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皇很少离开皇宫，百姓面见他的机会少之又少。即便天皇在1946年初昭告全国称自己也只是一个普通人，但是当国民们得知天皇会在11月3日（星期日）的早晨出现在东京市内时，还是忍不住涌上街头，想要一睹这位天照大神后裔的风采。在前往日本国会大厦的途中，昭和天皇裕仁坐在马车里，瘦弱的他看上去有些紧张局促。随后天皇出席了一个非常严肃的仪式，颁布了极具开创性的日本新宪法。
日本战败之前，昭和天皇对民主、和平主义、妇女选举权以及西方宣扬的公民权利没有丝毫兴趣。那时的他坚持帝国专制主义、等级制度、贵族头衔和封建土地所有权形式；而现在他和大臣们则要宣布实行君主立宪制、授予妇女选举权、免去贵族的爵位、让司法独立以及进行大规模土地改革，最具革命性的是废除日本的武装力量。天皇表示：“日本人民永远不会将战争或者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大臣们大多来自贵族阶级，他们在整个仪式上都显得十分不自在。天皇看上去也气色不佳，不过目前这种情况对他来说已经算不错了。毕竟，他逃脱了绞刑，并且还坐在宝座上。
在盟军最高统帅的总部，日本真正的统治者麦克阿瑟将军对此非常满意。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当时是访问日本的美国国务院官员之一，他说麦克阿瑟总是表现出“追求崇高目标的强势和自信”。他以高压手段强行让新宪法得以通过，就能充分证明这一点。不过，这的确是麦克阿瑟做过的最好的事情之一，这是把日本变成一个典型民主国家的关键一步。只不过他是通过威胁和恐吓的手段实现目标的。一位手下说他的行事作风“让人想起黑帮老大阿尔·卡彭”。1
一些美国律师和法律学者仅仅用了10天时间就炮制出了日本的新宪法。来自布鲁克林区的查尔斯·凯兹上校在战前是一名律师， 他负责撰写了宪法的大部分内容。他表示自己对日本一无所知：“我不懂日本的历史和文化，我对日本的了解都是来自报纸。”2
1945年底，麦克阿瑟先是命令日本人制定一个“现代、民主、能够保障所有人自由的法律框架”。鉴于美国宪法在美国人的生活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所以他要求日本人要以美国宪法为参考。几周后，极端保守的大臣们提交了一份草案，其中包括天皇仍是至高无上的君主、妇女不能投票、平民不得参与选举、权力仍掌握在贵族手中等内容。麦克阿瑟立即否决了该草案，并威胁他们，称盟国和华盛顿政府中有许多人都想要推翻天皇，并好好审判他。他表示自己“不能全权做主”（其实麦克阿瑟很少会示弱），如果日本政客不“深入合作”，那么其他盟国很可能对天皇下手。日本人只有10天的时间做出决定，否则他将自己制定一部“激进的”新宪法。与此同时，麦克阿瑟命令副手考特尼·惠特尼将军组织一帮美国人起草新宪法，在这部宪法里，天皇将成为立宪君主，美国式的自由民主也要写进去。
日本的大臣们认为麦克阿瑟只是在吓唬人罢了。2月13日是麦克阿瑟规定的最后期限，当天上午10点，惠特尼将军带着一批官员去了日本外相吉田茂家里。等候在那里的除了吉田茂本人外，还有他的秘书以及日本宪法的起草者松本丞治教授等人。惠特尼后来非常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的情景：会晤一开始，日本代表团就为没有修改法案找借口。惠特尼立刻打断了他，把松本制作的文件推到一边，说：“10天前你们交给我们的这份宪法草案缺乏自由和民主，最高统帅是绝对不会接受的。”然后他掏出美国人做的那份有15页纸的草案放在桌子上。10点10分，他离开房间，走到阳光灿烂的花园里……恰巧那时，一架美国飞机从他们头顶飞过。又过了15分钟，外相的秘书白洲次郎从屋里走出来向惠特尼请教一个问题。将军意有所指地说：“在这里，我们能够享受原子能的温暖。”这句话非常有震慑力，使得日本代表团的心理发生了巨大转变。
上午11点，惠特尼回到屋里。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日本人，如果他们不立即接受盟军最高统帅部提出的宪法草案，那么接下来天皇的地位就未必能够保得住—美国将就他们的草案进行全民公决。在当时，比起把人民带入灾难性战争的日本统治阶级（自然包括房间里的这些日本人），日本民众更喜欢麦克阿瑟，所以他们一定会支持后者。这个策略很残忍，但它奏效了。日本代表团接受了现实，在此之前他们甚至怀疑“自己是否会被带出去枪毙”。3
在那次充满戏剧性的会晤后不久，有人把日本首相币原喜重郎引荐给了宪法的主要起草人凯兹。首相问：“您认为这能让日本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吗？”凯兹回答：“先生，我们可以试试。”4
麦克阿瑟后来说，制定新宪法是他担任美国驻日盟军最高统帅的5年里做过的最重要的事情。他常常说应该把日本人看作误入歧途的孩子—他们还不成熟，“就像德国人一样”。他在发给国会的一份文件中写道：“如果说盎格鲁-撒克逊人在科学、艺术和文化方面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人45岁的阶段，那么德国人也是如此。然而，日本人却不同，尽管他们的历史更悠久……却还是处于蒙昧状态。如果用现代文明的发展程度来衡量，他们就像一个12岁的孩子。相较于45岁的人，他们更易受新模式、新思想的影响……它们离原点很近，更容易被塑造，也更容易接受新鲜事物。”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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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昭和天皇颁布新宪法的几周前，日本政治文化月刊《时事新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批评新出版的麦克阿瑟传记内容太过谄媚。那本传记中用“活神”和“乌云中的太阳”这种过去只有形容天皇才能用的语句来赞美这位将军。尽管《时事新报》对麦克阿瑟和占领军是支持的，但是对这种过分的谄媚却并不认同，它非常理性地指出：“如果还把政府的定义与神或者伟人联系在一起，那么民主政府就不会变成现实。我们担心麦克阿瑟将军离开日本后，某个神会再度出现，然后继续施行那种能够导致太平洋战争的独裁统治……麦克阿瑟将军用聪明才智管理战后的日本，开辟出一条民主的道路，我们确实要表达对他的感激之情，但不应该是把他奉为神，而是应该脚踏实地、自尊自爱、不再有阶级之分。”这篇文章后来被撤下，并禁止在以美国人为主要读者群体的《日本时报》上翻译转载。因为有些人认为它的内容不妥，有可能损害占领军的声誉。6
不论是“二战”之前还是“二战”期间，媒体都遭到严格管制，绝对不可以批评政府。最令人害怕的是“思想警察”，他们以极端残忍的方式对付与自己政见不同的人或给自己添麻烦的记者。在这方面却很少有人跟民主或者异议权较真。
美国人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审查机构—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受到那么大的威胁，显然是有些过分紧张了。日本社会的文化程度很高，所以审查的工作量很大。在1946年底，美国安排了6000名审查员，每个月总共要检查和翻译2.6万则报纸新闻，3800份通讯报道，2.3万篇广播文稿，4000份杂志以及1800本书刊。那些审查员跟历史上大多数从事这项工作的人一样，既无知又迟钝。而且他们的人数越多，工作内容就越可笑。以前很多作者都因为出版了政府不喜欢的作品而遭受迫害，但那段时间里并没有发生这种事情。不过在美国管理日本的4年里，也难免出现了一些奇事。审查制度引起了日本知识分子群体的不满，尤其是他们还要为占领军支付巨额费用—这些钱的用途之前一直都是保密的。
上级要求审查人员要特别留意任何与“军国主义”有关的东西，因此他们一度禁止出版《战争与和平》（下令者可能都没有读过托尔斯泰的书）。也不可以批评同盟国—在冷战的早期阶段，连苏联的坏话都不能说。与此同时，一本学术期刊也被禁止出版了，就因为其中一篇关于哥伦布的文章里提到了英国、西班牙、法国和荷兰等欧洲列强在世界上拥有殖民地。
盟军管理日本之初，最高指挥部曾就言论自由问题表过态，说只要媒体坚持“真相”，不做任何“扰乱公众秩序”的事情，就不会对他们进行过多干涉。但是渐渐地，编辑和出版商们收到的“禁忌名单”越来越长，而位列第一的就是“不应提及审查制度的存在”。它明确告知出版界人士，盟军不希望他们宣传审查制度。出版物上也不能出现诸如“通过审查”或“占领军允许出版”等字样，暗示性的话语也不能出现。7
遭到禁止的内容被规定得非常具体，但有时候却让人摸不着头脑。比如不能出现关于美军的电影或新闻短片、不能有美国士兵和日本妇女的合影、不能给吉普车里的士兵拍照、不能报道任何美国大兵的犯罪行为（其实占领军表现得还可以，这类事件并不多）、不能提及黑市交易；提到“二战”的时候，不能用日本人过去常说的“大东亚战争”，只能把它称为“太平洋战争”；不能过分夸大饥荒问题和定量配给问题；不能宣传军国主义，更不能批评盟军最高指挥部，特别是不能妄议麦克阿瑟将军。
出版界最大的禁忌莫过于广岛和长崎。任何关于原子弹摧毁城市的照片都不可以刊登。1946年8月31日，约翰·赫尔西的长篇作品《广岛》在《纽约客》上连载，同年11月在美国结集出版。一位日本出版商想把它翻译成日文，结果遭到盟军最高指挥部的阻拦。在1948年底之前，这本书在日本属于“禁书”。但是在东京的高级知识分子之间，《广岛》就像铁幕背后的地下出版物的手稿一样被私下传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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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阿瑟有一个宏大且激进的目标，他希望能够像改变日本政府那样彻底改变日本经济。他想阻止日本的工业巨头继续垄断市场，打算引入自由的市场竞争机制。麦克阿瑟经常被描述成一个头脑简单的反动分子，他迷信上帝、白人和大企业。他确实有很多右翼观点，并试图在他所厌恶的民主党人面前隐藏这些观点，但通常都失败了。当这些人是他的顶头上司时，他通常会表现出服从的姿态。其实他远比大多数评论家所说的要老练、专注且富有想象力。8成为盟军最高统帅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释放前政权关押的所有政治犯，其中包括数百名共产党人。日本共产党领袖德田球一称赞麦克阿瑟是“伟大的解放者”，那些了解麦克阿瑟观点的人听到这话后，都被逗得哈哈大笑。德田球一被关押了18年，获释当天他说：“盟军占领日本，是致力于将世界从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中解放出来，他们为日本的民主革命开辟了道路，我们对此表示最深切的感谢。”冷战开始后，日本共产党和盟军最高统帅的关系渐渐疏远，但麦克阿瑟始终认为，释放共产党人是正确的决定—除非他们违反了“他的法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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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阿瑟下令要彻底清除那些可能引发战争的人。在他看来，这意味着要摧毁财阀，也就是那些实业家集团，他们拥有并经营足以影响日本经济的巨大垄断企业。“二战”期间，日本10家大企业就占据工业和金融业四分之三的天下，其中三菱、三井、住友和安田这四家则控制了半壁江山。盟军要求他们制订解散计划。麦克阿瑟后来在回忆录中说：“世界从未有过如此不正常的经济体系。它允许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对大多数人进行剥削。这些少数人与政府勾结在一起，能够干涉政府的决策，是他们制定了最终导致战争的罪恶发展路线。”10
盟军最高统帅部的经济学家埃莉诺·赫德利向麦克阿瑟报告：“仅一个三菱集团的价值就相当于美国钢铁、通用汽车、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道格拉斯飞机公司、杜邦公司、太阳船舶制造公司、西屋公司、AT&T、 IBM、美国橡胶公司、海岛糖业公司、都乐菠萝种植园、美国轮船、国民城市银行、大都会人寿保险和伍尔沃斯百货公司的总和。”11
财阀们认为自己是不可撼动的，所以想做一些表面文章糊弄麦克阿瑟。比如他们会解雇一些快退休的高层管理人员或合并几个子公司，但实际上仍是家族控股，由他们掌握公司的实际权力。同时还想方设法钻法律的空子逃税。麦克阿瑟当然不会袖手旁观。他像对待政客们那样，要求实业家们拿出一个更好的改革方案—否则他将推行一个让他们难受的政策。
经济学家科文·爱德华制订了一个“打破垄断”的计划。这个计划中提出要广泛推行股份所有制，并鼓励建立活跃的工会组织。这完全符合麦克阿瑟在开放市场、公平竞争上的观点—在他看来，这就是美国的方式。共和党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世纪之交，就是通过推行这种富有活力的资本主义政策打破了美国的垄断。
爱德华说：“财阀对战争负有主要责任，是挑起战争的主要诱因……作为军事专制的平衡力量，它们强化了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半封建关系，压低了工资，阻碍了日本中产阶级的崛起。”12
麦克阿瑟已准备好要与财阀势力斗争到底，但华盛顿方面警告他不要再继续下去。财阀们联系了美国的商业伙伴，然后反过来向杜鲁门政府施压。日本的政客也不想打压大企业，因为他们往往是政客背后的金主。麦克阿瑟被告知，他的计划风险太大，只要日本大体上能维持自由企业制度，那么就应该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经济。这一次，他做出了战略性让步，到1946年底，麦克阿瑟的“反财阀运动”宣告结束。但这位狂热的右翼分子还是在农村取得了很大成功。他剥夺了地主们的巨额财产，让数百万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他从日本后来的选举结果来看，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小地主是天生的保守派。麦克阿瑟在日本进行的土地改革比当时铁幕背后发生的任何事情都要激进。
1946年10月16日，9名纳粹主要战犯在纽伦堡司法宫的体育馆被绞死。类似的审判也在东京进行了，并且还将持续两年的时间。不过日本的审判却引发了人们对听证会存在意义的深入探讨。从当年5月开始，针对25名日本战犯的审判就已经启动了，但是不久之后，日本和同盟国的民众就对此兴味索然，媒体也不再对审判过程进行报道。
在被日本侵略过的亚洲国家里共有984名日本人被处决，其中许多人没有经过严格细致的审判就被执行死刑了，不过这些人几乎都是虐待和杀害过战俘的日本士兵。相较而言，想要指控日本的领导人犯有“战争罪”就要困难多了。正如下面两名法官所指出的，罪责最大的战犯根本没在被告席上。澳大利亚籍法官威廉姆·韦伯爵士说：“就算犯罪头目接受了审判，却也享受了豁免权。发动战争需要借用天皇的权威。如果他不想要战争，那么在一开始就应该发挥自己的力量阻止战争。”
法国籍法官亨利·伯纳德表示，整个诉讼程序都存在漏洞，他根本无法做出公正的判决。天皇不上庭受审是“一种明显的不公平……日本反和平罪的主犯逃脱了所有起诉。用双重标准来对待天皇和其他被告有损于正义的事业”。13
据许多参与这项工作的美国人后来说，审判不仅没有取得预期效果，而且适得其反。而麦克阿瑟更是在一开始就对听证会持怀疑态度。他告诉杜鲁门，证明德国纳粹有种族灭绝意图并让他们承担罪责，是“相对简单的”。但要确定日本人的罪责，却缺少衡量的标准。负责确定被告人并对他们进行审讯的军官之一、准将索普对麦克阿瑟说，整个审讯过程就是“一团糟……我们一边推进工作，一边制定规则”。后来，索普写道：“我们想要血债血偿。但只有上帝才看到了结果。”14
对许多人来说，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不像是胜利者的正义，倒像是白人的正义。“二战”期间，那些被日本侵略过的亚洲国家遭受了极大的苦难，但法官小组中却没有一个人来自这些国家。那时候代表马来人的是英国法官，代表越南人和柬埔寨人的是法国法官。韩国曾被日本野蛮殖民了近50年，但韩国人也没能参与对日审判。20多名被告面临的指控之一是他们“参与谋划了在东亚、太平洋和印度洋夺取军事和政治统治权的行动”。在审判持续的31个月里，法国发动了一场战争，旨在抵制胡志明领导的独立运动，意欲夺回他们在越南的殖民地；荷兰也展开了针对民族主义者的战争，试图夺回他们在印度尼西亚的领土；英国军队则在马来亚与要求国家独立的游击队打了起来。
同样是殖民统治，但在衡量欧洲国家和日本的罪责时，也使用了双重标准。唯一指出这个问题的，是参加审判的印度籍法官拉达比诺德·巴尔。他承认日本在侵略和占领多个国家期间犯下了严重的罪行，但他也认为，这些罪行并非独一无二，也不是没有先例。他说：“应该回想一下……西方国家在东半球获取利益的方式其实也是通过侵略手段。”他们所说的“国家荣誉”“保护切身利益”以及“天定命运”与日本的说辞如出一辙。日本侵略者的确犯了罪，但这些罪行应该放在特定的背景下审视。15对亚洲大部分地区来说，太平洋战争的结束只是解放进程的开始，而不是结束。审判的结果是让人们更多地去思考，欧洲列强的帝国统治还能够维持多久。盟军不想听到这些信息，也不想向全世界传递这些信息。1948年，盟军处决了包括首相东条英机在内的7名前日本帝国的军事首领。在此之前，东条英机曾试图自杀，但失败了。
与发生在德国的事情一样，尽管一些主要的日本战犯被逮捕并遭到惩处，但也有一些人逃脱了—后来甚至还发达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冷战期间，他们被视为是可以用来对抗苏联的力量。曾经有几个中队的日本飞行员驾驶着飞机来到中国与蒋介石的军队作战，但是当国民党输掉中国内战后，他们又加入蒋介石的队伍并跟他去了台湾。
辻政信是日本最著名的“逃脱者”（类似的人物还有不少）。作为一名军官，他恶毒残忍，曾下令屠杀新加坡和菲律宾的士兵和平民。他是一个伪装大师，也是在日本及其殖民地从事铲除“颠覆分子”的高级情报人员。日本战败后，他先是逃过了英国人的抓捕，来到了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又在两年后回到了日本，还以中文教授的身份隐姓埋名地生活了一段时间。像一些纳粹嫌疑人一样，他手里有很多有价值的情报，所以很快就得到美国军事情报部门的重用。美国对日本的占领结束后，他又为日本的情报部门工作，筹划打击共产党的行动。尽管日本禁止“军国主义分子和极端民族主义者”重返政坛，但他却因为写了一本关于自己战时“英勇事迹”和“逃亡生活”的书而广受欢迎，多年来一直担任日本国会下议院的议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虽然说是解除了武装，但解除得并不彻底。1946年，隐藏的武器和弹药库发生了安全事故，导致数十人死亡，但消息却一直被封锁。日本还组建了由10个师组成的“自卫队”。1946年底，一个由190名军官组成的 “历史研究机构”私下里干起了军事情报工作。该机构的领导人正是“二战”期间臭名昭著的日军情报部门负责人有末精三。不仅如此，他还跟同样逃脱罪责的东条英机私人秘书服部卓四郎共同建立了一个由50名高级军官组成的“影子”参谋部，与盟军最高统帅部一起工作。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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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1月8日，天皇颁布新宪法5天后，政府解除了包括公务员、地方行政人员、政治家，甚至一些高中校长在内共计162,915人的公职。这是对他们支持军国主义或极端民族主义的惩罚—这些人还参加过一些名字怪异的组织，例如白血球联盟、黑龙协会、排外精神协会和刺刀实践协会等，他们干的坏事足以被驱逐出境。然而这种惩罚才持续了1年，就有10%的人恢复了工作，其中还包括一些前“思想警察”。到1948年底，恢复工作的人达到了三分之一，而到1949年的时候，没有恢复工作的人只剩9000个了。就像德国人一样，日本人也想要忘记历史—而且似乎还成功了。岸信介是日军占领中国东北地区时的一名当地高级官员，他制定的劳工制度曾导致数以千计的中国人惨死。“二战”期间，他是日军的军需大臣。作为甲级战犯（最高级战犯）嫌疑人，他曾与东条英机一起被关押在东京的巢鸭监狱长达两年。但他从未被起诉或审判。而且，在1957年1月，即广岛原子弹爆炸10年之后，岸信介竟然还当选为日本首相。尽管重组日本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也是美国战后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但这绝对不是正义和民主的真正胜利。17