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农民军飞越黄河天险，进入中原大地，在明末农民战争史上是一件划时期的大事。河南是明帝国的腹心，军事上是四战之地，这里明政府的防御力量比较薄弱，文武官员们还没有同起义军作战的经验。河南巡抚玄默[1]首当义军的军锋，火急请援。十二月初四日，朱由检下令：“贼既渡河，豫境邻壤地方，俱宜严防奔突。秦、郧准各抚通着选调将士扼要截剿，豫、晋抚监亟督左良玉等合力追击，仍严饬道府州县等官，鼓励乡兵各图堵御。务刻期荡扫，如再疏泄误事，必不轻贷。”[2]然而，起义军过河之后，以高屋建瓴之势迅速摆脱了官军的追击，实现了千里跃进。仅仅在一个月之内，起义军的足迹几乎遍及河南西部各县，接着又冲向接境的湖广、南直隶和四川。对明廷来说，原先的局部问题从此变成了心腹大患。
农民军一到河南，即同当地的贫苦农民会合起来，形成一股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崇祯六年底，明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在《中原生灵疏》内描述了河南当时的形势：崇祯三、四、五、六年，连年大旱，“秋既无收，麦又难种。野无青草，十室九空。于是有斗米值银五钱者，有工作一日不得升米者，有采草根树叶充饥者，有夫弃其妻、母弃其子者，有卖一子女不足数餐者，有自缢空林、甘填沟渠者，有饿死路侧者，有鹑衣菜色而行乞者，有杖比而毙者，有泥门担簦而逃者，有骨肉相残食者”。在这样的大荒之年，明政府不但不加赈济，“而且加之以诛求，重之以供应，而且责之以兵粮、器械、米豆、刍茭，悉索敝赋以应河北之求。而且正赋之外，有加派焉，而且尽追数年之旧逋，而且先编三分之预征，而且连索久逋额外抛荒之计禄。……旧额未完，新饷已催；新征甫毕，旧逋又下；额内难缓，额外复急。村无吠犬，尚敲催呼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朴之血。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磷，夜夜常闻鬼哭。触耳有风鹤之声，满目皆荒惨之色。欲使穷民之不化而为盗不可得也，欲使奸民之不望贼而附不可得也……”[3]崇祯七年以后，农民军力量的陡然增长，同中原地区的农民大量参加起义队伍是有密切关系的。
起义军进入河南以后，横行狼、一斗谷、扫地王、满天星等八营部众十余万西入武关，“山阳、镇安、商南同日陷”[4]。接着北上洛南，向陕西首府西安挺进。洪承畴大为震惊，连忙檄调郃阳、韩城驻军迎头堵截。这路起义军遂掉头南下，于崇祯七年正月十五日攻克洵阳、紫阳，平利、白河也相继被攻克。洪承畴大军赶到时，这路义军已南下四川。
另一路起义军包括高迎祥、李自成、马守应、张献忠等部，进入了卢氏山区。这里“崇山造天，牙踞趾错”[5]，形势非常险要。当地原来就有一批由于丧失了土地，被迫违抗朝廷禁令私自开矿为生的群众，他们被反动统治者斥为“矿盗”。起义军到达之后，矿徒们积极参加，充当向导，领着起义军由山间小路直抵内乡，然后经邓州、淅水南下湖广的郧阳、襄阳地区。崇祯六年十二月下旬到七年正月，这路起义军连破郧西、上津、房县、保康诸县，“直走空虚无人之地，捷若风雨之至”[6]。明郧阳抚治蒋允仪“束手无策，上书请死而已”[7]。
起义军的凌厉攻势，把明政府的中原腹心地区打得乱成一团，地方当局简直无法招架。朝廷大臣们又再次提出了统一事权的问题。他们认为义军之所以能“流突无定”，是因为“各镇、抚事权不一，互相观望。宜以重臣开督府，统摄诸道兵讨贼”。朱由检同意了这个意见。在人选问题上，大臣们推荐洪承畴，朱由检却认为，陕西三边同蒙古部落相邻，洪承畴肩负边防重任，“未可轻易”。于是，“进延绥巡抚陈奇瑜为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军务，视贼所向，随方剿抚”。[8]这是明廷为了镇压农民起义而设立有权节制几省文武官员的总督职务之始。它反映了起义农民的力量已经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特别是起义军的流动不居，转战各省，使明政府依靠任何一省的兵力都无法应付了。
崇祯七年的上半年，起义军主力集中在四川北部和陕西南部。入川的义军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由豫西和湖广郧阳西入陕西兴安（今安康）地区的起义军，他们在遭到明军的阻击以后，向南折入四川；另一部分是从湖广郧阳地区，经长江北岸的大山区入川。后一部分义军在二月二十一日攻克夔州府（府城即今奉节县），从而打开了入川的门户。明四川当局连忙调集驻军和土司兵阻击，防止义军入其腹心地带。起义军当时的活动范围被局限在川东北地区。这里层峦起伏，多是深山老林，农业生产很不发达，无法解决大队人马的粮食供应。所以，这路起义军不久又分道出川，一部分东返湖广[9]，大部分北上陕西。这样，随着明重兵集结于河南、湖广，起义军的主力又像捉迷藏一样，回到了起义的发源地陕西。
崇祯七年春，陈奇瑜以五省军务总督的身份，檄调各路官军齐集于河南陕州（今陕县），然后移师南下，向湖广均州、竹山一带的起义军进剿。李自成、张献忠等部受到官军的压迫，向西进入陕西。陈奇瑜由于在河南、湖广地区打了几次胜仗，又见义军纷纷向陕西、四川转移，就神气起来了，以为起义军不是自己的对手。当他得到李自成、张献忠等部转移到陕西的消息以后，就尾随而来，打算一举消灭这股农民武装。起义军走到汉中栈道地区时，误入险地。这里山高路陡，居民稀少，出口被明军把守得严严密密，又碰上阴雨连下七十多天，“弩解刀蚀，衣甲浸，马蹄穿，数日不能一食”[10]。李自成、张献忠等部数万人几乎面临绝境。为了摆脱这种困难局面，起义军首领决定采取伪降手段。他们下令把军中缴获所得金银财物集中起来，派人“入奇瑜营，遍贿左右”[11]。官军本来就贪生怕死，不敢同义军打硬仗，得了贿赂以后更加极力主张招抚。陈奇瑜也认为义军是在走投无路情况下的真投降，自己不费吹灰之力就可大功告成，因此决定招抚。他向朝廷报告之后，得到了兵部尚书张凤翼的支持。经崇祯皇帝亲自批准，这年六月，陈奇瑜代表政府同义军达成了招安协议：由陈奇瑜按起义军战士数目，每一百人派一名安抚官加以监视，负责遣返原籍安置；所过府县由当地政府供应粮草；同时檄止官军进兵，以免发生冲突。史料记载，当时义军开报的受抚人数有四万多名。[12]于是义军“乃整旅出栈，与奇瑜兵揖让酣饮，易马而乘，抵足而眠。贼之无衣甲者皆整矣，无弓矢者皆砺矣，数日不食者皆饱腹矣”[13]。义军将士用这种办法巧妙地渡过了难关，就在一天夜间，“尽缚诸安抚官，或杀、或割耳、或杖责、或缚而掷之道旁。攻掠宝鸡、麟游等处，始纵横不可制矣”[14]。陈奇瑜这时才如梦初醒，自知闯下了大祸。他先归罪于宝鸡知县李嘉彦，说他阻挠抚局，杀降激变；继之又把责任推给陕西巡抚练国事。朱由检不了解实际情况，又因这次招抚是自己批准的，出于护短的心理，先后下令逮捕了李嘉彦、练国事等人，命李乔接任陕西巡抚。不久，由于给事中顾国宝和陕西巡按傅永淳等人纷纷上疏指责陈奇瑜主抚误了大事，朱由检才决定将陈奇瑜革职拿问。
关于李自成、张献忠等部汉中脱险的问题，有两方面需要做一些分析：一是史料方面；二是对农民军的伪降应当怎样看待。
在史实方面，各种史籍的记载相当混乱，羼杂了不少错误的传说。例如，吴伟业是这样叙述的：
兴安之界曰车箱峡，贼李自成等陷入其中。李自成者，米脂人，与安塞人高迎祥亡命金乡为群盗，迎祥在晋中为闯王，自成与之共事。至楚、豫始诱结李过、李牟、俞彬、白广恩、李双喜、顾君恩、高杰等以顾盼自雄。李过、高杰等善战，顾君恩善谋。车箱峡四山巉立，中亘四十里，居民从其颠颓大石击贼，又投以炬火。飞走之路既绝，春夏大雨两月，山（？）弓矢俱脱，马乏刍，死者过半。君恩为之谋曰：“吾辈万里远掠，妇女辎重，何不以之饵群帅？处穷山绝坂之中，可文降而狡焉以遁也。”因奇瑜左右奸弁以为请。奇瑜不心，诧大功可立就，特许八月约降。凡籍丑党上军门者三万六千人，取其名为渠首者正法，余劳遣归农以去。侈然自负处分神速，凶徒数万一朝解散，天下自此无患矣……[15]
吴伟业的说法被许多史籍所采用。其实，此中包含了不少明显的错误。首先，吴伟业说起义军被围困地点在陕西兴安境内的车箱峡，而从当时陕西巡按傅永淳等人的奏疏里，我们可以肯定被困地点在汉中栈道附近。傅永淳的奏疏说：“初，贼闻有五省合剿之举，以中州平原难于藏匿，乃西逾关岭，合秦寇入终南。及奇瑜率兵入关，贼悉度栈道入汉中。汉中西邻巴蜀之险，南止汉水之滨，东塞栈道之阨，所谓釜甑鱼也。”崇祯十一年兵部尚书杨嗣昌的奏疏中提道：“往年陈奇瑜之抚，一出汉中，旋踵四溃，遗祸至今，罪谤莫赎。”[16]再看封在汉中的瑞王朱常浩崇祯七年六月的奏疏，“目今东有洋县之贼，督臣陈奇瑜现议招安”[17]。史籍说车箱峡长达四十里，是个不小的地方。然而到目前为止，无论在兴安地区还是在汉中地区都还没有查到它的确切位置。所以，沿袭吴伟业“车箱困”的说法，把起义军被困地点确定在兴安县是不妥当的。[18]
其次，在汉中被困的义军究竟包括哪几部，也还存在疑问。吴伟业和一般史籍的作者，都说主要是李自成部；毛奇龄《后鉴录》中说，“自成急奉闯王（高迎祥）奔入兴平之车箱峡”；文秉《烈皇小识》说，“贼首李自成、张献忠等坐困于汉中之车箱峡”。可是，明陕西巡抚练国事转述陈奇瑜的奏疏，列举的受抚义军为：“八大王部万三千余人，蝎子块部万五百余人，张妙手部九千一百余人，八大王又一部八千三百余人。”其中确切无疑的有张献忠（八大王）、蝎子块和张妙手三部。所谓“八大王又一部”究竟是指南营八大王，还是指依附于张献忠的另一支队伍，目前还弄不清楚。陈奇瑜的奏疏中并没有明确提到李自成部，也就是说，汉中被困的起义军是否包括李自成部在内，还缺乏原始材料来证明。既然各种史籍几乎毫无例外地都记载李自成部是汉中被困义军的主力，而且义军在出栈道后的战斗中，李自成部确实相当活跃，因此，我们还不能把李自成部排除在外。闯王高迎祥部是否也被困于汉中，需要继续查证。人们长期以来有一种误解，以为闯将李自成是闯王高迎祥的部将，这是不正确的。李自成同高迎祥一样，都是他们各自率领那支义军的首领，互相间并不存在从属关系。毛奇龄说李自成“奉”闯王奔入兴平之车箱峡，明显地反映了这种错误。兴平在咸阳附近，与义军被围困的地点也不相符。
最后，吴伟业的书中说到李自成的部将也有不少差错，如顾君恩是湖广钟祥县庠生，崇祯十六年初李自成部义军打到钟祥时他才参加。说他在崇祯七年就成了李自成部的重要成员并且献计诈降，根本不符合事实。李过是李自成的侄儿，随自成一道参加起义，在崇祯五年攻克山西辽州时已经成了自成的左右手，并不像吴伟业所说“至楚、豫”方为自成所“诱结”。李牟、俞彬本无其人，家杜撰的情节中把李牟安排为杞县李岩之弟，吴伟业又把他说成崇祯七年就已经是李自成的亲信部将，纯属无稽之词。白广恩是另一支起义军可天飞何崇谓的部将，崇祯五年八月在陕北铁角城投降了明政府，这以后长期充当镇压农民起义的鹰犬。吴伟业把他说成李自成的部将，还说崇祯七年一道被围困于车箱峡，也是没有根据的。
总之，根据原始材料，我们可以确定崇祯七年，张献忠等部义军四万多人一度在汉中被困，后来采取伪降手段摆脱了困境。但具体的情节，同通常史籍的描写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到目前为止，还有一些问题需要继续探讨。
起义军汉中脱险的问题，还牵涉对农民起义中伪降的看法。在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中，伪降是常见的现象。明末农民战争中，起义军在不利的形势下，为了麻痹敌人，摆脱困境，也曾多次采用这种手段。崇祯六年冬在北直隶武安的伪降，使起义军得以偷渡黄河，实现了千里跃进；崇祯七年的汉中伪降，使一支主要的农民武装避免了覆灭的命运，挫败了陈奇瑜部署的围剿。它们的效果都是显而易见的。那种把起义农民作为斗争策略的伪降，一概说成“动摇”“叛变”“投降”的做法是不足取的。历史工作者的责任是通过严肃的查证，区分作为斗争策略的伪降和真正的投降变节，从而引出有益的经验教训。后面我们还将多次遇到农民军中首领人物的投降变节、妥协动摇以及策略性的伪降，只有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才可以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李自成、张献忠等部在汉中脱险以后，分头进攻西安附近地区和庆阳、巩昌、平凉一带[19]，一时声威大振。明廷和地方官员纷纷上言指责陈奇瑜招抚误事。朱由检恼羞成怒，在崇祯七年十一月下令把陈奇瑜撤职，下狱论戍；提升洪承畴为兵部尚书，总督山西、陕西、四川、湖广、河南军务。这时，西宁驻军发生兵变，将领被杀，守道被赶走，镇守太监也仓皇逃遁。洪承畴被迫亲自带领军队赶往西宁，起义军趁机“分陷关陇”[20]。等到洪承畴平定了兵变腾出手来镇压农民起义时，起义军又“悉众东奔，分道入河南，集宛、洛间”[21]。这是农民军自从崇祯六年由山西渡河入豫以来第二次大规模地进军河南。史籍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七年冬，贼骑千余西来，立马西郭麦田中。已而大旗飘扬，遥望崖口而南，旌旗蔽空，甲光耀日，南尽南山，北尽河曲，波压云涌而至。惟闻马嘶之声，自朝至夜，连营数十里。……贼过人畜践踏，路阔五六里，不知其众之几何也。[22]
这段记载有声有色地写出了农民军浩大的声势。河南巡抚玄默吓得面无人色，请求朝廷火速调兵堵剿。起义军到了河南境内以后，兵分三路：一由陕州（今三门峡市陕州区）渡河，北上山西平阳；一由武关经南阳地区进兵湖广襄阳；一由卢氏县东攻河南郡县。[23]不久，进入山西的义军又从河南怀庆地区渡河，南入归德府（今商丘市）；入湖广的义军也经郧阳、上津再度进入河南南阳。这样，绝大部分起义军又集中到了河南境内。崇祯八年正月，明兵科给事中常自裕在奏疏中说：“大小七十二营之贼，有二三十万之多，蜂屯伊、嵩、宛、洛之间，有侵汝宁、郑、宋之意。”[24]这里所说的七十二营齐集于河南西部洛阳到南阳一带，是指崇祯七年年底的情况。到八年正月上旬，起义军的主力已经由汝宁府上蔡、新蔡一线攻入南直隶颍州等地。
在此需要着重谈一下所谓“荥阳大会”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清朝初年的史籍中就有不同记载。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期，史学界也就这次大会的真实性进行过讨论。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出结论。
最初把“荥阳大会”写入史籍的是清初的吴伟业。他在《绥寇纪略》卷二里有这样一段话：
洪承畴前加兵部侍郎总督五省军务，移驻秦、豫、楚适中之地，指使诸抚镇办贼，其延绥、宁夏、甘肃三边并官如故。会西宁兵变，杀州官，逐守道，戕其孥，镇守太监跳身免，其下硬弓把牌多死。承畴复赴甘肃定乱，而寇事日急。兵科都给事常自裕中州人，以为前所调兵如张应昌、曹文诏起自戍籍，今取道太原，晋抚留之共剪高加讨，虽明旨不许，然未能时至，而秦翼明川卒不满三千人，不足破贼。东抚朱大典新除兵部侍郎，宜及承畴未出关先令驰赴中原，调关宁、天津兵一万付之，偕督臣协剿。章下所司，议未定。
贼侦知，合七十二营头目老回回、闯王、革里眼、左监王、曹操、改世王、射塌天、八大王、横天王、混十万、过天星、九条龙、顺天王等十三家会荥阳，议逆拒官军。老回回欲渡河北入晋境。张献忠以为怯，面哂之。老回回怒。自成解之，曰：“匹夫可奋臂，况十万众乎？今吾兵且十倍官军，虽关宁铁骑至，无能为也。计唯有分兵，各随所向立效，其利钝举听之天。”众皆曰：“善！”乃列阄而定之：革、左南当楚师；横、混西迎秦军；曹、过分屯荥、汜间，探中牟、邓、尉，以缀开、归、河、汝之兵；献、闯专事东方。破城下邑，金帛子女惟均。老回回、九条龙为游徼，往来策应。恐西军不敌，益以射塌天、改世王为横、混后继。壬子，杀牛马祭天誓师，赐诸贼饮餔。部署已定，有亡自贼中来告状。[25]
吴伟业的记载后来被采入《明史》，流传得很广。其实，历史上并不存在这次规模盛大的“荥阳大会”，理由如次：
首先，从史源学的观点来看，这件“史实”的来历，吴伟业并没有交代清楚。他含糊其词地说，起义军“部署已定”之后有人偷偷跑出来报告，似乎消息非常可靠。然而，像这样重要的情报，在明末各种官方文书里却没有任何反映。特别是当时任河南巡抚的玄默，后来著有《剿贼图记》；从崇祯七年底到九年春任河南巡按御史的金光宸，把他这段期间的题本编为《两河封事》[26]；当时的兵部尚书张凤翼也把自己任职期间有关军务的题本编为《枢政录》。这三部书都丝毫没有涉及起义军在荥阳举行大会的事。那个“亡自贼中”的人究竟向谁报告，吴伟业没有说，看来很靠不住。
其次，说义军十三家七十二营首领在荥阳大会，结束于正月壬子日，“杀牛马祭天誓师”。壬子日是正月初一，据此推算这次大会当在崇祯七年十二月下旬召开。然而，可信的史料却表明，义军来到荥阳是八年正月间的事，攻克荥阳县城在正月初六日。[27]这就排除了七年年底在荥阳召开“十三家七十二营”这样大规模会议的可能性。
再次，吴伟业记载起义军召开“荥阳大会”的背景，是兵科都给事中常自裕上疏请调关宁、天津兵前往河南协剿，奏章由崇祯帝批交所司（兵部），“议未定”，就被义军所“侦知”，方才有各路首领集会共同商量“逆拒官军”之举。文中转述李自成的话也有“虽关宁铁骑至，无能为也”。那么，常自裕是什么时候上疏的呢？《平寇志》《怀陵流寇始终录》等书都记载在崇祯八年正月上旬。从当时兵部尚书张凤翼的题本中可以知道，常自裕上疏要求“调发关门夷、汉丁五六千，天津招练兵三四千”前往河南之后，朱由检立即批给兵部“看议速奏”。正月十三日，张凤翼具题建议从“铁骑营量调三千，于天津调二千。敕下该抚各选能将统领星驰赴豫”。十四日，朱由检批示要兵部“将各处兵马通行打算”，该增的增，该调的调，然后“责成督抚大举会剿，刻期尽灭，以图底定”。正月十九日，张凤翼同户部尚书侯恂会商之后，提出了一个调兵六万四千，筹饷银七十八万两的通盘计划。二十日，朱由检批示中提出“铁骑三千是否足用”，命兵部再次会议。同一天，张凤翼建议再调铁骑营二千、天津兵三千、四川白杆罗网坝兵三千，总兵力增加为七万二千名，饷银再加十五万两，合计九十三万两。二十三日，朱由检批准了这个计划，下令“限六个月扫荡廓清”[28]。以上就是明廷密议调兵筹饷的全部过程，这个时间表确凿无疑地表明吴伟业所说的“章下所司”和商议过程，是崇祯八年正月中旬到下旬的事。试问，起义农民怎么可能在崇祯七年十二月就“侦知”当时连影子都还没有的事情呢？可见，《绥寇纪略》所述“荥阳大会”召开的起因和议题，同基本的历史事实凿枘不相容，显然出于好事之徒的附会。
最后，再看这次“大会”的决议，即“分兵定向”。我们认为，在当时是不可能制订这种计划的。崇祯七年以后，起义军的力量有相当大的发展，但仍然弱于官军，作战的时候总是采取避实就虚的战略，谈不上事先确定作战方向。如果考察一下崇祯八年正月以后各支起义军的运动情况，可以看出所谓“分兵定向”并不符合历史实际，如说会议决定横天王和混十万的任务是“西迎秦军”。康熙元年《汝宁府志》却记载：“八年乙亥春正月初四日，贼闯塌天、混十万、姜兼哨卒抵城外……是夜贼东下……往破颍州。”[29]康熙《上蔡县志》也记载：“崇祯八年乙亥正月朔五日，流寇闯塌天、混十万、过天星等经城下，焚南关，南犯汝宁。”[30]这表明混十万（马进忠）部起义军，并不是由荥阳西去迎击洪承畴统率的陕西官军，而是南向汝宁，然后东攻南直隶颍州。又如说，“革、左南当楚师”，“老回回、九条龙为游徼，往来策应”。可是，康熙《庐州府志》却明文记载：“崇祯乙亥春，流贼薄城，焚掠关厢。……贼名色有老回回、隔子眼、蝎子块、满天星等营。”[31]这又说明革里眼（贺一龙）部是东向南直隶，而不是按照什么“大会”决议去“南当楚师”。老回回马守应部也在同一时间东入南直隶庐州等地，接着在二月初西入湖广麻城[32]，这同所谓“往来策应”的说法也不符合。再如说“曹、过分屯荥、汜间，探中牟、邓、尉，以缀开、归、河、汝之兵”，任务是留在河南郑州地区拖住河南省的官军。然而康熙《罗田县志》却记载，崇祯“八年二月初四巳时，流贼名曹操、闯塌天、八大王等党统万余破霍山、太湖、英山等处，攻打罗田。城西门内有奸民徐害儿家突然火起，城破……”[33]可见曹操（罗汝才）部在崇祯八年初也是向东南方面发展，并没有屯驻在荥阳、汜水一带。就史料而言，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崇祯八年正月间，在河南的各支起义军大抵是向东南进军，看不到什么在统一部署下东南西北四路迎敌的迹象。至于所谓“破城下邑，金帛子女惟均”的说法，不仅包含对起义军的诬蔑，而且事实上当时既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也就不可能提出和实行平均分配一切缴获物资的主张。
根据以上论据，可以基本上确定：“荥阳大会”是一个虚构的事件。
起义军在崇祯七年底大批进入河南以后，主力向豫东南和皖北方面发展。崇祯八年正月上旬，起义军经河南汝宁府东入南直隶，十一日攻克颍州，原任兵部尚书的张鹤鸣被处死。这时凤阳的贫苦群众听说义军到了南直隶，为了摆脱明政府敲骨吸髓的压榨，主动派人来邀请起义军进兵凤阳。
凤阳在明代是“龙兴”之地，朱元璋的父母埋葬在这儿，称为皇陵；他自己少年时代当过和尚的龙兴寺也在这里。[34]因此，凤阳被定为中都，在政治上享有特殊地位。尽管这里有金碧辉煌的宫殿，葱翠雄伟的山陵，养尊处优的守陵太监和地方官员，但对于当地人民来说，却是地地道道的人间地狱。明朝初年，朱元璋曾下令：“复凤阳、临淮二县民徭、赋，世世无所与。”[35]事实上正是因为这里出了朱皇帝，各种造作、差役多如牛毛，把老百姓压得喘不过气来。“以一日一家而当七役，仍且不免于鞭朴。”农民们“竭力一年之耕”，好不容易打下一点粮食，里役就接踵而来，“一不与则系累其颈，再不与则倒悬其躯，三不与而妻子者移易于他室。民即呼九天，而堂上万里，岂能闻此莫愬之小东乎？”[36]即便上达天聪，也不会得到皇帝的同情。崇祯四年十一月，南京礼部右侍郎钱士升奉命祭告凤阳皇陵之后写的奏疏里，就报告了凤阳地区衰败的景象：
凤阳号称帝乡……臣入其境，见土地多荒，庐舍寥落，罔陵灌莽，一望萧然。尝咨其故，皆言凤土确瘠，在江北诸郡为下下，民居皆涂茨。一遇水旱，弃如敝屣，挈妻担子，乞活四方。而户口既以流亡，逋赋因之岁积。催征则绝其反顾，招集又疑为空言。有司束于正额，不得不以逋户之丁粮派征于见在之赋长。于是赔累愈多，而见在者又转而之他矣。此田土所以日荒，户口所以日耗，正额所以日亏，宿逋所以日积也。……不意祖宗汤沐之乡，乃有竭泽露根之象，心窃伤之。……今天下赋重政苛，民穷财殚……而臣谓发政施仁，宜先帝乡。即特为蠲减，不过太仓之稊米耳。[37]
钱士升的请求并不高，蠲减凤阳的赋税不过是太仓一粟。可是，朱由检唯恐凤阳开了先例，各地起而效尤，因此他不做正面答复，只批上一句“其周恤民瘼事情已有屡旨”，用空话搪塞了过去。
朝廷既然不肯开恩，贫苦人民只有把希望寄托在起义军身上。就在起义军围攻颍州的时候，“凤之穷民，远几百里相邀，具以册授贼：某家富厚，某处无兵。于是，贼遂拥众焚劫，震动祖陵”[38]。
崇祯八年正月十五日清晨，大雾弥漫，扫地王、太平王等部义军突然进抵凤阳。[39]由于明统治者迷信风水，凤阳没有建造城郭。义军战士到了鼓楼，明官僚还蒙在鼓里，把报信的人重加责治。直到义军出现在面前，才吓得鸡飞狗跳。凤阳留守朱国相仓皇领兵迎战，被义军击杀，官军被歼四千多名[40]，剩下一千五百名跪在地上“口呼千岁”，乞求饶命。凤阳知府颜容暄见势头不好，换上囚服躲进监狱，义军释放犯人时被查出。义军首领“黄盖鼓吹坐堂上，杖杀容暄”[41]。革命是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起义农民在自己的旗帜上大书“古元真龙皇帝”[42]，欢庆胜利。他们以大无畏的气概，放火烧毁了皇陵享殿和龙兴寺，连皇帝的祖坟也敢于动手挖掘。[43]关押在高墙里面的“罪宗”（宗室囚犯）也被释放。三天以后，听说南京等方面的官军快要到了，起义军才从容离去。
起义军攻克凤阳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对于朱明王朝来说，中都告陷，祖坟被挖，在精神上是个极大的打击。当时一个地方官僚就哀叹道：“万世根本之地，一旦竟为骷髅之场，良可痛也，良可恨也。”[44]消息传到北京，兵部尚书张凤翼“惊怖欲仆”[45]，崇祯皇帝更是垂头丧气，为之素服避殿，哭告太庙，下罪己诏，足见震动之大。除此之外，它表明起义农民在政治上逐渐成熟，他们焚毁皇陵，打出古元真龙皇帝的旗帜，意味着公开宣布同朱明王朝彻底决裂，斗争矛头直接指向明王朝的最高统治者。
凤阳被起义军攻克之后，朱由检气急败坏，严令追查责任。结果凤阳巡抚杨一鹏被处死刑，巡按凤阳御史吴振缨遣戍，守陵太监杨泽畏罪自杀。对起义农民，朱由检更以百倍的疯狂加紧镇压。他一面“谕中外刷国耻，尽心杀贼”[46]；一面调洪承畴所统陕西兵出关，同中原各省官军夹剿。经过一番紧张的调兵遣将，明政府终于拼凑了边、腹官兵七万有奇，发京、省、帑金一百多万两充作军饷，并且立下限期，规定六个月内把农民起义全部荡平。
鉴于陕西官军出潼关进入中原，起义军“遂由潼关、内（乡）、淅（川）诸路尽数归秦”[47]。这时，陕西的情况是“残破已极，灾荒异常”，农民们求生无望。大队起义军入秦后，饥民“从贼者如归市”，参加起义的总人数很快就达到二百万人以上。[48]
四月间，洪承畴所领官军刚到河南汝州，就得到了起义军大举入秦的消息。他只好同部将贺人龙、刘成功又拉起队伍赶回陕西，同时檄调总兵曹文诏由湖广移驻陕西商洛、兴安地区，扼守起义军出入河南、湖广的通道。就当时的形势而言，起义军主力集中于陕西，洪承畴部官军的力量是比较单薄的。然而，洪承畴迫于“六月灭贼”的严旨，只有硬着头皮命令所部将领狠命追剿。六月，李自成部围攻甘肃宁州（今宁县），明副总兵艾万年、刘成功、柳国镇、游击王锡命奉命引兵三千往援，双方交战于宁州襄乐镇。官军支持不住，被迫撤退，行至巴家寨时起义军伏兵四起，把官军包围得严严实实。艾万年、柳国镇均被击毙，部卒被歼灭一千多人。刘成功、王锡命身负重伤，领着残兵败卒突围逃走。[49]
艾万年、柳国镇兵败身死的消息传到曹文诏耳朵里，这个农民军的死敌瞋目大骂，拔刀砍地，向洪承畴请求让他出马同起义军决一死战。“承畴喜曰：非将军不足办此。顾吾兵已分，无可策应者。将军行，吾将由泾阳趋淳化，以为将军后劲。”[50]曹文诏骄横地带着三千部卒向甘肃进发，在真宁（今正宁）县境的湫头镇同起义军相遇。起义军看准了这个军阀轻敌寡谋的特点，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伏数万骑，四起合围，飞矢猬集”[51]。曹文诏陷入重围，自知无法脱身，拔刀自刎而死。洪承畴得到报告以后，仰天恸哭，追悔不已。在明末官军中，曹文诏历来以“敢斗”著名，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史载：“诸将在阵，于胁从者纵令逃去，文诏必尽杀，无一存者。（其侄）变蛟亦然。”[52]崇祯七年正月兵部题本中说：“曹变蛟一旅大为民害。数日前臣部差官收得沿途谣帖数纸云‘宁被流贼抢，不教曹兵挡。流贼抢有限，曹兵害无穷。流贼抢民财，曹兵杀民命’等语。”[53]由于曹文诏疯狂地仇视人民，地主豪绅们才把他看作自己的一张护身符，编造了“军中有一曹，流贼闻之心胆摇”的口号给他打气。他被李自成等部所围歼，大灭了反动统治者的威风，“关外豫楚诸官军闻之，皆为夺气”[54]。
李自成等部起义军在陕西连续取得重大胜利，给明总督洪承畴所部官军以沉重的打击。可是，当时陕西由于天灾人祸，到处一片萧条。起义军的人数大幅度增加，寻找口粮自然很不容易。所以，从这年秋天起，除了李自成等部为数不多的几支义军仍留陕西外，闯王高迎祥、老回回马守应、八大王张献忠、一字王、撞天王等部几十万人又东出潼关，进入河南。史籍记载：义军“大队东行，尘埃涨天，阔四十里，络绎百里，老弱居中，精骑在外”。明总兵左良玉、祖宽两军相隔七十里，“遥望山头，不敢邀击”[55]。
在农民军力量迅速增长的形势下，明廷眼看总督五省军务的洪承畴连陕西一隅之地也穷于应付，现在起义军又大举出关，更不是洪承畴力所能及。因此，朱由检在崇祯八年八月，决定任命湖广巡抚卢象升总理南直隶、河南、山东、四川、湖广等处军务，带领总兵祖宽、祖大乐、副将李重镇所统关辽兵和当地驻军夹剿，赐尚方剑便宜行事，且明确地划分了职权范围：“洪承畴督剿西北，卢象升督剿东南。”[56]明廷增设负责中原地区追剿事宜的五省军务总理一职，反映了起义农民力量的增长，使统治者不得不动员全国的力量来对付农民起义。
从崇祯八年底到九年上半年，起义军同官军作战的主要情况是：以闯王高迎祥为主力的各支义军转战于河南、南直隶、湖广，对手是卢象升统率的官军。在陕西和三边地区则是李自成和过天星等数部，转战于汉中、西安、延安一带，同洪承畴所统陕西官军周旋。
卢象升曾经谈到此期间他同高迎祥等部作战的情形：
两月来奔驰于汝、宛、河、雒之间，万分忙苦。贼多而且横，前后俘斩虽有数千，尚非荡平胜着。必于（九年）正、二、三月内先剿尽闯王一股，余贼方可次第歼散。闯王之贼大约有七万余，妇女可一二万，丁壮可一二万，精骑可三四万。此贼不让安、史，庙堂或未之深知耳。顷自秦中洪亨老（指洪亨九，即洪承畴）与之大战三次。近入豫地，某与之大战两次。计禽斩死伤逃散可二万计，现今尚有五万，依然劲敌也。又他贼五六股，见剿兵渐集，皆与闯贼合群，是以势益多。今合奔东南一带，楚、黄、凤、泗、淮、扬，俱大可虑。某故星驰而南……[57]
九年正月，闯王高迎祥、八大王张献忠等部东下南直隶，围攻滁州，对明留都南京造成重大威胁，卢象升匆忙领兵来救。起义军转攻凤阳，不克，乃经怀远、蒙城、亳县入河南归德府（今河南商丘市）。二月间，高迎祥等部由密县、登封西进至嵩县，大败官军，明总兵汤九州被击毙。以后不久，高迎祥等部又回到陕西。
当高迎祥等部东出河南、南直隶的时候，李自成、蝎子块、过天星、满天星、混天星等部继续在陕西坚持斗争。是时，“闯将有三四万人，过天星、满天星、混天星皆有三万人”[58]。八年十一月，李自成和满天星、六队、争功王四支共十三营，合计精骑数万，由西安地区经同官、宜君、宜川，绕到韩城，拟待黄河冰冻后转入山西。由于这年冬季气温较高，河水没有封冻；明山西巡抚吴甡又加强了防河兵力，入晋的计划未能实现。李自成等部在韩城县境驻扎了四十多天，直到九年正月十二日才起营前往郃阳、澄城。[59]二月，洪承畴纠集官军二万拼命追击，李自成和混天星从澄城经韩城、郃阳、宜川、洛川、鄜州（今富县）、延安、环县、庆阳、固原一线而走，过天星、满天星部则由真宁、合水东入陕西高陵、三原地区。洪承畴担心省城西安有失，被迫分兵追剿。他自带一军返回陕西镇压过天星、满天星二部，让部下将领继续西追李自成和混天星。洪承畴所领官军在中部县（今陕西黄陵县）追上过天星和满天星。由于官军势大，过、满二部避而不战，向西开拔同李自成、混天星会合，打算进攻兰州。洪承畴檄调左光先和甘肃总兵柳绍宗合击起义军于干盐池（今属宁夏海原县）。义军大败，过天星（张天琳）请求投降。明陕西巡抚甘学阔安插其部数万人于延安，不久又扬去。[60]
正当双方相持之际，二月初十日，宁夏官军士卒由于长期缺饷，发生兵变，巡抚王楫被杀。洪承畴感到一省长吏被杀，事态严重，亲自赶到宁夏固原去处理。李自成、满天星等部“势复振”[61]，趁机进攻陕北榆林、绥德一带。五月，李自成、张天琳等部与官军作战于安定。官军大败，总兵俞冲霄被活捉处死，副总兵李成也被击毙，士卒被歼灭三千人。起义军乘胜进攻米脂，不慎中了明将贺人龙的埋伏计，损失很大。又碰上大雨，无定河泛滥，不少起义军战士被洪水淹死，李自成、刘宗敏、张能等只剩下数百骑脱出险境。这时，李自成的部将高一功带了一万多人从固原来，会师之后声势复振。李自成遂联合在陕北的其他各支义军连续攻克延川、绥德、米脂。米脂是李自成的家乡，这次返里对当地群众是个有力的号召，“其亲故从乱如归”[62]。
明廷任命卢象升为五省军务总理时，曾指望通过东西夹剿迅速平定农民起义，为此立下了六个月内“完局”的限令。到崇祯九年春，限期快过完了，农民起义虽然遭到一些挫折，但总的形势是双方互有胜负。官军疲于奔命而农民起义仍然方兴未艾。朱由检不禁焦急起来，先后发布了加紧剿杀和招抚“胁从”的诏令，企图双管齐下，一举扑灭农民起义。三月，他“谕兵部：勒总理卢象升及河南、陕西、郧阳各巡抚克期剿寇军令状”[63]，对任事诸臣施加压力，暗示如果不能按期平“寇”，将难逃朝廷大法。五月，他又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发布了所谓“大赦山陕胁从群盗”的诏书，其中说：
朕仰承天道，俯御万方，念此军民，谁非赤子？止因官贪吏狡，年岁凶荒，以致饥寒所迫，甘作非为。一二无知，渐至胁从遂众。数年来无辜被僇，不知其几矣。朕痛心恻念，寝食靡宁。……为此再颁赦书，遣官驰谕，所在抚按大书榜示，从俗开导。如有悔罪投诚，弃邪归正，即称救回难民，逐一查明籍贯，在本地者编入保甲，在各省者分遣护归，旧业清还，多方抚恤，使安井里之乐，永消反侧之心。……如有执迷不悟，怙终罔悛，彼既自外生成，岂得复容覆载？督、抚饬厉将士，合力夹剿，务尽绝根株，无滋余孽。呜呼，抚顺剿逆，朝廷法实无私；出死入生，若辈不可失算。诏布遐迩，咸使闻知。[64]
这一诏书虽然说了不少动听的话，但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奉命赍诏前往招抚的兵部职方司员外郎包凤起，在奏疏中就提出需要解决安插之地，需要赈贷“牛种诸费”，还要有“专心料理之人”，才可以做到“可居可耕，新附乐业”[65]。朝廷既然除了一纸诏书之外什么也不给，所谓解散“胁从”也就成了一句空话。下面我们将看到，朱由检颁布的这道大赦诏书，除了对少数动摇分子有一定的引诱作用以外，并没有能够阻止农民起义的继续发展。
高迎祥在明末农民战争的前期，是一位声名卓著的领袖人物。他领导的那支起义军长期转战于陕西、宁夏、甘肃、山西、河南、南直隶等地，许多力量较小的起义军都曾同他联合作战，有力地打乱了明王朝的统治秩序。由于他领导的起义军实力最强，故被朝廷视之若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明兵科都给事中常自裕曾向朝廷献策道：“贼渠九十人，闯王为最强，其下多降丁、甲仗精整，步伍不乱，非他鼠窃比。宜合天下之力，悬重购必得其首。第获闯，余贼不足平。”[66]崇祯八年，卢象升在疏中也特别指出：“闯王又第一称强，谁能当者？豫楚必将鼎沸矣。”[67]于是，一场以围歼高迎祥部为主要目标的反革命军事行动开始了。九年五月，卢象升部官军齐集于豫西洛阳一带，堵住农民军由陕西折回中原的路，陕西巡抚孙传庭和三边总督洪承畴部官军，则充当围剿高迎祥部的主力。
高迎祥由于在江淮地区作战不利，于九年二月率部西返河南，一度屯聚在登封、鲁山、南召山中。不久，会合闯塌天、蝎子块部转入陕西兴安、汉中地区。[68]七月十五日，高迎祥领着部队从盩厔县（今陕西周至县）黑水峪[69]出屯仙游寺。孙传庭和洪承畴所部官军也跟踪而来，分别在十六日和十七日进抵周至，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义军初战告捷，击败参将李遇春部官军。洪承畴见形势不妙，就施出招降的一手，对义军进行分化。义军中的不稳定分子千公鸡张二、一斗谷黄龙等竟私下向官军贺人龙接洽投降。在马召原的战斗中，他们利用雨后大雾，高迎祥下马张弓射敌之机，偷着把高迎祥的坐骑和部卒向南拉走。等到高迎祥发现这一阴谋时已经来不及了，只好脱下甲胄隐蔽在草丛里，不幸被官军俘虏。[70]
高迎祥被擒的消息使明廷大为振奋，朱由检得意至极，令把高迎祥押解来京献俘，要陕西当局“择的当员役，沿途拨兵严防，毋致疏虞”[71]。这位为明末农民革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的英雄人物最终在北京被害。[72]
高迎祥的被俘牺牲，对于当时在陕西作战的义军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有的首领人物竟因此而对斗争前途悲观失望，走上了乞抚投降的歧路。这年九月初，义军的两位著名首领张妙手（张文耀）、蝎子块（拓养坤）由徽州和秦州（今甘肃徽县和天水市）到凤翔，向明陕西当局乞求招安。陕西巡抚孙传庭“亲诣面谕，两渠搏颡感泣”[73]。张妙手当场就率部投降，蝎子块在次年三月也“遣散伙党，亲率头目十二人至会城乞降”。后来，蝎子块因代他求抚的明总兵张全昌被朝廷逮捕问罪，心怀疑惧，在崇祯十年十月于陕西华阴地方拉起队伍向西进发，被孙传庭布置的降丁武大定杀死。[74]
李自成等部在崇祯九年占领米脂、绥德一带后，曾打算渡黄河再入山西。由于山西巡抚吴甡加强了黄河渡口的防御，只好变计西行，主要活动在宁夏、甘肃地区。陕西巡抚孙传庭的奏疏里谈到李自成、过天星（张天琳）等部的活动情况时说：崇祯十年，“闯、过等贼与大兵相持于阶、成山中者七八月，气焰风声，益非昔比”。[75]这年九月，李自成、过天星、混天星等十几支起义军从秦州地区出发，取道徽州、略阳，向汉中进军。其“声势甚猛”，队伍“宽约四十余里”，“两日尚未走尽”[76]。明政府急调总兵曹变蛟赶赴汉中，于夜间进入府城南郑县。九月二十六日，义军不知官军增援部队已经赶到，以为汉中府守御单薄，贸然开始攻城。曹变蛟狡猾地不动声色，等到义军冲到城壕附近时，突然“雷鼓喧天，旌旗山立，矢石如雨而下”[77]。起义军措手不及，败下阵来，攻取汉中的计划没有实现。
汉中失利以后，李自成、过天星等义军首领决定率部南下四川。这年十月，先破陕西通往四川的咽喉宁羌（今陕西宁强县），接着攻克四川七盘关和朝天关，占领广元县。起义军进川后如入无人之境，连克昭化、金堂、剑州、什邡、彭县、郫县、新都、西充、遂宁、梓潼、绵州、新繁、温江、江油、彰明、罗江、德阳、汉州等州县，明地方“官吏望风而逃”[78]。明四川总兵侯良柱中了起义军的埋伏计，被击毙于梓潼县境的百顷坝。短短的一个月内，李自成等部攻克四川州县达三十八座。[79]十一月初二日，义军三路大军会合于省城，“扬兵成都郊外”[80]。明四川巡抚王维章、巡按陈廷谟吓得面无人色，拼命求救。朱由检接到报告后，深恨四川文武官员无能，下令把王维章、侯良柱革职，陈廷谟“降三级戴罪杀贼”[81]；任命傅宗龙接替四川巡抚，催促洪承畴火速统兵入川协剿。洪承畴得令后带领固原总兵左光先、临洮总兵曹变蛟以及副将马科、贺人龙、赵光远等部官兵一万名进川，又檄调延绥总兵王洪、宁夏总兵祖大弼部屯驻汉中、略阳、徽州、秦州一带，准备在起义军出川时加以堵击。明政府四川当局也“调到各处川兵数有六七万之多”[82]，主要摆在成都到阆中一线，防止义军向川东和川南发展。当时，义军攻占的地区基本上在嘉陵江以西[83]，洪承畴带领从陕入川的官军在嘉陵江以东。李自成、张天琳等见官军云集四川，东面和南面都有重兵扼守，川西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区，不易发展，就在崇祯十一年正月中旬，分路突破官军阻拦[84]，出川北上。李自成和中斗星等部经文县、西和、礼县，西攻河州、临洮；争世王（六队首领之一）、过天星、混天星等部取道阳平关、略阳，北经平凉、固原，直抵庆阳，不久又折回陕西[85]。洪承畴带着陕西官军在四川扑了空，急忙赶回陕西。此后，洪承畴所统官军，西追李自成等部于甘肃；巡抚孙传庭则在澄城、延安、合水、三水一带，追剿过天星、混天星以及六队的争世王、大天王等部义军。
[1]“玄默”在一些史籍中写作“元默”，是由于避康熙皇帝的讳而改。
[2]《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九九页。
[3]吕维祺：《明德先生文集》卷五；另见《河南通志》卷七六，《艺文》五；《豫变纪略》所载有删改。原任河南巡抚范景文在《备陈中州地方情形疏》中说：“向来中州号称无事，自臣入境而后知非无事也。河之北苦旱，千里赤地，河之南苦水，一望白波，饥民已不聊生矣。而两河间皆苦盗，绿林啸聚，日不绝闻。民穷而盗易起，盗起而饥民附之，将祸至之无日也。”见《范文忠公全集》卷二，《奏疏》。
[4]乾隆十三年《商南县志》卷十一，《纪事》；乾隆十一年《雒南县志》卷十，《要事》引旧志。
[5]《绥寇纪略》卷二。
[6]同2。
[7]同3。崇祯七年三月，明廷提升原大名兵备道卢象升为郧阳抚治，接替了蒋允仪，见《明大司马卢公奏议》卷一，《到任谢恩疏》。
[8]《平寇志》卷一。
[9]《绥寇纪略》卷二说：“贼之入蜀者未逾月而返楚又二三万。”
[10]傅永淳（当时任陕西巡按）：《劾总督陈奇瑜疏》，引自康熙二十四年《灵寿县志》卷十，《艺文》下。
[11]同1。
[12]明兵部尚书张凤翼在崇祯八年二月的一件题本中说“去岁陈奇瑜曾抚过男妇四万有奇，一激则铤而是（走）险”，见《枢政录·策寇》卷十。陈克家补纂《明纪》卷五三和夏燮《明通鉴》卷八四，载当时陕西巡抚练国事的奏疏说：“汉南贼尽入栈道，奇瑜檄止兵。臣未知所抚实数。及见奇瑜疏：‘八大王部万三千余人，蝎子块部万五百余人，张妙手部九千一百余人，八大王又一部八千三百余人。’臣不觉仰天长叹！夫一月抚强寇四万余，尽从栈道入内地，食饮何自出？安得无剽掠？且官军防护，一大帅止将三千人，而一贼魁反拥万余众，安能受纪律耶！贼皆借口归籍，然延安州县骤增四万余人，安集何所？合诸征剿兵不满二万，而降贼逾四万：岂内地兵力所能支？”按，文秉《烈皇小识》卷四，说受抚的起义军总数为三万四千余名。《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七，作“上籍军门者一万七千人”。
[13]傅永淳：《劾总督陈奇瑜疏》。
[14]文秉：《烈皇小识》卷四。
[15]《绥寇纪略》卷二。
[16]《杨文弱先生集》卷二六。
[17]《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七。
[18]值得注意的是，各种史籍都讲到义军是经栈道出险的。当时宝鸡生员韩珽上言，驳斥陈奇瑜关于“激变”的说法就指出，义军“一出栈道即破凤县，杀唐三镇乡官辛思齐家一百八十口。八百里连云栈横尸撑柱，四十村落尽为灰烬，此在宝鸡之南，岂亦激变所致乎？”（《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七）这里虽多诬蔑夸张之词，但以当地人谈事件发生的位置，大抵是不会错的。所谓八百里连云栈道是指北起宝鸡益门镇，南抵褒城的古道。崇祯十二年八月，杨嗣昌奏疏中说：“至于通栈之法，臣部时切访求。有新推汉羌中军朱国玺深知其事，谓连云栈从褒城至益门镇，八百里中惟弹丸一凤县耳。”见《杨文弱先生集》卷三四，《复瑞王营兵鼓噪疏》。清初陕西总督孟乔芳，在顺治四年的一件题本中也说：“至于栈道为通汉入蜀必由之路，南控褒城，北连宝鸡，计程七百余里，皆深山茂林，杳无人烟，中惟凤县城堡，仅有居民二百余人。”（《孟忠毅公奏议》）这些材料都说明某些史籍把起义军被困地点搬到兴安是违反事实的。再从起义军出险以后的情况来看，诸书都记载李自成等部立即占领凤县，沿凤翔、麟游、乾州一线进军，也表明起义军被围困的地点在汉中。如果是在距离较远的安康，就不可能立即占领凤县。
[19]《绥寇纪略》卷八，载韩王之言：“九月初五日攻平凉，不下，转攻四境，平凉属城十破其五。”
[20]《平寇志》卷一。
[21]同1。
[22]乾隆三十一年《嵩县志》卷六，《星野·附祥异》所引康熙三十一年卢志逊所修旧志。
[23]《平寇志》卷二。
[24]同4。
[25]和吴伟业同时的彭孙贻、谈迁、郑廉在所撰《平寇志》《国榷》《豫变纪略》等书里，都没有提到荥阳大会。戴笠、吴殳在《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八中，还针对《绥寇纪略》的记载批驳道：“流贼如野烧，随处可发，是以难讨。若有期会谋划，非流贼矣。吴纪载七十二营头目会议荥阳者（原书作‘会议者荥阳’）讹也。且自成不出关，而谓解回、献之争，不亦诬乎？故不取。”
[26]金光宸：《金双岩中丞集》。
[27]康熙十七年《荥阳县志》卷八，《艺文》内收有本县举人张凤毛在崇祯八年十一月写的《颜公生祠碑记》，文中说：“是岁首月，流寇披猖，阙剪我庐舍，虔刘我百姓……”同书卷一《地理志·兵燹》记：“崇祯八年正月初六日，流寇破城。”附带说一下，康熙《荥阳县志》里并没有记载起义军在本县召开大会之事，直到乾隆年间重修县志才引用《官修明史》的记载补入，说明本地人并不知道这次大会。郑廉《豫变纪略》卷一，记起义军攻克荥阳的日期为正月初七。河南巡抚玄默在《剿贼图记》里说：“崇祯八年正月元旦，（左）良玉又有滕家店之捷。然贼愈杀愈多，我兵日分日少，不数日而贼复猖狂荥（阳）、汜（水）二县，城池尽失。”（《鲁灵两捷图第二十二》说明文字）这些材料都证明起义军到达荥阳在八年正月上旬。
[28]这里所列时日和引文都是根据张凤翼的《枢政录》。
[29]康熙元年《汝宁府志》卷十，《武备·军功》。
[30]康熙《上蔡县志》卷十二，《编年志》。
[31]康熙《庐州府志》卷九，《祥异》。
[32]参看梅之焕《梅中丞遗稿》卷二，《寄刘同人》。
[33]康熙五十六年《罗田县志》卷一，《祥异》。
[34]原名於皇寺，元末毁于兵燹，洪武年间另行择地重建，改名大龙兴寺。
[35]《明史》卷三，《太祖本纪》三。
[36]天启元年《凤书》卷七，柯仲炯：《中都五美帖·上太守李公》。
[37]钱士升：《赐余堂集》卷一，《祭告礼成回奏用因陈目击民瘼疏》。
[38]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三六，《本计》条引崇祯八年御史邓启隆《民害未除疏》；又见孙承泽《山书》卷九。
[39]《绥寇纪略》卷九说：“凤阳之陷也，张献忠与自成皆在焉。献忠得陵监所教响手小奄十二人，每饮酒，令之奏乐。自成求之，勿与，固以请，献忠毁乐器，而后以其人归，自成杀之。两人由此相失。”《平寇志》和《国榷》都说攻取凤阳的是扫地王、太平王二部。在没有查证清楚以前，暂按二书的说法。
[40]兵科给事中林正亨《查凤阳失事疏》中报告，“班军杀死二千二百八十四名，高墙军一百九十六名，精兵七百五十五名，操军八百余名”，见《绥寇纪略》卷三。
[41]《平寇志》卷二。
[42]关于攻克凤阳之后，起义农民的旗帜上出现“古元真龙皇帝”的字样，是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拙稿《古元真龙皇帝试释》（载《历史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五期），也只是一种推测。吴世济《太和县御寇始末》中，记载崇祯八年正月义军进攻太和县时，曾“胁令”一个当地生员“写闯天王兴武元年告示”。又崇祯八年二月十二日，兵部尚书张凤翼就凤阳巡抚杨一鹏塘报事题本中说：“看得流寇僭号称元，罪恶上通于天……”（《枢政录》卷九）可以肯定起义军当时确实有改号称元之举，详情还需考证。
[43]杨士聪：《玉堂荟记》，卷上说：“宝顶被穿一穴，不知深浅，地方官多讳言之。”《国榷》卷九四也说，“闻幽宫之骨不能保，诸臣忌讳，无一以闻。以后以獾穴为解，又因而窖之。”
[44]吴世济：《太和县御寇始末》。
[45]张凤翼：《枢政录》策寇卷九。
[46]《绥寇纪略》卷三。
[47]卢象升：《与蒋泽垒先生》，见《卢忠肃公集》卷十一。
[48]同2。
[49]《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八，记艾万年被起义军击毙，柳镇国（当作柳国镇）、刘成功、王锡命“俱重伤”。按，诸书均云柳国镇与艾万年同死，故不取戴笠、吴殳之说。
[50]《绥寇纪略》卷三。
[51]《绥寇纪略》卷三。按，曹文诏败死的地点，史籍记载有分歧。《平寇志》卷二和张岱《石匮书后集》卷十八《曹文诏贺人龙列传》，记作婆罗寨。乾隆二十八年《正宁县志》卷四，《地理志·古迹》项下载：“曹总兵战场：凤洲续纲载在婆锣寨，距县四十里；吴伟业《绥寇纪略·真宁恨》编载在湫头镇，亦距县四十里。”说明到康熙年间，当地人士也弄不清昔年战场究竟在哪里。
[52]《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六。
[53]《枢政录》卷八。张岱记曹文诏有一次领兵路过平凉，正碰上起义农民和家属数万人屯驻在附近山谷中，文诏“呼麾下士直冲而上，但闻妇女儿稚号泣，声震山谷”。见《石匮书后集》卷十八。
[54]《绥寇纪略》卷三。
[55]《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五。又，卢象升《剿荡愆期听候处分并陈贼势兵情疏》载，闯王高迎祥于八年“十二月内自秦中突汝、雒，自汝、雒奔江淮，其众不下四五万人，又有曹操、摇天动、满天飞、南营八大王等附之，为数几于十万”。见《明大司马卢公奏议》卷四。
[56]《明大司马卢公奏议》卷三，《辞总理五省军务疏》。
[57]卢象升：《卢忠肃公集》卷十一，《与少司成吴葵庵书八首》。
[58]《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九。
[59]左懋第：《申贼掠韩城防御文》，见《梦石山房文钞》卷二。
[60]此段主要依据《绥寇纪略》卷四所载洪承畴崇祯九年六月十一日疏。《国榷》卷九五记：“甘肃总兵柳绍宗败贼惠登相于西宁。”西宁距义军当时活动的地区比较远，疑有误。《平寇志》卷二，记“柳绍宗破过天星于宁州”。按，明末农民战争中，有两位起义首领绰号都叫“过天星”，其真名一为张天琳，一为惠登相。根据孙传庭的奏疏可以判定，崇祯九年前后，经常同李自成联营作战的过天星是张天琳。
[61]《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九。
[62]《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九。《明史》卷三○九《李自成传》，记崇祯九年自成“复西掠米脂，呼知县边大绶曰：‘此吾故乡也，勿虐我父老。’遗之金，令修文庙”。据陈傎所作《边大绶传》，大绶于“崇祯十三年以保举除米脂令”。顺治元年七月边大绶《为孤臣为国蒙难感荷再生矢心图报事》启本中说：“臣本任丘书生，荷先朝特典，于崇祯十三年除绶米脂。”（见《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可证崇祯九年时边大绶尚未任米脂知县，《明史》所记未必实有其事。
[63]《国榷》卷九五。
[64]据《平寇志》卷二与《国榷》卷九五校补。
[65]《国榷》卷九五。
[66]《绥寇纪略》卷五。
[67]《卢忠肃公集》卷四。
[68]《明大司马卢公奏议》卷四。
[69]康熙、乾隆《盩厔县志》都写作黑水谷，又称芒谷。孙传庭《孙忠靖公集》卷上《鉴劳录》，写作黑水峪，其他史料亦同。
[70]关于高迎祥被俘的日期，乾隆和民国《盩厔县志》都说是七月二十一日。孙传庭《鉴劳录》的记载是：“大寇闯王高迎祥由盩厔黑水峪出犯。臣亲提孤标扼峪奋剿，四日三捷，生擒闯王等，余众歼散殆尽。二十日，臣会同总督洪承畴塘报兵部。”据此，高迎祥被俘不应迟于二十日。
[71]《孙忠靖公集》卷六，《鉴劳录》。
[72]史籍中关于高迎祥的牺牲，还有另一种说法，如许德士《荆溪卢司马殉忠实录》；康熙二十九年《信阳州志》卷五《王星璧传》；同治五年《郧县志》卷十《艺文》所收储欣《明卢忠烈公传》，都说高迎祥是在同卢象升的部将祖宽交锋时被杀，卢象升考虑到洪承畴当时处境困难，劝说祖宽把这件“功劳”让给洪承畴。这种说法不大可靠，因为孙传庭《鉴劳录》内，明载献俘奏疏，文尾还有朱由检的朱批“圣旨”，显然不是在对阵时被杀害的。
[73]《孙忠靖公集》卷六，《鉴劳录》。
[74]同1。
[75]孙传庭：《孙忠靖公文集》卷上，《恭报官民两战获捷疏》。
[76]同3。
[77]《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起义军进攻汉中府的日期，根据洪承畴的奏疏，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二一二页。
[78]李馥荣：《滟滪囊》卷一。
[79]崇祯十一年七月试监察御史宗敦一的题本中说：“昨岁剑、绵蹂躏，直逼会城，所过州邑，有同拉朽。”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第五四页。
[80]李馥荣：《滟滪囊》卷一。崇祯十一年二月孙传庭的题本中说：“大贼入川，于去年十一月初二日围省城。”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第十七页。
[81]《平寇志》卷三。按，这时朱由检还不知道侯良柱已经被农民军击毙。又，该书把侯良柱误写为侯良极。
[82]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奏本，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二一二页。
[83]史料中多称为白水江，其实指的是嘉陵江。白水江只是嘉陵江的一支流。
[84]康熙四十一年《文县志》记：“崇祯十一年正月二十日，流寇数十万从川入文，经城过者七日七夜不绝。”
[85]崇祯十一年二月孙传庭题本中说：“……乃入蜀之寇，忽又尽报还秦，老营已扎西、礼，塘马已至秦州矣！查各贼自至蜀中三阅月，皆盘旋于川西一带，在白水江西，故所失城池亦俱系江西地方。川西西阻羌番，东南俱阻大江，川兵亦尽聚于东南，故贼不能东出夔门，南走叙、泸。设使我兵即从川西进发。川兵扼堵于前，秦兵驰击于后，贼逃死无路，势成釜鱼。不谓兵从川北南下，贼遂从川西乘罅而北矣。”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第十八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