在眉睫。为了逃避失城陷藩的罪责，他们竟丧心病狂地决定把黄河大堤决开，企图放水淹没开封和围城的义军，自己则事先打造好船只准备逃命。九月十五日夜，官军决堤，大水如山崩而至。除了一小撮反动官僚拥簇着周王朱恭枵登舟逃出以外，整个开封城和附近的居民都被淹没。义军战士急忙移到大堤等高处避水，被洪水冲走的仍有一万多人。时人陈之遴写了一首《汴梁行》说：“守臣登陴但垂泣，面若尘土心寒灰。绣衣使者出奇算，中夜决堤使南灌。须臾盈城作鱼鳖，百姓尽死贼亦散。九重闻报空痛心，缙绅万舌缄如喑。”[65]揭露了明官僚决河灌汴的黑幕。
明官僚水淹开封，充分暴露了剥削阶级仇视人民的反动本性。事后，在朝廷上虽有一些官僚上疏，要求追查开封城守官员自行决堤淹城的责任，朱由检却认为他们在起义军三次进攻开封时始终顽强抵抗，表现了效忠明王朝的反革命气节，因此不仅不予处罚，反而“念其劳苦”，奖励有加。黄河大堤被决开，给附近州县的百姓造成了极大的灾难，葬身鱼腹者不计其数，侥幸逃生者也因田地屋舍被水淹没而号泣呼天，颠连无告。明朝廷对此竟熟视无睹。到崇祯十七年正月，这个罪恶的王朝即将受到最后的清算时，兵部尚书张缙彦等人竟然异想天开，提出派人去开封捞取水中沉银。崇祯皇帝听说有银可捞，立即食指大动，催促火速进行。大学士蒋德璟等人会商后回奏说：“至枢臣所奏汴城捞银一事，其名不甚雅。欲专责抚按，又恐别有漏卮。察得工臣周堪赓见在河工，即以汴城修复之举，权令相度而去其积水，捞出余银，借修城之名而收助饷之实，似亦事理之可行者。”[66]朱由检欣然批示：“其汴城捞费一事，宜专官密行。”[67]明末开封一城变迁的首尾，集中地表现了朱由检之流推行的反人民政策，暴露了他们是一伙口诵“爱民如子”，实则光顾一己私利的蟊贼。严酷的现实教育了人民，人民觉悟了，明朝的灭亡也就为期不远了。
剥削阶级总是擅长栽赃陷害的，在决河灌汴的问题上，他们又一次施展了颠倒黑白的伎俩，按照开封城守官员编造的谎言，把罪责推到起义军的头上。[68]某些史籍的作者则采取各打五十板的方式，说明朝官僚决朱家寨大堤，起义军则“反决马家口”[69]，企图让义军为明朝官僚分担罪责。这种诬蔑之词不仅根本违反事实，在情理上也说不过去。经过长期围困之后，开封城已像熟透的果子一样，眼看就要落到义军手中，李自成等人怎么可能去决堤淹城，使胜利果实付之东流呢！
从崇祯十四年初到十五年九月，李自成等部义军先后三次进攻开封，特别是第三次集兵数十万围困了四个多月，期在必拔，原因究竟何在呢？封建史籍中往往夸张开封的富庶，把义军的全力攻汴说成是为了掠得子女玉帛，这种解释是荒唐的，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开封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当李自成第三次围攻开封时，明汜水县知县周腾蛟上言：“职之痛哭哀吁者，非为汜水也，非为汴城也，亦非为周藩天潢宜轸、百万生灵宜恤也。独念汴城系河南枢纽腹心、南北咽喉也。……汴城不守是无河南，河南不保是无中原，中原不保则河北之咽喉断，而天下之大势甚可忧危也。”[70]明安庐池太巡抚郑二阳是河南鄢陵人，他也指出：“中原为天下腹心，开封又中原腹心，闯贼耽耽窥犯为谋甚狡。虽幸固守无意，然属邑丘墟，则开封亦块然孤城。倘一旦沦陷，天下事尚忍言哉！”[71]后来的事实证明，自从开封陷没之后，明廷在河南就再也没有一个强固的据点。千里中州的易手，使李自成起义军获得了战略上的主动地位，而明廷则由于咽喉被扼，腹心内溃，处于半瘫痪状态了。
崇祯十五年夏天，李自成、罗汝才联军在河南境内所向克捷，剩下周藩所在的开封孤零零地处于义军的重围之中。朱由检眼见农民起义在中原地区有如烈火燎原，无法收拾；返顾官军的状况，几年以来武将拥兵自重，逐渐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突出地表现为调动不灵，或者即便奉调而来，一遇劲敌就丢下督师的文臣各自逃命。当时明政府用于镇压农民起义的官军中，实力最强的是屯驻于河南、湖广的左良玉部和所谓援剿总兵贺人龙等统率的陕西兵。这两人都骄横跋扈，不为朝廷所节制。贺人龙于崇祯十三年曾从四川“噪归”陕西，不肯为追剿张献忠、罗汝才部起义军卖命，后来两次随陕西总督出关都不战而溃，把朝廷的方面大员傅宗龙、汪乔年先后丢给了义军。左良玉在杨嗣昌督师时就不服调遣，丁启睿继任督师后对他更是一筹莫展，“往来依违其间，为良玉调遣文书，未始自出一令。时人谓之‘左府幕客’”[72]。在这种走狗不走的局面下，朱由检知道无法把农民起义镇压下去，遂决定分别采取措施，力图改变现状。
由于贺人龙问题更严重，朱由检密令新任陕西总督孙传庭将他处斩，借以杀一儆百。这年四月间，孙传庭檄调各总兵会集于西安，在筵席上突然逮捕贺人龙，宣布罪状后立即斩首示众。接着部署善后事宜，以贺人龙部兵丁分隶诸将，提升贺人龙手下的农民军叛徒、副总兵高杰为总兵，借以稳定军心。[73]
对于左良玉，明廷考虑到他麾下兵多势重，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他收罗来的义军叛徒所统的部队，如果处置不当很可能一哄而散，依旧变为“流寇”。因此，朱由检采取了结之以恩的办法。左良玉年轻时曾犯下抢劫军装罪被削去官职，屈身走卒之列，后来被侯恂看中授以兵权，在援辽战役中崭露头角，从此一帆风顺位至大将。由于有这一番遭遇，他对侯恂自然怀有好感。崇祯帝知道个中原委，认为可以利用侯恂同左良玉的关系加以笼络。崇祯十五年六月，他特旨把当时因事下狱的侯恂放了出来，任命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督保定、山东、河北军务，并辖“平贼”（指挂“平贼将军印”的左良玉）等镇援剿官兵，让他组织官军南北合击以解开封之围。侯恂是河南归德府人，对家乡情况比较了解，接任以后就上疏朝廷，对用兵方略提出了一个全盘计划。奏疏中说：
寇患积十五年而始大，非可一朝图也。由秦入豫，一败汪乔年，再败傅宗龙[74]，而天下之强兵劲马皆为贼有矣。贼骑数万为一队，飘忽若风雨，过无坚城，因资于兵。官军但尾其后问所向而已，卒或及之，马隤士饥。甚且以赐剑之灵，不能使闭城之县令出门一见，运一束刍，馈一斛米。此其所以往往挫衄也。今贼氛告迫，全豫已陷其七八，藩王告救，望若云霓。然自他日言之，中原为天下腹心；自今日言之，乃糜破之区耳。自藩王言之，维城固重；自天下安危大计言之，则维城当不急于社稷。臣为诸道统帅，身任平贼，岂可言舍汴不援？但臣所统七镇，合之不过数万之卒，而四镇尚未到也。冯河而前，无论轻身，非长子之义，亦使群贼望之测其虚实，玩易朝廷矣。……故为今计，苟有确见，莫若以河南委之。令保定抚臣杨进、山东抚臣王永吉北护河；凤阳抚臣马士英、淮徐抚臣史可法南遏贼冲；而以秦督孙传庭塞潼关；臣率左良玉固荆襄。凡此所以断其奔逸之路也。臣乡自贼中来者皆言百万（指起义军人数），今且以人五十万、马十万计，人日食一升，马日食三升，则是所至之处日得八千钟粟也。中原赤地千里，望绝人烟，自兹以往，安所致此哉。目今兵强无过良玉。良玉为臣旧部，每对臣使涕泣，有报效之心。三过臣里，皆向臣父叩头，不敢扰及草木。私恩如此，岂肯负国？但从前督、抚驾驭乖方，兼之兵多食寡，调遣为难。诚使臣得驰赴其军，宣谕将士，鼓以忠义，用三楚之粮养全镇之兵，臣不就度支关饷，陛下亦不必下军令状责取战期。机有可乘，即东出与孙传庭合，群贼腹背受攻，饥扰驰突无所，不相屠戮，必自降散。舍此不图，而欲急已溃之中原，失可扼之险要，蛇豕肆衅，恐其祸有不止于藩王者。此社稷之忧，而非小小成败之计也。[75]
侯恂的奏疏表明，统治集团内部一些人，也开始认识到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处于劣势的明政府已经不能主动地寻求与义军主力作战，只能扼险据守，等待时机。因此，他反对廷议以援救开封作为当务之急，主张责成陕西、保定、山东、凤阳、淮徐各督抚固守本境，他自己不是按朝廷的意旨调左良玉部北上解开封之围，而是前往湖广坐镇于左良玉军中相机行事。他指出当时河南已是赤地千里，粮食窘绝，义军近百万之众集中在这里，过不了多久就会出现粮食危机。到那时他再督率左良玉部由湖广北上，会同陕西总督孙传庭夹攻起义军于河南。就昏聩的明廷来说，这可算是有点战略眼光的主张。不过，侯恂的建议即便为朱由检所采纳，也未必能收到多大的效果。因为以李自成为首的达数百万的义军固然会碰到粮食困难，但绝不会像侯恂一厢情愿地设想的那样蹲在河南挨饿。侯恂提出的责成与河南接境的各省督抚保境自守，“断其奔逸之路”，不过是杨嗣昌“十面张网”的翻版。这里的关键在于，当起义军决策所向时，担负防堵的督抚能否顶得住。一旦防堵失败，首当其冲的方面大员势必成为侯恂的替罪羊，这正是侯恂狡猾之处。
侯恂的建议一提出，立即被朱由检否决。他不顾实际情况，坚持首先必须力解开封之围。侯恂无奈，只好下令调左良玉部北上。左良玉明知自己不是义军的对手，全军北上有可能被义军围歼。为了敷衍侯恂的面子，他派部将金声桓带五千士卒先行报到，充作护卫侯恂的亲军，同时附上一信说自己将亲统大军三十万随后来会。左良玉部额定兵员只有两万五千名，他通过招降纳叛拼凑起来的大批军队，都是用就地打粮等法子自行筹饷的。这次他满口答应倾巢出动听从侯恂调遣，弦外之音是以三十万人马的粮饷数字，示意使侯恂知难而退。侯恂也明白左良玉的用意，连忙回信说无法解决三十万人的粮饷，请他不必北来。[76]朱由检企图利用侯恂笼络左良玉，达到在河南击败义军以解开封之围的设想，就在这样一阵钩心斗角的官样文章中全盘落空了。
这年九月，明河南官僚在救援无望的情况下，挖开黄河大堤淹没了开封。同年闰十一月，侯恂也被罢去官职，重新关进了监狱。
下面再谈陕西官军的动向。新任总督孙传庭原是陕西巡抚，崇祯十年十月和总督洪承畴一道奉调率领陕西官军勤王，洪承畴被任为蓟辽总督，孙传庭为保定总督。不久由于他同杨嗣昌等人矛盾激化，担心祸及，便自称耳朵聋得连大炮声都听不见，请求解任。崇祯帝发觉他假报病情，一怒之下，把他关进监狱。崇祯十五年汪乔年兵败身死，朱由检想起他过去在陕西镇压农民起义相当卖力，又再次起用。召对时问他需要多少兵。孙传庭在班房里蹲了三年，对外面的情况不了解，以为起义军的力量还同当年一样，随口回答有五千精兵就够了。朱由检大喜，正式任命他为陕西三边总督。孙传庭接任以后才发觉，世事的变化早已超出他的预料，立即上疏说：“非练兵二万，饷百万不可。”[77]朱由检认为他出尔反尔，在奏疏上批示道：“原议练兵五千可以破贼，何以取盈二万？且百万之饷安能即济？但得饷一月，便当卷甲出关，共图歼荡，不得过执取咎。”[78]孙传庭无可奈何，在诛杀总兵贺人龙整饬军纪后，就加紧练兵，准备以三边兵力出关同义军决战。这时，开封已经岌岌可危，崇祯皇帝急不可耐，下诏以巡按御史苏京监延绥、宁夏、甘肃、固原四镇兵，催促孙传庭出关。孙传庭上疏说兵是新募来的，缺乏训练，不能打仗。朱由检拒绝考虑他的意见。孙传庭被迫出师，于是年九月以总兵高杰为中军，另调总兵左勷、白广恩、郑嘉栋、牛成虎等部大举出潼关。途中得到开封已经陷没的消息，就领兵向南阳进发。李自成和罗汝才带着义军西向迎敌。十月初一日，两军在郏县地区大战。战前，孙传庭命总兵郑嘉栋、高杰、左勷等部设下埋伏，由总兵牛成虎领兵出战。兵刃既接，牛部伪装战败向后撤退。李自成部义军中计追入伏中，官军伏兵尽起，牛成虎部也回头死斗。义军大败，向东撤走。官军在后面紧追，见起义军丢下的甲仗物资很多，纷纷争着抢东西。罗汝才部义军当时驻扎在名叫香山的地方，望见李自成部失利，官军争夺财物乱成一团，就抓住战机出击。官兵措手不及，左勷、萧慎鼎部首先溃败，他部也立脚不住跟着逃窜。义军转败为胜，杀官军士卒数千名、将校七十八人，夺得大批战马。孙传庭收拾败军退入潼关，把萧慎鼎斩首示众。左勷因为是宿将左光先的儿子，只罚他赔偿两千匹战马抵罪。孙传庭上疏自劾，朱由检无可奈何，只好责成他立功自赎。[79]
陕西官军退入潼关以后，义军乘势收复河南州县，十月二十五日再次占领洛阳。[80]至此，黄河以南河南境内的官军，就只剩下据守在明崇王封地汝宁府的保定总督杨文岳部了。
崇祯十年以后，活动在中原地区的各支义军经历了一个时分时合的过程。后来，一部分集中在湖广郧阳、襄阳附近，形成了以张献忠、罗汝才为核心的集团；另一部分活动于南直隶、河南、湖广三省的交界地区，最后形成了以老回回马守应、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贺锦、治世王刘希尧、争世王蔺养成[81]五营联合作战的比较稳定的集团，这就是所谓“革、左五营”。
革、左五营的实力相当可观，当时任明朝安庐、池太巡抚（皖抚）的郑二阳在奏疏中说过，“革、左之狡横不下于献、操，善战者不止数万”[82]。他们主要是依托大别山脉（史称英霍山区）开展斗争。这里形势险要，且在战略上占有重要地位：东面对明王朝的陪都南京构成威胁，东北方向则是凤阳皇陵，西面同张献忠、罗汝才等部义军相距不远，可以收到相互呼应的效果。五营作战机动灵活，使官军常常处于被动。史载：“回、革善购土人为间谍，星卜市贩之流多为所用。官兵多则窜伏，少则迎敌。搜山清野则突出郊关，及列阵平原又负险深箐。贼为主，兵反为客，是以多败。”[83]明廷为了保卫南京和凤阳、泗州祖陵，指定朱大典、史可法等人集结军队加意防守。这就牵制了官军的力量，客观上对其他各支义军是个有力的支援。
崇祯十三年冬，当杨嗣昌集中兵力追击张献忠、罗汝才等部义军的时候，朝廷拿不出足够的兵力来对付革、左五营。明监军道杨卓然就亲自跑到潜山、太湖山区，面见五营领袖，企图以口舌之功诱使他们接受朝廷的招降。五营领袖回答说：“吾等皆有绝世之才，朝廷无所用，余故皆因饥荒为盗。若国家处置得宜，焉知不可为忠义之士乎？且吾闻刘国能、李万庆十余营前后归诚，为国家效死，勠力行间，顾余独不能乎？但吾众且十万余，置之何地？而主之何人？饷从何出？而以何等官爵待吾也？”[84]杨卓然答应一面转报朝廷，一面指定黄州府属山区为革、左五营的安插地，以蕲水（今湖北浠水县）、广济、蕲州加派的新饷给之，号曰“新民”[85]。双方一度暂时停止了军事行动。
到崇祯十四年，明廷因种种顾忌，在招安问题上犹豫不决；李自成和张献忠部义军又在这年初取得了攻克洛阳、襄阳的惊人战果，农民战争业已转入高潮。革、左五营领袖才又重整旗鼓，开始了主动出击。《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四说：“革、左称降，劫掠自如。杨卓然每掩覆之以自解。及襄阳、洛阳皆破，闯、献并横，革、左大肆攻剽。诏谕兵部：革、左肆毒，扫荡无期，必分地责成，庶克底定。今命刘元斌扼光山、固始，卢九德控潜山、太湖，宋一鹤截蕲州、黄州，郑二阳驻庐州，牟文绶防凤阳、泗州，钱中选护承天，张懋爵往来颍州、寿州、亳州、宿州稽核功罪，杨卓然赞画搜剿，朱大典进总督，节制各路抚镇等官进兵英山、霍山，专理督剿。”
崇祯十五年，革、左五营一度向东进军，连克巢县、含山、全椒等县，兵锋直指南京。后来又同张献忠部义军配合，攻取六安、霍丘、无为、庐州等府州县。明安庐池太巡抚郑二阳、凤阳总督高斗光因此被革职逮问。这年十月，李自成和罗汝才联军粉碎了孙传庭的进攻之后，已经在河南站稳了脚跟。革、左五营乃决定离开南直隶，到河南同李自成、罗汝才联营。史籍中保存了五营移往河南时的一些情况，如《新蔡县志》记载：革里眼“引兵数万来投闯贼，经蔡城北，甲兵精骁，自卯至酉，行营未尽”[86]。《沈丘县志》也说：“十月初三日，流寇老回回、左髻王、格料雁、一斗谷等由固始、新蔡而来，如风雨骤至。”[87]这些描述说明五营的兵力是相当雄厚的。他们来到河南同李自成、罗汝才部会合，是明末农民战争中各支义军由分散作战走向统一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粉碎孙传庭部的进剿以后，李自成等人曾经准备乘胜尾追，夺取陕西。革里眼贺一龙却提出，汝宁的兵马还很多，不可轻视。李自成也“恐诸军议其后”[88]，于是决策向汝宁进兵。闰十一月初七日，李自成、罗汝才，革、左五营分道由上蔡、舞阳向汝宁进发。十三日，义军完成了对汝宁的包围，开始攻城。杨文岳以保定兵守西城，监军孔贞会以四川兵守东城。明崇王朱由樻知道起义军势大难守，唯恐落到福王和唐王的下场，主张开门投降，被杨文岳阻止。[89]十四日，起义军战士用门板遮蔽矢石，直逼城下，四面立云梯如墙，一鼓百道并进，攻克了汝宁府城。明保定总督杨文岳、监军孔贞会都当了俘虏。李自成亲自审问杨文岳，杨坚持反动立场，破口大骂。自成大怒，命人缚至城南三里店用火炮轰毙。明崇王朱由樻及他的弟弟河阳王朱由材、世子朱慈辉投降。[90]自成封朱由樻为襄阳伯，不久，连同他的亲属一起被处死于河南泌阳。
这样，从崇祯十三年秋季李自成起义军进入河南到十五年闰十一月，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义军不仅基本上扫灭了河南境内的官军（明政府所能控制的地方只剩下黄河以北的怀庆、卫辉、彰德三府和豫东少数州县），而且多次粉碎了明廷调来的精锐援军，从而为尔后彻底推翻明王朝的统治奠定了基础，战果是极其辉煌的。
汝宁战役之后，起义军确立了对河南大面积土地的有效控制，在政策上也有了相应的变化，开始了“守土不流”的新阶段。主要表现在：一、义军对占领地区不再弃而不守[91]，而是留下一部分军队驻守和屯田，同时派设地方行政官员。二、在流动作战阶段，起义军将士的家属随军行动，给作战带来一定困难；这时开始把家属留在某些城镇[92]，从而提高了义军的作战能力，也加强了它的正规化。三、在知识分子的问题上，过去只需要为数不多的文人充当顾问、军师，参与谋划和办理文书事宜；建立地方政权以后则需要大批有文化的人充当官吏。有的史料说，李自成在河南时已举行了科举，“自水渰汴梁，援兵覆没于朱仙镇，乃蓄大志，假仁义愚天下，禁杀掠，谕民归业，选士用人……先期榜示曰：‘有不预试者屠其家。’不得已皆出。试之日，有愤激为文大骂者，有感伤为文痛哭者，有畏祸勉应故不成章者。自成怒曰：‘我剪尔辈如刈草，但我方施仁义，且杀之不武。只杀其骂与哭者，其故不成章者皆截去耳鼻，俟一统开科禁锢终身。’”[93]从几个月以后，李自成在湖广襄阳、荆州、承天、德安四府派设的地方官员有许多是河南籍的举人、生员来看，可以证明义军领导人在河南时已经注意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四、随着守土政策提上日程，许多新的问题都迎面而来，如恢复社会生产和解决农民生活问题，政府和军队的经费与粮饷问题，等等。从有限的材料当中可以看出，李自成等起义军领导人在这些方面都采取了一些措施，只是事属草创，难以划一。“守土不流”局面的出现，是双方军事力量对比改变的结果，不能单纯地归结为义军领导人在政策上的变化。历史早已证明，当客观条件还不具备的时候，即使在理论上设想出最完美的政策，也只能是无济于事的空谈。上面我们已经指出，早在崇祯十四年正月，李自成攻克洛阳时就“置官留银”，募兵设守，结果碰了钉子。这以后总结教训，改为破城下邑拆毁城墙的策略，使义军在最大限度内发挥了运动战的威力。军事上的一连串重大胜利，创造了建立地方政权的可能性，义军领导人不失时宜地抓住了这种时机，从崇祯十五年底开始在河南派设地方官员，为此后不久襄阳政权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李自成起义军为什么能够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几次粉碎官军的大规模围剿，把明王朝的腹心地区河南变成起义军的前进基地呢？除了这里的阶级矛盾极其尖锐，崇祯十三、十四年的严重灾荒以及起义军经过长期斗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等因素以外，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李自成起义军的阶级属性，决定了它的宗旨是反对暴虐统治和残酷压榨，以解民倒悬为己任。因此，他们能够得到河南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护。
当时，河南遭受连年大灾，人民生活十分困苦。起义军所到之处，废除了明政府的逼比钱粮，提出了“不当差，不纳粮”的口号，同时“抚流亡，通商贾，募民垦田，收其籽粒以饷军”[94]，使贫苦群众能够安心生产。义军对贪官污吏和豪强富室实行“籍其家以赏军”[95]的政策，既打击了官僚地主，也弥补了军队的食用。在起义军内部从上到下实行了平均主义的供给制度，同心同德地渡过难关。“所掠金帛、米粟、珠贝等物俱上掌家；凡支费俱出自掌家，但报成数。请食不足，则均短之。人不能囊一金，犯者死。”[96]精兵是作战的主力，每天吃三顿饭；其他士卒和家属只吃两顿。连李自成这样的统帅人物，也在饭食上“粗粝与众共之”[97]，穿着方面“衣帽不异人”[98]，混在战士当中都使人难以识别。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明末农民大起义中平均主义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其一，“对极端的社会不平等，对富人和穷人之间、主人和奴隶之间、骄奢淫逸者和饥饿者之间的对立的自发的反应”，正如恩格斯所说的，“这种自发的反应，就其本身而言，是革命本能的简单的表现”[99]。从李自成初起事时“率本地少年挖人藏粟，散粮于众”[100]，到崇祯十四年以后攻克洛阳，义正词严地斥责福王朱常洵等“王侯贵人剥穷民”，“富甲天下”而“不肯以一丝一粒赈济百姓”，处死福王后大开福邸仓囷“令饥者以远近就食”，对其他“贪官污吏及豪强富室”也“籍其家以赏军”[101]，都体现了农民们要求铲除被剥削者同剥削者之间极其尖锐的贫富对立的平均主义思想。千百万农民正是在这种当时“最革命的思想”[102]鼓舞下呼啸前进，向吃人的封建统治阶级展开了拼死的搏斗，创造了惊天动地的业绩。否定和贬低封建社会中起义农民的平等、平均思想，不论其主观动机如何，实际上都必然导致抹杀农民革命的正义性，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封建统治的辩护士。其二，起义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也体现在起义军内部的供给制度方面。他们所采取的原始共产主义分配方法是当时历史条件的产物。既然农民们憎恶社会上的贫富悬殊，他们要求在自己的队伍当中把生活上的差异缩小到最低限度也就是很自然的事。
起义军的鲜明阶级属性还表现在它的纪律严明，严禁抢掠民间财物、随意杀人和调戏妇女。张岱记载说，起义军所过之处“秋毫无犯。自成下令曰：杀一人者如杀吾父，淫一女者如淫吾母”[103]。进攻开封时，李自成也发布过命令：“窝铺内藏匿妇女者斩。”[104]义军作战时的军令也极其严格，令行禁止，“临阵无得反顾”，“前者死，后者继进”[105]。攻城时为了实施爆破或拉崩，命令军士每人冲往城下凿取三块墙砖，完成任务的回营休息，不足数的正法。尽管城上矢石交下，战士们仍然奋勇攻城。
起义军的这些优良作风同明王朝官军的无恶不作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河南人民从事实当中认识到李自成起义军是自己的真诚保护者，由衷地欢迎和支持起义军。如史籍所说：
朝廷方急献贼，竭天下之兵马钱谷专向一献贼。贼自成乘间养势，势遂大。又能假仁愚百姓，百姓当他贼过，人畜巢卵靡有孑遗，即官兵过亦不下贼。惟闯贼过则家室完好，亩禾如故。百姓竟德之，竟多归附，势益大。[106]
贼令严明，将吏无敢侵略。明季以来，师无纪律，所过镇集，纵兵抢掠，号曰“打粮”，井里为墟。而有司供给军需，督逋赋甚急，敲扑煎熬，民不堪命。至是陷贼，反得安舒，为之歌曰：“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由是远近欣附，不复目以为贼。[107]
封建文人的笔下能出现这样接近实录的描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它清楚地表明，李自成起义军之所以能所向无敌，根本原因是代表了人民的利益。朱明王朝自居正统，把起义军斥为犯上作乱、十恶不赦的盗贼，老百姓却基于自己的亲身感受根本不信这一套。他们的心是向着起义军的。史籍中保留了一些河南人民支援起义军的片段记载，例如：“初，贼之至他邑，有候于途者，有饷之粮者，有贻之弓箭者。”[108]崇祯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左良玉所统官军“冒雪行抵裕州”，当地“士民皆潜伏女墙，浇水冻城，为贼坚守，即粒粮根草呼之不应，与价亦拒”[109]。由此可见，李自成起义军在河南的扩展绝不是偶然的，更不是某些封建史籍中以“虚声煽动”等诬蔑之词所能解释的，它归根结底反映了李自成起义军是深得人心的。
[1]关于李自成起义军是从什么地方出发、经过什么路线进入河南的问题，请参看拙稿《李自成起义军究竟从何处入豫？》（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一九七八年第四期）。至于到达河南境内的具体时间，由于所见材料有限，还不能得出结论。目前所能肯定的是，一般史籍记载的时日都偏迟了一些。例如，郑廉在《豫变纪略》卷二中记崇祯十三年十一月“甲午，流贼李自成出商洛入豫，哨至淅川”。是月朔在戊寅，甲午为十七日。根据康熙《内乡县志》卷十《兵事》的记载，李自成在这年十月二十二日就曾经“潜率五百骑攻内乡县东北乡薛家寨（一名天宁寨），守严不克。二十七日退去”。又当时任明政府河南游击将军的高谦，在其所撰的《中州战略》里，也记载他在崇祯十三年“仲冬（十一月）上旬”，接巡抚李仙风谕帖说：“近据宝丰、鲁山塘报，皆云闯贼哨马四出，老营不动……”当时高谦统兵在外，考虑到宝丰、鲁山塘报送到省城开封和李仙风谕帖送达高谦的时间，帖中所言李自成部的动向最晚不能迟于十月。何况，宝丰和鲁山距陕豫交界处已有相当一段路程。另据《嵩县志》记载：崇祯“十二年（当系十三年之误），闯贼李自成败亡，仅数百骑遁入嵩、卢深山。冬月，由南山出，攻破万安、田湖、新庄及樊店盘龙寨、西崖山寨，掠万人，连破宜阳、永宁等县，饥民从者已十余万”（见康熙三十一年《嵩县志》卷十，《杂志·灾祥》附录“被兵始末”；又见乾隆三十一年《嵩县志》卷六，《星野》附祥异）。这说明，李自成起义军入豫以后，还曾经在嵩县、卢氏一带深山里休整。依据这些材料，做出李自成起义军在崇祯十三年秋天已经进入河南的判断，大概是可以成立的，至少可以证明《豫变纪略》所说十一月十七日入豫不符合事实。
[2]康熙五十年《武安县志》卷一八《艺文》，《崇祯十四年乞免钱粮疏》。
[3]康熙二十九年《辉县志》卷十八。
[4]吕维祺：《明德先生文集》卷十二，《复劝倡义眼荒说》。
[5]《豫变纪略》卷二。
[6]《明德先生文集》卷十五。
[7]《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三。
[8]乾隆五十五年《永宁县志》。某些史籍把李自成起义军攻克宜阳和永宁的时间前后倒置，实际上攻克宜阳是二十一日，克永宁是二十七日。
[9]郑廉《豫变纪略》卷二，记牛金星是“乙卯举人”，乙卯为万历四十三年；耿兴宗《遵汝山房文稿》卷七《牛金星事略》云：金星“天启辛酉举于乡”，辛酉为天启元年。可是，康熙三十四年《汝州全志》卷五下《选举》、乾隆八年《重修宝丰县志》卷三《选举》、嘉庆二年《宝丰县志》卷五《选举表》，都说牛金星，字聚明，“天启丁卯科”举人。嘉庆《宝丰县志》还说：“崇祯三年香山塔记，碑阴载金星崇祯丁卯科举人。按：是时天启丁卯七年八月帝崩，庄烈帝（崇祯）立，犹未改元，依志称天启丁卯为是。”赵士锦在《甲申纪事》中，述大顺军队长姚奇英之言，亦谓牛金星“系丁卯科举人”。可以断定，牛金星在天启七年中举，其他的说法都不对。
[10]《国榷》卷九七，记崇祯十二年四月七日“河南贡士宝丰牛金星有罪戍边”。关于牛金星被革去功名下狱论戍的原因和投入李自成起义军的过程，各种史籍的说法略有不同，可参见赵士锦《甲申纪事》、郑廉《豫变纪略》、耿兴宗《牛金星事略》、康熙或雍正《陕西通志》中所收《石可砺传》《卫桢固传》、康熙五十六年《城固县志》卷七《石可砺传》。
[11]《豫变纪略》卷三。
[12]关于谶语“十八子主神器”的来由和流传情况，沈定平同志在《明末“十八子主神器”源流考》（载江苏人民出版社《明史研究论丛》第一辑）一文中，山东曲阜师范学院杨绍溥同志在提交第一次清史讨论会的《关于李自成自称十八子的考释——兼论古谶李氏当王与农民起义》论文中，做了详细的讨论，可资参考。《明史》卷一一八载，朱元璋之子谷王朱橞觊觎大宝，“伪引谶书云：我高皇帝十八子，与谶合”。李清《三垣笔记》下卷载，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登极后，御史张孙振云：“皇上御讳为十八，所云‘十八孩儿与胡战者’，非谶乎？此万年祚也。”说明在有明一代，“十八子当主神器”的传说不绝如缕，不仅在民间流传得很广，在统治集团中也颇有市场。
[13]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五八八页。
[14]请参看《李岩质疑》，载《历史研究》一九七八年第五期；《再谈李岩问题》，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七九年第二期。
[15]吕维祺：《明德先生文集》卷十五，《上福藩启》。
[16]同1。
[17]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九；《绥寇纪略》卷八；孙之騄：《二申野录》卷八。
[18]一说王绍禹部卒用绳索引义军上城，见《明德先生年谱》。
[19]《谈往录》卷中；《昆山王源鲁先生遗稿》，《残明前编·杂传·吕维祺》。
[20]《平寇志》卷四；《国榷》卷九七；《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八。吴伟业大概是认为福王“泥首乞命”有失大体，在《绥寇纪略》里竭力加以掩饰，记作“福王趺坐于地，贼逼之，王闭目摇首不语，已而大骂，因遇害”。
[21]徐树丕：《识小录》卷二，《襄福二藩陷没》条；同书卷四《福藩之变》条，记李自成之语作“汝在藩王中，富甲于天下，当此兵荒，汝不肯以一丝一粒赈济百姓，汝奴才也”。文字略有不同。
[22]《昆山王源鲁先生遗稿》，《残明前编·杂传·吕维祺》。又，吕维祺之子吕璜在《吕太傅忠节述乞言》中，记李自成诘责语为：“吕尚书今日请兵，明日议剿，何逼人太甚？”见顺治十八年《河南府志》卷二五，《艺文》。
[23]《绥寇纪略》卷八。
[24]《豫变纪略》卷三。
[25]文秉：《烈皇小识》卷七记：“李自成以邵时昌为河南伪知府。”其他史籍一般只说以邵时昌“总理城守”，不详授何职。这里是根据当时随李仙风领兵重占洛阳的明游击将军高谦所作《中州战略》。
[26]《平寇志》卷四；《绥寇纪略》卷九。
[27]顺治十八年《河南府志》卷三，《灾异》。
[28]崇祯十五年二月，李自成起义军攻克河南宝丰县，当地武生陈四对、居民何英“持牛酒往献。自成喜，署四对为游击将军、何英为守备”（乾隆八年《重修宝丰县志》卷五，《兵燹》）。这种例子是比较少见的，反映了当地居民自发地支持起义军；作为一项政策来说，李自成这时还没有部署地方官吏，更没有分拨军队留守地方。
[29]崇祯十五年十月二十日，陈泰来在《上河南沦陷安集讨贼疏》中说：“臣闻贼之蹂汴也，破一城即尽其城而毁之。其无大志、奸谋，于此毕见。故臣昨冒昧具疏，以为非贼之利。然贼之设心，以为城郭不存，则守令不能露处，无守令而民散，虽欲不从我不得也。”（见《陈节愍公奏稿》卷上）陈泰来听说起义军每攻下一个城镇都把城墙拆毁，以为这表明起义军领导人胸无大志，其实是误解了起义军的战略意图。
[30]陈洪绶：《备陈一代兴亡疏》，见《甲申朝事小纪》二编卷二。据当时参加这次召对的兵科都给事中张缙彦记载，朱由检说：“亲叔不保，皆朕不德所致云云，言讫大痛，掩袖流涕。”（见《依水园文集》前集卷二）
[31]花村看行侍者：《谈往录》卷中。
[32]张缙彦：《依水园文集》前集卷二。
[33]《烬宫遗录》卷下；又见《绥寇纪略》卷八。
[34]李光壂：《守汴日志》。
[35]同1。
[36]究竟是什么人射瞎了李自成的眼睛，史籍中有不同说法。有的说是陈永福射的，崇祯十六年陈永福投降李自成时还说过“亲集矢于王目”的话。《守汴日志》《豫变纪略》等书则说是陈永福的儿子陈德（时任明军守备）射的。还有的史籍说是官军士卒所射，陈德据为己功，向朝廷请赏。周在浚《大梁守城记》说：“究不知为何人所射，陈总镇遂攘为其子陈德之功，以守备擢游击。”又根据一种传闻，说是谢三所射，“三名不显，故为陈所掩云”。
[37]《守汴日志》。
[38]李自成、罗汝才两部起义军开始联合作战的时间，《国榷》记于九月，《怀陵流寇始终录》记于八月，《平寇志》《豫变纪略》记于七月。据《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三三六至三三七页所载《兵部为塘报邓宛枣随等处贼情事》，崇祯十四年七月间，李自成与罗汝才二部已在河南唐县联合作战，故取七月说。
[39]《绥寇纪略》卷九。
[40]今湖北钟祥县。明嘉靖皇帝入继大统之前的旧邸在这里，他的父亲兴献王（后追尊为帝）的陵寝也在这里。
[41]按，颍河流经项城东南，项城的西面有泥河，在项城和汝宁之间，可能河名有误。
[42]顺治十六年《项城县志》卷八《灾祥志》记：“崇祯十四年九月有大星陨。总制傅宗龙剿贼至城南火烧店。连战十三日，援兵不至，死之。余兵绕城安营，贼不敢窥。”同书卷六《人物志·名宦》附《总督傅公全项纪略》有更详细的叙述，也说双方作战地点在项城南火烧店；没有提及起义军赚城事，而说傅宗龙死后，“余兵抵城下，遇贼至辄挥泪奋击，无不以一当十者，项赖以全”。看来，《平寇志》卷四、《国榷》卷九七，记起义军“遂攻陷项城，屠之”，是靠不住的。
[43]见《平寇志》卷四。这条史料说明李自成起义军非常注意宣传鼓动工作，《九问》《九劝》之词估计是用问答方式通俗地阐明起义军的宗旨和政策，揭露明王朝的罪恶，号召人民起来斗争。关于李自成称闯王的问题，由于史料既芜杂又缺略，不易弄清。清初许多史籍说李自成原是高迎祥部下，崇祯九年高迎祥被俘牺牲以后，李自成即继为闯王。这种颇为流行的说法肯定是错误的。因为在崇祯九年以后，明政府任事官员（如杨嗣昌、洪承畴、孙传庭）的奏疏中，提到李自成时仍称之为闯将。崇祯十四年以后确实有不少材料把李自成称作闯王。按我个人的浅见，闯王和闯将本来都是绰号，没有高低之分，不存在由闯将晋级为闯王的问题。李自成直到崇祯十六年统一了除张献忠部以外的各支起义军时，被推举为奉天倡义营文武大元帅，也还没有称王。看来，李自成的“闯王”称号有可能是在他的威信迅速上升以后，中原百姓和起义军士卒感到称他为闯将不雅，改呼闯王以示尊敬。李自成本人未必会把绰号闯将改为闯王，也未必会把闯王作为自己称王的名号。正如崇祯八年起义军东下南直隶等地时，民间呼起义军首领为千岁一样，李自成对百姓和部卒等称他为闯王没有必要加以制止。这种解释是否恰当，仍有待于研究。
[44]张永祺：《偶然遂纪略》。乾隆十一年《叶县志》卷八，《杂记·纪事》将起义军攻克叶县，误记于崇祯十五年，与同书卷一《祥异附兵荒》所记“十四年十月，流贼李自成陷叶，副将刘国能、知县张我翼死之”，自相矛盾。郑廉《豫变纪略》卷三，记起义军攻破叶县于十二月乙卯（十四日），误。又顺治《南阳府志》卷三，《祥异》记起义军攻克叶县的时间是崇祯十四年十月十四日。
[45]朱聿键在崇祯五年袭封为唐王，至九年秋京师戒严时擅自提兵勤王，加以他事被废为庶人，圈禁凤阳高墙。其弟朱聿镆承袭唐王，为李自成起义军攻克南阳时所杀。朱聿键在弘光帝登极于南京时遇赦得出高墙。后来即位于福州，即南明隆武皇帝。郑廉《豫变纪略》卷三记，“十一月，流贼破南阳府，唐王走”，似未深考。
[46]《汪忠烈文行录》卷上。
[47]顾炎武《明季实录》、边大绶《虎口余生记》所载，边大绶掘毁李自成祖、父墓的塘报中说，“贼墓已破，王气已泄，贼势当自败矣”；汪乔年的回札亦云：“接来札知闯墓已伐，可以制贼死命。他日成功，定首叙以酬。”《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五云：“闯贼破洛阳后，声势日张，或奏其祖墓宜有异，下旨乔年密察之。”如果这个说法可信，那么掘墓的初谋就出自明朝廷，录以备考。附带说一下，崇祯十六年冬李自成占领西安以后，亲自率领李过、刘芳亮部大军攻陕北，途经家乡米脂。米脂士民因发墓事惴惴不安，谣传将要屠城；李自成只处决了一个参与策划并且积极探访墓地所在的生员，其他一概不问。后人有诗云：“李王一怒返梓乡，恸削先茔恨莫赎。”“农夫走说毫无犯，士女闻言喜欲狂。”（见民国《米脂县志》卷九下《艺文·诗词》）从这件事里也可窥见李自成的胸襟多么开阔了。
[48]《国榷》卷九八。
[49]《汪忠烈文行录》卷上。《豫变纪略》卷四亦载此语，但较简略。
[50]顺治八年《襄城县志》记：“十五年壬午二月十三日，闯贼李自成围督师汪乔年于襄城，攻五昼夜，城破，乔年死之。”（卷七，《杂志·灾祥附变乱》）
[51]《守汴日志》。
[52]《豫变纪略》卷四。
[53]康熙四十九年《保德州志》卷十一，《艺文》中，卢宜《表忠记》。
[54]《绥寇纪略》卷十一附纪《豫抚陈益吾与同年许霞城书》中说：“朱仙镇之败，良玉以七千之众率先倡逃，致十八万人马一齐溃散，而中原之事遂不可复问。”
[55]朱仙镇之役，《国榷》卷九八记于崇祯十五年四月十二日；《平寇志》卷五、《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五，记于是年七月初一日；《石匮书后集》卷一载于七月，时日均误。这里是根据李光壂《守汴日志》、周在浚《大梁守城记》和郑廉《豫变纪略》。
[56]《守汴日志》。
[57]在开封战役中，富商大贾们站在明政府方面，究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李自成当时尚未提出“平买平卖”的保护商业政策；二是开封巨商主要是为藩府和官绅服务的，具有很大的依附性。参看佚名《如梦录》。
[58]白愚：《汴围湿襟录》。李光壂《守汴日志》中也谈到，有霍卖婆“假采菜出城”为起义军提供城内消息，李自成赏以金银六锭，入城时被搜出，明政府“遂禁妇女出城”。
[59]康熙十四年《香河县志》卷十一，《艺文志》，《奏疏》，《明崇祯十五年河南开封府汜水县知县周腾蛟揭帖》。
[60]郑廉：《豫变纪略》卷四。白愚：《汴围湿襟录》也记载了这件告示，文字有出入。如郑廉所记说，明朝文武官员如果“仍旧延抗”，起义军破城后将严惩不贷，“置尔等于河鱼腹中”；白愚文本却说：“本营不日决黄河之水，恐尔辈尽葬河鱼腹中矣！”看来，有可能是白愚在明政府决河灌汴之后，为了嫁祸于起义军，私自偷换了文告的文字。
[61]《守汴日志》。
[62]《守汴日志》。又，马士骘《汴城围陷述》中记：“乃又有一二职官借养兵之名，倡搜粮之举，而不肖绅衿如杨铨、张尔猷辈，挟城狐社鼠之奸，恣狼贪虎噬之计。逐门挨户，掘地排闼，不为人留一糠秕，犹然曰搜粮以养兵也，乃竟轰入富室，拷夹仆婢，金珠银钱，无不卷去。甚至按家派粮，指名发营，无论绅衿巨室，昼则铁其项，夜则绳其足，罄家所有，以饱贪弁。”
[63]马士骘：《汴城围陷述》，见顺治十七年《河南通志》卷四一，《艺文》。
[64]王紫绶：《大梁宫人行》，见郑廉《豫变纪略》；又见康熙《开封府志》卷三四，《艺文四》；《河南通志》卷七三，《艺文二》，文字略有不同。按，将军指总兵陈永福，抚军指河南巡抚高名衡。马士骘《汴城围陷述》中也说：“壬午夏初，卷土重来，粮尽援绝，掘罗无计；晨饭杀男，午炊煮女，百姓之死于饥者凡几，死于杀而相食者凡几。哀此残黎，向之十存一二者，今百无一二矣。”
[65]陈之遴：《浮云集》卷四。按，决河灌汴是明河南高级文武官员串通密谋的结果，具体执行人为河南巡按御史严云京。崇祯十六年正月，兵科给事中李永茂在《治河击奸疏》内说：“今覆按其自供狡贼坐困一揭，及臣同官刘昌与总漕史可法各疏，始知周藩迁徙，汴民惨死，新漕梗塞，泗陵震撼。皆云京一决为之。即寸磔其身，尚不足以抵偿诸罪。”（见李永茂《枢垣初刻》）陈之遴诗中所云，出奇算之“绣衣使者”即指严云京。崇祯十七年正月给事中光时亨在《王言更新疏》中，要求朱由检下罪己诏，也把决河灌汴列为明政府所犯罪过之一。他说：“孰凿挖河堤以致汴城亿万化为鱼鳖，反开冒功幸赏之门，为亲藩避地之始者乎？”（见孙承泽《天府广记》卷十三，《纠劾》）
[66]蒋德璟：《悫书》卷十一，《回奏议调宁兵及汴城捞银揭帖》。
[67]同1。关于明亡前夕明政府的“汴城捞银”，薛所蕴有《汴中曲》云：“省括昨日下州府，提取丁夫城汴土。汴城土厚十余丈，云有昔人藏金所。一日挖掘才一尺，干粮用尽无气力。略倚铁锹定喘息，长官鞭扑风雨急。长跪长官莫楚毒，掘得金银将身赎。熬来万苦与千辛，不见朱提见石骨。”（乾隆四年《祥符县志》卷二○，《艺文·七言古诗》）
[68]开封淹没后，崇祯帝曾召问开封府推官黄澍，“澍利口，诿凿渠事于李自成”。两天后虽有给事中陈燕贻劾“黄澍决水灌城之失”，朱由检却包庇“不问”（见《国榷》卷九八）。此后封建统治阶级多沿袭此说，例如康熙四十六年爱新觉罗·玄烨巡视河工时曾说：“自明末流贼李自成决坏黄河之后，一经靳辅修筑，至今河堤略不动摇，皆其功也。”（见《清圣祖实录》卷二二九；《清史列传》卷八《靳辅传》也有类似记载）
[69]这种说法充斥于封建史籍，如《明史》卷二六七《高名衡传》云：“会有献计于巡按御史严云京者，请决河以灌贼。云京语（高）名衡、（黄）澍，名衡、澍以为然。……我方凿朱家寨口，贼知，移营高阜，艨艟巨伐以待，而驱掠民夫数万反决马家口以灌城。”
[70]康熙十四年《香河县志》卷十一，《艺文志·奏疏》。
[71]郑二阳：《郑中丞益楼集》卷四。
[72]侯方域：《壮悔堂文集》卷五，《宁南侯传》。
[73]许多史籍记载说，起义军得到贺人龙被杀的消息后“酌酒相庆，曰：贺疯子死，取关中如拾芥也”。这种把贺人龙描绘成义军劲敌的说法未必可靠。彭孙贻在《平寇志》卷五中评论说：“夫开县之溃，陈州之逃，谁则为之？谓其勇猛为贼惮者，伪也。”
[74]按时间顺序，起义军歼灭傅宗龙部在崇祯十四年，击败汪乔年部在十五年，疏中颠倒了次序。
[75]《国榷》卷九八；侯方域：《壮悔堂文集》。
[76]《石匮书后集》卷二五，《左良玉列传》云：“良玉欲率其军三十万，觐督师于河北。督师知粮无所出，乃谕之曰：‘将军以兵三十万称盛，然止四万在额受粮，实又未给度支，今远来就我固善，第散其众则不可，若悉以来而自谋食，咫尺畿辅，将安求之？’卒不得与良玉军会。”
[77]《绥寇纪略》卷九。
[78]《国榷》卷九八。
[79]这次战役因官军被击败的地方名叫冢头，有的史籍称之为“冢头之败”。《怀陵流寇始终录》又有另一种称呼：“当传庭出军，天大雨，粮车不进，采青柿以食，士卒冻饥，故甚败。豫人谓之‘柿园之役’。”（卷十五）
[80]乾隆十年《洛阳县志》卷十，《祥异》；又见顺治十八年《河南府志》卷三，《灾异》。
[81]《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五，记左金王为蔺养成，争世王为贺锦。《平寇志》卷六也说“左金王名蔺养成”。当时明朝安庐池太巡抚郑二阳在给淮抚朱大典、淮按张修其的信中说：“在楚，革、左三营借口于粮路不通，移营就食。皖之争、治两营，犹自恭顺如初。”在给佥院徐蓼莪的信中谈到同一事件时又说：“革、回之众，启衅粮路，又虑其与贺、刘二营合。”（见《郑中丞益楼集》卷四）这里“争、治两营”和“贺、刘二营”是同义词，看来说争世王为贺锦、左金王为蔺养成不是没有根据，但一般的说法贺锦的名字左边为金字故称左金王。在未取得确证前，暂从通常说法。
[82]郑二阳：《郑中丞益楼集》卷一。
[83]《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三。明皖抚郑二阳给兵部尚书陈新甲、侍郎吴甡的信中也说：“迩来逃死饥民，往往奔趋贼营，乐为效用。我之一举动、一号令，贼皆得而调知，岂不令人愤懑欲绝？”（见《郑中丞益楼集》卷四）
[84]戴名世：《孑遗录》，见《南山集》卷十五。又见《甲申朝事小纪》卷三，《桐城纪事》。
[85]《蕲黄四十八寨纪事》卷一，《鄂寨篇》引《张仁熙致杨卓然书》。
[86]康熙三十年《新蔡县志》卷七，《杂述》。
[87]顺治十五年《沈丘县志》卷十三，《丛纪志·灾祥》。按，左髻王即左金王，格料雁即革里眼。
[88]康熙元年《汝宁府志》卷十。
[89]康熙《汝宁府志》卷十，《武备·军功》记：“十四日晨，有通谋崇王中贵，矫王旨议降。或以告文岳，文岳大怒，举刀砍柱，厉声曰：‘有敢言降者手刃之。’至午，贼自西北门入城。”
[90]《平寇志》卷五，记崇王名朱由樻，河阳王误书为河南王。《国榷》卷九八，记世子名为朱慈焲。这里是根据《明史》卷一一九。但《明史》卷二六二《杨文岳传》，亦记起义军“虏……河南、怀安诸王以行”。按情理，明封郡王不应以河南为号。
[91]直到崇祯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李自成起义军再克洛阳时，仍然采取了拆毁城墙的措施：“因忿城中驻兵与彼作难，遂令伪将驱其男女平城。”（顺治十八年《河南府志》卷三《灾异》）汝宁战役以后，史籍中不再见有平城的记载（指李自成为首的起义军；张献忠部因实力较小，直到崇祯十六年三月攻克湖广蕲水时仍然平城，同年五月占领武昌以后才改变策略，据城设守，开始建立大西政权），而代之以派遣地方官员，如十二月“发精兵千余骑，送襄阳徐秀才往邓州上任”（见李永茂《枢垣初刻·襄阳再陷疏》）。
[92]《绥寇纪略》卷九，记崇祯十六年九月孙传庭统兵出潼关，侦得起义军“老营在唐县，精锐屯襄阳”，乃派游击折增修领兵间道潜攻唐县。结果唐县被攻破，起义军“辎重俱尽，妻子细口被杀”。这虽然是半年多以后发生的事情，但起义军把安置家属和辎重的老营另行屯驻，不再随精锐部队迁徙大概要早一些。
[93]康熙三十三年《武强县志》卷六，《列传》，张星法：《李令尹列传》。按，李令尹即李模，河南郏县人。据传中所说，李模当时也参加了考试，“鼻耳皆截去”，大概是属于故意不成章者。顺治年间，李模中了进士，殿试时清世祖当面询问过那时的情况。
[94]张岱：《石匮书后集》卷六三。
[95]同1。
[96]查继佐：《国寿录》卷一，《徐一源传》。
[97]《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六。
[98]《国寿录》卷一，《徐一源传》。
[99]恩格斯：《反杜林论》，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二二二页。
[100]费密：《荒书》。
[101]出处均见上引。
[102]列宁：《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引自《列宁全集》第十三卷，第二一七页。
[103]《石匮书后集》卷六三。
[104]《守汴日志》。
[105]《平寇志》卷十一。
[106]李长祥：《天问阁集》卷上，《甲申廷臣传》。
[107]《石匮书后集》卷六三。
[108]康熙五年《许州志》卷十四，《碑记》；吴尔壎：《许昌全城死节冢碑记》。
[109]《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三四四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