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担任内阁首辅以后，除了处理日常政治、经济、军事等事务，所做的另一件要事，就是辅导他的学生——年轻的万历皇帝朱翊钧读书成才。为把这位新任皇帝引向自己所设想的境地，张居正以高度的热情和责任感，为万历精选了五位经史主讲，两位书法主讲，外加一位侍读，所学内容由张氏自己亲自编订。此时的张居正，已成为塑造年幼皇帝的总设计师和处理军政要务、身兼内外双重职务的国之重臣，亦为整个大明帝国事实上的掌舵人。
明万历元年刊《帝鉴图说》插图“遣使赈恤”。唐史记：宪宗四年（809年），南方旱饥，命左司郎中郑敬等为江淮、两浙、荆湖、襄鄂等道宣慰使，赈恤之。将行，上戒之曰：“朕宫中用帛一匹，皆籍其数，惟周救百姓，则不计费。卿辈宜识此意，勿效潘孟阳饮酒游山而已。”
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接二连三地砍了几位宰相的脑袋，并且严旨后代不复设立，以免皇帝大权旁落，受制于人。但后来的君主并不像先辈那样勤于政事，到朱元璋的儿子——明成祖朱棣时，随着政务增多，开始让殿阁大学士参理，宰相之权逐渐移回殿阁辅臣手中。
由于张居正成为万历一朝实际上的宰相兼太师，成为大明帝国最为强大坚挺的柱石，或曰帝国航船最强劲的掌舵人。因而，张氏抓住时机，铲除一切羁绊，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颇有成效的改革，同时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万历的教育之中，企图按照他理想中的模式，塑造出一个全能的完人和圣主。只是，张居正的方法过于刻薄和急躁，致使这位少年天子越来越不堪重负，性格逐渐扭曲，直至偏离航道。其最终结局是，张居正在为行将垂死的大明帝国恢复元气的同时，也为它的彻底毁灭种下了难以治愈的毒菌。
几个世纪之后，明史研究者大都同意这样一个事实：万历皇帝一生的作为和名声，前后大相径庭，前期是一位较为聪明、早熟的君主；后期则成为酒色财气“四毒俱全”的昏君。史载，万历5岁时就能读书识字，这是按中国传统的虚岁算法算的，那时他的实际年龄还不足4岁。就在差不多这个年龄的时候，有一天，他见父皇在宫中驰马，立即跑上前去，说道：“陛下是天下之主，如此驰马急奔，倘马蹶失足，后果作何设想？”
隆庆皇帝听罢，立即跳下马来，把他拥在怀中，激动得热泪盈眶，深为有这样的儿子而自豪。隆庆皇帝当场嘉奖了儿子，并在不久后将他立为太子。
如今，作为新皇帝的朱翊钧，在张居正精心辅导下，学业日有进步。到万历二年（1574年）三月，小皇帝将自己书写的十二字条幅“学二帝、三王、治天下大经之法”，悬挂于文华殿中央。接着又书写条幅，准备分赐给众臣僚，每个字足有一尺见方。张居正来到文华殿，见万历“纵笔如飞，顷刻毕就”，且12岁的孩子书写这么大的正楷字，着实不易，张居正看后十分欣慰。为此，他特做《缉熙圣学》诗一首，颂扬其事。诗曰：
冲龄已赋圣人资，典学尤勤恐后时。
努力寸阴常为惜，谈经终日竟忘疲。
闲观翰墨情偏惬，坐对缥缃手自披。
二帝三王心法在，文□高揭即著龟。
万历二年（1574年）闰十二月十七日，小皇帝讲读完毕，将亲自书写的“弼予一人，永保天命”八个大字赐给张居正。这八字虽然反映了万历对张的无比信赖，但张居正却突然想到了一个宏大的政治命题，即中国文化里最重要的是立德、立功、立言，所谓“三不朽”。作为一代君主，治国安邦需要的是熟读经史子集，在古书典籍中寻求大道，而书法绘画之类艺术毕竟属于细枝末节，只能作为修身养性的辅助品，不能成就经国之大业，治世之根本，若沉湎太深，对治理国家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出于政治高度和治国方针上的考虑，张居正板起脸对万历此举进行了劝谏。他说道：“赐臣之大书，笔力遒劲，体格庄严，虽前代人主善书者，无以复逾矣。但以臣愚见，帝王之学，当务其大。自尧舜以至唐宋，所称英贤之主，皆以其修德行政，治世安民著称。不闻其有技艺之巧也。梁武帝、陈后主、隋炀帝、宋徽宗，皆能文章善绘画，然皆无救于乱亡。由此可见，君德之大，不在技艺之间也。今皇上圣聪日开，正宜及时讲求治理，留心政务，以古圣帝明主为法。书法一事，不过借以收心而已，即使殚精费神，直通钟王（钟繇、王羲之），亦有何益？”
万历听罢，立即答道：“先生说得是，朕知道了。”
自此之后，在万历的功课之中，书法艺术被取消，只留下经史二门供这位小皇帝攻读。
万历三年（1575年）五月二十日，皇帝下令中使捧出他母亲李太后所写的御书一帙，叫张居正看，并说太后不但每天在宫中看史书，还要坚持写字一幅。她不仅自己这样做，还令30岁以下的侍女都要读书写字。张居正听罢，深以为然，并借此开导说：“圣母，母也，犹孜孜勤学如此。今皇上当英雄少年，将来有万钧之重，何不锐精学问，讲究治理以副祖宗托付之重乎？伏望皇上仰体圣母爱育之心，及时典学无怠无荒。则睿智益升，聪明愈扩。”
万历当即答道：“先生言是也，朕当勉焉。”
同年底，万历对张居正说：“朕于宫中默诵所讲书，多能记忆。间亦有遗忘者，温习未尝废也。”
张居正闻之，大喜，认为万历皇帝按照自己设计的道路一步步向前迈进，自己没有白费苦心，日后继续按这个模式栽培下去，万历皇帝一定堪当大器，成为一代明君圣主。然而，只顾沾沾自喜的张居正没有意识到，他一手栽培并渴望成就的这件“大器”，已经悄然变形。这位少年皇帝的幼小心灵，因书法等艺术的爱好与追求被强行阻断而受到刺痛，经史子集的枯燥讲读，使这位童心未泯的少年日趋厌倦。像许多厌学、逃学的少年一样，这位小皇帝先是在讲堂上表现得神气不定，继之开始借故停辍。而自以为聪明过人的张居正，却把自己少年时在江陵读书的那一套方式、方法，强行置于一国之主——万历皇帝的头上，且在小皇帝明显表现出对读书、讲学厌烦、抵触和逃避之时，并未有所警觉。而且，张居正不认为自己设计的模型和教育方法有什么差错，对面前这位满面愁容，且暗含愠怒、怨恨的小皇帝，并未给予感情上的抚慰，反以自己的霸道作风，摆出一副大义凛然状，一如既往地严格劝谏、干涉，毫不退让放松。
万历五年（1577年）闰八月初三，小皇帝借故暑雨太多、太大，口谕令朝讲暂歇。张居正得知后，立即前来谏阻，并趁势讲了一番古今中外的大道理。在张居正严厉、恳切的劝谏下，万历不得不收回口谕，重新进入忙碌的功课中。
早在此前，张居正还仿照唐太宗、明成祖和明仁宗的做法，绘制天下疆域和职官书屏，悬挂在文华殿墙上，让万历朝夕观阅。史载，这幅疆域职官书屏画得十分精详，全屏共分九扇，中间三扇绘天下疆域图，左右各三扇分别列文武职官的姓名、贯址、出身、资历等，而每个职官的情况，均用浮贴，如有升迁改调，可以随时更换。在张居正看来，有了这幅屏风，“四方道里险易、百司职务繁局，某某官员贤否，莫逃于圣鉴之下”。只是令张居正想不到的是，面对这一杰作，万历皇帝并未表现出应有的热情，览阅之后，只轻轻说了句“先生费心，朕知道了”，算是对张居正这番苦心孤诣的回报。
此时的张居正，被权势和由自己掌控的权势带来的使命感冲昏了头脑，对万历于功课上的厌倦、烦闷情绪，仍未体察和醒悟，更未对这位小皇帝精神上表现出来的痛苦，甚而愠怒加以深究，他依然自信满满地按照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思维方式，以及一个臣僚对皇帝效忠的责任和挚诚，训导这个只有十几岁的孩子，有时表现得十分严厉和刻薄，甚至达到了令成年人都难以忍受的程度。对此，后世史家多有评判或予以指责，若史家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讲述了这样一件小事。有一次，万历在朗诵《论语》时，把“色勃如也”，读成了“色bèi（背）如也”。张居正听罢，当即沉下脸来，面带怒气地厉声纠正道：“应当读bó（勃）！”这一声严厉得近似指责的叫喊，使万历皇帝极为惊恐和愤慨。尽管皇帝只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并称张居正为先生，但这位少年天子自小被灌输的信条是，自己乃堂堂大明帝国的当朝皇帝，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天之骄子，是上天任命的天下共主。《尚书》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白虎通义》曰：“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也就是说，天子“受命于天”，地上行走的一切人等，无论贵贱尊卑，都是他的臣民，都要服从他的意志。张居正此时严厉而刻薄的责备，万历认为是对自己不尊、不敬，有辱他作为一个至高无上的皇帝的尊严。在日后的岁月里，此类事情不但没有停止，反而不断出现，使少年皇帝感到自尊心受到刺扎，心灵深处渐渐生起了反抗的欲望，对张居正本人由尊敬、畏惧变成了忌恨。按黄仁宇的说法，多少年后，张居正举家获罪，其本人差点被开棺戮尸，与张氏本人在教学方式和对待皇帝的态度方面，有意无意地播下了仇恨种子是分不开的。
从另一个视角看，无论是年龄还是职位均处于鼎盛时期，且颇为自负的张居正，之所以没有顾及或领会小皇帝的感受，是因为他有自己的一套标准和道理，他企图让万历皇帝明白，天子受命于天是不错的，但天意能否长久保持不变则在于是否施行仁义，如《孟子·离娄上》所言：“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今恶死亡而乐不仁，是犹恶醉而强酒。”要使国家兴旺发达，百姓安居乐业，首先是皇帝自己修德进业，审慎地选择德才兼备的官吏，这样君臣同心同德，才能保证帝国亿万斯年，长盛不衰。要选择当朝称职的官吏，作为君主，就必须信任忠诚的臣子张居正本人。确切地说，张居正才是引导大明帝国这艘航船一路前行，且能渡过急流险滩的不灭的灯塔。
随着时间的推移，万历皇帝与张居正这对君臣，心理上的抵牾越来越大，仇恨的种子在万历心灵深处悄然发芽生长，而小皇帝那个只有三十多岁、精力充沛又满怀期待的母亲——李太后，亦即慈圣皇太后，也在不知不觉中，扮演了一个令儿子身上雪上加霜的角色。太后的出身和特殊经历，使她的性格和处事理念，形成了一套独特模式。尽管儿子已经当政，但这对母子却一直同住在乾清宫，且太后对这个亲生儿子能否尽心尽职、勤奋学习，表现出特殊的热情和关注。她利用被称为儿子“大伴”的太监冯保，不断向自己报告宫内外、包括皇帝本人的各种情况。由于这个太监兼特务精明能干，使得太后耳目灵通。也由于这个神秘莫测的特务，在不分白天黑夜地监视她儿子的言行，使得万历皇帝渐生畏惧和厌恶。而一旦听到对皇帝不利的密报，年轻的太后盛怒之下，就会对儿子处以长跪的惩罚，有时一跪就是几个时辰。这一做法，不仅使万历小皇帝承受了肉体的折磨，更为重要的是，让这位至高无上的天子，感到极端的难堪和精神的创痛。而这时的慈圣皇太后，并没有因此感到自己的做法有什么不妥，相反却认为自己做了既合乎祖训，又不悖常理的具有责任感的好事。因为她的经历和思维方式无不在告诉自己：我是为你好，我这样做是对的，不这样，才愧对列祖列宗和儿子本人。
明代开国之君朱元璋，怕自己百年之后子孙不肖，出现类似汉、唐那样外戚或母后专权的隐患，明确规定后妃由良家挑选。作为万历皇帝生母的李太后，原出身贫寒之家，被选入宫后，在裕王府侍候当时还是裕王的朱载垕，也就是后来的隆庆皇帝。她之所以没有像绝大多数宫女那样，在紫禁城中空虚寂寞了此一生，仅仅是因为一个偶然的契机，使她与朱载垕于夜深人静时，发生了一段情意缠绵、难以忘怀的情欲之缘。第二年，她便生下了儿子朱翊钧，并以“母以子贵”的宫廷礼制，一跃成为皇贵妃，直至儿子被立为太子，继之成为当朝皇帝，而她自己也成为当朝太后。这位30多岁便守寡的女人，深知到达现在的地位是多么不易。《公羊传》曰“子以母贵，母以子贵”，二者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但更多的是儿子给予了自己今天的荣耀和权势。然而，这并不妨碍她对儿子进行相当严格的管教，年复一年，这位太后在每逢上朝的五更时分，便推醒酣睡的儿子，带他去临朝听政。如此这般不辞劳苦地栽培儿子，当然是希望眼前这个小皇帝成为一代贤君，自己也一同名垂青史。
万历六年（1578年），年已16岁的万历皇帝到了大婚年龄。为广延子嗣，必须先册立皇后，然后再立妃嫔。对万历来说，这无疑是一种新生活的开始。当然，他暗自庆幸的不是大婚，而是严慈的母亲将不再陪他住在乾清宫而搬回慈宁宫，他将有可能在日后的生活中成为一个自由的君主，一个独立的人。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大婚后的万历皇帝从表面上看，似乎和年轻貌美的王皇后结成了天生的一对，事实上万历内心却极不喜欢这位总讨母后欢心的女人，并不时给她冷淡的脸色。这种不近人情的态度和做法，万历一生都没有改变。深感冷落的王皇后愤懑之极，只得拿宫女发泄怨气，一生毙在她杖下的宫女就有数十人之多。王皇后为什么一生从未得宠，史料尚无确切记载，世人也无处捉摸。或许，爱与不爱本身就没有什么因由可寻，也无对错是非之定论，它是存于心灵深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一种情感的波动。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明确的，大婚后的万历皇帝认为，他已经从母亲的严格束缚下摆脱出来，得到了一个打破单调和空虚生活的机会，可以钻出阴暗沉闷压抑的深宫，长吁一口气了，直至在成年人的世界里，过一种充满青春张力，吞吐四海八荒，实现春秋大梦的壮丽人生。只是，他高兴得太早，也想得过于简单了，一件看似平常的小事，给了这位少年天子当头一棒。
史载，一个名叫孙海的宦官，引导万历在皇城别墅“西内”[1]，举行了一次极尽欢乐的夜宴。这里湖波荡漾，宝塔高耸，风景秀丽，喇嘛寺旁所蓄养的上千只白鹤点缀其间，使得刚从铁狱般深宫大院潜出的皇帝，恍如置身蓬莱仙境。新奇的、自由的生活天地一经打开，万历皇帝对紫禁城的禁锢岁月，产生了恐惧与厌恶，对此处的旖旎风光与新鲜、活泼的气氛，产生了向往甚至迷恋。从此，在“西内”的夜游，成了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每到夜幕降临，只见年轻的皇帝身穿紧袖衫，腰悬宝刀，在群宦簇拥下，带着似醉还醒的酒意，像话本中的侠客一样，高喊着谁也听不懂的口号，在园中横冲直撞。折腾累了，便是一顿宴饮歌舞，直闹到天色微明方休。一次宴会上，万历醉眼蒙眬地叫身边一个小宫女唱自己喜爱的新曲。不料，这个宫女奏称不会，小皇帝借着酒劲龙颜大怒，抽出身上宝刀，学着侠客的样子欲砍向宫女。孙海等急忙上前阻止，万历欲杀不能，便灵机一动，说：“不效当年曹孟德割发代首，何显朕无戏言？”手起刀落，斩断了宫女半截长发。一个随从眼看宫女惊昏倒地，其他侍从太监、宫女惊呼乱窜，怕闹出人命不好交差，急忙上前劝谏，结果被怒气未消的万历下令拖出去打了一顿板子。
小皇帝如此不分白天黑夜恣意妄为地胡闹，引起了监视太监冯保的不满，遂将此事悄悄告诉了太后。太后闻言大为吃惊，觉得自己过于放纵皇帝，没有尽到对皇帝的督导教育之责，愧对祖宗社稷。被悲愤和悔恨所裹胁的太后有些失去理智，只见她除去簪环，准备祭告祖庙，废掉这个失德之君，以皇弟潞王代之。冯保等宦官见大事不妙，立即意识到兹事体大，无论是对皇帝本人还是对身边的宦官，都是一个重大危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机警的冯保立即示意万历跪求母后开恩息怒。小皇帝虽然曾因读书被罚长跪，但领略的只是母后严厉逼视的目光，而现在，惊慌失措的他第一次看到母亲悲愤的目光中，含有一种万念俱灰的哀怨——这是一种恨铁不成钢、辜负夫君遗托顾命的绝望神色。望着伏地不起的皇帝，怒气正盛的慈圣太后手脚抖动，厉声训斥道：“先帝弥留之际，尝内嘱你两母教育，外托张先生等辅导，可谓用心良苦。孰知你如此不肖，到处游荡，将来必玷辱祖宗功名。我顾社稷要紧，难道非要你做皇帝不成？”言毕，昏厥过去。
万历意识到自己这次惹祸非同小可，伏地哀泣，不敢仰视。冯保急忙号令宫女服侍太后，又令人火速请张居正前来劝慰。经张居正和冯保极力劝说，万历皇帝痛哭流涕，表示悔改，并在张居正示意下写了一份“罪己诏”，醒来的太后怒气渐消，最终答应给皇帝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这次事件，令万历胆战心惊、汗湿脊背的同时，也给张居正敲了一个警钟，他再也不敢马虎大意了。为避免再度出现类似麻烦，张居正以铁腕手段，大批斥退皇帝的近侍，特别是那些年轻的活跃分子，同时自告奋勇，承担起照料皇帝私生活的重任，每天派遣四名翰林，在皇帝燕居时以经史文墨愉悦圣情。
也正是由于本次事件的发生，万历皇帝才明白自己虽然名义上是天下君主，但仍是一个既不独立，更不自由的孤独少年。他冥冥中感到有一条无形的锁链套在自己身上，无法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行动，去生活，去探索外部世界，甚至呼吸一口新鲜空气，都感到有无数双忽隐忽现的眼睛紧盯不放，使自己身心俱不自在，如芒在背。留给他的空间，或他能够做的，只有在这条无形锁链的捆绑下，在这冰冷的深宫大院里，沿着一条古老得生锈的轨道走下去，纵使前方是一片迷茫的征途，甚至是峭壁悬崖。
当然，李太后的斥责，张居正及身边的臣僚严密的监视兼精神上的捆绑，并未立即使少年万历屈服，他那青春躁动的身心和满腔的热血，以及对自由的渴望，仍促使他设法予以反抗，只是方式比此前更加小心谨慎罢了。以后的岁月，万历要干每一件“出轨”之事，总提前编造出几条理由，以应付太后的盘问。与此同时，这件事也给他的心灵留下了抹不去的阴影，伴随这个阴影而生的，是恨上了告密的冯保和为自己代草“罪己诏”的张居正。因为“罪己诏”中的言辞，竟到了使他这位皇帝无地自容的程度。每当回忆起那不堪的一幕，万历心中便隐隐作痛，一股复仇的火焰在胸中燃烧起来，且越烧越旺，不能止息。
有一天，万历听课完毕，一时兴起，便开始书写大字赐予辅臣。冯保立在一旁，吹捧逢迎，不住喝彩。望着冯保的谄媚之态，万历停了下来，心中蓦然涌起一股厌恶的情绪，仇恨的火苗升腾而起。刹那间，他手中饱蘸浓墨的大笔，唰地掷在冯保穿的大红袍上，淋漓尽染。冯保打了个激灵，惊恐异常，在旁的张居正和几位辅臣也是大惊失色，不知如何是好。慌乱中，众人脑海中迸出一个相似的念头——皇帝变了。
注释：
[1]西内：明代在所谓大内以外兴建的宫苑、衙署。据明史专家研究，“西内”的指向并不是一定的，《明史》及有关明代的史料提到“西内”有多处。 其一为燕王府的地址。朱棣分封燕王，需要一座府邸。据杨宽先生研究，燕王府选址在刚刚被拆毁的元故宫之上，具体即元代“西内”——原隆福、兴圣诸宫的位置，地处太液池以西。洪武三年（1370年）朱棣受封燕王，洪武十三年（1380年）方进驻北平，在洪武十二年（1379年）燕王府建成之后。后来的北京故宫又是在燕王府的基础上改扩而成的。 其二为宣宗朱瞻基扩建宫殿之地，在皇城的边缘地带修建的皇宫。 其三为景帝朱祁钰的终结地。景泰八年（1457年）夺门之变，朱祁镇复位为皇帝，朱祁钰被废为郕王，迁往西内，并在十余天后亡于此。 其四为宪宗朱见深的废后吴皇后的居处，即冷宫。 其五为嘉靖皇帝朱厚熜的居所。嘉靖二十年（1541年）后，朱厚熜迷恋吃丹修炼，西内正是他修仙之地。《明史》载，帝“移居西内，日求长生，郊庙不亲，朝讲尽废，君臣不相接”。修仙所需的药饵、青词、秘法等，通过宦官直达西内，称为后朝本。 其六为万历皇帝所游玩的“西内”，不知所指，从史书记载的环境与建筑物等分析，或是嘉靖皇帝当年的修炼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