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六年（1578年）早春，礼部奉慈圣皇太后旨意，选得锦衣卫指挥使王伟的长女王氏为皇后，在一个黄道吉日——二月十九日，由张居正主持，完成了皇帝大婚典礼。
这次大婚，16岁的万历皇帝并未感到是一件了不起，或具有标志性的大事，无论是对他本人还是明帝国，都是如此。因为他与当朝声威显赫的王氏家族年仅13岁的少女成婚，并非出自个人意愿，乃母后慈圣的杰作。太后年事渐高，盼望儿子成年成婚，自己抱孙子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便有此一系列看起来顺理成章的操作。在这位经历过世事沧桑的女人心中，孙子越早出生越好，且越多越好，如此才显得人丁兴旺，国祚也才能万世不休。然不知何故，万历大婚后，王皇后一直未有生育。按照祖制，皇后一经册立，皇帝再册立其他妃嫔即为合理合法，这是历朝的规章制度，也是增加皇室后代的必经之道。新册立的妃嫔，在未来的岁月里，将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为当朝皇帝的传宗接代，穷尽自己的智慧和力气。
明代钦安殿祈求圣嗣相
三年后的万历九年（1581年）八月，已是19岁的青年皇帝派文书官传达太后意见：“命专选淑女，以备侍御。”正当选妃计划紧锣密鼓地筹谋，万历躺在御榻上偷笑之时，当年十二月，皇后王氏如得天助产下一女，成为万历皇帝人生中第一个孩子，号称长公主。
有些遗憾的是，女孩毕竟不能传宗接代，要延续朱明王朝的血脉和国祚，必须是男子才有资格担当。因而，急迫等待中的慈圣皇太后召令时任首辅大臣的张居正，把选妃之事纳入朝廷的快速运作轨道，并赋予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的重任。心领神会且办事老到的张居正，深知内中况味且自有主张，乃启奏道：今皇上仰承宗庙社稷之重，远为身世长久之图，而内职未备，储嗣未蕃，这也是臣等日夜悬切之事。但选用宫女事体太轻，恐怕名门淑女不乐意应选，不如参照嘉靖九年（1530年）选九嫔事例，上请太后恩准。慈圣太后是信赖张居正的，阅罢，立即照准。
史载，明代应选妃嫔的条件包括：相貌端正，眉目清秀，耳鼻周正，牙齿整齐，鬓发明润，身无疤痕，性资绝美，言动中礼。在众多条件中，候选人的容貌美丽固然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更不是唯一标准，是否入选，由多个方面叠加在一起进行权衡，有幸者方可入宫。既有成例在前，几天后，万历根据太后意旨，命礼部查照嘉靖九年世宗皇帝选册九嫔事例，先于京城内外出榜晓谕，然后会同巡城御史专访民间女子，凡年在14岁以上、16岁以下，容仪端淑，礼教素娴，以及父母身家无过者，慎加选择，陆续送诸王馆。北直隶、河南、山东等处，另差司官前往选取。
孝端皇后像
诏令颁下，朝野上下掀起了选妃热潮，这股热潮如同秋后的野火，随着绰绰人影以及相伴的鸡飞狗跳，在京畿四周大街小巷流窜，惊喜交加者、悲欣交集者、以头触地者、仰天大笑者，各色人物在野火中激烈碰撞。如此这般一顿操作，通衢大道腾起的烟尘，终于随着积雪的融化四散飘落，路边沟壑的枯草吐出了尖尖绿角，一个阳光明媚、暖风浩荡、万紫千红的春天到来了。此刻，春风骀荡，草长莺飞，正是成就好事的时候。万历十年（1582年）三月，年轻的皇帝在皇极殿宣布册封以下九嫔：周氏为端嫔，郑氏为淑嫔，王氏为安嫔，邵氏为敬嫔，李氏为德嫔，梁氏为和嫔，素氏为荣嫔，张氏为顺嫔，魏氏为慎嫔。
万历皇帝之父、明穆宗皇帝朱载垕像
就在朝廷内外大张旗鼓册选九嫔之时，一个平常又隐晦的契机悄然来到万历的眼前。这天早上，他精心打扮一番，兴致勃勃地来到慈宁宫拜见母亲慈圣太后，而太后恰巧不在宫中。在等待还是退却的犹豫间，一个献茶的宫女挪着小步婷婷袅袅走了进来。万历一见，怔愣了一下。一问，对方姓王，年方十七，正是含苞待放的好时候。青年皇帝怀揣一颗怦怦跳动的心，在殿内转了一圈，眼睛不断瞟向这位体态丰腴、情窦初开的妙龄女子，欲火烧灼中，最终决定不再顾及面子，一举拿下。于是，万历皇帝把这位王姓宫女拉入偏房，翻云覆雨一番。未几，跟随的内宦开始善意提醒，他才蓦地意识到，此处不是自己放纵撒野的地方，慌忙整衣束带、气喘未定地出门开溜。
明代宫女的入选标准有别于妃嫔。宫女大都来自北京和周围省份的平民家庭，凡年在十三四岁，或者再小一点的女孩都可作为候选人，但其父母必须是素有家教、善良有德之人。宫女入选的标准比妃嫔略低，特别是政治与门第方面的标准，更是不能同妃嫔同日而语。而恰恰因不太注重政治与门第等方面，入选的范围更广、人数更多，选出的宫女在容貌、身材、脾气、待人接物及语言表达等方面，较之一般妃嫔更胜一筹，也更讨人喜欢。在经过各级官员多次挑选后，入选者便被女轿夫抬进宫中，从此再难跨出宫门一步。这些可怜的宫女，唯有在骚人墨客笔下，其容貌、生活才显得美丽而极富浪漫色彩。实际上，阴沉幽闭的皇宫储藏的几千名宫女，都归皇帝一人所有，绝大多数只能在奴婢生活中度过一生，个别“幸运者”，也只在无限期等待中消磨时光。明末一首宫体诗对宫女生活曾有这样的描述：
六宫深锁万娇娆，
多半韶华怨里消。
灯影狮龙娱永夜，
君王何暇伴纤腰。
宫女们的最后结局也不尽相同，有的可能到中年时被皇帝恩赐给某个宦官，与之结为“夫妻”，即所谓“答应”或“对食”。有的则被送到罪臣之妇干活的浣衣局去洗衣打杂。倘皇帝一时兴致所至，也会把一些人放出宫去，这些大多是皇帝不能“临幸”的前朝老年宫女。留在宫中的，倘若在繁重的劳动、森严的礼节、不时的凌辱中支持不住而得病，不能找御医医治。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五年（1372年）六月制定宫廷礼仪时，要求“宫嫔以下有疾，医者不得入宫，以症取药”。所谓“以症取药”，就是嫔妃生病求医时，医者只能根据近侍转述的病情开药。转述者若出现描述不准、语焉不详，甚至刻意隐瞒等状况，则极易导致医者误判。宫嫔尚且如此，官女自不待言。宫女死后的待遇更是悲惨至极，她们要和内监的死葬一样，送到北京西直门外进行火葬，骨灰则被放在枯井中，即所谓“宫人斜”，其待遇之低下，连一块平民入葬的棺材板都得不到，更无须说家人在灵前凭棺一恸了。
王恭妃像
明代皇储诞生内殿挂彩簪花相
既然现实制度无法改变，被投入宫内的女人，就要想方设法、竭尽全力得到皇帝的青睐和亲近，唯此，才有可能得到机会予以翻盘，悲惨的命运才能有所改变，并可能因此逆袭而带来意想不到的崇高地位和荣耀。这一点并非蓬莱仙阁，可望而不可即，在万历母亲慈圣太后身上，就曾得到鲜活的印证。史载，慈圣太后李氏，父亲李伟是通州永乐店人。李氏初入宫，属被称作“都人”，即一般宫女，后被分到裕王府侍奉嘉靖皇帝的第三子朱载垕。李氏聪明伶俐，善察言观色又善解人意，被裕王看中，于是暗房私幸，李氏有了身孕。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生下一个男孩朱翊钧，即明神宗万历皇帝。如此，李宫女才平步青云，最终登上了梦寐以求的太后宝座。
有其父必有其子，其父当年血液中流淌的基因，一不留神就传承给他的后代。对这个至关重要的传承入口需要加以说明的是，按大明朝的内庭规矩，万历皇帝临幸宫女之后，应当场赏赐一物件予对方，作为临幸的凭证，跟随在一侧的文书房内宦，要把这一切完完全全地记入《内起居注》，以备查考——皇帝的子孙是要严格记录、不允许有赝品的。然而，万历在欲火难耐中临幸的这位王氏，毕竟是母亲宫中的宫女。这一点，万历是颇有些忌讳的，虽然这个忌讳隐于当朝规章制度之中，没人会因此事公开站出来指责年轻皇帝行为不轨，但在年轻的万历心中，还是感到此事不大光彩。在万历心中，既然神不知鬼不觉，那么一切终将隐入尘烟，再也无痕可查了。
然而，事情并不如此简单。几个月后，宫女王氏因体型变化，被慈圣太后猜破并盘问出来。太后吃惊之余，想起自己作为宫女时的苦难与辛酸，对王氏的隐情表示理解，同时也为自己有抱孙子的可能而大为高兴。几年前，这位号称慈圣的太后为保朱家香火不断，精挑细选给儿子立了皇后，然只生出一位公主。复又一日而娶九嫔，想以广种多收之法达到目的。遗憾的是，有心栽花花不开，这一群妃嫔丝毫没有生育的征兆。宫女王氏暗结珠（朱）胎，恰似久旱逢甘霖，太后自然暗自为之庆幸。为表达心中的欢喜，当天，她摆下酒宴，派人把万历找来侍酒庆贺。
席间，太后悄悄向儿子问及此事。年轻皇帝一听，顿时面红耳赤，惊恐万状，支支吾吾一阵后，予以否认。她一看儿子这副敢做不敢为的做派，不禁怒火中烧，立即命左右太监取来《内起居注》，令万历自己翻看。平时游手好闲、穿梭于众多宫女妃嫔之中随意行事的万历皇帝，哪里会料到这一出？白纸黑字，不容狡辩。铁证面前，万历只得如实承认发生的一切。慈圣太后望着儿子失魂落魄的窘迫样子，心一软，收敛怒气，转而好言相劝：“吾老矣，犹未有孙。果男者，宗社福也。母以子贵，宁分差等耶？！”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在慈圣太后力主下，宫女王氏被册封为恭妃。同年八月，王恭妃不负太后所望，果然生下一个男孩，这便是一生遭万历冷遇和歧视的短命皇帝——朱常洛。
皇帝首次有子，无论是大明王朝、朱氏家族，还是普天之下的臣民，都认为是一件顺天应民的大喜事。皇帝下诏全国减税免刑，派使节通知和本朝关系友好的域外邦国，以示朱明江山相传有人，国祚久远……然而，这个时候，无论是朱氏家族的慈圣太后，还是大明王朝的臣僚阁辅，甚至包括万历皇帝本人，都没有预料到，这看似是一场喜剧，实际却是一场悲剧，而导致这场以喜剧开始，以悲剧结束的根源，是万历遇到了另一个女人，即在此前被册封的九嫔之一、排名第二的淑嫔郑氏。这位长得乖巧玲珑的小家碧玉，虽姿色出众，但15岁进宫时并未引起皇帝的特别关注，一年之后，才鹤立鸡群，受到皇帝的殊宠。这位淑嫔郑氏一经进入万历的生活，就使年轻的皇帝把新立不久的恭妃王氏视如敝屣。紫禁城内，郑淑嫔不但一鸣惊人，且惊得所有臣僚都冷汗涟涟。于是，一场围绕皇帝与郑淑嫔，即后来的郑贵妃相守相爱、密谋立储的阻击战，在大明帝国晚钟敲响的前夜正式打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