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陵尚未开启，隐秘仍在幽暗的玄宫中静静等待考古人员揭示，而令发掘者与郭沫若、吴晗等辈，乃至普通民众最感兴趣的，无疑是在这座陵墓地宫中长眠的主人。这是一个让世人只见其影不见其形，似曾相识又所知甚少的复杂的神秘体，又是一个令当时的臣僚与后来的研究家费尽心机都难解真相的超级“宅男”。——一切叙事，都来自墨迹干涩的史籍与虚实混杂的民间野史。
大明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初，明朝第十二代君主，刚刚36岁的隆庆皇帝朱载垕，因纵欲过度，加上长期服食春药，头晕眼花，双手打战，卧病不起。尽管数位御医，于慌恐、焦虑中用尽各种方法、药物施以救治，以图挽狂澜于既倒，但奇迹还是没有出现。延至五月二十五日，隆庆于晕眩中自知病入膏肓，不久于人世，急忙召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入乾清宫听候遗诏。
三人匆忙赶来，只见幽深阴暗的宫殿内，气氛紧张，景象凄惨。皇帝斜倚在御榻上，面如死灰，气息奄奄，左右静静地站立着皇后、皇贵妃和太子朱翊钧。从那一丝爱恋、渴望、忧虑、无奈的眼神中可以看出，皇帝唯一放心不下的，是侍立在病榻左边年仅10岁的爱子、未来皇位的继承人——朱翊钧。在告别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刻，隆庆皇帝伸出由于纵欲过度而变得萎缩瘦弱、毫无血色、呈树根状枯干僵硬的手，转动满含期待的泪眼，有气无力地向高拱、张居正、高仪三位内阁辅臣嘱托后事：“以天下累先生……事与冯保商榷而行。”
乾清宫
隆庆皇帝说完，命身边的司礼监太监冯保宣读遗嘱。
遗嘱分为两道，一道给皇太子朱翊钧，一道给顾命大臣。给皇太子的遗嘱写道：
遗诏，与皇太子。朕不豫，皇帝你做，一应礼仪自有该部题请而行。你要依三辅臣，并司礼监辅导，进学修德，用贤使能，无事怠荒，保守帝业。
给顾命大臣的遗嘱写道：
朕嗣祖宗大统，今方六年。偶得此疾，遽不能起，有负先皇付托。东宫幼小，朕今付之卿等三臣，同司礼监协心辅佐，遵守祖制，保固皇图。卿等功在社稷，万世不泯。
少年天子万历皇帝像
高拱画像
遗嘱刚刚读毕，首辅大臣高拱顿时一惊，心中暗想：自古有国以来，未曾有宦官受顾命之事，这“同司礼监协心辅佐”一句，成何体统？此遗诏，分明是张居正勾结冯保所拟，并非皇上本意。正要发作，忽而一想，此时不是计较的时候，一切待日后再作打算。想到这里，高拱借挥袖掩泪的空隙，用余光瞄了一眼周围的众人，复做悲痛状，匍匐在地，恸哭不已……
第二天凌晨，隆庆皇帝驾崩于乾清宫，谥号为“契天隆道渊懿宽仁显文光武纯德弘孝庄皇帝”，庙号穆宗，葬于北京昌平昭陵。
同年六月十日，年方10岁的皇太子朱翊钧登基，是为大明第十三位君主，诏告以明年（1573年）为万历元年。自此，大明帝国的隆庆时代成为一个符号，历史进入了长达四十八年的万历新时代。
张居正画像
老皇帝死去，对大臣们而言，可谓又悲又喜。新皇帝朱翊钧上位理政，标志着大明晚期特色的新时代的开启，朝中各色臣僚连同宦官集团，围绕诱人的权力，不可避免地展开一场新的争夺与厮杀。于是，万历初年，三个最引人注目的人物登上了大明王朝的政治舞台，这便是隆庆皇帝在遗诏中钦点的内阁辅臣高拱、张居正和司礼太监冯保。这三个人物对定陵地宫的主人——万历皇帝一生及其政治生涯产生了深刻影响，因此有必要加以介绍。
高拱，字肃卿，河南新郑人。大明嘉靖朝进士，后拜文渊阁大学士，与世称“东野先生”“青词宰相”的一代名臣郭朴同时进入内阁。嘉靖皇帝因迷恋丹药、过度服食一命呜呼后，其子朱载垕即位，改元隆庆，是为隆庆皇帝。高拱自以为是先帝旧臣，开始不把他的引荐者、内阁元辅徐阶放在眼里，常与之相抗衡、争宠，暗中施以手腕迫使徐阶“乞归”。自此之后，高拱以精明强干自诩，负气用事，傲视同僚，先后又施展各种阴招，挤走了四位阁臣。至隆庆五年（1571年）十一月，内阁辅臣只剩下高拱、高仪和张居正三人，而以高拱为首席。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人，生于嘉靖四年（1525年）。少年时颖敏绝伦，素有“荆州神童”之称。5岁开始读书，10岁通晓六经大义，12岁中秀才，16岁中举人，23岁中进士并选为庶吉士，25岁授翰林院编修。正当张居正志得意满，仕宦之途顺畅，欲在政治上大展宏图之时，却遇到了奸相严嵩权势熏灼，年轻气盛的张居正对严氏父子深恶痛绝又无可奈何，只得选择远离权力中心，静观待变。随着时间推移，张氏对朝堂之上的君臣表现或称之为表演，越来越悲观失望。在痛苦中无法自拔的张居正受高人指点，暂时告病回到江陵老家，栽种几亩竹以排遣胸中郁闷，同时养精蓄锐，暗中思谋，以图东山再起。六年之后，张居正根据形势变化与父亲的愿望再度入京，利用当史官的有利条件，集中精力研究历代盛衰兴亡的原因，留心观察社会现实，受到大学士徐阶赏识、举荐，自此进入内阁参与机务。未久，好运亨通，一跃晋升为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不过，这时的张居正虽有政治热情和鸿鹄之志，因有前辈阁臣和得宠的宦官四处掣肘，仍不得施展政治抱负，更无法一鸣惊人，真正的机会还要等到十年之后。
最后一个被皇帝钦点的人物——冯保，号双林，真定府深州人。据传，此人与一般的太监不同，头脑灵活，知书达礼，又喜爱琴棋书画，颇有一点儒者风度。因其学识涵养在宦官中出类拔萃，一路官运亨通，嘉靖年间就当上了司礼监秉笔太监。
明朝开国之初，太祖朱元璋鉴于前朝许多血的教训，制定了严格的制度，太监不允许识字。洪武十七年（1384年），朱元璋下令铸造铁牌，放置宫门中央，铭文为：“内臣不得干涉政事，违犯者斩首。”又敕令各衙门不得与内官监有公文来往。由此可见，明朝建立之初，不仅禁止太监干政，而且极度限制其权力，太监的职位可谓无足轻重。
但自第六位皇帝英宗朱祁镇一朝开始，事情悄悄起了变化，不但太监编制扩张，职责、地位也开始变得重要起来。明英宗即位时仅是个8岁少年，政务只能靠太皇太后张氏处理，而张氏碍于身份又无法和内阁辅臣坐在一起议事，于是便令内阁在奏章中列出处理意见，由皇帝做选择题，即所谓的票拟。如此一来，皇帝只需要选择“照准”或“不准”便可，这就是古代王朝所谓的“批红”。再后来，“批红”一事索性就由司礼监秉笔太监代行。
随着时间推移，大明王朝司礼监已演变成一个秘书和情报机构，以“掌印太监”为首，下设“秉笔太监”数人，首席秉笔主管东厂、诏狱等特务刑讯机构，各秉笔分管各监、各司局。这个机构的形成和介入权力中心，成为明朝中后期太监干政的转捩点。经此转变，后宫二十四监、四司八局的大权，都逐步归集到司礼监中，逐渐形成了以掌印太监为首，秉笔太监为辅的“第二内阁”，掌印太监成了事实上的“内相”。
到了明武宗朱厚照时期，司礼监不仅是皇帝本人的机要秘书，也是耳目喉舌，甚至取皇帝本人而代之，即“遂专掌机密，凡进御章奏及降敕批疏，无有不经其出纳者”。由于司礼监主管皇帝文书、印玺、宫内礼仪等事务，一跃成为“十二监”之首，属位高权重的内廷权力最大机构，主管范围虽仅具外朝三品之级别，但无内朝之名却有内朝之实，有时权力可与内阁首辅匹敌。随着太监集团势力不断扩大，朝廷规定，内外廷官僚职位设置皆相对应，司礼监对应内阁与御史，掌印太监位尊可比首辅，且有“权过元辅”之称；秉笔则职同次辅，掌东厂者权重堪比左都御史兼次辅……
这个局面的形成，除历史大势和环境因素使然，也与太监们较之明初整体素质提高，有能力帮助皇帝分担烦琐事务有关。而更重要者，则出于掣肘内阁和御史的政治需要，因为大明王朝到了中后期，世风日下，朝廷动荡不安，一个又一个皇帝，除了弱小登基便是昏庸好色之徒，朝政处理多依赖内阁辅臣，权力随之下移，造成尾大不掉之势。司礼监群体的崛起，成为对抗、制衡内阁的第二股势力，使帝国权力的天平以皇帝为中心，再次达于平衡——这是太监集团和皇帝本人都愿意看到的。
此时的冯保，权势虽已显赫，仍想更进一步，坐上司礼监的头把交椅——掌印太监，并为此费了不少心机和钱财，用来打通关节。到了隆庆四年（1570年），司礼监掌印太监的位子终于有了空缺，按例应由冯保升补。但时任内阁首铺的高拱为了报答照应、举荐他的太监陈洪，违例推荐御用监太监陈氏替补。后来陈洪出缺，高拱又推荐尚膳监太监孟冲作为补充。冯保见自己钱财、心力都付之东流，且论资排辈应推而未被推，好事难成，不觉心生怨恨，自此便与高拱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
冯保虽没有当上掌印太监，但由于长期担任司礼监的秉笔太监，权位亦十分重要。因此，他和高拱之间经常发生或明或暗的争斗。在隆庆驾崩到万历皇帝登基这段时期，双方争斗趋于白热化，无不绞尽脑汁利用改朝换代的机会将对方置于死地。
正在这剑拔弩张之时，高拱最先瞅准了一个机会，即在万历皇帝登基的那天，百官齐集金銮殿朝贺。不知是冯保为先帝隆庆的遗诏得以顺利传示而感到高兴过度，还是出于其他考虑，竟直立在御座之侧，怡然自得地看着众臣僚匍匐在地，磕头行礼，山呼万岁。
冯保利用打擦边球的方式，明显具有间接接受百官跪拜的举动，立即惹得满朝哗然，众皆惊愤。更出人意料的是，礼毕之后，冯保即奉旨督领东厂事务。这个变更，使高拱顿时冒出一身冷汗，立觉自己脊背发凉，手脚发麻，胸闷气喘，几乎窒息晕倒。谁都知道，这个号称东厂、专向皇帝一人负责的特务机构，如同一个地上阎王殿，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无论职位多高，都无法保证自己不会落入他们的魔掌，而一旦站着进去，十有八九是横着出来的。在冯保最想收拾的臣僚中，第一个当然是高拱。处于巨大威胁之中的高拱，自然不能坐以待毙。退朝后，他凭着自己在朝中的巨大威望和资历，立即发动全体言官（给事中、御史），先发制人。言官们依仗人多势众，猛烈参劾冯保矫诏使气等罪行。高拱认为，仅此一条，就可把冯保扳倒。
然而，素来骄傲自大的高拱却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也低估了冯保的能量。他万万没料到冯保凭职务之便，将这些奏章全部扣匿的同时，又跑到张居正跟前求计。张居正的性格恰好与高拱相反，他精于谋略，城府极深，对高拱的高傲独断、专横跋扈以及不把别人放在眼里的做法怀恨在心，早有除掉高拱的念头，只是时机尚未成熟，也就心怀玄机未有半点流露，暗中等待给予对方一剑封喉的机会。现在，时机终于来了，作为英雄，首先要善于抓住时机，否则，便不再是英雄。
当冯保怀着惊恐又冷酷的表情前来求计时，张居正深知双方的决战已不可避免，既然战刀已经出鞘，就必须带血而还，且争夺和拼杀的目的都是使自己的权势得到稳固。于是，张居正顺水推舟，以政治家出色的才能和胆识，为冯保献出奇计。他知道，只要此计一出，高拱必败无疑。
冯保按照授意，急忙进宫见两位太后，即万历帝的生母慈圣皇太后和嫡母仁圣皇太后。见面后，冯保磕头不绝，声泪俱下，添油加醋地将高拱在先帝隆庆皇帝驾崩时所说的“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一句，篡改成“高拱斥太子为十岁孩子，如何做人主”，并谎称高拱要废掉万历，准备拥立周王做皇帝云云。
万历皇帝的母亲虽是太后，年龄只有30多岁，对政治角逐的洞察力自然不够敏锐，况且她早已风闻高拱其人专断独行，在朝廷上下唯我独尊，有时连太后和皇上也不放在眼里。回思往事，瞻顾前程，太后在冯保一番添油加醋、无中生有的泣诉后，终于被激怒，认为夫君驾崩，儿子刚刚登基，不显示点皇家威严和厉害，谁人再肯信服？于是，她决心站出来惩治这位声名显赫又专横跋扈的首辅大人。而在即将展开的这场政治决斗中，小皇帝万历也以少年天子的威严站在了冯保一边。当万历还是皇太子的时候，冯保就日夜伴随着他，提携掖抱，悉心照料，几乎形影不离，小小太子曾亲切地称他为“大伴”或“冯伴伴”，并视为心腹。冯保过往付出的心血，终于等来了今日的回报。
东厂特务机关旧址
第二天，百官奉召在宫门前集合。冯保手执黄纸文书，诸臣僚跪听宣读。这是两宫太后的懿旨，也是新皇帝的圣旨。只见冯保高声宣读曰：“仁圣皇太后、慈圣皇太后、皇帝圣旨：告诉你等内阁、五府、六部诸大臣，大行皇帝殡天前一日，召内阁三大臣于御榻前，与我母子三人，亲授遗嘱：东宫太子年幼，全赖尔等大臣辅导，但大学士高拱，揽政擅权，威福自专，全不把皇上放在眼里，使我母子昼夜不安……”
黄纸文书一经宣读完毕，大臣们一个个呆若木鸡，只有张居正心中有数，暗自窃喜。跪在最前列的高拱更是神色大变，目瞪口呆。未等他反应过来，已被褫去官衔职位，勒令即日出京，遣返原籍。这位声名显赫的内阁首辅，原以为这次召集群臣，是采纳他的计谋驱除冯保，没想到大祸竟落到自己头上。天威凛然，不可侵犯。由于圣旨说“即刻起程，不许停留”，高拱连家都没敢回，便在街上雇了一辆牛车，又羞又愤地回到河南新郑原籍去了。
正所谓“鹬蚌相争，渔人得利”，高拱倒台，张居正取而代之。十年之后，痛定思痛并明白过来的高拱，终于向这场决斗的幕后主角射出了复仇的利箭，致使张居正全家罹难。此为后话。
却说高拱被赶走不久，另一名阁臣高仪也病故了。这两个顾命大臣的一走一死，使已成为内阁首辅的张居正高兴异常。他推荐了一个对自己构不成威胁的好好先生、原礼部尚书吕调阳入阁作为自己的助手，而实际上朝政大权完全控制在张居正手中——这时，距隆庆皇帝去世才刚刚一个月。
张居正以胜利者的姿态，登上了大明王朝为他铺展的政治舞台，开启了一个变革图强的新时代。然而，已从晕头转向中渐渐清醒过来的朝廷命官，通过或明或暗的渠道，得知了高、冯决斗的大体缘由，以及张居正在幕后所扮演的角色，一时议论纷纷，对高拱的厄运给予同情，对张居正勾结内监极为不满。在这种情绪和同情高拱者的暗中串通鼓动下，朝廷内外谣言四起，舆论喧腾，冯保和张居正双双被掀上了风口浪尖。面对这一危局，张居正知道事泄并由此触犯了同僚，对此颇感不安。作为帝国的大学士和新晋首辅，如果不能树威，便不能服众。如何树威服众，就要沉下心来，细思深谋，暗中寻找出手的机会。
终于，一个天赐良机到来了。
万历元年（1573年）正月的一天，小皇帝朱翊钧依照惯例上早朝，当他出了乾清宫，只见一男子穿着太监衣服，在朦胧的曙色和惨淡的星光照耀下，躲躲藏藏，形迹可疑。这个男子很快被机警的皇帝卫队拿下，经冯保询问，此人自称叫王大臣，原是一名南兵，是从蓟州总兵戚继光那里来的。
明朝的嘉靖、隆庆年间，经过戚继光等将领率部在西南沿海奋战搏杀，海上倭寇基本荡平，而北方鞑靼土蛮、董狐狸两个部族却常到大明疆域骚扰掠夺，造成严重边患。隆庆元年（1567年），已入内阁的张居正把江南名将戚继光调到北方，让他总管蓟州、昌平等北方各镇的兵事并节制各镇总兵。一代名将戚继光一上任，看到边兵久缺训练，毫无战斗力，便决定从头开始操练兵马。他从在南方训练出来的“戚家军”中抽调一部分将士，作为练兵骨干和头领遣到军中以作示范，这个王大臣便是南兵队伍中调往北方的一员军士。意想不到的是，来到北方的王大臣，经受不住环境和生活之苦，加之思念江南家乡，便决定跑回南方故地。当他借着月色溜出军营来到北京城时，忽然萌发一个逛逛紫禁城，回到家乡在父老乡亲面前吹吹牛皮的念头。于是，他左拐右穿，终于来到了巍峨壮丽的紫禁城下。这时天近黎明，城门已开，一些穿太监衣服的人进进出出，很是热闹。出于一时好奇，王大臣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大着胆子偷了一套太监衣服穿在身上，混进宫去想看个究竟。因他不识路径，在紫禁城内东跑西逛，眼看天色微明，想出宫却找不到道路。正在他心惊胆战、焦急万分的时候，只见一大群人簇拥着一个男孩朝自己走来。他躲藏不及，被卫队、宫监当场捉住。
《帝鉴图说》书影
《帝鉴图说》乃大明万历朝内阁首辅、大学士张居正（1525—1582年）所撰的奏御之书，取尧、舜以来善可为法者八十一事，恶可为戒者三十六事，每事前绘一图，后录传记之文，而为之直解。书成于隆庆六年（1572）年，取唐太宗“以古为鉴”之语名之曰《帝鉴图说》，书中所载，皆史册所有。《帝鉴图说》主要是当时冲龄之年的小皇帝明神宗，即万历皇帝学习的启蒙读物，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以“圣哲芳规”为题，讲述了历代帝王励精图治之举；下篇以“狂愚覆辙”为题，剖析了古今君主倒行逆施的罪恶行径
由于王大臣的供词牵扯到戚继光，冯保知道张居正跟戚继光关系非同一般，便把此事告诉了张居正。张居正闻听，先是一惊，沉默半晌后，心生奇计。他对冯保说：“戚继光现握军权，绝对不能把他牵扯上。至于王大臣此人的处理嘛——”张居正附在冯保的耳边悄悄说：“可以借机除掉高氏。”
冯保心中自然明白对方所说的高氏，就是被赶走的那个首辅高拱。张居正显然是要借刀杀人，以此对高氏家族斩草除根。
冯保心领神会，顿觉张居正手段狠辣，但却乐意干这个差事，因为高拱首先是他的敌人，然后才是张居正的敌人。回去后，冯保立即派一个叫辛儒的太监，给王大臣换上一件蟒裤，带上两把剑柄上饰着宝石的短剑，然后押送到由冯保作为主监人的东厂，由辛儒陪着饮酒。辛儒对王大臣说：“你惊了圣驾，一定要追究主使你的人。你要不讲，就得被活活打死。”
王大臣闻听，吓得魂不附体，扑通一下跪倒在地，涕泪纵横地哀求辛儒出面救他。
辛儒故作温厚、怜悯状，压低声音道：“看在你上有老，下有小的分上，我就救你一次。这样吧，你只要说是高相国派你来行刺皇上的就没事了。”
“高相国是谁？我不认识他。”
“你就说是高相国的仆人来找你的就行了，他的仆人叫高旭。你只要这样说，我保你不但可以免罪，而且还可以得到一千两银子，封个一官半职。”
“噢，还有这等好事？”王大臣立即打起了精神，从地上爬起来，瞪大眼睛问。
“这是你祖上烧了高香，祖坟冒了青烟，烟雾多了就生出你这一档子好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辛儒说道。
《万历起居注》书影万历元年（1573年）正月初五日，小皇帝传谕内阁提前举行日讲
传万历书法拓本
王大臣很快答应了，并在冯保审问时按辛儒所教重复了一遍。冯保拿到证言，立刻派人去新郑逮捕高拱的仆人高旭。消息传出，满朝震惊，臣僚们怎么也不相信聪明如高拱者会干这种蠢事，必是有人暗中搞鬼，欲致高拱于死地。于是，在高拱亲信们的联合鼓动下，群臣一齐上表，要求皇帝慎重查处。未久，皇帝下诏让冯保和都御史葛守礼、都督朱希孝一同会审此案。
高拱的仆人高旭很快被解到京城，平时与冯保不睦的朱希孝不相信“高旭刺圣”一说，为揭露冯保的阴谋，心生一计，找了一些校尉，把高旭杂在当中，要王大臣辨认，王大臣自然认不出来。
会审开始，按照规定，要先对被指控犯罪者打一顿板子，然后过堂。当板子打到身上时，一直蒙在鼓里的王大臣哀号道：“不是说好了要给我银子、官职吗，怎么又来打我？”
冯保一听，大怒，厉声问道：“是谁指使你干的？”
“不就是跟你一样打扮的人教我的吗？怎么又反来问我？”王大臣死到临头还不知自己掉进了陷阱。审讯官冯保没想到场面会在这时失控，乃厉声斥责道：“胡说！那你上次怎说是高相国？”
“是那个太监要我说高相国，我怎么认得什么高相国、矮相国？”
冯保闻听，面如紫茄，慌乱中，竟一时无言以对。朱希孝趁机问道：“那你这蟒裤、双剑，又是从哪里来的？”
“也是那个太监给我的。”王大臣指着冯保说。
朱希孝不再追问，吩咐退堂。冯保一见阴谋戳穿，便秘密派人给王大臣饮了哑药。
王大臣无法说话，又不通文字，案子无法审下去了，最后刑部只好以王大臣是个傻子，犯了惊驾罪而将其斩首，草草了结此案。
因此一无中生有的案件，高拱一家险些被灭了九族，高拱吓得赶紧关上大门，谁也不再接见。而高氏的党羽门生，路过中州的时候，怕受牵连，也都绕道避开新郑。至于朝中各色臣僚，从这次事件中，真正认识了张居正的厉害，为避杀身之祸，不得不对其表示臣服。
至此，在万历皇帝当国的初年，朝中形成了两股强大的政治势力，代表人物分别是张居正和冯保，而张、冯的短暂结合，对日后的政治乃至万历皇帝本人的性格与作为，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