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2月29日是一个星期日，这是英国近50年来最冷的一天。法国同样寒冷，气象局提示这个月是自19世纪开始有气温记录以来最冷的一个月。整个欧洲都被漫长的冬天笼罩着，在有些人看来，这个冬天跟战争时期一样让人记忆深刻。从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回到英国伦敦的作家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说：“我终于理解了朋友们说的‘这比战争还糟糕’。这种寒冷已经不是对自我牺牲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的考验了，这简直是地狱。”就连一向乐观的温斯顿·丘吉尔在1946年底也忍不住悲观起来：“欧洲为何沦为这般田地？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到处是流离失所、饥寒交迫、惶惶不安、不知所措的人们，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家园被破坏，还要时刻警惕新出现的各种恐怖威胁悄悄向自己逼近。那些所谓的‘胜利者’欢呼雀跃，而被征服的人却只能在惊恐绝望中忍气吞声。”
在伦敦和英国大部分地区，圣诞节过后没几天就开始断电，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来年4月。天然气的压力只能达到标准的四分之一，燃气灶的火焰总是忽明忽暗。运输业几乎陷入停滞，这让煤炭调度雪上加霜。人们用了一个双关语调侃倒霉的燃料和电力部长艾曼努埃尔·辛维尔—“和辛维尔一起颤抖吧！”巴黎的情况同样糟糕。学校和办公室无法供暖，许多孩子生了严重的冻疮，手连笔都握不住。临时断电时有发生，以至于正在工作的外科医生不得不停止手术。
严寒成为困扰整个欧洲的问题。经历过这场灾难的人但凡要写日记或信件，必定以天气情况作为开头。伊舍伍德写道：“大雪就像是正在入侵我们的敌人。”他很可能梦到了位于美国西海岸、阳光明媚的家。他说：“士兵们（在一些地区）开始用火焰喷射器与严寒战斗。报纸上常用准军事化的语言称‘苏格兰孤立无援’或‘英格兰被分割’。”一天晚上，他去剧院看戏。演员们在空荡荡的房子里表演，“他们英勇地脱掉大衣，只穿着日常的室内演出服。而寥寥几个挤在一起的观众则穿着毛衣、大衣，还用围巾护着脖子，一直裹到下巴的位置”。
詹姆斯·李·米尔恩在1947年1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就算穿着雪地靴和皮大衣，我依然感觉很冷。所有水管都冻住了，根本不可能洗澡。就连厕所的下水管道也被冻住了。我们明明生活在20世纪，可是现在连最基本的文明要素都被剥夺了。”
1946年春，南希·米特福德搬到了巴黎，在那里一直住到1973年去世。她说，那时候在家里什么都做不了，就算戴着手套，手也被冻得僵硬。 “每吸一口气，呼吸道都像被剑刺到一样。”她在给妹妹戴安娜的信中如是说。她说，整个城市的水管都在爆裂，水溢得到处都是，流到街道上后很快便会结冰：“我们镇上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水管大规模爆裂的情况。每户人家都像有瀑布似的。”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一直为《纽约客》撰稿的巴黎记者弗兰纳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彷徨无助，仿佛大难即将来临……巴黎乃至整个欧洲都笼罩在不安之中……人们担忧着，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就会爆发可怕的事情……整个欧洲大陆好像正在慢慢进入一个新的冰河时代。”
食物和物资供应的紧张成为未来滚石乐队的明星比尔·怀曼在那个冬天中最难忘的记忆。当时他只有10岁，名字还叫威廉·帕克斯，跟家人住在伦敦东南部。父亲原本是一名瓦匠，但由于天气原因失业了。家里有5个孩子，生活非常艰难。“没有足够的食物，”怀曼回忆，“所以爸爸揍我们几个，让我们不吃晚饭就上床睡觉。”这种惩罚很残酷，不仅因为挨打和挨饿，更重要的原因是“在我们住的房子里根本睡不着。天气很冷……窗户里面都结了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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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许多欧洲人来说，严寒、断电、饥饿其实是欧洲衰退、陷入混乱的表现。西里尔·康诺利说：“欧洲在道德上和经济上都输了。我们原本在欧洲文明的光辉下成长、、写作，我们享受恋爱和旅行。如今这座雄伟的剧院依然是一堆废墟—大幕的绳子磨损了、中间的柱子断了、桌椅破碎、玫瑰花在架子上枯萎。所有的一切都只剩下个空壳。”
到1946年底，几乎没有人敢相信复苏即将到来，甚至没有人认为会有复苏的可能性。有些人甚至觉得世界末日就要来临。迪安·艾奇逊告诉杜鲁门总统：“欧洲和远东的形势已经非常清晰，存在于我们祖祖辈辈认知中的世界框架正在遭受严重威胁。”
事实上，欧洲复苏的速度比任何人预期的都要快得多—这主要归功于美国，以及迪安·艾奇逊等人，尤其是乔治·马歇尔，是他们找到复苏的途径。战后美国的首要任务是防止西欧落入共产主义者手中。次年夏天启动的“马歇尔计划”就是冷战的产物。为了恢复战后经济，在接下来的4年里，美国拿出了130亿美元进行援助，这比其历史上其他时期的总和还要多。援助计划具有长远意义，而且对美国自身也大有益处，并在未来改变了战后世界。我们再回到欧洲复苏问题上—通常情况下，细节的改变最能证明欧洲复苏的动向。珍妮特·弗兰纳在1946年年中做了一个有趣的调查：巴黎女性在光顾百货商店时，买得最多的自然是内衣，但购买量第二高的物品却是婴儿车。这从生物角度来说，证明人们对未来开始有信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