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定陵外罗城正门向外透视，一道神路起于七孔桥总神路以北一百步处，而后蜿蜒伸向西北，跨过三孔桥，穿越金水桥，直抵陵园前的无字牌。神路全长达3公里，宽7米，中间铺青石板，两侧砌条石为边。如此豪华辅张，也是其他陵寑少有的。惜1912年之后，神路、三孔桥均废，唯桥迹尚存，供人凭吊。
在定陵陵园与神路之间，一座巨型无字碑矗立于金水桥后，螭首龟趺，通碑无字。此碑初建时置于亭内，亭呈方形，每边长11米，后来遭毁，只有一通硕大的石碑，孤独地耸立在蓝天白云之下，目睹世间沧桑。
纵观整个明十三陵区，诸陵前都有碑亭及螭首龟趺碑，但除总神道有成祖朱棣的“神功圣德碑”外，其余各碑，均不着一字。此一奇特景观，成为后世研究者、游览者，以及好事者争论不休的话题。
自汉字产生之后，中国人便有树碑立传的习惯。既然竖碑，总要刻些文字，以表立碑者心迹。然而，也有另类情况，即有碑无字，且这类现象并不鲜见，最著名的当数陕西的乾陵无字碑，据说是女皇武则天所立。对武则天为什么在自己的陵前搞个无字碑，一千多年来，各色人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纵观诸说，主要有三种：“夸耀功德”说，“罪孽深重”说，“自知之明”说，三说之外，近世有研究者如田亚岐等人，又生发出一个新说，即武则天当年曾亲自撰写过一篇三千余字的碑文，但一生饱受折磨的唐中宗李显重登皇位后，虽然不能立即公开发泄对母亲的憎恨，但也实在不愿为其歌功颂德。还有一点，即李显不知是把这位母亲称为皇帝还是皇后。纠结、郁闷中，遂把武则天撰定的碑文弃之一边，不予理会。于是，待李显驾崩，后世皇帝更不可能为武则天刻碑立传了，于是有了乾陵前“无字碑”传世。据田亚岐说，此一推断，以乾陵前石碑上预留镌刻三千余字的格子为证。而武则天撰写的碑文并没有销毁，或弃之垃圾堆，极有可能同武则天的《垂拱集》《金轮集》及其他珍贵史册、图册，一起埋藏在乾陵的地宫里。田亚岐这一新说，在史学界与社会上引起一阵轩然大波，是耶？非耶？自然没有定论，看来只待打开乾陵地宫的那一天，方能大白于天下了。
定陵无字碑
北京昌平十三陵，只有明成祖朱棣的石碑有碑文。石碑正面刻有“大明长陵神功圣德碑”字样，下刻有朱棣儿子明仁宗朱高炽，即洪熙皇帝亲自题写、为其父歌功颂德的三千五百余字的碑文。但在朱棣之下，其他葬于陵区的十二个皇帝，陵前皆有碑无文。此一奇特现象，如同武则天的无字碑一样，为后人留下了一串谜团。这个谜团，即使明、清遗老也难以破解。如曾官至工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的范景文公，生前试图释解昌平陵区的无字碑之谜，曾创作《无字碑》诗一首：
片石峰头古并垂，
无端玉简使人疑。
何书不被山灵怒，
深窅谁知无字碑。
明末清初大学者顾炎武，于明亡后数谒十三陵，抒发心中忧郁、痛苦、怀思之情。对无字碑之谜，顾氏颇感兴趣，曾访问看护十三陵的老者。传说，嗣皇帝谒陵时，曾问过随从大臣：“皇考圣德碑为何无字？”大臣回答：“先皇功高德厚，文字无法形容。”这个访问实录，顾炎武写于所著的《昌平山水记》中，但未做更多的解释。倒是清朝入关之后，地理学家兼文学家梁份所著的《帝陵图说》，对无字碑做了部分解释。这个谜团的缘起，要追溯到朱元璋时代。
安徽凤阳县西南明皇陵前的神道口，有一块碑刻有“大明皇陵之碑”，其碑文为开国皇帝朱元璋亲自撰写。本来，洪武二年（1369年）二月，朱元璋命在老家凤阳立皇陵碑，由翰林院学士危素撰文。文成之后，朱元璋不太满意，认为“儒臣粉饰之文，恐不足为后世子孙戒”，故在洪武十一年（1378年）四月，在皇陵新建祭殿之时，朱元璋亲自撰写碑文。
朱元璋幼年，以租赁地主家的田地耕种为业，家境十分贫寒，不幸后来又遇上天灾人祸，父母兄长连续遭难丧命。据《太祖洪武实录》载：“岁甲申，上年十七，值四方旱蝗，民饥、疾痢大起。四月六日乙丑仁祖崩。九日，戊辰，皇长兄薨。二十二日辛巳，太后崩。上连遭三丧，又值岁歉。”地主刘继德不仅不给朱家死者埋葬之地，且对朱元璋百般申斥，欲要驱之出村。幸亏刘继德之兄刘继祖相助，才匆匆将三亲埋葬。朱元璋回想少年之磨难，青年之困顿，投军之机缘，战争之残酷，开国之艰辛，前辈之劳苦，岁月之苍凉，悲愤交集，激情奔涌，乃遂奋笔疾书，一气呵成写了长达一千一百余言的碑文：
定陵陵园平面图
大明皇陵之碑孝子皇帝元璋谨述
洪武十一年夏四月，命江阴侯吴良督工兴造皇堂，予时秉鉴窥形，但见苍颜皓首，忽思往日之艰辛。况皇陵碑记，皆儒臣粉饰之文，恐不足为后世子孙戒，特述艰难，明昌运，俾世代见之。其辞曰：
昔我父皇，寓居是方，农业艰辛，朝夕彷徨。俄而天灾流行，眷属罹殃。皇考终于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死，合家守丧。
田主德不我顾，呼叱昂昂。既不与地，邻里惆怅。忽伊兄之慷慨，惠此黄壤。殡无棺椁，破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浆。
既葬之后，家道惶惶。仲兄少弱，生道不张。孟嫂携幼，东归故乡。值天无雨，遗蝗腾翔。里人缺食，草木为粮。予亦何有，心惊若狂……
泪笔以述难，谕嗣以托昌，稽首再拜，愿时时而来飨。
碑文情真意切，气魄非凡。现代著名文学家、定陵发掘指导者郑振铎，在讲到此文时曾说：“《皇陵碑文》确是篇皇皇大著，其气魄直足翻倒了一切夸诞的碑文。它以不文不白、似通非通的韵语，记载着他自己的故事，颇具有浩浩荡荡的气势。”
然而，正是朱元璋“儒臣粉饰之文，恐不足为后世子孙戒”这个“祖训”，兼之太祖亲自为父皇撰写碑文的“示范”，使明朝翰林院的学士们再也不敢，也不能为先皇帝撰写碑文了，书写碑文的任务便由嗣皇帝，也就是先皇帝的合法继承人承担。待到朱元璋驾崩，葬于南京孝陵，其碑文为成祖朱棣，即永乐皇帝亲自撰就。到了朱棣驾崩，葬于北京昌平十三陵之长陵后，其碑文乃由新登基的仁宗朱高炽，于洪熙元年（1425年）四月十七日撰就。
自此，父皇驾崩，后继位的皇帝撰写碑文，似已成为惯例，或一项制度保留下来。朱家子子孙孙，永无穷尽，有多少陵墓，就该有多少对应的“功德碑”竖立。有明一代，昌平十三座陵墓分别为：
长陵（明成祖）、献陵（明仁宗）、景陵（明宣宗）、裕陵（明英宗）、茂陵（明宪宗）、泰陵（明孝宗）、康陵（明武宗）、永陵（明世宗）、昭陵（明穆宗）、定陵（明神宗）、庆陵（明光宗）、德陵（明熹宗）、思陵（明思宗）。
定陵陵园第二道门（现定陵博物馆正门）
意想不到的是，这个撰写碑文的规矩，在历史进程的中途拐了弯。
仁宗朱高炽当上皇帝仅九个多月，就因纵欲过度，猝死于宫内钦安殿，终年48岁，葬入献陵。他生前为其父成祖皇帝撰就的碑文，因琐事羁绊，酒色迷心，未能镌刻到石碑上。
仁宗驾崩之后，其子朱瞻基继位。宣德十年（1435年）一月三日，朱瞻基驾崩，终年38岁，庙号宣宗，葬于景陵。
宣宗之后，由其长子朱祁镇继位，是谓明英宗，年号正统。
这位明朝第六位皇帝朱祁镇，登基之后，在赴昌平天寿山谒陵的时候，蓦地想到，原本由祖父写就的成祖“功德碑”，隔了一代尚未刻就，这成何体统。于是，与阁臣、礼部尚书等商定，于正统元年（1436年）春，在陵区大红门北侧兴建碑亭，并刻碑纪念。三年后，碑亭建成，继刻碑文，由正统初年著名书法家、太常卿兼翰林侍书程南云书丹。而这个时候，离洪熙元年（1425年）仁宗皇帝撰写碑文已过去十年矣。
定陵瓮城
在这十年之间，明朝换了三位皇帝，而宣宗皇帝驾崩前，并未给前任，即他的父亲仁宗皇帝撰写碑文。因而，英宗即位后，亦不便打破嗣皇帝为前任皇帝撰写碑文的规矩，以一己之力，承担为祖父、父亲两代皇帝歌功颂德的重担。于是，英宗便把此事搁置起来。
很不幸的是，正统十四年（1449年），为打击日渐崛起的蒙古瓦剌部，有点虚飘的英宗皇帝，在宦官王振的煽惑与挟持下，御驾亲征，结果发生了明代历史上著名的“土木堡之变”，兵败被俘，后被瓦剌部送回，囚禁北京南宫。景泰八年（1457年），英宗发动“夺门之变”，废掉景帝朱祁钰，杀少保于谦、名将范广等人，重新登上帝位，改元天顺，于天顺八年（1464年）崩。庙号英宗，葬于裕陵。
英宗朱祁镇两次登基，在一系列阴谋与刀光剑影中翻着跟头折腾，自然没有精力和兴趣，为先祖撰写什么所谓的功德碑文。既然没有碑文，也就不存在建碑亭的问题。因而，直到明朝第十一位皇帝世宗，即戏曲中那个被忠臣海瑞一顿痛骂的嘉靖皇帝，不知道哪股邪火攻心，于嘉靖十六年（1537年）七月，召大学士夏言等面谕：“前在陵工曾谕卿，独长陵有功德碑而六陵未有，无以彰显功德，今宜增立，示所司行。”
嘉靖十五年（1536年），献、景、裕、茂、泰、康等六陵碑亭建成，世宗皇帝阅览奏章，又下令在成祖的长陵陵园内，修建圣绩碑亭及石碑，以显示自己对昌平陵区的开创者、先祖永乐大帝的尊崇和哀思。待一切准备停当，礼部尚书严嵩奏请世宗撰写七碑文。然而，此时的嘉靖皇帝除了贪恋酒色，更是迷信方士，尊尚道教，炼丹求仙，一心修玄，日求长生不老，根本没有心思撰写如此之多且令人挠首呕心的碑文，直到这位世宗皇帝驾崩，未见一字碑文。
世宗之后的几位皇帝，见祖宗陵前石碑上无一文字，自己也就不便，或不想费力劳神撰写什么碑文。事实上，自明朝中期以后，历代皇帝多好嬉戏，沉湎酒色，敢行暴虐，求仙问道，懒于动笔。而最主要的原因，则是感到江河日下，帝国飘摇，其“功德”已经无可叙述，不能直言。因而，一代代皇帝传下来，便出现了十三陵区，有十二座陵有碑无文的景观。
当然，大明帝国的历史进展到万历一朝，皇帝本人对陵前的无字碑为何没有碑文，需不需要撰写、书丹，已无一点思考、探寻的兴趣了。他所要求和能够做到的，就是得过且过，把眼前最符合自己切身利益的事办好，其他的一切都如云烟浮尘。于是，当定陵地下玄宫建成后，万历十六年（1588年）九月二十四日，万历皇帝率文臣武将，借巡视之机，在地宫中设宴饮酒，并给有功之臣加官晋爵。太监手捧诏旨，当场宣读，以助其兴。诏曰：首辅申时行，岁加禄米五十石，赏银币，荫一子尚宝司司丞；次辅王锡爵，赏银币，荫一子入监读书；定国公徐文璧，加禄米三十石，给予应得诰命。临淮侯李言恭以下各升一级；石星加太子少保；曾同亨升尚书；提督大工如旧，荫一子入监读书；李辅、王一鹗、沈鲤、杨俊民、于慎行、徐显卿、萧大亨俱加级赏赍有差；穆来浦、洪声远升五品京堂；常居敬、何起鸣、王友贤、赵焕、朱赓、王弘海、魏时亮、王敬民、田大年、李载阳分别加赍。内原任尚书何起鸣，遇缺推用，荫一子入监读书……
当万历皇帝在寿宫中大摆酒宴，为忠实于他的臣僚加官晋爵之时，他不会想到，也无法想到，世界局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明帝国二百多年的历史已进入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