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二年（1584年）十月初六，卯时，大明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寿宫，正式在大峪山下破土动工。
兴建陵寝是本朝头等大事，有司职责所系，组成了一个专门机构。成员有尚书三人，司礼监太监和高级军官数人，定国公徐文璧、内阁首辅申时行总营建造事宜。军官之所以参加这个机构，是由于大量的土木工程，需要体力相对健壮的军队官兵和成建制的团队参与，方能顺利进行。徐文璧是开国勋臣徐达之后，各种重要的礼仪都少不了由他领衔指点，而全部的筹划经营，无疑还要阁老申时行一人承担。
在这之前，新晋升的礼部尚书陈经邦[1]，曾按照万历皇帝的意图上疏奏请：山陵依永陵规制营建，“规制尽美，福祚无疆”。
所谓依照永陵规制，就是占地面积要宽广。地下玄宫仿九重法宫之制，同时规定，陵寑明楼用预制石件构成，宝城垛口、殿堂、方城、地面等处，均用花斑石铺砌。宝城之外，再筑一道外罗城。大木、砖石等物料，必须按照标准严格选验。
永陵为万历祖父嘉靖皇帝朱厚熜的寿宫。他在位长达四十五年，陵寝在生前预建，即有明一代，继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之后，第三个生前建造陵墓的皇帝。永陵规模较大，地面建筑仅次于成祖朱棣的长陵，比其他皇帝陵墓华丽壮观。经后世文物考古学家测量，永陵院内长度为289.2米，宽149米；宝城坟冢面积为51,687.2平方米；陵院面积为41,170.8平方米；不计外罗城内的总面积为92,858平方米。而万历皇帝的定陵，院内长度为317.5米，宽150.3米；宝城坟冢面积为41,526.5平方米；陵院面积为42,935.9平方米；不计外罗城内的总面积为84,462.4平方米。
永陵宝城垛口花斑石
永陵全景
永陵的总面积虽比定陵大8395.6平方米，但定陵的陵院面积却比永陵大1765.1平方米。因而，后世的观光者假如有心把永、定二陵做一比较，就会发现，定陵比永陵显得更为宽大深邃。这充分反映出万历皇帝对自己寿宫建造要求之精之细，也显示出定陵设计者匠心独具的聪明才智。假如把定陵和仅隔一里之地的万历父亲穆宗的昭陵相比，就更显出定陵的博大宏伟与昭陵的渺小拘谨。这一点，在定陵预建初期就为群臣所察觉，并引起一阵争议。当时的侍读讲官朱赓曾向万历谏奏：“昭陵在望，制过之，非所安。”大意是：你一抬头，就能看到父亲的陵墓。定陵陵园兴建得比你老子的陵园庞大得多，你这个做儿子的，于心能安吗？对这个“自以为忠”的谏阻，万历皇帝依然不予理睬，仍谕令工部按原计划修建。
明祖陵神道（位于江苏省盱眙县境内，石像原沉于洪泽湖底三百余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因旱灾湖底干涸被重新发现）
所谓九重法宫之制，是指我国古代帝王居住和祭祀的宫殿规制。它以纵横各三，形成一个棋盘型的九宫平面图。在九宫当中，中央一宫称太庙太室，中上称玄堂太庙，中下称明堂太庙，中左称总章太庙，中右称青阳太庙，四角四殿称作个室。定陵建成三百多年后，从考古发掘的地下宫殿看，虽然它的个室已经省略，但其基本规制依然是九重法宫的格局，即由前、中、后、左、右，共五座石结构殿宇组成，其顶部均为条石拱券，断面呈尖顶、两弧相交的“锅底券”形制。
北京昌平十三陵区，除永、定二陵以外，其余诸陵明楼的楼顶部分，全是木质结构，因此经不起风雨剥蚀，损坏速度自然既快又严重。后世人看到的长、景、献三陵明楼，乃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修缮而成。而唯独永、定二明楼，虽历经四百余年而安然无恙。究其原因，则是因为整个明楼顶部，包括额枋、斗拱、飞子、檐椽，以及又宽又长的角柱，全是由白石雕琢的预制石件组成，这种由预制石件建造的明楼，在明朝的所有陵墓中，仅此两座而已。
按照嘉靖皇帝的永陵建制，花斑纹石自不可少，宝城垛口、明楼地面全为花斑石辅陈。此石由多种颜色的鹅卵石经过地壳变动，受到高温高压以后，再生而成，当时仅在河南的浚县能够采到。为达到这一目标，朝廷不惜花费巨大人力、财力，派人到浚县采挖，不远千里，运来应用。这种岩石，虽然五颜六色、光彩夺目，但却没有纹理，质地坚硬，雕琢十分困难。开采时，只能按最大尺寸开成毛材，然后用手工反复研磨，其费工耗时，可以想象。据《帝陵图说》载：定陵所用的花斑纹石做工极细，“滑泽如新，微尘不能染”，“光焰灼人”。
明朝诸陵，在永陵之前都没有外罗城而只设宝城。永陵建成后，嘉靖皇帝前去巡察，对陵园建筑不太满意，便问工部尚书：“此陵完工否？”工部尚书打了个激灵，顿悟皇帝的用心，随机应变道：“尚有外罗城一道未建。”
嘉靖回朝后，工部立即命人在宝城之外，又补加一道外城墙，名曰外罗城。自此，这道外罗城便成为一个标志性建筑，为嘉靖的皇孙万历所效仿。定陵的外罗城和永陵的一样，略呈椭圆形，城墙高厚而坚固。四百年后，世人仍能从城墙的遗址，看到当初的雄姿风采。
定陵自万历十二年（1584年）十月六日开工，每天直接进入现场施工的军民夫役、瓦木石匠，多达两三万人。经过一年的紧张施工，陵园工程已有相当进展。意想不到的是，万历十三年（1585年）八月初，太仆寺少卿李植、光禄寺少卿江东之、尚宝司少卿羊可立三位大臣，又横生枝节，突然上奏万历皇帝：
大峪山非吉壤。时行与故尚书徐学谟昵，故赞其成。憾尚书陈经邦异议，故致其去，以倾阁臣……
三位少卿素与申时行不合，想借此机会，给申时行难堪，并替因反对申时行而被贬职的陈经邦鸣冤。面对此情，老谋深算的申时行自然不会相让，立即向皇帝陈疏自己的观点，使刚要偏向于三位少卿的皇帝，不得不转变风向，矛头对准三少卿：
阁臣职在佐理，岂责以堪舆伎耶！夺三臣俸半年。传谕内阁：大峪佳美毓秀，出朕亲定，又奉两宫圣母阅视，原无与卿事。李植等亦在扈行，初无一言，今吉典方兴，辄敢狂肆诬诟。朕志已定，不必另择，卿其安心辅理。
此前，少卿李植、江东之、羊可立三人，曾在参奏张居正和冯保中受到万历皇帝的宠幸，并得到首辅张四维的青睐。正当他们青云直上之时，遇到了以前的劲敌申时行。李、江、羊三人心中都十分清楚，不扳倒申时行，不但前程无望，后果亦不堪设想。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三人才联合起来，冒险进谏，想不到制敌未成，反遭敌击。对这次的失败，上述三人自然不会善罢甘休，既然阵势已公然摆开，就必须杀个鱼死网破。他们蛰伏在衙门之内，机警地关注、打探着朝廷中枢的消息，悄悄等待时机。
时机终于到来了。
八月二十七日，在定陵宝城西北角的地下发现了大石块。这是一种不祥的预兆。如果说上次的疏奏过于直白，那么现在证据在握，正是扳倒申时行的绝好时机。于是，李植、江东之、羊可立三人，会同与申时行发生利益冲突的钦天监张邦垣，立即向皇帝陈奏实情，谓：“寿宫有石数十丈如屏风，其下皆石，恐宝座将置于石上”，并提议宝城地址前移，以躲过“青白顽石”，破邪显正。
万历阅奏，大为震惊，急令徐文璧、申时行前去察看。
八月二十九日，徐、申二人察检回京，向万历陈奏：“宝城西北地下确有石头，陵址是否前移，请皇上酌定。”
万历心急如火，急于看个究竟。情急之下，再也不以行秋祭礼为借口前往，而是直截了当地传旨说：“朕闰九月六日，再阅寿宫。”
闰九月八日，万历皇帝草率拜谒完长、永、昭三陵，即去大峪山阅视自己的寿宫。
此时，定陵兴工已整整一年，除重要的物料堆存在昭陵神马房和西井两庑之外，其他砖石物料，在寿宫现场堆积如山。在这种情况下，假如万历在闪念间谕令更改陵址，将会造成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浪费。更为严重的是，山陵选在大峪山，徐文璧和申时行起了关键作用，如果更改陵址，意味着他们严重失职，也进一步给李植等人提供把柄，后果可想而知。徐文璧、申时行不愧是“班首重臣”，政坛老手，在这紧急关头，立即串通礼、工二部尚书，一齐向万历陈请，不必再更改陵址。但万历对此却不予理睬，形势进一步恶化。
第二天，万历皇帝在黄山岭、宝山、平岗地、大峪山之间，亲自往返阅视两次，仍下不了决心。申时行察言观色，心中忐忑不安，眼看事情已熬到沸点，不能再有半点犹豫，遂拿出看家本领，壮起胆子，再次向皇帝陈请，不必再改陵址，并针对三人上疏中的“青白顽石”之事辩驳道：“李植等说青白顽石，大不是。大凡石也，麻顽或带黄黑者，方为之顽。若色青白滋润，便有生气，不得谓之顽矣。”万历琢磨再三，终于同意了申时行的说辞，并传谕旨：
朕遍览诸山，惟宝山与大峪山相等。但宝山在二祖（明英宗裕陵、明宪宗茂陵——作者注）之间，朕不敢僭越，还用大峪山。传与所司，兴工事无辄改。
申时行、徐文璧一听“无辄改”，心中的千斤巨石才砰然落地。也正是由于申时行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才使他和他的官僚集团，在政治风浪中再次站稳了脚跟。
李植等人见皇帝明确表示“无辄改”，垂头丧气又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决定孤注一掷，冒死再向次陈请，以扳回最后一局，疏奏直指核心：“玄宫后凿石横阔数十丈如屏风，其下便如石地，今欲用之，则宝座安砌石上，实不吉利。”
而当朝御史柯挺等人，见皇帝表明态度，李植团伙大势已去，遂见风使舵，由先前上疏宝山最吉，立即改为：“大峪之山万马奔腾，四势完美。殆天秘真龙以待陛下。”
面对各色人等与政治团伙如此纷繁的角逐，且反复无常，前后不一的表白，万历心烦意乱，十分恼火，诏申时行至行殿问道：“兹事朕自主张，而纷纷者何？”
申时行以解释为名，趁机向反对派的背后猛刺了一刀：“以陵址选于己，沽名钓誉，以示于后。”
万历一气之下，谕令李植调外地任职，柯挺夺俸三个月，张邦垣因对地下有石块大惊小怪，夺俸四个月。
为避免群臣再度纷争，万历传谕：
今廷臣争言堪舆。彼秦始皇葬骊山，亦求吉地，未几遭祸。由此观之，选择何益？朕志定矣，当不为群言所惑。
自万历十一年（1583年）二月四日，祠祭署员外郎陈述岭等人开始踏勘，至万历十三年（1585年）闰九月九日，万历谕令陵址“无辄改”为止，历经两年半的吵闹纷争，终于得到平息，定陵陵址就此确定下来。
注释：
[1]陈经邦：字公望，号肃庵，福建莆田人。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进士，选庶吉士，后授编修，累官至礼部尚书兼学士。万历皇帝为太子时，陈经邦选任东宫讲读官。万历即位，陈氏进讲经义，“明白恳切，音吐洪亮”，“仪度庄雅，进退雍容”。另，陈氏应制诗赋颇受万历称赞，并亲书“责难陈善”四个大字赐陈。 万历十一年（1583年），陈经邦继徐学谟之后升礼部尚书兼学士。在其任上，部事大治，并参与指导了定陵营建计划和实际兴建工程。万历十三年（1585年），因与权臣申时行等论事不合，疏请罢归。 陈经邦家居三十年，万历时常派人问候，然因申时行等臣僚所阻，终不得召。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卒，终年79岁，赠太子少保。 明史载，陈经邦工于诗，人称其诗“质而不浮，丽而有则”，有《群玉山房诗集》一卷。文章结集为《陈尚书疏议》二卷，《东宫讲章》《经筵讲章》各十五卷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