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九年七月高迎祥的被俘，只是当时农民军中最强的一支遭到重大挫折。就明末农民战争的全局来说，仍然在继续高涨。李自成等部活跃于陕西、宁夏、甘肃；张献忠，革、左五营，罗汝才，刘国能，李万庆等大部起义军则驰骋于河南、湖广、南直隶的广大地区。起义军行如飙风，使明政府地方当局顾此失彼，应接不暇，处处陷于被动状态。朱由检感到需要挑选一个有反革命才能和魄力的官员担任兵部尚书，统筹军务，把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镇压下去。他根据素来的观察，选中了原宣大总督杨嗣昌。当时，杨嗣昌因为父亲杨鹤病死，正丁忧在家。朱由检用人心急，特旨“夺情”，起用杨嗣昌为兵部尚书。崇祯十年三月，杨嗣昌到达北京。陛见时，他摆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侃侃而谈，仿佛他一上任就能把农民起义镇压下去。杨嗣昌为人机警圆滑，深得事君之道。他善于揣测朱由检的意图，奏对时多方迎合。朱由检听得十分入耳，每次接见都谈得很久，对杨嗣昌的建议言听计从，连声说道：“恨用卿晚。”[1]
杨嗣昌上任以后，主要抓了三件事：一是制定战略；二是议兵议饷；三是推荐人才。
在战略方面，杨嗣昌对明廷面临的军事形势做了一个全盘的分析。在兵员和财力都捉襟见肘的情况下，究竟以对付关外的满洲贵族进犯为主，还是以镇压中原的农民起义为主？杨嗣昌主张集中兵力打垮农民军，即所谓“安内方可攘外”。他在崇祯十年四月初二日的《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中说：
窃臣犬马驽钝，加以草木幽忧，一切失其常度。蒙恩破格起用，叠奉明旨星趋，首以安边荡寇勉臣料理。似乎安边第一，荡寇次之。微臣乃言必安内方可攘外。何也？窃以天下大势譬之人身，京师元首也，宣蓟诸边肩臂也，黄河以南、大江以北中原之地腹心也。人之一身，元首为重。边烽讧肩臂之外，乘之甚急；流寇祸腹心之内，中之甚深。急者诚不可缓图，而深者尤不可忽视也。诚使腹心乂安，脏腑无恙，则内输精血，外运肢骸，以仰戴元首而护卫风寒于肩臂之外，夫复何忧？今腹心流毒，脏腑溃痈，精血日就枯干，肢骸徒有肤革，于以戴元首而卫肩臂，岂不可为慄慄危惧也哉！以故臣言必安内方可攘外，必足食然后足兵，必保民斯能荡寇，此实今日证治之切，根本之图。非敢缓言攘外也，求攘外之至急，不得不先安内耳……[2]
这个奏疏的中心意思，是认定农民起义是心腹之患，而山海关外的满洲贵族只是肩臂之疾。因此，杨嗣昌反复陈言，主张把军事重点放在镇压农民起义上面。为了达到“安内”的目的，他建议集中兵力、财力对农民起义军展开大规模的围剿。为此，他提出了“张十面之网”的反革命军事部署。具体说来，以陕西、河南、湖广、凤阳这四个农民军活动的主要地区为四正，责成这四个地方的巡抚“分任剿而专任防”，即以剿为主，防为辅；以延绥、山西、山东、应天、江西、四川这六个省份为六隅，责成这些地方的六个巡抚“时分防而时协剿”，即以堵击起义军进入自己管辖地区为主，必要时也参加协剿。另以陕西三边总督统率西北边兵，同中原地区的五省军务总理直辖的机动兵力作为主力，“随贼所向，专任剿杀”[3]。
从表面上看，杨嗣昌“张十面之网”的军事部署似乎非常严密，像某些封建史家评述的那样，大有“滴水不漏”之势。实际上这种计划完全是纸上谈兵。起义军经过十年的艰苦奋战，实力和作战经验都已大大提高，杨嗣昌规划的“十面张网”根本不是什么牢不可破的铜墙铁壁，一旦义军在任何方向上破网而出，“滴水不漏”就必然变成决堤洪流。所以，这个部署不过是杨嗣昌一厢情愿的如意算盘罢了。
议兵议饷。杨嗣昌为了实现一举荡平的美梦，建议增兵十二万，具体方案是：凤阳和泗州祖陵官兵五千，承天祖陵官兵五千，各坚守不动；陕西三边总督官兵三万，总理军门官兵三万，作为追剿起义军之用；凤阳、陕西二巡抚官兵各一万，湖广、河南二巡抚官兵各一万五千。兵增加了，饷自然也得随着增加。按杨嗣昌计算，十二万官兵中步兵七万四千名，每名每天发给饷银五分，一年共需银一百三十三万二千两；马兵三万六千名，每名每天支饷银、草料银一钱，一年共需银一百二十九万六千两，两项合计共需银二百六十二万八千两。后来经过户部尚书程国祥计算，这个饷额只够供十一万名兵员之用，还需增加一万名官兵的饷银十八万两，总计筹饷二百八十万八千两。
在明末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社会财富高度集中的情况下，要筹集这样一笔庞大的军饷，只有让皇帝、亲王、勋戚和大官僚地主拿出银子来，然而他们贪婪吝啬的本性决定了此路不通。朱由检在崇祯十年四月二十七日召对大臣时说道：“去岁谕令勋威之家捐助，至今抗拒，全无急公体国之心。就是省直乡绅也不捐助。及至贼来，都为他所有了。怎么这等愚？”朱由检在指责勋戚乡绅时，颇有点旁观者清的味道，可是一谈到自己的内帑就暴露了他同样财迷心窍。他说：“贼定要大剿，定要用大兵，只是钱粮若不出于民间，就该发帑藏了。目今帑藏空虚。因粮与加派无异，前查约数若干限二日内奏夺，如何不见奏来？”[4]
皇帝带头叫穷，勋戚和乡绅也抗拒不捐，增加的兵饷就只有全部压到髓干血尽的贫苦农民身上了。杨嗣昌的建议，这二百八十万两银子的主要来源是按田亩加派。在这以前加派的方法是根据卢象升的建议，凡缴纳地亩粮税在五两以上的加征若干。这种方法称为因粮，其特点是由纳税粮多的地主承担加派。尽管它归根结底还是落到佃种地主土地的农民身上，但一般农民缴纳税粮不可能达到五两以上，也就不在加派之列。卢象升的建议多少考虑到了当时农民的实际状况。他明白，农民们之所以纷纷起义是因为无以为生，再要从他们身上榨取更多的银钱，势必驱使更多的人参加起义。[5]杨嗣昌作为官僚地主的代言人，坚决反对这种“分别贫富”的“因粮输饷”，主张不再区分税粮多少，按田亩一体加征。他说：“因粮输饷，前此卢象升奏行一年，不能应手。良由宦室富民从来飞洒、诡寄，以避大户差徭，如今欲分贫富，其事甚难，只分得个巧拙而已。”[6]崇祯帝急于把农民起义镇压下去，只要能拿到养兵的银子就不计后果，立即同意杨嗣昌的建议，一律按亩均输。这就是许多史籍上语焉不详的“改因粮为均输”的内容。
崇祯十年闰四月，朱由检正式下诏加征剿饷。诏书说：
流寇蔓延既久，生民涂炭已极。不集兵会剿，贼不能速除；不多措钱粮，兵不能大举。帑部匮诎，设处无方。廷议改因粮为均输，暂累吾民一年，除此心腹大患。筹思再四，万非得已。……今责成所在抚按，大张榜示，备述朝廷为民除残、多方轸恤至意。遍集官吏，严行戒饬，递布乡村，详加劝谕，使远迩尽知，贫富均纳，果能遵行无扰，自然好义乐输，剿功告成，一体叙录。[7]
加饷二百八十万两，“改因粮为均输”，无疑是以朱由检、杨嗣昌为代表的反动统治阶级饮鸩止渴。在朝廷讨论增兵加饷的时候，杨嗣昌就说过：“黄河以南，大江以北，东西七八千里，止有州县城池尚在，其余村落残破难堪。臣昨从湖广荆州襄阳二府、河南南阳开封二府过来，亲见地方数百里无一茎青草，人民相食，至不忍言。”[8]下面我们将会看到，实行这种方针的结果，是把数以百万计的农民赶至起义军一边，直接导致了崇祯十三年以后农民起义的大发展。
除了加派以外，杨嗣昌还建议查核“溢地”，说是农民开垦的田地超出了原先的田亩数额，查出之后计亩征税对于解决增饷也不无小补。在当时大面积土地抛荒的情况下，提什么清查“溢地”，简直是痴人说梦。它无非是为了避免大地主增加负担而巧立名目，加紧对贫苦农民搜括的又一法罢了。户部尚书程国祥迎合朱由检和杨嗣昌的意图，别出心裁地引唐代为例，建议税房间架，向城市居民征收门面税。朝廷据此发布诏令说：“暂借民间房租一年。”[9]规定不论大、小户，一律按门面征收税银一钱。有的地方官趁火打劫，自行规定“每门面之内有房一间即税银一钱”[10]。北京城里的小户人家怨声鼎沸，像明世宗时百姓把皇帝的年号嘉靖呼为“家净”一样，他们也“呼崇祯为重征”[11]，借以发泄对朝廷苛捐杂税的不满。
关于用人，杨嗣昌大力推荐两广总督熊文灿接替王家桢为总理。他在奏疏中说：“臣思总理一官，与总督专任剿杀，须得饶有胆智，临机应变之才，非见任两广总督熊文灿不可。”[12]值得注意的是，杨嗣昌同熊文灿过去并没有在一起共过事，自然也谈不上有什么真切的了解。那么，他为什么这样斩钉截铁地断言，负责中原“平寇”事宜的总理一职非熊莫属呢？原来其中另有文章。熊文灿本是个大言无实的人，自诩知兵，在福建巡抚任内招抚了“海盗”郑芝龙，升为两广总督，之后又平定了“海盗”刘香，颇得朝廷赏识。两广物产丰盈，又是对外贸易的门户，各种奇珍异宝、新巧物什都从这里流入中原。熊文灿深悉宦途奥妙，经常收罗财宝献给朝廷里的权贵，希望长期保住两广总督这个肥缺。崇祯帝生性多疑，他对刘香的下落和熊文灿的为人都不大放心，于是派出一名亲信太监借口前往广西采办药材，实际上是来广东密访。熊文灿不了解朱由检的真实意图，单凭这位太监是皇帝的亲信，又施展出他那套笼络手段，送上大批财货，大排宴席“留饮十日”，弄得这位太监乐不可支。一天喝酒的时候，太监谈到“中原寇乱”，不胜感慨地说“无人为朝廷尽力”。熊文灿多喝了几杯酒，一时忘乎所以，拍着桌子骂道：“此行间诸臣误国耳！若文灿往，讵令贼至是乎！”太监见熊文灿义形于色，当即站了起来推心置腹地说：“某非往广西采办者也，衔上旨观公。公信有当世具，非公不足了此事。某请复命，召且旦暮至，公宜思办寇速装。”熊文灿大出意料，自悔失言，乃转而摆出客观上有“五难四不可”，说自己虽有能耐也无可奈何。太监笑道：“此数事某见上立请之，若主上通行无所吝者，即公亦不得谢矣。”熊文灿没得推托了，只好硬着头皮答应。太监回朝后，果然在朱由检面前把熊文灿的才气和抱负吹嘘一番。朱由检信以为真，准备任命熊文灿为总理。杨嗣昌探得朱由检的意图所在，就上章荐举。[13]
为了保证新加剿饷真正拿到手，杨嗣昌建议在户部内添设总督省直剿饷侍郎一人，推荐傅淑训担任，“得自用吏分部郡县，不及额者以乏军兴论”[14]。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策划，到崇祯十年十月，杨嗣昌认为兵、饷事宜都已就绪，正式上疏请求皇帝下达总围剿令。他神气活现地写道：
今则网张十面，刻值千金，断断不容蹉过矣。臣计边兵到齐，整整在十二月、正月、二月为杀贼之期。除凤、泗、承天祖陵所在理应防守外，确确以河南、陕西为杀贼之地。然陕西有闯、过等贼大伙盘桓，未能剿绝，不当驱关东之贼与之合势也。臣之愚计，要使陕抚断商、洛，郧抚断郧、襄，楚抚断德、黄，皖抚断英、六，凤抚断颍、亳，而应抚之兵仍堵潜、太，江抚之兵急堵梅、济，东抚之兵直堵徐、宿，晋抚之兵横截陕、灵，保抚之兵飞渡延津一带。然后总理提边兵，监臣提禁旅，豫抚提左（良玉）、陈（永福）等兵，同心并力，合剿中原，为不尽不休之势。倘闯、过大贼透出关东，则秦督提左（光先）、曹（变蛟）、祖（大弼）诸帅之兵与之俱出。下三个月苦死功夫，了十年不结之局。是在我皇上赫然一震怒间耳。……断断乎可三月而平贼也。[15]
这个所谓“三月平贼”的狂妄计划，经朱由检批准后正式下达。
杨嗣昌入主中枢以来，明朝廷的部署是迫使农民拿出钱来养兵，凭借日益庞大的军事机器去屠杀起来反抗的农民，竭力挽救摇摇欲坠的明朝统治。杨嗣昌等人所采取的措施，在一个短时间内确实起了强心针的作用，使明王朝这个病入膏肓的患者，在临近灭亡之时出现了一阵回光返照。这既表现在崇祯十一年至十二年初，明政府的加紧剿杀取得了某些成效，也表现在农民起义队伍中一些不坚定分子见官军来势凶猛，便误以为明廷的力量不可低估，甚至在这种假象面前迷失了方向，滑入了妥协投降的歧途。
崇祯十一年二月李自成等部出川以后，在力量对比上处于不利地位。当时，大部分起义军在中原地区活动，留在西北地区的只是李自成、过天星等为数不多的几支义军。他们碰上的对手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和陕西巡抚孙传庭，在明官僚中都是比较狡猾也比较卖力的。[16]陕西（包括三边）的官军比较剽悍，号称“敢战”。就时间而言，又正赶上明廷“三月平贼”的最后期限。洪承畴和孙传庭同朝内掌兵权的杨嗣昌有矛盾，唯恐追剿不力，会受到朝廷的处治。因此，他们以百倍的疯狂分头扑向由川返陕的起义军。李自成部在洪承畴所统总兵曹变蛟、左光先、祖大弼、副将贺人龙等部官军的追击下，出川不久就在河州、洮州（今甘肃临夏和临潭附近）地区两次战役（三月十九日、二十日）中连遭失利，人员和马匹损失很大。李自成带着败兵向西进入少数民族地区打算补充马匹，洪承畴的官军却尾追不舍。四月，李自成部只好又折而东返，从巩昌府属的羊撒寨渡过洮河，昼夜兼程向西和、礼县进发。为免被追剿的官军发觉，李自成决定采取分散隐蔽的方式，命刘体纯（绰号“二只虎”）等“分路另走”；自己也“踪迹益加诡秘，且避走山中，掩藏行径”[17]。四月初十日，李自成亲自带领起义军战士和家属三百人，行至礼县北名叫马坞的地方。明总兵左光先领着部下官兵于次日黎明追至，两军相距不过四五十里，李自成等人处境相当危险。幸亏官军在马坞歇息一日，起程时又判断错误，李自成才得以摆脱官军的追击，进至陕、川交界地区，同部将李过、刘体纯等带领的队伍会合。事后，洪承畴懊丧不已，在给朝廷的报告中悲叹道：
夫闯将为诸贼中元凶，仅领三百丧败之众抱头鼠窜，诚数年未有机会，即穷日夜之力，身先士卒，不顾性命，以擒斩此贼，亦是应得责任。无奈计算不到，追赶不紧，使元凶脱然远逝。目前既不成一股完功，将来尤必费兵力殄灭。光先何所辞责？[18]
李自成部在陕甘失利后，于五月间会同六队祁总管部共三千多人进入四川境内。洪承畴急忙指派陕西监军道樊一蘅督促副将马科、贺人龙部官军进川追击，自己带总兵曹变蛟、王洪赶到西乡县，檄调总兵左光先率部进驻汉中府；在阶州、徽州、文县和略阳一带也部署了兵力，挡住起义军北返和西进的道路。七月十三日，马科、贺人龙部同起义军交战于四川广元。四川巡抚傅宗龙唯恐义军又像崇祯十年那样直入成都平原，故调集了四川官军和他从云南带来的部分军队，配合陕西官军夹剿。八月初五日，双方作战于南江县境，义军因寡不敌众，夺路北奔。十六日，到陕西城固县境，打算渡汉水，取道石泉、兴安往湖广、河南。渡河时，遭到左光先部官军的袭击。这时义军只剩下一千四五百人，不足以对付官军，因而退入附近山区。在艰险的形势下，六队头目祁总管灰心丧气，带着部下六百多人向左光先投降。李自成部力量更形单薄，只得转入深山密林，使官军摸不着踪迹。李自成本人，“夜则山林藏身，不敢入窝铺宿歇”[19]。洪承畴以为全胜在望，夸下海口说：“闯将同零伙散贼，暂尔逃命。……计必擒斩于官兵之手，不则，亦困毙山林间。”[20]可是，李自成却以坚忍不拔的意志，带着为数不多的残兵败卒，巧妙地摆脱了官军的重兵追剿[21]，向东转入陕西、湖广、四川三省交界的大山区，尽量避免同大股官军正面交锋。从崇祯十一年八月到崇祯十三年秋天李自成部进入河南的两年时间里，我们对这支义军的活动情况了解不多，其原因是此时李自成部兵员相当少（大约在一千人上下）[22]，活动地区又是人烟稀少处，明政府把注意力转到了实力较强的张献忠、罗汝才、老回回、革里眼、左金王等部身上，所以关于李自成的记载不多。甚至有的官员还以为李自成已经死去，部众非死即散。
从崇祯十一年冬到十三年冬的两年时间内，李自成起义军发挥的作用，远不能同张献忠等部相比。这期间李自成部虽然进行了一些战斗，但规模比较小，战果也不大，在记叙上从简是可以的。然而，清初以来的史籍作者，由于主观和客观种种原因，没有查考出此时这支义军的动向，却不愿意在叙述上留下一大段空白，就依据传闻或自己的推测来填补材料的不足。这样，就出现了许多虚构的记载，其中不少到今天还为一些史家所沿袭，传布得很广。这些虚构的记载包括所谓“潼关南原大战”[23]，“大战”的结果是李自成惨败，率残部“息马深山”[24]；直到崇祯十二年五月张献忠谷城再起之后，才收拾旧部同张献忠、罗汝才相呼应，并在次年冬天率部突入河南。经过近年来的探讨，对李自成起义军这段时间的经历了解得多了一些，但仍然留下了一部分空白。由于李自成部在这两年时间里的活动对全局影响不大，没有必要把目前掌握的片段材料一一列出。[25]但是，应当指出，在整个明末农民战争处于低潮，许多实力较强的起义军都卷入了投降受抚的逆流时，李自成部尽管在军事上和生活上都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却“始终不受抚”[26]，表现了起义农民的耿耿正气。
崇祯十年八月，张献忠在河南南阳地区被官军左良玉击败，负了伤，就把队伍拉到湖广麻城、蕲州一带同闯塌天刘国能部会合。十二月，明总理熊文灿派遣一度卷入农民军的生员卢鼎进入张献忠、刘国能营内招降。张献忠表示愿意接受招安，尚犹豫未定[27]，带着人马经安陆来到承天（今湖北钟祥）、襄阳地区。十二月二十八日和次年正月初八日，明太监刘元斌两次向朝廷报告张献忠愿意接受招抚。正月初九日，张献忠率部进占湖广谷城，把闯塌天部下的士卒赶走，贴出告示说“本营志在匡乱，已逐闯兵（指闯塌天刘国能部，不是闯将李自成）远遁。今欲释甲归朝，并不伤害百姓”[28]云云。同时，拘集当地乡绅耆老为他具结作保，要求明朝廷同意招安。张献忠知道熊文灿贪财好货，派孙可望拿了两块尺多长的碧玉和两枚径寸珍珠献给熊文灿。文灿大悦，向朝廷建议招抚张献忠，并派张大经监其军。“滇将许名臣捧宪檄招抚，其述贼乞抚之词，不曰‘解散归农’，而曰
‘愿带马兵七千、步兵三千合万众以剿贼自赎’。”[29]熊文灿自以为得计，“檄调其兵四千”，张献忠却以刚刚受抚“安集未定”做借口，拒绝奉调出兵。[30]兵部尚书杨嗣昌担心张献忠不是真心投降，弄不好会养虎遗患，主张要张献忠先袭杀闯将李自成和老回回马守应，才许招安，否则趁此机会“厉兵剿杀”。朱由检听了太监刘元斌和总理熊文灿的意见，唯恐剿之不胜，错过了招抚的机会，当面批驳杨嗣昌道：“岂有他来投降，便说一味剿杀之理？”[31]这样，在朱由检亲自主持下决定了招抚张献忠部。
三月二十五日，明郧阳抚治戴东旻造报了三本招抚张献忠部的花名册，“内归农解散一万八千一百三十五人，精兵一万一千名”。[32]献忠安营于谷城外十五里的白沙洲，“造房数百间，买地种麦，与民间两平贸易”；并在谷城每一城门各派士卒数十名，表面上说是“备他盗出入”[33]，实际上是监视明政府地方当局的行动。
这时，明廷内部在招抚张献忠的问题上议论纷纷。杨嗣昌主张朝廷颁诏“赦罪”以后，调张献忠部赴熊文灿军前“杀贼立功，酌与加衔给札”。兵科给事中姚思孝也上言：“抚贼一事，亦难深信。这张献忠在谷城县有数万人，造房子种田，还该散遣才是。”朱由检却说道：“造房种田，正是招抚好处，又要散遣往哪里去？”[34]他着意维持抚局，真是情见于词了。
张献忠在谷城接受明廷的招抚，固然是一种权宜之计，但不能否认，他当时在思想上有动摇的一面。在接受招抚的半年多以前，张献忠在湖广上津县元真观避暑时，修葺了关庙，重塑了关羽的神像，还撰写了一通记文勒石为碑，其中说：“焚戮良民非本心之所愿，实天意之所迫。亦知同居率土，开州开县，有干理法，无奈天意如此，实不我由。如黄巢往事，劫数固亦莫之为而为也。”[35]这通碑文，表明张献忠在思想上仍然受着封建理法的束缚，他把自己参加农民起义说成天意所迫，并非他的本心。这种思想状况同他接受明政府招降很难说没有关系。
从当时整个农民起义的动向来看，张献忠的受抚，对其他一些起义首领也起了不良影响。尽管他的受抚同刘国能、李万庆等叛徒在本质上不一样，既没有改编军队，也没有放下武器，但他在各部义军当中，毕竟是个有影响的人物，他的率部受抚客观上助长了农民军中投降受抚的逆流。
在张献忠受抚以前，崇祯十一年正月，闯塌天刘国能在随州投降了明政府。刘国能原是庠生出身，参加起义后曾为农民革命事业做过一些贡献，成了起义前期的著名首领之一。但是，浓厚的封建忠孝节义思想却像无形的绳索一样羁绊着他，使他在阶级冲突激化时，终于倒向了统治者一边。据说他的投降是奉其母之命，投降时顿首曰“愚民陷不义，蒙明府湔拭更生，愿悉其众上幕府军簿，身入麾下，尽死力”[36]，表示甘心充当明政府镇压农民的马前卒。他的部下十四哨共五六万人，“多散归老回回、革里眼”[37]，跟着他投降的只有五千人，说明他的此举很不得人心。在张献忠受抚以后，顺义王于七月十五日在河南信阳投降，明政府发给免死牌解散而去者九千五百人。同月，罗汝才、混十万、整十万、十反王、托天王、小秦王在河南永宁（今洛宁）向总理熊文灿投禀乞抚，熊文灿派监军道张大经于八月初一日至永宁县西关面见罗汝才等人接洽招安事宜。初二日，又有过天星、紫微星、射塌天、一字王等六部，在河南卢氏县派人联络投降。这年十月，满洲贵族军队破边墙而入，进犯畿辅地区。明廷火急命令洪承畴、孙传庭统率陕西官兵入卫京师。在永宁、卢氏地区的罗汝才等九营起义军首领，以为官军东出潼关是为了合剿自己，急忙拉起队伍跑到湖广均州，向太和山提督太监李继政求抚。李继政移咨熊文灿，同意接受招抚。于是，罗汝才同白贵（小秦王）、黑云祥（整十万）三营屯扎于房县，其他五营分驻于竹溪、保康一带。
这样，当时活动于河南、湖广地区的各支起义军，绝大部分接受了明政府的招安。在南直隶、湖广交界地区活动的马守应、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贺锦）、刘希尧、蔺养成五支义军（革、左五营），由于势单力孤也趋消沉。崇祯十一年下半年到十二年五月，农民军中投降受抚之风一时甚嚣尘上，整个明末农民战争暂时转入低潮。在那黑云翻滚的日子里，形势似乎急转直下了。然而，最黑暗的天空孕育着最猛烈的暴风雨。既然导致这场农民大起义的各种因素不仅仍然存在，而且继续发展；既然暴虐统治的明王朝，不仅没有改变，而且还在拼死地反扑，那么，农民战争高潮的再次到来就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在投降受抚的逆流中，一些原来是起义军首领的人物在招安的泥坑里愈陷愈深，然而千百万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群众却不能忍受明廷的黑暗统治，他们要求继续进行斗争。在接受了招抚的义军首领当中，情况也很不一样。张献忠、罗汝才等人在受抚期间，仍然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坚持了农民革命的立场，而且由于同明政府文武官僚有了较多的接触，更洞悉了统治集团内部的黑暗，寄人篱下的那种抑郁生活和反动官僚的阴谋陷害，更激起了他们胸中的怒火，使他们迷途知返，为重举义旗做了准备。
崇祯十一年到十二年，起义军的各部首领当中，被官军貌似强大的力量所吓倒，受明廷的引诱而堕入投降“受抚”骗局的人有不少。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不能仅从形式上看问题，以为凡是接受“招抚”的就都属于背叛之列。实际情况是很复杂的，要做出正确的评判必须认真地考察这些首领人物在“受抚”期间的表现。
张献忠、罗汝才都是明末农民战争中的著名领袖，在“受抚”以后不久又重新起义，为推翻明王朝的反动统治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对他们在湖广谷城和房县“受抚”的情况更有必要进行仔细的分析。
先来看张献忠“受抚”期间的表现。
张献忠“受抚”以后，曾经接受了明政府授予的副将札付[38]，领取了一些粮饷。在同明政府官僚的接触中他也尽可能遵守明朝官场的惯例。根据可靠记载，张献忠曾到沔阳港拜见总理熊文灿[39]；明湖广巡按御史林铭球来到谷城时，张献忠也跪拜如仪。但这些都属于表面的形式，实际上张献忠在谷城始终保持了农民起义军的独立性。他虽然伸手向明政府要粮饷，却不接受明政府调他去镇压其他农民军的命令，也不接受改编或遣散。据明朝湖广按察使同佥事王瑞栴当时的一件文书说，崇祯十一年“五六月，忽十闯天七八股尽奔唐、邓间，距襄不二百里遥”，熊文灿等人“勉献忠提兵征剿，给以资粮，督以监军”。张献忠却一味推托，“口然而心未必然，今日然而明日未必然，终不肯出门半步也”。“近七月初九日，献忠复投一揭，即欲连请七、八、九三月之粮，以养其一万一千之兵；如无粮则于湖广所属每府量给银二万以赡众口”[40]，故意给明政府出难题。表面上他同明朝地方官员和当地乡绅时有礼节上的往还，内心里却处处戒备，保持着高度警惕。他在“受抚”的掩护下做了许多重新起义的准备工作。
在军事上，张献忠起义军在“受抚”期间仍然“人不散队，械不去身”[41]，并且不断操练士马，保持着临战体制。“又每日制造战船，已积至百有余号，及打造极精军器。”[42]“买马制器，日夜整办，唯恐不及。”[43]正如当时一个明朝官僚所说，张献忠“受抚”并没有“解散徒党，卖剑卖刀，安意耕耘”[44]。
在经济上，张献忠在谷城实行过屯田，“取民间有主之腴田而耕”[45]。他勒令当地地主把收来的租子交充军粮，“差马兵手持张副总票（张献忠接受了明朝副将札付，副将即副总兵，亦可称副总），四出于光（化）、谷（城）、襄（阳）、枣（阳）之间，迫分秋粮”。[46]“初犹每石分六斗，后则全掠之矣。”[47]他还改谷城王家河为太平镇，在镇上设立关卡，往来货物一律征收一半，充作养兵费用。[48]又“于湖广襄阳、枣阳等地方与小民平买平卖”[49]，不仅保护了民间贸易，还为起义军获得了必要的物资装备。
张献忠招揽了一批知识分子作为参谋人员，帮助策划军机进止。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湖广应城县生员潘独鳌和谷城的徐以显、王秉真。这些人大抵是在明王朝统治下感到受压抑而参加起义军的，如潘独鳌就是因同本县乡绅争夺田产，败讼后愤愤不平才投入张献忠队伍的。不管他们参加义军的背景如何，但当时在政治态度上是倾向农民军的，也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据说徐以显就曾给张献忠讲解《孙吴兵法》，帮助义军制造三眼枪、狼牙棒、埋伏连弩，指导布设团营方阵、左右营诸法。“献忠大欢乐之，颇用其计谋。”[50]
这些事实说明，张献忠的谷城“受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权宜之计，而明政府官员的举措又不断使矛盾激化。总理熊文灿在担任福建巡抚和两广总督时，通过招降“海盗”勒索到大批财宝。张献忠受抚以后，他又故技重演，贪求无厌，“责赂黄金蹏袅千，珠琲盈斗，他瑰货累万万”[51]。张献忠对部下笑道：“这是把我当作郑芝龙了。”[52]他已经看清楚，除非自己也同流合污，否则是无法满足熊文灿等人无穷欲壑的。明政府官僚不仅是勒索财货，一些对起义军怀着疯狂仇恨心理的人，还一再秘密策划并向朝廷建议，趁张献忠部屯扎谷城的机会，调集重兵加以歼灭。明谷城知县阮之钿竟准备用下毒的办法谋害张献忠。[53]明官僚把已经“受抚”了的张献忠看成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从反面证明了张献忠在受抚期间并没有放弃农民革命的立场。
再看罗汝才房县“受抚”的情况。史籍记载，罗汝才“受抚”后，“文灿会诸将大宴汝才等及所部于迎恩宫署，供费不赀。奏授汝才游击，分驻之于上庸、房、竹溪、保康。自言不愿受官领粮，愿为山农，耕稼自赡。而潜与献贼相应”[54]。“文灿檄令解散诸众，简骁壮从征立功。汝才不听”[55]。明政府郧阳抚治戴东旻在奏疏中说：“曹操就抚，分插其众于房、竹诸邑。乃不从解散之令。且曰‘愿为百姓耕田’，此目前盗铃之说耳。”[56]又说：“罗汝才诡占屯部，未尝放兵作田，此带刀以耘，一有勃稽，即挺而起耳。”[57]所以他极力主张乘机剿杀，“以臣愚计之，贼散则难追，合则易殄。今犹槛羊阱兽，围聚于二三百里之中，幸命理臣率邬郢之卒，督臣扫关陇之兵，乘其不意，衔枚疾至，打张燕于黑山，烧曹操于赤壁，岂不快哉！”[58]只是由于明廷当时“兵马俱以边警尽撤，仅有步兵数千，断非胜敌之着”[59]，才勉强维持着抚局。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反动势力对于人民的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60]。明朝廷何尝不想利用张献忠、罗汝才等部在一个狭小的地方居而不流的形势，来个一网打尽，仅仅是因为满洲贵族军队拖住了它的手脚，实在无暇他顾，才只好俟诸来日。
从当时明政府房县知县郝景春留下的禀帖来看，罗汝才“受抚”时同当地官府订立了《无相侵害之盟约》，但他对总理熊文灿颁布的条约却“实款款违悖”[61]。罗汝才在“受抚”期间都干了些什么呢？据郝景春的报告是，“近各贼于初一日分派地土，将房县十五乡民居、民田公然视为己物，屯粮积草，为图储裕饷之计”。对附近穷苦百姓还“给予本钱，令做生意”。这就很自然地受到当地群众的支持，出现“竞相信从”，“相率投入各营”的场面。郝景春明确地指出，罗汝才的受抚是假抚，“从此假抚之后，斗大房城已是若辈囊中之物，直待时以收之耳”。[62]
事实说明，罗汝才在“受抚”期间拒绝接受明政府的官职，不要粮饷，不放下武器，既不听从明政府的调遣，也不允许明朝官僚干预义军的内部事务，而且在一定范围内没收了地主的田产，实行屯种积累粮草，招纳贫苦群众参加起义军，在人力和物力上为重新起义做了必要的准备。这就充分证明罗汝才在受抚期间没有放弃农民革命的立场。
[1]《绥寇纪略》卷五。
[2]杨嗣昌：《杨文弱先生集》卷九。在这以前，崇祯九年春，吏科都给事中颜继祖题本内就提出：“灭奴先灭寇。逆奴负固，义在必讨。但以寇较之，奴尚隔藩篱，寇直逼堂奥矣；奴犹疥癣之疾，寇则膏肓之祟矣。”（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一二○页）说明持这种“攘外必先安内”反动观点的人在明朝廷内颇有影响。后来在政策上体现为一面派人同满洲贵族秘密议和，一面对起义农民加紧围剿。
[3]杨山松：《孤儿吁天录》卷二。
[4]《杨文弱先生集》卷四二。
[5]明朝末年，统治集团内部也有不少人认识到加派赋税起了为渊驱鱼的作用。例如，崇祯八年山西巡抚吴甡在一件题为《残黎望恩孔急议蠲万不容缓》的疏中说：“晋民有三苦：一苦于凶荒，无计糊口则为盗；一苦于追呼，无力完粮则为盗；一苦于杀掳，无策保全则为盗。此三苦不除，尽人皆盗，比户皆盗也，特有待而起耳。秦中覆辙，殷鉴不远。臣故曰：未来之盗无穷也。昔唐太宗与群臣论止盗，谓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役繁；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臣三复为之流涕。虽然，此犹就居常言也。今观三晋之时势则尤可哀痛矣。卤寇交汇，兵荒洊至。臣尝行间目击有数千家之邑，竟日不见炊烟，但数间破屋，仰见天星而已。惟见白骨横野，一二老婺衰翁，奄奄气息不属而已。盖其庐舍已荡为黄埃衰草。问之，则曰某氏之居也，某死、某逃、某盗。田园已鞠为断葛荒葵，问之，某氏之产也，某死、某逃、某盗。臣欲招其复业任耕，则曰某死、某逃。某盗已若而年，逋赋已若而岁，业其业则赋其赋，有死不敢，况又无人可招，无力可耕乎？臣为之抆泪相对。及抵州县，则应比之里甲星稀，司府之催檄雨下，动曰崇祯四、五、六、七年之逋赋若干矣。捉一欠粮花户如获大敌，比至，朴之，枷之，抵死而无以应也，可奈何？则为晋之民者催科既无可催科，徒驱零星赤子殉之于敲朴之下而已；敲朴又无可敲朴，徒驱逋赋顽民尽之于潢池之中而已；为晋之官者考成既无可考成，徒令为法受过者束手而待参罚之至而已；参罚又无可参罚，徒令日暮途穷者灰心而待褫斥之及而已。”《柴庵疏集》卷十三。
[6]《杨文弱先生集》卷四二。
[7]《平寇志》卷三；《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
[8]《杨文弱先生集》卷四三。
[9]李清：《三垣笔记》卷上。
[10]嘉庆《三水县志》卷十三，《编年》。
[11]李清：《三垣笔记》卷上。
[12]《杨文弱先生集》卷十，《兵饷遵旨熟商疏》。
[13]此段中引文均见《绥寇纪略》卷六。早在崇祯四年，大学士徐光启就曾经向朱由检推荐过熊文灿，他说：“若中外臣僚中，臣所目见其人，耳闻其说，深于兵学者，无如闽抚熊文灿。今虽拮据靖寇，然山寇不难，既平之后，允宜召用。”（见《徐光启集》卷六）朱由检之留意于熊文灿，可能与徐光启曾为揄扬有关。熊文灿招抚郑芝龙事在崇祯元年七月，以后又利用郑的兵力剿灭其他“海盗”，一时誉声鹊起，徐光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上疏推荐的。
[14]《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
[15]《杨文弱先生集》卷十九，《请旨责成剿贼第一事疏》。
[16]史书说洪承畴“有干略，能办贼”。他凭着心黑手狠，果于屠杀，博得了朱由检的信任，一年之间由道员升到总督。他一生中除了中间一段在辽东的经历以外，基本上是在镇压农民起义和以农民军为主体的抗清斗争中度过的。孙传庭在崇祯十一年有一段自白：“从来用兵者，挑简之尽心未有如臣者，盖无一兵之弓矢技艺不经臣亲验亲试者也。挑简之后，训练之尽心亦未有如臣者。盖凡兵之如何进剿，如何接应，如何收营，无一不经臣穷思极虑，务求不得不然之法。为各兵耳提面命，三令五申者。”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第五三页。
[17]崇祯十一年六月《兵科抄出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题本》，见《明清史料》乙编，第九本，第八六二至八六六页。
[18]崇祯十一年六月《兵科抄出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题本》，见《明清史料》乙编，第九本，第八六二至八六六页。
[19]崇祯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洪承畴题本，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
[20]同1。
[21]一个多月以后，即从崇祯十一年十月起，由于满洲贵族军队侵入畿辅，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和陕西巡抚孙传庭部奉命选调精兵火速勤王，李自成部受到的压力也大大减轻了。
[22]据四川巡抚傅宗龙题本，崇祯十一年十二月，有“八队一哨”从阳平关来到白水（离广元县不远）附近。这可能是李自成部在河州、洮州一带战败以后分路东走的一支队伍，不一定包括李自成本人在内。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二二一页。
[23]“潼关南原大战”的说法较早出现于《绥寇纪略》，该书卷六云：崇祯十一年“十月，洪承畴谋于传庭曰：自吾与贼战于羌中，战于洮河，比再遣马科、贺人龙追之于阳平、白水，李自成势穷蹙必奔潼关，公能于其地设为三覆以待，俾吾蹙而致之，可一战擒也。传庭乃于潼关原依丘阜、蔽林木，每五十里而立一营，曹变蛟躬执长刀驱贼，贼奔入伏中，乱相蹈藉。我军骁雄跳荡，无不一当百，飞走路绝，遂无所逃。其幸免者或弃刀与骑迸逸汉南之山中，村坞山民又预奉督抚教令。用白棓遮险，遇辄棒杀。秦贼遂尽，降者犹数十万，委仗丘陵，或分隶镇将，或散归农隶。李自成妻女俱失，从七人遁走”。据上引洪承畴两次题本，李自成部自崇祯十一年三月间起先后在河州、洮州、南江、城固等地失利，到这年八月间只剩下一支一千人上下的小队伍转入深山。吴伟业说什么这年十月双方大战于潼关原，起义军投降的竟然有几十万人，丢下的武器堆得像座小山，实在离开事实太远了。就目前所见到的明朝当事官员的文书和潼关等地地方志，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潼关南原发生过这么一场大战。
[24]“息马深山”的说法相当普遍，区别只在于各种史籍记载的“息马”地点不一致。《绥寇纪略》卷八说是在陕西汉南“伏一年有余，不复出”；《平寇志》卷三说李自成“逃入郧阳，息马深山中”；《二申野录》等书则说“困于巴西鱼腹诸山”。
[25]李自成部在这段时间的部分活动情况，在拙稿《李自成起义军究竟从何处入豫？》一文里做了一些介绍，可资参考。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一九七八年第四期。
[26]赵吉士：《续表忠记》卷四，《谷城令阮公房县令郝公合传》。
[27]时任湖广按察佥事的王瑞栴在《上戴治院书》中说：“八贼求抚，自去年麻、黄之间已持此议。嗣后说屡变而计屡迁，闪烁不可方物。”引自康熙二十三年《温州府志》卷三二《艺文》。按，戴治院即郧阳抚治戴东旻。
[28]参看杨山松《孤儿吁天录》卷三、沈颐仙《遗事琐谈》卷五《寇祸本末》、邹漪《明季遗闻》。
[29]王瑞栴：《上戴治院书》。王瑞栴在下文中说：张献忠“欲厉兵秣马，意欲何为？岂真在剿贼哉！无非欲树此大营垒，便进可以攻，退不失守，弗致困我戎索耳。是则口言降也，而心未肯降，且先树一不可降之势矣”。
[30]王瑞栴：《上理按两院书》，见康熙《温州府志》卷三二，《艺文》。
[31]杨山松：《孤儿吁天录》卷三。
[32]同3。
[33]同3。
[34]杨嗣昌：《戊寅四月十二日召对》，见《杨文弱先生集》卷四三。
[35]同治《郧阳志》“祠记”卷三，记张献忠立的石碑一直保存到乾隆三十八年，当时的清朝上津知县张道南路过元真观，“睹其碑，立命乡人仆而碎之”。上面引用的碑文见张道南所作之记。
[36]《绥寇纪略》卷六。按，是书与《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一，皆记刘国能投降的时间是崇祯十一年正月初四日；《平寇志》卷三记于十二年二月初一日，与事实不合。
[37]《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一。
[38]李长祥：《天问阁集》卷上，《甲申廷臣传》中说，明廷“但给一副将空札，不肯与实授”。杨嗣昌在《恭承召问补陈剿抚情形疏》里也说：“即如刘国能、张献忠同时受抚，而该理（指总理熊文灿）亦同加之以副将名色。”见《杨文弱先生集》卷三二。
[39]王鳌永：《抚郧疏稿》，崇祯十二年九月十八日《为遵旨自行奏明事》中，说到张献忠到沔阳港见过熊文灿之后，“自夸其众曰：‘昨熊总理余见过去了’”。
[40]王瑞栴：《上理按两院书》。
[41]范景文：《抚贼未可轻信叛形业已渐张疏》，见《范文忠公全集》卷四；又见康熙《河间府志》卷二一，《文翰》；康熙《吴桥县志》卷七，《艺文》。
[42]《杨鸿揭帖》，载《中国史研究》一九七九年第四期。同治《谷城县志》卷八，《杂识》引旧志说，“西门内有铁器，形似锞，重百余斤，上刻‘八大王’三字，不知何取？”这块铁上既然明刻了张献忠的绰号，显然是起义军留下的遗物，很可能是打造军器所用。
[43]王鳌永：《为遵旨自行奏明事》，见《抚郧疏稿》。
[44]范景文：《抚贼未可轻信叛形业已渐张疏》。
[45]王瑞栴：《上理按两院书》。
[46]王瑞栴：《上理按两院书》。《平寇志》卷三也说张献忠“既入谷城，分割民租”。
[47]王鳌永：《为遵旨自行奏明事》。
[48]同治九年《郧阳志》卷八，《丛记·粹录》中说：“崇祯十一年张献忠改谷城王家河为太平镇，设关截税，其税不论多寡分其半。”
[49]前引《杨鸿揭帖》。
[50]邹漪：《明季遗闻》；《绥寇纪略》卷六。
[51]《绥寇纪略》卷十。
[52]同2。原文是“此欲芝龙我也”。
[53]李世熊：《寒支初集》卷八，《明淅川知县愚山揭公墓志铭》。
[54]《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一。
[55]《平寇志》卷三。
[56]同1。
[57]《绥寇纪略》卷六。
[58]同3。
[59]《郝太仆褒忠录》卷二，《熊理院回札》。
[60]毛泽东：《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一一八一至一一八二页。
[61]《郝太仆遗集》，又见《郝太仆褒忠录》卷二。
[62]《郝太仆褒忠录》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