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农民起义的火焰刚刚点燃的时候，明朝在陕西的地方官员，唯恐这把火烧到自己身上，担心朝廷追查责任，会受到严厉制裁。同时又幻想来年夏收之后，为饥寒所迫的起义农民将会自动解散回乡。于是，他们采取鸵鸟政策，禁止各府县报告“变乱”的消息。崇祯初年任陕西巡抚的胡廷宴，每逢州县以“盗贼”事上报，就不问情由地把来人打一顿板子，说道：“此饥氓也，掠至明春后自定耳。”[1]然而，纸是包不住火的，农民起义的声势一天比一天高涨，地方官再也无法掩盖了，只好硬着头皮向朝廷报告。兵部奉旨查核时，地方官又互相推诿。陕西巡抚胡廷宴说是延绥巡抚岳和声管辖的边兵作乱，岳和声又说是陕西内地的饥民为“盗”。陕西巡按御史吴焕在疏中则各打五十大板，说：“盗发于白水之七月，则边贼少而土贼多。今年报盗皆骑锐，动至七八千人。则两抚之推诿隐讳，实酿之也。”[2]不久，岳和声病死，胡廷宴罢斥；改以刘广生巡抚陕西，张梦鲸巡抚延绥。这时陕北的农民起义已经初具规模了。
在如何处置业已揭竿而起的农民问题上，明朝廷和地方官员总的来说，都主张剿抚并用，但究竟以剿为主还是以抚为主，就常常出现意见分歧。崇祯二年二月，明陕西三边总督武之望病死，朱由检任命左副都御史杨鹤接替。杨鹤抵任以后，看到陕西各地的灾荒十分严重，无衣无食的饥民千百成群地加入起义队伍中去，使他所部署的军事追剿收效甚微，官军疲于奔命，起义农民却有增无减。他感到光靠军事手段解决不了面对的社会问题。另外，崇祯二年底奉诏抽调大批精锐开赴京畿勤王，又使他深感兵力不足，穷于应付。在这种捉襟见肘的情况下，杨鹤提出了招抚为主、追剿为辅的方针。崇祯四年正月，他在奏疏中指出，“盗贼”之起，“总因饥荒至极，民不聊生”。采用剿的办法需要调集大军，“行粮犒赏，所费不赀”，结果仍然是“诛不胜诛”，“屡剿而屡不定”。采取招抚的办法要想真正取得效果，也需要由政府拨款帮助农民渡过难关。他说：“盖解而散，散而复聚，犹弗散也。必实实赈济，使之糊口有资，而后谓之真解散。解散之后尚须安插，必实实给予牛种，使之归农复业，而后谓之真安插。如是则贼有生之乐，无死之心，自必帖然就抚。抚局既定，剿局亦终。臣所谓欲行剿抚之实著，必有剿抚之实费者此也。”他还指出，如果只是“空言”招抚，不解决农民的生活问题，那就是“徒以抚愚贼，是即以贼自愚，此不终日之计也”。最后，杨鹤认为剿和抚都要花费大笔金钱，效果却不一样：“况费之于剿，金银一去不还，且斩首太多，上干和气。费之于抚，金钱去而民在，活一人即得一人性命，盗息民安，利莫大焉。”[3]
杨鹤把农民起义看作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他从比较长远的观点为明王朝最高统治者出谋划策，主张把钱花到招抚赈济上面，帮助农民复业。这样做不仅可以弭患消萌，而且农民安插既定之后，政府还可以继续征收赋税，所以说“利莫大焉”。如果一味主剿，把钱用于军费，不仅无法恢复社会生产，花掉的钱不能通过赋税形式收回来，而且他自己的经验也证明，不解决农民的生活问题，参加起义的人势必越来越多，剿局既不易结，后患也更加严重。这就是杨鹤建议以抚为主的主要原因。
杨鹤的主张得到相当一部分廷臣和地方官员的支持，崇祯皇帝也一度认可。崇祯四年正月的一次廷对当中，朱由检就明确指示陕西参政刘嘉遇说：“寇亦我赤子，宜抚之。”刘嘉遇连忙答应道：“今正用抚。”[4]同月，朱由检在内外臣工的再三呼吁下，勉强拿出帑金十万两，派御史吴甡赍往陕西放赈[5]，“招抚流盗”。为此发布诏书说：
陕西屡报饥荒，小民失业，甚至迫而从贼，自罹锋刃。谁非赤子，颠连若斯，谊切痌瘝，可胜悯恻。今特发十万金，命御史前去，酌被灾之处，次第赈给。仍晓谕愚民，即已被胁从，误入贼党，若肯归正，即为良民，嘉与维新，一体收恤。[6]
杨鹤的主张既经朝廷批准，就有恃无恐地在陕西大力推行。当时东路起义军王嘉胤、罗汝才、张献忠、马守应、李自成、蝎子块等部，都已经渡河进入山西。留在陕西的主要是西路各支起义军，其中神一魁所部力量最大。崇祯四年二月二十四日，神一魁统众六七万人包围庆阳府城，并且分遣部队攻克合水县城，活捉知县蒋应昌，一时声威大震。杨鹤当时手头没有多少兵马，只好委派宁州知州周日强等人前往招安。神一魁同意后，在三月初九日派孙继业、茹成名等大小头目六十余人，率众至宁州接受招安，同时送回合水知县蒋应昌和保安县印。杨鹤为了张扬其事，命周日强在城楼上安设龙亭，导引“受抚”头目在龙亭前跪拜，山呼万岁，然后到公署拜谒杨鹤，再一道前往关帝庙起誓。经过这么一番表演，算是达成了招安的协议。十六日，神一魁亲自赴宁州投见总督。杨鹤摆出一副恩威并用的架势，先数落神一魁犯有十项“罪行”，然后宣敕赦免，授予神一魁守备官职的札付，散给降丁以饥民印票，勒令解散遣送回乡。[7]
这时，御史吴甡携带着朝廷颁发的十万两银子来到陕西，同府县官一道招抚放赈。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流离在外的饥民纷纷回籍领取救济，不少起义军的首领也率部受抚。如点灯子受抚于清涧；满天星受抚后，杨鹤从他一万两千人的队伍中，选拔骁勇留在营中，其余解散回乡；上天龙、王老虎、独行狼、郝临庵、刘六等部，也一度受抚。除了进入山西的以外，留在陕西的各部几乎都接受过明廷的招安。从吴甡依据亲身经历写出的记载中，可以窥见这种抚局的一点实际情况：
道路皆怨抚、道招安贼首，给札予官，占据要村，纵其党众，剽掠四乡，谓之打粮。予行去延郡二十里许，获报前山皆贼。予势不可退，令军弁执赈抚饥民牌单骑驰往，谕之曰：“朝廷钦命赈院来赈汝矣，各归乡里候赈，聚此无为也。”贼众诺而退。[8]
吴甡所说“道路皆怨”，当然是指家有余粮的富室。他的记载表明，在抚局羁縻下的起义农民，一方面对政府怀有希望；另一方面为了眼前不致饿死，又不得不四处打粮。主剿派人士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呼之为“官贼”，对招抚政策展开猛烈攻击。
杨鹤的抚局没有推行多久，就以失败而告终。抚局的失败表现为两点：一是进入山西的起义军声势越来越大；二是在陕西的起义军出现所谓“旋抚旋叛”的问题。
关于起义农民“旋抚旋叛”的原因，本来是非常简单的。农民们的起义是由于天灾、人祸，衣食无着，与其坐而待毙不如铤而走险。明廷虽然宣布了招抚政策，但并没有解决农民们迫在眉睫的生活问题。史料记载，吴甡赍来的赈银十万两，加上藩王以下捐助的五万两和粮食二万石，“所救不及十一”[9]，无异于杯水车薪。崇祯四年七月，李继贞的奏疏中说得很明白：“前赈臣携十万金往，度一金一人，止可活十万人，而斗米七钱，亦止可活五十日耳。皇上宜敕赈臣回奏，前十万金果足乎？不则当早沛恩膏，虽内帑不宜惜也。”[10]李继贞在这里给朱由检算了一笔账，指出朝廷发放的赈金远不足以解决农民的生活和安置问题。所以，他劝告皇帝要从大处着眼，不要顾惜内帑。这种话对于好货成癖的朱由检，是很难入耳的。饥民饥军既然无以为生，要他们放下武器就只能是一种幻想。这一点，杨鹤本人又何尝不清楚。他在崇祯四年七月的奏疏中说：“诸贼穷饿至极，无处生活，兵至则稽首归降，兵去则抢掠如故。此必然之势。”[11]他费尽心机，勉强维持着对神一魁部的抚局。可是，从山西返回的点灯子、上天猴、浑天猴等部起义军，却在五月间一举攻破金锁关（在今陕西铜川市境），杀死都司王廉。七月二十九日，又有西路起义军中的李老豺、独行狼部攻占中部县（今陕西黄陵县）。[12]真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杨鹤的抚局成了一个不堪收拾的烂摊子。
主剿派的杀降，也是招抚政策破产的原因之一。有的起义农民在受抚以后，竟被官府设计诱杀。例如，王左挂在崇祯三年受抚于清涧地区，同年八月，陕西巡按李应期、延绥巡抚洪承畴和总兵杜文焕秘密策划，事先布置官军把王左挂、苗登云等九十八人全部杀害。又如崇祯四年四月，“洪承畴命守备贺人龙劳降人酒，降人入谢，伏兵斩三百二十人”[13]。农民们从一再受骗当中逐渐清醒过来，认识到只有斗争下去才能死里求生。
朱由检原来以为只要颁发一纸赦书，略加赈济，就可以把起义农民遣散归里，依旧充当纳粮当差的“良民”。受抚者的“旋抚旋叛”，使他的如意算盘落空了。于是，他不顾自己曾经亲笔写下“杨鹤相机招安，允协朕意”的批示[14]，一变而为主剿。四年五月，他在谈到李应期等诛杀受抚首领王左挂时，公然声称：“贼势猖獗，招抚为非，杀之良是。”[15]接着便把责任一股脑儿推到陕西三边总督杨鹤身上。这年九月，朱由检下令说：
杨鹤总制全陕，何等事权。乃听流寇披猖，不行扑灭，涂炭生灵，大负委任。着革了职，锦衣卫差的当官旗，扭解来京究问。员缺推堪任的来用。练国事姑着降三级，戴罪剿贼自赎，如仍玩纵，定行重治不宥。[16]
杨鹤的被罢官，标志着明廷在策略上，由以抚为主向以剿为主的转变。在明末官僚士绅的著述中，常有杨鹤主抚遗祸天下的说法。他们认为，“流寇”初起的时候力量并不大，只要调集官军一鼓而歼之，就可以把农民起义扼杀在摇篮之中。只是由于杨鹤一意主抚，才使农民起义得以发展起来，以致不可收拾。因此，在主剿派的心目中，杨鹤成了众矢之的，被视为罪魁祸首。这种看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一、杨鹤并不是单纯主抚的，在任职期间他也曾多次组织官军对起义农民进行攻剿，只是由于精锐部队被调去京畿勤王，在力不从心的情况下，才更多地采用招抚的办法。二、在明廷这个反动营垒中，杨鹤是比较能够正视现实的。他看到单纯军事追剿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通过招抚安插的办法，使起义农民解散归农，本来是从反动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着想，并不是出于对农民的同情。然而，杨鹤的主张毕竟以他自己的被撤职、下狱、遣戍而宣告失败。失败的根本原因，不是由于农民的觉悟已经提高到不同明王朝妥协的程度，而是由于朱由检之流的鄙吝和短视。
朱由检的为人，颇有点乃祖万历皇帝朱翊钧之风。史家说他“言朘削则喜，请兵食则怒”[17]，“征榷之使，急于星火；搜括之命，密如牛毛”[18]，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在农民已经被迫拿起武器来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利的时候，他不仅没有设法减轻农民的负担，反而加紧了压榨。崇祯二年七月，户部左侍郎李成名眼见催征饷银实在难以足额，建议以九分为率，朱由检却仍坚持按十分通解。[19]三年九月，巡按御史李应期要求豁免陕西一省的欠赋，朱由检拖到这年年底，才勉强答应免去崇祯元年和二年积欠在民的税额，当年的欠税仍不准免。[20]四年二月，户部无钱发兵饷，向皇帝乞讨内帑，朱由检也一口拒绝。[21]特别是在崇祯三年十二月初一日，他又发布了全国增派辽饷的诏令：
向缘东事倥傯，履亩增赋，豁寝无日，久轸朕怀。乃迩来边患靡宁，军兴益急，户部咨奏再三，请于每亩除见加九厘外，仍再征银三厘，前后共银一分二厘。惟北直保、河六府向议免征，今量行每亩加征六厘。前项俱作辽饷，事平即行停止。朕因廷议既协，权宜允从。凡我百姓，各有同仇之志，能无好义之思？……[22]
同月，户部管理新饷的右侍郎周士朴报告说，加派和杂项两种赋税，经过多次催促，各地仍然没有解运到部。要求严诘各省巡抚和巡按御史，限部文到达三天之内，开列拖欠官员职名具奏。朱由检立即同意由“户部勒限各抚按查拖欠根因，一一指名纠参，以凭惩处；如过限不参，一体重治”[23]。为了防止官官相护，他在次年九月，特别派了一个“有心计”的太监张彝宪，总理户、工二部钱粮，设署建牙，以总督体统行事。[24]四年十二月，朱由检见考选官员中，不少人在任职期间没有征足钱粮，大发雷霆，把户部尚书毕自严关进监狱。廷臣上疏营救，他痛加训斥。“自是考选，唯论钱粮，不及抚字，士风一变。”[25]
明廷一面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企图运用招抚的手法瓦解农民起义；一面又凶残暴戾地加紧向农民追逼赋税。这种自相矛盾的政策，充分暴露了统治者的伪善嘴脸。当时奉命前往陕西赈济灾民的御史吴甡就说过：“是时州县官仍行催科，死逃徭粮，皆责见在户代纳，流离载道。”[26]
饥民们拿着受抚时发给的“免死票”回到家乡，等待他们的依旧是饥饿和官府的追呼敲朴，除了重新组织起义，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吴甡在奏疏中说：“延长长川、安定、清涧、绥德、米脂、吴堡、葭州皆其原籍，解散者一二，啸聚者千百。乡村打粮日无宁刻，士民称为官贼。人人恨招抚矣。”[27]这指的是那些士绅豪族，他们的见解同朱由检倒是一致的：农民们如果不“安分守己”地死于饥寒或官府的枷责，那就动用武力加以剿灭。总之，为了他们的享乐和安宁，农民们不应当有活路。
陕西农民起义之后不久，就开始小规模地越过黄河，进入山西。开初是倏来忽去，后来由于山西地方当局借口“防盗”，下令闭粜，禁止把粮食运进有起义农民活动的灾荒地区。这样，陕西起义农民强行渡河入晋之事就不断增加。
起义军大规模地进入山西是在崇祯三年。从这年二月开始，老回回马守应、八金刚、王子顺、上天猴等部渡过黄河，攻克了蒲州。然后分兵两路：东路沿赵城、洪洞、汾州、霍州一线；西路沿石楼、永和、吉州、隰县一线活动。[28]十月二十八日，由于饥民的内应，起义军占领了晋西北重要城镇河曲，控制了黄河渡口。[29]由于明政府改变了以抚为主的政策，调集大军由新任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指挥，加紧了对陕西农民军的追剿。在军事上受到压力的各部起义军，陆续转移到黄河以东。因此，从崇祯四年到六年，起义军活动的重心是在山西境内。除了早先入晋的几支起义军外，王嘉胤、张献忠、李自成、罗汝才等部都先后进入山西。其中实力最强的是王嘉胤部。
起义军的大举入晋，使明政府山西当局深感不安。他们一面调派兵员堵剿，一面指责陕西当局“以邻为壑”，没有将起义军就地歼灭。然而，严酷的阶级对立在山西也同样存在，来自陕西的义军不过起了一种催化作用而已。起义军所到之处，得到了山西贫苦群众的热烈欢迎，大批破产农民涌进了起义队伍；有的州县农民也自发地举行起义。崇祯四年三月，太仆寺卿郑宗周上言：
盖晋土自天启初年以来，无岁不灾，而去年尤甚。重以沿黄之派，急于星火，转运艰难。在朝廷虽算价二十二万，而民间所费实已不止百万。有司但顾考成，新旧并催，鬻子卖妻，剜心敲髓，民之皮骨已尽。今日春雨未沾（指朝廷分文不予救济），风霾日异，人心汹汹，朝不保夕。弱者转于沟壑，强者嗔目语难。斩揭四起，势所必至。[30]
另一位明朝官僚则说：“沁（阳）之南暨邑（指阳城县）东西，贼建号树帜者不一而足，或以万计，或数千。既揭竿，胁从者且十五六。至若上党（今长治）、汾水亦不啻几过。”[31]崇祯三年底，一位山西乡绅就指出：“始之寇晋者，秦人也；今寇晋者，半晋人矣。二三月间，从贼者十之一，六七月而从贼者十之三，至今冬而从贼者十之五六矣。”据此，他提出“欲除晋之盗，莫先欲抚晋之贫民”[32]。只知道从农民身上榨取钱财的明政府，根本不愿救济贫民，山西的农民起义日益扩展就是很自然的了。
崇祯四年五月，王嘉胤的队伍进展到晋东南的沁水、阳城一带。明政府虽然派了悍将曹文诏部尾随追击，却因为“贼势甚众，不能取胜”[33]。军事上既然无能为力，官军就转而采取阴谋手段。曹文诏听说部下士卒张立位的姐姐是王嘉胤的妻子，就亲自秘密找张立位谈话，布置他诈降充当内应。王嘉胤在裙带关系面前丧失警惕，竟把这个内奸当作亲信，任用为帐前指挥。六月初二日，张立位同他的姐姐和王嘉胤的部将王国忠串通一气，用酒把王嘉胤灌醉刺死。[34]随即放火为号，同曹文诏部官军里应外合，直扑起义军营垒。起义军大乱，遭到严重损失。王嘉胤手下的右丞白玉柱投降。左丞紫金梁（王自用）领着余众逃出，会合山西境内的他部义军，声势复振。
史籍记载紫金梁会合的起义军一共有三十六营，众号二十万。这三十六营的首领人物，各种文献记载详略不等，其间也有传闻失实的地方。为了使读者对在山西活动的起义军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这里举出当时山西一个乡绅的记载供参考：
紫金梁其首也，余八大王（张献忠）、扫地王、邢红狼、黑煞神、曹操（罗汝才）、乱世王、闯将（李自成）、撞塌天（当即闯塌天刘国能）、满天星、老回回（马守应）、李晋王、党家、破甲锥、八金刚、混天王、蝎子块、闯王（高迎祥）、点灯子（赵胜）、不沾泥（张存孟）、张妙手、白九儿、一阵风、七郎、大天王、九条龙、四天王、上天猴（刘九思）、丫头子、齐天王、映山红、催山虎、冲天柱、油里滑、屹烈眼（当即革里眼贺一龙）。[35]
这里需要指出三点：一是各种史籍的作者，对当时农民军的内部组织情况不一定了解得那么清楚，难免发生错误；二是起义军的行动经常在变化，有的队伍时而在山西，时而又返回陕西，更增加了记叙的困难；三是说以紫金梁王自用为首，其实他当时只是各部起义军一种松散联盟的盟主，各部首领的独立性是非常大的。
明政府在确立以剿为主的方针以后，三边总督洪承畴加紧了对农民军的镇压。这时，后金贵族入侵畿辅地区的军队早已饱掠而还，明廷可以腾出手来了。陕西总兵王承恩、甘肃总兵杨嘉谟等部勤王兵，先后被调回陕参加追剿。官军齐集陕西，农民军就转入山西。洪承畴一面派出官军追剿留在陕西的起义军，一面抽调兵马尾随入晋，配合山西官军夹剿。崇祯四年七月，点灯子赵胜在陕西连续遭到官军的追击，立脚不住，被迫转入山西。洪承畴和部将曹文诏、艾万年追过黄河。九月十八日，赵胜部在晋西石楼县遭到官军的夜袭。由于变生意外，赵胜在匆忙中“裸身提刀欲战”，被官军砍死。[36]
赵胜部虽然遭到挫折，起义军在山西境内却仍然发展很快。各部分头作战，流动不居，使官军疲于奔命。是时，山西的起义军主要活动于三个地区，一是平阳（今晋南临汾一带），一是泽、潞（今晋东南晋城、长治一带），一是汾、太、沁、辽（今晋中地区）。明廷命宣大总督张宗衡驻平阳，统部将白安、虎大威、李卑、贺人龙、左良玉等士卒八千人，负责今晋南、晋东南四十一州县的追剿事宜；山西巡抚许鼎臣驻汾州（今汾阳），统领张应昌、苟伏威、史记、颇希牧、艾万年等部士卒七千人，镇压今晋中地区的义军。由于防区过广，起义军又好比水银泻地，无所不在，官军的追剿很少收到预期的效果。
到崇祯五年，李自成在山西境内的各支起义军中已经崭露头角，成了重要的首领之一。这年八月，山东道御史刘令誉上言：
有自贼中逃回者言，旧在晋中贼首掌盘子等十六家，最枭獍者为闯将、紫金梁，戴金穿红，群贼效之。遂皆以红衣为号。[37]
同年七月，“李自成、八大王（张献忠）、老回回（马守应）、紫金梁（王自用）、翻山鹞（高杰）等寇掠蒲州。攻城三昼夜，不克。是夜，贼令精锐三百人袭大宁，三更城陷。八月，自大宁袭隰州，守备高逸开北门遁去。知州杨玮拒守，射伤贼甚多，中流矢坠东城下。贼住城中三日”[38]。攻克隰州、大宁的起义军是否包括李自成、张献忠、马守应、王自用等部在内，史籍记载有分歧[39]；但李自成当时已经是一位重要首领则是可以肯定的。
这年秋冬，起义军向东发展，转战于沁水、阳城、高平、陵川、潞安、长子等地，先后攻克了寿阳、泽州（今晋城）。九月间，李自成等部从晋城南面两省交界处的大口攻入河南。十四日，攻克修武[40]，兵锋直逼怀庆府城。河南乡绅张皇失措，联名上疏请救。朝廷急调昌平镇副总兵左良玉，带领二千多名官军赶赴怀庆。十二月，明宣大总督张宗衡所部官军，尾追紫金梁、邢红狼等部经阳城、泽州、高平、长子、屯留等县境。紫金梁等率部转入山区，官军因连日追剿业已困惫不堪。这时，李自成同八金刚、过天星带领的一路起义军已经由河南修武、怀庆地区北入山西，出现在武乡县境，于十二月二十四日五鼓，一举攻克辽州（今左权县）。
李自成等部攻克辽州，使明宣大总督张宗衡和总兵尤世禄大出意料。尤世禄在塘报中说：“职所尾之贼系紫金梁等，而闯将等系西河之贼，不知何故放松，令其蹂躏东向。唯恐有破巢覆卵之患，于是不暇顾所尾之贼，急拟走辽州应援，以全疆土。”[41]尤世禄被迫放弃对紫金梁等部的追剿，于十二月二十八日赶到辽州城下。经过两天的围攻，起义军据城展开了顽强的抵抗。尤世禄和他的儿子副将尤人龙都被射伤。后来，李自成等起义军首领为了避免据守孤城为官军所围歼，决定夺门而出，且战且走地摆脱了官军的追击。辽州之战是起义军进入山西以后，同官军展开的一次比较重要的战役。这次战役虽然打乱了明政府的追剿计划，使紫金梁等部得以顺利转移，但是李自成等人的一度据守辽州城是不策略的，光是在突围时，起义军战士就牺牲了一千三百人。[42]
在大部分起义军渡河进入山西以后，陕西的农民起义并没有消沉下去，有好几支起义军仍然在当地坚持斗争。崇祯四年九月，神一魁重新起义，占领了宁塞县城。不久发生内乱，神一魁被部将黄友才等杀死。十一月，谭雄部起义军两次攻入安塞县。明陕西总督洪承畴派总兵曹文诏围攻宁塞的黄友才部，自己带着副总兵李卑会合总兵王承恩往攻安塞。这时，一座城、一朵云、薛红旗等率起义军三千多人，从鱼河川（在榆林县境）出发，突然进抵安定城下。“城中贫民恨富人”，为之内应，起义军遂克安定。[43]明总兵王承恩到达安塞后，诱杀谭雄等五人[44]，移兵进攻安定，起义军被迫撤走。与此同时，混天猴部义军攻克甘泉县，夺得饷银十万八千两，处死知县郭永图。河西兵备道张允登也被击毙。[45]接着，这支起义军又攻克葭州，兵备道郭景嵩毙命。陕西总督洪承畴急忙檄调曹文诏、张全昌部合剿。五年正月，混天猴派部卒伪装米商进入宜君县，趁夜里应外合夺取了县城，接着又占领了保安、合水二县。
这个时候，原属神一魁部下的郝临庵、刘六（刘道江）、可天飞等部也在庆阳、环县一带重新起义，四出攻击，一时活跃得很。崇祯四年十二月，黄友才和刘五、郝临庵、可天飞等部围攻环县，明署县印同知赵应兰惊慌失措，自缢身亡。洪承畴调甘肃总兵杨嘉谟、宁夏总兵贺虎臣来救。黄友才被官军火铳击死，可天飞和郝临庵率领部众撤往环县以北，地名东川、西川的高山深涧地带。崇祯五年二月，可天飞、郝临庵又围攻庆阳府城。洪承畴派临洮总兵曹文诏领兵来救。三月十三日，曹文诏和甘肃总兵杨嘉谟，同起义军作战于西壕，起义军大败，牺牲了一千多人。[46]四月，不沾泥张存孟在西川设立十七哨六十四寨，领兵进攻米脂、葭州。明延绥巡抚张福臻、陕西总兵王承恩等统马、步兵三千与洪承畴会合，向起义军发起猛攻。不沾泥战败，和刘民悦一起被官军俘斩于绥德。七月，混天猴也被明军马科部击杀于延水关。
官军依仗优势兵力，屡次击败留在陕西的起义军。总督洪承畴、陕西巡抚练国事、巡按御史金兰等即抓紧时机，部署对起义军设在铁角城一带的基地（今甘肃环县北）进行围剿。铁角城山高沟深，形势险要，历来是官府统治薄弱的地方。郝临庵、可天飞等部长期在这里“分地耕牧”[47]，“为持久计”[48]。崇祯五年八月，洪承畴一面调集大军进剿，一面派出间谍“借招抚为名，前赴各贼营，授以密计，与以重赏，潜行反间，令其以贼杀贼”[49]。农民军势不能敌，一些动摇分子纷纷投降。其中如白广恩率部投降后，立即充当了明政府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他领着官军直奔起义军首领可天飞（何崇谓）的营地何家老寨，可天飞不幸阵亡。叛徒白广恩用起义农民的鲜血，换得了自己的加官晋级，后来一直升到总兵，明亡前夕朱由检还授予他荡寇将军的称号。十月，新任延绥巡抚陈奇瑜派总兵王承恩，往剿一座城、薛红旗部起义军。一座城被叛徒乔六郎所杀，薛红旗和一字王（拓先灵）也在骨都寺为明靖边兵备道戴君恩击杀。十一月，曹文诏等部官军追剿郝临庵、独行狼部于陕西耀州锥子山，起义军败北，撤入凤凰山。监军道樊一蘅见山险难攻，派间谍进入起义军中，引诱不稳定分子杀害郝临庵、独行狼，拿着他们的首级向官军投降。这时，洪承畴以为大势已定，就食言自肥，从投降人员中拉出四百名所谓“狰狞剽悍者”惨加杀害，充分暴露了反动统治者的阴险狡猾。[50]至此，在陕西坚持斗争的各支起义军，基本被明政府血腥镇压下去。据明巡按御史范复粹崇祯六年的奏报，陕西起义军在作战中被杀的有三万六千六百多人，至于一般群众遭到官军杀戮蹂躏的更是不计其数。
陕西的农民起义一时沉寂了下去，而进入山西的起义军却越战越强。他们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冲入明帝国的腹心地区，把农民革命逐渐推向高潮。
陕西的起义农民被淹没在血泊中后，明廷即着手加强山西的围剿力量。崇祯五年十二月初七日，临洮总兵曹文诏奉命和部将马科、曹变蛟等人一道，带领“逐一挑选、屡经战阵”的马步兵丁三千五百人由庆阳开拔，经潼关渡河，前往“山西蒲州、河津贼聚等处，转至平阳、潞安一带各贼四犯地方”[51]。明廷对曹文诏部入晋会剿寄予很大希望。朱由检亲自批准给他先加升一级，授权“节制秦、晋诸将”[52]。马科、曹变蛟等也分别升官以资鼓励。统治者希冀把陕西的战果扩大到山西，一场围歼山西起义军的战斗就要开始了。
为了对付麇集山西的官军，起义军采取了避实就虚的策略。崇祯六年正月，他们东跨太行山进入畿辅地区，出现在顺德（今河北邢台市）、真定（今河北正定县）两府境内，这使明政府深感不安。给事中孟国祚上言说：
畿南咽喉重地，顺德为大平原，千里直走京师，非有河山为之蔽也。今晋有曹文诏、张应昌；豫有左良玉、邓玘，贼将何之乎？昔之秦驱于晋，晋驱于豫者，今转而驱之顺德矣。[53]
为了堵御起义军进入畿南平原地带，保护京师的安全，明廷急忙抽调通州兵二千，昌平兵二千，会同保定总兵梁甫部八千人，配合大名兵备道卢象升和山西官军夹剿。
在同官军作战中，起义军充分发挥了流动作战的优越性，他们在晋、冀、豫三省接境地区不断转移，避开官军的重兵，相机出击。这就使官军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激化了。兵部指责“河南不塞太行之险，揖贼使入，不得无罪”[54]。河南的乡绅们向朝廷请求，由陕西总督洪承畴兼管山西、河南军务。兵部同意了这个方案，认为可以统一事权，防止各省互相推诿，便于全面部署对起义军的围剿。兵部还建议洪承畴移驻三省交界的潼关，监制山西、河南二巡抚和曹文诏、邓玘、张应昌三总兵。可是，这时朱由检还不愿意让臣下掌握较大的权力，没有同意。他把起义军活跃于三省归咎于官军作战不力，派太监陈大奎、阎思印、谢文举、孙茂霖为内中军，分别出任曹文诏、张应昌、左良玉、邓玘四镇的监军。这件事进一步暴露了朱由检独夫民贼的反动本质。他的统治越是不稳，就越不相信人。在他看来，太监是自己身边的亲信，派到军中充当耳目，可以防止文武官员的欺蒙。实际上，宦官们擅长的只是巧言令色骗取皇帝的信任，借以招权纳贿，在军事上他们完全是外行。所谓“监纪功过”，不过是给他们提供一个发财的机会罢了。地方上的文武官员，为了让他们在皇帝面前说点好话，从贪污所得中分给一些油水，也就串通一气，互为表里了。以惩治阉党而一度博得好评的朱由检，在失望之余，终于走上了万历、天启两朝重用宦官的老路。
起义军在畿南地区同官军作战互有胜负。由于当时起义农民的力量还敌不过官军，华北大平原上又无险可据，在朝廷逐渐加强这一带防守力量以后，起义军就转入太行山区。明潞王分封在卫辉府（府治在河南汲县），他眼看农民军在豫北的力量越来越大，封地岌岌可危，乃上疏告急，请求朝廷“早行剪薙，毋轻视贼”[55]。朱由检特命倪宠、王朴任总兵，太监杨进朝、卢九德为监军，统京营兵六千往豫北征讨义军。官军倚仗优势兵力，逐渐把起义军主力压缩在河南省的黄河以北地区。明政府以为北有重兵，南扼大河，可以把起义军消灭在这里。
崇祯六年五月，起义军的一位重要首领紫金梁（王自用），在河南济源病死了。[56]王自用在王嘉胤牺牲以后，曾被在山西的各支起义军推为盟主。后由于明官僚施展离间计，使紫金梁和其他首领人物之间有了隔阂。据某些史籍记载，他本人也曾发生过动摇，有接受明政府招安的企图。[57]尽管如此，王自用在当时仍然是一位有影响的领袖人物。明河北兵备道曹应秋就说过：“惟紫金梁死，其党归闯将，无复称其号。此贼似能统领诸贼也。此贼死后，众贼各自为队，时分时合。”[58]这说明王自用的病死，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起义军处境的困难。
崇祯六年冬，明政府调来的官军云集于山西、北直隶、河南的交界地区。由于当时主要的战场已经移到了豫北，因此河南省的官军称为主兵，共有八千三百余名；山西、北直隶和京营客兵达一万九千六百人，加上曹文诏等所统陕西兵，参加围剿的官军总数当在三万以上。[59]起义军活动的余地越来越小，粮食给养都极感困难，面临着被官军围歼的危险。于是，起义军首领们竭力谋求摆脱困境的办法。十一月，张妙手、闯塌天、满天飞、邢红狼、闯将（李自成）等，向京营总兵王朴伪称愿意接受招安，“叩首言：我等皆良民，因陕西荒旱，致犯大罪。今誓归降，押还故土复业”。王朴和监军太监杨进朝、卢九德不知是计，以为不费吹灰之力，便可顿时弭平大患，同意接受投降。十九日，起义军首领人物贺双全、张妙手等十二人，亲至河南彰德府武安县（今属河北省）面见王朴、杨进朝、卢九德以及兵备道常道立，表示接受招安的“诚意”。杨进朝等信以为真，马上向朝廷奏报，同时停止了对起义军的进剿。据史籍记载，当时在武安开报的诈降起义军首领名单为：
贺双全 新虎 九条龙
闯王（高迎祥） 领兵山 勇将
满天飞 一条龙 一丈青
哄天星（当作混天星——引者）
三只手 一字王 闯将（李自成）
蝎子块 满天星 七条龙
关锁（当作关索——引者） 八大王
皂莺 张妙手 西营八大王（张献忠）
老张飞 诈手 邢红狼
闯塌天（刘国能） 马鹞子
南营八天王 胡爪 哄世王（当作混世王——引者）
一块云 乱世王 大将军
过天星（惠登相） 二将
哄天王（当作混天王——引者）
猛虎 独虎 老回回（马守应）
高小溪 扫地王 整齐王
五条龙 五阎王 邢闯王
曹操（罗汝才） 稻黍杆 逼上路
四虎 黄龙 大天王 皮里针
张飞 石塌天（当系射塌天李万庆——引者）
薛仁贵 金翅鹏 八金龙
鞋底光 瓦背儿 刘备
钻天鹞 上天龙
共计六十一名[60]
起义军以伪降为掩护，麻痹了明朝当事的文武官员，向官军士兵和地方百姓购买裘、靴等衣物，积极准备渡河而南。二十四日，天气骤寒，山西垣曲到河南济源之间的一段黄河封冻成桥。起义军乘官军不备，用门板铺在冰上再加一层土，分三路驰马而过，到达河南渑池县境的马蹄窝、野猪鼻。明河南防河中军官袁大权仓促迎战，被起义军击毙。起义军主力就这样一举突破了黄河天险，把明政府调来的重兵甩在后面。[61]从此，农民军在更广阔的地面上往来驰骋，明末农民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怀宗崇祯实录》卷一。
[2]《国榷》卷九○。
[3]《崇祯长编》卷四二。兵部职方司李继贞也有类似主张，他在崇祯三年十月上疏请赈延绥说：“皇上以数万金钱而活数十万生灵，福泽莫大焉。活数十万生灵而农桑复业，赋税尝（常）供，所获不止数十万金钱也，利莫大焉。”见《延绥纪略》卷一。
[4]《国榷》卷九一。杨鹤在《微臣负不白之冤事题本》中说：“伏睹皇上召对计吏，临御平台，圣谕有言：流贼原是中原赤子，不可纯以剿为事。”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二三页。
[5]《崇祯长编》卷四二载：四年正月二十三日，“帝以延镇岁祲民饥，命户、兵二部发银十万两，遣御史吴甡前往赈济。仍令府州县有司设法凑济，以杜乱源”。《崇祯实录》说这十万两银子出自户部和工部。其他史籍都只说是发帑金，没有指出是部帑，还是属于皇帝的内帑。
[6]《国榷》卷九一。杨鹤在崇祯四年二月二十二日题本中引用这个诏书的文字略有不同：“朝廷轸念饥贫，特行赈赍。嗟尔百姓，何故不安本分，甘作非为？即有已被胁从，误投贼党，若肯归正，便为良民，嘉与维新，一体收恤。”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十一页。
[7]参见杨山松《孤儿吁天录》卷之末，《先大父抚贼之谤》以及《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四。《绥寇纪略》卷一引新任陕西巡按御史吴甡疏说：“督臣杨鹤以本年三月移镇宁州，招抚一魁，安插宁塞者四千有奇。尚有未尽余党如郝临庵、刘六等众不下数万。”《国榷》卷九一，引总兵杜文焕言亦云：杨鹤“力主款，且出示曰：一魁就款，已题宁塞安插……”看来，神一魁部跟着受抚的只是一部分，也没有都解散回乡。
[8]吴甡：《忆记》卷一。
[9]《绥寇纪略》卷一。
[10]同1。
[11]《杨鹤对诏狱供状》，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二九页。
[12]吴甡：《忆记》中说，他当时正奉命巡方至距中部县四十里的地方，“忽有难民奔窜而来，言中部昨夜已为红狼等贼所陷”。这里说李老豺、独行狼攻占中部，是根据《杨鹤对诏狱供状》。
[13]《绥寇纪略》卷一。
[14]《陕西三边总督杨鹤题为布信招降事》，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十三页。
[15]《国榷》卷九一；《平寇志》卷一。
[16]《杨文弱先生集》卷四。
[17]《怀陵流寇始终录》自序。
[18]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二八。
[19]《国榷》卷九○。
[20]《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三。
[21]《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四。
[22]《崇祯长编》卷四一。
[23]同4。
[24]到崇祯六年，张彝宪上言：“天下逋赋至一千七百余万，请遣科、道官督征。”朱由检大怒，责成各省抚、按回奏。给事中范淑泰疏言：“民贫盗起，逋赋难以督追。”他置之不理。见《明史》卷二六七，《范淑泰传》；《明通鉴》卷八二、八三。
[25]《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四；《国榷》卷九一。李清《三垣笔记》说：“上初即位便严于钱粮，部议知府非完钱粮不得升司道，推、知（指府推官、知县）非完钱粮不得与考选。于是松江方郡伯（知府）岳贡、苏州陈郡伯洪谧，有住俸数十次、降至八十余级者。”
[26]吴甡：《忆记》。崇祯四年五月吏科给事中邓英上言：“今海内民穷已极，物力几何？有额编又有加派，有正供又有杂项，有见征又有带征。顷者催使四出，追呼遍野，敲朴淋漓，民间鬻子析骨之惨，种种不忍见闻。……如臣乡近来追征之苦，鸡犬皆惊。闻有负瓦、揭木、弃室家而群聚为盗者，有越狱大盗肆行劫夺，捕官不敢问、有司莫以告者。诸如此类，尽足干和。秦、晋流寇可为近鉴。”见《崇祯长编》卷四六。
[27]《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四。“延长长川”四字在《国榷》卷九一内写作延川。
[28]《平寇志》卷一，《国榷》卷九一等书说，起义军进入山西后，“贼首自号横天一字王”。这个说法常见于史学论著。其实，正确的写法应是横天王、一字王，这两个人也并不是入晋各部起义军的共同首领。
[29]《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四。顺治七年《河曲县志》亦载：“乱民王可贵引贼入，城遂陷，时十月二十八日也。”
[30]《崇祯长编》卷四四。
[31]张慎言：《冀南道兵备副使王公平寇碑》，引自康熙四十五年《泽州志》卷三○，《艺文》。
[32]王臣直：《存恤良民以辑流寇议》，引自康熙九年《绛州志》卷四，《艺文》。
[33]乾隆四十八年《府谷县志》卷四，《人物》。
[34]见1；又见道光《榆林府志》卷三二，《人物志·近代忠节分编》。按，王嘉胤牺牲事，《平寇志》卷一作“六月癸巳朔，曹文诏击斩王嘉胤于阳城”；《绥寇纪略》卷一作“六月初二日，王嘉允在阳城南山夜饮，醉虐其下，左右杀之，以其首献”，都没有提到张立位、王国忠同谋作乱事。据崇祯五年冬，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的题本，总兵曹文诏下有实授守备王国忠，千把总名单中有张立位。这就证实了《府谷县志》的记载，王国忠、张立位因刺杀王嘉胤有功于明王朝，被赏给低级官职。康熙四十五年《泽州志》卷二八，《祥异附兵燹》载“崇祯四年，河曲贼王加印由沁水入阳城山中，其党张登喜斩其首以降”，也不够准确。
[35]张道浚：《兵燹琐记》。吴伟业《绥寇纪略》卷一所记与此相同，当即本此。《平寇志》卷一仅记首领十四位，下云“分为三十六营”；十四人中有十一人与上列名单相同，其他三人是显道神（高加讨）、乡里人（刘浩然）、活地里（当系活地草贺宗汉）。据后来任山西巡抚的吴甡奏疏，这三人确实长期留在山西，直到被明政府所剿灭。又，《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四，引曹应秋的说法，当时“自秦渡河而东”的起义军首领“共二十四家，贼众共一万四千”，王嘉胤被害后“有众十六万”。曹应秋开列的二十四位首领同《兵燹琐记》相校也有差异。
[36]《绥寇纪略》卷一。《平寇志》卷一和《国榷》卷九一，都说赵胜是被俘后遭杀害。张道浚《从戎始末》却有不同说法：他率领家丁随同山西官军“游击王尚义、汾州营游击刘光祚兵，六月十六日与贼战于临县之三教村。余家丁张三皋先入，斩贼首点灯子，贼遂披靡。众狃胜纷逐，贪不知止。贼反戈乘之，我兵覆。刘光祚仅以身免，余家丁死于阵者亦十一人。贼张而东……”
[37]《崇祯长编》卷六二。
[38]康熙四十八年《隰州志》卷二二，《兵防·附历代兵氛》。
[39]如《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五记，“是夏，山西贼混天王等破隰州”，时间和义军首领均与《隰州志》不合。
[40]《国榷》卷九二记，是日“李自成陷修武县，杀知县刘凤翔”。《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五记：“紫金梁、老回回、蝎子块、八爪龙等，以党二万掠清化（清化镇在怀庆府境）。己酉（十四日）攻修武，城卑，积薪竟上，屠之，知县刘凤翔逃去……”
[41]《崇祯存实疏钞》卷七下。又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八五页。
[42]这是根据张宗衡转报的总兵尤世禄塘报。《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六说：“六年癸酉春正月癸巳朔，辽州贼闻官兵至，舍去，各将入城杀居民报功。李卑独否，晋人称之。贼又掠榆社、和顺、寿阳、榆次、平定，太原大震。”按照这一记载，李自成等部起义军并没有据守辽州，而是听说官军到来就主动向北面转移了；尤世禄所报“斩级一千三百颗，皆是陕级”，是官兵入城后屠杀居民冒功请赏。但尤世禄塘报中说，官军到达辽州城下时，起义军奋起抵抗，“矢石往下射打如雨，职复传令自副参而下，不用命者立斩。……职乃身先将士，临城射打竟日，被矢中伤职右腹下，入骨断筋，已成废人。……职子副将尤人龙脚面亦被轻伤……”云云，似乎也未必全属虚诳。又监视太监刘允中在重占辽州之前，写的题本内也有“所幸官兵疾至，围敌于城”一语。看来李自成等部占领辽州后曾经遭到官军包围，大概属实。乾隆六年《沁州志》记载：“崇祯五年冬，闯贼李自成侄一只虎李过，破辽州及傍郡县，士民无不望风投顺。”（卷六，《忠烈·赵克宽传》）辽州战役是李自成亲自指挥的，但这条材料强调了李过的作用，是目前所知李过早期活动的罕见记录。
[43]此据《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四。《国榷》卷九一记攻取安定县城的，是来自鱼河川的“不沾泥张存孟等三千余人”。
[44]此据《国榷》卷九一。《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四，作“王承恩等击斩谭雄等五百余级，安塞平”。
[45]《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四云：“降丁白柳溪乃上天猴之党，杨鹤处之鄜州。是夜，与刘民悦等袭甘泉，劫河西道张允登所解饷银十万两。允登战死，把总杨勋堕城逃，杀知县郭永图。”据洪承畴题本，“上年冬月，甘泉杀官劫银逆贼大头白柳溪，已于今五年七月十六日曹总兵于虎儿凹大战斩首讫”。上文又云，参与其事的尚有“逆贼大头目石耀宇”。见《崇祯存实疏钞》卷五下。
[46]《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五。《绥寇纪略》卷一云：“五年三月十一日于西濠大战……拨其三屯，斩首千级。”《平寇志》卷一，把作战地点写作“西澳”，又说宁夏总兵贺虎臣也参加了围剿。《国榷》卷九二写作“西隩”。据洪承畴题本，应作西壕。
[47]《绥寇纪略》卷一。
[48]《平寇志》卷一。
[49]兵部尚书张凤翼崇祯五年十二月题本，见《崇祯存实疏钞》卷五下。
[50]见《绥寇纪略》卷一；《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五。
[51]《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五六页。
[52]《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五九页。按，所谓“秦晋诸将”，山西将领自不待言，秦将是指在这以前奉调入晋助剿的延绥镇将领李卑、艾万年、贺人龙等人。
[53]《绥寇纪略》卷一。
[54]《国榷》卷九二。
[55]《绥寇纪略》卷一。
[56]关于王自用之死，各种史籍的记载很不一致。康熙五十年《武安县志》卷十五《人物·王士仪传》云：“崇祯七年，流贼自山右入武安管头川镇放火屠杀，势如鼎沸。知县张国柱飞报兵巡杨道台，委（河北兵巡营守备王）士仪领兵一百五十名，扼贼于县西之小店村。士仪奋勇弯弓射中贼帅紫金梁，贯脑而死。贼众震怒，蜂丛潮涌。士仪力不能支，遂遇害，阵亡兵丁一百四十六人，止四人生还。事闻，以礼葬死所，从亡兵丁亦埋左右，张令勒石以记。”这里，时间肯定有误。《绥寇纪略》卷一载，崇祯六年“五月，邓玘击贼于济源之善阳山，射紫金梁殪之。或曰王自用自病死，其众散他部以去”。《国榷》卷九二记，六年九月，明总兵张应昌于北直隶平山县，“获贼魁张有义，即一盏灯也。始知渠帅紫金梁五月死”。《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六，记于崇祯六年四月，“紫金梁死于济源，其党归闯将（李自成）。后左良玉擒一贼目，言是病死，诸贼厚葬之山中。当时诸将妄言死于箭铳”。又，《明末农民起义史料》载兵部为类报山西捷音事题本中说，崇祯五年十二月十四日，都司贺人龙夜袭起义军于翼城县官庄屯，“紫金梁臂中四箭，喉下中一镞”，“重伤而逃”。
[57]见张道浚所著《从戎始末》和《兵燹琐记》。《怀陵流寇始终录》《平寇志》等书也采用了张道浚的记载。
[58]《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六。
[59]这里是根据《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六的记载做出的统计。但该书说“其主客兵二万二千余”，同各部兵相加数不符，疑有误。
[60]《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六。
[61]起义军渡过黄河的日期，《平寇志》《怀陵流寇始终录》《绥寇纪略》等书，均载于崇祯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苗胙土《解鞍小录·畿南御寇摘抄》所记为“癸酉仲冬廿六日，黄河冰冻成桥，顷刻贼渡数万”，较诸书所载时日晚两天。郑廉《豫变纪略》卷一记，是年“冬十月，黄河结冰坚如石。丁卯（初八日）流贼渡河”当是误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